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体会范文第1篇

1翕翕发热

为表热证的特有热型。翕者，鸟合羽也；翕翕发热者，犹如羽毛覆盖身上温温发热之貌，形容发热之轻微。方有执说：“翕，火炙也，团而合也，言犹雌之伏卵，翕为温热而不蒸蒸大热也”。 成无己谓：“翕翕者，然而热也，若合羽所覆，言热在表也。”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发热第一》说：“所谓翕翕发热者，谓若合羽所覆，明其热在外也。……盖邪气在表发热者，则表热里不热也。”

2蒸蒸发热

是经证(腑证亦可见)的发热特点。形容高热汗出并见，发热如热气上蒸，蒸笼蒸物之热势蒸腾，从内腾达于外，轻按肌肤和重按均觉热甚，手近之即感有热。成无己说:“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薰蒸之蒸，明其热在内也。……邪气在里发热者，则里热甚而达于表也。”

3往来寒热

本症是少阳病热型标志。恶寒时不发热，发热时不恶寒，发热恶寒交替出现。此热型为邪在半表半里之特有证候，从病机上讲，它是邪正分争而互为进退之征，是人体抵抗力与病邪相搏而产生的反映。成无己谓：“邪在表则寒，邪在里则热，今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未有定处，故往来寒热。”

4寒热如疟

即寒热发作有时，此种寒热如疟证，论中有数处提到，其热状既不同于疟疾，亦不同于往来寒热，可分见于三阳经病中。

5烦热

烦热为自觉症状，烦者苦恼之意，烦热为自感苦恼有热而不能自安之意。烦热病机，郁热多在心胸之间，《伤寒杂病辨证》谓“烦热者，热之苦烦者也，其证在心胸之间，如蒸如，热气怫郁，烦忧不能安静也。”

6潮热

为阳明腑证的发热特点，形容发热犹如潮水定时而至，有定时增高的现象，日只一发，发有定时，下午3~7时热势最甚。《伤寒明理论》谓：“潮热，若潮水之潮，其热不失其时者也，一日一发，指时而发者谓之潮热，若日三五发者，即时发热，非潮热也。”一般说来，若病人见潮热，说明阳明里实已成，因阳明旺于午后甲酉之时，所以阳明腑证多于此时发热。

7时发热

即有时发热，有时不发热，日有数次，发无定时，多见于太阳表热。

8微热

指体表热象低微或阳热病热趋于里不外露之证，为发热之轻微，若有若无之状，有虚寒证亦有实热证。《伤寒杂病辨证》谓“微热亦属里热，微即幽微之微，隐邃而不大显之义，热微如无之谓也。”

9厥热胜复

是指四肢厥冷与发热往返胜复出现，即发热和四肢厥冷相互转化，发热转为四肢厥冷，四肢厥冷又复转为发热，如此往返胜复。此为厥阴虚寒证中反映阴阳消长，病势进退的一种特殊征象。

《伤寒论》对发热症的论述丰富而生动，反映了仲景对发热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构思。需指出，发热作为认识疾病的方法和依据时，并不排除其它脉证的重要性，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一直是处于矛盾运动变化状态，各种热型反映了发热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特征，不能完全反映疾病本质，临床辨证必须结合其他证候，方可辨证施治。

现代医学把发热分为热型、热势。热型分稽留热、弛张热、间歇热、消耗热、回归热、波浪热，不规则热等；热势一般分为低热、中等热、高热、超高热。现代医学划分的热型与《伤寒论》中某些对发热的形象描述是可以联系上的，如不规则热与太发热恶寒；间歇热与往来寒热；弛张热与潮热等，颇相近似。须指出的是，单凭体温计的度数，远远不能反映中医所说的各种热型，中医治疗发热性疾病，不是见热治热，而是通过辨证，分清表里虚实，再处以施治，显然与解热镇痛认识有别。

《伤寒论》不仅对发热的认识是十分独到的，而且还有着独特的施治手段，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现实意义和理论探讨的宝贵价值。

