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我从事教学工作 20 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

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人品质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 40 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 30 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 双减 " 政策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被严格监管，大批企业退出。

 

曾经门庭若市的培训机构，人去楼空，教培工作者进入人才市场期待转型和工作机会，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同样迷茫。

 

" 不补课，我孩子一定会落在别的孩子后面。" 在这样的需求下，" 住家教师 " 这个并不冷门的职业悄然兴起，游走在政策边缘灰色地带，甚至被包装成为 " 新家政 "。

 

在 " 新家政 " 的背后，是月薪 2-5 万的高工资，不仅让曾经的教培一线员工看到了再就业的希望，就对清北的高材生来说，也充满诱惑。

 

虽然，" 住家教师 " 目前看上去仍处于监管难、处理难的困境，但高额支出后能否带来相应的回报，同样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今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办公厅就了《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 家政服务 "、" 住家教师 "、" 众筹私教 " 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其实，住家教师并不是 " 双减 " 后才有的，更像是家教行业的新变种。

 

几年前，" 家教 O2O" 曾经以燎原之势攻占市场。家长通过 APP 就能找到所在城市的家教，既省了找中介的信息差成本，还减少了千里迢迢赶着去上课的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平台上教师的教学资质、教学情况评价一览无余，怎么看都是门 " 好生意 "。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16 年，有两千多家公司涌入家教 O2O 市场。

 

但平台低估了家长的决心和耐心。家长的终极目标是效果，而不是价钱或者是距离的远近，只要能找到适合的老师，什么样的代价都值得，而这些，恰恰是家教 O2O 实现不了的。到最后，家教 O2O 也没能培育出有竞争力的巨头，资本遇冷后绝大多数企业迅速陨落，一度销声匿迹。

 

一位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住家教师这个职业，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政策，政策明令禁止，被包装在家政服务中，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最终取缔。其次一名成为住家教师的年轻人，职业规划也会出现问题，做住家教师的职业经历几乎无法与任何工作对接成为经验。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你感觉，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记者想了一会，是让财政健康发展的政策吗?

林教授笑，对，但积极，未必就适合我们的财政。“拿来主义”我们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但现在看来，我们需要的，是另一个开创性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照搬。

拿来的不都是好东西

林双林说，现在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都是“生不逢时”或者说“生刚逢时”的政策。由于这种时间上的特殊性，积极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照搬其他国家来的――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直接翻译得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它本身就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地方财政乃至全国财政有促进作用。现在你看这些政策，1998年也好，2008年也罢，算上今年继续的一万亿刺激方案，哪个政策充分发挥了其长效促进作用?”

林双林说，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都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为前提。那么就必然要提到这个“前提的前提”，就是经济的不景气，财政的囊中羞涩乃至囊中窘迫。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积极财政政策是要拉动整个地方财政的财源，说句大白话，就是让这些地方财政更有钱。

动机是正确的，那么实际操作呢?林双林说，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让地方财政的“林子”更大，表面上看起来搞活了经济，让资金流更快运行，但实际上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日本、美国已经走了这一条“越喝越渴”的老路，但中国显然应从其中想出新意来。

林子大了，未必就有鸟。问题出在随着“积极”一同积极起来的财政赤字身上。

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是“轻徭薄赋”，“量入为出”。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政府的财政很少有赤字。1981年起，中国放弃“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政策，开始发行内债。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很小。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30条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但是，很长时期里财政赤字除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填补外，大部分是向人民银行借款，即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财政部必须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从此，政府债务开始显著增加。

