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混乱的关系范文第1篇

2、人际上混乱。混乱的单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际关系混乱。无论什么单位，客观上就是一个江湖。当单位的规章制度不管用时，就注定会在自身系统里形成一种江湖。当江湖习气在一个单位形成后，人际关系只能通过巴结权势、奉承黑恶来绾结，人身依附甚嚣尘上：喊大哥，称兄弟，拜把子，请客送礼蔚然成风，这样的人际关系，无法不混乱。

3、工作上混乱。混乱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无法正常推进。除了少数几个傻比老实的人在干工作外，大多数时候，都是推诿扯皮，人浮于事，推三阻四，怪事不断。什么工作都推不进，只听到很多人在抱怨好累、好苦、收入低、没前景。形成社员看群众、群众看干部、干部看领导、领导看位置的怪圈。整个单位空虚地热闹，虚假地忙碌，业绩持续下滑。

4、弄权者。掌权者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或乱搞男女关系。有通过权力胁迫的，有依恋权力自愿的，有为了利益苟且的，有利用床第上位的。自上而下，他睁眼，你闭眼，谁都装瞎，形成各等级各层面的暧昧关系。而且，单位越是混乱，这样的情景也多，甚至还会出现公开的攀比，可谓“笑贫不笑娼”也。

一家子混乱的关系范文第2篇

为什么说是草图呢？这是因为柑橘家实在是太混乱了，任意的两种拉在一起都可能产生“爱情结晶”，并且这些后代还能跟其他柑橘属植物再度结合，产生更多的变异。整个柑橘家族就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未曾混乱之前――柑橘三元老的故事

到底谁是目前柑橘家族的祖先？几经波折，植物学家们终于达成了共识：香橼、柚和宽皮橘是真正柑橘家族三元老。说实在的，这三位无论是长相、香气、味道，以及果皮的厚度都各有特点，颇有领袖气质。不过元老嘛，玩的就是个性。

香橼被认为是三元老中最年长者。对于我们来说，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们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太少了。

至于柚子，从来就是食品。饱满的水分、长久的储藏期都说明这是一种完美水果。有人把柚子比作天然水果罐头。实际上，如果你细品柑橘类的水果，就会发现它们多少都有些苦味，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宽皮橘，果如其名，果皮相当宽松。相对个性突出的香橼和柚子来说，宽皮橘要显得平庸了许多。不过像南丰蜜橘这样传统正宗的宽皮橘，还是主导了几代中国人的味觉。

第一次柑橘大战――橙和来檬

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橙子，叫做广柑。在很久很久之后，我才搞明白，这玩意儿和柑完全没有关系。酸橙是由柚和宽皮橘杂交形成的，至于相对的“甜橙”，植物学家普遍认为只是酸橙下的一个栽培组。橙子的其他特征，也是在料想之中的：它们的果皮不像宽皮橘那样薄，也不像柚子那么厚；不如宽皮橘那么好剥，也不像柚子那样难剥。

这是人工栽培？其实不然。橙子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在山冈上炫耀自己的果实了。

与此同时，低调的香橼搞出了另外一种低调的后代――来檬。来檬同柠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特征也相差不远，只是叶子更窄些，花朵也更小一些。曾经认为来檬的另一个亲本是柚，但事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除了柚，宽皮橘、箭叶橙都有可能参与了“造来檬运动”，这是多么不堪的历史！

至此，柑橘家族的混乱初现，至少橙――这种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柑橘类水果出现了。但是，混乱远没有就此停止。就在橙子还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第二波的天然杂交又开始了。

第二次柑橘大战――葡萄柚、柑和柠檬

有了酸橙、来檬这些中间种，柑橘家族的混乱就更加严重了。

人们曾经很纯洁地认为葡萄柚是柚子引入美洲后，经过变异产生的新品种。但是，最新的分子生物学证据显示，事实远比这要复杂。仔细端详一个葡萄柚，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披着橙子外衣的小柚子？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分析发现，柚和甜橙都是葡萄柚的亲本。在印度西部的山间，柚子和宽皮橘的复杂后代――甜橙，同柚子“老爹”发生了“亲密接触”，于是，更为混乱的葡萄柚就这样产生了。

刚说完同柚子结合产生了葡萄柚，又得说甜橙和另一位“老爹”宽皮橘的关系了。甜橙和宽皮橘的爱情结晶就是传说中的“柑”。不过，说柑是甜橙和宽皮橘的杂交品种并不准确，因为在我国，柑和橘从来都没有严格的界限。柑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分类单元，相反，它是一个混杂的大家族，里面既有甜橙和宽皮橘杂交产生的后代（例如贡柑、芦柑），也有宽皮橘慢慢变异而来的宗亲（例如温州蜜柑等），以及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例如金柑。

在这次混战中，柑橘们在酸味的方向上也前进了一步――我们熟悉的柠檬产生了。有人认为柠檬是香橼和柚子的杂交种，也有人认为来檬在柠檬的形成中提供了基因；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酸橙可能是柠檬重要的父本之一。于是，可能是香橼和酸橙这两种本来就可以让人酸掉大牙的物种，搞出了柠檬这种将酸发挥到极致的极品。

迫在眉睫的第三次柑橘大战

一家子混乱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制度

市场经济秩序是指为保证市场经济系统顺畅运行而形成的社会共同约定。市场经济系统就好比是交通系统，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就会畅通无阻，反之则会混乱不堪。

一、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假冒伪劣产品、走私商品普遍存在于市场。造假售假、走私贩私等违法违规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经营秩序，造成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不堪的局面。

2、市场交易不规范。商品市场上，假商标、假广告等诱骗欺诈经营屡见不鲜；生产资料市场上，利用经济合同行骗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一些生产厂商为了一己私利，滥用添加剂，生产销售违规商品。

3、偷税、漏税现象猖獗。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然而很多人为了一时之利忽视了税收的意义。现如今，从个人到企业，偷税、漏税似乎变得理所应当，一些收入不菲的名人因为贪婪不惜铤而走险，很多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后果。

4、社会信用紊乱。近年来，合同违约、商业欺诈、逃废债务等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工商户或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以诚信为本，不以失信为耻，不择手段，违法乱纪，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

二、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1、体制不完善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虽然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有待发展阶段，与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相距甚远。当前，很多法律法规还不健全，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很多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一弊端，浑水摸鱼，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

2、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责任不明确

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相当普遍，经常出现一看好事都争，一看坏事都躲的情况。例如：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食物链分属工商、卫生、质监、农牧等多个部门监管，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不同，人力、财力、物力的主管部门各有其主，有的在该唱主角时却当了配角，有的在该当配角时却唱了主角，使得监管职能分散，难以协调。

3、政府的过度干预使法律形同虚设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适当的干预会对经济秩序起到一定的疏导作用。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损害市场机制作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4、监管缺位导致违规成本低

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另一方面原因体现在监管缺位。现实生活中，执法着与违法者相互勾结，一起捞取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破坏了市场规则，而且导致人们对执法者缺乏信任，一些真正好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更加混乱。

5、道德信用的缺失导致信用危机

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涉及各行各业，表现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点是信用意识淡薄，社会信用下降。信用缺失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仅从媒体公布的有关数字看，由于信用缺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令人悚然：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

