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1）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3）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4）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1）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2）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3）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4）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5）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次级贷款;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着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赵静.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9，(5).

李鹏程.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J].知识经济，2009，(9).

许小年.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DB/OL].

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孙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究[J].北方经济，2009，(5).

王胜国.全球金融危机的缘由及其主要经济理论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9，(4).

吴晓求.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成思危.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J].中国改革，2009，(1).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5.

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内文献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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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何干强.关于“信心”的访谈［Z］./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1348

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由美国次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性,首先应用分位点回归模型变点检测方法检测出中国股票市场被传染的具体时刻,并以此时刻将危机划分为危机前、后期。最后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及脉冲效应函数证明传染的存在性以及传染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染 分位点回归模型 格兰杰检验 脉冲效应函数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风险的传染效应也尤其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并且危机波及的范围也在扩大。因此,金融危机传染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课题。

国外众多学者运用金融危机传染理论去分析研究金融危机传染的存在性及传染的渠道,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Calvo和Reinhart也运用该方法检验了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的股票市场传染;Longin和Solnik应用多元极值理论的方法对金融危机风险传染进行了分析;Francesco Caramazza,Luca Ricci和Ranil Salgado对上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风险传染问题进行了研究,检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在风险传染中起的作用,通过应用截面probit回归模型对41个新兴市场进行了分析,发现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俄罗斯危机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obromi Serwa和Martin Bohl对欧洲股票市场1997-2002年之间的七次大的金融冲击进行了危机传染的研究,文中用异方差调整的相关系数来区分传染、相依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中东欧发展中股票市场相对西欧发达的股票市场更容易发生金融传染;Rim和 Setaputra 通过建立一类GARCH类模型,对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各国的股市数据进行了拟合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股票市场及发生后的联动相关性都极强,该地区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风险传染。

在国内专注于金融危机传染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很多,李小牧(2001)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理论,认为金融危机风险传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的定义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染的溢出,也包括单纯由外部原因而导致的跨国传染,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之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即接触性传导,是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为溢出效应。冯芸和吴冲锋(2002)基于引导和互动性的理论对危机的传染进行检验。金红飞构造了一个有一种无风险资产和多种风险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的传染现象。朱波、范方志(2005)在对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认为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是危机传染的重要途径。孙晶晶(2007)运用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进行了检验。韦艳华(2008)通过对金融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的研究发现,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的变化及它们对市场间相关性的影响是检验金融危机传染的基础。陈奕播(2009)构建了基于Copula方法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度量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美国次债危机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较为准确的对金融危机风险传染程度进行度量。李成、王建军(2009)通过对5国摩根史丹利MSCI 指数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分析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结论得出美国金融危机与各国家间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并且受传染的国家也会对美国产生逆感染。

理论模型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最早由Koenker和Bassett于1978年提出,它提出了回归变量X和因变量Y的分位数之间的线性关系的估计方法。假设随机变量Y的概率分布为:F(y)=Prob(Y≤y),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F(y)≥τ的最小y值,即q(τ)=inf{y:F(y)≥τ},0

式中argminξ(•)函数表示去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ρτ(u)=u(τ-I(u

即F(ξ)=τ,也就是说F(y)的第τ个分位数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

假设解释变量X为K×1维随机向量,{x1,x2……xn}为它的n个实现,因此分为点回归模型可被假定为

i=1,2……n(1)

模型中ui,τ为误差项,需满足条件Qr(ui,τ|xi)=0,即在X=xi的τ分位点时ui,τ均为0,所以,Y的τ条件分位点模型为Qr(Y|X=x)=。

分位数回归的变点检测。以往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由具体的事件所引发的,有精确的时间截点,例如1997年7月泰国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施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殃及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金融危机是由于次债危机所引起的,危机不是迅速爆发,而是由资本市场逐渐蔓延到实体市场,关于具体的时间没有权威的说法。本文应用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模型,找到危机爆发的具体时刻。并以此时刻将危机分为危机前期和危机后期,对前后期进行传染效应检验。

Hrishnaiah和Miao(1988)对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模型做出了总结,假设只有一个变点,那么分位数回归模型(1)可被化为:

并定义:

该定义是对由变点时刻t0分成的前后两个方程分别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并将其拟合后的残差求和即是Vt。本文所要求的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是使Vt达到最小时的t0,结果中可能会出现多个时刻使Vt达到最小,则选取最早的时刻为变点时刻。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经济学中常见的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本文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

在一个二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1)

(2)

对于(1)式,其原假设为:α1=α2=α3=……=αq=0

对于(2)式,其原假设为:β1=β2=β3=……=βq=0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讨论:第一,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即存在x到y的单向因果关系。若(1)式中x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不为0,(2)式中y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为0,则称x引起y变化的原因。第二,y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即存在y到x的单向因果关系。若(2)式中的y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不为0,(1)式中x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为0,则称y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是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求出金融危机传染的传染强度,以及被传染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持续时间。

两变量的VAR(2)模型:

t=1,2,……T

式中,ai,bi,ci,di是参数,扰动项。当ε1t发生变化时,不仅当前的Z值会立刻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Z值的变化影响到变量Z和X今后的取值。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捕捉到被传染国受到冲击的效果,反映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传递给自身的过程。因此,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检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强度以及传染所持续的时间。

