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四风心得体会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四风"问题，不只是作风问题，更会发展成一种腐败现象，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关于反对四风服务师生的心得内容，快来阅读看看。
反对四风服务师生心得体会一
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进一步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才会使我们党具有更加广泛、深厚和可靠的群众基 础，才会使中国梦之路更加顺畅、更加宽阔。
群众路线是党的执政生命线，同样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命线。正如胡**同志所说，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 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重点聚焦到党的作风建设上，要集中解决情势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这"四风".
指出，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验、大扫除。对作风方面存在题目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示，对题目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题目进行专项治理。
自从中心出台八项规定以来，我党就把这"四风"题目作为重点来予以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积极贯彻落实，获得了初步的效果。然而，依然有很多地方我行我素、两面三刀，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四风"题目已成为顽疾，根深蒂固，而且是毫不在意。
从反对情势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来看，除认真解决八项规定的题目以外，还有几个突出题目值得在此次整风中认真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热中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和弄虚作假，不干实事的题目；二是热中于与大款老板勾勾结搭、形影不离，不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题目；三是热中于吃喝玩乐、奢华公楼公车，不讲吃苦的题目；四是热中于大手大脚、大场面，不讲勤俭和效益的题目。
"四风"题目，不只是作风题目，更会发展成一种腐 败现象。集中解决"四风"题目，固然主要是之内部整顿为主，但也会对严重的题目进行严厉查处。
第一，此次整风活动将会有哪些老虎、苍蝇被扫落、被打掉。既然是整风，肯定要有成效，最主要的成效是干部风气大大改观，特别是密切联系群众获得明显成效，干群关系得到大大改善，这也是主要的目标。另外一个成效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必须要把干部当中的一些害群之马、老虎和苍蝇予以果断的扫除、打掉。此前不久，中心八项规定就扫落了2000多名违纪违规干部。因此，此次整风活动，将会扫落哪些老虎、苍蝇值得关注，也恐怕会直接影响整风活动的效果。这里面固然有顶风作案的老虎和苍蝇，也有一些隐躲极深的老虎和苍蝇，能不能通过整风活动发现一批、查处一批，拭目以待。
第二，整风活动还得要牢牢依托群众、发动群众。整风活动固然是党内的教育实践活动，但是开展的却是群众线路教育实践。因此，活动必须要充分依托群众、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让群众评判，要真正解决群众亲身利益的题目，真正构成一个良好的干群互动机制，以确保整风活动不走过场、不弄情势。此次活动要求以整风精神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开门弄活动。
第三，整风活动要重在制度机制建设上下工夫。假如只是在一段时间的风气整治上下大劲，强调"风头上要紧",而没有一套完全、科学的制度机制，整风活动很有可能就会抓出"一阵风",风停了，一切又有可能照旧。
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进一步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才会使我们党具有更加广泛、深厚和可靠的群众基 础，才会使中国梦之路更加顺畅、更加宽阔。
反对四风服务师生心得体会二
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自己认真学习了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总行领导的动员讲话，重点学习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选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重要论述选编》三本书，使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优良传统再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再武装。同时，在系统重温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的理解，增强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价值追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性。具体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分必要、意义非凡
党的十八大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开展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体现了从严治党、执政为民的要求。开展这一活动，是直面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创造力的需要；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按照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向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奋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正如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积极投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结合主观世界的改造，联系岗位的职责任务，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践之于行。
二、教育实践活动贵在力见实效，下功夫查摆和整改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内脱离群众问题的集中表现。"四风"继续蔓延，积重难返，就会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离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中央明确要求把解决"四风"问题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号脉很准，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尽管"四风"问题在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不同党员身上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存在程度也有差别，但无疑都需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对此，我们必须端正认识，克服"与己无关"思想和畏难情绪，不左右观望、消极对待，切实做到：横不攀竖不比，老老实实正自己。我们一定要瞄准"四风"这个靶子，在查摆自身问题、寻找差距中认清自我，在找准抓住存在问题、认清自我中接受教育、获得提高。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自觉利用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契机，把自己置于群众的"透视"式监督中，原汁原味地听取群众的心声和的意见，从中汲取纠正"四风"的政治营养。总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扫除"四风"积弊，必须深入扎实，不走过场，决不能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糊弄官僚主义。这对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对我们的党性观念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检验。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胡风；“五四”观；主流；反封建；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85-06
