收费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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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教育部已经把制定《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计算与核定办法(试行)》的计划写入《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安排意见》。这明确地透露出以下信息:1.学费标准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成本核算基础之上。2.成本核算应该成为国家、社会和学生对高等学校教育收支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3.学费应该体现差异性。学分制收费改革也必须遵循上述原则,本文试图沿着学分价格及其定价机制内生化进程,探讨学分成本与学分定价的内在关系。

一、学分成本的主要内容

学分成本是指以“学分”为基本单元核算和归集的高等学校教育服务成本。其基本内涵、核算范围与教育成本、生均成本都不尽相同。

(一)学分成本的基本涵义和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学分成本核算必须注意几个基本前提。第一,只考虑高等学校为提供教育服务而发生的资源耗用。也就是说,只有以高等学校名义发生的、进入高等教育服务过程的支出,才纳入学分成本核算的范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高等教育成本只考虑纳入了高等学校部门预算管理的部分投入。第二,学分成本按课程归集、按学分核算。按课程归集的成本除以该课程的学分数就是该课程的学分成本。各课程的学分成本因专业、学科、课程性质、师资水平差异而不同。它比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的核算对象更直接、更具体。第三,学分成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实际培养成本,其成本属性具有多元性。

(二)高等学校办学成本种类多样、性质复杂、共同成本庞大,核算非常困难。在学分成本核算和归集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教育服务成本与非教育服务成本

教育服务成本不能以高等学校的总收入或总支出为依据,因为高等学校的总支出和总收入并非都与教育服务有关;另外,高等学校总收入或总支出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基础,但教育服务成本核算应该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要核算基础,适当考虑其他计量基础;教育服务成本项目可以划定为教学费用、行政管理费用、学生资助费用、公共辅助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和其他费用等六大类;后勤服务、学生保险等学生自愿性消费的费用不属于教育服务成本,但学校为之补贴的部分或者学校参与并耗用的部分应该列入;学校闲置资源、未用资源、不可用却仍然挂账的资源不属于教育服务成本,但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要使用或已经列入资源使用规划的部分,可以以合理的方式和金额列入。

2.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教育服务成本按照是否可以直接归集到核算对象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学分成本按具体课程归集,直接归属到该课程的成本内容有限,大量的教育服务共同成本必须按一定原则进行分摊。学分直接成本主要包括主讲教师的课时费、教室(含实验室)占用费、教学设备占用和专用材料耗用费、教学水电费、学生实习实验费等。如果上述成本不能直接归属到该课程,可以划入学分间接成本。在学分间接成本的归集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性原则和最紧密联系原则,按课程的管理层级分课程、专业、教研室、学科、学院和学校等层次,层层分解、逐步归集。主要按课程的学分数进行分配。

3.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

教育服务成本以具体的责任单位(部门、单位或个人)为对象层层归集,如上述的课程组、项目组、专业组、教研室、学科组、学院和学校。在教育服务提供期间,该特定责任中心能够直接控制其发生的成本,为可控成本,反之为不可控成本。对于学分成本核算,我们认为应该以可控成本为主要核算内容。凡本责任中心的不可控成本,一律放到能控制其发生的更高层级责任中心统一分配;凡本时期的不可控成本,一律延伸到能控制其发生的有效期间(如五年计划、十年规划和远景目标)考虑。对于在学校层级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属于不可控制的成本,一律不纳入学分成本核算范围。

4.实际培养成本与目标培养成本

高等学校教育服务的提供与学分收费具有时间差异性,也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定价和市场交换。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产品的生产和成本核算在前,产品的定价和销售在后;学分收费则是标准制定在前,教育服务提供和成本核算在后。(1)学分收费标准不可能完全按照过去发生的培养成本确定未来的实际支出,必须考虑和预计教育服务目标培养的成本因素。(2)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远景目标等学校的资源配置和事业发展规划都可能影响学费收费标准的制定,至少应该影响到规划期在校生的学费标准。这也必然要求学校采用合理的方法处理实际培养成本和目标培养成本的关系。另外,学校也存在“研发费用是否资本化”的问题。学校的科研支出、师资培训支出、人才引进支出、为提升学校名誉而发生的宣传费用等相关支出,如果没有形成固定资产,往往一次性计入学生的实际培养成本。这会提高当前成本费用而降低未来的成本费用。

