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1篇

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二十多年后，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同时财政赤字高企。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主要侧重于管理总需求，强调要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主张在经济衰退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和产出，出现短期财政赤字不是问题，而在经济过热时，则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滞胀”让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高失业率意味着应实行扩张性政策，高通胀率则指向紧缩性政策。

为此，当时经济学出现了向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回归，其中包括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这些学派都认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滞胀等经济问题的根源，大都认为要更多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市场机制建设、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等供给面因素，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此，应该明确，并不是只有供给学派主张小政府、减税、增加有效供给、注重改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这其实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就有的传统，也是前述经济思潮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因。所以，不应把改善供给的政策都认为是供给学派的主张，从而笼统地赞同供给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供给学派是有专门所指的。

供给学派的核心理论是什么呢？最著名的无疑是拉弗曲线。拉弗在餐厅里接受采访时随手画在餐巾纸上，所以又被称为餐巾曲线。意思是，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应该实行减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原因是当时税率过高，减少了生产积极性，减少了产出和税收。税收过高是会抑制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减税能增加财政收入却从未得到任何证明。在里根实行减税后，经济增长未出现起色，政府债务却上升了3倍。美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后虽然出现繁荣，但更多应归功于计算机等科技带来的“新经济”的拉动。

与减税类似，供给学派另一主张是降低福利制度，因为福利制度同样降低了劳动者的进取心，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高失业率的重要根源。实际上，供给学派主张降低各种形式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货币政策方面，供给学派同意货币学派的部分观点，但拉弗等人认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虽然当时政府真的考虑过，但最后当然是放弃了。

在理论渊源上，供给学派充分肯定萨伊定律，即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只要改善供给，就不会出现有效需求等问题。此外，在当时供给学派将蒙代尔视为精神领袖，70年代初，蒙代尔多次批评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等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主张。其他成员后来的减税等政策主张均源于此。蒙代尔对于供给学派的这个标签未置可否。

实际上，供给学派的活跃成员没有发表过像样的经济学论文和著作，拉弗虽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从未发表过有关供给学派理论的学术论文。其最活跃成员包括一些知名记者和专栏作者，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人利用《华尔街日报》大肆宣扬自己的政策主张，甚至该报的评论主编就是供给学派的活跃分子。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

社会保障理论对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产生了导向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纵观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百家争鸣，大致可以分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流派。

一、西方社会保障的三大理论流派

1.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

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 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 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实现。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集合，可以达到社会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坚持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内应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幼稚阶段，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这时，封建君主制国家逐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其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于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它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使人人变得懒惰与傲慢，极易摧毁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当然，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新教教义“惩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流派有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特别重于供给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对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较大影响，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就是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时把供给学派思想称为“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减税不会加剧贫富悬殊。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减税政策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在他们看来，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减税既可以增进效率(因为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又愿意加班、兼职)，又不会有碍于“公平” (因为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穷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会福利的税收效果是，选择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与选择领取救济金所获得的收入，两者在数量上非常接近。认为社会福利金、社会安全保障、失业补偿金所得转移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鼓励那些不工作的人，打击在工作的人”。如果说失业补偿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并非是它能维持社会总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个绝对的最低所得，使人们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饿。但是，当人们认为依赖失业补偿金为生胜于从事工作为生时，显然这就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崇尚自由，公开反对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他们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分配要求都会导致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正义主张，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二，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个人不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呼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为个人责任的发挥尽可能留下空间，反对政府以激进税收之类的再分配手段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对强制性保险，提倡有选择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对将强制性保险运用于国家控制的集权垄断框架之中，因为“它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倡导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滞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应当减少社会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第五，主张改革福利政策，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在工作日益变得不稳定、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严格失业保障资格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间道路学派

所谓中间道路学派，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现象，而政府的行为恰好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达到最大化。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但可能会造成垄断和服务的低效率，因此，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问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吉登斯，其理论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在欧美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资本主义再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利。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给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鼓励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国家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二，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市场社会主义”信条，模糊所有制定位，摒弃国有化政策，主张走一条有别于自流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新混合经济之路。按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布莱尔在访问法国时曾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他说道“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时，赢得全场鼓掌。这或许是“第三条道路”最通俗的注释。新经济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现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会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国家。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放弃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福利的做法，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提高接受福利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一些人滥用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二、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的简要评价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该国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三种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的循环往复

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封建贵族中央集权的抗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上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出现了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困境。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等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上。

凯恩斯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应，是对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纠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担负起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责任，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财政巨额赤字、经济出现滞胀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趁机上台执政，重新鼓吹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开始埋怨撒切尔夫人制造了“无法享受养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条道路以试图在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间道路学派出现，以调节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实矛盾。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

2.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三大理论争论的中心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为了效率必须牺牲公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干预主义则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财政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