胡风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时，与同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五四”风潮极深的濡染。在自叙传《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印记》一文中，胡风袒露心迹，承认“五四”新文学对自己影响甚深。特别是《湖畔诗集》和王统照小说集《一叶》，时过境迁，仍使胡风感念不已：“前者教给了我被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里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①这两种著作之外，胡风衷心挚爱的是鲁迅的《呐喊》。如果说前两者浪漫唯美的审美风格促发了胡风诗人的气质，以及日后对美、感性以及人道、人本主义思想的执守，后者则更进一步地锻造了胡风作为启蒙主义文艺人士的文化品性。
胡风从“五四”新文艺中获取的文学趣味，形成的文艺思想、精神品格，又反过来成为后来胡风重述、认识、想象和评价“五四”的基点。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在其文艺随笔、文艺评论、理论著述、演讲稿、谈话录、编辑手记，甚至50年代中期以后身陷囹圄所写的思想检讨、旧体诗词中，“五四”始终是胡风反复谈及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在胡风毕生与之纠葛不休的左翼主流思想视阈，“五四”因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也是其不断解说的对象和话语整合的重要资源。如此一来，如何看待“五四”，已然成为胡风与左翼主流分歧及冲突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后人探识胡风思想及命运难以回避的重要角度。
一、“五四”总主题认定的趋同
“五四”以后，关于“五四”运动的缘起、性质和主题，各种身份、立场的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根据周策纵的总结，这些观点大体分为三类：其一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其二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即以为首的的观点，主要认为“五四”运动毁坏了民族传统。其三是以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476486周策纵的概括较为全面准确，不过在第三点中应补充说明，即《“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并非首创，而是其对和瞿秋白观点的继承。在1924年5月1日的《这一周》一文中首次把“五四”运动认定为反帝运动：“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2]这一看法得到了瞿秋白的响应。他在1925年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强调：“，一方面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3]1932年的文章中，瞿秋白又补充了“五四”“反封建”一条：“‘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4]至此，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瞿秋白的阐发中已经成形。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把这一说法进行加工，使之更加鲜明和完整。
事实上，“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包括大学教员、学生领袖、普通学生、市民、工人等，在当时并未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识。在后来的追述中，胡适、罗家伦、张太雷、、许德珩、王统照、邓颖超等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运动彼时仅是一场排日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此外，由于诸多学者如胡适、周谷城、瞿同祖、钱穆、梁漱溟等认为“封建社会”仅仅是商、周时期，秦以后各王朝并不属于封建制度，因此，“五四”运动“反封建”一说亦多有争议。[5]这些从侧面证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说法，乃是源于中共领导人从特定政治视野所作的追认、重释和升华。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第28卷 第5期 谢 刚：“存异”难以“求同”胡风是认同“五四反帝反封建”一说的。考察胡风的著述可以发现，胡风首次使用“反帝反封建”一词，并将其与“五四”联结，是在1935年7月所作的《怎样前进一步》一文中。胡风借讨论“白话”与“大众语文建设”的关系，指出“白话”曾起到过反帝反封建的作用。“白话”显然隐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后，在《五四时代的一面影》一文中，胡风明确提出“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同时认为，“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①。从时间上看，胡风的观点不可能受到的影响，而可能是从、瞿秋白的论述中获得启发。无论为何，胡风关于“五四”运动主题的认定，算是从此确定下来，后来再没有任何改变。由此可见，胡风关于“五四”运动总主题的看法，与中共的权威认识完全一致。这使得胡风日后在内心深信不疑：自身所恪守的“五四”观，与中央的正统理解没有本质不同。建国后当林默涵敦促胡风从“五四”观上作检讨时，胡风的检讨始终不得要领而难以过关，即导源于此。甚至于胡风一再拒绝思想改造，积极上书中央，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浑然不觉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象，其实都可以从胡风对“五四”总主题的自信认定中，窥见其心理根源。
二、对“五四”领导者的认识偏差
谁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的问题，事关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因此，关于领导者的问题，与总主题一样，也是各政治派别争论的焦点。周策纵的分析曾指出各型意识形态对“五四”领导者问题的渗透和占据，同时表明后来被中共所确定下来的表述，确实脱不开建构的性质。[1]497498早在瞿秋白那里，“五四”运动是被定位在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归属于资产阶级：“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6]247但是瞿秋白同时指出，这场运动也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并在其中“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6]248。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造就了相应的社会群众基础，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显然，瞿秋白为中共关于“五四”领导权的权威说法奠定了基础。到了历史学家华岗那里，终于明确下来：“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主要的领导力量。”[7]
起初，胡风关于“五四”领导者的看法与瞿秋白颇为相似。胡风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①但是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中作了检讨：“‘以市民为盟主’的错误提法，……违背了的分析，甚至和我自己对于的革命内容的理解也自相矛盾了。”[8]到了晚年，胡风仍然认为：“这个提法犯了逻辑上的大错。市民是指资产阶级。五四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但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盟主），而不是资产阶级。当时，执行思想领导任务的《新青年》，在1919年某期上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中国革命的领导思想更明确了。同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药》，痛烈揭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同期发表了他的杂文《圣武》，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有主义的人民’。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 ②
表面看来，这种修正趋同于中共对“五四”的认定，实则并非如此。与华岗上述正统的“五四”观相比，修正后的胡风观点仍有一个偏差。这个偏差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政治身份。
