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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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世界史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融入路径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情感的各项认同度，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当前的世界实力是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要想认清当前世界，就必须建立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本文中主要分析了世界史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世界史的教书育人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学习世界史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思想领导的重要作用，建设完善的意识形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我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在2015 年 1月19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该项文件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高校担负着输送人才和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兴起了许多的国际问题和思想理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各种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对学生们的价值追求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阻碍。导致大学生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弱。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加强民族教育和国家情感教育非常重要。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传播的主体是高校教师，他们担负着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民族各项认同感的重要任务。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安国情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的意义在于保存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和维护善恶平衡，维护公平和公正等重要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尊心。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高校中的历史教师，需要具备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等各项能力，帮助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研究和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上，都有需要从世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世界史。世界史教师在传授世界史相关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以及道德情操，提升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搞笑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世界史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途径
1、学科体系方面要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
通过学习世界史的理论、观点、方法借鉴和交流融合，将世界史和思想政治理论相融合，提高学生将学习到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相关能力。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要同时具备思想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各项知识技能，同时还要具有跨学科素养研究能力。世界史的授课教师，要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西方社会的各项理论和思潮。同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历史的角度，为学生深入讲解各项问题，在大历史和全球史的前提下，通过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为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的深刻意义。
2、加强世界史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来说，科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校内外所有教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仅是世界是教师，还同时包括各学科的教师，摒弃过去的教书匠思想，从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水平，同时还有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世界是教师在做好第一堂课的基础上，还可以加强与政治思想理论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第一课堂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史第二课堂。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和论坛，以及学术讲座等活动，专门邀请和聘请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此外可以通过读书会、辩论会等形式来提升学生学习世界史的兴趣。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综合水平。
3、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引进世界史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各方面能力综合成长，特别是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的培养意义。高校中，教世界史的教师们要积极参与到建设校园文化之中，以学术为本，在校园多开展一些世界史的公开课、选修课和读书会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开展世界是学术讲座，或者是通过图书馆来普及世界是的相关知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世界史的学术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提高学生们学习世界史的兴趣。此外，将世界史通过相关学术教学活动，来向同学们展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正确树立学生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全面培养学生掌握世界史的各项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时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体现。通过学习世界史，大学生能够发散思维掌握更多知识，用历史来沉淀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掌握能力，对于学习我国历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
[2] 高希中.“书名竹帛”：历史承载民族记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
[3] 苏几.今人该怎样研读世界史[N].中国青年报[J].2015（2）.
[4] 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J].历史教学，2012（2）.
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4-0120-03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是研究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经验，从历史现象入手，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示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帮助人们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少走弯路，把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得更好。[1]《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要求，以组织和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获得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方面的直接体验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和科学性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或教学环节。正是由于这一学科内容和目标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教学形式、特点、功能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特点和功能的探讨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
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具有不同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所发挥的教育功能各不相同。通过基地教育、社会实践的实践教学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手段的互补性，从而达到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教学效果。[2]《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
1.基地教育。基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的必要形式，就是利用地方教育资源优势，建立校外《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学基地，在进行课堂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到基地参观学习，在现场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基于认识与感受的实践教学形式。
2.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无论是以哪种形式社会调查，都必须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堂教学的理论内容，拟定社会调查的目标和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前和课中的调查主要以历史资料的收集为主，如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等，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某一个方面考察党是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解和掌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及地位奠定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社会实践教学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就是学校老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教师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必须在其理论课教师指导下进行，引导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如社会实践活动内容、形式的选择，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活动后的交流，巩固提高，都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体现。教师在每次实践教学前都要撰写详细的教学方案，主要项目应包括：实践教学的目的、任务和要求；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时间和地点；实践教学的经费预算、安全注意事项及效果评定。
2.学生的主体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中，教师要切实确立学生主体的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理论内容与实践相结合，引发其对此积极的思考，最终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同时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积极性，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逐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
3.活动的社会性。活动的社会性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将引导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向社会学习，以社会为课堂，以活动为载体，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教育，不断提高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认识，继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社会实践活动教学与在课内组织进行的专题讲座、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专题演讲、观看影视片等结合，可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学效果。
4.目标的特定性。《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社会实践教学不能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开展社会实践，而是服从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理论教学的特定目标。社会实践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理论素养，社会实践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如果偏离了这一特定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理论课的教学层面上，就难以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认识误区。切忌为社会实践而实践的形式主义，以杜绝负效应。