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法综合考虑不同时期培养成本(包括实际培养成本和目标培养成本),来制定学分收费标准是比较可行的,不同时期的权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

二、学分成本核算模式

学分成本核算有多种模式,以各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体制、财务管理水平与偏好来确定。

(一)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全面采用企业产品的成本核算和定价模式

政府财政拨款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比如民办公助类型高等学校、财政拨款低于30%的地方院校)、规模较小且实行集中财务管理、其财务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学校可以尝试这种模式。

(二)双轨运行,分别核算

即:学校的收支在会计核算科室遵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满足上级教育、财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要求;但财务管理科室对会计科室提供的学校收支基本信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调整数据,并指导和协助院系开展教育服务成本核算工作。在主要依赖政府拨款、规模较大且业务活动多样化、实行校院(系)两级财务管理模式、财务管理水平一般但拥有一批熟悉管理会计的财务人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这种模式。

(三)多类别多层级成本核算,广泛运用管理会计技术和手段

即:学校层级遵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学院层级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在学科组、专业组及项目组层级则按责任中心核算其责任成本。在学分成本核算上从最底层级开始,逐层汇总。每层级主要核算其可控成本中的直接成本,可控成本中的间接成本一般由上一层级组织分配,不可控成本逐级上移至可控层级组织核算。在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机制完善、财务管理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这种模式。三、学分制收费与学分价格

学分制改革当然会要求学分制收费制度的变革。在“改良的学年制”下,学分制收费只是学年制收费的简单换算,学分价格是外生的。即国家规定的学年制收费标准实质上机械地固定了学分价格,其定价机制依然是学年制学费定价机制。这主要是在学分制试行的初期阶段,学分制收费制度的创新往往被忽视,而仅仅作为适应当期学分制改革的权宜之策。

随着学分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想充分挖掘和发挥学分制的质量监控、效能刺激等方面的边际功能,推进高等学校的整体建设和长远发展,高等学校必须在建立和完善学分成本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把学分收费与学分成本紧密联结。国家应该在坚持高等教育收费宏观控制的同时,重视并尊重高等学校和学生的学分定价自,促进学分定价机制的内生化。即:在核定不同学校、专业、年级、层次教育服务产品的服务成本的基础上,结合教育服务供给和需求特点进行差别定价。这种学分价格是内生于教育服务过程的,其定价机制也充分体现了教育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权利和义务。

学分价格有三种基本模型。

(一)学年制学分定价模型

在学分制改革初期,可以采用学年制学费换算模式。学年制学费实际上已经在学科大类上体现了差别定价,如文史类、理工类、艺体类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另外,同一学科大类不同专业因为学分数的不同,单位学分的价格在实质上也有差异。同一专业不同课程、同一课程不同级别(如初级、中级、高级)虽然在单位学分价格上相同,但具体课程也从赋予学分多少的角度,在总学分价格上体现出了差异性。

学年制学分定价模型的基本原理是:1.根据国家收费政策的规定,在不同地区、不同学科大类上体现教育服务成本的差别,即高成本高收费的成本补偿原则。2.在相同学科大类里的专业差异、课程差异、师资差异可以通过学分数的调整来间接体现。可以在不突破总标准的前提下,通过课程门数和毕业所需的基本学分数的调整来调整单位学分价格。也可以在不改变单位学分价格的情况下,赋予重要课程、品牌和优质课程更多的学分数来提高该课程的价格。

(二)生均成本定价模型

在广泛开展生均成本计算与核定的情况下,可以按生均成本制定学年收费标准,并适用学年制学分定价模型。也可以将生均成本换算成学分成本,从而适用学分成本定价模型。生均成本与学分成本的转换方法是:对生均成本项目逐项、逐层分解为学校共同成本、学院可控成本、学科及专业所属成本、课程负担成本,再根据相关性原则按课程归集和汇总。该课程学分成本=该课程总成本/该课程学分数。

