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庭沟通模式；消费者社会化；资源理论；家庭购买决策过程；儿童影响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88-09

一、引言

儿童市场比其他任何细分市场都更有潜力。McNeal（1992）和Kaur，Singh（2006）认为，儿童市场不仅仅只有一个市场，它实际上由三个市场构成：直接消费者市场、未来消费者市场和影响者市场。Lindstrom（2004）指出，2003年全球8-14岁的儿童已花费和影响近12000亿美元的消费。

围绕儿童，商机无限。郭小钗（2010）认为，由于中国儿童人数众多、相比过去当代的儿童处于前所未有的商业化环境中、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国儿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儿童拥有更高的消费影响力。麦克尼尔和张红霞（2003）研究指出，在中国，大约2/3的家庭常规消费和1/4的耐用品消费由孩子决定；中国儿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指数高达0.67，而美国则为0.45。因此，中国儿童影响者市场潜力尤其巨大，开展关于中国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Berey和Polly（1968）率先发现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后，国内外开始陆续有文献对儿童影响力的现状（McNeal和Yeh，1997；Wang，Holloway和Beatty，2007）、儿童影响力提高的社会原因（Datamoniter，2003）、影响儿童影响力的因素（Palan和Wilkes，1997；Kim和Lee，1997）以及儿童影响策略（萧至惠，沈贷蓉，蔡进发，2009）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已有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基于中国背景的较少，大多基于美国和欧洲情境，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次，已有研究对儿童影响力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一些学者（如Beatty和Talpade，1994；Belch，Krentler和Flurry，2005）尝试从资源理论角度解释儿童影响力，认为儿童拥有的资源（如产品知识、学习成绩等）是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但该视角下的相关实证结论存在分歧，比如，Belch等实证表明青少年产品知识与青少年影响力之间显著正相关，但Beatty和Talpade实证结果显示这两者之间不显著相关。另有一些学者（如Rose，1999；Roedder，1999；Kim，Lee和Tomiuk，2009）尝试从消费者社会化视角解释儿童影响力，认为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大众媒体、朋辈）是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外部原因，但该视角下的实证研究大多割裂地强调某单一社会化因素对儿童影响力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社会化因素对儿童影响力的共同解释力。

因此，本文拟结合资源理论和消费者社会化理论，构建中国情境下的儿童影响力之影响因素整合模型并进行经验验证，提高对中国儿童影响力的解释力，以期为企业高效开发中国儿童影响者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 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简称儿童影响力）。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对儿童在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进行严格的定义，仅用一个题项（即是否有影响，5点刻度）来测量影响力大小。Beatty和Talpad（1994）率先对儿童影响力进行严格界定，将其定义为“在决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家庭成员在购买决策中的贡献，儿童感知其对该购买决策的贡献程度”，并将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分成问题提出阶段的影响和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的影响。Wang等（2007）指出该两阶段模型也是在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影响相关研究中，被运用最多的量表。因此，本研究采用该两阶段决策模型。

2 消费者社会化理论及相关概念。Ward（1974）将消费者社会化定义为“儿童学习成为一个消费者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消费者社会化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儿童是被社会化者，家庭、朋辈和大众媒体等是社会化促进者（Socialization Agency）；儿童消费态度和行为（包括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的发展，俱是儿童与消费者社会化促进者互动的结果。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为解释儿童影响力提供了外部环境框架。本研究系统考察家庭沟通模式、朋辈互动、媒体展露水平这三个社会化因素对儿童影响力的作用。

消费者社会化视角下，家庭沟通是指亲一子间在消费方面的信息交流和传递。McLeod和Chaffee（1972）将家庭沟通分为社会导向沟通和概念导向沟通两种模式，社会导向沟通模式注重家庭内的垂直沟通，是反映家庭成员等级的一种互动模式，强调顺从和和谐的社会关系；而概念导向沟通模式是鼓励家庭成员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互动模式。

