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二胎政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辩证影响

我国在十八届三中上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上指出要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改变原有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人们积极生养二胎。生二胎政策的全面实施是我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改变人口发展局势所进行的重大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意义。

一、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之科学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指的是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实现既满足当代人发展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能力发展需要。在我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下，我国自然资源和能源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人口规划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实行计划生育。

在计划生育实施的几十年，我国人口快速增长问题基本得到了控制，我国逐渐步人了低生育率的行列，减少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但重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作为人口资源大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口资源的支持，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出表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和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为此，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要在人口规划控制的基础上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经过有关调查分析表明，单独二胎政策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在单独二胎政策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目的是降低社会人口的数量和生育量，经过多年的发展证明这种政策不再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实施逐渐出现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展变得不合理。二胎政策的实施时为了纠正过度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辩证影响

（1）积极影响

第一，能够解决用工荒的问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后一步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一些区域发展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报告系那是，我国现阶段已经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在2.3亿左右，剩下的没有转移的劳动力一般是年纪大、劳动力不足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09年开始，我国内陆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导致劳动力成本费用增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实现二胎政策能够带动人口的增长，在长远上增加社会年轻劳动力总供给，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能够减少甚至消除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首先，能够协调人口性别比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人们在计划生育的指导下喜欢生男孩，由此导致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而二胎政策的实施能够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减少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生育的正常规律被打破，导致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进而引起社会保障问题。二胎政策的实施，虽然不能立即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问题，但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缓因为老龄化引起的社会负担问题，实现人口劳动力发展比例的平衡。

（2）消极影响

第一，加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短缺问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不断增长的人口会为本身已经很脆弱的资源环境发展带来更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加大对各种资源的损耗，不断引发各种环境问题。第二，会引发日后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全面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目的是缓解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实现对人口结构发展的优化。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引起了群众的思考和质疑。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仅仅依靠生育来缓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人口的发展具有延时性的特点，现在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可能在多年以后才会反应出来一些隐性的老龄化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这种隐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会导致社会养老资源的争夺，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三，会对独生子女家庭带来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弊端在于重男轻女，一些家里是女孩的家庭，在二胎政策之后会继续鼓励家里人生育男孩，但是基因的影响所致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生二胎的孩子使男孩，为此出现了一些家庭超生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会加重原本生活困难家庭的负担。

三、如何实现独立二胎政策的良好发展

独立二胎政策的实施需要多个部门配合完成，首先，要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社会环境资源发展的协调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人口资源发展和社会环境发展之间的协调。同时，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我国的人力资源强国。其次，要将计划生育政策贯穿到独立二胎政策中。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实现对人口流动发展的合理把控，有效处理好人口流动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等，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最后，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为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人的需要，提升人口的总体素质水平。在二胎政策实施下，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在统筹人力资源、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 Lindblom 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 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信仰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徇私舞弊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专家学者激辩“二胎”政策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行,然后再完全放开。她说:“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为此写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

易富贤说,在人口政策已执行30年这个重要节点上,来讨论“二胎”问题,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国家在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他强调,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易富贤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他认为,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说,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水平。(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田雪原还认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学者顾宝昌认为:“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说:“不论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他说“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如果老是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就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人口学界议论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教授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地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1、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当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进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因而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他说:“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梁中堂关于人口的算法和试点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因此,最终“花”落翼城。

2、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中堂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说,“在试点启动时,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在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地去进行“家访”,再到后来组织群众开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发展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3、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说。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原文中这句话是用来打消“有些同志”对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带来将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忧虑，30年后，这句话成了中国众多学者和其他人士提倡放开第二胎、改变中国人口政策的凭据。

现状：“未富先老”

今年两会上，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第五次提出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提议，更有多位民间学者持续呼吁放开第二胎。人们在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也观察到这一政策时期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独子的社会风险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在中国大陆，0-14岁人口占了总人口数的16.60%，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67亿，占总人口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就称作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金字塔表现为塔尖变宽，塔底变窄，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头重脚轻”形态。数据的背后暗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的危机。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有学者将中国的老龄化特征解释为“未富先老”。

同时，由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已降至3.10人，近几年的高考人数持续下降即为新生人口减少表现之一。两者结合带来的问题就是，长此以往，中国的家庭将会呈现“四二一”的结构形态，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同时抚养一个孩子。这样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中国未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对于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30年前公开信中所始料未及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样的预言并没有完美兑现。不仅如此，中国在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窘境同时，除了年轻一代人数锐减而很可能老无所依的困难外，还遇到了另一个阻碍：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曾经对人口红利作如下解释：“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一定的高生育率为中国带来了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人口红利消减，我国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的生育率连续3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下降至目前的1.8左右，甚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六普数据做出的计算，这个数据可能在1.4和1.5之间，更是远低于2.1的正常生育更替水平。

关于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去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大概在2025年左右结束，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在今后的15～20年左右内仍很丰沛。而另据一些专家估算，我国最早在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甚至有人在去年声称从2012年起就将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无外乎都证实了中国在经历了先高后低的人口增长率过山车后，即将迎来的很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人口优势不再的处境。用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话通俗地说，就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调整：从“急刹车”到“软着陆”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从五六十年代的对生育不加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发展到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已近十亿，到1980年，“晚稀少”的政策也紧缩为“只准生一胎”，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下滑。大力提倡一胎的政策转变为只能生一胎的过渡较为突兀，曾经参与讨论制定这一政策的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称它“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这一刹车就刹了30年。中国的生育率降得过猛，也引发了近年来有学者和相关官员不断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建议。其中也有较为偏激的观点，但是最普遍的观点还是“逐步放开二胎”，实现软着陆。

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就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的提议。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则在2009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并建议城乡统一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两会期间，纪宝成更是表示“一胎”政策已到了需要当机立断痛下决心进行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一些省市地区都已在尝试迈出软着陆的第一步。去年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紧随其后的省份则是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