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范文第1篇
答：对无效劳动合同的处理，即无效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法律有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只能根据无效劳动合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包括撤销合同、修改合同和赔偿损失。
撤销合同
撤销合同的处理方式，适用于被确认全部无效的劳动合同。全部无效劳动合同是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的合同，它从订立时起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应通过撤销合同来消灭依据该合同而产生的劳动关系。即劳动合同被整体确认无效。没有履行的，不得履行，正在履行的，要停止履行。对于已履行的部分，应按事实劳动关系对待；劳动者付出了劳动的，应得到相应的报酬和有关待遇。
修正合同
修正合同的处理方式，适用于被确认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及程序不合法而无效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的某项条款被确认无效，该项条款不得执行，应依法予以修正。对于程序不合法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应从程序上予以补正和完善，以确认该项劳动关系存在的合法性。
无效合同范文第2篇
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
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3］、当然无效、自始无效，而合同无效并非都为自始无效，一般认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溯及无效的法律效果。虽然无效合同其无效为当然无效，但是合同是否有无效原因，当事人间有争执时，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妨提起无效确认之诉，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观国外立法例，则存在不同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这一规定所确定的时效期限适用于对绝对无效行为的主张权利。［4］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422条则明确规定，契约因绝对无效行为而产生的诉权，不因时效经过而消灭。在我国民法学界，传统见解认为主张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有期限的限制，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5］传统见解所持的理由为：因权利不行使经过相当时间而影响权利的存续或其行使的，或为除斥期间，或为消灭时效［6］其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的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并且，传统见解认为法律行为之无效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具有绝对无效原因之法律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更须彻底的阻止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故不应限制当事人或第三人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的时间。［7］但是新近的观点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认为在绝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的订定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在相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8］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认为，就瑕疵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处罚类型而言，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较接近或类似固有的、典型的无效法律行为，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则较接近或类似于可撤销与效力未定法律行为。［9］因而，尽管传统见解与新近观点在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及其实益问题上存在分歧，［10］但是皆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为（或近似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认为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应该存有时间上的限制，以达法律政策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我国有论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主张对于主张合同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11］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台湾学者有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已如上述。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12］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大多指，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原告只对于他所要求的给付才有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相反，在确认之诉中则无须把他作为《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请求权来看待，因为在这样的诉讼中，诉讼的标的是一切权利或法律关系。[13]尽管《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也称在诉讼中提出请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诉讼争议标的。”［14］由此可见，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再次，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取得的利益。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理论上应作出一定的补充。
二、无效合同的对内法律效果
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但并非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无效合同经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之后，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规定可以认为是无效合同的对内的法律效果。依据该条规定，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当事人之间应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一）返还财产
1、返还财产的性质
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经接受财产的当事人则有返
还财产的义务。关于返还财产的性质，理论上存有不同认识：［15］（1）返还财产属于债权性质的不当得利请求权；（2）返还财产属于物权性质的物上请求权；（3）返还财产虽然从性质上看主要是物权性质的物上请求权，但并不排斥根据不当得利返还。我国学者有认为，第二种观点为我国目前的通说，因为物上请求权比不当得利请求权对原所有人更为有利。［16］本文认为，此种观点虽有其可取之处，但仍不甚妥当。
无效合同的当事人依无效合同履行而转移财产的，其债权行为及物权行为都归于无效。无效合同的标的物仍然属于给付一方，此时给付一方基于所有权请求受领方返还财产，于法有据。同时，依据不当得利理论，此时亦可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在动产场合，可能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占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在不动产的场合，则可能发生所有物妨害除去请求权与登记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占有为一种法律上地位，取得占有即取得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得发生占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就同一标的物的返还，得成立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占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非所有权人被登记为不动产的登记名义人，其理相同。［17］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问题的处理上，物上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均可适用。但是，将“返还财产”的性质理解为物上请求权，较之不当得利请求权，可以对所有权人提供更好的保护（请注意：应为所有权人，而不是原所有权人，因为此时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有效的移转。认为是原所有权人的观点，可能是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误解）。