“虽然说财政负债经营是让经济提升的一个方法，但任何一个方法都有它的适度性，我们的步子，现在来看显然是走大了r”林双林苦笑道。

积极的成本

林双林说，赤字大了，未必就能有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急剧增大，而且连年不断。积极财政政策过后，实行稳健财政政策，但预算仍然是赤字。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2001年为2.3％，2002年为2.6％，2003年为2.2％。2007年，中国经济高涨，股票市场泡沫出现，股票交易印花税等税收大增，中国财政二十五年来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国家再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财政又出现赤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扩大政府支出造成的，因为这些年来税收增长率一直很高。在极其困难的2009年里，财政收入仍然较2008年增加7,147亿元，达到68,477亿元。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7％，高于CDP的增长率(9.1％)。

“看起来很繁荣，是吗?没错，但仅仅是看起来。”林双林说，总有那么些不明就里的人用表面上的数字说话，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时也是如此。

为填补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国债。1981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990年为4.8％，2008年为17.6％。2008年底中国政府内债余额为52,799.3亿元。2009年国债继续增加，内债余额达到59,740亿元，占到GDP的17.8％。

在发行内债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利用外资，向外国政府、外国银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借款。1986年政府外债余额158亿美元，2008年底达到3,746.6亿美元。中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当年GDP之比)，2000年为12.2％，2007年为11％，2008年为8.7％。虽然有所回落，但“怎么看都还是有点儿高”。

他说，这些是中央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务。中国政府有大量的未公开的债务，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高等院校的债务，等等。据中国银监会估计，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地方政府债务目前还在不断增长。高校的债务据估计也相当大。这样，加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的债务，以及政府举借的和政府担保的外债，中国政府总债务就会达到GDP的50％左右。我们知道。欧盟对成员国规定的政府债务警戒线为GDP的60％。林双林说，我们也许还没有达到这个警戒线，但并不意味着到了这个线才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另外一把错误的尚方宝剑，就是把自己和欧盟，和美国和日本相比。

借鉴不等于模仿

林双林表示，我们现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来源于对我国财政的自信和对国外财政的模仿。“有人说美国的国债占到总财政收入的60％，我们还远远没达到这个程度，对于这种论调，我只能说他们没有经过研究。”他说，这种论调不仅无知，其可怕在于持有这种论调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这是事实吗?他说，确实是事实，但是禁不住推敲的事实。不少国人往往会把自己和美国、日本相提并论，但很显然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和这些国家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不可复制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只看到了共性，而忽视了差异性。

况且，就算是美国和日本，高额的财政赤字也不是什么好事。林双林说，高额的债务吸纳了大量的民间储蓄，阻碍资金进入民间资本市场，影响资本积累。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美国的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美国经济半个世纪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仅为1984年的7.2％。巨额的政府债务，迫使美国每年以大量的税收偿还利息，无法投资于其它公共事业。尤其是25％的国债被外国持有，使得国家税收不断外流。美国国债的另一困扰是它威胁着美元的信誉。高额的债务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美元贬值，损害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近年来，美国经济学界和一些主要贸易国家(包括中国)要求美国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呼声不断增加。

至于我们“学习”的另一个样本日本，其日子也并不好过。日本是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最高的发达国家。而债务是赤字的积累。日本的财政赤字主要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上世纪50到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政状况良好。70年代开始，能源危机席

卷全球，经济衰退，而此时日本开始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支出大大高于财政收入，巨额财政赤字出现。林双林表示。我们在这里将财政赤字定义为财政支出减去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余额。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未低于3％。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债务。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个比重逐年增加，虽然有控制手段的存在，但效果并不明显，截止2009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为157.5％。

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辉煌发展时期，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习惯了高增长率的日本为了保持高增长率不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1975年到1997年，在财政赤字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增长从未出现负数，然而增速已明显减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财政赤字连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后几年经济增长加快，但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2008年经济出现负增长，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5.6％!面临巨额国家债务，日本政府对经济刺激显得十分无力。日本经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下滑趋势。日本经济出现这种局面，沉重的债务负担是一个重要原因。