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措施

1、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执法

根据市场经济秩序改革的要求，及时清理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国家的立法机构要适时提出制定、修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建议，并使其不断完善。彻底清理并废除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做到中央与地方的统一，避免漏洞。另外，要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全社会树立依法行政、守法经营的观念，规范政府、企业和公民行为，坚决纠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的建设。

2、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是市场经济秩序规范运行的首要前提。当前，我们应当重点转变政府职能，彻底割断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联系。转变政府职能，要做到放、管结合。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

3、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督效率

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和手段，强化管理型监督，堵塞各种漏洞，认真查处各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还要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依托信息网络监管系统，强化市场监督管理，提高监管效率。要建立健全以法规约束为主，行业自律、新闻监督、群众参与相互配合的社会监督体系。要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严禁其越位或是擅离职守，最主要的是加强监督部门的规范运作和提高社会透明度。

4、严厉打击，集中整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大大提高破坏秩序者的违规成本

一方面要重点追查与打击市场中的那些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提高违规成本；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行为，特别是要坚决打击那些“”的执法犯法者，严肃执法队伍纪律，维护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对国家机关中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5、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来整治市场经济秩序

要切实减少行政性审批程序，坚决废除那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性审批，对于那些依法需要保留的行政性审批，要程序公开，手续简便，除法定的合理收费外，一律不准额外收费。另外，按照审批权力与责任挂钩的原则，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6、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有利于约束和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要加强公民的市场经济法制教育，提高全体人民遵守市场经济秩序的自觉性，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促进社会风气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信用意识。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制度，积极构筑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等信用信息力促社会诚信。（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陈淮.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重在治本[J].政策.2002，（3）.

[2] 李秋娟.我国市场秩序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企业经济.2004，（9）：60-61.

[3] 周丽华.文化市场混乱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探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

一家子混乱的关系范文第4篇

在单位工作，每到年底，都要做年终总结，不管有成绩没成绩，都得总结点什么，以向领导和同事汇报。如今，面对空荡荡的宋代朝堂，想起那些已然散去的宋代人物，感觉好像他们把我留下，就是为他们做总结似的。

对，朝散了、人亡了，总结不能不做，不管你称职与否，不管你做得好与坏，既然跟他们“走”过一遭，就得留在这里替他们做总结、面向未来的总结。

一、该怎样去总结历史

当初介入宋代历史，是因为它与现实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关联性。宋代的很多事情，很多人物，几乎就是现代的人物和事情，这种相似性极易激起人的共鸣，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有共鸣，近日坊间流行的网络小说《李逵日记》不也是借宋代的人物写今日之现实吗？或者说，以今日之现实写宋代之人物，亦无不可。之所以能如此，实在是因为宋代的人物已¾¬表演了一遍现代的故事。

人们总是从现实出发去理解历史，而且，也只有能激发起现代人共鸣的历史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宋代历史（当然，也包括一切能抓住我们的古代历史）之所以能抓住我们，是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物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就活脱脱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历史之所以能成为一面镜子，是因为你从中看到了自己；若你从历史中看不到自己，那么历史就不是一面镜子，这种历史也就没人看了。

很多急急忙忙往前赶的现代人，没有时间看历史这面镜子，他们以为自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观念比宋代人要进步多了。其实，这是种无端的僭妄，只要认真地看一看历史这面镜子，就会发现，千百年来，人们的观念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你今天所想的和千百年前那些人所想的实际上差不多：你现在赌骰子，宋代人也赌骰子；你现在跑官买官，宋代人也跑官买官，等等。总之，现在有的，过去可能没有；过去有的，现在几乎都有。

既然如此，那么总结历史就是总结现在，就是找出那些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着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而且可能影响未来的命运。

具体到宋代历史，当我们为它做朝终总结时，所关注的是那些伴随这个王朝始终的现象，而不是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如此，我们才能找出导致这个王朝表现出独特面貌与独特命运的原始基因，进而分析其对当代及未来的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甄别形式上的东西与实质的东西；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面具，什么是灵魂。我们的灵魂来自历史，面具来自现实；我们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取决于对现实理解的深度。因为长期戴着面具表演的现实生活，已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灵魂，所以，面对历史这面镜子里呈现出的灵魂反而感到陌生，难以理解。只有你深刻地理解了现实中的一切面具，才能摘下这些面具，面对镜子里真实的自己。

二、宋朝历史的基本特点和主要¾¬验教训

纵观北宋和南宋的全部历史，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始终比较弱小、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始终处于与周边民族国家的战争中。而且，北宋真宗朝之后，一直是靠交纳“岁币”维持和平局面的，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所灭亡。

2、¾¬济和文化比较发达。尽管始终处于战争中，两宋的¾¬济生活比较繁荣，出现了汴梁（今开封）、临安（今杭州）这类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按现在一些学者的统计，两宋的¾¬济总量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财政收入比唐朝还多。文化上更是名人辈出，唐宋散文家中有五位是宋代人，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出自宋代，历史学上还诞生了仅次于《史记》的伟大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等等。

针对这两个特点，现代学者对于宋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有宋一代积弱积贫，是个萎靡不振的王朝；另一种评价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王朝之一，特别是它的¾¬济与文化的繁荣很值得肯定（详情参见本刊2010年第三期《问宋》一文）。

我是同意前一种评价的。

我觉得宋朝的确是中国言论最自由的一个朝代，几乎什么话都可以说；宋朝也的确是¾¬济比较繁荣的一个朝代，战乱频仍，歌舞管弦不废，勾栏瓦肆总是红火。宋代文化繁荣得与其疆域不成正比，诗歌、散文、史学、哲学、艺术都有巨匠出现，在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中，如果按数量统计，宋代一定是最多的，不仅比此前的汉、唐要多，也比此后的明、清要多。

然而，另一方面，有宋一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萎靡不振的朝代，北宋王朝坐拥上百万军队，却被刚崛起的金国，用了不到二十万军队，不到两年就给灭了，其中，正规的能称得上是战役的其实只有太原战役一场。南宋王朝虽然和蒙古人相持了四十余年，但最终也被灭掉了。而且，纵观南北宋的战争史，宋人没有打过一场一次性付出过五万人以上伤亡代价的大仗，就被灭亡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个异类，只有南唐、南陈这些衰朽不堪的偏安小王朝方可与之相比。这样一个朝代，绝对称不上是伟大的、值得推崇怀念的朝代。

如果让我来概括两宋历史的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混乱，尤其是思想上的混乱。整个有宋一代，除去开国的太祖、太宗朝外，这个国家始终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没有统一的治国战略和外交战略、没有贯彻始终的政治行为，从上到下，一切都是混乱的。首先，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思想是混乱的，从来没有准主意，对外是打是和，如何打、如何和，从来没个主见。作为臣子的官员们，确实各抒己见，享受了在传统中国社会难得一见的言论自由，但什么意见都有，而且常常是只按自己的想法办事，ˬ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编造罪名加以攻击，不仅不听自己上级的话，就是对皇帝的话也敢阳奉阴违，甚至明目张胆地拒不执行。有宋一代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没有受到过同僚的攻讦、没有享受到被贬窜的待遇；当然，也没有一个官员没有夸大其辞地攻击过别人。读那时大臣们的奏折，常常会看到“请杀某某以谢天下”的极端主义指控，又常常会看到这两个言论上已势如仇敌的人物又在一起从容品茶吟诗。至于老百姓们，本来就是随风的草，哪头风劲朝哪头倒。本国的君臣争论不已，让百姓们无所适从，周边又强国迭起，老百姓的选择只好是今日附辽、明日依金、后日降元，始终也没有形成对任何一个国家、一种国家理念的长期持久的忠诚。