(三)学分成本定价模型

1.以学分成本为基本依据确定学分价格

学校不允许学院突破政策规定的收费标准,原则上各专业基本收费标准遵照国家规定。学校可以授权院系自主决定该专业内不同课程、不同教师、不同档次教育服务的学分价格,包括学分单价和学分总价。在毕业所需的基本学分之外的教育服务产品,学校和院系完全参照企业的定价机制确定学分价格。学分价格=学分成本×课程综合权重。

课程综合权重由课程、教师、管理水平、学生评价和偏好、学生负担能力和学校发展等因素进行加权计算。在权重选择中,要符合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受益原则要求凡是学生直接受益多的课程,权重则高;凡是外部性大的课程,或学生受益比例相对较小的课程,权重则低。负担能力原则要求凡是绝对成本大,部分学生难以承担其成本的课程,权重则低;凡是成本不高、学生自愿选择的课程,权重则高。

遇到高成本低产出课程时,要深入分析其原因。如果是成本控制不严,只能根据学生需求调整权重,原则上不得高于同类课程;如果是资深教授讲授的水平高、专业性强、受众少的课程,可以考虑该课程的外部性和学生负担能力,调低权重;如果是冷门课程,且对学校发展无显著影响,可以考虑不调低权重,利用学生的选择淘汰该课程。

2.做好各项配套改革

收费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近年来，中国保监会就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尝试建立中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2003年3月，中国保监会重新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明确规定了监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有效范围，即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由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与分项监管指标共同构成。

非寿险公司的综合性监管指标仅有一个——偿付能力充足率，其计算公式为：

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偿付能力额度/法定偿付能力额度)×100％

分项监管指标共有11个，涉及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资金运用能力、偿付能力与财务状况等方面。若保险公司有4个或4个以上监管指标值超过正常范围，中国保监会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系列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改进方案。保监会针对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分别设计了两套分项监管指标，非寿险公司的分项监管指标见表1。

《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2001年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其监管指标管理规定》，标志着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将成为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部分。然而，该套指标体系自使用以来，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是在借鉴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监管指标的设计是否合理有效、是否符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实际验证。

二、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有效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监管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应该与真实的偿付能力状况基本一致，即分项监管指标与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一致性。如果监管指标不能对偿付能力状况作出有效说明，又如何对未来偿付能力状况作出准确的预测呢?现行的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是否能解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本文将建立模型对指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一共选取了我国21个非寿险公司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逐年计算它们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其中，选取少于5年财务数据的保险公司有8家，分别是：美国联邦(2003-2005年)、三井住友(2001-2005年)、太平财险(2003-2005年)、太平洋财险(2003-2005年)、平安财险(2003-2005年)、中华联合(2003-2005年)、美亚深圳(2002-2005年)、三星火灾(2003-2005年)。选取6年(2000-2005年)财务数据的保险公司有13家，分别为：东京海上、民安深圳司、民安海口、丰泰上海、美亚广州、美亚上海、皇家太阳、永安财险、华泰财险、华安财险、大众财险、中国人保、天安财险。以一个年度的统计结果作为一个样本数据，一共统计了100个样本数据。所有数据源自《中国保险年鉴》2000年至2005年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统计结果

样本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

对100个样本的统计结果表明，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1的样本有81个，占样本总数的81％；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的样本有19个，占19％。统计结果初步显示，毛保费规模率、速动比率和认可资产负债率这三个指标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偿付能力状况。为了更好地反映出监管指标的有效性，本文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作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问题。对模型的设计如下：

(1)因变量，本文选取偿付能力充足率(Y)作为因变量。若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1，则偿付能力充足，定义其值为“0”；若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则偿付能力不足，定义其值为“1”。

(2)自变量，选取《新规定》中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作为自变量。由于数据难以全面取得，只取11个监管指标中的10个作为自变量，舍弃了融资风险率指标。

