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融资的类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成本；债务融资；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资本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融资方式选择的结果，对资本结构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析融资结构，权衡融资成本和风险，构建最优的融资结构，将会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而理论作为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视角为企业的股利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逻辑，由于债务本身也存在成本，企业资本在进行决策时必须在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间做出抉择。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电力企业的债务融资分析，进而研究债务融资及成本的理论依据。

一、债务融资的内涵

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有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债务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出售债券、票据筹集营运资金或资本开支。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借出资金，成为公司的债权人，并获得该公司还本付息的承诺。企业的融资决策都是要考虑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融资理论。

债务融资可进一步细分为直接债务融资和间接债务融资两种模式。一般来说，对于预期收益较高，能够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而且经营风险较大，要求融资的风险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股权融资方式；而对于传统企业，经营风险比较小，预期收益也较小的，一般选择融资成本较小的债务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债务融资的特点相对于股权融资，它具有如下特点：

（1）短期性。债务融资筹集的资金具有使用上的时间性，需到期偿还。（2）可逆性。企业采用债务融资方式获取资金，负有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3）负担性。企业采用债务融资方式获取资金，需支付债务利息，从而形成企业的固定负担。（4）流通性。债券可以在流通市场上自由转让。

二、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现状

不同的负债融资结构揭示着不同的治理效应，而在企业融资实践中，应选择合理的债务融资结构，尽量降低成本，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对电力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分析，进而了解到负债类型、负债期限结构、负债优化结构与成本的关系，进行深化资本结构的研究，提出合理的治理策略。

1.债务融资类型单一，公司资金负担重。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主要债务类型结构是银行负债，比重约占70%，其中多数为担保借款；其次为商业信用融资。一般而言，存在较大经营风险的情况下应该尽量选择私人债务融资，而我国电力上市公司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不存在经营破产的风险，可以选择类似公司债券的公众债。但根据调查，发行公司债券的电力上市公司少之又少，其负债类型严重单一化，融资结构比例失衡，尤其对于债券融资这一有效形式没有广泛应用，失去了债券与银行贷款进一步结合而降低成本的优势，无法有效的控制成本。

2.债务期限结构仍存在改善空间。根据电力行业的特征，债权人在考虑借款资金的风险时，关注的是公司的清偿能力，电力上市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应该提高固定资产的比率，即长期负债应占得比重多一些。但根据调查显示，结果恰恰相反，债务期限结构略显失衡，短期融资比重更大，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投资项目决策权小，便相应的降低了长期债务融资的成本，可见我国电力行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仍存在改善空间，Guedes和Opl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增长机会较多的企业倾向于发行期限较短的负债，而公用事业发行期限相对较长的负债，所以，我国电力上市公司应发行期限较长的负债。

3.债务优先结构波动大。数据显示，我国电力上市公司的债务优先结构偏向于保证融资，且稳定性不好，部分公司仅依赖于一种融资方式，有的公司完全依靠信用融资，抵押借款很少，而其他的融资方式主要由商业信用组成，表明公司资信在债券融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企业多偏好于保证融资，致使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同时，大多数贷款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不具备用限制性条款约束资产替换行为的动机，存在较高的监督成本，需要通过融资契约的有效安排来降低代现成本。

三、现代成本债务融资的结构优化

长期以来，处于垄断地位的公用事业上市公司普遍有收益高、稳定，而风险较低，却采用低负债的财务保守策略，而国外的这类企业多采用高负债性融资，根据美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数据，其长期负债率平均达到52.33%，总负债率达到64.16%。但我国却与之相反，我国的电力上市公司受国家的管制多，属于垄断的公共事业型企业，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不需要过多的负债，这就意味着企业成本高而经营效率低。面对我国电力行业的债务融资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优化：

1.积极发展融资渠道，丰富企业债务融资类型。具有行业管制特征的电力行业向银行借款比例过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银行软约束问题，所以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公司配合发行公司债券。此外，租赁融资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审查，并且由债权人实施具体的购买行为，不会产生资产交换问题，因此，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也是丰富企业融资渠道的一个重要途径。

2.合理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短期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要改变期限结构中的短期融资倾向，增加公司长期债务能够平衡企业负债结构，同时有助于减少融资过程中股权对债权的替代。可以通过相关政策调控，鼓励发行中长期公司债券，另外还可以选择发行一些降低股东从资产替换中获得好处的债券，像可赎回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可减少财产的流失。