伤寒论的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变迁；伤寒学说；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R222；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3-0052-0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CM，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leva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and the releva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It was found that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was attracted attention during the cold time in history， while it was neglected during the warm time. There is a direct relevance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But in the warm climate of the modern environment， these aspects are required further research：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Zhongjing thoughts， how to apply typhoid prescriptions to the treatment of modern diseases， how to include climate factors into the medical thinking.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relevance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气象学不是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而是零散记录在各种书籍中，气象学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气候变迁作为气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通过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并影响社会历史文化诸要

基金项目：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2011JZ064）；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项目（12JZ079）

第一作者：田红兵，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医史文献。E-mail：

*通讯作者：李亚军，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医史文献。 E-mail：

素，进而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古代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朝代的兴衰，因此历代统治者对气象的变化重视有加。外国学者布莱特・辛斯基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他的见解，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的历史进程中，气候寒温交替演变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气候温暖时期，北方风调雨顺，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与中原国家基本和谐共处，中原国家繁荣昌盛，百姓丰衣足食，国家统一。寒冷期，农业减产，农民起义，游牧民族南侵，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状态，统治阶级为避免外患会采取与游牧民族和亲、迁都等措施以求暂时安宁，延续自己的统治[1]。例如，秦始皇为保护农耕文明，防止游牧民族入侵，修建了长城[2]。有学者研究，历史上重大自然灾害、东晋末年和北宋末年人口大迁徙、王朝的兴衰嬗变、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略等都与气候变迁关系密切[3]。而气候变迁影响到的各种历史因素的最终承受者都是人，气候变迁通过改变人的健康状况而影响历史的发展，而医学的发展又与历史的创造者――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气候变迁通过影响人的健康状况而间接影响医学发展，这种影响从气候变迁与伤寒学说兴衰变化的关联性中尤为明显。

本文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的角度，研究气候变迁对伤寒学说的兴衰变化影响，希望对继承和发扬仲景学术思想、利用伤寒经方治疗现代临床疾病提供理论借鉴。

1 气候变迁与伤寒学说创立的关联性研究

1.1 东汉时期的气候特点

通过查阅现存史料及相关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东汉时期气候寒冷期较长，尤其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气候更为寒冷，此时刚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寒冷期。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中指出，中国古代有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4个寒冷期分别是：⑴公元前1100-公元前850年左右，约为周朝取代商朝和西周前期；⑵公元初至公元600年左右，约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⑶公元1100-1220年左右，约是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⑷公元1570-1710年左右，约是明末清初，此时正值欧洲小冰期。历史上关于第一个寒冷期的文字记载较少，成体系记载医学文献更少，但该时期是伤寒学说形成的前奏期。

《伤寒杂病论》在第二个寒冷期持续期间的东汉末年问世。有人研究两汉气候后指出，两汉时期（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和东汉公元25-220年）相比，西汉比东汉气候冷，西汉初的百余年间气候较冷，中期及其后稍暖，但时间不长，公元初年又转冷，持续至东汉明帝前后；东汉中后期气候又趋暖，东汉末年又急剧转冷[5]。在无专门观测气候变化仪器的古代，人们主要通过观察物候变化来研究气候变化。所以，查阅相关的物候记载，能对第二寒冷期的气候有所了解。史料载，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六月降霜，比现洛阳初霜时间要早近3个月[6]。《后汉书》载，“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冰厚尺余……汉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灵帝光和六年为公元183年，汉献帝初平四年为公元193年。这一时期的寒冷气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例如，曹植在《说疫气》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王粲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还不去。未知身死所，何能俩相完。”曹操在《蒿里行》有：“铠甲生鸡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1.2 东汉时期寒冷气候的天文学解释