模型使用的软件工具是SPASS11.5。

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时，对自变量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很敏感；如果多重共线性程度较大，回归结果也会受到影响。表3是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部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中度相关，如X1与X2、X3与X4等；个别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X9与X10。进一步检查自变量之间的容限度和方差膨胀因子，变量之间的容限度都比较大，多数都在0.5左右，最小的为0.128，基本排除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在排除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后，本文采用ENTER(全回归方式)将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表4-6。

表5是观测量分类表，分类精度为100％，说明方程的识别率比较高。但是否10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识别率都比较高呢?表6给出的回归系数Wald检验值很小，很难拒绝虚无假设，并不能说明白变量的作用，必须比较包括每个变量的模型与不包括这个变量的模型，用对数似然值的变化进行检验。

为了显示每个自变量的作用，本文再一次检验不包括各个自变量对数似然值的变化情况，使两组自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模型。其中，前一组就是原来的10个自变量，采用ENTER方式进入模型；后一组是各个自变量，采用Forward：conditional方式(前进法)将各个自变量分别带入模型，其目的是将第一组中没有解释作用的自变量剔除。本文一共进行了10次回归，结果显示：在模型嵌套的回归方式中，自变量X1、X4、X5、X6和X8都从最终回归系数表中一一被自动剔除了；而如果将X2、X3、X7、X9和X10这5个自变量剔除，则对数似然值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7)，说明在这10个自变量中，X2、X3、X7、X9和X10对模型的分类结果具有显著意义，不能被剔除。

三、结论及改进建议

(一)实证结论

1.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保费收入增长率对偿付能力状况的解释并不显著，而自留保费的解释作用却比较显著。这可能是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了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的样本中，如果剔除中国人保、太平洋财产的相关样本，自留保费增长率指标在整个模型中的解释作用会更好。由于中国人保、太平洋财产两家非寿险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其目前的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与早期的粗放经营有关，与保费增长无关。而余下的新兴非寿险公司发展正处于迅速扩张阶段，业务增长过快使得保险公司的承保金额增长和赔付责任加大，从而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偿付风险。因此，保费收入增长率和自留保费增长率指标对新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作用更为重要。

2.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反映了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对其承保责任的保障程度。无论是根据指标范围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是指标的有效性实证结果，均表明该指标具有有效性。该指标之所以有效，其原因可能在以下两点：一是毛保费规模率的设置合理，符合我国保险市场的特点。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不能保障其日益增大的承保责任，是导致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二是我国非寿险业的情况比较特殊，大部分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小于零。根据保监会的规定，若本年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零或负数，则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值为999％。因此，大多数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其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值都为999％。该指标值的特殊化，也可能是实证结果显示指标有效的原因。

3.偿付能力额度变化率指标被证明有效性不高，在有效区分两类样本模型中的贡献并不大。相关性分析表明，该指标与毛保费规模率、认可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比较大，这可能也是影响指标在整个模型中有效性的原因。如果剔除毛保费规模率、认可资产负债率两个自变量之后，偿付能力额度变化率对模型的作用会增加(见表8)。我们不能认为该指标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没有说明作用，只是模型中存在比该变量更为有效的指标，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更有效的变量将该指标剔除了。

4.实证结果表明，两年综合成本率指标和资金运用收益率对模型的贡献不大。前文已述，我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营管理问题，因此这两个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能力较低。

5.实证结果表明应收保费率指标非常特殊。对于偿付能力充足的样本，该指标值一般都符合保监会的规定；而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该指标值却超过了正常范围。这一统计结果与最初指标设计的意义背道而驰。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新兴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处于迅速发展的业务扩张阶段，应收保费率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而那些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很高，应收保费的大量增加根本威胁不到它们的偿付能力，因此该指标的监管作用不能得到发挥。

6.速动比率是衡量非寿险公司短期偿付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非寿险公司的业务期限较短，该指标对非寿险公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实证结果也表明该指标在模型中较为重要。认可资产负债率被证明也是有效的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认可资产负债率的计算公式与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仅仅是相对数与绝对数的差别。保监会对该指标的正常范围设置也十分合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凡是该指标超过正常范围的样本都是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认可资产负债率的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也一致，该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作用较好。