3.选择合适的债务优化结构。由于我国电力行业多选择保证融资，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所以要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对违约等投机行为要严厉打击，适当增加债务融资契约中的限制条款，从而降低债务融资契约的成本，获得更多利润。

总之，我国的企业可以通过对负债类型、债务期限结构及债务的优化结构，这三方面进行融资结构的调整，进而降低债务融资中的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管理规模。

参考文献：

负债融资的类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目前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存在以下问题：负债比率不合理，表现为非上市公司偏重于银行债务融资，资产负债率过高；上市公司负债比率偏低；对财务杠杆的运用不合理；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过度偏好股权融资；债务结构不合理，融资方式过分依赖银行。为此，提出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对策如下。

一、调整资产负债率过高

通常我们根据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及经营状况将过度负债的企业分为以下四种：①资产负债率较高，但经济效益较好，有偿债能力的企业；②处于盈亏临界点边缘上，不盈不亏或亏损不多的企业；③资产负债率较高，经济效益很差，但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企业；④已到破产边缘的企业。

就这四种类型的企业来说，增资、减债、债务重组则是优化资本结构的核心。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企业来说，应该设法增资减债，具体措施包括：①充分利用债转股这一政策甩掉债务包袱；②尽量谋求台资、外资发展自己，使自己通过股份制改造；③尽量谋求上市，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对于第二种类型的企业而言，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增资减债，将“拨改贷”重新转为国家投资、国家直接增资等政策；②进行股份制改造，将企业不良资产折价处理和核销坏账后，吸收社会资金参股，但必须谋求控股。

第三种类型的企业应主要采取分立、兼并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或实行股份合作制。具体措施有：①出租出售部分资产或经营权给国内外企业法人、自然人，以达到减债的目的；②以龙头企业为基础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将这类企业作为集团中的一个子公司，从而逐渐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种类型的企业主要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采取破产清算的方式以求在破产过程中用可收回部分财产抵偿部分债务。或者可以挖掘出企业中有发展前景的部分按照解决第三种类型企业症结的具体措施加以扶持。

二、合理地利用债务筹资，安排债务资本的比例

(一)利用债务资本降低企业资本成本

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构成综合资金成本。由于债务利息率通常低于股票利率，而且债务利息在税前支付，企业可以减少所得税，从而使债务资本的成本明显低于权益资本的成本。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合理提高债务资本的比率，就可以降低企业的综合资金成本；反之，若降低债务资本的比率，综合资金成本就会上升。

(二)利用债务筹资获得财务杠杆利益

负债筹资特点之一是定期定额支付利息。当息税前利润增大时，每一元利润所负担的固定利息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可分配给企业所有者的税后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因此，利用债务筹资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给企业所有者带来财务杠杆利益。众所周知，负债利息作为财务费用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扣除，使企业应纳税相应减少。负债筹资比重越大，利息支出越多，节税程度越大。

三、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低，负债水平明显不高，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的作用。因此，我国目前债券市场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其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当放开企业债卷发行过程中的许多限制，使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一样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放开和鼓励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发行债券，以获得财务杠杆利益，扩大规模，提高效益，丰富企业债券品种，实现利率市场化，扩大债券上市规模，增强债卷流动性，提高上市公司债券的融资比例。

其二，改革债券市场发行的监管体制。我国债券市场监督管理模式采用的是审批制，这种模式在我国市场化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积极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强化社会监督。

四、调整对股权融资的过度偏好

调整股权融资过度偏好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股权融资市场。

(一)改善股市的股权结构

要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首先就要减少国家股股份和非流通股的比例，改变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状态。其次，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将国家股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机构投资者，改变国有股东对企业控制的虚设及中小股东“搭便车”的现象。最后，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相互制衡机制，强化对内部人的控制，促使经理人员以公司或所有相关利益者为重。

(二)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督

要规范股权融资行为，首先要严格规范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股的条件，同时要切实要求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来使用资金，防止上市公司把募集到的资金投入与公司长远发展无益或与公司主业相差甚远的产业，从而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应加大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力度，确保发挥股票市场的监督功能。

五、合理选择融资来源，优化资本结构

(一)融资方式多元化，融资比例协调化

目前我国企业可采用的筹资方式一般有：①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②来自货币市场的资金，是一些短期性证券，如国库券、商业票据、可转让存款单、同业拆款等。③来自资本市场的资金。资本市场交易对象是一些长期性证券，如公债、股票、企业债券、抵押契约等，如果企业能尽量利用具有互补性的可得资金，并进行合理的组合搭配，使其比例协调化，则企业的财务风险、筹资成本等可降到相对最低点。