总之，这是一个最混乱的朝代，也是一个最自由的朝代。

读宋史，我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对一个国家而言，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阶级压迫、不是专制集权、甚至也不是官员队伍的，而且是思想上的混乱，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造成的思想混乱！正是这种思想混乱，造就了有宋一代的萎靡不振，以至于最后葬送了这个朝代。

北宋、南宋，从本质上讲，都亡于思想混乱！

三、宋朝思想混乱的原因与后果

1、宋朝思想混乱的原因

整个宋朝思想混乱的根本原因出在皇帝身上。本刊在2010年第三期中已¾¬考证过，在北宋和南宋皇室家族共13代18位皇帝中，可确诊为精神病患者的有5位之多，（分别是北宋的真宗、英宗、哲宗，南宋的光宗、度宗），北宋的两位末帝徽宗、钦宗按现代心理学的标准衡量，也存在着明显的心理障°¬症状。另外，南宋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北宋仁宗、南宋宁宗虽然生过儿子，但均早夭，这些人先天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也较差，缺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意志。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162年的历史中，9位皇帝中只有太祖、太宗、仁宗、神宗皇帝是思维正常的皇帝，他们的统治时间共为95年，而宋仁宗虽然还算个思维正常的人，但缺少正确的价值观与坚定的政治意志，导致朝廷之中党争频生，有宋一代的思想混乱就是从他开始的，他当政了40年之久，这期间，北宋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严重失误，所以，减去这四十年，北宋真正正常统治的时间只有55年。在南宋王朝（公元1127―1278年）历时151年的九个皇帝中，除去宋恭帝以后的三个小孩子和两个精神病的皇帝外，正常的成年人皇帝只有4位，这四位皇帝中，除了宋理宗还有较为稳定的政策外，其它三位：高宗、孝宗、宁宗都不是那种意志坚定的人。宋高宗杀了岳飞，宁肯向金国的使节下跪，也不愿再将反金战争进行下去，而且主动放弃了皇位。他的继位者孝宗虽然初一上台时，曾¾¬叫嚣过北伐，但张浚北伐失败后，便偃旗息鼓，而且也主动交出了皇位，足见也是意志不坚定之人。宋宁宗更是过份，他同意了韩麟械摹翱禧北伐”，但在北伐遇挫之后，竟然纵容史弥远等槌杀了韩麟校将这位将军的脑袋割下送给金国，以求苟安，足见其思想之混乱和缺少原则性。这三位皇帝的当政总时间为92年，再加上那几位小皇帝和两位患精神病的皇帝当政的19年时间，南宋151年的历史中，有111年的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总的来看，在北、南宋（960年――1278年）共318年的历史中，只有95年算是正常的皇帝当政，只占其全部历史的29%。71%左右的时间，要么是弱主临朝，要么是病夫当政。在精神病皇帝当政时，朝政实际上是由那些思维还算正常的皇后和皇太后控制，有宋一代的皇后们，都还比较善良，没有祸乱朝政的不良记录，但也缺少政治家所必须有的杀伐决断的能力，从来没出现过吕后、武则天那样的强势人物。所以，一言以蔽之，整个宋朝历史有70%左右的时间，是由这样的弱主当政的。这些皇帝（或皇后）智力水平一般，本人对国事没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于是，便广泛地征求臣民们的意见。有宋一代，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总有皇帝多次下诏罪己，并征求官民上书言事，提出解决国事的办法（这便是宋代“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因），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不同意见，他们又分不出个对错来，往往选择那些表面看起来正确、实际上执行下去会发生错误的意见来决策；偶尔选择了从道理上看是正确的建议，但一旦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挫折，马上就又变卦，放弃了这种决策。宋代皇帝的这种特点明代的学者已¾¬讲得很清楚了，比如王夫之就评价宋仁宗任内，几乎没有一项政策是持久稳定的，朝令夕改，让下级无所适从。

皇帝没有明确的定见，就造成了全社会价值观和是非观上的混乱，官民人等本来就形形，出于不同的天性与立场，有不同的要求和观点，什么样的价值观都有，什么样的是非观也都有，指望着人民自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是不可能的。这时，必须由最高统治者来做出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一以贯之地维持这些观念，这样，全社会才有一个正确的（至少是确定的）思想准则，官民人等才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后果。由于皇帝本身做不出这种持久恒定的判断，天下人不知道该按哪种原则去做事，只能自行其事，形不成统一的凝聚力，这几乎是宋朝一切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共同原因。

2、思想混乱的后果

宋朝皇帝思想混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严重得到了他们逢打必败、直至灭亡的程度。

首先，由于皇帝没有主意，官员们又众说纷纭，最后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思维原则”，就是凡事都要求十全十美。这是最可怕的，只有能看到其不足的政策才是正确的、可行的政策，因为所谓不足，就是做成一件事情的代价，没有不付出代价的成功；只有明确地看到这种代价，并评估自己确实有能力承受时，这项政策才能成功地实施下去。可宋朝的情况是，任何一项决策如果被发现不足、受到攻击时，皇帝马上就会退缩，改而放弃，久而久之，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面对来势汹汹的侵略者，不能不打，但是不能打败仗，而且打仗还不能死人。只要死人，无论战场态势如何，就不能再打下去了，而且还要惩罚那些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人。比如宋仁宗时期对西夏的三场战争，宋军只是损失了些人员，伤亡了两三万人，但总体的战场态势并没有转入劣势，这个仗还可以打下去。可宋仁宗受不了，每次他都撤换前线指挥官，而且不准再次主动向西夏发起进攻、扩大战争规模。再比如，收复燕京、端平入洛两次外交战略和军事决策，原则上没有错误，只是因为军队战斗力弱，指挥官在Ь调配合上的不足而出现了失败，便饱受反对者的诟病，不仅此后的皇帝再不敢提主动进攻的事，而且其错误理念还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直至今日，仍有人按照这派人的意见将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的外交战略上（详情参见本期顾宏义先生的相关文章）。按照宋朝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是绝对打不出其敌人所打出的胜仗的。以忽必烈万里“斡腹”大理一役为例，是役，蒙军人员损失高达80%，按宋朝人的逻¼¬，这是典型的败仗，不能再打了（在整个宋代战争史上，除去局部战役，在大规模战争中，宋军伤亡率如果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这个仗就打不下了）。可蒙哥没有惩罚忽必烈，而且还褒奖他，让他继续带兵打仗。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战役时，也没取得成功，但他并不停止作战，反而准备了几年后，重新选择主攻方向，发起襄阳战役，襄阳战役虽然打赢了，但对忽必烈而言，也只是惨胜，几乎耗尽国力，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战争的脚步，接受宋人的求和要求，而是稍做´¬息，便接着调集资源，派大军南下，穷追猛打，直到彻底灭亡南宋。只有肯付出牺牲代价的军队才可能是胜利的军队，蒙古人之所以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正确思维原则，他们深知，战争的本质不在于伤亡多少，而在于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只要摧毁了敌人的作战意志，付出再大的伤亡代价也是胜利。与之相比，宋朝的那些糊涂君臣总在幻想着不付出牺牲的胜利，这怎么能打胜仗！