有研究证明，东汉时期的寒冷气候与“九星会聚”的天文现象有关。所谓九星会聚，是指除地球外的9颗行星会聚在太阳的一侧，而地球独处另一侧。为了维持太阳系引力的平衡，必然导致太阳与地球间的空间距离增大，地球公转冬半径变长，此时（北半球冬半年）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减少，气温下降。太阳系的九星会聚的周期约为179年，当九星会聚出现在冬半年时，我国的气候多以寒冷为主。有学者从运气大司天角度对仲景生活年代的气象进行考证指出，在其生活的公元150-219年，中国历史刚好是第48甲子和第49甲子2个运气大司天时期，而第48甲子值运的公元124-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寒湿之气行令；第49甲子值运的公元184-24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风火流行[7]。《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凡此太阳寒水司天之政……寒政大举，泽无阳焰，则火发待时”“凡此厥阴司天之政……初之气，寒始肃，杀气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这些记载说明，在太阳寒水、厥阴风木2个运气大司天之年，气候总体以寒冷为主。

1.3 东汉末年疫病流行与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的关联性

正常气候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在古代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对气候突变的防控力相当低下。气候反常导致自然灾害高发，农业减产，疫病频发。生存环境恶化使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身体素质变差，抵抗力下降。加之古代落后的医疗条件，病死率居高不下，甚至连上层贵族也难逃厄运。据钱超尘考证，建安七子中就有人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流行的一次疫病[8]。有研究发现，在东汉存续的180余年间，公元37-50年和161-219年间疫病频发，而仲景刚好生活在后一时段。他在《伤寒论・序》中说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亲人的病逝、流行性疫病的危害是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的动机所在[9]。

东汉时期的寒冷气候易致寒邪袭人，阳气受损。寒伤表当辛温发散，寒伤里当温里散寒。前者方用桂枝、麻黄类方加减化裁，后者宜四逆辈。如感受寒邪，损伤脾阳则可见到“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的太阴虚寒证；损伤肾阳则可见“下利清谷、手足厥冷、恶寒蜷卧、脉微欲绝”的少阴寒化证。寒邪侵袭是导致阳虚的直接原因，故须扶阳抑阴。中医学认为疾病的过程就是正邪二气抗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阳气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扶阳能增加抗病力。所以仲景高度重视“扶阳抑阴”思想[7]。裴卉[10]研究指出，东汉末年由九星会聚导致的中原地区气候趋冷是《伤寒论》扶阳助阴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天文气候学因素之一。可见寒冷气候对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后世研究证明，麻桂剂（指以麻黄、桂枝为主干结构的辛温解表方剂，是经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发展、温阳解表法的创立、温热药物治疗伤寒病的\用等与寒冷气候均有直接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通过对《伤寒论》中麻桂剂的发展沿革研究窥见一斑，李德顺[8]通过研究指出，“麻桂剂，产生于东汉末年大寒、大疫客观背景之下，其发展与沿革与寒冷气候密不可分”。再从《伤寒论》中六经病所占篇幅看，以太阳病篇最多，达148条。这一事实揭示了东汉末年疫病主要以太阳病为主，故对太阳病篇论述较多而且较其他经病篇详细。由此可知，“太阳病是与寒冷气候相关的疫病”[11]。东汉末年的寒冷气候促进了伤寒学说的创立及仲景学术思想的形成。

2 气候变迁与伤寒学说兴衰的关联性

2.1 魏晋南北朝时伤寒学说受到重视与当时气候仍处在第二寒冷期有关

据有关记载，三国时期曹操在铜雀台种桔，由于气候寒冷，桔只开花不结果。《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孙权嘉禾三年（公元234年），“九月朔，陨霜杀谷”。《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公元241年）春正月，江南“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三国志・吴志》卷三载，孙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二月，建康一带出现降雪的“大寒”天气，孙亮下诏“大赦”天下。《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二年纪事》载，公元366年后的3年时间里，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的海面上每年都结冰，冰面的厚度可承受来往的马车及三四千人的军队，由此可见当时气候的寒冷程度。王叔和生活于约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此时还是第二寒冷期，天气相当寒冷，每年阴历四月（阳历5月）还会降雪。如此反常的气候必然会导致伤寒疫病流行，作为太医令的他“拟防世急也”，而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用伤寒学说来指导，防控当时大规模伤寒疫病的流行。张仲景的《伤寒论》经王叔和整理编次，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2]。