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以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标普500指数与沪市综合指数每日收盘价样本指数,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25日为样本期。并对股票数据做一阶差分,计算出股票收益率。由于危机前、后期的划分没有一致的时刻,所以应用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方法找出危机的传染时刻。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变点检测

本文研究的是美国标普500指数收益率与沪市综合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假设标普500指数收益率为解释变量xi,沪市指数收益率为yi,根据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且需满足条件ui,τ=0,因此可得模型:。对已得到的两种指数分位数模型做变点检测,按照变点检测方法求出拟合结果图(见图1)。经过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结合上图可以得出变点位置发生在2007年9月12日。这个时刻美国次债危机正在恶化,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市场注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次债的根本问题,致使次债危机蔓延成美国金融危机。本文用所求出的变点时刻将数据划分为危机前、后期,然后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证明传染的存在性。

(三)Granger因果检验

1.单位根检验。在做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必须确保研究所选取的金融数据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运用ADF对美国标普指数和沪市综合指数的收益率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表2中危机前、后期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的临界值,说明所选取的两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原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可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美国标普500指数收益率、沪市综合指数收益率进行滞后一阶和二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的结论可以得出:危机前期,无论滞后一期或是二期美国标普指数不是引起沪市综合指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样,沪市综合指数也不是引起标普指数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两个国家不存在金融危机传染。由表4的结论得出:危机后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美国标普指数都是引起沪市综合指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沪市综合指数却不是引起标普指数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两个国家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并且传染方向是由美国传向中国。检验结果也完全符合美国在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即使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仍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四)脉冲响应函数

危机前期,美国标普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有较强反映,但持续时间不长,到第5期就趋于缓和;美国标普指数对沪市综合指数的影响同样很强烈,在第2期时波幅最大,持续时间也同样很短,第五期后不在有波动。这段时间美国次债危机已经爆发,2007年8月6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2007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债危机,美国标普股价也受到影响,造成了很大的波动。

危机后期,美国标普指数收益率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强烈,并且出现了多次震荡,持续时间由危机前的5期延长至11期。沪市综合指数对美国标普指数冲击的反映已产生骤变,波动的起伏更加剧烈,并且有多次震荡伴随发生,持续的时间扩大到第14期才趋于缓和,这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已传染到中国,并且有较强的传染。

结论

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单向的传染关系。金融传染发生在危机后期,并且是由美国传染至中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在危机的前、后期,美国经济都没有被中国所影响。这更加凸显了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但是次债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并且美国政府在危机爆发时没有采取根本性措施,致使引发了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传染的持续时间在扩大。在危机前期没有发生传染,但从脉冲响应图(见图2)上可以看到发生了剧烈的振荡,但是到第5期就结束了。危机后期,金融危机传染已发生,并且传染持续到14期才趋于缓和。持续时间的增加说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受到影响的国家越来越多,此次危机成为美国历史上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中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强度在增加。由脉冲响应图2可知,危机前期,传染强度最高达到0.0018,并且大的波动后没有起伏出现,双方趋于稳定。这是由于次债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出台了挽救政策,但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去除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根源。由脉冲响应(见图3)可知,危机后期,传染强度最高达到了0.0052,并且在受到大的冲击后,波动并没有停止,伴随有起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开放以及加入WTO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都是传染强度骤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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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务危机；扎根研究；生命周期理论

1引言

2007年，经济危机横扫全球。在滔天巨浪的冲击下，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骤升，股价暴跌，经济衰退明显加剧。事出有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当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之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道出经济危机发生原因。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乃是美联储重蹈覆辙所致。假如管理当局能够认识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或许2007年的经济可以幸免于难。许多学者就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展开研究，下文分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以期能够给财务危机预警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启示。

2国外企业财务危机产生诱因分析

国外文献中，公司失败、财务失败、财务危机、财务困境和公司破产等几个概念内涵基本一致，在同一文献中也可能交替出现，所以在此笔者等同视之。

Argenti最早对企业财务危机原因进行探讨，他论述了企业产生财务危机的3种路径，并描绘导致财务危机产生的非财务因素对财务因素的影响机制。Sharma和Mahajan通过建立财务困境过程模型研究财务困境产生原因，得出如下结论：较差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会导致企业业绩指标的恶化，假如不能及时改善内部管理水平或者改善措施无效，企业都难逃陷入财务危机的厄运。同样，Sharma还通过构建财务危机过程模型寻找财务失败原因，他认为，造成企业失败的原因是管理缺陷，而财务指标恶化只是管理缺陷的结果。