其次，在人才方面，由于没有正确稳定的用人标准；或者说，也在坚持那种求全责备的完美的用人标准，其结果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朝廷里的好人越来越少，且还做不成好事；坏人却越来越多，且往往能做成坏事。因为好人有原则、讲道德、做事守规矩，上面不让做的事就不做，一旦受到别人的诬蔑和攻击，往往是上章自劾，或者以辞职表明清白，甚至自杀以明心迹，也不会去无中生有地捏造罪名诬陷别人。而坏人没有原则，也不要脸，凡事或人只要挡了他的利益或让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践踏别人，他们马上就不遗余力地攻击别人，不在乎有没有事实根据，也不在乎会引起什么后果，就敢去做，久而久之，朝堂上的坏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所说的坏人还不是韩麟小⒓炙频勒庑┍弧端问贰范ㄎ“奸臣”的“坏人”，这些人的情况复杂，我们前面已有文章说明，至少按我的标准，他们还是恪尽职守、负责任的人，算不上坏人。真正的坏人是像南宋末期宰相陈宜中这类的人，陈宜中本来是太学生出身，好发表一些极端主义的“正确议论”，贾似道丁家洲之败后，他上书要求“杀似道以谢天下”，此后，在辅佐南宋流亡政府的两位小皇帝时，他也总是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看似勇敢正确的军事主张，但最后，却借着去占城国（今越南）为流亡政府联系退路，本人躲在那里不回来了。这是最坏的一种人，他们最爱求全责备，提出种种让别人做不到的政治要求，而一旦事情轮到自己头上，则放弃原则、逃避责任。我说这种人最坏，是因为他们隐蔽性最强、破坏力最大、数量最多。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唱高调的人往往得到交口称赞，好当官，所以数量多，而他们提出的高调主张是连自己也实现不了的，所以导致实际上做不成任何事情，最终败坏朝政。而且，这些数量巨大的人，如果不是让他们本人亲自去实施自己提出的高调政策，你还发现不了他们的不负责任，可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者总是少数，站在旁边说风凉话的是多数，你发现不了这些说风凉话的人是对是错，倒是那些干活儿的人的对错一目了然。所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第三，由于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宋朝官场的政治生态越来越恶化，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官员之间平时无原则地互相攻击，战时不负责地互相拆台，其后果是导致战争失败和官员叛逃。观察宋代历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战场上的直接原因都是前线军官不听从主帅指挥，互相不配合，甚至，在复杂的官场生态下叛逃敌军。如对金作战由张浚指挥的“降兴北伐”就是由于前线将领李显忠和邵渊不和而失败。由韩麟蟹⑵鸬摹翱禧北伐”也是因为两淮前线的军队内讧和四川主帅吴羲的叛变投敌而失败，在攻打宿州时，三路宋军为了争功竟然互相残杀，城下后到的部队居然向先攀上城墙的宋军敢死队背后放箭，本来都打算投降的守城金将吓得不敢投降了，因为眼看着那些本是一家人的宋军尚互相残杀，自己降过去，一定没好结果，逐决意坚守，这一坚持，还真就把宋军给打败了。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襄阳之战，宋朝不是没有援军，而是派往前线的援军见死不救，将领之间互不配合，最终导致失败。

有些研究者将宋军的这种互相拆台归结为宋代“守内虚外、兵将分离”的军事制度，笔者以为言不及义，下文将有详细解释，此处所要强调的是，内斗不已、内耗无穷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缺少主见、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所致。如果皇帝有所主见，正确地惩罚一切不听指挥的军官，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皇上没有主见，那些军官又确各有各的道理，结果就只能是如此混乱了。

第四，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得宋朝丧失了实施正确战略的能力。联金灭辽、联蒙灭金，都是好战略，可是一实施就出错。有宋一代读书人增多，言论又自由，所以，不是没有好的战略提案，但却因整个国家的军政系统已然败坏，根本就没有实施的能力。比如在襄阳保卫战期间，贾似道也知道派兵援助，但是，派到前面的军队越多，情况就越糟糕，因为互不配合，甚至互相拆台的情况就越严重。有些研究者将前线军队将领互不配合的原因归结为贾似道背后为某些军官撑腰，这显然没有道理，贾似道作为最高统帅，支持某些将领当然是应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贾似道会给某些将领撑腰，而在于某些将领不听贾似道的话，这些将领也另有人撑腰。实际上，贾似道本人始终处于各种政敌的攻击当中，有些将军借这些攻击对贾似道的命令阳奉阴为。宋朝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自真宗朝起就开始了，如果说贾似道有错，也只是错在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恶劣的状况。

第五，由于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最终导致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待那些投降敌人的叛徒的态度。在宋仁宗时，中原士人张元叛逃西夏，做了西夏国的军师、宰相，策动西夏进攻宋朝，有人建议将张元的父母、妻子杀死，以为惩戒。宋仁宗一度听从了这个建议，把人抓起来了，但又有人建议：不能杀张元的家属，一杀他就会更加铁了心地帮西夏，而且显得朝廷不够仁德。宋仁宗一想也对，就把张元的家属给放了，想以此来感化张元，期盼他能回头是岸。这种作法显然是糊涂的，结果也根本没有感化得了张元。杀掉张元的家属，对张元投降这个事实已¾¬没有什么改变了，但是可以表明朝廷对叛徒的立场，警告那些立场动摇的人不再投降，鼓舞那些忠诚抗敌的人继续战斗，宋仁宗的作法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如果说仁宗时由于面临的西夏还不够强大，所以宋朝能免于灭亡的话，那么在南宋末期，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就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襄阳之战，吕文焕投降元军之后，有人建议朝廷将吕氏集团的旧将尽行免职或问罪，但谢太后担心这样会激起兵变，而且为了À¬拢吕氏集团的旧将，不仅没有将他们尽行解职，反而让他们继续留任各地防卫长官的位置上，以谢太后的想法，是以此来感化吕氏部将，以期获得他们的忠诚。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可笑的作法，托人去通过已投降元朝的吕文焕，请他在蒙古人面前为南宋小朝廷能苟活下去求情，如果杀了吕文焕的亲族，岂不就断了这条在元朝中的“内线”！这种作法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不在于吕文焕可以通过亲故关系招降旧将，而在于树立起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投降敌人的叛徒不仅遭不到应有的惩罚和报复，反而获得倚重；坚持抵抗的人死了白死，那还有ˬ愿意为朝廷卖命？ˬ出卖你越狠，你就对ˬ越好，结果导致所有人出卖你。南宋后期降将众多，不能完全归于这些降将本人的无节，主要的原因就是朝廷鼓励了一种是非颠倒的价值观：ˬ投降ˬ有功！那这些将领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汉武帝杀死李陵的一家就是正确的价值观，当得知李陵被俘而投降的消息后，汉武帝不去落实消息的真伪，便杀了李陵留在长安的家小，逼得李陵真的投降匈奴了。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汉武帝的作法是错误的，这种见解不对，这就是思维混乱。如果不对叛徒严惩，就维持不住自己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忠诚，所以，必须得杀，哪怕杀错了，杀得过分了，也得杀，否则就是宋朝的结局：灭亡。