综上所述，我国的非寿险市场比较特殊，非寿险公司的地域发展和规模大小的不平衡性明显，因此，理论上有效的监管指标对我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解释作用并不一致。根据实证分析和统计结果，我国地方性外资非寿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强，指标值的大小变化只会导致它们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发生变化，并不会导致偿付能力不足。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保险公司中，中国人保、太平洋财险和平安财险的经营已进入一个稳定阶段，它们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早期的粗放经营、固定资产过多导致的认可资产绝对数额小于认可负债；毛保费规模率、速动比率、认可资产负债率和资产认可率这四个指标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意义较大。而其他的新兴保险公司正处于扩大市场份额的业务扩张阶段，偿付能力不足往往是由于实际资本的增加跟不上承保责任的增加造成的；除了以上四个指标外，保费增长率、自留保费增长率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影响更为重要。而应收保费率、两年综合成本率和资金运用收益率的有效性比较差，对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影响作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改进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条改进建议。

1.删除相关性过高的指标，尽量减小指标之间的自相关影响。应对目前的监管指标进行适当筛选，构建新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使分项监管指标对偿付能力状况反应较为敏感。在利用现有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对现在和未来的偿付能力状况进行评价和预测时，要特别注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某年度有4个或4个以上不相关的指标超过正常范围，必须引起更大的重视，因为这种情况要比4个及4个以上相关指标超过正常范围严重得多。

收费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近年来，我国非寿险市场空前繁荣，成为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低估准备金业务集中度较高快速扩张费率竞争等。对比欧美国家保险业发展历程，发现这些问题恰是欧美非寿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破产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能否对财务处于困境的公司做出准确的识别和预警?因此，研究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美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

保险公司破产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操作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原因，并且常因多种因素同时发生而导致破产。1990年美国Dingell报告及2002年Massey对StHelen’sMissionTransitCasualtyDrakeIndependent等8家公司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主要有:低估准备金定价不足巨灾快速扩张(常伴随定价不足)再保险不足不可预见的赔案(如“沉石棉”案)欺诈贪污外购和委任的管理投资失败虚假报告等。

1999年，保险评级机构A.M.Best调查了1969-1998年之间640家破产公司的破产原因，其中214家公司不能识别主要破产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准备金低估定价不足是非寿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主要原因，占破产公司的54%，见表1。

二我国非寿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非寿险市场和监管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经营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精算规定变革业务结构费率竞争投资环境等。

2005年以前，我国非寿险业务按照财务规定提取赔款准备金。宋晓春(2005年)和张伟(2005年)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IBNR准备金提取的财务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财务规定低估了IBNR准备金。2005年，非寿险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准备金，IBNR准备金比例远高于4%。然而，当总公司采用新标准衡量分公司业绩时，遭受到强烈的反对，“赔案报告体系不断现代化，为什么年底IB-NR赔案的报案和处理时间反而延长?”同时，税收部门坚持，“新财务管理办法不曾出台，精算办法由保险监管部门颁布(监管会计)，税收计算应采取财务标准①(税收会计)”。双方各执一词，很显然，精算办法的实行还需要保险会计分公司精算实力等各个方面的配合支持，否则这种低估准备金的现象短期内仍将持续。

非寿险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保太平洋和平安财险，2004年的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920.23&.44%。中华联合天安永安等中小型财险公司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华联合2004年和2003年保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6.22%和263.39%。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三井住友等外资财险也都以超过50%的保费收入增长率迅猛发展。2004年24家财险公司3年业务增长率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同2002年相比，2003年和2004年保费增长率超过80%的公司占比明显上升。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绝大多数财险公司采取“低价格高手续费”策略，新公司小公司甚至通过“恶性价格竞争”的手段，导致保险费率不断下降，手续费率一再攀升，车险业务普遍亏损。

公司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财产险车辆险货运险等少数险种。表2给出2004年人保太保平安等9家公司主要险种的占比及业务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值越大意味着险种集中程度越高。表中数据显示，人保车辆险比重过高，接近70%，H指数偏高，太保平安太平险种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华联合天安主要集中于车辆险和企财险，H值最高。以美亚上海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为代表的外资保险公司业务较为分散，H指数均低于0.35。当保险业务过于集中时，风险集中程度较高。