2.2 隋唐时期伤寒学说遭受冷遇与气候变暖有关

公元600-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隋唐刚好处于这一时期。此时由于气候变暖，伤寒学说遭受冷落。在而《小品方》被当时医家奉为圭臬，甚至唐政府规定其为医家必读书。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伤寒学说在隋唐时期不受重视。公元7世纪中期，中国气候变暖，据记载，这一时期有时国都长安冬天无雪无冰。甚至在公元8世纪初，在皇宫可种梅。公元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池也可种梅。唐朝存续的公元7、8、9世纪近300年历史都处于气候转暖、寒冷气候消失时期[13]，温病流行成为该时期的疾病特点，伤寒学说的地位下降而且饱受诟病，被说成是“雅士文辞”。

2.3 两宋时期伤寒学说盛行与严寒气候有关

两宋时期，伤寒学说又开始盛行，而唐朝盛行的《小品方》于“北宋末叶亡”。北宋时期与东汉时期的气候有许多类似之处，官方十分重视伤寒类流行病的防控。北宋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进行系统考校，经孙奇、林亿等人校订后，于1069年刊行。有文献记载，公元1111年太湖第一次全部结冰，坚冰厚可通车。寒冷气候将两广、福建、四川之桔于1110年、1178年全部冻死。公元1131-11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10年降雪日期平均最迟是4月9日，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比10年前推迟1个月。这时的寒冷气候促使伤寒名家林立，一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伤寒著作也相继刊行面世，如1100年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1107年朱肤著《伤寒类证活人书》、1132年许叔微著《伤寒九十论》等3书，金代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等。

2.4 明清时期伤寒学说的盛衰演变与当时气候冷暖交替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寒冷期（公元1570-171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明末清初。气象学家将这一时期又细分为4个较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特别是1650-1700年）、1840-1890年及1945年，尤以第二个较冷期较明显。据记载，1630年大雪平地尺余；1655年北京冬季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670年我国东部沿海大雪20日以上，平地冰厚数寸，海水结冰至岸，如十里冰堤。明清伤寒学家大多生活在1620-1720年的第二个较冷期。明清温暖期在1550-1600年、1720-1830年间。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两部重要的温病著作《瘟疫W》和《温病条辨》。《瘟疫学》作者叶天士生活在气候较冷期渐消、温度渐升的过渡时期；《温病条辨》作者吴塘则完全生活在温暖期（约1755-1836年）。“寒温学派在中医历史上的交替发展、争鸣、自成体系，无不和更替变迁的寒冷与温暖之历史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几千年历史气候的寒温变化，是中医学中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产生的真正原因”[13]。

3 结语

通过对中国医学史伤寒学说的兴衰演变研究可以发现，在东汉以后的气候寒冷时期伤寒学说备受关注，气候温暖时期伤寒学说便不被重视，甚者遭受冷落。气候变迁与伤寒学说兴衰交替演变的发展规律有直接的关联性。《伤寒论》中的理、法、方、药在气候寒冷条件下非常适用，疗效可靠，治愈率高，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但在气候趋暖的现代环境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仲景学术思想，利用伤寒经方对现代疾病进行防治，将气候因素纳入医学整体思维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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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吕建辉.历史上气候变迁是伤寒与温病学派产生的真正原因[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1993，7（2）：42-43.

伤寒论的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麻黄；伤寒论；张仲景；剂量

中医是从动态的、整体的角度观察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分析人体产生生理病理的变化，并且采用灵活的辩证方法进行防治疾病。因此观察人体疾病的动态演变，变化药物的剂量及药物的配伍而施治，彰显中医的灵活性。

在《伤寒论》中用麻黄的方剂有13首，方名为：麻黄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麻杏甘石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升麻汤。《伤寒论》中应用麻黄，对于病因、病位、病性不同，麻黄的剂量和配伍也各异。麻黄多者达六两，少者十六铢，根据汉代的度量衡和经方的药量换算，《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换算成当今一次治疗量为：汉1斤等于250g，1两等于15.625g，1铢等于0.65g[1]。本文根据仲景应用麻黄的剂量变化，试分析其应用规律。

