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本土资源；德古；人民调解机制；互动实践；“峨边”模式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43-05

一、引言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是彝、汉杂居的彝族自治县。峨边属大山区，山高坡陡，群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从最远的村到当地乡政府所在地需步行近一天时间），信息不是特别畅通。①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路径选择上，主要有两种观点——法治论者与本土资源论者。笔者比较赞同本土资源论者的观点。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重视本土资源，“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1]。

所谓“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民间权威（在凉山彝族世俗权威一般为“德古”，宗教权威为“毕摩”）的主持下，主要以民间法为依据，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式。“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在彝区以往的岁月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据了解，经‘德古’调解而终结的案件很少反悔的”[2] 。目前仍在发挥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熟人社会慢慢成为“半熟人社会”，其作用的范围与效力有所下降，其本身也显露出一些缺点，如个别“德古”违规收取高额的中间调解费；个别“德古”过度调解而导致的纠纷升级问题；由于“德古”调解依据——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而导致的“双重司法”问题；“口头协议”的效力问题等。

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大调解”型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立足民族地区实际，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走出了一条民族地区人民调解工作新路子。峨边的人民调解机制，在实践中主动吸收以“德古”为代表的本土资源，其制度设计与创新体现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实践的运作。②

二、本土资源与人民调解机制的互动实践

范愉教授认为，研究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要考察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而且要关注本土资源。“包括各种制度、程序、机构、人员及其运作状况，这直接决定着当事人选择采用的纠纷解决途径。其次是规则，即纠纷解决的依据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结果。法律规则和社会规范的规定及其明确性、具体性和完善性，对于纠纷解决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对纠纷解决方式至关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影响纠纷解决的社会条件还包括诸如社会的分层、形态、关系距离、组织、文化等因素。”[3]

（一）纠纷类型

德古调解纠纷种类，原则上，德古不调解单位之间、企业之间、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但受乡镇党委政府或调解委员会指派例外。德古可以调解以下纠纷：（1）婚姻家庭纠纷；（2）地界邻里纠纷；（3）偷盗拐骗纠纷；（4）打架债务纠纷；（5）家支纠纷；（6）人命案纠纷（民事赔偿部分）；（7）其他纠纷。

笔者认为人民调解机制让民间权威“德古”调解人命案纠纷中的民事赔偿部分，乃是尊重实践的明智之举。“但要注意执行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把由‘乡土权威’依民间法进行调解作为一个前置程序，这样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4]也利于案件的执行，关系的恢复，社会的和谐。同时避免了由于“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中“德古”调解依据——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而导致的“双重司法”问题。因为此种制度设计是当事人的理性选择，与城市不同，彝族地区的人命案纠纷体现的是集体责任。“在凉山彝族地区，没有一件纠纷的发生不涉及到家支，没有一件纠纷的解决不涉及到家支。”[5]

（二）纠纷解决主体

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间权威起的作用非常大。所谓“德古”是指“在彝族中有文化、有知识、品德高尚，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办事公正，主动为人排忧解难，知晓彝族习惯法，能按习惯法及其案例调解重大纠纷，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号召能力，能言善辩，在本家支乃至其他家支享有崇高权威的智者”[2]。

1.德古聘任条件。居住在本辖区内，符合下列条件的经选聘可以担任牟略赫德古。（1）坚持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2）被彝族所公认公识，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纠纷、问题和能力；（3）在彝族中具有一定威望，并且能说会道，能立人际，同时正直公道，不畏权势，不分贫富，勇于承担调解后果及责任；（4）具备一定法律政策知识和文化水平，同时精通彝族历史、人文、熟悉彝族习惯法及习俗古规，能运用习惯法及判例调解纠纷；（5）热爱并志愿从事民间纠纷调解，有积极的工作精神，能正确引导彝族村民依法讲家支、依法开展家支活动。

2.德古聘任流程图（程序）。德古聘任程序由两部分组成，民间权威“德古”的聘任由乡镇调委会组织实施；民间权威“德古”的定级由牟赫略赫（德古）协会组织实施。德古聘任流程图如下：