但是，上述分析仅仅适用于返还原物情形，而不适用于返还价金情形。一般认为，价金由于其特殊性，自他方受领价金之时起，该价金就与受领人自己原本所有的金钱发生混同，而成为受领人所有财产。因此，价金给付方请求受领方返还价金，不是基于其对该价金所享有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是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而，我国通说认为返还财产的性质为物上请求权，并不妥当。我国通说为什么竟然会有如此浅显的欠缺？笔者冒昧揣测，这或许是因为学者将（或许无意识）返还财产限于返还原物。［18］“返还财产”所返还的“财产”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无效合同的标的物，而不包括价金？本文认为不应作此理解。“财产”，依其外延从宽到窄依次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具有经济内容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总体；二是指广义上的物，不仅指有体物，而且包括无体物，法国民法持此观点；三是指狭义上的物，以有体物为限，德国民法持此种观点。［19］因此，对“财产”的含义无论采何种观点，价金都应属于“财产”。因而，“返还财产”应当包括价金的返还。此外，依照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若认为价金不属于“财产”，受领价金一方就没有义务返还其受领的价金，而受领标的物一方却仍有返还原物的义务，这显然与理不合，有失公平。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返还原物的性质既可以为物上请求权，也可以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二者为竞合关系。由于物上请求权较之不当得利请求权能更好的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因而将返还原物适用物上请求权的规定，对于所有权人更为有利。返还价金则无法适用物上请求权的规定，而只能适用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规定。
2、“返还财产”之不足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大陆合同法将无效法律行为（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规定为“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为其他大陆法国家所未有，［20］与我国大陆合同法规定较为接近的是台湾民法典关于无效法律行为所生的“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但是，我国大陆合同法的此种规定却存在问题。首先，“返还财产”中的“返还”用词不当，与现实操作存在脱节。“返还财产”应当指受领方将其依据给付方的给付而取得的权利（或物）返还给给付方。在转移动产所有权的场合，无效合同被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买受人应返还该动产的占有。但是，在转移不动产所有权场合，买受人如何“返还财产”则成为问题。若认为“财产”为狭义上的有体物，买受人“返还财产”应指返还不动产，但是仅此仍不足以维护出卖人的利益；如认为“财产”为权利，买受人“返还财产”应指返还不动产所有权。买受人如何“返还”不动产所有权，一般认为，出卖人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涂销登记，但是此时仍然认为涂销登记为“返还”，则未免牵强。严格依据“返还”一词的文意，应当指买受人将不动产所有权重新转移登记与出卖人，而不应是涂销登记。抵押合同亦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如将涂销登记是为财产的返还，须对“返还财产”作扩张解释。
其次，我国合同法关于“返还财产”的规定有时对标的物给付方不甚公平。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给付标的物的一方有权要求受领方返还标的物；受领人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事实上，一般而言，标的物交付时的价值会高于合同被确认无效时的价值。在标的物价值下降的情形，受领方仍需返还原物与给付方。依照合同法第58条后款规定，受领方对标的物价值的下降如存有过错的，则应当赔偿给付方因此所受的损失。然而，如果受领人不知合同存有无效原因，相信其已经终局地取得标的物而使用、消费，即使因而导致标的物价值下降，甚至毁损灭失，并不能认为其存有过失。此时，依照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受领人只需返还标的物，而无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进行补偿。因为折价补偿只能在不能返还财产或者没有必要返还财产的情形才可适用，而此时受领方已经将标的物返还给给付方，从而没有折价补偿适用的余地。这对于标的物给付一方显然不公平。因此，如要避免上述不公平发生，须对“不能返还”作扩张解释，将上述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
我国学者认为，“返还财产”，其目的在于恢复到无效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借以消除无效合同所造成的不应有的后果。［21］但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第58条关于“返还财产”的规定，若要达此目的，非借助于“返还财产”及“不能返还”的扩张解释不可。我国有学者似乎也已经认识到此一问题所在，提出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并且认为损害赔偿方法（从该学者的表述来看，其所指的损害赔偿应指折价补偿）的采用也体现了恢复原状的原则［22］。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深值赞同。在我国合同法第58条现有规定存有欠缺时，对返还财产及折价补偿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实不失为一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关于合同解除之后发生溯及力时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而没有规定“返还财产”。然而，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与合同解除发生溯及力时的法律效果极为相似。我国合同法将前者规定为“返还财产”，而将后者规定为“恢复原状”，在二者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分理由的情形，这不能不认为是立法上的疏漏。
（二）恢复原状
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无效为自始无效，即其无效溯及至法律行为之当时。因而，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恢复原状的义务。恢复原状，按照德国民法条文（第249条第一句）上的原意，是指加害人或债务人负有义务，必须制造一种宛如造成损害之原因事实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害人或债权人现时或将来所应处之状态。［23］恢复原状是以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最高指导原则“损害补偿理念”为基础，推演出的损害赔偿的基本方法。
1、恢复原状的范围
关于恢复原状的性质，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恢复原状不同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当得利制度，以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为目的，常以受益人之利益或财产状态（现存利益）为准据，以定返还义务之范围，
而恢复原状义务则以恢复给付之原状为目的，常以权利人损失或财产状态为准据，以定其范围，相对人因给付受有利益与否，在所不问。［24］因而认为恢复原状义务的性质为法律所规定的特殊义务。［25］关于恢复原状的范围，我国学者见解不一，有认为恢复原状是指应恢复到订约前的状况，有认为应恢复至受领时的状态，有认为应恢复至如未订立合同给付人于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时所应有的状态。［26］本文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并不一定就已经完成了标的物的交付，因而也就并未发生损害。而且，订约前标的物的价值（价格）可能高于给付（受领）时的价格，因而一律认为恢复原状应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显有未妥。至于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前者采恢复原有状况观点，而后者采恢复应有状况观点。恢复原有状况，对于损害事故发生后的权益变动状况并不考虑，从而就损害事故发生时点而言，虽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离开该一时点，则仍有损害事故已经发生的感觉。恢复应有状况，对于损害事故发生后的权益变动一并考虑，从而损害事故终结时，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因而，基于全部赔偿损害的理念及恢复原状的性质，应以恢复应有状况较为妥当。［27］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后，如果原物存在应以原物返还，如果不能返还（如出卖物已经毁损或再行出卖给第三人）或没有必要返还，如对方给付的是劳务、无形财产或者其他不能返还的利益等，则应依受领时的价额偿还；原物有孳息的，应当予以返还，其返还不能的孳息，应折价补偿；如果原物有损坏，应予修复后返还，或付给相当的补偿；如果给付的是金钱，则除了返还本金之外，还应附加自受领之日起的利息。
2、恢复原状的危险负担
法国学者认为，合同无效的溯及力原则“貌似简单”，操作起来却会引出许多复杂问题。［28］本文认为，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的复杂之处主要在于恢复原状的危险负担问题。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的危险的关键问题在于，无效合同的恢复原状关系中危险分配的规则，在现行法上，是否与合同有效时法律所确定的规则大异其趣，或应相当程度与之相契合。是否有相同处理的必要，事关立法政策上的价值判断。并且认为，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在契约有效时发生的契约关系，与恢复原状关系，纵不可谓有天壤之别，亦有本质上的差异。［29］对此，本文持相同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恢复原状的危险负担问题应有其自身的规则，如果危险可归责于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则应由该当事人承担危险；如果危险皆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则应由较接近危险的一方承担危险。
