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逻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

（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3]徐明祺.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欧元的信用危机[j].社会观察,2010(6).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中国股票市场传染效应

引言

2009年12月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普、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信用评级，揭开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进而引发重挫欧洲经济，甚至威胁欧元区生存的欧洲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以欧元区国家为主体的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中国进口先进技术的最大来源地，欧盟经济与中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股票市场行情低迷不振，持续走软。这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建立时变Copula模型，选取2009年12月至2012年3月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目的是为相关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

文献综述

在Pericoli and SbraciaPericoli， M.， Sbracia， M.，“A Primer on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3， Vol. 17， No.4， pp.571-608.看来，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主要含义是：当一国或一个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时，该国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其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或是对于单个金融市场的冲击，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其他金融市场。DeBandtOlivier de B.， Philipp H.，“Systemic risk： a survey，” Working Paper Series 35， 2000， European Central Bank.指出，传染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产生，如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关联或金融工具之间的技术相关都可能导致传染。Rochet and TiroleRochet， J.C.， Tirole， J.，“Interbank Lending and Systemic Risk，”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1996， Vol. 28， No.4，pp.733-762.认为，银行间的借贷和交易将一个金融机构出现的偿付问题传染到其他金融机构。Allen and GaleAllen， F.， Gale， D.，“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Vol. 108， No.1，pp.1-33.指出，流动性偏好冲击通过银行间金融工具可以从一个局部传染到整个经济体。除此之外，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变化及其引发的投资行为改变也可能导致传染效应。GrossmanGrossman， S.，“On 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tock Markets Where Trades Have Diverse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76， Vol. 31，No.2， pp.573-585.的研究发现，信息首先会引发个别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调整，如果市场参与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与该证券市场相关的所有其他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也会出现相应调整，信息与传播会使风险在证券市场之间传染。Kodres and PritskerKodres， L.E.， Pritsker， M.，“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Vol. 57， No.2，pp.769-799.建立包括“噪音”的理性预期模型，研究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或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共同宏观经济风险因子的情形下，传染效应尤其显著。同时，他认为一个金融市场遭遇的随机冲击也会通过资产组合调整传染到其他金融市场。

在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不同证券市场在收益率上的相关性。King and WadhwaniKing， M.， Wadhwani， S.，“Transmission of Volatility between Stock Markets，” Review ofFinancial Studies， 1990， Vol. 3， No.1，pp.5-35.最早使用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s）检验股票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他们对美、英、日三国在1987年10月股灾前后的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发现股市暴跌后一段时间内，三国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增加，存在传染效应。Baig and GoldfajnBaig， T.， Goldfajn， I.，“Financial Market Contagion in the Asian Cri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8.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股票指数、汇率和利率等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危机期间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增加。Chiang等Chiang， T.C.， Jeon， B.N.， Li， H.，“Dynam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inancial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Asian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Vol. 26， No. 7， pp.1206-1228.建立动态条件相关模型（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对1990—2003年亚洲9个国家的股票指数收益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9个亚洲国家股票市场存在传染效应。RodriguezRodriguez， J.C.，“Measuring Financial Contagion： A Copula Approach，”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2007， Vol. 14， No.3， pp.401-423.首次用Copula模型实证检验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5个国家股票指数、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拉美4个国家股票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证实金融危机对这些股票市场存在传染效应。

国外文献侧重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对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基本不涉及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近几年来，国内文献多集中于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而研究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传染效应的文献十分少见。龚朴、黄荣兵龚朴、黄荣兵：《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载《管理评论》2009年第2期。运用时变Copula模型对2005年1月至2008年10月中美股市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并不大。游家兴和郑挺国游家兴、郑挺国：《中国与世界金融市场从分割走向整合——基于DCC-MGARCH模型的检验》，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采用非对称MGARCH模型和Engle提出的动态条件相关模型，对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与这些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强。张兵等（2010）张兵、范致镇、李心丹：《中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研究》，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用GARCHDCC模型分析了中美两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发现在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两国股票市场之间的时变相关系数稳定在0.5以上。蒋彧和裴平（2012）蒋彧、裴平：《中国与美国股票市场动态相关性》，载《经济管理》2012年第3期。运用时变Copula模型对2007—2010年间美国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周舟等（2012）周舟、董坤、汪寿阳：《基于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传染分析》，载《管理评论》2012年第2期。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和时变多元 GARCH 模型对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欧债危机蔓延期间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性。

