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美国：刺激始终“唱”主角

近来，“退出”一词已悄然退出美国经济热议话题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刺激”和“定量宽松”等字眼。

由于经济复苏力度不够，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财长盖特纳说，当前最大的经济挑战仍在于加快经济增速。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创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环境。

迄今，奥巴马政府2009年2月推出的首批金额达787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大部分已经支出，其刺激经济效果已在衰减，但经济复苏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尤其体现在就业方面。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9月美国失业率仍维持在9.6%的高位。

美国政府从今年年初以来就在考虑新的刺激经济计划，一些计划近期已得到国会批准，包括设立300亿美元政府基金、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题以及为小企业减税。此外，奥巴马政府9月初还提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尽管美国政府有意避免使用“刺激计划”一词，但有专家统计，今年以来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的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欧盟：减赤决心不动摇

对于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来说，削减赤字、巩固财政是当务之急。面对紧缩财政可能危及经济复苏的担忧和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欧盟国家仍咬定减赤不动摇。

为应对债务危机，今年以来，欧盟成员国已掀起了一波财政紧缩浪潮，纷纷出台以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福利、提高税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紧缩计划，现在则开始提前退出。按照欧盟成员国财长6月初达成的退出时间表，财政状况较好的成员国最晚应于2011年开始巩固财政，而财政形势严峻的成员国则必须今年就行动起来。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表示，欧盟将坚决维护财政可持续性。只要有必要，所有成员国将采取措施加快巩固财政的步伐。

而从欧盟最近的表态来看，其以整顿财政为第一要务的决心仍未动摇。9月29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出台立法建议，拟通过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强化欧盟财政纪律。这是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但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在紧缩财政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前不久，一场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席卷欧洲，近10万人聚集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抗议各自政府推出的财政紧缩计划。

一边是来势汹汹的债务危机，一边是民怨沸腾的抗议浪潮，欧盟在继续刺激经济还是大力紧缩财政问题上目前仍难求两全。

日本：财政政策主积极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新兴市场需求拉动和日本政府经济对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曾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并在2009财年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好景不长，2010财年开始后，随着经济刺激效果减弱、欧美国家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加大，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为此，从8月底到10月初，日本政府和央行不得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一系列措施阻止经济下滑。从9月10日至10月8日，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出台经济刺激对策，总额接近6万亿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还从9月15日开始，在日本国内外主要外汇市场投入巨资干预汇市，抑制日元升值势头。

日本央行在8月30日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将新型公开市场操作的注资规模从20万亿日元增加到30万亿日元。10月5日，又宣布实施零利率政策，并创立资金规模为35万亿日元的共同担保基金，以买进国债、公司债等金融资产，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配合政府阻止日元升值、摆脱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但从目前情况看，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措施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政府债台高筑，除增发国债外已经没有余力再出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此外，在国内人口下降、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观。再者，日元依旧承受升值压力。

可见，如果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欧美经济没有大的改善的话，日元升值可能长期化，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不得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实现财政正常化的目标将因此变得更加渺茫。

英国：开支紧缩最严厉

今年6月，英国新政府公布了以大规模紧缩财政开支为主的紧急财政预算，希望借此恢复财政健康，进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根据新预算，到本届政府结束的2015年，每年削减政府开支320亿英镑，其中一般政府部门的开支削减幅度将高达40%。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战后和平时期推行的最严厉的紧缩开支政策。

目前，英国经济复苏仍缓慢而乏力。而英国新政府的削减开支政策无疑将给英国经济前景增加更多变数。一是从明年年初将消费税税率从17.5%提高至20%的举措将打击消费热情，使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家庭消费开支下降。二是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导致数以十万计的公职人员失业，失业率居高难下也将影响家庭开支。三是英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受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的刺激。在当前经济复苏仍相当脆弱的时期，新政府不但退出刺激措施，还大幅削减正常开支，这将给经济复苏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新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还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工会领导人已表示，由于政府实行这种政策，英国将面临“几十年未遇的反抗活动”。实际上，英国一些公职部门的罢工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9月初，伦敦地铁工人举行了24小时大罢工，使伦敦地铁交通陷于停顿，有分析认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7000万英镑。10月初，伦敦地铁工人再次举行24小时罢工，又一次使地下交通陷于瘫痪。