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社会实践教学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具有多方面功能，主要有强化功能、创新功能、塑造功能和内化功能。
1.强化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有利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学效果，完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教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社会实践活动的设置，如访问考察，访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雄人物、人民群众等当事人，能帮助人们更进一步贴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事实材料，生动地再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加深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鲜经验，积极组织访问、座谈、考察，及时推广成熟经验，指导人们在新形势下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2.创新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有利于创新和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教学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学要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继承就割断了历史，成为；而创新是继承的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成为保守主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学就成为僵死、凝固了的毫无用处的东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理论教学就是向受教育者传输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我们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领域、寻找新载体，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也能够不断丰富和创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优良传统。
3.塑造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师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塑造。社会实践离不开作为组织者、指导者的教师，他们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实现两者的统一是社会实践教学取得成效的关键。通过社会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和施教能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教师作为理论的宣讲者，作为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承担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开展社会实践、学习考察，能使参与其中的教师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开阔视野，丰富教学素材，在教学中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又能根据教学内容走向社会，解答疑难问题。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授课，也必将使得在教授课程过程中更加生动和形象，更具说服力和实效性，更好的塑造教师的能力和素质。
4.内化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的社会实践教学有利于刺激学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兴趣，内化教学内容，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武汉大学在开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程时，设计了社会实践教学环节，很受学生欢迎。学生对社会实践教学活动是渴望的，对社会实践教学活动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同学们纷纷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课开设了社会实践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规律，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任，也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信心。因此，为了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就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加强社会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以刺激学生学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耀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小云，王辉.大学生社会实践概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著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3] 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4] 在这" 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5] 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6] 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捍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7]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 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8]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代理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 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9] 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著作。
[3]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5]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5篇
纵观佛山市近几年的中考情况，成绩好的学校并不多，题目稍难些，成绩就大幅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暴露了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感到，开卷考试实际上是在考老师，是对教师综合素质的一种考察。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教师是否能抓住考试的方向，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否得力。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政治学科的特点，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是提高政治科中考成绩的有效途径。
在初中诸学科中，对政治教师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综合起来，我认为，高素质的政治教师应当是一个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历史知识比较丰富的人；文学素养比较深厚的人；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思维比较活跃的人。
一、扎实的理论功底，能提高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敏锐地捕捉社会热点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学政治科教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考政治科命题的重要原则。用学过的理论知识来分析解答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中考政治的命题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基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表层面的理解，而要吃透其精髓，深刻领会其内涵，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对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熟练地掌握。理论知识不扎实，又怎能胜任中学的政治教学呢？笔者在教学中对此感悟较深。政治理论知识是我们能上好思想政治课的源泉。
初三政治教材中有二条重要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二是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二个观点可以用来分析许多的社会热点问题，例如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城镇职工的再就业问题、重视农村教育问题、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都可以运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如果教师对此类理论理解不透，是无法指导学生答题的。
把时事作为政治考试的命题材料，是中考政治的特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事与课本知识的结合点，从而提高备考效益。
二、丰富的历史知识能使课堂教学更加血肉丰满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初三政治课涉及到许多历史知识，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等。如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秋收起义；世界历史上的贩卖黑奴、工业革命，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许多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都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渊源。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作铺垫，又怎能将课本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呢？我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不能停滞在表层面的历史知识上，而应清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经济原因，这样才给把课上的内容充实、生动活泼。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历史，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教师都要熟悉，并能熟练地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去。因此，政治学科的这个特点要求政治教师必须要具备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善于学习，及时补充缺漏的历史知识。
三、深厚的文学素养能增加政治课教学的文化品味
政治课教师普遍认为政治课难上，学生们也大多数认为政治课枯燥无味，每到上政治课便昏昏入睡。因为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与语文课不同，决定了政治课的趣味性要差一些。尤其是一些政治理论、概念，如物质、意识、世界观、规律、矛盾、社会主义本质、“三个代表”思想等，是比较抽象的、不容易懂的。能否将抽象的内容讲清楚，取决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教师如果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就能调动多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这就要求教师会不会通过举例子、打比方去讲清楚课文内容了。
文学素养深的教师一定能将政治课上的生动活泼、春意盎然。所以政治学科的教学内容也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我们不仅要吃透教材，而更主要的是如何将课向学生讲明白，让学生能听得懂。这就要考虑你怎么去上这节课了。中考政治开卷考试的特点，也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否则无法去指导学生。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要去阅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试想，教师授课时的言谈之中透出浓厚的文化素养，就能提高政治课的文化品味，政治课怎么会没有魅力？
四、增强社会责任感，才能促使教师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准确把握中考命题方向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因为政治学科本身最重要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此，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其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反映国内外形势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要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要与时俱进。政治教师作为政治学科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然要求政治教师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人。政治教师都不关心时事，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又怎能提高政治教学的实效性？因此，教师要养成勤看报、勤看电视新闻、勤听广播的好习惯，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要密切关注。对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的文件要细心研读，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时事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当中，日积月累，形成习惯，从而培养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成绩。
五、知识、情感丰富，思维活跃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