朋辈互动特指朋辈间就产品或服务消费方面的信息，进行公开的口头或非口头交流，鼓励或造成某种行为和意图。媒体展露水平定义为儿童每周平均看电视与上网时间之和。

3 资源理论及其相关概念。Blood和Wolfe（1960）将资源定义为“一方可以提供给另一方的任何东西，以帮助后者满足其需要或达成目标”。资源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及价值，与这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它对个人在决策中起的多大作用有直接的影响。Wang（2008）。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由于中国青少年很少外出打工获得零花钱以及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中国青少年拥有的主要个人资源包括青少年产品知识和学习成绩等。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两种儿童资源（儿童产品知识和儿童学习成绩）对儿童影响力的作用。

产品知识有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之分，Beatty和Talpade（1994）将儿童产品知识定义成一种主观知识，是儿童对产品知识内涵的自我评估，它更能反映儿童对产品的自信或能力。因此本文采用该研究的定义。

在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信息较易收集，因此本研究借鉴Wang（2008）的相关定义，将儿童的学习成绩界定为儿童在班级里的学习成绩名次，而不是具体的成绩分数。

（二）研究假设

1 儿童消费者社会化因素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

（1）家庭沟通模式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影响力

多数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在问题提出阶段还是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概念导向沟通与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社会导向沟通与儿童影响力显著负相关；相对于社会导向沟通的家庭，概念导向家庭的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Rose，Boush和Shoham进行了跨国别研究，通过对拥有3-8岁孩子的母亲（日本和美国）的问卷调查，实证表明，社会导向沟通与儿童的影响力显著负相关的结论，在美国成立，在日本却不成立。

因此，得到以下研究假设：

H1a：在问题提出阶段，概念导向沟通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H1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概念导向沟通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H2a：在问题提出阶段，社会导向沟通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负相关；

H2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社会导向沟通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负相关。

H3a：在问题提出阶段，相对于社会导向沟通家庭，概念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更具影响力；

H3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相对于社会导向沟通家庭，概念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更具影响力。

（2）朋辈互动、媒体展露水平因素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

Moschis和Mitchell（1986）通过向161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考察青少年看电视（广告）数量、家庭沟通以及朋辈互动与青少年对家庭购买决策影响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青少年与其朋辈在消费方面的交流越频繁，他们就越多地参与家庭决策；但青少年看电视（广告）数量与其在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没有显著的关系。而Malik和Guptha（2004）对8岁以下的儿童研究发现，儿童看电视（广告）数量越多，越倾向于物质主义，会越多地向家长提出购买要求，从而影响家庭的购买决策。

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在问题提出阶段，朋辈互动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H4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朋辈互动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H5a：在问题提出阶段，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tt5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与中国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2 儿童的个人资源因素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

（1）儿童感知产品知识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

Beatty和Talpade（1994）通过382位16-19岁大一新生的调查，实证结果表明青少年感知的产品知识与其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不显著相关。Belch等、Tinson和Nancarrow通过对儿童的问卷调查分析显示，不论在哪一个决策阶段，儿童自我感知产品知识均与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6a：在问题提出阶段，儿童感知产品知识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儿童的影响力；

H6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儿童感知产品知识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儿童的影响力。

（2）儿童学习成绩与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

McNeal和Yeh（2003）调查发现，中国家长都希望其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孩子在学习方面越优秀，家长就越容易满足孩子的消费或购买要求，以作为对孩子学习成绩优秀的鼓励，于是提出“学习成绩与中国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正相关”的论断。但Wang（2008）通过对98位中国高中生的问卷调查，实证结果却显示，学习成绩与青少年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7a：在问题提出阶段，学习成绩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儿童的影响力；

H7b：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学习成绩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儿童的影响力。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的测量题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测量社会化因素的变量（包括家庭沟通模式、朋辈互动以及儿童媒体展露水平），第二部分测量儿童个人资源因素的变量（包括儿童感知产品知识、儿童学习成绩），第三部分测量因变量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详见表1）。

问卷初步形成后，对3位小学老师和5位小学五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对所采用的测量题项的语意内涵、表达习惯和用法进行了适当调整，以便儿童理解与填答。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等级。