(二)融资结构弹性化

具有弹性的融资结构是指企业资本结构状况对理财环境及财务目标的适应程度及响应调整的余地和幅度。企业可通过以下方式使结构弹性化：①保持融资工具的弹性。企业可适当利用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附认股权、可展期企业债券等方式融资。②保持融资方式弹性。一般来说，负债的弹性要强于权益资本。所以企业可适当提高负债资金。③筹资成本的弹性。企业利用负债筹资时，要注意合理利率预期。当预期市场利率上升时，可采用固定利率的长期债务，反之，则应采用浮动利率的短期债务。

负债融资的类型范文第3篇

关键词：融资约束现金―现金流模型面板门限

一、文献述评

作为公司金融的研究重点，融资约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凯恩斯（1936）认为，企业持有流动性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把握有价值的投资机会。相应地，如果企业面临融资摩擦（financing friction），流动性管理就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传统的理论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来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然而，自Kaplan和Zingales（1997）以来，以上结论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Tobin’Q的衡量偏误；二是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作为判断融资约束存在与否的依据。

针对以上问题，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等提出了另外一种检验融资约束假设的思路：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需要储备现金以保证后续投资项目的实施，而非融资约束公司则没有这种需求。因此，融资约束公司将表现出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而非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则不受现金流量多寡的影响，也就不会表现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在我国，负债率高的公司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国有控股的可能性大。二是资产规模比较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银行贷款仍然是公司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越大的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担保，银行需要承担的监督成本也越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公司的负债率越高，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这就引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划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样本，进而考察不同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以往的文献多采用主观判断的分类法，例如按照企业负债率、资产规模或分红的三分位、四分位数划分样本，为什么高（低）分位数样本就是非融资约束组？依据是什么（张文君，2014）？为此Hansen（1999）提出了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基于数据本身对样本进行分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先验判断带来的偏误。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利用面板门限―现金―现金流模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假说。

二、模型与数据

为了保证可比性，本文亦使用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基础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门槛模型，如方程（1）所示，

其中， 和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现金持有变化）和主要解释变量（现金流量）， 为示性函数，qit为Tobin’Q，为企业规模，rit为门槛变量，和大多数文献一样，本文使用企业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 、 为相应的双门限值3，下标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标识符。

面板门限模型的求解主要包括两步：一是对门槛效应的检验，二是门槛值的求解。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选取全部A股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数据，进一步的筛选原则如下：（1）剔除金融类和ST类公司；（2）剔除有数据缺失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1469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共计10283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不同的门槛变量，得到了一致的检验结果――模型中存在两个门槛值，即对于不同负债率（公司规模）的公司而言，由于其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因而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是不同的。

根据负债率作为门槛变量，取公司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得出以下结论：（1）低负债率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低负债率反映了公司上佳的财务状况，因而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中等负债率和高负债率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正，且中等负债率样本的系数为0.315，显著大于高负债率样本的0.0172，这部分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的负债率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同时，从样本的分布范围来看，低负债率的样本数只有133个，显然，负债率低于8%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财务指标，企业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源于内源融资。中等负债率的样本数占到了总体的74%，高负债率的样本数达2542，占比24.7%，其中国企样本数达到1668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的一个论断――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国有控股的可能性也越大。（2）若以公司规模为门槛变量，则结果同样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大规模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0.326，小于中等规模公司的系数0.445，令人意外的是，小规模公司的系数居然为负。但相比于负债率组，样本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属于中等规模的样本数仅有333家，仅为全部样本数的3%，这样，对整体进行门槛回归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注意到第二个门槛值95%的置信区间为（447.773，10088.099），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取值范围，事实上，若以10088.1为临界点划分样本，则中等企业规模的样本数达到2290。（3）几乎所有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约束”难题，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高负债率通常也是大规模的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小于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的企业，即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弱于后者。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研究为基础，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假说在中国的实用性。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发现――区e于以往研究，本文发现，融资约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上市企业中，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负债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而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公司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这直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企业而言，持有较多现金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资金压力，提高企业投融资决策的自主性，但同时要承担较大的流动性成本，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银行改制、培育和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等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的手段则是破解融资约束难题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连玉君， 程建.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融资约束还是成本？[J]. 财经研究， 2007，33（2）：37-46.

[2]Myers S 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2）：147-175.

[3]连玉君， 彭方平， 苏治. 融资约束与流动性管理行为[J]. 金融研究， 2010（10）：158-171.