许多学者和一些特殊组织机构通过调查问卷获得一手资料或者直接整理分析财务危机公司重要（数据）信息寻找财务危机产生原因。邓・布拉德公司（Dun & Bradstreet）在1980年和1993年两次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探寻美国企业倒闭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导致美国企业破产倒闭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经济原因；二是财务原因；三是其他原因。帝国新闻1995年度（株式会社）帝国数据库整理出1994年和1995年两年间日本破产企业14164件和15006件的22个影响因素，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归结为销售不振与经营不善，而管理水平低下可能是导致销售不振与经营不善的罪魁祸首。奥地利主要征信机构KSV1870（保护债权人协会）对奥地利2006年6691家破产企业进行的统计表明74%的破产企业是由内部的错误引起的。Oliver Lukason与Richard CHoffman从司法部法院数据系统收集了爱沙尼亚2002―2009年间企业破产的原因，将破产原因分为受企业管理层控制的内部原因和来源于企业外部或不受企业管理层控制的外部原因两部分。Hall试图寻求导致企业失败的最重要的唯一原因，这一做法与Dubrovski有关企业失败是由众多原因引发的假设相背离。许多实证研究还是倾向于支持Mellahi和Wilkinson的理论假设：企业失败很少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比如Collett和Nicholas通过研究中小企业失败和复苏的影响因素发现，管理不善、债台高筑、宏观经济环境恶劣及突发事件四类原因是导致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元凶”。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企业内部管理不善或称为管理缺陷是诱发财务危机的致命因素。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Pratten认为引起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为资金短缺和管理失败等，而造成资金短缺和管理失败表象的是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企业过快的发展速度。Honjo以新办企业和中小企业为对象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发现：公司年龄、资本供给、经济衰退及产业高成长等外部因素的预测能力比财务比率更显著。当然，研究对象资产规模、所处行业不同，得出的诱因不免存在差异。即使是资产相当、同一行业的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财务危机产生诱因理论上应该也会有所不同。就笔者掌握文献来看，目前只有Ooghe等通过对12家发生困境的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基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提出了财务困境产生的起因。初创期阶段的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原因包括：商业计划不合理、管理和行I经验匮乏、管理不善、经营规模过小和战略优势的缺乏；充满野心的高成长企业失败的关键原因是管理者过度自信；无动于衷的成熟期企业发生财务失败的原因包括：管理的动机和义务不明确和管理层忽视环境的变化等。不难看出，Ooghe等的研究表明，财务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内部管理不善所致的。

3我国企业财务危机产生诱因分析

国内学者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原因剖析的文献不及国外研究成果丰富。一部分文献是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二次加工，针对中国企业的案例和实地调查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如吴星泽所说，来自企业的直接证据并不多见。

胡汝银认为公司财务失败的原因可分为内部管理、公司治理、产业环境和宏观环境等四个层面。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原因当数内部管理因素和产业环境因素。王志伟通过对众多有关财务危机产生原因的文献进行二次研究，总结出财务危机产生原因的几大诱因包括：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及经济政策和国家法规的不利影响、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和缺乏内部控制机制、丧失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投资、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负效应。通过对上述诱因分析，结合Argenti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财务困境最终来源于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王克敏等融合前人的研究视角，从公司治理结构和宏观经济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探讨财务失败产生原因，发现两者都对财务危机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影响，不足之处是王克敏等的研究并未就两者孰轻孰重给出答案。宁青青等基于财务危机产生内因和外因之间辩证关系的视角重新梳理企业财务困境的发生机制，并从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观行业环境因素、微观治理结构与财务结构因素、审计意见类型和财务指标等3观、5个维度建立预警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对2003―2011年度部分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较高的资产负债率、经济不景气、非清洁审计意见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对财务困境发生具有正向“诊断”作用；而总资产净利率、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GDP增长变动率、股权结构集中等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发生具有负向“诊断”作用。吕俊着重从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两个维度预测财务危机，他认为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指标各有利弊，并且通过建立两类指标模型的综合分析得到证实。财务指标模型有较高的判别准确度，而治理结构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两者结合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从国内文献来看，我国学者对财务危机成因的研究起步较晚，且鲜有深入企业实地考察或通过权威部门的相关破产数据进行研究的可靠成果，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特有的破产制度和特殊国情决定的。与国外学者相似的是将财务危机产生诱因也归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因素两大类。彭韶兵和邢精平指出，环境可能加速了企业发生财务危机，但其背后管理不足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4结论及展望

专门研究财务危机产生诱因的相关文献不多，主要散见于相关文献中，国内尤其匮乏。现有国内外绝大部分相关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管理不善是财务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环境、制度等外部因素对财务危机的产生起到减缓或加速的作用。伊查克・爱迪思在其著作《企业生命周期》中说道：“有生命的有机体――植物、动物和人类――都会生长、长大、衰老和死亡，其实组织也一样。”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财务特征也不尽相同，财务危机产生的诱因势必存在些许差异。如果我们能够分别按照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找出财务危机背后的本质诱因及其产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公司治理、应对外部环境，则预防财务危机的效率会明显提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及市场个性化需求急剧增加的环境背景下，供应链竞争优势不断凸显，供应链管理逐渐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升财务绩效的重要路径，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财务关系更加密切，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供应链成员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不仅对自身有影响，还会因为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和传导作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上下游企业甚至整条供应链带来损害，造成财务危机在上下游之g形成传递，对供应链的运作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甚至使整个供应链瘫痪。因此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破解财务危机发生之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单独或融合上述两点，按照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从供应链管理视角挖掘财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和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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