1麻黄六两

大青龙汤：发汗解表，兼清里热

《伤寒论》第38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39条："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此为伤寒表实兼内热烦躁的证治。本方证为风寒束表，卫阳被遏，营阴郁滞，阳郁里热为基本病机。

2麻黄四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辛凉宣泄，清肺平喘。

《伤寒论》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162条："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此为邪热壅肺作喘的证治。本方主治证是由风热袭肺，或风寒郁而化热，壅遏于肺所致。

3麻黄三两

3.1葛根汤：发汗解表，升津舒经 《伤寒论》31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此为太阳伤寒兼经输不利的证治。风寒束表，卫闭营郁，证见发热恶寒、无汗脉紧；邪袭太阳经脉，经输不利，今项背强几几，表明邪郁较重，因此应用麻黄，在于发汗解表，调和营卫，以治其本，葛根辛散祛邪，升津舒经，是欲发其汗，而必顾护阴津。

3.2葛根加半夏汤：发汗解表，降逆止呕 《伤寒论》33条："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此条乃太阳伤寒兼阳明呕逆证治。风寒束表，内迫阳明，导致胃气上逆。应用麻黄辛温发汗，解除寒闭，加半夏和胃降逆止呕。

3.3麻黄汤：辛温发汗，散寒解表 《伤寒论》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36条："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37条："太阳病，十日以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

4麻黄二两

4.1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解表散邪，清热除烦以退黄 《伤寒论》262条："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此为阳黄兼表证。证见发热恶寒，无汗身痒，周身黄染如橘色，脉浮滑。方中麻黄、杏仁、生姜辛散表邪，宣发郁热；连轺、生梓白皮、赤小豆清泄湿热；大枣、甘草调和脾胃。

4.2麻黄细辛附子汤：温经解表 《伤寒论》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此为少阴病兼有表证初期。麻黄发汗解表，附子温经助阳，细辛通彻表里，助麻黄发汗解表，协附子内散阴寒。故适用于素体阳虚，复感风寒之证。阳虚之体，应不发热，今反发热，并见恶寒甚剧，虽厚衣重被，其寒不解，是外受风寒，邪正相争所致；表证脉当浮，今脉反沉微，兼见神疲欲寐，是知阳气已虚。三药并用，补散兼施，使外感风寒之邪得以表散，在里之阳气得以维护，则阳虚外感可愈[2]。

4.3麻黄附子甘草汤：温阳微汗解表 《伤寒论》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此为少阴病兼有表轻证。麻黄附子汤中以附子固护表里之阳，且助麻黄、甘草通阳散邪。俾邪出而真阳不出，即开鬼门之变法也。麻黄、附子一散一补，固本通阳，则病去而不伤阳气。此少阴脉而表反热，便于表剂中加附子以预固其阳，是表热阳衰也。夫发热无汗太阳之表，脉沉但欲寐少阴之里，设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以固元阳，则太阳之微阳外亡。惟附子与麻黄并用，则寒邪散而阳不亡，此里病及表，脉沉而当发汗者，与病在表脉浮而发汗者迳庭也。若表微热则受寒亦轻，故以甘草易细辛，而微发其汗，甘以缓之与辛以散之者，又少间矣。

5麻黄一两

桂枝麻黄各半汤：辛温轻剂，小发其汗。

《伤寒论》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方以小剂量麻黄汤辛温开泄，小剂量桂枝汤调和营卫，为辛温发汗的轻剂。

6麻黄十八铢

桂枝二越婢一汤：微发其汗，兼清里热。

《伤寒论》28条："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此条论述的是表郁生热轻证。此汤亦即桂枝麻黄各半汤中减杏仁加石膏也，杏仁能发汗，去之；石膏能去虚热，故加之。本无热证而加石膏者，以其人无阳，津液不足，不胜桂枝之任，故加甘寒于内，少变辛温之性，且滋津液之用。而其方制之小，示微发于不发之中。

7麻黄十六铢

桂枝二麻黄一汤：辛温轻剂，微发其汗。

《伤寒论》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此条文为太阳病服桂枝汤的两种转归及证治。本方主治太阳病，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形似疟，1d再发者。其寒热发作次数少于桂麻各半汤，是邪正相争更趋缓和，正虚邪微程度更明显，治以辛温解表，微发其汗[3]。

