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用和非对称行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辛庚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路径选择——基于内需结构调整的视角[D].兰州商学院，2008.
[2] 李春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J].当代财经，2003（2）.
[3] 张跃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1.
[4]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 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潘正彦:如何协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J].财会研究,2009(1).
[4] 马洪范: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金融,2008(24).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继我国央行8月15日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后，10月15日再一次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政策举措意味着我国央行自2003年9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年以后，开始改变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即由紧缩的货币政策逐步转为扩张的货币政策。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取向的转变，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立场的改变――即由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担心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变为当前担心经济趋冷，甚至担心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那么，问题是：放松货币政策能有效扭转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趋势吗?
“非对称性”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告诉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经济衰退、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拉动经济。反之，在经济过热时，政府期望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或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期望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扭转颓势，往往都无法收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因此，所谓宏观调控政策的“非对称性”就是指――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来说，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无效；而对经济衰退、通货紧缩来说，则财政政策有效而货币政策无效。宏观调控政策的这种“非对称性”，产生于不同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
通常，在经济增长过快，CPI不断创出新高的情况下，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预防性”或“投机性”的抢购，而这种抢购又会加速物价水平的上涨，并进一步强化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形成一种“涨价――抢购――再涨价――再抢购”的正反馈机制。这时，如果政府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无疑是“釜底抽薪”，可以有效抑制“预防性”或“投机性”的抢购行为。一旦物价上涨的趋势得到控制或被逆转，人们的预期就会改变，从而使货币紧缩体现出较强的政策效应。
如果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期望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紧缩财政只是减少了政府的购买能力和投资规模，却不能有效抑制社会的购买能力和投资规模。只要社会需求和社会投资的预期不改变，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收缩的空缺完全可以被社会购买和社会投资所“替代”。因此，在经济过热时，单纯依靠紧缩的财政政策，往往于事无补。当然，如果采取货币与财政同时紧缩的所谓“双紧”政策，则可以起到更为有效的调控效果。
但是，当经济出现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征兆时，被破坏的首先是人们的信心。在投资者或借贷人担心无法收回投资或借款的情况下，政府期望通过降低利息或降低存款准备金来增加流动性，并期望以此来提振市场信心，通常无法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河挖到牛鼻子前面，但我们却无法强按着牛头让它喝水。”
降低利率的“逆向选择”
对投资者来说，较低的利率虽然能减少投资的财务成本，但在普遍缺乏投资信心的情况下，投资者会觉得，少付利息的收益根本无法弥补投资亏损的风险。因此，降低利率很难对增加社会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说，降低利率更是一种“逆向选择”：因为对贷款人来说，收益必须和风险匹配，既然降低利率意味着减少贷款收益，那么他们的必然选择就是提高贷款“风险评估”的等级。这样一来，处于风险边际的企业反而会被挤出贷款人的视野，而这恰恰是和政府降息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因此，根据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当经济出现衰退和通货紧缩时，必须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张的财政政策，包括直接动用财政资金救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如美国政府刚刚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启动大规模的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如美国1929-1934年经济危机期间的“罗斯福新政”)，大幅度降低政府税收(如美国滞涨时期里根政府所采取的降税措施)。只有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扭转经济的衰退。当然，如果在扩张财政的同时，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即采取所谓的“双扩”政策，则可以起到更为有效的调控效果。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5月19日，央行向市场投放了800亿元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为期三个月，中标利率是4.5%，较上次利率上浮30个基点。
1月到3月，央行总资产从34.8万亿元下降到33.7万亿元，减少了1.1万亿元。
由于赶在美联储缩表窗口期，以及中国金融强监管、去杠杆时间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被市场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市场主要声音认为，在美联储缩表预期、中国外汇占款减速的同时，中国缩表属于被动缩表，而央行缩表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货币政策的取向变化。
随后，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缩表”并不代表收紧银根。4月份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资产34.13万亿元，相比3月末上升3943.17亿元。
在此前双双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美央行“缩表”反映的货币政策有何不同？中国央行高达34.8万亿元的资产负债表是否有必要缩减？当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抉择？上周，《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余永定认为，用“缩表”一词来描绘当前中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准确。他指出，与美国不同，不应该简单就“缩表”讨论中国的货币政策，而更应关注央行是否应收紧“银根”。在“金融监管风暴”骤起的时刻，货币紧缩的叠加效应不可低估。避免货币紧缩对实体经济造成连带伤害确实是对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挑战，货币政策暂时还不宜从紧。
“缩表”概念不能套用于中国
《财经》：针对季末央行“缩表”，市场主要声音认为，一方面是因外汇占款减少、美联储缩表预期导致的被动缩表，你怎么看美国这次缩表？