四、宋朝留下的思想包袱

思想混乱不仅导致宋朝的灭亡，更要命的是，它所形成的很多观念，流传至今，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广为接受，如果不清理掉这些思想上的包袱，就难免会重蹈宋朝之覆辙。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思想包袱的内容和性质。

1、两宋灭亡中的“外交决定论”（少生是非论）

几乎就在灭亡的同时，有一部分宋朝人就将国家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的外交战略，这种说法可简单地称之为宋亡原因中的“外交决定论”。关于这一观点，顾宏义先生已在前面两文中予以了充分的批驳，此处不复多言。我想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种观点由来已久，自宋仁宗时就已出现，而且它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少生是非论”。还在仁宗年间，范仲淹等人就提出以“纳岁币”的方式来满足那些野心勃勃的邻国的要求，而且要求守边将领少生是非，免得发生冲突。宋神宗时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老臣提出的也是这种主张，在他们看来，宋朝之所以会与西夏、辽国发生战争，是由于朝内那些好是非的人擅起边衅所致（参见本刊2010年第一¼¬之《仁者误国》、2011年第一¼¬之《追问王安石变法》）。正是因为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影响甚深，所以，到了宋朝灭亡，还有人说是由于童贯或贾似道这些人擅开边衅，草率与强敌结盟，灭了有悠久“友好关系”的“友邦”，才遭致自身覆灭的。按这种人的逻¼¬，只要自己老实听话，别人就不会来打自己。这大概是那种被吓破了胆、吓得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才能产生的想法。狼要吃羊，难道是因为羊在对狼的外交政策上有什么过失吗？这些人难道忘了北宋崛起时，是如何灭掉南唐的吗？当时赵匡胤想灭南唐，南唐后主李煜派使者到东京汴梁，企图说服赵匡胤不要用兵，那位使者口才不错，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又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从未有什么过失，为何要兴兵讨伐？”赵匡胤回答：“既是以子事父，你说父子分为两家，行么？”那使者辩解不休，赵匡胤不耐烦了，说了句很蛮横、但是真理的话：“你别说了，½¬南是没有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想就打。事实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都自然而然地会走向扩张之路，不扩张就不能称之为崛起，当宋朝面临崛起的强国时，靠着低眉顺眼陪小心的外交手段，就能躲过灭亡的命运吗？当然不能！可是为什么这些存在着如此明显的荒谬性的理论还能延续几百年，至今还有一些人相信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任何时代都有些怯懦到家、怯懦到了自我欺Ƭ程度的人，这些人天生就是这么思考问题，所以，对这类观点永远有必要给予高度警惕。

2、两宋灭亡原因中的“制度决定论”

有很多学者将两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其“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制度，说是北宋惩于唐末藩镇割据带来的五代之乱，建立起军权与相权分离、军官与部队分离的军事制度，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各支军队的统兵官互不相属，导致军队之间Ь调配合能力下降。这种观点自明代就有，延袭至现代，几乎大部分现代学者都同意这各种观点。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古今中外各国的兵制，无非两种，一种是战时兵制，那时强调的是集权，一个统帅几乎可以指挥全国的军队，将领与军队结合得比较紧密；另一种是和平时期的兵制，均采取分散掣肘之术，高级将领与军队分离，用兵时临时再指派，以防军人擅权干政。北宋初年，灭南唐后蜀时，也是委托重要将领以控大权的，如曹彬统兵数十万平定南唐，不可谓兵权不大，只是后来天下底定，赵匡胤才采取“±¬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兵制由战时的“集权制”转为和平时期的“分权制”。但这种制度不是永恒的，如遇战争，完全应该、也可以转为战时的集权制啊！有学者以为，宋末诸君恪守祖宗家法，没有改变这种“分权制”的兵制，导致宋朝各支军队和将领之间互相不配合，打不了胜仗，才遭致国家灭亡的，笔者不以为然。

首先，所谓“祖宗家法”对宋末亡国的那几个皇帝根本就没什么约束力，以宋徽宗为例，祖宗家法是宦官不能干政，可是当时不仅让大宦官童贯参政，而且还授予统兵大权，他给童贯的权力已不亚于宋太祖授予曹彬的权力了，可就是没打胜仗。由此看来，这些皇帝亡国倒不是因为恪守祖宗家法，而是由于自己智力上的缺陷，不知道该恪守哪些“好家法”，改变哪些“坏家法”。

其次，如前文所说造成宋军将领之间互相拆台、互不配合的原因，是由最高统治者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生态恶化所致。皇帝识人无术，让一批心胸狭隘、只关注个人眼前利益的人当了统兵官，就自然会做出互相拆台的事。而且，国家总在和战之间摇摆、没有主见，下面的各级将领也不知该打好还是不打好，打吧，如果明天与人家和了，说不定还治自己个“擅开边衅”之罪；不打吧，朝中那些唱高调的人又说自己玩寇养威，不为国尽忠。左右为难，只能按每个人一时一地的心情和个性来决定自己的的行为，自然’I格之处甚多。

我之所以否定“制度决定论”，还因为今人也总爱拿制度说事，一谈及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就将其归因为制度，一论某些不合理的问题就号称要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制度后才能根本解决。事实上，“制度”成了逃避责任、拖延解决问题的借口，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归结到制度上，就与具体的个人脱了干系，所有犯过错的人就可逍遥事外；而一旦把某项问题的解决归于等待制度的完善，那就等于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以现代的学术造假来说，各种监督评审制度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善，学术造假的数量却越来越多。

当然，我不是说制度不必要，而是想强调，制度只是人们在解决某些问题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人为创造出来的规则体系，这些体系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它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刚性作用。实际上，真正制造问题的是人，是每个具体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观念，因此，解决任何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是以强制手段树立起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对于不如此行事的人采取足够的有威慑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效果。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比如安全生产问题、比如道路乱收费问题、比如保护耕地问题，等等，莫不如此。

3、两宋灭亡原因中的“奸臣决定论”

将两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奸臣当道，是中国古代史书中通行的观点，这些观点起源于当时朝廷中的党争，也起源于事后那些当事人在总结灭亡原因时互相推诿责任并为皇帝开脱的心理，还起源于胜利者为自己侵略行为合法性所寻找的借口。这样，我们便看到南宋开国诸臣将北宋亡国的原因归结于蔡京、童贯等“六贼”头上的说法（这是为徽宗皇帝开脱找的理由），也看到了《宋史》中将韩麟小⒓炙频姥魔化为“奸臣”的作法（这是侵略者为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合法性的借口）。