（二）问卷前测

本研究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在某一小学五年级的班级小规模发放了50份问卷进行前测。由于“学习成绩”和“媒体展露水平”变量无需进行效度和信度分析，因此，利用SPSS18.0将研究模型的其他6个变量分为消费者社会化构面、儿童资源构面和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构面，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均大于0.8，说明数据具有因子分析的条件。三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特征根据大于1的因子，共计6个，对应研究的6个变量。旋转后得到的矩阵，如果单个题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则须删除：（1）题项在所有因子的载荷均小于0.5；（2）题项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载荷大于0.5；（3）一个题项自成一个因子。结果显示，“朋辈互动”变量中的题项“我经常与朋友讨论该不该购买这个产品”、“儿童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的影响力”变量中的题项“我没有影响妈妈对品牌的最终选择”，分别在其所有因子的载荷均小于0.5，因此予以删除。

除“学习成绩”和“媒体展露水平”外，对研究模型中其他6个变量分别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a值均在0.7以上，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发放问卷。

（三）数据的收集

本文选择以浙江10-14岁的学龄儿童（Tweens，俗称“吞世代”）为调查对象，一方面是由于该年龄层的儿童是企业最陌生却深知在未来是非常重要的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浙江省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相对中国其他欠发达地区，浙江儿童的商业化程度更高，构成的影响者市场潜力将更为巨大，更具代表性。

2012年5-10月，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向浙江省5所学校（3所小学和2所初中）的小学高年级生或初中低年级生发放便利样本500份。采用纸质问卷，问卷由任课老师发放，要求学生在课间当场填写完成。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338份，有效率为67.6%。

对问卷应答者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男孩占50.3%，女孩占49.7%；平均年龄为12.3岁，独生子女占73.4%，平均看电视和上网时间为14.85小时/周。

四、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首先，利用SPSS18.0对研究模型中的除“学习成绩”和“媒体展露水平”外的6个变量分为三个构面（方法与问卷前测时相同），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模型中的变量测量具有区分效度。接着对除“学习成绩”和“媒体展露水平”外的6个变量分别进行信度分析，每个变量的Cronbach'a值均大于0.7（见表1），因此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其次，运用SPSS18.0，采取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在对“学习成绩”进行哑变量处理后，和其他5个自变量一起，对因变量（儿童在问题提出阶段的影响力和儿童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的影响力）分别进行强制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和表3模型1所示，可以看出，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消除共线性后，再次强制回归，得到表2模型2和表3模型2，

从表2可以看出，在决策的问题提出阶段，概念导向沟通（P=0.000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概念导向沟通（P=0.000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本研究针对浙江学龄儿童（Tweens）这一特殊群体对家庭购买决策过程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庭决策的不同阶段，影响儿童影响力的因素不同。在问题提出阶段，影响儿童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朋辈互动、概念导向沟通、儿童产品知识、社会导向沟通和媒体展露水平；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儿童的影响力则主要受概念导向沟通、朋辈互动和社会导向沟通因素的影响。

（2）本研究基于消费者社会化理论和资源理论的影响因素整合模型提高了对儿童影响力的解释力。比如，本研究的影响因素整合模型的R2达到0.323，而Kim等（2009）的家庭社会化（家庭沟通模式）影响因素模型，其R2只有0.194。

（3）不论是在问题提出阶段还是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概念导向沟通与儿童影响力显著正相关；社会导向沟通与儿童影响力显著负相关；相对于社会导向沟通家庭，概念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更具影响力。这说明，在中国背景下，越是概念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越大；越是社会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越小。

（4）在问题提出阶段，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与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而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与儿童的影响力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中国，儿童越多地暴露于大众媒体，在问题提出阶段的影响力越大，而在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对儿童影响力没有显著作用。本结论不支持Moschis和Mitchell（1986）“儿童看电视（广告）水平与儿童影响力不显著相关”的结论，支持Malik和Guptha（2013）“儿童看电视（广告）越多，对父母提出的购买要求越多”的实证结论。