国内外文献为本文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改进和深化已有的相关研究，促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时变Copula模型，选取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至2012年3月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

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与欧债危机相关的信息冲击会引起欧洲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调整，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而会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因此，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可表现为危机爆发后欧洲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变化。由于两地存在时差，欧洲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当日北京时间晚上11点。在通常情况下，有关欧债危机的信息冲击会先到达欧洲股票市场，再传染到次日的中国股票市场。因此，传染效应表现为当日欧洲股票市场与次日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变化。

欧债危机自2009年12月在希腊首先爆发，至今阴霾不散，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国家广、信息冲击来源复杂等特征，而且整个危机爆发与蔓延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经过比较，本文认为，由PattonPatton， A.J.，“Estimation of Multivariate Models for Time Series of Possibly Different Lengt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6，No.21.提出的时变Copula模型可以捕捉变量之间的非对称和非线性关系，能够更精确地描述相关性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本文选择时变Copula相关性模型，实证检验欧债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效应，特别是解析欧洲股票市场收益率与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随欧债危机发展而变化的过程。

实证检验

（一） 样本选择与说明

本文选取欧洲股票市场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股票指数，即英国FTSE 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法国CAC 40指数具有代表性股票指数选择来自http：///intlindices？e=europe。，并以它们的收益率代表欧洲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同时，考虑到美国股票市场具有全球性影响，本文还选取美国股票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S&P 500指数，并以它的收益率代表美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作为研究中的参照。

本文还选取中国股票市场最具有代表性的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它覆盖了中国A股市场约70%左右的市值。因此，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可较好地代表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

欧美两地与中国存在时差。欧洲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当日北京时间晚上11点，美国股票市场收市时间为次日北京时间清晨4点，通常情况下信息冲击先到达欧美股票市场，再传染到中国股票市场。鉴于此，本文研究欧债危机爆发后当日欧洲股票指数收益率与次日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之间的时变相关性变化，并以当日美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与次日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之间的时变相关性变化作为参照。因为欧债危机始于2009年12月初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所以选择欧美股票指数的样本区间为2009年11月30日到2012年3月30日，次日中国股票指数的样本区间为2009年12月1日到2012年3月31日，并以每日收盘价为样本数据。

在相关研究中，通常使用指数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替代变量，它具有消除时间序列不平稳性和无下界的优点。本文也使用股票指数对数收益率表示股票指数收益率，根据英国FTSE100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美国S&P 500指数和中国沪深300指数，分别计算它们的对数收益率。同时，考虑到各国股票市场的假期安排不尽相同，经过筛选后，共得到533组有效样本数据。

（二） 样本数据统计特征

表1给出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中国股票指数收益率的基本统计量。其中，JarqueBeta是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正态性检验统计量；LB（20）是滞后至20阶的自相关检验统计量，用于判定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ARCH（20）是滞后至20阶的异方差检验统计量，用于判断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是否存在异方差效应。

结论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危机；资产负债表；全球化；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069-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危机。一种认为“人类已经吸取了足够教训，可以避免大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观点开始流行时，次贷危机却爆发了。紧接着，从2009年10月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公开承认其前任隐瞒了巨额财政赤字起，半年内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21.3％。即使在三年后的今天，欧元也已累计贬值了20.1％，并且仍有探底的空间。欧元的这种表现已经完全符合国际货币危机的学术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由欧元引发的一场新的国际货币危机已经降临。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救助方案的设计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能为各国避免此类新型国际货币危机提供有益参考。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欧债危机和国际货币危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首先，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主要有三种流派：第一种流派是从财政与货币政策及二者协调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成因。如Nelson（2010）等在对希腊的财政税收、预算数据进行考察后发现，税收政策的执行不利和财政赤字国际债务化是危机根源。Panico（2010）则认为欧元区缺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导致“欧猪五国”只能通过提高外债的负债水平为本国赤字融资，当外部环境和本国国际收支恶化时，这些国家很容易遭到游资冲击使资金链断裂而爆发危机。第二种流派侧重于实体经济层面。如Arghyrou（2010）等认为，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相比，希腊经济绩效低下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本因。余永定（2010）认为希腊过高的福利制度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第三种流派则从次贷危机的角度，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原因。如Arezki等（2011）通过对次贷危机之后政府债券利差等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欧洲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承受的巨额损失是造成银行经营困难，无法为“欧猪五国”提供展期的重要原因。但以上三类研究均未从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衍化的角度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探讨。