如上所述，华岗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胡风看来，“五四”的鲁迅已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理所当然地居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行列。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了鲁迅以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胡风把鲁迅纳入“五四”领导者之列按理说不应得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依照左翼主流的理解，鲁迅在“五四”时期政治上只能算是一个信仰进化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战士，与共产主义者尚有距离。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定下了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权威看法。在瞿看来，“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6]536变化是在“五卅”前后，“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6]540“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6]546瞿秋白的鲁迅转变论为日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胡绳、艾思奇、陈涌等人所沿用和演绎，成为不容辩驳的主导结论。左翼方面认为，鲁迅精神道路的两个阶段是“五四”以后两个历史时期划分的必然反映。1927年以前，共产党人的革命还伴生在国共合作的联合阵营中，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与此对应的文坛则处于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革命潮流中。1927年以后，国共决裂，左翼政治势力开始新的革命历程，文学革命随即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变，后者顺势成为文坛主流。鲁迅的思想发展必然与上述情势同步相随。显然，只有把文坛领袖的鲁迅纳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洪流中，才能突出左翼政治的威力和左翼文艺的魅力。更内在的，只有把鲁迅的思想演变描述为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发展态势，才能彰显革命现代性的雄辩逻辑和不二法则。从本质上说，历史分期是左翼赋予某一历史时段以特定历史意义的必然手段，能够突出左翼作为历史主宰力量的基本命题。在左翼的历史观中，现代历史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介入，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清晰地道出了划分历史阶段的潜在意图：“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9]分期即表征着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占据，意味着新的历史法则的诞生、一套理解历史的方案的重构，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无规律和无方向的否定，并对其他历史发展逻辑进行压抑和排斥。在历史分期这一点上，胡风固执己见，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分期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胡风认为，鲁迅经过漫长而深入的亲身实践，从具体的生活经验、精神探索及心理体验中，在“五四”以前即已完成了个人主义（包括浪漫主义、尼采学说）向共产主义的觉醒和蜕变。“鲁迅转变论”不仅无视鲁迅早期的思想实际，更在促成“认识可以脱离具体实践”的错误论断。由此可见，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描述和判断，只是胡风意图的第一个层面，胡风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借此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个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抵达真理，所谓实践出真知。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只有实践才能使人在体验中产生认识，从而确保作品的思想意蕴能够藉由美学方式实现有效传达。否则，作品的思想主题便无法深入人心，甚至思想主题本身也可能是“泥于名而远于实”。胡风终身拒斥的，在认识论上，就是脱离实践、仅凭理论习得和逻辑推理的求知过程；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错误创作倾向。这两者错就错在作家放弃了“主观战斗精神”，没有与社会现实和创作对象进行“相生相克”的主客观化合。缺少这一程序，作家深切的情感体验无法启动，而没有在体验中熔炼出思想认识，作品的思想内涵必然流于概念化，作家的主体姿态和人格必将随之虚伪化——这无疑是对“五四”精神正脉的偏离。
在政治上，胡风青年时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自己属于左翼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面对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胡风与共产党人一样，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扶危济困的革命真理。在文艺上，胡风则完全服膺于鲁迅，视鲁迅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导师。在胡风心目中，政治与文艺，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在现代中国，这两者尽管诉诸不同路径，但根本目的却没有不同，都是为了开启民智、教化人心、移风易俗以致救亡图存。因此，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思想，是属于二元一体的同质关系。胡风认为，青年鲁迅在上下求索的启蒙实践中，必然与同为救国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相逢。也只有如鲁迅这般，经过深切摸索之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之用以救国救民。而左翼认为鲁迅的转变是在与左翼发生争论之后，通过阅读蕴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才发生的，这在胡风看来，无疑把对马克思主义接受、消化和吸收简单化了，也否定了鲁迅前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意义。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陷入公式主义、本本主义的陷阱，致使革命者囿于教条，误入歧途。在文艺上，胡风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与鲁迅的文艺方向是殊途同归的。可见，胡风把鲁迅与等马克思主义者并举，同归为“五四”领导者行列，正是根源于胡风“鲁迅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客观上却构成了胡风对主流定见的违抗和挑战。
三、对“五四”历史意义阐发的歧见
胡风对“五四”的考察，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给予了认定，将其视为由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工农大众加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然而，政治上的认同不过是胡风“五四”观的起点抑或背景。由于对文艺身份的自觉认同，胡风更多地把“五四”纳入文化/文学的层面来追认其历史意义。胡风当然重视“五四”政治意义的解读，但胡风更愿意从文艺的角度来加以落实。“五四”的政治意义与“五四”文化/文学史的意义往往被胡风捆绑在一起。胡风甚至认为“五四”的政治意义必须从“五四”的文化/文学史意义中才能彰显。而在左翼政治视野中，“五四”历史意义的显现程序恰恰与胡风相反。“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必须在政治意义的彰明中方能得到清晰呈现，后者实乃前者的参照系和度量值。如果没有后者作为定位指南，前者便会偏离正确方向，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基于这一理论前提，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0]
“五四”文化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归属完全取决于它的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只能在政治范畴中，同时也决定了“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只能是“五四”政治意义的附属和注脚。而在胡风看来，尽管文学/文化的意义不能完全脱开政治意义存在，但后者是依附或者寄生在前者身上的。如果“五四”新文艺传统没有得到恪守和捍卫，那么“五四”的政治意义将难以延续，甚至不复存在。