一、我国当前经济背景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经济萎缩，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偏快、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问题。

2008年，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阶段的重点是突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开放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六个方面。特别要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扩张，加强重要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防止物价水平过快上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

二、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它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

在财政政策上，它主张政府通过调整总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手段为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及税率。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也应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汉森等提出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前期，托宾、海勒等人提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进入政策多样化时期。

三、当前财政政策评析

1.政策目标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实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稳健财政政策的目标“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符合新古典综合派的诉求，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打破正统的平衡预算原则，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建立在“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的基础上。经济政策不能仅仅以经济是否扩张为标准，而应该以经济是否达到了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为标准。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行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保持国民经济处于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状态。

2.政策手段

补偿性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增加社会总需求；繁荣时期形成的财政盈余可以补偿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

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当前我国的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3.组合方式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宏观政策微观化是针对单个市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区别对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虽然不同于美国上个世纪经历的“滞胀”，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美国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的出口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依然不减，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加速等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却是有限的。所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来配合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达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货币政策而造成“边际效用递减”。这样，一方面抑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避免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

4.具体措施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稳健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在财政收支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收缩财政开支，以减轻当前的经济过热，避免资产泡沫化。二是积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去，完成从贸易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还将依法实施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四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运用财税杠杆，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五是大力推进依法理财，抓好增收节支，引导居民理财，避免股市过热，规范市场，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第5篇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世界上早就有这种理论，也早有这种实践。[1]萨缪尔森第10版《经济学》中就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2]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的《经济学》也有同样的表达。[3]在国内出版的著作中，也早就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用法.积极的财政政策意指政府密切注视经济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实现一定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4]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本认识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下面两个涵义上界定的：一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不干预”相对而言的，消极政府变为积极政府；二是与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相对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的另一种表达。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只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它包括扩张的、收缩的和中性的三种操作方式，服务于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的目标，是“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政策。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大力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当时以“积极财政政策”名之，是出于“中国特色的”特殊考虑。如果未来的经济景况需要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政策取向发生了转变，不能说那就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了。

(3)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周期性政策，而不是短期政策。从政策运用的时段看，即使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不好说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政策。一、二年算短期，还是三、四、五年算短期?很难说清楚。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地用了至少六、七年时间，直到经济基本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实行了10年以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完成了结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在于推动或拉动失衡的经济，使其生成内在稳定发展的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要看它是不是“完成了任务”，经济运行是不是继续需要。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有一个限度、财政政策作用有其局限性等等这些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的理由，决定政策“长短”的是整体的经济状况。

(4)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常规性政策，而不是所谓“特定的政策”。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增长是一种。常态”，因此，也不能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的政策，只能说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中要有不同的操作选择罢了。1998年以来的特定经济条件，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政策作用的大小”，实际上是扩张程度的大小，不能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特定的”。事实上，不同经济景况下的政策选择就其扩张或收缩的程度而言总有大小之分，总是“特定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多种手段的组合。即使是其中的扩张性政策，也不只是赤字、发债一端，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以后不可能总是这样，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主体政策手段选择。比如说，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经济增长，主体的政策手段就应该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了。

(6)“扩张的”或“紧缩的”政策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是政府为矫正经济失衡而采取的措施。能促进经济稳定、平衡地增长就是好的；相反，就是不好的。

在今后经济调整的相当长时期，内需不足的状况将继续存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景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看，扩张性财政政策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到什么时候停止，要看经济景况的变化。当然，政策的性质和任务要“与时共进”，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手段组合等应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认为，财政风险不是来源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来源于不健全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财政制度漏洞百出，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也有风险；或者，财政政策的资金“打水漂”，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由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那就肯定会埋下风险的种子。

二、近期及未来财政

政策操作的着力点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反周期、调控经济是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及其

它政策的组合运用。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一冷一热。事实上，独立的货币政策或独立的财政政策是不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国债，它本来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再者，两大政策又各有其长，必须结合使用，取长补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决定于政府的选择；政府的选择又根源于经济的需要与两大政策的特性和作用。现在看来，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显的是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明显存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在机制的契合上，一方面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的适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如，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的转变、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加，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而不应该把财政作为兜底儿的口袋。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这些企业继续得不到融资支持，那么财政政策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汲水”的作用，最终导致计划机制的强化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隔离格局的固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完善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使之成为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政策工具。逐步放开让商业银行自主购买和持有各种债券。通过证券质押贷款等途径逐步放开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进入同业折借市场，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2．财政政策目标的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这个速度如果是实的，即是一个了不起的高速度。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只要也只有gdp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效率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也才会提高。现在我们不应再一味地追求速度、应该由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然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过度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将其孤立起来必然会破坏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水落石出，问题暴露了，现在正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1)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扩张。结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在经济结构演进过程中，总量会短期收缩，但长期效果必然是带来新的扩张。马克思说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就揭示了这个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结构演进就是在总量扩张与收缩的过程中实现的。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确立促进结构升级的目标。