林双林说，不仅我们正在学习的两个标本都是“茶几”――上面全都是“杯具”，除美国和日本以外，欧洲发达国家也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在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摆脱的时候，以希腊为首的欧元区国家最近出现了财政危机。欧元区成员国在对付金融危机时，无法使用货币政策，只能使用财政政策。2009年，许多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庞大。例如，希腊财政赤字2009年占到GDP的13.6％，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的警戒线。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威胁，新债发放遇到极大困难。希腊政府的财政危机关系着欧元的前途和命运，德国、法国等国出手相救。希腊计划今年财政赤字削减为GDP的8.7％，2012年削减为GDP的3％。面临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个计划实现的难度可想而知。除希腊外，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存在严重的财政问题。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赤字控制理论

林双林说，加上没有明确统计出来的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的政府债务应该已经相当可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是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短期内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例如，时期的1958～196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是非常高的。同时，GDP增长率也是惊人的，1958年的GDP增长率就高达21％!然而，GDP的增长是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全貌。GDP的增长不能反映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不能反映出对资源的开采程度，不能反映债务水平，也不能准确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在重视GDP增长的同时，应该更重视国民财富的增加，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和保护等。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积累债务容易，偿还债务难。应该指出，美国、日本在战后高增长的年代里往往有财政盈余。日本1970年时的政府债务才是GDP的9.6％，1976年时为21.1％，现在已到160％了，债务已经严重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希望这种局面不要在中国出现。中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不要重蹈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覆辙，要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树立起长期平衡预算的思想。财政赤字应该是反周期的，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时出现，在经济高增长时消失。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即使在高增长的年份也实行赤字财政。例如，2003年GDP增长率为10％，财政赤字占GDP的2.16％；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财政赤字占GDP的1.31％；2005年GDP增长率为10.4％，财政赤字占GDP的1.24％。这些年来，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扩张性的，没有紧缩的时候。有时，三月份还计划增加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四月份就开始担心经济过热。我们要避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候搞赤字财政。

2　在不得不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时，应该严格控制赤字的规模。去年财政预算赤字，打破历史纪录，全年经济增长达到9.1％，第四季度增长达到10.7％，实现了高增长。中国为摆脱这次金融危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世界经济正在复苏，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为正(2009年第三季度更达到5.9％)，中国应该尽量缩小财政赤字，不然，经济很快又会出现过热。在经济增长稳定后，争取平衡预算。不少人讲，中国赤字尚未达到GDP的3％，债务尚未达到GDP的60％，可以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我们不能等到了欧盟的警戒线时再采取行动。应该指出，美国、日本在高速增长时候，财政常常有盈余，赤字和债务大都是在经济衰退时形成的。

3　在经济衰退、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时。要防止片面强调增大政府开支的观念，应该重视减税和民间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是由于政府支出扩大造成的。比如，这些年在国家有巨大财政赤字的时候，税收的增长还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诚然，最近中国合并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把投资部分从增值税税基中去掉。这些都是制度性改革，不是临时性的财政政策。然而，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在减税方面政策仍太少，力度也不够。在经济困难的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仍然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率更高。中国企业税率本来就高，面临全球性经济衰退，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困难重重，应该出台更多的减少企业税收的措施，这对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经济长远发展都有好处。

4　要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前面讲过，中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上来自于政府支出的快速增加，而不是税收的缓慢增长。这样，政府支出的效率就十分关键。一是要把资金投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而民营企业又不愿意或者无力投放资金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扶贫等等。二是要优化投资量。投资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效率的最大化。要减少公共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状况，要使地区间公共产品提供趋于均等。三是要有长远的、合理的规划。要防止今天建，明天拆，或者建起来后缺乏维修，很快折旧的情况发生。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例如，劳动力方面，由于劳资联盟失效等问题，经济体内的劳动力存量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人口红利下降或劳动力的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新增流量增长受阻；资本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存量资本外逃或撤出，投资报酬递减及诸多管制造成资本流量无法增长；生产效率方面，由于资本配置低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创新受到监管和金融的双重约束等。