希腊：拟以改革胜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重灾区”希腊自去年年底危机爆发以来，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该国政府表示有信心在3年左右时间内带领希腊走出危机，重返经济增长之路。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希腊已走出违约危险，但该国政府仍面临严峻挑战，必须立即加大改革力度，努力在3年内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到欧盟规定的3%上限以内。

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一、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对财政政策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

1、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的共同存在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根据趋同标准的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基本取消。另外，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在欧元区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汇率风险。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得以实现。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扩大税基，竞相提供有利的税收待遇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这就是税收竞争的本质。

税收竞争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福利国家过高的福利支出需要高税收来支撑，而由于税收竞争的加剧，高税收又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失。以德国为例，由于德国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计划，其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德国1999年到200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16％，这直接导致其税负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德国2001年的宏观税负为41.2％，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86.80亿美元，而吸收外部投资额仅为88.93亿美元，资本净流出高达497.87亿美元。

2、大量的资本外流对税收乘数作用和政府支出乘数作用的影响。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引起的资本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税收乘数作用，导致减税政策失效。传统的税收乘数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减少的税收等于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由此而增加的消费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所以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为：

然而，在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并存的情况下，因为减少的税收中的一部分以资本的形式流动到国外，这个前提不再成立。在一国税率高于同一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税率的情况下，税收减少越多，企业的可支配盈余越多，资本流出的规模将会越大。假设占减少税收部分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变为：

可见，由于资本的流出，税收乘数的绝对值将会减小，g值越接近1，税收乘数的越接近0，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负数变为正数，即减税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同理，增加的政府支出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支出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由：

由于资本的流出，政府支出乘数也将会减小，g值越大，政府支出乘数的越小，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正数变为负数，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3、高福利支出与赤字控制目标的悖立。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导致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过度增长，就会形成赤字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从而需要矫正财政政策行为。同时，一个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还会给货币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持续增长的话，必然会更加求助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使欧洲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会使得联盟的利率增长，转而增加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因此，从经济货币联盟整体利益出发，需要一个限制成员国赤字规模的控制机制来防止这种负面的溢出效应。

高福利支出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事实上从1995年起德国就出现了医疗保障赤字，赤字部分只能由其他税收收入弥补。德、法两个欧元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自2002年起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超过3％的标准，已迫使欧盟首脑会议对《稳定增长公约》中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德、法等国社会保障赤字的产生与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税制度也有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度，当年入不敷出时，就会产生社会保障赤字。

4、“福利刚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难以推进。“福利刚性”专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在欧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刚性更为明显。

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福利刚性的存在，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受阻。例如，法国政府2003年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主要是延长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同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法国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示威游行。

二、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将会对财政政策的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事实上，1999年欧元启动之后，社会保障负担不同的成员国间的经济运行状况确实表现了出较大的差异。德、法、荷兰、比利时四国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重，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16％、20.68％、17.90％和17.48％，1999～2003年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GDP平均增长率均在2％以下。同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3.5％的西班牙却是欧洲经货联盟中的亮点，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其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幅度的增长，1999年至2004年其GDP平均增长率为3.1％，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同时其财政状况良好，失业率大幅下降。这种差异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论述，下面将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福利支出与财政政策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欧元区五国财政政策绩效分析。欧洲货币联盟基于对长期目标考虑，在《马约》及《稳定增长公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1999年到2000年，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各国均未采取减税、增支的刺激措施，而是坚持减少支出的政策，财政赤字保持了低水平。但是，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到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积极财政政策，仍然没有逃出短期刺激的怪圈。但是这些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个福利政策不同的国家内却取得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