以买卖合同为例，买卖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后，出卖人当然应当向对方返还已收取的价款，买受人也应当向出卖人返还已经交付的标的物。但是，如果标的物已经灭失而返还不能的，该危险应由谁承担？如果买受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合同有无效原因，其相信自己已经终局取得标的物而使用、消费，甚至因而毁损灭失，此时买受人虽然对标的物的灭失不存有过失，但是标的物是因可归责［30］于买受人的事由灭失的，因而买受人仍应折价补偿。如果标的物的灭失是由于物的瑕疵引起的，则应由出卖人承担该危险。
具有争议的是，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如不可抗力）灭失时的危险应由谁来承担。对此问题，法国最高法院认为（第一民事庭1967年12月6日判决）标的物的买受人有权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出卖人返还价款，而出卖人无权要求买受人予以补偿。这是因为，在上述情形，依合同无效的溯及力原则，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被视为自始未转移，因此，根据法国民法所规定的“标的物风险责任随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的原则，标的物灭失的意外风险应由出卖人承担。［31］由此看来，法国法院对此问题的处理似乎采用了合同有效时法律所确定的原则。德国民法的做法与法国法院的上述做法相似。德国民法第350条规定，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因交付买卖物而转移至买方的买卖物意外灭失的风险应由卖方承担。但是此规定遭到了德国学者的批判。［32］台湾民法第259条第6款规定，应返还之物有毁损、灭失，或因其他事由，指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对于此款规定，台湾通说认为，标的物毁损、灭失是否由于受领人的过失，并非所问。［33］本文赞同台湾通说的观点。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此条规定亦应作与台湾通说相同的解释，即使买受人对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无有过失，亦应折价补偿，因为出卖人较买受人更为远离风险，如规定该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对其显然不公，而且有违社会一般观念。［34］
在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标的物价格可能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有较大的变化。如果标的物在交付时的价格为10万元，返还时仅为5万元，标的物价格的下降纯粹是由于不可归责于买受人的市场波动而引起，该5万元损失的价格风险应由买受人承担还是出卖人承担？我国学者有认为，返还财产为所有物返还的，返还范围应为受领给付时的价值额。［35］依此观点，标的物在交付之后返还之前的价格（价值）风险应由买受人承担。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上例中，如果标的物的价格由10万元上涨到20万元，依上述观点，买受人返还标的物与出卖人时，要求其返还10万元的价金外，仍可以要求10万元的价差，这显然与常情不符，难以理解的。同样，在标的物价格下降情形，标的物的价额风险亦应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价格风险并不能归责于买受人，而且，此时无论标的物处于买受人控制还是出卖人控制之下，该价格风险都会发生（不考虑再行出卖情形），因而买受人虽然占有标的物，但其实际上并不比出卖人更为接近该价格风险。依照恢复应有状况观点及“自承损失原则”［36］，该价格风险应由出卖人自行承担。
或有论者认为，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危险负担应根据合同的具体无效原因进行不同的处理，如一方诈欺、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实施诈欺、胁迫的一方应承担该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危险。本文认为，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危险负担不能取决于一方的诈欺、胁迫行为，而应取决于该危险的发生是否具有可归责于诈欺、胁迫一方的事由。如受领人受诈欺的情形，出卖人故意捏造（走私）车具有高速行驶的特殊性能，买受人信以为真，后因车不具有此性能而发生车祸，此时，纵然依买受人通常情形下的注意能力，必不至于高速驾驶，而具有具体轻过失，该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危险仍应由出卖人承担。但是，如果标的物的毁损灭失与诈欺无关，则不应由诈欺方承担该危险。如果买受人受诈欺，以高价买下一膺品古董文物，后因发生不可抗力而毁损灭失，此时，标的物的毁损灭失与出卖人的诈欺行为并无关联，而且诈欺规范所保护目的，并不在于使被诈欺一方免于因而所生的不利益，因而买受人仍应自行承担该危险。［37］但是，此时买受人可依合同法第58条后句规定，要求具有过错的诈欺方赔偿其因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
3、恢复原状的排除
我国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该条规定实际上排除了特定情形下当事人之间恢复原状的适用。但是，该条规定却存在问题。关于“恶意串通”的内容，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恶意串通”实质上就是通谋，它既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以真实意思表示为之，也可能是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3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恶意串通行为中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39］从“恶意串通”
的文义来看，应不限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意思为真实，也应包括当事人通谋后为虚伪表示的情形。但是，依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问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法律强制规定其为自始、确定无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文义，该项规定对于当事人通谋后为真实意思表示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有适用的余地，这显然是与无效合同的立法政策相违背的。因此，在现行法框架下，我们应对此项规定做出目的性限缩［40］解释，认为恶意串通为真意表示，损害第三人利益时的“第三人”并非指个别的私人，而是泛指一般的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但是，此时由于当事人损害的是一般人的利益，因而很难将其取得的财产返还给“第三人”。在当事人恶意串通为虚伪意思表示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债务人与受让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侵害债权人的债权情形，此时，债权人显然是债务人与受让人之外的第三人，依该条规定，受让人自债务人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债权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对该条规定的“第三人利益”做出一定的限制，即仅限于第三人被损害的利益与当事人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具有同一性，或者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原本就应属于第三人。
但是，当事人依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之外的无效合同所为的给付，可否排除恢复原状的适用，我国合同法并未著有明文。在罗马法上，给付人的给付具有污辱性时，虽无法律上的原因，法院亦可否认其诉权。这一古老的原则，在许多国家里被颁布为法律，［41］或者被法院所适用［42］，在双方当事人都为不道德或违法的目的所激励，而为不法行为时，否定其对于依据无效合同而给付的利益的请求返还的权利。关于否定恢复原状请求权的立法理由，早期的德国判例学说采所谓的惩罚说，认为不得请求返还，是对从事不法行为当事人的惩罚。此说已为德国多数学者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拒绝保护说。该说认为当事人因其违反法律禁止规定及背于公序良俗的行为，而将自己置诸法律规范之外，无保护的必要。但是，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应公平衡量当事人利益，予以适当必要的保护不能因请求救济者本身不清白，即一概拒绝保护。［43］德国学者海因?克茨亦认为，同意或者驳回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并非取决于原告能否主张其所有权，而是取决于能否更好的推进被违反的法律的目的或在不道德交易中被压抑的公共利益，阻止公民不再签订这样的合同。［44］虽然上述学者为恢复原状的排除提出了一个标准，但是将该标准加以具体化，仍是学界与实务界的重大难题。
（三）赔偿损失