（5）与Tinson和Nancarrow（2008）“不论在哪个决策阶段，儿童的产品知识越丰富，儿童的影响力越大”和Beatty和Talpade（1994）“不论在哪个决策阶段，儿童的产品知识与儿童的影响力不显著相关”的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实证表明，在问题提出阶段，中国儿童感知的产品知识与儿童的影响力显著正相关；而在信息搜索/最终决定阶段，儿童产品知识对儿童的影响力没有显著作用。

（6）不论在问题提出阶段还是在信息搜寻/最终决定阶段，儿童的学习成绩对儿童在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Wang（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再次在经验上不支持McNeal和Yeh（2003）“中国孩子学习成绩越好，对家庭购买决策的影响力越大”的主观推断。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针对我国企业提出以下建议：

（1）重视儿童影响者市场。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儿童，中国儿童可能在家庭购买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儿童影响者市场潜力巨大。当前中国企业的首要任务是看清这个事实，转变观念，以往仅专注于成年人市场的企业应该对它们的细分战略进行重新评价，考虑儿童的需要和他们对家庭购买的影响，不仅要关注城市儿童，也要关注农村儿童，要对农村儿童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营销管理建议。

（2）建立由孩子到家长的营销途径。本研究为我国企业提供一种独特的从孩子到家长的营销途径。企业应该根据影响儿童对家庭购买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建立由孩子到家长的销售渠道。

（3）根据家庭沟通的不同模式，进行市场细分。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社会导向沟通家庭中的儿童，概念导向沟通家庭的儿童在家庭购买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更大。企业应该根据家庭沟通模式进行市场细分，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更高效地开发儿童影响者市场。

（4）多渠道地建立与儿童影响者的沟通机制。本研究显示，不论在哪个决策阶段，朋辈互动均与学龄儿童影响力显著正相关；而儿童的媒体展露水平仅在问题提出阶段，对儿童影响力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因此，企业应该改变单纯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告）与儿童消费者进行沟通的做法，采用多种方式建立与儿童影响者的沟通机制。比如在相关群体中寻找和发现儿童意见领袖，利用儿童间的朋辈互动，从而更有效地与儿童消费者保持流畅沟通。比如让儿童来体验产品，获得消费体验，来进行快乐消费。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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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波.大学生奢侈性消费刍议[J].中国商贸,2011(27):241-242.

[3]高中建,张英敏.工业文明背景下青少年消费异化与理性规避[J].中国青年研究,2007(12).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通俗意义上理解,夫妻一旦离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也随即消灭,不存在相互扶养的义务内容,但从传统社会生活的角度考虑,女性养育子女、照料老人、打理家务等等,其重心往往倾向于家庭而疏于事业,部分女性全职持家,从社会价值来讲,女性回归家庭对于老人、子女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丈夫一方也会因为后方稳定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但这一切仅存在于持续、健康的婚姻关系当中,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就会暴露出更大的问题。

广州某媒体一则新闻,事业有成的阿军要和结发妻子离婚。妻子全身心照顾家庭15年,丈夫则在不断进修中成就一番事业,阿军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离婚,妻子不同意离婚,还请求法院判令阿军履行每天2个小时照料家庭的义务,对以前未履行的家庭义务以每天2小时计付代偿家庭劳务费,1997年至2011年共计15年,10950个小时,以其时薪的1/5计,每小时200元,共计219万元。

一、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关于夫妻离婚后扶养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

2001年新的《婚姻法》颁布之后,在立法的层面增加了离婚后的帮助和救济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家务劳动补偿是指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离婚损害赔偿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过错而引起的离婚案件,财产分割时,对于无过错一方,应适当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

二、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中夫妻离婚扶养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养的概念

法律意义上的扶养也有区分,广义的扶养泛指一定范围的内的亲属之间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存在的经济上互相供养、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权利义务关系,囊括了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三种形态。狭义的扶养专指平辈亲属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依法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权力义务内容。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这里的夫妻扶养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的扶养而不包括婚姻关系之外,对于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的一方,只能请求适当经济帮助作为救济,对于全职家庭妇女来说,一旦婚姻关系终止,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消灭,离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还可能因此丧失子女抚养权,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二)虽然规定了家务补偿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问题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民形象；市民生活方式；市民形象塑造