根据税收乘数理论和政府支出乘数理论，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应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的高低与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宏观税负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和建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

GDP％=a＋b×TG％(1)

GDP％=a＋b×EG％（2）

其中GDP％、TG％、EG％分别代表GDP增长率、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依据模型（1）和模型（2），将1999年～2003年德、法、荷、比、西五国的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实际增长率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后的F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表明，比利时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差，F值过小，其余四个国家的数据拟合优度都较好。拟合所得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这个拟合结果说明，比利时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通过对相关系数R1、R2的观察可以看到，只有西班牙一国在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与GDP增长率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西班牙的减税和增加支出的政策达到了预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德国、法国、荷兰三国T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德、法、荷三国实行减税或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的话，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令经济增长率下降。

2、高福利支出对财政政策绩效影响的实证。对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率分别与GD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R1、R2，分别可以作为评价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有效性的指标。R1越接近－1说明减税政策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R2越接近＋1说明扩大政府支出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对前面所做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汇总我们发现，德国作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德国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差；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低的西班牙，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西班牙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好。因此，我们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对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并呈线性相关关系。

注：A％：政府支出占GDP％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1：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2：1999年后社会保障占GDP的平均比率

我们建立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R1=α1＋β1A％＋μ1

R2=α2＋β2A％＋μ2

其中R1、R2、A％与表1所注表示相同意义，μ1、μ2均代表误差。将表1中的数据分别代入上述模型，拟合出如下结果：

R1=－3.28＋0.2A％ R2=2.36－0.15A％

R2=0.702426R2=0.671611

F=7.081523F=7.081523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在一定范围内越低，则R1的值越小、R2的值越大，即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越有效。反之，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越高，则R1的值越大、R2的值越小，即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越弱，如果A％的值过高，R1会出现正值、R2会出现负值，也就是会出现减税、增支造成GDP增速减缓的反常现象，如德国、法国、荷兰的情况。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证实了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导致政府财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会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最终导致国家在经济衰退周期中无法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福利政策将会难以为继，国家存在陷入财政危机的风险。

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分配资源比重减少”

从该指标的5项内容看，首先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下降的最多，为-0.38，其中西部下降0.75。这说明资源由政府分配的比例有所增加。其次是“缩小政府规模”，全国数据为-0.07，而东部为-0.21。这表明近2年政府官员数量上又有扩张，而以东部为甚。

另外三项内容中，有两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不可比，因为1999年没有列入。还有一项就是“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从全国看是0.11，是可喜的进步，然而，如果分区看，中部是-0.1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民负担最重的中部地区情况并未好转，而且有加重趋势。

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一个相对指标，它虽然不能衡量各地离市场化究竟有多远，但能比较客观地判断各个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差距，也就是能判断在市场化进程中谁走在了前面，谁落在了后面，各地之间的相对距离是多少。通过这个指数，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里各个地区及全国的市场化步伐加快了还是放缓了。

主持此项研究的著名学者樊刚和王小鲁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衡量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最主要指标。近两年下降是有原因的。主要是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政府投资增加的结果。至于中部地区农民负担的加重，指标与人们的经验判断也是一致的。

可以作为参考的是，2002年第四季度以经济学家许小年为首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发表了一份震动学界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民营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紧密相关，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即使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8%的增长率。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根本作用，其指向之犀利尚不多见”。

正方反方争论多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提出“积极货币政策”难见成效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一改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放弃逐年减少已有预算赤字的构想，转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就是政府发行国债、扩大投资以拉动需求。它原本被当作应急之需而推出，却连续实行了5年，使得相关争论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但200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力排众议，一槌定音：2003年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将连续第六年主导中国的经济大势。因此，人们更有必要了解各种不同意见。