其次，梳理国际货币危机的研究脉络。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相关研究具有明显的“代际性”特点。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重大货币危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目前形成了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根据主要研究者的姓名，第一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被称为“Krugman-Flooder-Garber-Kramer”（KFGK）范式，也即“理性冲击模型”。这些模型假定：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政府偏好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手段只有出售外汇储备。这类模型特别强调，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矛盾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第二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主要出现在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4年比索危机之后。由于两次危机均未出现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局面，故无法用第一论予以解释。Obstfeld（1994）认为，这两次货币危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点，经济可能存在一种“多重均衡”状态。其中市场价格（即名义利率）在实现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动态的博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进一步地，为解释投资者的预期如何使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有攻击均衡点跃变，Morris和Shin（1995，1998）通过求解投机性博弈模型的均衡点，证明了缺乏关于经济基本面状态的共同认识是危机爆发的诱因，并导致经济最终停留在有攻击均衡点处。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出现了第三代危机理论。尽管该理论体系相对庞杂，但很多研究对理解当前的欧债危机十分有益。第一种模型突出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效应。Mckinnon和Pill（1998）认为亚洲国家通过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亲情政治等途径，为投资者提供了巨额的隐性津贴，增加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这与当前欧元区用整体信用为“欧猪五国”债务“背书”的逻辑惊人一致，只不过模型中的违约人换成了政府。第二种模型用“羊群效应”把货币危机解释为银行挤兑的副产品。在基于微观金融层面的第三种模型中，Krugman（1999）强调，资产负债表效应与货币错配效应对一国净债务的巨大影响足以在外国债权人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时，导致货币危机。

最后，当前利用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解释欧债危机的文献十分鲜见。刘锡良等（2010）延续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思路，认为建立在稳定的部门资产负债表基础之上的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防卫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措施，并以此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但未涉及欧债危机的具体情况。王立荣等（2009）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并在对原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崩溃进行研究后指出，若要平稳运行就要求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要相对一致；汇率调节负担对区域内的弱币国家而言更为严重，这容易导致弱币成员国重新调整对ECU的比率，甚者退出EMS。

然而，囿于欧债危机的发展进程，以上研究并未运用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解释其根源，也缺乏对危机内、外部传导机制的探索。鉴于此，笔者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欧债危机与传统国际货币危机的不同，并从危机根源、传导机制等方面对第三代危机理论进行扩展，以发现国际货币危机的演化逻辑，为欧债危机的破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视角。

二、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扩展——对衍化逻辑的再考察

（一）国际货币危机的历史沿革与主要特征

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危机大致可分为：早期的竞争性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早期的竞争性贬值阶段横跨近一个世纪（1856-1945年），并与血腥的殖民战争相伴。国际货币危机史最早可追溯到1857年。当时受英国工业品剧烈竞争的影响，美国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并爆发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为促进出口，美元大幅贬值。由此开始至二战结束，无论是否实行金本位，各国货币均存在事实上的黄金平价，并由此形成各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平价关系。国际货币体系在经济萧条时不仅没有起到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反而通过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措施加剧了实体经济危机，并在货币层面表现出典型的国际货币危机特征——短期内大幅贬值。但这种贬值往往是一国政府主导有预谋的贬值，而非国际游资的狙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1945-1973年），国际货币危机主要表现为中心货币（美元）与货币平价的巨大变动，但期间也伴有三次（1949年、1956年和1967年）英镑危机。1960年、1968年和1969年的三次美元危机造成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和美元贬值，并最终导致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际游资冲击占主导地位，政府被迫实行“固改浮”的汇率制度成为最终结果，爆发危机的货币主要为国际储备货币。

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又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其重要内涵在于各国货币对美元采取浮动汇率的方式，但仍以美元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美联储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并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在该体系下，发生了目前国际货币危机理论重点讨论的十余次货币危机，即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拉美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1980年代至1990年初的欧洲与墨西哥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的东南亚、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见表1。这一阶段的危机呈现出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体，国际游资冲击为直接原因，和汇率制度、经济基本面逐渐无关的新特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近十年未爆发大的货币危机，但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均表现出鲜明的货币危机特征——美元、欧元相继贬值超过20％，并且这两次危机展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发生危机；二是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巨额债务都可以引发危机；三是危机的传导渠道为金融衍生品，而非传统的外汇储备；四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在危机的国内、国际传导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国际货币危机的衍化逻辑