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保险公司相继被允许投资股票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间接投资基础设施等，多样化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然而股市波动剧烈，债市动荡，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非寿险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恰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财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如果监管无法识别或控制这些风险，我国的非寿险市场也必然会发生破产的现象。

三我国现行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缺陷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①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占梦雅(2006)从欧盟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理论根源出发，分析了偿付能力额度公式中计算比率和拐点的设置，并指出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额与自留保费之比普遍低于0.7，从而导致基于近三年平均赔款额的计算公式不起作用，需要重新修改标准。赵宇龙王证(2006)指出欧盟标准中隐含的假设不符合我国实际，并根据2002和2003年偿付能力报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新计算临界点和计算比率。

然而，上述修正主要针对模型参数的设定，并不能解决偿付能力额度模式结构上的缺陷。比如监管者根据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比率，即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小采取相应措施，而实际应用中，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或低估准备金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另外，目前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不曾考虑投资风险再保险人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低估准备金影响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在偿付能力额度下，已发生赔款是计算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基础，它的数值基于理赔的估计成本。如果准备金计提规定不完善，将可能导致不同的赔款成本估计，谨慎的保险人倾向于高估准备金，隐藏盈余;面临财务困境的保险人可能倾向于建立较为宽松的规则而低估准备金。低估准备金会增加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而已发生赔款则受评估水平和业务规模变化的双重影响。已发生赔款可表示为:It=PtRt-Rt-1。

其中，It表示已发生赔款，Pt表示当年已付赔款，RtRt-1分别表示年初年末赔款准备金。因此，这里从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年初年末具有一致的低估水平)和评估水平降低(年初正确评估，年末低估)两种情况，对业务规模稳定增长萎缩的具体分析。在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的情况下，业务增长时，低估准备金会导致低估已发生赔款，从而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业务稳定时，低估准备金不影响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业务萎缩时，低估准备金会高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但高估比例受系数23%或26%的影响，远小于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被高估的数额。在准备金评估水平降低的情况下，三种业务模式均低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这样一来，公司可通过操纵准备金评估来应对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满足偿付能力比率，监管的预测力大为降低。

(二)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依照第一种方法，偿付能力额度基于保费基础，会产生如下问题:保险人A定价低于预期成本(定价不足)，而保险人B采用充足费率，两者法定偿付能力相同。但很显然，保险人A承担的承保风险远远高于保险人B。因此，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虽然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但实际偿付能力可能由于费率不足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97年Müller的观点: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以保费和实际赔款为基础，难以应付长尾业务的风险。若保险公司的费率未经过审慎计算，运用保费指数时，必然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虽然这个结果可以被实际赔款指数所修正，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保费指数对长期业务并不合适，特别是第三者责任险业务。Müller提出完善偿付能力监管需考虑到第三个指数，即赔款准备金指数。不过，欧盟2002年偿付能力监管改革中未采纳这一做法。

(三)未考虑投资风险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投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常用于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越来越受到关注，1997年Müller指出，“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仅考虑承保风险(负债面)，未涉及投资风险(资产风险)”，并给出考虑投资风险的方案。很显然，我国监管借鉴欧盟标准，并不适用于投资环境巨大变化的非寿险市场。

(四)完全信赖再保险

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享有50%的最低扣减①。而我国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两种方法均直接采用再保后的净值，给予再保险人完全的信任，即再保完全可以摊回。但随着法定再保比率限制的逐步取消，再保险市场完全放开，国际上自然和人为巨灾事件的接连发生，监管标准仍能不考虑再保险人质量类型，再保风险转移程度(如财务再保险)，再保险人的违约风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五)未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

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于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例如:车辆险与家财险的保费收入蕴涵同样的风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区域性同全国性保险公司相比，面临台风所造成财产损失，对前者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而对后者则可能非常微小。欧盟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进行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