负债融资的类型范文第4篇

关键词：融资平台；负债；财权；资本型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27-005

一、国外对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公债最初起源于地方政府负债融资行为，对此，马克思指出：“公共信用制度及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流行于整个欧洲。”19世纪，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债务融资成为一个经常现象，西方学者对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是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的事权主体

亚当.斯密（1773）最早关注政府在资本型公共产品提供中的作用，他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1]1793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中所提及的“公地悲剧”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政府的管理下，桥梁建筑了，海港开辟了，城墙修筑了，运河挖掘了，政府成为在某种限度内摆脱所有这些弱点的结合体。”[2]凯恩斯进一步将公共工程类支出作为政府反经济危机的手段。[3]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1943）也认为：“基础设施这个具有积聚性特征的领域无疑要求计划化，通常的市场机制不能提供最合适的供给。”

经典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指出在世界各国多层级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实践中，提供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应是地方政府重要事权组成。施蒂格勒（1957）认为当不同地区的居民选择自己需要的资本型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时，地方政府的存在就是实现不同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不同选择的一种机制。[4]奥茨（1972）在《财政联邦主义》中假定中央政府提供等量公共产品，但居民偏好的差异性存在，则通过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更符合帕累托最优。

（二）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事权匹配负债筹资财权

马克思认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融资这个事很快就能实现。”建立在资本型公共产品本身特性的基础上，迪策耳（1855）反驳了古典经济学的公债负效应理论，即将公债孤立地看作是政府筹集经费、获取收入的一种行为，忽略了公债是为了进行公共投资支出这个事实。Tiebout（1956）、Musgrave（1959）、Oates（1972）、Wildasin（1996）、deMello（2000）认为在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城市化快速推进，税收收入和其他收费收入增长有限，地方政府通过借债为公共支出进行融资行为必然增加。马特斯·安德森（Mats Anderson，2001）、Remy Prudhomme（2001）、Bahl（2002）等则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多样，但通过市政债券在内的借贷融资渠道应不断扩大，同时应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其融资方式。[5]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检验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与负债汲取行为的匹配关系。Oates（1972）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一个地区的住房价值、财产税和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可通过相关税收资本化或负债来筹资。[6]以印度郊区改造为例，Jain（2003）认为只有让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财政与融资权力，才能切实承担起相应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在融资上，地方政府可利用保险公司、投资机构、银行，甚至可以发行相当的免税债务来筹集地方公共产品基金。[7]Kirwan（1989）、Antonio Estach（1994）等世界银行专家就把市场、竞争、商业化原则以及私人部门参与等因素引入投资供给研究，从而大大拓宽了资本型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与负债融资渠道研究。科斯、德姆塞茨、沃伦（1974）等通过对现实中资本型公共产品私人提供的案例进行研究，认为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既可以由私人来承担，也可由公共部门来承担，而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具有天然的联合融资供给特征。[8]

（三）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取决于负债财权约束机制

随着对资本型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的可分离属性的关注，学者认为，相对于税收，政府负债融资在政府资本型项目投资方面更具效率，这是因为公债的偿还性，对资本型项目投资起到直接的约束作用。斯帝格利茨（1998）认为市场失灵是政府进行干预的重要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政府直接进行生产，他和萨平顿（Sapongton）提出了“私有化基本定理”，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目标可通过私人生产去实现。[9]巴罗（1974）用数学推理证明了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采取税收和债务等价，当面临支出暂时的急剧增加，举债融资能更好地消除高边际税率带来的扭曲成本。布坎南（1987）认为公债较之于税收更具有公共选择的空间，政府举债应当被限制于只对预期可以产生长期利益的公共工程提供资金。[10]斯蒂格利茨（1993）的研究则表明，政府为供多年使用的道路、学校或工业项目融资而举债，并不影响“未来的经济产出水平”。[11]Swianiewicz（2004）、World Bank（2004）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负债融资为公共项目投资提供资金，相对于税收，会更加降低公共服务的运营成本，促进公众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问责，这较之于来自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资金具有更大的约束性。[12]世界银行（2003、2004）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体制应“向市场为基础的体制转变”，在现有体制下，深化国内资本市场，以便它能更有效地、可靠地为基础设施融资服务。[13]