通过对国际货币危机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150多年来国际货币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爆发原因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货币表现，更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深化的必然逻辑。因此，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新特点及其背后的货币危机衍化逻辑就成为扩展当前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关键。从国际货币危机的主要特点来看，四类危机在危机主体、是否为主动贬值、外汇储备变化、出现危机的部门和是否遭到游资狙击五个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见表2。这说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特别是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的平衡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经济形势。

从危机成因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根源是由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共同决定。“特里芬两难”在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三次美元危机，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悖论更是在东南亚各国货币危机中重创区域经济。固定汇率制以其先天的制度成本——汇率制度的脆弱性最终被浮动汇率制代替。这也验证了第二、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然而，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且经济基本面未出现反转预期，甚至贵为国际储备货币国之一的欧元区，已经以其爆发货币危机的事实证明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漏洞。毕竟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尚无法对欧债危机进行完全解释。传统理论常用的视角——超高的外债、经常账户赤字、股市投机、短期资本流向逆转、腐败（亲密资本）、低效的金融体系似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顽疾，而本轮欧债危机却不能简单归于此。现代货币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越来越体现出民主政治风险和集体道德风险；在金融层面则表现为衍生品过度交易，资产负债表的国际溢出效应加剧等新特点。但是，无论哪一类货币危机最终反映的都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国内与国际间传导方向与传导环节均发生了明显衍变。以第三代货币危机（除俄罗斯货币危机外）为例，危机首先在国内金融部门爆发，即：经常账户逆差>外汇储备本币贬值预期增强市场预期逆转国际游资做空本币现货，买人本币期货外汇储备枯竭本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增强政府放弃原外汇比价固定汇率制崩溃本币大幅贬值货币危机爆发国内通胀上升利率上升、信贷紧缩实际收入减少，投资下滑实体经济危机爆发。欧债危机属于新型货币危机，其危机的起点为公共财政账户，即：“欧猪五国”财政赤字高于《马约》红线以十年期国债+货币互换协议隐性融资货币错配的头寸增加税收不足、开支刚性导致到期日临近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违约风险加大风险暴露后遭国际游资做空欧元现货，买人欧元期货欧元贬值五国CDS价格上涨欧元进一步贬值货币危机爆发欧元区巨大的政治意义对主要国家救市的预期提高利率平稳欧元区整体宏观经济平稳，但“欧猪五国”实体经济出现衰退。可见，随着1999年欧元区的成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货币危机爆发的起点与传导过程也衍化出新形式；而从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打破了近百年来“国际货币危机必导致实体经济危机”的规律。

三、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应用——欧元危机的新解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衍化的逻辑来看，对危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思路：即金融分析、实体经济结构分析和经济制度分析。

首先，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欧债危机是19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浪潮的产物。具体而言，为规避Q条例的监管，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在“政府不禁止就是可以做的”的价值观支配下被开发出来。其中以互换协议（主要是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为主体的衍生品由于合约易于标准化，交易费用低，在现行会计规则下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被广泛交易。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合会（ISDA）估计，在2007年底仅信贷违约风险互换（CDS）的规模就已突破6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GDP之和。次贷危机中为大量劣质贷款扮演重要增信角色的衍生品正是CDS，无独有偶，此次希腊等国与高盛进行提供隐性贷款以掩盖财政赤字的交易也是通过该产品实现的。随着该合约规定的第二次互换交易期限的临近和美元的企稳，希腊等国的外汇账户立即出现巨大的风险敞口。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CDS价格一夜暴涨了近一倍，从而直接导致债务危机。从国际金融和会计制度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互换类产品不被要求在会计附录中披露。同时，在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汇率的设置有利于借款人而导致资产项下凭空增加了数十亿欧元，却未同时放大负债项。然而，这种尽管符合欧盟会计准则和《马约》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是以日后还款为隐性代价的。在财政赤字高企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因CDS价格暴涨而被大幅抬高的情况下，“欧猪五国”的庞奇游戏当然也就无法持续。因此，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衍生品交易是欧元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历史总是惊人相似：1998年俄罗斯的债务危机也导致了新卢布贬值超过60％的剧烈货币危机。该危机也与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所刻画的其他危机在成因和传导机制方面有显著区别，而与欧债危机的高度相似。只不过，欧元具有新卢布所没有的一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两次危机的成因和逻辑是一致的。