这种观点还通过戏剧、评书等渠道充分渗入到民间社会，成为一种社会公众意识，无形中，这种思维方式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庞大的的“作伪”工程：前朝的大臣、新朝的皇帝、官方的学者、民间的艺人，还有无数充当看客的平民百姓，共同“伪造”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奸臣”群体（自然，还有与之对立的“忠臣”），其中折射出复杂的人性与国民性。

仔细分析宋末的“奸臣”，会发现“奸臣”这个词并不准确，“权臣”更为恰当。北宋和南宋“权臣”迭出，实际上主要是由于皇帝非病即弱所致，皇帝身体不好，朝政总得有人负责，那些负责尽心的官员便权倾一时，韩麟小⒓炙频赖热私匀缡恰S捎诨实坼钊酰这些人实际上就处于皇帝的地位：因此，既容易招致那些也想觊觎这个位子的人的嫉恨，编造罪名恶意中伤；又容易引起那些以忠臣自诩的大臣的不理解，¾¬常上表攻击这些人欺君揽权。所以，弱君时代的“权臣”多会被蒙以“奸臣”的恶名留于史册。

弱主强臣的权力组合，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从来就没有使一个国家强盛过。传说中的周公、伊尹因史料之缺失，可置之不信。史料丰富的权臣记录，最著名者莫过于曹操和诸葛亮，两人都尽心扶保弱主，但也都不能实现统一天下的志愿。曹操早被定格为奸臣；近年来，也有学者挖出诸葛亮“欺君弄权”的史料。其实，两人都是“忠臣”，没有自己篡位就是忠臣的证明，其它的说法都不可靠。只是在弱主时代做一个“权臣”，无论你怎么做，都难逃“奸臣”的恶名，韩麟小⒓炙频烙氩懿佟⒅罡鹆潦窍嗤性质的人物。

那么这些“权臣”是否是两宋灭亡的原因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这些人是两宋王朝得以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原因，若无这些“权臣”的存在，两宋王朝恐怕早就灭亡了，正是在这些“权臣”忍辱负重的扶持之下，王朝才得以苟延残端。

宋代历史留下来的“思想包袱”还有很多，比如本刊上期曾讨论过的“由富致强论”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细数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称之为“思想包袱”，是因为现实中，仍有很多人，按形成这些观点的思维方式在思考问题，正在制造与之类似的思想混乱。比如，我们真的可以“和平崛起”吗？如果不对“崛起”必将付出的代价充分预研的话，一旦事到临头，会不会再重谈“不该与金、蒙结盟”的糊涂老调呢？再比如，靠细民勤劬、税吏苛严是能积累起富甲一方的财富，但这真就是个强国吗？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能安然过日子吗？金人南下掳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宋朝当时为天下首富。若无不同于富裕的强大意识与力量，富也富不了多久，而且早晚要成为打劫者的“刀下鬼”。

关于思想混乱，今人应该也不陌生。比如最近一个事情，说是广东某地一公安局长建议：为了有效地禁黄、禁毒，应在KTV和洗浴中心内广泛安置监控摄像头。此言一出，引起网络热议，支持者固然有，反对者也有不少，理由是这侵犯了公民个人的“隐私权”，那位公安局长反驳道：这是公共娱乐场所，都“公共”了，还有什么“隐私权”需要保护？此事的结果尚不知道，但之所以能出现这种讨论，就是一种思想混乱的表现。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安不安摄像头，而在于国家政策上是不是要真正地禁黄、禁毒。KTV与洗浴中心为黄、毒之基地，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丧尽天良的不诚实了。如果真要禁黄、禁毒，这位公安局长的建议就是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措施，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那就用不着讨论，直接执行就行了。如果不想真禁，那也就别逼着在基层一线执行国家行政命令的公安干警想什么办法了，也用不着进行这样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会把决策层逼到最后的关头：禁还是不禁，真禁还是假禁？给个明白的话！在你还不想给、也不敢给个明白话时，纵容了这种讨论，就是把自己往火上架！再比如，最近关于牛奶国家标准的讨论，那《标准》明明就是一些牛奶企业串通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的错误标准，可是，这些人居然振振有词地反复为这么一个玩出来的标准公开辩护，允许这种辩论的出现，本身就是丧失了正确的是非观的表现。

是的，进入现代社会了，进入民主时代了，凡事都应征求民意，符合民意的才能干，不符合民意的就不能干。但这种只是让人听着顺耳的大道理其实只是句空话，根本无法做到，也不能那么做！比如你征求老百姓意见该不该涨工资？异口同声地说：该！你再问：该不该涨物价？同样异口同声地说：不该！这不是明摆着找乱吗？工资涨了，老百姓购买力增强，自然物价要涨，有什么民意可以征求的？又能征求出什么民意？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有关部门，根据¾¬济运行的情况，明确当前宏观¾¬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当控制物价为主要目标时，就全力以赴控制物价，这时就别提涨工资的事；当刺激消费为主要目标时，就大力宣传提高劳动者待遇，也就别想能按住CPI。这种事是不能讨论、用不着讨论、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名堂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国家、政府这些凌驾于社会群体之上的力量，就是因为个体和小群体的理性是有限的，形不成有效的公共秩序，这时，才需要有一个超越于公众之上的强力机关来作为公共理性的代表。诚然，国家、政府这些公共理性代表的机关，也是由个人构成的，当这些人丧失了公共理性的意识和能力，就会使国家沦为他们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工具，社会就会因失去公共理性而发生混乱。有的论者以为，国家只有在民众的监督下才能履行公共理性代表者的职能，而所谓公共理性也无非是小群体和个体理性博弈的结果，进而认为，靠加强群众（或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就能解决国家功能失效的问题，而靠言论自由等充分表达不同群体和个人意见的机制，就能促成合理的公共秩序的形成。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因为事实上，每一种公共理性的最后形成都是以消灭某一群体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而群众（或社会）的监督也根本解决不了国家运行上的问题，群众（或社会）力量的实际作用只在于以选举或革命的手段更换国家或政府，而不在于去监督其日常运行。如果让群众（或社会）介入国家或政府的日常运行，就会产生混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理性实际上是由构成国家机关的那一批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如果这批人有这个素质，这个国家就存在，用不着征求民意也存在；如果这批人没这个素质，再怎么征求民意也没用。

宋朝就是这样，它的皇帝因为身体的原因，管理不好国家，就会产生辅佐他的“权臣”。弱主强臣的组合不能使这个国家实现公共理性的目标，那么就只能由别的政治群体来灭亡他们，以实现这个目标。在传统中国，最大的公共理性的目标就是天下一统，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中国。不管周边崛起的新国家是由什么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最终也都会走到这个大目标上，忽必烈灭亡南宋，统一天下，打的旗号是“以夏变夷”，就是明证。

上面说了这么一大堆话，核心的意思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公共理性有其不同于个体或小群体理性的独立来源，因而有其独立的运行规则。