支持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功臣”。人们不能无视在周边国家经济疲软，国内民间投资不活跃的背景下，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显著拉动作用。权威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底，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政府安排了一大批国债项目。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这5年一直较高的增长速度。有的学者推算，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区域生产力布局得到调整。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丰富政府宏观调控经验，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反对者其实也没有否认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政府在经济萧条期通过扩大投资，实施“反周期”政策，启动、刺激经济，无可厚非。不过，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也就是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发挥如何。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产生这种效应，通过政府投资“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支持反对意见的客观依据是：积极财政政策实行5年，消费需求依然增长乏力，近几年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的整体水平却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且不稳定。从投资需求来看，国债投资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民间投资却未能真正启动。从投资的规模来看，近几年，国有投资在总量上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总和，仅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政府投资非但没有通过“乘数效应”带热民间投资，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

与此相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投资是一种由计划支配的资本，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逆向增长，不仅与市场化的目标相背离，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部门利益也在进一步固化，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寻租”现象的蔓延。

此外，随着增发国债措施的连续实施，国债融资及其配套贷款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对市场投融资必然产生一定的挤压。还有部分国债项目未经过科学的论证，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不明显，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扩大内需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部分工程的配套资金跟进不足，造成前期资金积压浪费严重；某些地方存在挪用、挤占国债资金的现象，不仅没有发挥国债资金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产生了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由于连续几年大量发行国债，一方面造成资金相对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国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适宜国债投资的项目不多，以致出现了增发国债结余闲置、难以安排的现象。

并且，人们刚刚初步形成的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模式，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弱化，“等、靠、要”的思想重新抬头，并占了上风；西部有些省份的市场化进程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就是明证。一些人提出不能让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衍化为经济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正如人体对某种药物的依赖一样。

中立者则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既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带来明显的“拉动”效应，也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其作用只不过是在经济实在没有上行的力量时加点劲，改善一下增长，从而扩大点就业而已。

正如对市场化指数的解释引起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一样，任何理论界争议的锋芒初露，都可能引起更多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融资机制，政府投入再多的资源也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例如，在西部开发中投入的大量资源以各种方式流向东部，缩小地区差距的初衷和愿望只能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最终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占有资源的多少，以及分配资源的能力，而是创设优化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

积极财政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正

消费需求拉而不动，并不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本身，而是制约其发挥作用的制度日渐突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甚至更高，进入了绝对不公平的区域。以致形成了富人无须扩大消费、穷人无力扩大消费的局面。税费改革的试点并未使农民负担有根本的减轻，中部地区的个别地方因为种种原因，负担还有加大的趋势，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因此，当前治理消费不足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解除收入分配不公对消费增长的制约。实现社会公正已刻不容缓。

对民间投资拉动作用不强，除了民间资本对未来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缺乏信心外，更主要的还归结于市场准入的限制和融资渠道的不畅。就市场准入而言，近几年来在基础设施方面对民营企业虽有所放松，但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特别是一些获利机会多、自然垄断性强的行业，如电力、邮政、汽车、通讯、石油开采等，对民间资本一直是壁垒森严。甚至一些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即使有的地区金融业得以放开，也存在明显歧视，外资可达15%，而民间资本只允许有5%。这种“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作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就融资渠道而言，银行80%以上的贷款用于支持国有经济和国有投资的增长，民营企业由于缺乏有效担保而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因此，促进民间金融发展，完善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服务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必须推进结构调整，从资金扶持型向政策扶持型转移。从推进地区结构的调整来看，财政支持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构造中西部地区税收优势两个方面。从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财政支持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丰富间接引导的调节手段上：一是加速折旧，二是财政贴息，三是政府采购，四是税收手段。

总之，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处在初级阶段，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深化改革，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在力促社会公正、维护稳定的前提下，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关链接

日本“国债依赖”的教训值得汲取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神话破灭，日本的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开始持续暴跌，由此进入近25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期。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发行了大量公债，增加公共开支。日本经济于是陷入了发行公债，经济就增长，不发行公债，经济就衰退的怪圈。