《伤寒论》中麻黄的剂量分别为六两、四两、三两、二两半、二两、一两、十八铢、十六铢，八种剂量，麻黄的用量也不同，其作用及作用强度不同，如峻汗、发汗解表、发越郁阳、微发其汗、小发其汗等。

《伤寒论》中麻黄的剂量分别为六两、四两、三两、二两半、二两、一两、十八铢、十六铢，八种剂量，麻黄的用量也不同，其作用及作用强度不同，如峻汗、发汗解表、发越郁阳、微发其汗、小发其汗等。然辨证不同，其配伍亦各异，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在学习过程中，应综合辨证、用量、配伍、选药，不可偏颇。因此观察人体疾病的动态演变，变化药物的剂量及药物的配伍而施治，彰显中医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郝万山.汉代度量衡制和经方药量的换算[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3（3）：48.

伤寒论的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医治法;《伤寒论》;保胃气

【摘要】  通过学习《伤寒论》，从书中遣方用药、治疗禁忌、煎服调护、判断预后四方面加以论述，阐述了保胃气思想在《伤寒论》临证中的体现。

【关键词】  中医治法;《伤寒论》;保胃气

“胃气”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玉机真臧论篇》云：“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强调了胃气对于维持人体生命的重要。《素问·脉要精微论》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可见胃气在中医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何谓“胃气”?广义的胃气是指人的正气，即指后天元气。狭义的胃气是指脾胃的生理功能。本文所论胃气是指狭义的胃气。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人体发病与治疗中起重要作用。胃气直接关系到人体正气的强弱，影响人体的防病抗病能力。《内经》这种保胃气的思想，对后世医学影响很大。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无处不重视保胃气，把保胃气作为重要的治疗原则。这可从以下四方面得以体现。

1 遣方用药，保胃为先

《伤寒论》在六经病的辨证论治中，张仲景从理法到方药，不论补正气还是祛邪气，处处以脾胃为本，保胃气扶正的思想贯穿其中，诸般治法均无损胃气。例如，被列为群方之冠的桂枝汤，虽然是调和营卫，治太阳表虚之方，但方中用姜、桂之辛，合草、枣之甘，则辛甘合化以生胃中之阳气;用芍药之酸，伍草、枣之甘，则酸甘合化以生胃中之阴津。又如，小柴胡汤主治邪入少阳，证见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方中柴胡透半表半里之邪于外，黄芩清半表半里之热于内，生姜、半夏和胃，而加人参、大枣、甘草以益气和胃，故为保胃气、扶正祛邪的又一名方。治阳明经证的白虎汤，用以清充斥内外之无形燥热，张仲景一方面以辛甘大寒的石膏和苦寒质润的知母清其热邪，达到清而不伤胃气，寒而不致留邪;另一方面又以炙甘草、粳米益气生津、和中养胃，又防石膏、知母寒凉伤胃之弊。

《伤寒论》全书始终贯穿着保胃气的思想，其中载113方中，用甘草者69方，用大枣者40方，生姜、大枣同用者33方，生姜、大枣、甘草皆同用者29方。甘草、大枣用之最多，既用之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又用之甘缓补中、扶正祛邪，其最终目的仍在于保胃气。

2 提出治禁，源于保胃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曾多次论述过用汗、吐、下或误用汗、吐、下所引起的各种不良后果，且易生变证。故提出治禁，强调顾护胃气，把祛邪而不伤正作为治病的准则;对于只知攻邪而不顾胃气者，当以为戒。例如，第273条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张仲景此处强调太阴虚寒证当温中散寒、健脾燥湿，若误将虚寒性腹满痛作阳明腑实证，误用攻下，必更伤脾阳，使寒湿壅滞更甚，则见胸下痞结胀硬等变证。故明确提出太阴病当禁下。又如第364条云：“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示中阳已虚，切不可贸然发汗解表。发汗攻表，会使阳气随汗出而外泄，则里阳更虚，阴寒更盛，浊气壅滞，不仅下利清谷不止，且又增腹部胀满之苦。再如服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栀子豉汤“一服得吐，止后服。”以上均为避免汗、吐、下而伤胃气而设。