经济发展中结构演进包括制度结构、城乡结构、要素配置结构、产出结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全方位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稳步提高的。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分配结构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消费

结构升级内含于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之中：13亿人口中9亿农民衣食用远未满足，消费结构向万元、10万元商品升级只是城镇居民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也只是基本适应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农民来说，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他们的需求结构是脱节的。

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城市市场的产品大大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已很难维持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闭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市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不是很强，而且很不稳定。城市剩余产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出路，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需求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城市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应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基础上，而不是城市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脱离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孤立升级。如果还不改变日益扩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城市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不顾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去搞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就会越走越窄。

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使农业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既是目前拉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

(2)促进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地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着眼点发生了大的转变。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促使环境意识觉醒，人们从片面追求增长率开始转向强调可持续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反映要素投人、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的代价，竭泽而渔，不真正代表社会福利提高和经济进步。资源和环境状况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要素，也决定了经济持久增长的潜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意识到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根深蒂固的速度偏好。把速度等同于增长本身。“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了“增长率是硬道理”。 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过度投人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浪费严重、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彻底扭转这种高速低效的增长方式，资源和环境状况将难以为继。而且，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质量的持久的增长并不容易，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算馒，只有下功夫提高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才会走向光明的前景。

(3)促进经济发展：在解决失业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支持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现阶段对增长速度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就业压力。很多人认为7％朋的速度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但是就业数量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早就指出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就业含混于经济增长之中。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多，单纯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因为它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就业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推，以就业状况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在努力解决失业问题，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实践表明，第三产业在有效增加劳动力需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60％一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可以达到50％左右，与我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35％一40％，而我国则不足30％。我国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就业效果显著、耗费资金和资源相对较少．但又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三产业，使这类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不但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增长政策不能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还应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要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等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而且要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4．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财政政策目前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就近年来我国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股票和国债以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又不敢暴露出来，只能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贫穷阶层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没有购买能力。上述原因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这是形成经济萧条的最深层的原因。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考虑如何实施。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这样，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因此，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消除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税、财产税、利息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交付。

三、构造财政政策有效 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财政政策发生预期作用的制度前提是现代预算，预算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是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预算制度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必须在一套科学、可靠的预算制度规范之下实施才能成功。“罗斯福新政”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举世公认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如果没有现代预算的前期铺垫，就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功。”

中国财政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明确提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极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但国家审计署对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表明[5]，财政活动秩序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从报告列举的事 实看，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涉及政府收支的所有部门和环节：仅从该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足见预算执行状况问题之严重，而实际状况更令人忧虑。在这种预算制度环境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打铁需要自身硬”，目前推进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的实施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目前要抓紧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将税法调整纳入到年度预算编制过程。税法的调整与预算通盘考虑，统筹安排，保证其与财政政策目标一致和各种税法目标的协调配合；(2)强化复式预算的基础地位与功能，拓展复式预算的包容范围。整合现在存在的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国家财政；确立起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两个支柱，对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社会保障项目、国有金融机构等建立特别预算，改变当前公共预算单兵独进的“破行状态”；通过财政投资预算防止窄打宽用的“钓鱼预算”，防止灰箱操作，铲除“豆腐渣工程”生存的制度基础。(3)通过预算控制财政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不等于对赤字放任自流，相反是提高了对赤字控制的制度和技术要求，因为事前性赤字会在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掩护”下增大，更难以控制。如果预算制度存在漏洞，周期性平衡预算就化为乌有。(4)通过预算控制公债的运作，建立稳定的本息偿付机制。部门预算应包括其所支配的债务，明确国债的部门责任、使用方向、使用结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投入重大项目时，应由该项目的预算控制；每年的预算要对国债的本金与利息支出作出安排与规划，确立稳定的偿债渠道和资金来源，减缓以新债抵旧债的积累和循环，使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注释】

[1]朱?基．卯oo年]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积极财政政策纵论[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2000—7．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中泽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5—506．

[3]斯坦利•步希尔多 经济学：下份[mi(中译本]．光京：中国时政经济出肢社，1989,103-107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n1．上海：复互大学出版社．1994．798—799．

[5]王绍允．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j]．读书，200[，(8)

[6]李全坐．关于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市计工作报告〔摘要)[n]—中国审计报、200 346—29(i)．

【参考资料】

[1]保罗•a•萨绥尔森．经济学[m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斯坦利•费希尔等．经济学[川(中译本)．北京：中国时政经济出版杜，1989．

[3]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4]项怀诫．积极财政政策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