一座城市的形象如何，除了要观其物质状态的形象（如公共设施、艺术景观等等），还要观居于其中的市民的形象。不论外在形象多么符合生态审美的要求，只要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不符合，那么，这座城市不论多少次根据生态审美的要求来建设，最后都会被破坏殆尽；要使一座城市能长期的焕发生命力和青春，除了在外在形象上要根据生态审美的要求来塑造外，还应该对居于其中的市民的形象进行塑造。

一、市民形象

（一）市民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市民的形象是最能在短时间内体现一座城市的形象的要素。如果市民的形象是负面的，相信对于倾向于到该城市投资与发展的人而言，否定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市民的形象是正面的，那么选择该城的可能性会大上许多。毕竟，宜居的城市，人人都喜欢；善良、正直且勤劳的市民，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1]那么，什么是市民形象？

（二）何谓市民形象

个人形象是一个人的视觉效果呈现；这种视觉效果是这个人的仪表、仪态、仪容的综合视觉体现；这种综合视觉体现，除了要受个人的遗传基因、年龄、病变等等的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之外，更多的还是取决于这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状态等等的后天因素。[2]城市市民的生活环境可以通过生态审美塑造公共设施、艺术景观等等来改造，市民的生活状态却要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因此，市民形象的塑造，究其根本是要对市民的生活方式进行塑造，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徐恒醇先生在《生态美学》的导言中提出：“人类的生态系统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多个层面，因此研究人类生态系统的审美构成，就要把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加以整合。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人工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把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审美塑造和追求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实途径。”[3]

二、市民生活方式

（一）何谓生活方式

那么，什么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呢？市民的生活方式往往是指市民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为了满足自身心理、生理、物质、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为了满足自身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自我实现，而采取的全部的行为、思想的综合；这种综合受市民自身的先天遗传因素、后天不可抗因素及其所生存的周围整体环境的影响和制约。[4]

（二）市民生活方式常见的类型

“1943年，美国犹太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需要层次论，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5]其实，综观当下社会现状，大多数的市民也确实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来选择生活方式的。

根据当下市民满足需求的不同，本文将市民的生活方式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类。市民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是指专为满足市民各方面的需求，特别着重于满足其生理的和物质方面的需求而采取的生活方式；而市民发展型的生活方式是指不仅限于满足求生存，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生活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常使市民呈现不同的形象。

市民生存型的生活方式是指专为谋其生存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过“度”后，往往会偏重于消费，特别是炫耀性的消费和挥霍型的消费；这种消费不仅仅是指金钱、物质方面的消费，还包括时间、精力、情感、精神等方面的消费，甚至还包括生命力方面的消费。比如某些市民沉迷于麻将、、上网游戏、不停地更换情感伙伴、无限度地购买商品、无法遏制地进行奢侈消费等等；像当下流行的“网虫”、“宅男宅女”、“月光族”、“赌神”之类的词语就是形容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市民的。这类市民的形象往往是低迷的、颓靡的、缺乏生气的。

市民发展型的生活方式则是指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注重自身修养、学识、健康状况、综合能力等等多方面的、适度地提升，合理有效地安排谋取生存之外的时间。这里所提到的“谋取生存之外”的时间可以理解为闲暇时间。选择这类生活方式的市民的形象往往是优雅的、从容的、闲适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件面前，往往会表现出游刃有余的形态。

生存型生活方式和发展型生活方式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度”字。在“度”的范围内，则这种生活方式就属于生态审美范畴，超出了这个“度”字，就是超出了生态审美的范畴了，于可持续发展会有不可逆的损害。

三、市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市民形象的转变

市民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市民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老一辈的市民付出了不容忽视的努力。长期辛勤的付出，使得老一辈的市民呈现出任劳任怨、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在几十年的时间中迎来了开放、建起了大学；使得老一辈市民多了一份豁达和兼容并蓄的从容，少了一点排外、防备的小气。