余永定：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宣布美联储将终止于2008年底开始执行的购买长期国债和MBS的“资产购买计划”。当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4.48万亿美元。两年多以后的今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4.5万亿美元，其中国债2.5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支持债权（MBS）1.8万亿美元。2017年3月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可能在年底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美联储可以选择两个不同路径“s表”：把所持国债和MBS卖掉，或两者到期后不再重新投资。前者的缩表速度快，但对债券市场冲击较大;后者的缩表速度慢，但对债券市场冲击也较小。特朗普和共和党倾向前者，而美联储的大多数成员和倾向后者。伯南克表示：“试图积极管理平仓过程可能在金融市场引发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应。”伯南克在2013年5月仅仅表示美联储将会减少证券购买量，就立即在全球掀起了巨大波澜。
市场人士普遍预测美联储可能从2017年底开始缩表，但也有市场人士预测缩表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开始。一般预料，在缩表的最初阶段，美联储将只是停止重新购买部分满期证券。此外，美联储的缩表进程还将和升息进程挂钩。例如，有联储成员称，缩表速度慢一些，升息次数就可以少一些;反之，则反。美联储表示会提前通知市场有关缩表的决定，使市场有充分准备。
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资产购买计划”和零利息率政策。两者相互联系，但又相互独立。在终止资产购买计划之后，美联储在2015年12月16日宣布升息25个基点，结束了长达七年的零利率政策。需要强调的是：美联储无论是对退出零利息率政策还是对缩表都小心翼翼。美联储仅仅是终止了资产购买计划，缩表还没有开始。
《财经》：中国和美国在此之前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两者有何不同，缩表反映的货币政策变化是什么？
余永定：尽管中国和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都实行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但两者在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美国执行的是非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中国执行的是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传统上，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就业和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联储是以买、卖短期国债券为手段、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中间目标。但在推行数量宽松政策时，美联储不但购买国债券而且购买其他金融资产（MBS），不是购买短期国库券而是购买长期国库券。美联储的中间目标不仅是让联邦基金利息率维持为零而且要直接压低长期利息率，使整个收益率曲线下移、扁平化。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急剧膨胀导致基础货币急剧扩张。由于后危机期间货币乘数的急剧下跌（M1由危机前的1.6左右下降到危机后的0.8左右），广义货币扩张速度大大低于基础货币的扩张速度，再加上次贷危机的一系列后遗症， 美联储的扩表并未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常态，联储就需要考虑减少基础货币，抽干堰塞湖的存水。美联储的负债几乎完全由基础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和银行机构存款）构成，“政府存款”等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比重极小，以致可以忽略不计。
减少根据“资产购买计划”买入的资产，几乎可以导致基础货币一对一的减少。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言，缩表就等于减少基础货币（中国所说的“储备货币”）。在中国，压缩基础货币规模可能会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减，但央行没有也不需要通过压缩资产负债表规模来实现减少基础货币（抽紧“银根”）的目的。因此，用“缩表”一词来描绘当前中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是非常不准确的。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是央行根据自己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而作出的。即便央行采取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也只能说是央行采取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而谈不上什么缩表不缩表。美联储缩表肯定会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产生影响。但直到目前为止（以后另说）这种影响还是有限，这里也谈不上什么被动缩表的问题了。
外汇储备发生变化会导致基础货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外汇储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央行判断货币政策应该从紧， 外汇储备无论是减少还是增加，央行都可以通过相应的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外汇储备的变化以减少基础货币，实现货币紧缩。因而，尽管对冲操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但目前并不存在央行因外汇储备减少而必须缩表的问题。
“缩表”不等于货币政策紧缩
《财经》：央行缩表或者扩表与货币供应量是什么关系，缩表是否真的意味着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收紧？
余永定：从2017年1月到3月，央行的总资产从34.8万亿元下降到33.7万亿元，减少了1.1万亿元。其中，外汇储备（以元计价）由21.73万亿元减少到21.62万亿元， 减少了1100亿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央行对商业银行体系的债权）由9.13万亿元下降到8.07万亿元，减少了1.06万亿元。从资产方可以看出，资产规模的减少主要是央行对商业银行体系债权减少导致的。
央行资产的减少必然同时反映为央行负债的等量减少。事实上，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大多数科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流通中的货币）由1月份的30.78万亿元下降到3月份的30.24万亿元，减少了5423亿元;政府存款由1月份的近3万亿元下降到3月份的2.4万亿元，减少了5945.5亿元。
1月末到3月末，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了1.1万亿元，降幅达3.1%。这是否能够说明央行是在紧缩货币呢？
不一定，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任何一个科目的变化都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同美联储的情况不同，看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已经抽紧，不能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变化作出判断，而要看负债方之中的基础货币的变化情况。前三个月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的一半以上是“政府存款”减少导致的。而基础货币（负债方的“储备货币”项目）的下降幅度不太大，只有1.76%。因而，客观地说，今年以来央行确实抽紧了“银根”，但幅度远不如“缩表”1.1万亿元给人感觉的那么大。根据3月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少这一事实还很难判断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发生了重要变化。
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小为我们观察央行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它本身只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先导指标。判断货币政策是否进一步收紧，应首先看准备金的变化，其次是看货币乘数的变化。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围绕“缩表”的概念讨论央行货币政策没有什么意义。
《财经》：许多人说一季度“缩表”主要是季节性以及财政收支等因素造成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余永定：是否能够说财政支出加快（“政府存款”减少）是3月份“缩表”的原因呢？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有些项目是央行所不能直接控制的，但有些项目，如“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目，央行却可以直接控制。只有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表中负债方中其他各项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存款”项的减少才必然导致“储备货币”项或基础货币的增加。