其次，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猪五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与效率低下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此轮衰退严重影响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下的服务贸易项目（航运、旅游等）和房地产业，而这些产业恰恰是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支柱产业，意大利则由于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而影响相对较小。另外，以希腊为代表的“欧猪国家”全员生产率增长率的长期停滞是导致其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本质原因，见图1。在著名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中，劳动得到的边际报酬是随着土地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的，而技术进步则充分体现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但是“欧猪五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不仅从微观上严重削弱了实际工资的增长空间，更为GDP乃至财政收入的增长埋下了隐患。GDP增长率与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现0.423的相关度有力支持了这一判断，如表3所示。财政赤字高企正是GDP增长乏力的最终结果。

尽管欧元危机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特点之一在于并没有使整个欧元区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但与传统危机一样，仍造成“欧猪五国”发生了明显的经济衰退。其原因在于开放条件下汇率贬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尽管通常本币贬值可以通过J曲线效应增加出口，并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提高本国的就业和产出水平，但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的资本投入。因为在资金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使得信贷市场的贷款往往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因而净资产规模决定了企业可贷资金的数量，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规模。货币危机爆发后，如果一国企业部门因为货币错配而存在以外币计价的巨额债务敞口，则其净资产将严重缩水，进而导致该国整个企业部门投资减少、失业上升、产出水平下降，并且这一效应会远远大于上述汇率贬值对产出水平有利影响的前两个方面。因此，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不仅是欧债危机的根源，更受到此次危机的回声作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从而有力证明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实体经济逻辑。

最后，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带来了金融深化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民主政治超载”的深层次制度问题。“民主超载”的政治体制必然遵从外部目标服从内部目标的决策原则和“选票至上”的政治规则。这就决定了美国必将采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国际货币安排，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民主超载”导致了财政赤字和由工资粘性带来的企业效率低下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些内生性问题为危机埋下了“病灶”；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由“民主超载”带来的当前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传导机制将次贷危机的影响传递到了欧洲，最终造成欧债危机的爆发。结合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与诞生的逻辑，可以清楚地梳理出“民主超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恰恰是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促成了为对抗美元单一霸权的欧元及欧元区的诞生，并在统一财政政策失败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割裂的失衡局面。这种政策协调机制的缺失不仅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的匮乏，更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制度层面的隐患。因此，从国际货币体系和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角度，我们可以用扩展后的国际货币危机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作出新的解释。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国际货币危机历史沿革和相关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当前由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的考察，我们从危机成因和传导机制两个方面扩展了第三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并以此对欧元危机爆发的根源与逻辑进行再检验后，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当前的货币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越来越体现出民主政治风险和集体道德风险的新特点；而在金融层面则表现为衍生品过度交易，资产负债表的国际溢出效应加剧等新特点。

二是从危机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国内与国际间传导方向与传导环节均发生了明显衍变。以公共财政账户为起点的危机逐渐增多，而且货币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有常态化趋势，而破坏力有所减弱，即并不一定导致该货币区实体经济的全面衰退。

三是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欧债危机是19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浪潮的必然产物。

四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猪五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与效率低下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

五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当前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缺失是欧债危机成因的一种新解。

当前，解决欧债危机的外部环境与时机可谓困难重重，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堪忧，美国就业数字改善的速度将直接影响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拉动欧洲面临外需的速度，进而影响欧洲企业绩效的改善；（2）从债务重组的角度考虑，IMF目前有可能像以往救助韩国、巴西一样提出的苛刻条件令欧洲望而生畏；（3）区内主要国家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恐怕不会迅速启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

尽管如此，欧债危机的真正解决还有赖于欧元区从制度设计完善和落实的角度提高经济统一的速度和程度。具体来说，就是构建总预算和总税收政策，由诸如“欧洲财政联盟”的独立机构负责支配欧元区的公共账户。但是，这涉及非常复杂的宪法修改问题——实际上，如果欧元区完成了财政统一，则事实上各国家的界限也就几乎不存在了。而对这个问题，欧洲已经从1990年欧洲议会的专门会议开始一直争吵了22年，近来也没有达成一致的信号。同时，欧元区对条约的落实也顾虑重重。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预先设置了“威慑性条款”（可以对违反财政纪律又不能采取有效纠正措施的成员国施加最低为GDP0.2％的罚款），但他们并不愿意设置一个成功制裁其他成员国的先例，因为下一次同样的条件和制裁就可能会被应用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