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后句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有学者认为，有过错的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是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应适用合同法上关于缔约过失上的责任的规定。［45］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并未考虑赔偿损失的排除适用的情形。一般而言，法律上主体在法律行为成立前所的生活资源，如有损失自己承担，此原则简称“自承损失原则”。但是，该原则亦存有例外，损失如有可归责于他人的情形，则可将损失转嫁于他人。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即为“自承损失原则”例外的典型。由此可见，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的适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即有可归责于他人的事由［46］。因此，无效合同中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赔偿无过错一方在缔约合同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但问题在于，双方都有过错时，应当如何处理。我国合同法规定，此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该规定，本文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形作不同的理解。在一般情形，双方都有过错的，应根据与有过失的原则进行处理，双方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双方当事人都明知其所从事的行为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的，显然此时双方对于合同的无效都存有过错，尽管双方都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目的，应排除双方赔偿损失的请求，［47］即在此场合，应无缔约上的过失责任适用的余地。此时，“......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应理解为有过错的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
三、无效合同的对外法律效果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第三人，但是该规定并不能认为是关于无效合同对第三人的法律效果，而只能认为是无效合同中当事人之间恢复原状的排除适用，因为当事人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原本就应属于第三人。无效合同的对外法律效果是指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后，其效力可否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依传统见解，合同的无效可否对抗第三人，取决于该合同属于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绝对无效，任何人均得主张，并得对任何人主张之；相对无效则不得依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48］但是，新近的观点对此提出批判，认为传统理论将可否对抗善意第三人作为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标准，似有颠倒因果关系的嫌疑。至于无效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应为其法律性质的问题，而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乃属无效的法律效果问题。［49］新近的观点与法规范所保护的目的紧密结合，将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从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中剥离出来，从而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相衔接，实为一有力学说。依新近的观点，无效合同虽然属于绝对无效，但仍然存在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
关于无效合同对于第三人的法律效果，法国学者佛鲁尔和沃倍尔并未根据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而是根据无效主张人的不同进行区分。甲将某物出卖给乙，乙又将之转卖给丙，如果经甲请求，甲乙之间的合同无效，则乙丙之间的合同也应归于无效。如果请求确认无效的是乙而不是甲，则甲乙间合同无效不能使丙失去权利，即不能导致乙丙间的合同无效，因为乙作为出卖人，对买受人丙承担有“追夺担保责任”，其无权以自己的行为使丙失去权利。［50］德国民法则根据第三人的善意与否区别对待。德国民法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并未设有特别的规定，而委由一般规定解决，所谓一般规定，最主要的是善意取得的规定。我国台湾民法第87条第1项则明文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第87条但书的真正意义在于信赖保护，善意第三人无待善意取得的特别规定，即可取得与适用善意取得规定相同的法律地位，并且认为该但书的规定，在欠缺善意取得明文规定是，有适用实益。［51］
我国合同法及民法通则对此未设有特别规定，因此本文认为在此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如符合善意取得的规定的，应当可以依善意取得规定保护自己取得的权利。但是，如果完全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可能会发生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不周延的情形。首先，我国通说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的客体仅限于物权，因此如果善意第三人从无效合同一方当事人取得的权利为物权之外的权利（如未证券化的债权），善意第三人也就无法依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其利益。其次，善意取得制度仅限于标的物转让的交易场合，因而对于此场合之外的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无法提供保护。如无效合同的标的为债权，善意第三人向受让人支付的，则其无法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获得保护。因而在此情形下，我们是否应该突破善意取得制度的界限，从而善意第三人提供周延的保护就成为问题。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而设计的一项制度。但是，在现在社会中，善意取
得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善意取得制度，以其背后的“公信原则”作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基础。无效合同虽然自始无效，但是受让人依据“合同”从转让人处受领给付标的，在“合同”经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前，其实际上对给付标的充分享有“权利”，尤其是受让人善意的相信其已经终局的、确定的取得权利。因而，受让人再行转让其“权利”的行为不同于纯粹的无权处分行为。［52］而且在此情形，因受让人取得的权利较无权处分场合更具有法律上的外观，自当对善意第三人提供更为妥当的保护。此外，在善意第三人信赖受让人享有的债权为真实有效的债权，而为清偿的，为保护交易安全及权利外观起见，亦应对其提供同样的保护，此亦为“公信原则”之表现。［53］因此，在无效合同场合，善意第三人即使不能依据善意取得的规定获得保护，亦应当依据“公示公信原则”保有其取得的利益。
＊ 武汉大学法学院200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430072
［1］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 陈自强著：《民法讲义I?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3］ 绝对无效是相对于相对无效而言。传统理论认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为，前者任何人均得主张，并得对任何人主张之；后者系指不得依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但是，台湾学者陈忠五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并提出应以法规范所保护利益的种类与性质作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依据此标准，法律行为的订立直接违反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所保护的当事人双方的共同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存在于当事人双方，而法律规定为无效的，该法律行为应为绝对无效；法律行为的订立违反特定当事人的个别的特殊的利益而法律规定为无效的，该法律行为应为相对无效。（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七卷第四期。）我国台湾学者陈自强先生认为陈忠五先生的个人观点“可资参照”，（参见陈自强著：《民法讲义I?契约之成立与生效》，第281页。）我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无效合同原因的规定，虽然较民法通则第58条的范围有所缩减，较前者更为符合无效合同的目的，但仍有不恰当之处。（参见拙文：《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载http://www.civillaw.com.cn）
［4］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10页
［5］ 关于主张无效法律行为无效的主体，学界则存在不同见解。传统理论认为可由任何人主张无效，（如我国学者郭明瑞教授，参见王利明著：《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但是我国台湾学者陈忠五先生则认为应限于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及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