我们基于五大手段（参阅图1）分析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不当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提升，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第三，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为市场主导，是否为创新驱动。

里根新政下的25年繁荣

二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

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五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的规章条例。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 图1：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人力资本投资：约翰逊伟大计划期间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教育、职业培训。

解放金融约束：罗斯福新政时期整顿银行与金融机构，明确二级市场的监管法案及美国的分业经营体系，催生华尔街投行模式，高效而规范的直接融资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解放了美国企业家扩张和创新的金融约束。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 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信息科技制造：反垄断法增加小企业创新和崛起的机会，重新划分市场，拆分AT&T等行业巨头，贝尔系统解体，带来技术融合和熊彼特式的“颠覆型创新”。

航空制造：“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保持了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推动太空经济的发展。

电力能源：放松管制，促进自由竞争，使得中小型的发电单位及电力共享系统得到发展，拉开了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

银行业：放松监管的政策方向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和解除管制的环境，兼并收购浪潮后，银行整体数目降低而特大型银行的数量及规模提高。 1.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里根 2. 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其改革对美国在冷战中胜出居功至伟。

理性德国坚守制造业

德国政府自二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

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人力资本投资：首先，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发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

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制造业大国的日本正享受汇率升值、金融和地产投机带来的虚假繁荣，工资上升，物价飞涨，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日本民众丧失理智，进一步诱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恶性通胀、金融崩盘、经济危机爆发。 图2：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形成总额1占GDP百分比（1961-2014）

相反，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第三，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泡沫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

阿根廷自酿双重危机

在上世纪40年代，阿根廷曾一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GDP增速接近6%，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然而，阿根廷政府错误地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限制进口，过分保护本国较弱的第二产业，规避直接竞争，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反而对原本作为经济支柱的第一产业提高出口关税，降低了比较优势。

随后，民主政府和军政府轮番上台，改革政策南辕北辙，经济无法企稳。贝隆上台后，强化民粹主义，主张国有化并加强政府干预，造成市场失灵、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丧失。1976年，阿根廷面临18%的失业率、超过600%的恶性通胀、占GDP高达15%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体陷入内外交困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带来了短暂的虚假繁荣，却未改善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也没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平衡国际收支。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 3. 日本经济繁荣时街头一景，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 4. 阿根廷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双重压力， 民众罢工此起彼伏。

需求侧――拉投资：争取国外资助和融资，扩大国内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官方主动贬值，促进出口。

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同时，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从结果来看，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三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后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阴影中。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以立法方式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同时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1992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需求侧――拉投资：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以获取海外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共同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通过地区保护主义推动区域内外贸。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从阿根廷案例中，我们可见，短视政府从不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时间显效效果的手段上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

泡沫亢奋中日本沉沦

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资产泡沫催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长远的影响。具体政策包括：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5篇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地主的政策也在改变。193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在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⑤，这改变了过去“地主不分田”的“左”倾错误，不再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给他们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从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⑥的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所做的重大调整，通过这个有原则性的让步来换取与的合作，“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侵略”⑦。之后的5月，又进一步解释这一变化：“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是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办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⑧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重大转变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能够适时地改变其土地政策，这一转变既适应了抗战的需要，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双减”运动下农村各阶层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减租减息运动后，胶东根据地各阶层土地占有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阶层划分的经济标准趋于消失。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上层，在运动的压力下纷纷低价卖地、赠地，甚至舍地。中农阶层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基本上维持阶层的不变。贫雇农阶层分得了土地，减轻了地租和利息的负担。这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不是源于传统的经济因素，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因素。