那么，你怎么看待议论自由？每次谈到这里，就会有朋友这样问我。好，下面就让我们讨论一下言论自由的问题。

五、关于宋朝的“知识分子”待遇、言论自由和¾¬济繁荣问题

宋代的知识分子待遇高、言论自由和¾¬济繁荣是不少现代学者对宋代最主要的三项赞誉。我以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现代学者在实际社会地位上发出的一种变形的小群体利益诉求。现代学者主要以读书、教书为生，希望提高自己的待遇，而且社会、人文学者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表言论，所以希望有言论自由的环境，至于¾¬济繁荣则是为了实现自己这个职业群体特有的利益而选择的公共旗号，以期换得社会大众对有利于自己小群体利益规则的同意，因为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就是：宋代的知识分子待遇高和言论自由带来了¾¬济繁荣。

先说宋代的知识分子待遇高。首先，得澄清一个概念：宋代的读书人与今天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现代的标准：宋代的读书人几乎全是官僚候补生，既不是发现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也不是担当公共理性和社会良心的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因此，所谓宋代的“知识分子”待遇高，其实只是官员的待遇高，没现在知识分子什么事儿。如果勉强以都要读书这种外在的行为特征，把宋代的读书人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等同起来的话，那么宋代的“知识分子”留下的只是耻辱：被现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中三项在宋代的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没有一项是由宋代的“知识分子”弄出来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沈括，其实只是一个失意的官僚，为了打发漫长的闲居日子，将这些发明当作奇闻逸事记录下来了，如此而已。

宋代的确是开科取士最多的朝代，也是官员待遇最高的时代，那是因为皇帝孱弱，只好多招些人，以壮声势，只好靠给下级多发工资，以增加他们的忠心。同样是出于皇帝孱弱的原因，纵容臣子们随意发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言论自由”，这一切的结果并没有挽救这个王朝灭亡的命运，在很多场合下，还加速了这个王朝的灭亡，如借言论自由而衍生出的失控的“党争”，最终使国家政治体系陷入崩溃的状态。

关于“言论自由”，今人喜欢以现代西方的例子来证明其绝对的优越性，我想指出的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言论自由”只是一种条件，它起的作用可能是好作用，也可能是破坏作用，不是文明程度的绝对标准。在宋代历史上，言论自由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大于其建设性作用的。这是因为言论自由取代不了最后决策，一旦最后的决策形成，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也是失效的。比如在美国，虽然也有反战的声音，但一旦政府做出了战争的决策，这些人说了还不是白说。从实际政治行为过程来看，这些国家在做决策时，主要也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风格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对公众言论和意见的统计做出来的，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每次对外战争都不是事先征求全民意见、专家充分论证、或进行全民公决才做出决策的，相反，都是总统独断专行的结果，比如最近这次参与空袭利比亚，奥巴马总统怕在国会内惹麻烦，干脆绕过国会，直接派飞机参与了北约的军事行动。

说到底，“言论自由”只是形成正确决策的前提，而不是结果本身。作为条件，“言论自由”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它有时可能因推进了正确决策的出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时却可能因进一步助长思想混乱、而加剧国家的内耗，反而促进了这个国家的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常有那些建立了伟大成就的帝王听取正确意见的范例，如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汉高祖听从张良的建议、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建议等等，这种情况常被一些学者称为当时有“言论自由”的气候。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些皇帝本身有判断是非、识别优劣的能力（这样的人多半也会有控制地提供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而不是仅有“言论自由”这种条件。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失控的“言论自由”只出现在群雄并起的战乱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在这些时期得以出现的条件是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言论自由”只是在一种新的秩序（即“言论不自由”）出现前的社会状态。现代的美国也一样，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是因为其决策者选择了使美国强大的正确决策，而不是因为其拥有“言论自由”。试问，同样享有“言论自由”的英国何以就衰落了呢？

“言论自由”只是条件，不是目的，而且，这种条件本身也是有“条件”的：要付出代价。如果将言论自由当作正确决策的条件，那么就必须接受它所带来混乱甚至秩序崩溃；如果一旦正确的决策出现，形成了稳定的秩序，言论自由的程度就一定会缩小，就一定要限制某些言论的发表。这是人类全部历史¾¬验观察所得到的铁一样的事实，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言论自由本身能不能成为目的？也可以，那么，就必须承认，也得把社会混乱当作目的。事情是明摆着的，要么在混乱中享受言论自由、过嘴瘾；要么在安宁中管住舌头、过弊屈日子。没有一个萝卜两头甜的道理，如果两头都想要，还都要吃甜的，那就是惘顾事实的思想混乱了，思想混乱是要亡国的，宋代的例子已¾¬说明了一切。

言论自由最直接的功能也许是为那些以“说话”为谋生手段的人提供了良好的从业条件，对于实际政治生活中权力的运行和使用，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如果说真有作用，那也只是在改变一个政权前夕的混乱期，各种力量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刻，但一旦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它就一定会缩小言论自由的范围，让以“说话”为生的人越来越觉得不自由。

至于宋代的¾¬济繁荣，我觉得那几乎就是个伪命题。在中国古代，社会¾¬济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你政府管得越少，它的¾¬济就越繁荣，宋代¾¬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皇帝的无能、管不过来所致。况且，同期的辽、金也并不差，比如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即今天的北京），人口22.9万户，人数约在百万以上，金朝境内超过20万户（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三个，金章宗泰和年间，开封人口居然达到了24万户（应有125万人口）以上，10万户（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十三个，这些城市并不比南京都城临安的¾¬济差，只是没有留下绘声绘色的史料记载罢了（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近代史》第11卷）。金国之所以能够拿下北半个中国，而且稳定统治了一百多年，那不只是他们能打仗的结果，也是他们能治国的结果。在金人治理下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不比宋人治理下的百姓差，并不是我们现在某些史书上所说的那样，金朝统治下的老百姓都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要真是那样，老百姓早就把金国皇帝给推•¬了。在某种程度上，南宋王朝之所以不能北伐或北伐无功，和金国人把北方治理得不错是分不开的，北方老百姓也没有多大动力去追回旧日那个糟糕的统治集团。这一点，在南宋当时就有人（如陈亮、辛弃疾等）说明白了。可惜的是，我们今日治宋史者对这一事实仿佛视而不见。

六、结语：需要重写宋史

关于两宋积弱和最终灭亡的原因上，我们表达了两个观点：

1、赵氏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导致自太祖以后的诸位皇帝中，大多数非弱即病，这一点是两宋王朝积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或可简称为“皇族有病论”。

2、整个宋朝君臣民众思想混乱是两宋积弱和最终灭亡的原因，可简称为“思想混乱论”。

那么，“皇族有病”与“思想混乱”这两个原因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要说：“皇族有病”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皇族有病”，才使得天下混乱。对宋朝来讲，“皇族有病”就注定要出现“思想混乱”。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看，总结出思想混乱这条原因对宋朝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是天下没有正确的思想，而是皇帝没有选择正确思想的能力，而他们自身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毛病，那是天生的疾病，不要说当时，就是以今天的医学技术水平也无济于事。所以，如果仅对宋朝来讲，知道了其皇族患有这种根本治不好的疾病，其它任何理性的¾¬验总结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仍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深入讨论了“思想混乱”的表现及后果，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为宋朝的人总结历史，而是为当代人在总结历史。所以，我们是以宋朝皇帝为正常人作为假设前提进行讨论的，只有正常人才能选择正确的思想、中止思想混乱的局面。