（三）纠纷解决依据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实质也是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寻求有效途径防止无谓争斗和冲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摸索和形成了一套解决不同纠纷的制度和办法。

一、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社会中各种利益和需求的多元性,纠纷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多元化,都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将重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定社会中实行的,针对不同的纠纷、冲突所构筑的有效、合理地解决和消除争端的一套制度和方法。

具体而言,构建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以下重大意义和作用。

1. 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抑制侵权、违法行为的作用。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并通过法律责任给侵权者、违法者以相应的制裁,达到警醒、教育他人和社会的目的。例如,公民、组织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并不必然意味着公民、组织的请求总是成立的。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存在的确意味着,一旦被申请复议或被诉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该行为就应被撤销,最终由行政机关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这一机制就为行政机关施加了一种压力,行政机关为避免或减少公民、组织提出异议,必须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阶段就尽可能消除隐患,力求使行政行为有充分的证据,合乎法律规定,使行政行为合法合理,是行政机关减少公民、组织提出异议的最佳选择,即使进入解决争议的正式程序,这同样是行政机关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1]

2. 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重要途径。当前纠纷的特点之一是,许多当事人都处于弱势,需要国家对他们所受侵害的利益予以保护。因此,社会矛盾和纠纷能否得到迅速和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着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落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通过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赋予公民、组织提出异议、申诉和补救的途径,并由权威机构进行协调、沟通或依据规则作出决定或裁判,阻止侵权,明确权利归属,补偿或赔偿公民、组织的损失,恢复正常的关系状态,消除受侵害公民、组织的不满,从而起到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目的。

3. 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满足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一方面,原有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社会需要根据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设计出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适应各种主体的多层次的实际需求。只有将现代的与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解决争端过程的生态学,真正实现正式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良性互动。

4. 公平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要使社会得到稳定,不能无视矛盾、纠纷的存在,当发生了矛盾纠纷后,不能用掩盖、堵塞或压制的方法来解决。看不到矛盾、纠纷或者企图用掩盖堵塞的办法来解决,使受损害者看不到社会的公正,乃至演化为恶性案件或,就必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非常危险的。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但能妥善迅速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要把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看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5. 可以实现正式与非正式纠纷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多元的,既能考虑到当事人低成本高效率解决纠纷的迫切心情,保证所启动的纠纷解决方式与特定的纠纷解决需要相符合,提高解决纠纷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形成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动态高效、开放的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又能满足不同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结果的需要,使纠纷当事人自主选择自己认为最为“经济”的解决方式。只有这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为当事人在解纷方式的选择上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实现在具体运作中资源的合理配置,促成多种解决机制的良性竞争。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此,应当重视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6. 实现法制统一。“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期待成文法的制定完全与民间生活习惯和社会规范协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实际上法与社会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纠纷解决和法的适用过程调节的。行动中的法会有效地纠正书本上的法,或者通过一个过渡调和的过程缓解法与社会的冲突,直至使二者逐步接近、融为一体。”[2]

二、 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经验

当前,域外的蓬勃发展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成为当代社会中与民事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目前各国ADR形式多样,依据解决主体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三种:一是司法性ADR。主要指法院附设ADR(court-annexed ADR),即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受法院指导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美国一些州法院在法院内附设仲裁和调停等第三人解决纠纷的制度以及早期中立评估程序。虽然,这是一种以法院为纠纷解决机构的方式,但又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其调解程序不适用民事

诉讼法,一般另由特别的程序法加以规定;二是民间性ADR机构,其中既包括民间成立的纠纷解决机构,也包括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的民间纠纷解决;三是行政性ADR,它是由国家的行政机关或类似行政机关所设的纠纷解决机构。