（一）地主

“双减”前，胶东地区的地主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的状况如何？1946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曾组织力量，深入调查过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其中保存了一些关于1937年以前和1941年之前地主占有与使用土地的资料。这些数据为我们分析减租减息之前胶东农村的土地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在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分别是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地主阶层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最大冲击者，它们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胶东根据地地主的总户数锐减，现存地主的户均土地和人均土地的数量急剧减少。以牙前县郭城区、乳山县崖子区和文登县高村区为例，3个区地主人口比重从30年代中期的2％左右降到“双减”时的0.2％左右，户均占有土地从137.2亩降到52,3亩，人均占有土地从14.4亩降到9.6亩，多数地主下降为富农和中农，甚至贫农。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出租地主从30年代的9户减为1946年的2户，经营地主从22户减为4户。1941年前，该区30村中，9个村庄有地主，到1946年只剩下4个。②乳山县崖子区33个村，1946年仅7个村有地主。③其次，地主规模剧减，现存的绝大多数是户均50亩地以下的小地主，超过100亩的大中地主已经绝迹。1941年“双减”前，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拥有100亩以下的地主占到总数的75%，到1946年，上升到100%，其中拥有土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60%以上，100亩以上的地主已消失。④最后，地主的生活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在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一些地主的粮食不足家用，只好卖地负债维持生活，甚至有的卖不出去地，只能卖房子、箱柜，换粮食吃。⑤文登县高村区万家庄梁姓地主，大人一般不愿到大街上，觉得抬不起头，小孩子到学校不敢说“姓梁”。⑥

（二）富农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富农经济。随着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减租减息政策在调整劳资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倡“吴满有方向”，保持富农阶层的稳定，鼓励中农上升为富农。然而，胶东根据地的富农阶层经过“双减”运动，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和二马3个村的调查，原有的24户富农中，下降的占37．5％，“速度比地主尤甚”。在文登县高村区，富农的户数从1940年的286户下降到1946年的190户，户均亩数从42．6亩降到35．8亩，人均亩数从5．94亩降到5．03亩。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富农从1941年的332户降到了1946年的255户。②乳山县崖子区的富农在1946年挨户调查时的户数比“双减”前下降了26%。③一些富农虽未发生阶层下降，但在政策的影响，设法减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有的赠地和卖地，有的分家析产。据牟海南部村庄调查，捐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该阶层的二分之一。④在威海，这种现象也较为严重。据羊亭区仅8个村的调查，地主舍地530亩；据桥头区的粗略统计，地主捐地2000余亩，港西区地主张惟春自己捐地100余亩。⑤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富农尚同春，22口人、165亩5分6厘地，1942年被村中确定为特户，之后即分家，分出5户，其中4户仍是富农，一户分地21亩7分3厘，因没有劳动力而成为中农。⑥文登县高村区河西村富农周承功原有土地55．33亩、10口人，后分为三户：周承功4口人、11．56亩地，周元溪2口人、7．05亩地，周元陆4口人、8．2亩地（其他土地被赠出），上述三户皆降为中农。⑦中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中农阶层不论人口还是土地亩数，都占到总数的30%以上，一些村庄占到一半，他们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和柱石。胶县的“农场面积甚小，每户平均亩数约在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⑧。招远县的自耕农，“有五亩至十亩的耕地，全由自己耕作，完全自给自足的，这种人户，约占全县户数百分之七十。他们在农作之暇，也作一点副业，如木匠、瓦匠、或贩卖乡村应用物品等。他们田地的生产可以足食，副业所得则可帮助零用。”⑨民国《莱阳志》也记载，“统县全境自耕农盖居十八”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胶东根据地的中农阶层基本上维持原有状态。据栖牟边、乳山县、牙前县和文登县等近百个村庄的调查，中农户均占有土地在15～20亩，人均土地仍在3亩左右，阶层升降的户数很少。在栖东县白洋区，1944年民主政权建立前有2097户中农，占总户数的34．3％。到1946年6月，上升为富农的有34户，占原中农阶层的1．62％，下降为贫农的有73户，占原中农阶层的3．48％。111940年根据地政权建立前，文登县高村区28个村庄有中农1765户，占该区总户数的35.1%。1946年7月挨户调查时，上升为富农的17户，下降为贫农的60户，95%多的中农维持阶层的不变。12