在具体检视“五四”时，胡风往往偏开政治维度，而单单专注于“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这从胡风对“五四”的命名即可见一斑。胡风说：“，一般地被称做中国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①胡风在此强调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潮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这一理解则使得胡风在把握“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时，更侧重于强调“反封建”的一维。胡风并不否认“五四”文艺“反帝”的一面，只是认为“反帝”应该凝结在“反封建”之中，或者说，“反封建”是“反帝”的前提。如胡风所言：“借用‘人的发现’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的历史意义，虽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①胡风认为“五四”时期写实与抒情两大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是启蒙的文学，在现代意义上发现了“人”的个体价值，并参与了“人”的现代塑造。这与文化上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中对人的发现是相互呼应的。显然胡风承传了鲁迅的“立人”学说，主张“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在此基础上建立“人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取决于人的启蒙、自强和抗争。胡风曾重提鲁迅那句在抗日背景下显得刺耳的名言：“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①无疑旨在说明，实现民族独立若不预先清除封建意识，便不能取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反封建、“立人”才是“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的根基。胡风说“五四” “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① 。“反帝”在这里仅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引子、先声或触发机制，更加凸显了社会变革的内部需求。民族解放有赖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觉醒，民族主义必须以争取个体价值为前提才能健康发展。
因此，“五四”更根本的传统在于反封建。而反封建的要求，尽管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层面，但更主要体现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内在诉求。易言之，制度范畴的反封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观念体系的反封建。在胡风看来，“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根深蒂固地纠结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从社会意识中涤荡落后陈腐的封建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制度方面的革故鼎新只能是一句空话。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破旧立新和全面革命，其任务最为艰巨，作用最为根本，意义也最为重大。不论社会矛盾如何更迭，时代形势如何剧变，反封建的社会文化使命，决不能有一丝动摇。反封建与文化/文艺立场，经历“五四”这一阶段后，已经凝定为一个不可拆解的统一整体。反封建即是坚持文化/文艺立场，反之亦然。胡风终其一生，与人发生的多次争论，无不根源于对“五四”反封建传统及文化/文艺本格立场的执守，而这种执守，又势必演化成对权威政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艺界内部关于白话与大众语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胡风以间接论辩的方式参与谈论并陈明了关于“反封建”的主要观点。胡风强调，建设“大众语”，不能盲目迎合“口语”，抛弃“白话”，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比较合用的‘白话’，目前是抢夺文言地盘的最重要的武器。”“反对掉了文言就是毁掉了封建精神所寄身的最毒的僵尸，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传播力量，使反封建的工作容易开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的部分胜利。”①胡风意在提醒在“大众语”建设过程中，不能放松对文言文的批判，不能无视封建思想的借机复活，从而偏离“五四”传统。
其次，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依循鲁迅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这一口号与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势下，文学既要服务社会政治目的，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爱国热情，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坚持反封建的启蒙立场。胡风说：“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都能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能减少甚至消灭他们的热情，力量；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害……这一切，是帝国主义的助手，是产生汉奸的社会地盘，是养成汉奸意识的实质条件，由这些所引起的一切社会纠纷应该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题里面。”①
胡风在这里明确指出，封建主义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是看得见的敌人，封建主义却是更隐蔽的元凶。即使许多政治家都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胡风依然坚持主要矛盾存在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内部。因此，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分裂投降固然是当时文学的重要任务，但主要任务还应该集中于扫除封建残余，促成民众现代意识的觉醒，如此方能取得抗战胜利。
再次，40年代初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争论是胡风保卫“五四”反封建传统的一次集中体现。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国统区、解放区等多名论者都作了或多或少的批评，重点是向林冰。向认为，在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中，民族形式的再造，只能脱胎于民间形式，而不可能来自于“五四”前后大量涌现的西欧文学形式；只要舍弃旧有民间形式的封建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加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容，民间形式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崭新的民族形式。然而，胡风以为，这势必错误地认为“五四”新文艺不能成为民族形式，“五四”文艺新运动是一次全盘西化的、脱离大众的失败的文学革命。与向林冰略有不同，周扬、郭沫若、何其芳、罗荪企图论证“五四”新文学与旧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周认为“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旧形式”[11]，郭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12]，何则认为“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的正当发展”[13]。胡风认为这些观点模糊甚至抹杀了“五四”新文学彻底反对旧文学传统的姿态，殊不可取。胡风指出，文学的大众化，通过简单机械的“民间形式+时代政治内容”，必然导致双重失败：艺术上不可能产生具有审美感染力的文学，思想上则会导致“农民主义、民粹主义死尸的复活”。胡风并不反对“五四”新文学从民间文学和传统文艺中汲取营养，不反对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文学的大众化。如何既实现大众化，又避免上述的“双重失败”？即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势下，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胡风认为作家必须牢牢地站在现实生活的本格立场，采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理解、批判、消化和改造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艺，写出含有“五四”精神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
最后，在40年代末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胡风借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倾向的批判，再次重申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封建传统，并有所发展。胡风对当时的统一战线作了自己的理解。胡风认为“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②。在文艺上，“统一战线决不是用取消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做交换条件，反而是为了在创作实践里面扩大这个传统的”②。显然，胡风进一步明确了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时的立场。胡风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契机，可以“抖去阻害民众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②，因此，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有义务通过作品把促动民众进步的契机变为现实。为此，作家在创作上应该避免“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歧途。胡风指出，主观公式主义在战争功利的极端诉求下，把文学创作降格为政治情绪的宣泄或政治宣传的附庸；客观主义则“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在作者自己的血肉的考验里面把捉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形象”②。两者均无法起到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效果。胡风认为，只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来创作，才能使民众读者获得灵魂升华，迸发出反帝的潜在战力。那种汉奸行为和分裂活动，在胡风看来，完全是封建意识使然，是缺乏启蒙主义教育的后果。胡风关于抗战文学的这些申述，无疑是对“五四”文艺精神的传承与拓进。