尽管地方政府负债融资财权是确保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收入和支出分权逻辑的差异性，西方学者认为地方财政负债融资会形成地方政府间“财政不平等”（Martinez-Vazquez，2001），而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不体现在预算中，联邦（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产生国家公债的“公共池资源”（Ostrom，1990）和“预算约束软化”（Kornai，1986）问题，这会激励地方政府进行过度借款和财政支出，而较少关注融资项目质量。但部分实证研究发现，禁止地方政府借款的国家中，地方政府的平均债务水平更高（Von Hagen&Eichengreen，1996），虽然主要表现为隐性债务。Hana Polackova Brixi（1998）将这种融资隐性风险分成四个方面，并系统分析其对政府财政构成的巨大威胁。通过对欧洲一些国家经验的总结，Rattso（2002）发现通过政府间体系的合理债务分权，有助实现有约束的支出管控。

二、我国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负债汲取的兴起，我国理论界也纷纷展开了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相关研究。

（一）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负债汲取的重要载体

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界定为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载体，其实质是地方政府的间接负债融资行为，由此产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巴曙松（2009）、李颖颖（2010）、封北麟（2010）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负债行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工具，这种负债行为大部分通过地方土地资本化、政府支出资本化和特许权资本化方式的负债汲取，需要地方财政偿还或担保，形成政府“直接债务”或“或有债务”风险。 [14]由于地方政府债权债务关系变成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间接隐性负债关系（时红秀，2010），马庆琰、蔡丽平（2010）认为这将会导致经济加速回暖的“后危机时代”。

巴曙松（2009）、高进水（2009）则认为融资平台虽以政府为依托进行负债汲取，但其主要经营活动是将融入资金投入到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公共项目。而融资平台负债汲取后投融资管理分散，缺乏一个独立的部门来对此种行为进行监控[15]（赵优红，2010），由于地方政府身份、职能和行为的多重性，从而在具体的负债汲取与投资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过多地运用行政命令以及计划性指令，从而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萧楠、孙向东，2011），并且过多地依赖国有银行负债汲取，使得金融调控工具背离市场化改革目标。

（二）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产生的原因为制度外生

现有研究，将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行为的产生归为现行制度外生产物，主要分为综合性原因、货币政策原因和财政原因。如周其仁（2011）认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快速积累，是汇率制度下货币被动超发、转型期政府与国企的超强信贷能力、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综合联系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导致政府机构过大，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新增支出只能通过融资负债来实现（马昊，2010）。周飞舟（2006）指出在现行体制下，财政分权不能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是“经济参与人”，也是“政治参与人”[16]（周黎安，2007），相对来讲，职业生涯中的晋升或淘汰成为其关注的重点[17]（周雪光，2005），相对于短期内通过摊派或加征税费，通过负债来实现资源密集型政绩，是一种较佳的策略选择（马骏等，2005）。

地方政府融资负债产生的货币政策原因方面，陆磊、李世宏（2004）指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驱使，地方政府天然具有干预国有银行信贷的冲动，在我国金融集权化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成为地方政府的“公地”，难以避免过度“放牧”现象；吴永球、陈永丽（2006）通过对我国宏观金融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我国信贷资金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仍居主导地位，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非市场因素中的重要元素；沈明高、彭程（2010）、魏加宁（2010）、Azuma&Kurihara（2011）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从2008年起的货币宽松政策，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融资提供了空间。[18]

而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产生的财政原因，平新乔（2009）、刘尚希（2010）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为有效履行事权，地方政府自然通过债务融资来筹集相关公共资金；勃兰特（2009）、陈柳钦（2010）认为因《预算法》中规定地方不得举债，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就成为重要的理性策略选择；高进水（2009）认为增加可控财力动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投融资平台的发展。

（三）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规制取向存在分歧

贾康（2010）、仲旭（2009）、杨帆（2009）等侧重于研究地方融资平台的效用而淡化其风险，认为投融资平台解决了基建投入资金瓶颈问题，是投融资体制的创新，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宜疏不宜堵。王国刚（2012）也指出，对待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不能仅注重债务规模而不讨论其资产投向。封北麟（2010）指出和各预算单位项目相比，融资平台的资金抗风险能力要大很多，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建设职能的市场化运作。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在债务规模、平台管理和融资渠道上存在较大风险，需加强控制。周小川（2010）、陶雪（2009）、许成钢（2010）、魏加宁（2010）等认为当前以未来土地和收费作为杠杆的地方政府融资，高度依赖于中央宏观政策，这将会产生较大风险。