（三）贫雇农

“双减”前，贫农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在20％左右，雇农阶层的人口较少，占总人口的3％以下，也或多或少地拥有极小块土地，“最贫者亦有自己的房子要饭的也有放棍的地方”①。该阶层在“双减”中的变化最为明显：一是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的较多。文登县高村区在1940年前有2797户贫农，到1946年上升为中农和富农的达到1077户，占原户数的38．5％。②乳山县崖子区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有807户，占1941年以前原贫农阶层的42．01％，其上升原因主要是减租清算和副业生产，其中减租清算而导致上升的占到总上升户的36.45%。③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在“双减”之后，富农和中农两个阶层下降，其下降户分别占原户数的35%、18%，而贫农和雇农两个阶层上升，其上升户分别占原户数的18%、38%。④二是购买土地数量的增加。1940－1946年间，据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各阶层买卖土地的统计，贫农阶层从1942年以后买地数量逐渐增多，占同期买地总数的35%，部分雇农也开始买地。⑤牟海县崔家村在1943－1945年间，9户富农卖地24.6亩，没有买地的；18户中农卖地30.6亩，12户买地28.4亩；8户贫农卖地15.3亩，25户买地44.4亩。在各阶层中，只有贫农阶层买地量超过卖地量，且买地总量居各阶层之首。⑥

三、“双减”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扩展

“双减”政策给根据地大多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为了政策的受益者。原承租土地的中农和贫农阶层不仅可以少交地租，而且还能够廉价地买到土地或入租土地；雇农提高了工资，增加了收入；原负债户没有了高利率的负担。一些农户因此出现了阶层的上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中下层农民的经济条件，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笔者认为，上述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双减”运动的最大获利者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终的赢家。首先，“双减”政策迎合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始终把地主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把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作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原来对待地主和富农的做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这既联合了农村上层地主和富农，又与的“二五减租”相一致。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这项政策是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其次，“双减”政策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获取战争资源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经济上的保障。抗战时期，胶东根据地政权的财政来源主要有田赋、公粮、捐税和临时性募捐。随着田赋征收工作的规范化，胶东根据地的田赋收入逐年提高。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田赋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不包括公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77%、7.7%、27.98%、53.06%、72.29%。⑦1942年8月，胶东区委遵循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产量为标准，以土地为计算产量标准，以户为负担单位，以人口为计算单位”的公粮征收办法，同时，确定“公粮一斤，带征公柴二斤”①的公柴征收标准。1943年，田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为52.97%。②公粮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了根据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1943年，胶东根据地征收公粮25957970斤，占根据地产粮总量的7%，平均每亩负担公粮8斤13两，每人负担公粮22斤。③到1946年，胶东根据地人均公粮负担达到62.51斤，每亩平均公粮负担25.69斤，占亩均产量的17.13％。④胶东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1938年胶东区公粮收入为50万斤，到1942年达到5132万斤，1943年增加到8422万斤，1944年为10510万斤，1945年为13000万斤。1938年至1945年期间，胶东区粮食收入合计44116万斤，占山东根据地总数的41.87%。⑤但是，公粮及其附带公柴在一定时期成为了胶东根据地人民的主要负担，尤其是地主和富农。据胶东区党委调研室和财经处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对该地区埠后、小英、毕郭、迎驾山、半城、巨夼6个典型村进行了农民负担的调查，田赋负担占各村总负担的比例分别为31%、24%、25%、25%、27%、37%，公粮和公柴的负担较重，分别占到60%、64%、76%、62%、67%、53%。⑥在牟平县五区埠后村，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公粮负担有所差异。地主和富农的公粮和公柴负担占到家庭总负担的75%以上，中农和贫农阶层的公粮和公柴负担相对较轻。最后，“双减”政策使根据地多数农民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培养了运动的骨干，实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基本群众的支持。“双减”运动得到了胶东根据地多数农民的拥护。据胶东根据地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139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前，中农及以下阶层的承租户有3505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28.87%，中农及以下阶层的出雇户有1112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6.95%。①地租的降低和工资的增加，三分之一的农民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同时，一些农民获得了间接的好处，他们原不入租土地，减租后可以低价入租。以乳山县崖子区为例，减租前中农承租户有391户，减租后上升到841户，②增加的450户除了一部分原贫农（即新中农）承租户外，大一部分是新增加的原未承租的中农。“双减”政策所减少的地租是出租者的原来收益，所增加的工资是入雇者的额外支出。在胶东根据地，地主和富农一般占到出租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入雇户总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不增加任何支出的情况下，通过“双减”政策把地主与富农这些富有者的原收益转手送给农村中的中下阶层，达到了政治动员的目的。胶东根据地中下阶层农民在“双减”运动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处，他们普遍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精神面貌。在牙前县长沙区鲁家夼村，为地主扛活30多年的贫农周烽文有了19亩土地，高兴地说：“要不着八路军来了，咱那行，该扛活还得扛活哇！”③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玉山有了土地后，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不行再要个三十亩二十亩的，我打算今年买个小驴”④。由于“双减”政策的巨大推力，胶东根据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后，提高了政治觉悟，“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⑤。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歧风说：“今天不叫共产党八路军给做主，还敢和地主恶霸噹噹（“斗理”）现在穷人有当家的，所以才敢翻身。”⑥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张学胜作为抗属得地7．49亩，他说：“咱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叫八路军，我这样还有好吗？儿参军以后，村里又给了一些地好过日子。”⑦“双减”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既符合国共两党结盟的需要，又赢得了多数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根据地政权有了一个稳定的物质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地增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四、衡量“双减”政策的新尺度：暂时的积极与长远的消极