［6］ 我国台湾学者倪江表先生对“消灭时效”一词的名称的妥当性提出质疑，认为既采抗辩权发生主义，“消灭时效”应改为罹于“变更时效”或“罹于时效”。（参见倪江表：《论我民法上消灭时效之概念及其名称之当否》，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50－751页。）若按此推究，我国大陆立法与理论均采用“诉讼时效”一词，似乎亦有误导之嫌，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经过诉讼时效后，权利人就丧失其起诉的权利。但是本文认为既为约定俗成，学界及司法界对其内涵均未有误认，则无大碍。
［7］ 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
［8］ 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
［9］ 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
［10］参见本文注［3］。
［11］ 庞小菊：《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刍议》，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此文并未严格区分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认为无效合同有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分，其中合同绝对无效的原因为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合同相对无效的原因包含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原因。因此，此文所认为的无效合同，实质上就是指合同无效。由于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的权利行使存在期限限制，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因此本文仅对无效合同适用诉讼时效提出反驳意见。
［12］ 我国有学者认为，请求权的这一传统定义并不能使人获得明确的教义。该观点将请求权区分为应然的请求权与实然的请求权。其中应然的请求权与权利理论中的第一性的权利相对应，与之相对的是义务；实然的请求权则以权利救济的手段出现，是因为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第二性权利，与之相对的是责任。参见张晓霞：《民法中请求权概念之辨析》，载《法学家》，2002年第2期。
[13] 关于确认之诉是否以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的论述，可参见姚瑞光：《确认之诉是否以法律关系为诉讼标》，载钱国成等著：《民事判决评释选集》，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
［14］ ［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3页。
［15］ 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6］ 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233页。
［17］ 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0页。但是，在不动产所有权移转合同被主张或确认无效之后的场合，将当事人间发生的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视为“返还财产”，显有牵强。关于此问题，后文将述及。
［18］ 如我国学者杨立新先生就认为，返还财产就是返还原物，进而认为返还财产的性质为物上请求权。参见杨立新主编：《民事审判诸问题释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19］ 吴汉东、胡开忠著：《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0］ 我国台湾学者李宜琛先生对此曾发表评论，认为“按无效行为之效果，各国立法例皆根据不当得利、占有之规定......”参见李宜琛著：《民法总则》，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36页。虽然如此，但是现实操作有时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法国法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有权根据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相对方返还已为给付，但是法国最高法院商事庭于1974年11月18日判决中确立的原则（买受人如果客观上无法返还原物，或无法将标的物以合同履行时的状态予以返还，则其应按接受合同履行时标的物的价值予以返还）与法国民法典第1379条、第1380条有关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吻合。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25页。
［21］ 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233页；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在有溯及力的情形，恢复原状有恢复原有状况与恢复应有状况之分。我国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恢复至合同订立之前的状况，即采恢复原有状况的观点。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则持恢复应有状况的观点，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以下；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先生亦持类似观点，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恢复原状究竟采恢复原有状况还是恢复应有状况，实际上涉及到标的物风险承担的问题。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2］ 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10页。
［23］ 王千维：《民事损害赔偿法上因果关系之结构分析以及损害赔偿之基本原则》，
载《政大法学评论》第六十期，第214页。
［24］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555-556页；类似观点参见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页；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493页。虽然我国学者一般在合同解除时对恢复原状进行讨论，但是这对无效合同的恢复原状的讨论并无影响。
［25］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555页。从我国学者余延满“给付人是基于对给付标的物的所有权要求受领人返还”的表述上来看，他对此似乎持不同见解，参见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493页。本文认为在返还原物场合，认为给付人是基于所有权请求返还，并无不妥，但是在返还价金场合，由于价金以因与受领人的其他金钱发生混合而成为受领人的财产，此时如仍认为给付价金的一方是基于其对价金的所有权要求对方返还，显有不当。因而本文认为史尚宽先生的观点较为妥当。
［26］ 第一种观点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10、465页。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559页。上述学者有的在合同解除时进行论述，然而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无效合同与合同解除具有溯及例的情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可以适用于无效合同的恢复原状。
［27］ 参见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第148-149页；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559页。
［28］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25页。
［29］ 陈自强：《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五十四期，第223、241页。
［30］ 我国台湾学者陈自强先生认为，“可归责”的解释，涉及危险分担的问题，并且认为台湾民法第262条（解除权之消灭）的“可归责”应作不同于“故意或过失”的解释。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第224、244页。本文亦认为可归责的内涵较之过错为广，如债务人在迟延履行中，对于因不可抗力而发生的损害，亦应赔偿，其虽无过失，亦属可归责。至于可归责的基准，陈自强先生认为系指欠缺与处理自己事务相同之注意，因而善意受领人当其对受领物的毁损灭失有具体轻过失时，仍应负偿还价额的义务。参见陈自强著：《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第246页。
［31］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26-227页。
［32］ 参见朱岩编译：《德国新债法条文及官方解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33］ 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第534页。
［34］ 关于此问题，我国学者崔建远先生似乎持不同见解，其认为，当原物不存在时，即变为不当得利返还，所谓“返还财产”仅具有债权的效力。参见崔建远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此种观点实际上涉及到返还财产的危险负担问题。依此观点，标的物意外灭失的危险实际上是由出卖人承担，由于买受人对出卖人仅负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因而不当得利不存在时，其无需折价返还。此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
［35］ 崔建远著：《合同法》，第92页。
［36］ 参见曾世雄著：《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第249-250页。“自承损失原则”系指法益上所有人应自行承担其法益上所受到的不利益，只有存在可归责于他人或其他例外情形时，才可排除该原则的适用，将该不利益转嫁于他人。