关于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的规制问题，形成行政与市场规制两种取向。一部分学者主张通过行政规制，约束债权债务人双方行为，如巴曙松（2010）强调央行应对商业银行给予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进行严格控制，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刘尚希（2009）提出通过实行“辖区财政”平衡责任目标机制，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的负债汲取行为。贾康（2010）、高自强（2010）、刘煜辉和张榉成（2010）、时红秀（2010）、魏加宁（2010）等认为应在先摸清地方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实现公开地方债务信息，强化财政问责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方式。还有一部学者提出区分地方政府投资责任，将融资平台置于市场之中，建立市场规制。陈健（2007）、许成钢（2010）认为应该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体制改革，转变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管理的理念，剥离地方政府对市场竞争经济活动的参与行为，通过投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剥离平台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依赖，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引入市场外部监督，实现风险控制（张志暹、董丽、陈宇峰，2011）。

三、 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差异性比较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的一种制度外负债融资行为，但实质上，却体现地方政府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与权限的边界问题。因此，对于负债汲取的风险界定，离不开对地方政府与资本型公共产品投资事权的相关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可见我国在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研究上，与西方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忽略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是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内生因素

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是地方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事权。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组成上，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公共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公共产品。资本（密集）型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当期资本投入大，受益期分摊在后续期，存在效应外溢与成本补给方式的非对称性。从供给实践看，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此类公共产品，如水、电、气、道路、桥梁、文化园林设施等。

城市基础建设是城镇化的基石。近十年，我国城镇化每年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根据“十”发展目标，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的比例将超过60%，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需要新增基础建设投资12600亿元。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表明，英国城市化水平由17%提到50%以上，经历了101年（1750-1851）；美国城市化水平由40%提到75%，经历了90年（1900-1990）。在城市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提供的融资，一种是通过发行城市市政债券，信用担保公司担保，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城市建设中的模式，以美国最为典型；另一种是通过中央政府统一负债融资，然后直接投入到地方政府投资建设中，以日本最为典型。

相比之下，我国缺乏对地方政府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事权研究，忽略城镇化进程中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需求因素。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一个拥有众多异质个体的庞大集团，难以实现统一的集体行动，但如果存在一致的集体利益，且存在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则大集团是可能存在集体行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当前一种普遍选择，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确保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是其中重要的内生激励因素。

（二）缺乏地方政府负债融资财权与地方政府投资事权匹配研究

区别于税收，地方政府负债被认为是地方投资项目融资事权匹配的筹资手段。这是因为，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虽在空间上具有固定的效应范围，但从时间上，效应的后溢性会造成公共产品成本补给方式的非对称性，收益与成本在当期内偏离。国外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将地方政府负债汲取与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联系起来，强调负债汲取是保证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前提。通过相应的财力与财权安排，确保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是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的通行做法。在西方分级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权中均包含相应的举债权，这是由于地方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属性决定的。

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存在需求扩张效应，这决定了实行财政分权体制的我国也存在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与负债汲取的相互制衡问题。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鼓励通过市场融资来实现相关可收费项目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交通运输中的公路、水运，城建中的供水、道路桥梁、其他城建项目以及社会事业投资事权明确为地方。但与此同时《担保法》第8条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列，不列赤字。”由此，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

（三）割裂地方政府的投资而关注地方政府负债风险

对于负债汲取行为的规制，离不开对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背后的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供给事权的分析。割裂投资支出而单独分析负债风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负债风险问题。国外的相关研究关注负债筹资的偿还性直接对资本型公共产品投资起到约束和控制作用，为了保证政府资本型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性，建立相关规控机制，将政府负债收入与资本型公共产品支出纳入地方政府预算中，反映收支间均衡关系。因此，从财政分权的角度，中央（联邦）政府通过相关负债财权划分、负债规模、程序等制度，规范地方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

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的非规范性和风险性上。当前，我国受现行财政体制的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间接负债汲取行为，属于体制外非规范收入，缺乏政府负债与项目投资收支对应机制，由此会产生体制内偿债能力风险。但地方政府负债风险最终取决于政府投资行为，因此这说明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立足于从地方资本型公共产品分类及有效供给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汲取行为，探索有效规制之策，防范相关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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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融资的类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存款流失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1-0072-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14

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因素持续影响银行业负债业务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存款被分流的趋势仍将延续，未来存款增长乏力将成为商业银行的“新常态”。持续稳定增长的低成本负债来源才是商业银行真正的“立行之本”。如何围绕商业银行经营的整体目标，努力创新负债管理模式，激发经营机制内在活力，建立存款持续稳定发展长效机制，突破业务发展瓶颈，是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面前的极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1]。