关于“双减”政策的历史评价，基本上都沿袭着大致相同的模式：阐述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总结政策的积极性，很少涉及政策的消极性。不可否认，“双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解决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的财政困难，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从经济角度考察“双减”政策，不难发现，该政策有着一定的历史消极性。“双减”运动后，胶东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地主富农等出租户宁愿卖地、赠地而不愿意出租土地，贫雇农阶层无地可租；雇工工资的激增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成本，雇工大量失业；统一的借贷利率消灭了高利贷，也造成了富人惜贷、贫困者无钱可贷的现象。这些都是“双减”直接带来的，似乎是政策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对此要做认真的分析。“双减”之后，由于地租的减少，出租户的地租收入在交纳田赋和公粮等负担后，所剩无几，尤其是负担相对较高的地富阶层。在胶东根据地，“1942年执行减租政策后，地主一般的由出租而逐渐转卖（逃避负担）”

1.的现象不足为怪。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二马村的调查，“地主和富农毫无代价的舍出土地，所余的部分，大部分采取自耕的方式”，1941年（减租前）该村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分别为1643.9亩、244.5亩，合计1888.4亩，占出租总数的83.05%；到1945年（减租后），2个阶层的出租地分别为643亩、83.1亩，合计726.1亩，占出租总数的55.47%。在政策的冲击下，地富阶层的出租亩数下降了61.55%。

2.地富阶层在减租的压力下不愿意出租土地，宁肯卖地，甚至赠地或舍地，这是否影响到传统的土地租佃关系？影响到农业生产？这只说明地主在政策的打击下，通过这种方式以求自保。他们的行为只是租赁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但没有消极性。因为从经济上削弱地主，是“双减”本来可以预见的结果。地富阶层卖掉土地，购买者仍然要经营，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双减”之后，由于雇工工资的大幅提高，胶东根据地的地主和富农纷纷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少雇或不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多。文登县高村区地主入雇工人的人数从减租前的104人下降到11人。