综上，在“五四”总主题的理解上，胡风并未“偏离正轨”，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以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误入歧途”。这一差异使胡风在“五四”观上无法与权威看法“求同”，胡风受到规训与惩罚，可谓在所难免。
注释：
①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128、669、744、622、636、128、70、408页）。
②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612、475、476、479、500-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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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一年来，局党组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全局工作总体规划并摆到重要位置，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明确了党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严实实行“一岗双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全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实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定期研究部署。局党组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及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1月，召开局党组会议，研究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主体责任意识，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中局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职责分工。年中召开党组会，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半年工作情况汇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年末通过年度考核会议、民主生活会等进行总结部署。二是强化责任分解，层层传导压力。建立“一把手”负总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一把手”做到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事项亲自督办；局党组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形成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分工负责、齐抓共享的合力。一年来，局党组主要领导与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与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共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10份，做到了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三是强化考核奖惩，推动工作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文旅业务工作紧密挂钩，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情况纳入年底实绩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日常工作中，加强督促检查，时刻敲响警钟，预防腐败现象发生，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落到实处，有力推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强化理论武装，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局制定了2019年干部职工学习计划、《**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澜文旅党组〔2019〕11号），按照教育内容和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提高每个党员干部拒腐倡廉的意识。一是深入学习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以学习中央省、市、县纪委有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纳入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和党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促使党员干部熟练掌握制度规定，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不断增强执行纪律规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我局把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坚持把《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基本教材，采取党组会、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支部“三会一课”等形式，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不断推进学习贯彻新思想新理论往深里走、心里走、实里走，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全年共集中开展学习***次。三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在前期先学先改、问题整改的基础上，提高站位抓谋划，精心组织抓推动，强化保障抓落实，确保了主题教育超前谋划、动员部署、示范引领、责任落实“四个到位”。坚持“大学习、大调研、大检查、大整改”为契机，以集中学习、专题研讨、调查研究、边学边查边改为重点，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深入有序开展。特别是通过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党组书记为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为主题的党课等形式强化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深刻对照反思，坚守初心使命，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提振了干事创业精气神。四是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活动。采取集中观看“巡视利剑”警示教育片、邀请单位法律顾问讲授“国家工作人员常见职务类型犯罪浅析”为主题的法律知识讲座等形式，告诫文旅人员廉洁从政，时刻绷紧廉政之弦，做到不忘初心，警钟长鸣。同时，开展廉政党课活动，通过开展“党支部主题党日”、到扶贫点芒云村开展“互联共建”等活动，“一把手”带头为党员干部讲授廉政党课，增强党员干部廉政意识。一年来，开展“党支部主题党日”11期，讲授党课4次。