(六)未考虑增长风险

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同美国风险基础资本监管模式相比，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并未对成长过快公司的超额成长加以惩罚。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不足费率迅速掠夺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尽管目前现金流充裕，但一旦赔付规模真实暴露，将引发各种问题，甚者破产。成长惩罚并非限制公司业务增长，而是引导公司稳健的成长，避免快速扩张带来的定价不足，核保理赔IT系统不配备等危及偿付能力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根本不能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得以弥补，必须寻求能够综合投资风险再保险风险，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过度扩张风险，并引导公司确保充足准备金和费率，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的新型监管模式。

四未来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新巴塞尔协议”之后，世界各组织国家地区纷纷开展对风险的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探索以风险为基础综合评估公司整体偿付能力的监管框架。继美国率先实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制度以来，加拿大新加坡台湾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构建并实施RBC体系。德国保险行业协会从1997年起开始研究风险导向型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英国金融管理局除了按照欧盟的最低资本要求外，还要求计算增强资本要求(EnhancedCapitalRequirement，ERC)。欧盟2000年启动的“SolvencyII”项目也是朝此方向对各国保险监管体系进行修正。

美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监管模式历经十余年的不断修正及调整，无论从结构涵盖面，还是风险分类因子调整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值得作为风险资本方法的范本进行分析和借鉴。它综合考虑了承保投资信用资产负债不匹配等风险，通过集中度调整反映公司业务(或资产)集中性风险，鼓励公司经营多元化，投资风险分散化。RBC监管要求根据公司准备金充足率调整行业准备金不利进展因子，如果公司赔款准备金低估，则历史准备金充足率降低，风险系数提高，同时配套各种完备的准备金规定，限制公司低估准备金;通过公司近三年赔付率调整，限制公司定价不足;对于扩张过快公司的超额增长部分加以准备金和定价成长风险惩罚，引导公司健康稳健的成长。上述诸多优点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受到青睐。风险导向型监管模式不仅是国际潮流之所趋，更是从监管角度解决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面临问题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Dingell，FailedPromises：InsuranceCompanyInsolvencies，Febru-ary1990.

[2]谢志刚，周晶晗.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张伟．保险公司IBNR准备金财务规定的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收费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1抄表供电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人工抄表方式实现了逐步的淘汰，现在的抄表方式主要是人工使用抄表卡或者是抄表机进行抄表，但是，随着智能化技术的普及，很多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很多的软件都进行了应用，在很多的地区实现了预付费表，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远程自动抄表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了一种推广力度比较大的方式，因此，我国电力抄表方式也慢慢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型转变，为供电企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核算电费的计算要经济抄表、核算、收费三个阶段，因此，核算成为了中枢工作，在电费收取方面是一种审核。供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适应，因此，在电费核算管理模式和手段方面实现了完善和深化，在管理方面实现了统一电价、统一发票、统一抄表、统一核算以及统一考核。电费核算方面实现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对供电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规避，供电企业要从管理层面进行突破，并且在技术层面要对新技术进行应用，对核算的准确性进行提高。

1.3收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电费的收取方式也从原有的窗口收费，实现了银行代收、网银支付以及自助缴费多种缴费方式，这样对传统的窗口缴费出现的人群集中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同时，对用户而言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可以选择自己比较便利的方式进行缴费。供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收费方式进行改进，能够提高供电企业自身的服务水平，同时，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2供电企业电费抄核收管理现状分析

在电力企业销售模式中，抄表、核算以及收费都是由地方电力企业完成，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情况下，电费管理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和时展步伐没有同步的情况，电费核收管理制度还相对比较落后。近年来，用户的用电量出现了不断增加的情况，而且，在用电方式上也出现了变化，电力产品的价格层次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样给电费管理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对现阶段的电费核收面临的问题要提出改进的措施，保证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在电费回收工作中，电费的核算是重点，在电费回收方面要进行创新，电费的缴纳途径不断的增加，不仅仅可以为用户提供便利，在时间方面也进行进行节约。但是，这样对核算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电费的核算有了更高的要求，电费核算方式要进行加强。

3结束语

收费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非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分配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彩票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