一、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变化情况

2015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1.94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5786亿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仅影响实体经济前三季度融资需求，而且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能力的发挥。截至2015年9月末，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较年初增加13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口径做了调整，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纳入各项存款。由于年初资本市场火爆，带来大量证券公司存款，截至2015年9月末，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较年初增加5.76万亿元，如果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额从各项存款中扣除，则2015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存款仅增加7.24亿元，各项存款比去年同期少增1.03万亿元。

分存款类别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个人存款和企业存款分别较年初增长3.92万亿元和2.65万亿元。从存款期限看，受连续降息影响，前三季度个人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长主要来自定期存款的增加，活期存款增长乏力，“存款定期化”特征明显。另外，2015年上半年企业活期存款连续数月出现不同幅度的负增长，这是历史上较少出现的现象。这种情形发生与2015年以来经济活跃度较低，银行信贷萎缩，从而导致银行派生存款功能下降关系较大。

二、2015年前三季度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变化情况

（一）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变化情况①

受连续降息影响，各商业银行按法定利率定价的存款增长较为乏力，特别是，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的存款较年初有所减少。其中，兴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的活期存款较年初减少1061亿元，定期存款较年初减少148亿元。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下降幅度排在同类型银行的前列。另外，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也仅比年初分别增加181亿元、273亿元和252亿元，大大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伴随着各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增长乏力，执行法定利率定价的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也逐步降低。图1给出了2015年各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占比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截至2015年9月末，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已低于60%，其中，占比最高的招商银行为55.83%，占比最低的平安银行为36.14%。从变化的趋势来看，除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外，其它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占比均较年初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兴业银行下降幅度最大，兴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占比由年初的49.05%下降到36.63%。

（二）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转型与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变化

虽然在经济增长乏力，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市场背景下，各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的存款增长乏力成为常态，但今年以来已有部分商业银行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大力拓展有业务关系的存款，并取得较大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截至2015年9月末，招商银行活期存款较年初增加1475亿元，远超过同类商业银行。民生银行的定期存款表现抢眼，2015年9月末民生银行定期存款较年初增加1603亿元，排在同类银行第一位。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逆市增加与其推行的业务结构转型密切相关。我们以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为例，重点分析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变化对其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存款变化的影响。

1.招商银行

截至2015年9月末，招商银行活期存款较年初增加1475亿元，其中，个人活期储蓄存款增加1014亿元，公司活期存款增加462亿元。今年以来零售客户存款受资本市场分流，但活期存款增量仍居同业首位，存款活期率持续提升。

招商银行个人活期存款增长较快，除了与招商银行已确立零售银行领先优势以及较好的零售客户基础外，还与招商银行推进的“轻型零售银行”转型，大力发展零售信贷、财富管理等业务有关。另外，积极顺应客户财富管理需求，针对客户差异化的风险偏好、生命周期以及个性化的资金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资产配置服务;通过融资、结算等综合经营稳固小微客户、个贷客户结算资金，提高客户综合贡献度。

招商银行企业活期存款保持较快的速度增加，与2015年上半年招商银行对公司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密不可分。2015年1月，招商银行正式撤并总行现金管理部和贸易金融部，新设交易银行部，定位为包括现金管理、对公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公司金融产品部门。招商银行交易银行部的设立，标志着国内商业银行迈出向交易型银行转型的实质性一步。并且，交易银行业务也是未来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一大方向。交易银行本身凭借其收入稳定增长、风险资产占用低、使用频率高、客户粘性强、业务壁垒明显等优势，是应对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多重因素叠加负面效应的重要手段，是对公业务转型升级的有效渠道。

2.民生银行

截至2015年9月末，民生银行定期存款较年初增加1603亿元，其中，个人定期存款减少190亿元，公司定期存款增加1793亿元。民生银行定期存款的增加大多来自对公存款的大幅增加。

2015年以来，民生银行快速推动公司业务服务模式转型，取得较大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着力打造公司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将线上供应链金融、在线财富管理、重要客户网络收单管理、客户订单管理等功能融为一体，实现“交易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深度融合与极致体验，通过交易融资业务银行获得大量资金留存。二是研发招标通、市场通等新型现金管理产品，持续升级优化流动利增值、现金池、虚拟账户等产品，拉动存款增长，提升客户覆盖率。截至2015年6月末，为全行41039户重点客户提供现金管理个性化服务方案，派生日均存款2343.73亿元。