（三）理顺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针对机构改革后职能职责调整以及人员结构优化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不断保密制度笼子，坚持用制度管人管物管事，今年共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24余项，切实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衔接有序的惩防体系。一是进一步建立完善学习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心组、党支部、职工学习制度等制度，并及时制定学习计划，积极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省、市、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文件及刊物，不断增强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使其思想上筑起坚固防线，以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二是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坚持“三重一大”事项由局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并邀请县纪委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领导出席指导，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集体决策，不仅确保了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增进了班子团结和成员间的友谊，使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提高，合力得到增强，有效预防了腐败发生。三是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局党组书记首先带头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纪政纪条规和《廉政准则》，自觉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在规范自己言行的同时，管好了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家属。
（四）强化作风建设，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树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县实施办法，紧紧围绕办文办会办事等方面存在问题，以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抓手，出重拳、用狠劲，坚决杜绝不正之风反弹回潮。一是扎实推进文旅行风建设。利用党组会、局务会学习时间，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今年以来，我单位干部职工没有一个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活动，婚丧嫁娶等事宜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二是切实转变作风，努力提升机关工作效能。结合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我们坚持实行周安排、月总结、季度分析工作制度，科学谋划，统筹安排，亮牌上岗，狠抓工作落实，形成了整体高效的工作格局，切实解决了干部职工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行为，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明显好转，保证了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抓早抓小。我局坚持挺纪在前，执纪必严，对反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诫勉，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局班子成员认真对照检查，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并于9月召开了省委第八巡视组专项巡视澜沧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党的建设、党的领导、从严治党等方面问题进行剖析反思和整改对照，明确了下步工作重点；按规定动作完成2019年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达到预期效果。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回顾2019年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文旅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县委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一是“四个意识”树得不牢，少数干部职工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二是对“四风”整治的长期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还不十分充分。三是责任落实有差距，常常抓、常常紧的工作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四是日常监督有差距，对党员干部的督导、检查、提醒还有待加强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局将积极采取措施，一一进行整改落实，以工作的成效体现整改的实效。
三、下步工作计划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局将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四中、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的部署要求，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文旅业务水平和部门形象提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一）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率先垂范，从严监督各支部和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落实党章、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始终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作为长期坚持的必修课，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坚定不移加强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早抓小、惩前毖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突出以案明纪、以案释纪，引导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为标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知敬畏、守底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把纪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用纪律校准思想之标，调正行为之舵。从严查处触碰纪律“高压线”、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深入学习反四风心得
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计划安排，我社区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xxxx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学习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选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重要论述选编》三本书，使自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优良传统再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再武装。同时，在重温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根本宗旨、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的理解，增强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价值追求、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性。具体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分必要、意义非凡
党的xx大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开展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体现了从严治党、执政为民的要求。开展这一活动，是直面新形势下的严峻挑战，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员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创造力的需要;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按照xx大的战略部署，向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奋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正如xxxx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积极投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结合主观世界的改造，联系岗位的职责任务，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践之于行。