［37］ 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第246-247页。
［38］ 余延满：《合同法原论》，第213页。
［39］ 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276页。
［40］ 目的性限缩，指以法律条文的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以立法目的本不应包含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而为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规范意旨，将该案型排除在该法律条文适用范围之外。其与限缩解释的区别在于：限缩程度是否已损及文义的核心，如已损及文义的核心，则它便是目的性限缩；如未损及，则它仍然是限缩解释。只是这个界限，并不一直很清楚。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
［41］ 如德国民法第817条第2款，日本民法第708条第1款，瑞士债法第66条，奥地利民法第1174条，意大利民法第2035条，台湾民法第180条第4款。
［42］ 如法国法院很愿意使用的“任何人不得以其恶行主张权利”的公式。参见海因?克茨著：《欧洲合同法》，法律出版社，第240页。
［43］ 王泽鉴著：《不当得利》，第119-120页。
［44］ 参见海因?克茨著：《欧洲合同法》，第242、246、247页。
［45］ 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第234页；王利明著：《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0页。
［46］ 缔约上的过失责任，是否以故意或者过失为要件，存有过失责任说与无过失责任说两种观点。参见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第45页。我国通说认为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
［47］ 我国学者王利明先生认为，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故意订立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而给自己造成财产损失的，应由自己承担损失；在双方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双方遭受了损失，任何一方也不得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13页。
［48］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49］ 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第193页。
［50］ 但是，法国审判实践对此采取了更为彻底的解决方法，即驳回当事人（上例中的乙）的起诉，因为其再行出卖财产的行为已使其不可能返还原物。参见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第233、234页。
［51］ 陈自强著：《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无效合同范文第3篇
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合同一旦依法成立，便具有法律拘束力。凡不满足生效要件的意思表示，即便当事人已经达成合意，也不能产生合同上的法律效力。①合同效力的有无，对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有极大影响。合同无效这种法律现象通常表现为已经在当事人之间成立的合同，因为具体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
从大陆法系上看，人们常常在“法律行为无效”的前提下讨论合同无效的原因和现状。在该前提下可合同无效是对合同相对人意思表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合同无效并不发生合同相对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但未必意味行为不发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合同无效可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这一区分肇始于罗马法，而为现代民法所继受。关于绝对无效是指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即指合同在成立时就是无效合同，不能发生当然的法律效力。合同相对无效的存在是十分有必要的，它是指该合同针对特定的某个人不发生效力，仅仅针对特定人，对于非特定人能够发生法律效力而且能对不特定人主张权利。最好的例子就是针对善意第三人的相对无效，该合同的无效就是相对无效。②
史尚宽老师认为，合同应该是相对无效，仅仅对于特定人主张无效或得与由特定人之关系无效。还认为合同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泽鉴老师认为，合同无效从效力范围上可以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绝对无效是任何人都可以主张的无效情形，相对无效是指不得以合同无效对抗善意的第三人。③而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为：相对无效的情况大多是指合同的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另一种情况是善意第三人可以主张部分有效合同的无效。
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对无效合同应进行国家干预。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主动提出审查合同有效性在当事人未主动申请合同无效前。如果审查属于可直接确认合同无效。相对无效不需要实行严格的国家干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主动审查合同是否无效，合同无效的申请与否由当事人特别是受害人决定。其次，绝对无效合同具备履行绝对不能性。意指在订立无效合同之后，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对于不履行合同的相关违约责任也不必自己承担。此时保护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没有任何认识合同内容违法的可能性，合同相对人便可以以该合同为无效合同而拒绝履行，这是一种绝对不履行。因为允许履行将导致不法行为的后果。而对于相对无效合同来说，合同相对人自己可以决定是否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相对人如认为继续履行对其有利可以选择不主张。如果合同相对人认为合同的继续履行对将带来难以预计的损失，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最后，绝对无效的合同是当然、自始的无效。根据法律条文不难看出，我们可以很果断的判断出此类合同的当然无效，甚至不需要经过裁判认定，因为绝对无效合同直接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反观相对无效合同，本质上也出现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但由于它的本质的特殊性，此类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损害特定当事人的利益。由此法院不能直接认定此类合同无效，必须慎重考虑。
二、成文法框架：有关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认定合同绝对无效的有关法律条文有：《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为无效合同”；《合同法》第四十条有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有关合同无效的司法解释有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合同绝对无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第二类是其它损害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合同行为。
有关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在学理界的争议条款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部分人认为该条为绝对无效、自始无效。从我国国情出发，现行合同法合同无效制度重点针对的是严重违反合同制度目的的合同，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不难看出，该条规定的无效合同与国外一些立法例相对无效的合同明显区别开来，其针对的是法律绝对禁止的事项。④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是相对无效。学者们认为可以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的“损害第三人利益”分情况对待，将其分为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或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一部分人认为当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并危及到公共利益，就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当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的是特定第三人利益，并不危及公共利益，就是相对无效。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理解与适用的法律效果多为相对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十条的法律依据就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该条规定如果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可以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三、法理解构：合同相对无效存在的必要性。