3.工资的提高导致了雇工需求量的下降，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在政策的冲击下，富农将原来经营的土地改为出租，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吴满有方向”背道而驰，应该是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雇工的大量失业会加重这些家庭的生活负担，不利于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这也可以说是政策的消极影响。但是，对此要正确分析其消极性。富农由于雇工成本的增加，被迫转变经营方式，这是他们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工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随着农业经营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的逐渐协调，这种现象会发生改变。此外，雇工失业在当时的胶东根据地也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雇工的人数在胶东农村人口中占有相对少的比例，失业率的提高不会造成过大的社会不稳定。据文登县高村区、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的调查，减租前3个区的雇工人数为643人，占全部人口的1%。

4.另一方面，即使对长工的需求下降，失业者还可以打短工。“双减”之后，农村借贷活动停滞，一些农民告贷无门。

借贷困难给一部分农户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民间借贷活动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抗日根据地，“双减”政策已经明确禁止高利贷，富人放贷大为收敛；第二，一些农民由于减租增资而增加了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丧、疾病、严重灾荒、青黄不接等突发性困难；第三，迫于形势，小额借贷转入地下，没有记录。据调查，减息后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私人交易多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利率高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借款有利者约计25％，月利一分至二分半，无息的都是借自亲友。

5.应该承认，减息政策导致农村借贷活动的减少，甚至停滞，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性。然而，对于一些农户的借贷困难，根据地政府银行的农贷可以满足一部分农户发展生产的需求，以此部分弥补借贷资金的不足。北海银行东海支行1945年一年“共放低利贷款28907933元，户数147124户，按全东海250万人口计算，每户平均5口人，折合50万户，贷款者约占总户数30％。这些贷款如按一年翻二次利（渔民、运输、小商贩、小手工业赚得还要多）计算，群众共可获利5780万元，改善其生活”。

6.据统计，自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止，北海银行发放农业贷款187171885元（1942年春耕贷款未统计在内），每年约有四分之一农户能够获得贷款。

7.评价“双减”政策，要考察政策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政策的消极性。封建土地关系存在了二千多年，最终的命运必将被更理想的土地关系所取代。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关系是否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这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能回答的，其存废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性。租佃关系是地主与佃户之间以土地使用权转移为核心的买卖关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这一行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土地所有权被少数人拥有的前提下，租佃关系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今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似可说明这一问题。业内学者对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作了经典的解释：“土地的租佃关系是根源于土地所有权而来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它是人们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要废除封建生产关系，传统的看法中租佃关系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可能不全面。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租佃关系不仅代表地主与佃户两个对立的社会阶层，而且是无地少地农民向田主租赁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买卖关系，是关于土地经营权的社会交易规则的体现。小农经济正是通过租佃关系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调剂，提高土地利用率，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生存的需要，所以租佃关系是小农时代的主要经济法则。”

④因此，调整传统的租佃关系，不是在短时期改变它，而是将地租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内。佃户的反抗和社会的动荡多源于地租以外的超经济剥削。雇佣关系是富农与雇农之间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是解决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地少人多、土地占有与使用不一致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基本经济法则。调整雇佣关系，关键在于工资水平与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工工资水平一方面由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另一方面与农村用工习俗相关。不可想象，过低的工资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假若如此的话，雇工会理性地选择其他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雇主会雇佣不到工人。过高的工资水平只能破坏雇佣关系的平衡，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高利贷的存在，近代农村的借贷关系不仅表现为资金的融通，更主要的赋予了革命的内涵，暴利和暴力是农村借贷关系的代名词。调整借贷关系，其目标是将利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的作用要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禁止高利贷行为。20世纪前中期的胶东农村，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商店和钱庄，几乎没有现代的银行和合作社，月利率普遍在二分以上，都属于政府规定的高利贷范畴。统一的利率标准，只能造成无钱可贷的状况。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