但是，勤劳、质朴、勤恳的老一辈的适度的生存型生活方式，虽然被一部分年轻人继承或认同，但是也引起了下一代中部分年轻市民的反弹。这些年轻市民质疑老一辈的生活方式，认为只是谋求生存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这种生活方式缺乏根本的愉悦感，应该予以坚决抵制。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市民形象的变化；他们的形象，至此，产生了明显的分流。

当前年轻市民的形象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

其一，继承了父辈们的传统的生存型的生活方式的年轻市民，他们的形象依然是勤劳、质朴、勤恳、任劳任怨型的；其二，对父辈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叛的年轻市民，他们的形象有“愤青”型的、有“奢侈消费”型的、有“颓靡”型的，甚至有排外而小气的特质等等，不一而足；其三，以外来年轻人为主的年轻市民，他们抱着理想、抱着希望来到，在打拼、奋斗，他们既有父辈的特质，也有新一代的青春活力，他们的形象往往是充满生命力的、行止依礼的；其四，还是以外来年轻人为主的年轻市民，但他们对生活抱着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的形象往往是“消费”型的；最后，依然是以外来年轻人为主的年轻市民，但是他们生活的起点较高，在的生活虽不至于如龙潜海，至少也是如鱼得水，因此他们的形象往往是豁达的、兼容并蓄的、从容的。

四、市民形象的塑造建议

据观察，市民日常的时间大多分为三部分：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履行自身职责的时间、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如要改变市民的生活方式，就需从市民寻常的时间安排着手，用休息、修身、修神、学习、消遣、娱乐等等来充裕市民的时间；让市民们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出发，合理地投身于提高自我、为个性全面发展而努力；特别是让精力充沛的新一代的人，能有一个抒发热情的舞台。同时，政府、社区等，也应该提供活动方式、活动天地供市民去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激情；通过活动扩大市民的社会交往，从而在促进家庭亲情、消弭新老两代市民间的差距的同时，也促进市民加深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然，除了提供合理的活动外，政府还应为市民创设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尽量找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点；尽可能地改变传统工业对资源的无端消耗高，但是产品的效益却比较低的情况；改变传统工业污染严重的局面，建立无废料、无污染的生态工业圈，多层次利用资源。此外，还要注意生产取向，注意生产不是单纯的高档、奢华产品，而是生产以适应个人的个性需求和不同爱好为标准的产品为主，增加产品的多元化和产品的文化内涵，减少产品的材料消耗。此外，生产者应采取理智的经营态度，不要采用不合理的广告宣传刺激消费；不要让大众传媒成为刺激市民非生态消费的帮凶。最后，作为对市民影响最广、最直接的大众传媒组织也应该注意，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价值，而随意地刺激市民的欲望或随意地物化女性；应该着眼于市民的生态审美发展，倡导适度的消费观和生存观，配合政府的市民形象的生态审美改造举措，推出生态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

五、小结

总之，市民形象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因此，不论是政府组织，还是身在其中的市民，都应该重视市民形象的塑造。而市民形象的塑造需要从改变市民的生活方式着手，只有从根本上对市民进行改造，才能确保市民形象能够经得起岁月的侵蚀。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计，政府组织与身在其中的市民，都应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为建设美好的市民形象而努力。

参考文献：

[1]陈超南、刘天华、姚全兴.都市审美与上海形象[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197

[2]赵安民.当代公共关系学 塑造良好组织形象与个人形象的艺术和科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38

[3]徐恒醇. 生态美学（导言）[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1

[4]李珊.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8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情消费 礼尚往来 习俗

一、全县居民人情消费的四大特点

（一）人情消费逐年看涨增速较快

据临朐县城镇50户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家庭人情消费（礼金）也跟着逐年看涨。从2009年开始到2013年，人均人情消费分别为488.6元、575.4元、657.2元、797.2元和1258.7元，五年时间，人均人情消费增长273.6%，年均增长30.2%，增长速度较快。