从法理上看，法的现象具有正义性，正义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法律的最重要的伦理价值基础，法律又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机制，它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主体行为的安排以实现社会的正义理想和价值追求。⑤合同法法条作为法的现象，也是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理念，合同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仍是以公平正义为理念，成为解决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
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将合同无效分为合同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两者本质上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对指导司法实践有很大的帮助。合同绝对无效系指该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主张的权利也是广泛的。合同的相对无效系指该项法律效果仅在合同相对人之间发生相关法律效力，这项行为仅仅对某个特定的善意第三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于其他不特定人仍然可以主张法律上的效果。简而言之，只有特定的人如善意第三人才能主张合同的无效的情况称为相对无效。⑥如《日本民法典》第9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7条均规定，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相对无效侧重保护弱势方利益，对一方严重违法的免责条款可以直接认定无效，保护合同中意思自治。在无效民事合同中，以绝对无效为原则，相对无效则作为例外适时可以起到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合同绝对无效和合同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是无效效果范围的大小，绝对无效的情况中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而不局限于特定善意第三人。而相对无效只能由当事人一方主张。相对无效作为例外原则的适用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在合同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而违法时，第三人是实际利益受损方，此时由受害人主张侵害其利益的合同无效合理又合法。相对无效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特殊第三人的利益，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从另一个方面看，将主张权局限在特定第三人中可以有效防止任意诉讼和滥用诉权，对于维护正常交易秩序和正常法制起到了帮助作用。相对无效的适用进一步保护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四、理论思索：合同无效的法益
罗马法认为，“适法行为的无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区别如下：或者行为缺乏某项基本要件，以至法律不能承认它并保障它的结果，或者根据法律自己规定的其他事实，某人有权要求宣告该行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理论中相对无效的概念很淡，一般认为合同无效就是指绝对无效。笔者的观点为，通常情况下合同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法院可以主动宣告无效，是不局限特定人主张的无效。但绝对无效不适用于特殊情况，普通合同无效因违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严重影响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特殊的合同无效是因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而无效。在绝对无效合同中主张合同无效的可以说任意第三人，而在特殊合同中可能只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第三人的利益是否受损，其他人不一定清楚，如果允许任意的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第三人的意志和利益，也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绝对无效合同保护的是债之相对人的利益，因为合同无效在客观上是没有效率的现象，其一般认为是当然无效。此时无效的后果将很可能影响合同中善意第三人利益，将会严重影响交易的安全，合同绝对无效的一些弊端要求我们承认相对无效的存在。
五、结语
法律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保护平等主体间利益的归属。从合同有效性来看，合同一方违法，而另一方善意无过失时，合同往往不能一概以无效论，因为可能导致违法一方当事人最终脱离合同约束的法律后果，进而最终损失善意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为保护合同中善意相对人或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承认合同相对无效很有必要。合同效力制度的目的重点在保护平等主体的利益，合同有效又能良好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综上所述，合同无效制度能有效阻止当事人的不法行为，同时发挥警示和预防的作用，有力保护了善意合同当事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法律规则的完善是为了实现法律目的，但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目往往需要通过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日趋完善也为法律目的实现最大化提供了一方沃土。（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民法总则》，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518页。
[2]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注解：
①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②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德]迪特儿·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页。
③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
④ 崔建远：《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2月22日，第三版。
无效合同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无效合同 可撤销合同 法律效力
合同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合同的效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合同无法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导致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在实际生活中存在,怎样理解、认定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以及评价它们的效力和法律后果,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我国制定《合同法》目的是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经济秩序正常有序,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经常会出现,如何正确认识它们需要深入思考,为此笔者结合这两种合同的概念、特征和认定条件、二者的区别以及产生的法律效力与后果作些粗浅的分析。
一、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概念和产生事由
按照《合同法》规定,只要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就是无效合同。如果一方使用欺诈、胁迫手段或有乘人之危的行为,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而订立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进行变更或撤销。
(一)无效合同1.无效合同的概念它是指不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力,是一种自始、确定、当然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是指合同从成立时就不产生法律效力;确定无效是指合同的无效确定无疑,不由权利人进行认可,这与效力待定合同不同,后者的效力是由权利人给予认可。如中学生甲某,13岁,他把父母给的压岁钱私自买了一个价值￥5,000元的手机,甲与卖方订立的合同就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因为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订立合同的行为效力要由其父母确定;当然无效是指合同无效不需要任何人的主张,不以法院、仲裁机构的确定为前提要件,当事人不能通过同意或追认使其生效,这一点与无权、无权处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不同,后者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的无效具有必然性,不论当事人是否请求确认无效,人民法院、仲裁机关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都可以确认其无效,如果合同只是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2.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事由有五种:
(1)一方当事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对方,使其产生错误认识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愿而订立合同。欺诈主要有两种情形:即故意告诉对方虚假情况或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目的是希望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与之订立合同。如甲公司卖机器设备给国有公司乙,甲方明知设备有质量问题,不告诉乙方,导致乙公司买设备后出现设备不能正常使用,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甲公司隐瞒事实的行为就是一种欺诈行为,甲乙签订的合同就是无效合同。构成欺诈要具备的条件如下:第一,欺诈一方在主观上是故意;第二,欺诈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欺诈;第三,被欺诈一方因对方的欺诈产生错误认识,违背真实意愿而订立合同。胁迫是一方当事人以将来要对对方进行损害或者是以直接的损害进行威胁,使对方当事人因恐惧被迫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施害人往往以对当事人本人或是其亲属等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等进行损害来威胁,可能是现实的直接威胁,也可能是将来的间接威胁,目的是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被迫签订合同。胁迫成立的条件:第一,胁迫一方出于故意;第二,胁迫一方的威胁属于违法的威胁,如以揭露隐私、伤害对方身体或是其家人的安全等进行要挟,如果是以对方有违法犯罪行为要进行检举进行警告、威胁,就不能认为是违法,手段合法、目的合法的威胁,是合法的威胁;第三,被胁迫一方因威胁陷入恐惧,违背真实意愿而订立合同,胁迫与合同的成立有因果关系。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所做的行为将会损害到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故意共同实施这种行为。如甲帮乙购买药材三七,甲向丙买,价格原本是200元一斤,甲与丙二人恶意串通,告诉乙是300元一斤,多的钱二人分,这就是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人的一种行为,由此产生的合同就是一种无效合同。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行为是合同当事人居于非法目的,共同实施的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的行为,它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利益。如订立虚假的买卖合同,目的是逃避法院的强制执行;夫妻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为不分或少分财产给对方而订立虚假的放弃继承遗产协议,以此逃避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为掩盖走私目的而订立货物买卖合同等等。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的,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是指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合同。如侵害他人人格利益的合同、从事违法犯罪的合同、违反公平竞争的合同、因“婚外情”订立的赠与合同等损害公序良俗的合同。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类合同违反了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因此合同是无效的。
(二)可撤销合同1.可撤销合同的概念它是一种己经产生效力但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志,而由一方当事人请求撤销的合同。这种合同意思表示有瑕疵,违反了自愿原则,危害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但没有危害到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不同于绝对无效的无效合同。这种合同行为是民法中可变更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一种,合同是否变更或撤销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
2.导致合同撤销的事由《民法通则》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
下面具体谈谈这几种情形:
(1)重大误解。它是指行为人因自己的过失对合同的重要事项产生错误认识,并因此订立合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重要事项如标的物名称、品种、质量、数量、价格、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等。如某商场售货员将商品价格标错,使一件价格￥19,000元的商品标价为￥1,900元,顾客买了此件商品,商场发现问题,要求顾客补差价或是退货,顾客不同意,认为错误在商场,由此双方产生纠纷。商场标错价格是基于价格方面的重大误解,商场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此买卖合同,有权要求顾客补差价或是退货,顾客不能认为错在商场而拒绝履行义务。如果商场认为标价错就错了,就按照标价出售,突出自己讲求诚信,不变更或是撤销该合同,这个合同就是生效的。
(2)显失公平。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合同订立显失公平,是交易的显失公平,反映财产关系的显失公平,因此只能适用于交易、有偿合同。如古董商甲下乡游玩,发现村民乙家有一祖传古董,价值较高,有意购买,而乙不识货,不知古董价值高,甲利用乙不懂货、不知行情、无经验的实际,以极不合理的价格低价收购该古董。随后乙了解了市场行情,认为自己吃了大亏,对于乙而言,此情形就是一种显失公平。
(3)欺诈。基于欺诈行为产生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主要是指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损害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合同。如市民甲卖房给市民乙,甲故意隐瞒房子有质量问题,致使乙因为房子漏水而无法居住,甲方的行为就是一种欺诈。
(4)胁迫。胁迫的认定情况和欺诈的相似,主要是指那些没有损害到国家利益但是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情形。
(5)乘人之危。它是指一方当事人不正当地利用对方处于危难处境,使对方迫不得已与之订立对自己不利的合同。这种合同订立后利益受损一方可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如孕妇甲临产,急需入院,时值深夜,风雨交加,难于坐到出租车,情况非常危急,好不容易等来出租车,司机乙一看情况,喊高价,车费按平时只需￥20元,此时要￥500元,否则拒载,甲一家无奈只好答应。乙的这种要高价行为就属于乘人之危,甲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该客运合同。
3.可撤销合同的特征(1)合同的效力是否消灭由撤销权人自主决定,撤销权人以外的人无权决定。
(2)可撤销合同在未被撤销之前有法律效力。
(3)合同被撤销后,撤销行为后果具有溯及力,合同的效力发生变化,由有效变为无效,且从成立时就不产生法律效力。
二、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一)两者的性质不同无效合同本身是无效的,它自始至终没有转为有效的可能性,是一种绝对无效、当然无效的合同,无需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为前提。可撤销合同在被撤销前保持原有法律效力,只是法律赋予撤销权人享有撤销权,同时撤销权人行使这种权力受限制,并非绝对自由,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即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否则就失去撤销权,如果撤销权消灭,可撤销合同效力无变化。
(二)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无效合同自始无任何法律效力,不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如合同没有履行的不能履行;已履行的应立即终止;如已履行终结,须恢复到合同未履行前的状态。无效合同会产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给对方当事人的责任;恢复合同签订前财产关系状况的责任;双方当事人按各自过错状况和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收缴当事人在无效合同中获得的非法收入。”我们应当指出的是,无效合同当事人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之外,有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可撤销合同,它是根据撤销权人的主观意愿决定其法律效力,如果撤销权人不愿意撤销合同,该合同依法受到保护,合同当事人要依约履行;如撤销权人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合同,有关机构应依法撤销,最终合同失去自始的法律效力,产生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救济手段和补救措施。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或是被终止的合同,其中有关解决争议的条款是有效力的。
无效合同范文第5篇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相关法律知识:
尽管中国法律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现实中的无效情形要复杂得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按法律原则性规定意旨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一是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