二、教育实践活动贵在力见实效，下功夫查摆和整改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内脱离群众问题的集中表现。四风继续蔓延，积重难返，就会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离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中央明确要求把解决四风问题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号脉很准，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尽管四风问题在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不同党员身上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存在程度也有差别，但无疑都需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对此，我们必须端正认识，克服与己无关思想和畏难情绪，不左右观望、消极对待，切实做到：横不攀竖不比，老老实实正自己。我们一定要瞄准四风这个靶子，在查摆自身问题、寻找差距中认清自我，在找准抓住存在问题、认清自我中接受教育、获得提高。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自觉利用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契机，把自己置于群众的透视式监督中，原汁原味地听取群众的心声和的意见，从中汲取纠正四风的政治营养。总之，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扫除四风积弊，必须深入扎实，不走过场，决不能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糊弄官僚主义。这对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对我们的党性观念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检验。
三、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率先垂范，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制定八项具体举措树立了求真务实的形象，用实际行动引领着全党前进的方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又走在前头，xxxx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基层的意见和百姓的呼声。这些行动，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既是组织者、监督者、推进者，更是参与者，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务必要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当好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带头人、领头雁。一是要在学习上带头。二是要在查找四风表现上带头，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找准自己在作风上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深挖根源，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三是要在发扬民主、听取群众意见上带头，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让党员和群众向我们聚焦，帮我们查找问题、揭短亮丑，用群众的评判照镜子，找准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的靶子。四是在明确整改方向、边学边改、解决问题上带头，正视查摆出来的问题，正视自己身上的毛病，不回避矛盾，真正拿出改的诚意和决心，以改进作风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提高自己，带动和取信于群众。
通过照镜子认清自己，正衣冠找准不足，洗洗澡剖析问题，治治病对症下药，才能够始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落到实处，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我们坚信，只要坚决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就一定能打赢解决四风之害这场硬仗。
深入学习反四风心得
xx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指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以下《》由为您精心提供。
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xx、xx、xxxx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 在中共##市纪委第四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共##市委书记 陈中华 (2005年3月30日)同志们： 市纪委第四次全会是在我市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有参与办矿等违规问题、大力整治矿业秩序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过去的一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为我市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在此，我代表中共##市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午，讨论审议了市纪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王成同志作的工作报告，符合省纪委全会、×××纪委全会精神，切合我市实际，我完全赞同。希望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下面，我讲三点意见：一、把握大局，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hjt总书记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这是对古今中外国家和执政党兴衰成败历史的科学总结。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我市改革与发展正处于攻坚阶段，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目前，市级机关正在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今后一年半时间内，从市级机关到企业单位、到基层组织，全市所有党员都将参与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它准确而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党的先进性、奋斗纲领和崇高宗旨，都要通过党员的模范言行和优良作风表现出来。而腐败是腐蚀剂，它践踏党的纲领、亵渎党的宗旨、玷污党的形象、腐蚀党的肌体、削弱党的战斗力。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根除腐败土壤、打击腐败行为、减少腐败分子，我们党就会丧失先进性。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始终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与各种腐败现象和行为作坚决斗争，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来自于人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能否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得不到巩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风清廉是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宝”；腐败是压制群众的民利、侵害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毒瘤”。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不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就会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落实“四五五”跨越式发展思路的政治保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多方吸收意见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四五五”跨越式发展思路，即实施“四大战略”、突出“五项重点”、实现“五个目标”。“四大战略”即生态环境立市、工业项目强市、科教人才兴市、特色产业富市；“五项重点”即强工、重农、活商、建城、兴旅；“五个目标”即做大特色农业、做强优势工业、做旺秦巴商贸、做兴红色旅游、奋力打造联动秦巴第一城。这一思路顺应和反映了5xxxx##人民加快跨越式发展的迫切愿望，在全市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要把这一发展思路落到实处，关键在我们各级党组织，关键在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突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