（二）人情消费花样多覆盖范围广

从人情消费的范围看，从过去较单一的婚、丧、嫁、娶、亲朋之间来往外，已发展到现在亲朋以外的同事、同学、邻里等之间互相行礼。如过生日、订婚、孩子升学和参军、工作安排、人事调动、职务升迁、开业庆典、乔迁新居等五花八门，反正只要能沾上一点边的都要摆上几桌，大操大办一回。名目五花八门：升官晋级，红白喜事，乔迁之喜、开张结业、升学等。机关干部、教师医生、企业工人、个体经营者、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和学生，基本都有过人情消费。从人情消费的方式看，消费内容越来越丰富。

（三）人情消费频率较高

居民人情消费频率较高，经济负担也相应较重。据调查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每户每月至少有2次人情消费，其中2、5、9、10、11、12月份是人情消费的高峰期，其它月份相对较为平淡。其中8%家庭月捐赠（礼金）超5次，最多捐赠（礼金）7次。频繁的人情来往，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都浪费了财力，让人身心疲惫。

（四）人情消费标准逐步看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人情消费不断升格，人情往来的礼金也水涨船高。现如今，100元已经不好意思出手，200元才够格，300-500元很平常，上千元礼金已经见怪不怪，200元及以上的礼金正逐步成为主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数据显示：2013年4%的家庭月捐赠支出（礼金）超过2000元，家庭月最多捐赠（礼金）额达3400元。

二、临朐县居民人情消费大幅上升的三个原因

（一）传统习俗影响是主因。中国是礼仪之邦，素来讲究“礼尚往来”和“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处事准则，传统习俗影响了我们一辈又一辈人，从思想上助推了人情消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收入持续增加是人情消费上涨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客观上为人情消费升级奠定了基础，居民有条件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人情消费。

（三）从众攀比心理是城镇居民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部分居民总认为喜事不大办，难以形成喜庆；丧事不大办，不足以显示晚辈的孝心，总喜欢讲排场，以显示自己的价值。于是有些人甚至不顾自己家庭经济条件，逢事必参与，参与必送礼，你送了我二百，我就不能还你一百，互相攀比、彼此摆阔，无形中助长了大操大办不良风气；有些人尽管对愈演愈烈的人情债很反感，但为了争面子、留后路，只有违心地随波逐流，从而使许多原本不愿随礼的居民也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

三、过度人情消费给居民生活带来较大危害

（一）扰乱了青年人的生活规划。资料显示，2013年人情消费支出次数较多、金额较大的家庭都是年青人。青年人处于工作刚开始，生活才起步，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初级阶段，而结婚和生子这两件大事都要这个时期完成。年青人是人情消费的主力大军，赶上结婚旺季，工资大部分要耗在人情消费上，剩余少部分还要维持基本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来进行生活规划的投资，生活规划只能往后一拖再拖。

（二）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逐年攀升的人情消费对收入水平较低、生活负担较重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低收入户过高的人情消费，挤占了家庭基本的生活费用，而当节日以及升学高峰期来临时，部分低收入家庭不得不使用储蓄资金或借款加以应对，这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沉重经济压力。

（三）导致生活步入了消费误区。逐年增长的人情消费助长了大操大办、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目前我县宴请招待，最普通标准每桌近500元，算上烟酒最低标准近千元，每位宾客消费额约100元。如果人情消费礼金按每人150元计算，那么70%的人情来往的礼金都消费在了酒店。烟酒稍微再上点档次，礼金几乎都用在宴请招待上了，况且酒席上的菜肴只有少部分被食用，大部分则被倒掉，高额宴请费用吞噬了居民本应增加的财富，造成不必要的消费。

四、引导居民形成合理人情消费观念的建议

（一）倡导健康消费观念，尤其是青年人。引导人们树立健康向上的人情消费新观念，大力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建立和谐、真情、文明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年青人在婚礼消费上走出人情消费链的误区，杜绝铺张现象，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发展经济和家庭投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