1992年以后，由于企业生产能力过剩、销售困难，零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起不到促进投资作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频繁发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支持脆弱的日本经济。除继续发行公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外，1994年日本政府还推出了“特别减税”政策。在政策的干预下，日本经济1996年恢复到3.9%。

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最优Ramesy方法；财政政策

在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的手段来稳定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在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和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调节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从长期和商业周期来看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在宏观经济学诞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凯恩斯理论，在IS-LM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衰落之后，最近的发展就试图找到经济学中结合了两个著名的传统理论的框架：公共财政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一、主要研究方法――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

（一）对Ramsy税收的相关介绍

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Lucas and Stokey ,1983;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Chari et al., 1991）。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优税收的Ramesy(1927)方法，它是解决在只有扭曲的税收工具可用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税收的问题，通常它假设只征收线性税，一次性税收是禁止的，最重要的是，它假定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都是可以观察的。另一类是最优税收的Mirrlees（1971）方法，它假设允许征收非线性税和一次性税收，而且它假定除消费者和企业的劳动收入可观察之外其余都不能观察。这里只讨论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根据政策是否具有时间的一致性，主要方法的模型可以分为具备承诺与不具备承诺，Ramesy (1927)的研究假设社会有办法使政府在未来遵守已有的承诺，大多数基于Ramesy框架进行的最优税收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具备承诺能力的假设。

在Ramesy税收中，由于确定了税收，政府是要在竞争性均衡中最大化它的目标函数――消费者和企业。通常，公共财政理论假定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通过构建Ramesy问题得到Ramesy均衡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

（二）Ramesy税收的主要结论

1.具有统一的商品税（uniform commodity taxation）

最优Ramesy方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统一的商品税(Atkinson and Stiglitz,1972)，考虑一个消费品可以在政府和私人消费中进行分配的有限集合模式，所有这些消费品都是劳动产品。假定所有的消费品都征收线性税，那么在某些位似性和可分性的假设中，那么商品税是统一的，即最优税收使所有消费品都是等同的。

2.长期中资本收入税应该为零（zero capital tax in the long run）

Ramesy税收提供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无限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资本收入是强有力的证据。Chamley(1986)和Judd(1985)得到的“Chamley-Judd结论”证明了在相应的设定下，如果均衡有一个渐近稳定状态，那么最优政策最终会使得资本税率为零。如果存在稳定的拉姆齐分配，对某些效用函数，Ramesy计划规定事先资本税率为零，这可通过对资本收入零征税来实现。Chari，Christiano和Kehoe(1994)利用经济周期的最新研究技术来处理最优的Ramesy税收得出若存在定量的假定，它使得事先资本税近似为零。Jones，Rossi和Manuel(1997)通过允许积累人力资本扩展了模型，并证明了在人力资本的回报在长期上不应收课税。

3.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可以稳定税收， Lucas and Stokey(1983)and Chari et al.(1994)认为稳定税收的方法解释了资本收入税大致为零，劳动收入和消费税大致应该保持不变。

4.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

保持了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大致不变的最优情况下，政府需要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以保证税收在受到冲击后不会剧烈变动。一种提供这类收入保险的方式是获得一种明确的状态依存的债务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债务回报率冲击的变化的反映。另一种方法是获得一种伴随带有利息收入的税收的非状态依存债务对冲击作出反映。收入保险同样可以使资本所得税不受冲击的影响并保持其大致为零。

5.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 rule）

从货币政策来看，Friedman(1969)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规则：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认为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要能使持有货币的私人机会成本（名义利率）和社会成本（零）相等。

二、结束语

最优税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最优财政与最优货币政策的数量特征的考察，研究与评价实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相关研究中得到了以下四个实质性的结论：一，资本所得税在初始在初始时很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大致为零。二，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三，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于一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四，货币政策应该使得名义利率接近零，即“弗里德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