尽管世界各国的ADR形式各异,但与诉讼方式比较起来,ADR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意思自治。当事人在是否选择方法解决争议,选择什么样的解决争议的程序规则都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当然自治的程度因不同的ADR而有所不同。二是程序快捷,费用低廉。ADR解决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自主性,使得解决纠纷的程序通常比较灵活、快捷,费用比较低廉。三是非对抗性和非公开性。ADR是以妥协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和诉讼程序中的那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方式比较起来,更有利于维护双方之间的经贸交往和人际关系。另外,程序都是非公开的,使得大量涉及当事人隐私和商业技术秘密的民事纠纷能在不透露给外人的情况下秘密解决。[3]四是结果的非强制性。由于方式是由当事人合意决定,公共权力介入不深,结果通常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当机制不能有效解决争议时,最终仍要通过诉讼解决。但实际上,由于程序完全是在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的,故一般多易于得到双方当事人的承认和自觉执行。五是以利益为中心。与民事诉讼以当事人的权利为导向不同,ADR主要以当事人的利益作为纠纷解决的焦点,因为利益而非权利才是当事人最终之利害所在。权利是充当衡量利益合理性的基本工具,因此ADR具有利益导向的特征。[4]

由于ADR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因此ADR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确立以来,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迅速推广与运用,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和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中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5]在英国,劳动争议方面的专业ADR 历史悠久。专业的咨询调解仲裁机构(ACAS)已成为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手段。日本是近代开发利用ADR较早的国家,制度较完备,特点是传统调停与现代ADR并存,相得益彰,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曾经对发展ADR持消极态度的德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ADR,建立起形式各样颇有特色的ADR体系,希望以此来缓解诉讼压力,节约资源。[6]

总之,尽管各国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实践动机迥异,但ADR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面对这一全球范围内共同的潮流和趋势,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三、 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

(一) 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

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同时存在着一个令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两者的冲突。在我国,非诉讼解纷制度的依据,更多的是代表小传统的习惯法,而诉讼的依据则是代表大传统的国家正式法。关于两者的冲突早以被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所洞察,在此不再赘述。如何合理调适二者,是构建多元一体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要素,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针对我国的现行状况,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 科学划分纠纷类型,启动相应解纷程序。民间纠纷可以分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纠纷。对于民事纠纷,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原则。意思自治,是指在私法领域,每个人得依其自我意愿处分有关私法之事务,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该原则,双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如果当事人选择了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解决,那么法院只得坚守不告不理的原则,政府只得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以及政府实践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与此相应,民间调解组织和个人,也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不得以外人不应干涉、有伤风化为借口,阻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于行政纠纷,作为中国最为敏感的一种纠纷。政府作为公权的行使者,在行政纠纷中,要确保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要加强机构独立性或中立性,增强其解决纠纷的可信任度和权威性。在程序方面,完善纠纷解决程序的启动机制,使之成为个案投诉制度,从而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简化纠纷解决程序,及时高效地解决纠纷冲突。

2. 民间调解与诉讼的协调。解决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关键在于承认民间调解正当性的前提下,使其如何更好地与诉讼相衔接。“应在《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的基础上,将其制度化为一种司法审查确认程序,即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经过法院的审查和确认,即具有强制执行力”。[7]要调解协议不违背强行法的规定,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人民法院就应确认其与生效判决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 行政裁决与司法诉讼的整合。“对事实的认定,并不意味着通常只是由法院来进行,法院认定事实时,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对事实认定特别合适者(这方面专家)的认定”。[8]因此,为更好地体现司法对行政处理民事纠纷的支持以及诉讼与非诉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通常只应审查法律问题,尊重具有专门知识的行政机关对于事实问题的认定。如果经审理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合法,应要求反悔或不实施行政调解书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当事人履行该协议和决定。如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决定不合法,则应重新作出判决。

(二) 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1. 保障法院诉讼成为当事人消费得起的“法律产品”。基层法院应注意落实诉讼费用的缓交、减免制度,消除公民因经济问题被拒之于法院大门之外的不良现象。对于当事人难以支付的其他费用,则应启动法律援助制度予以帮助。进一步改革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对象;放宽给予法律援助的条件;加强国家财政预算对此之投入、开拓经费渠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监督法律援助的质量,有效保护弱势群体诉讼权的行使。