而实际情况应该是：央行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认为基础货币应该略有减少，于是通过减少贷款、贴现和逆回购的力度使“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减少了1.06万亿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项和其他一些资产项的减少导致资产规模减少1.1万亿元。而资产规模的减少最终会通过某种传递机制导致负债规模的等量减少。
由于负债规模的减少，尽管“政府存款”项减少了5945亿元，储备货币不但并未增加反倒减少了5423亿元。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存款”减少了，而是央行不愿意增加基础货币。如果央行不在意基础货币的增加，它就不会在资产方减少贷款、贴现和逆回购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在负债方，基础货币的增加就会抵消 “政府存款”的减少。这样，即便“政府存款”减少，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可能不会减少。
因而， 把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减少归结于“政府存款”项减少是搞错了因果关系。同样，季节性因素可以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但如果愿意，央行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抵消季节性因素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影响。
《财经》：目前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是34万亿元，您认为在当下时点，央行是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缩表？市场为什么特别担忧央行“缩表”？
余永定：我已经说明，“缩表”的概念不适用于中。更准确的问法应该是：央行是否应该收紧“银根”，例如减小基础货币规模或提高准备金率？
到3月底为止，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33.74万亿元 。在同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为4.458万亿美元。从对GDP的比例来看，中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比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不少。美联储担心急剧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在经济恢复正常之后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因而决定“缩表”。
对高达30.24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和高达159.96万亿元的广义货币（M2）余额 （2017年3月末）所隐含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威胁，中国当然更应该感到担心。但是，这是一个长期问题。央行的法定最终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短期政策。因而央行必须首先考虑短期问题。目前我们既不能肯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处于L型的底部，也不能肯定通货收缩是否已经克服，现在就开始紧缩货币似乎还言之过早。
如果央行收紧银根导致流动性紧张和利息率上升，投资者持有的各种证券的价格就会下跌、一些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条就会中断。“金融监管风暴”早已使许多金融机构，特别是没有稳定资金来源的中小金融机构感到压力沉重，货币紧缩可能会成为压倒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市场”担心央行“缩表”是很自然的。
《财经》：4月份央行总资产为34.13万亿元，相比3月末上升3943.17亿元，虽然扩表，但是大摩预计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在2017年到2018年间每个月将收缩850亿元。
余永定：我不知道大摩是如何计算央行资产负债表未来“缩表”幅度的，我不认为这类计算有很大意义。姑且听之吧。
货币政策现在还不宜从紧
《财经》：在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你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选择？
余永定：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中性货币政策是一个同“自然利息率”相联系的概念。而自然利息率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只能事后判断。我不知道中性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但从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央行不想让货币政策发生太大变化。我认为这种慎重态度是正确的。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取得不俗表现，GDP实现了6.9%的增长，延续了自2016年一季度以来的企稳、反弹。更重要的是PPI已经连续八个月正增长。大多数实物指标也比2016年有较大改善。
但是，也应该看到，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反弹并不稳固。在一季度的反弹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3.3%和9.1%，然而在未来两者的增速是否可以维持则很难预料。特别是，在严控房价措施下，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大幅度下降。中国2013年以来CPI一直处于低位。PPI从2012年3月到2016年9月更是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2017年3月CPI同比上涨1.4%，依然处于低位。虽然PPI同比上涨7.6%，但翘尾因素约为5.8个百分点。刚刚公布的2017年4月经济指标显示，4月份中国经济基本延续了2017年一季度的变化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PPI同比仍然是正增长，但环比在4月份下降了0.45%。
总之，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趋稳，但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PPI回到负增长区间，中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再次恶化、债务负担就会加重，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需求不足-通货收缩”和“债务-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此外，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中国还在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利息率的上升可能会迅速恶化中国的财政状况;加强监管产生的金融抑制效应也需要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对冲。
央行货币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其对最终目标实现情况的判断。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中国货币当局在考虑是否退出2014年以来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应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如果形势需要，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也未尝不可。当然，无论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央行都必须加强同市场的沟通、让市场充分理解央行的政策动机，并为迎接这种变化事先做好准备。
《财经》：那么，中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兼顾什么重要问题？
余永定：央行2017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监管套利活动猖獗。政府狠抓金融整顿、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金融监管风暴”和货币紧缩的叠加效应确实不可低估。
目前业界谈论较多的风险包括：房地产泡沫、理财产品暴跌、公司债务违约、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最大问题恐怕是自2009年以来房地产贷款的高速增长。房地产贷款余额由2009年的7.3万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26.7万亿元，累计增长了264%。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同房地产贷款的急剧增长是脱不了干系的。据刘胜军先生提供的数字，2016年四大行新增贷款超过60%流向房地产。其中某一大行的房地产贷款比重超过80%。@些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其含义不言而喻。
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货币的适度紧缩在理论上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实践中分寸的拿捏却十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