“思想混乱”是“皇帝有病”的结果，又是宋代积弱和灭亡的原因，这是我们勾勒出的简明的宋代历史最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假如它的“皇帝”是正常的，那么，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混乱”的问题：首先，他自己不能思想混乱，要明白何是何非；其次，他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全国的官员和百姓不能思想混乱，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这样的国家才能强盛而富裕，人民才能健康而幸福。

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国家的强大是由于出现了伟大的帝王；而国家之衰弱和败亡，也是因为出现了病弱乃至精神错乱的皇帝，大臣们始终是第二位的原因，甚至就不是原因。可是，历史总结又多费笔墨于大臣，而少言帝王之原因，那倒不是出于为帝王开脱的缘故（后人没必要为前代帝王开脱），而是在于那是一个改变不了的原因、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些先天的遗传病患者，ˬ能治好他们！后人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分析诸如“思想混乱”这种“第二原因”，其目的主要是为那些思维正常的后代帝王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参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这种知识的梳理与延续是有意义的，它能使思维正常的人知道前代灭亡的真正原因和表现是什么，从而避免其在自己眼前再度形成气候，这可能也是历史学自以为能对人类的进步有所作用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自信。

出于这种动机，我们发现，整个宋史需要重写，因为目前关于宋史的主流叙述将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混乱”带到了现代，影响着现代人的正确选择，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说明“是”与“非”的宋史。

一家子混乱的关系范文第5篇

东津沱是砣“炭丸”，家人极力反对，朋友说他“脑袋进水了”，可他选择了走马上任

2001年，合川撤乡并镇，南津街街道忽然多出了60多名年龄偏大需要提前离岗的干部。就在大家留恋机关舒适安乐的日子不愿离开的时候，当过多年乡镇领导的张年全第一个办理了提前离岗手续。

“他是一个能人！”这是当时人们对张年全的评价。

张年全有长年从政积累的社会关系，熟悉管理、懂经济，还有驾驭、处理复杂事情的气魄和能力。因此，退下来的张年全，一时成了“抢手货”，好几家企业要聘用他，其中一家给出每月1500元的待遇。

正在这时，南津街街道领导找上门来，希望他去南津街街道所辖东津沱社区“主政”，每月工资350元。

那时的东津沱有“十多”：下岗职工多、“两劳”人员多、盗窃案件多、贫困低保户多……打架天天有，闹事开门见。1997年至2000年，东津沱社区就发生刑事案件141件，治安案件252件。

很明显，东津沱是砣“炭丸”，张年全的家人极力反对：“稀罕那300多块钱？”

经过无数个夜晚的辗转反侧，54岁的张年全最终选择了答应，走马上任当上了东津沱社区党支部书记，后来又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放弃1500元，选择350元？“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哟？”张年全的举动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中引起一片哗然。

但张年全认为搞社区工作社会价值更大，他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为的是体现人生价值。”

上任第一天，张年全拍着胸口对街道领导说：“社区班子成员都是原来的机关干部，管不好一个社区，群众会把我们看白了！”

治乱，治脏！“小混混”们说：“‘老汉’对我们这么好，再乱来就对不起他了！”

提劲归提劲，社区近5000户1.6万多人，吃喝拉撒、打架斗殴、扯筋撩皮等等，都需要管，工作千头万绪，从何抓起？

张年全理清了头绪，先从建立组织抓起。他将党员们划分为10多个党小组，并恢复居民小组、楼院长制度。

社区管理全盘棋开始动起来了，他将工作的突破口锁定在“治乱”和“治脏”上。

刑满释放人员陈某，返家之后身无分文，父母兄嫂不愿收留，社区群众见之如遇“瘟神”。本想改过自新，无奈无人理睬，陈某干脆破罐子破摔，又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搅在了一起。张年全了解情况后，一次又一次找陈某谈心，有时说得口干舌燥至深夜。

为使陈某彻底改变恶习，张年全为陈某申报了低保，借钱帮他办起纯净水送水站。送水站开业了，张年全又逐一到各单位帮助联系送水业务，使陈某的送水站逐步走上正轨。见陈某还是单身一人，张年全和社区干部一道，牵线搭桥为陈某张罗对象。在社区的扶持下，陈某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娶妻生子，生活幸福。陈某结婚时，特地请来社区干部喝喜酒，陈某当着满堂客人，流着泪说：“社区党组织特别是‘老汉’（方言，意即父亲），把我一个坏人引上了正道，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后来，陈某见了张年全就喊“老汉”，还多次要求加入党组织。

当时，东津沱社区的小混混有五六群，是影响社区治安秩序的根源。可渐渐地，在东津沱，喊张年全“老汉”的小混混多了，社区也逐渐清静下来。“‘老汉’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还去干坏事就不是人了！”那些曾经的小混混说。

为彻底根除治安混乱状况，社区党组织配合公安机关组建了100余人的治安巡防队，由20余名党员带队，24小时值班巡逻，同时发挥党小组长、楼院长的作用，排解大量的矛盾纠纷，使社区从根本上告别了治安混乱的历史。

东津沱社区原是东津沱街道所在地，自街道撤消后，城管队、环卫队相继撤走，于是社区成了卫生管护的死角。上豫丰街自发形成菜市一条街，卖菜的、杀鸡鸭的、各种小吃摊点，横七竖八占据了整个街道，一条街污水横流、臭气熏人，群众怨声载道。

张年全决定从这儿开刀“治脏”。

社区环卫人员敢于碰硬，在两个月内让所有占道经营户迁到社区农贸市场，摘除了社区环境卫生一大“毒瘤”。紧接着，社区划分了5个卫生责任段、11个卫生责任区，成立1个卫生清扫队、1个卫生监督队，实现全天候清扫，并开展乱摆摊点、乱堆乱放、放养家畜、临街烧煤等方面的专项整治，很快，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求惊天动地，但求努力做好身边的小事”。

“张书记想得很周到，就像我们的亲生儿女一样！”说这话的是东津沱社区托老所的老人们。

80岁的左智清老人患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常拉在床上，服务人员天天给老人洗身子、换床单；85岁的吕碧华患有大脑萎缩、心脏病，腿也摔伤了，服务人员每天帮她洗脚、擦身、盖被子；老上访户兰梦岳老人住进老年公寓后，被社区带来的温暖所感动，主动放弃了上访。

东津沱社区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近2000人，因子女忙于生计，许多老人无法得到很好照顾。为使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张年全多方筹资1万元，于2002年办起托老所。目前，托老所托养老人35人，平均年龄83岁，最大的年龄95岁。在托老所里，老人们一日三餐有人管，吃药看病有人问，生活起居有人理，成天笑意洋溢在脸上，真正成了幸福老人。

社区托老所只是东津沱社区的服务平台之一。

近年来，东津沱社区建立了老年服务站、家政服务组、腰鼓队、医疗服务站、丧事服务队、党员自愿者服务队等十几个平台，为社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全方位服务。

张年全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求惊天动地，但求努力做好身边的小事。”7年之中，每年365天，他都在忙忙碌碌做着与社区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