3 煎服调护，顾护胃气

《伤寒论》不但重视从理法方药诸方面顾护胃气，而且也十分重视从服药方法上顾护胃气。多在服药时或服药后辅以饮食，尤其是对于作用峻猛的药物，更应配合使用。服十枣汤“得快利后，糜粥自养”;服硝石矾石散“以大麦粥汁和服”等。服桂枝汤后“啜粥”，虽有助药力的作用，同时也有保胃气的意义。并且提出服药期间注意事项“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皆在保胃气。

伤寒论的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伤寒论；治未病；张仲景

“治未病”是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一种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思想，最早提出于《黄帝内经》，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内经》中的未病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将“不治已病治未病”思想贯穿于《伤寒论》的始终。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治未病”思想得到越来越多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现将《伤寒论》治未病思想简述如下。

1.“治未病”理论的基本含义

“治未病”的概念为防止疾病复发、恶化，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即治未显之症，促进已病向愈，防止未病显露。未病一词可有两层涵义：无病和潜而未发。宋为民等提出，得到公认的“未病”基本形态有四种，即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前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治未病”理论可从五个方面来体现：即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传变、未盛防盛、已盛防逆。

2.“治未病”理论的体现

2.1 未病先防

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条便引“上工治未病”之观点，足见其对于未病先防观点的重视。《伤寒论》提出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阐述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即“外邪”与“正气”的关系。而“未病先防”，即在人未发病之前，提高人体正气，使得邪气无法侵袭人体，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内经》），“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由此可见，在“未病先防”方面，《伤寒论》继承并发展了《内经》的思想。那如何提高人体正气，防止病邪呢？《伤寒论》从各个方面加以叙述，饮食上“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房事上“房室勿令竭乏”。若得病，“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通过“养”、“慎”来防止未病显露。

2.2 已病早治

作为防止疾病传、变的一种有效手段，仲景十分倡导“已病早治”。在《伤寒论》中，“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其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人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若或差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从此可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在疾病初发，邪位浅表时，及时诊断，把握病机，可将损害降至最小。《伤寒论》中，诊断外感热病时，“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把握疾病特征性变化，从而可用小柴胡汤，驱除表邪，防止病情恶化。已病早治作为一种积极的诊治方法，可把握病机，牢牢控制疾病发展。

2.3 既病防传变

在《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中无不贯穿着已病防传变的思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传变规律及相应的治疗方法，传变规律中，包含越经传、循经传、表里传等等。《伤寒论》中，若病在太阳，需防止病邪内传入他经，可用柴胡、白虎、四逆等方法；若病在太阴，则“当竭之，宜服四逆辈”。“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则是用小柴胡汤治疗处于阳明和太阴之间的少阳病，体现了“既病防传变”的原则。

2.4 未盛防盛

在《伤寒论》中，“未盛防盛”是在特殊情况下防止病情转盛的一种治疗措施，即病情发展迅速，即将显露危象。“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是腑实已成，而微露津伤之象，若不乘此急下，势必燥热燔灼，燎原莫制。从而体现了“急下之证固多凶险，而急下之法则不必将病情凶险而后用之”。

2.5 已盛防逆

《伤寒论》中，“已盛防逆”表示疾病已处于危重状态，用来防止病情逆转至危急生命的防治措施。如病入少阴、厥阴，阳衰阴盛之象毕露。病情极易突变而陷入阳亡阴竭之危险境地。此时防逆，至关重要。

3．结 语

当今社会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的不断体高，“治未病”得到越来越多临床工作者的关注。从目前的环境卫生、食品药品等方面的监督，国家对甲流、手足口病的防治及疾病控制均可看出，“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等思想已成为大势所趋。张仲景在《伤寒论》提出的应养成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对当今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们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国华，张雪亮．试论《金匮要略》对《内经》“治未病”思想的发展[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3)：1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