（三）按市场利率定价存款变化情况①

2015年上半年，在存贷款利率下行的背景下，各商业银行执行法定利率定价的存款增长较为乏力，为弥补执行法定利率定价各项存款的流失，各商业银行都主动作为，及时调整负债结构。其中，结构性存款作为营销客户、市场化运作资产、增加负债来源和品种、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的有效工具，现已成为各商业银行重要的负债来源。另外，自2014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款口径调整后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利率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业内简称“387号文”），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款项从“同业往来（来源方）”调整至“各项存款”，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拆放款项从“同业往来（运用方）”调整至“各项贷款”。存款口径的调整将大大增加银行的存款规模，此外，由于该部分存款暂不用缴纳存款准备金，2015年来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积极争夺的对象。

从表2可以看到，2015年年初以来，全国主要商业银行主动负债规模迅速增加。以“结构性存款”为例，除招商银行外，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从年初的1833亿元增加到9月末的4541亿元，增长了147.74%，排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首位。

2015年上半年受市场资金面流动性宽松及三季度资本市场波动，入市资金较为谨慎影响，各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有关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保持快速增长。截至9月末，兴业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1483亿元，较年初增加4638亿元，存量和增量均排在同类型银行的首位。兴业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大量增加，主要与“证券业存放”和“SPV存放”增长较快有关。而这两类资金增长较快主要是受市场资金面宽松影响，2015年以来兴业银行“客保资金”和“基金资管业务”规模明显扩大。除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已成为拉动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增加的主要力量。

三、商业银行存款流失的原因与化解对策

（一）存款流失的原因分析

一是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社会融资规模、外汇占款等影响资金面的因素，对负债业务资金来源产生影响。自年初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活力不足，对贷款的有效需求有限，2015年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低于预期，外汇占款不断下行。虽然央行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资金面基本维持稳定，但负债特别是客户存款的资金来源减少，2015年以来存款业务发展并不乐观。二是金融工具创新不断增多，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互联网金融等金融脱媒因素加快商业银行存款分流。利率市场化和多渠道加速分流商业银行存款的情况下，同业之间存款拓展竞争加剧，拓展存款的成本将渐趋升高。三是监管政策导向影响负债业务发展。2014年以来监管机构陆续出台多份监管文件，包括“存款偏离度考核办法”、“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办法”等，都对负债业务，特别是同业负债业务，从业务规模、业务模式（区分结算性与非结算性）、客户业务关系等多方面做出政策规定，引导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稳健发展。

（二）化解商业银行存款流失问题的对策

参考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历史，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大趋势下，未来几年我国商业银行负债端在低成本资金来源上遭受的冲击还将持续，最直接的表现是存款增长放缓和活期存款占比下降。为此，商业银行在负债业务上要做足功课，及时推动负债业务结构的转型[2]。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不懈拓展各类结算型负债，提高结算型负债占比。具体来看，企金方面，要不断优化支付结算产品，创新支付结算手段和技术，提高支付结算便利化水平，以此强化支付结算服务对企金客户的粘着性，推动企业负债拓展从过去依赖关系资源、融资业务为主向依赖结算服务转变。零售方面，要持之以恒抓好、代缴、银行卡结算和收单、银证银期第三方存管等基础产品营销，努力提高电子、厅堂等各类渠道服务水平，以此带动个人结算型存款发展。同业方面，要通过完善业务合同、强化业务关系管理，持续巩固并扩大结算型同业负债规模。积极主动应对利率市场化，稳健发展各类主动负债。二是从传统存款向市场化负债过渡，主动负债长期仍有巨大增长空间。与国际性银行比较，我国银行在负债结构上过于依赖传统存款，主动负债占比明显偏低。主动负债长期趋增的态势明显[3-4]。具体来说，继续推动发行同业存款，认真做好面向企业、零售客户发行大额存单的准备工作。在合理控制总量和比例结构的前提下，稳妥发展结构性存款，并以之为切入点，配套跟进其他服务，努力将客户的结构性存款账户转化为资金归集账户和支付结算账户。三是统筹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推动发行绿色金融债、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在拓宽负债来源的同时，结合市场利率走势，合理把握各类主动负债发展的节奏和期限、品种结构，既要坚持随行就市，又要有效控制负债成本。

参考文献：

[1]程乐砚.存款波动背景下的商业银行负债与流动性管理[J].金融与经济，2014（7）：62-67.

[2]李冰洁，尚勤.自我革新：负债管理转型势在必行[J].中国农村金融，2015（10）：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