2. 改革现有法院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加以严格限制,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不得对已调解部分事项再生争执,既不得上诉,也不得对已调解部分的诉讼标的再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但是,也应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确认标准,以便及时纠正错误的调解,保护当事人利益。此外,建立调与审分离工作机制。应对法官的调解职权范围予以明确,将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区别开来。调解法官的工作应以调解为主,对调解不成而移送庭审的案件。裁判程序对调解程序进行监督,审判长对调与审的工作质量、工作进度全面监督。要落实以审判长为核心的审判组织责任制,在审判组织内部进行人员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外,设立经济型诉讼程序,以及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保障司法审判制度的核心地位等对于完善我国诉讼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 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

“所谓调解的创造性转化,是指需要在对法治的现解的基础上 ,对关于调解的传统认识及实践做出修正。”[9]民间调解的创造性转化,是我国向法治化迈进的关键。我们认为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积极吸收地方社会精英加入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增强人民调解的权威性。调解委员的调解补助应当由当地政府从财政支出里拨付。此外,当地社会的精英者,但对于国家正式法律知识的缺失则无疑是他们在调解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因此,对于他们进行经常性的法律知识培训是必要的;第二步,最大限度的实现民间调解自治。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关键是实现民间调解的自治。首先,实现当事人民事纠纷处分权的意思自治。调解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调解协议的内容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来达成一致的。是否愿意调解、调解协议内容是什么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做主,不能带有任何强制性。调解人应当严守调解人中立的原则,作好缓和矛盾的缓冲作用。市场经济强调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基于这样的原则,当事人有权选择解纷方式,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表现在调解制度上就要求调解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其次,实现调解组织的自治。在基层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处于国家行政权力的网络之中,承担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部分治理工作。但是,依照现代法治的要求,调解组织应该是代表社会自治的社会权力,其对纠纷的处理应该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授权,而不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治理;第三,民间调解应该与国家法律保持适当的距离。在民事纠纷以及轻微的刑事纠纷上,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能以调解依据的原则是否符合正式法律的规定,来判断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而应该承认调解适用多元化规范的灵活性以及民间法的合理性。调解对民间规范的适用,在符合当事人合意的前提下,对国家法律的适度“规避”应该是和谐社会所能允许的。对“依法调解”的强调应该是从“当事人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角度来理解,这就意味着国家法律和国家权力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对当事人的民事合意行为进行不当干预;第四,调解应该以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为终极目标,限制传统调解者的教喻式角色以及泛道德化成分。“现代调解者应该扮演着当事人之间交流的促进者角色,他们要帮助当事人而不是训诫当事人。”[10]对调解的创造性转化,面临着制度和价值目标的调整,这就要求现代调解应克服传统调解只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忽略个人权利救济的价值倾向。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适应当前多元化的社会状态,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在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杨伟东.关于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06,(3).

[2]范愉.调解的重构——以法院调解的改革为重点[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3).

[3]余妙宏.浅析和谐社会及替代性解决机制在我国的重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6).

[4]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务实[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5]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法律出版社,2000.

[6]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廖永安.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3).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第3篇

近几年来，我县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协助基层政府调处了百余件“三大”纠纷，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制止了数十起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械斗事件，防止了数十起民转刑案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分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势在必行。

一、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

所谓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劝导，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人民调解是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化解民间纠纷重要法律制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近百万个人民调解组织，数百万人民调解员每年调解的民间纠纷都达几百万件，有的年份达千万件。就我县来说，2001年至2003年间，每年调解的民间纠纷均在1000件左右。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在进行调解工作过程中，防止了大量的民间纠纷激化为刑事案件，避免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发生，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形成良好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同志最近肯定地说：“人民调解已经成为我国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等领导同志也作了指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工作也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县目前有乡镇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5个，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43个，厂矿企业调解委员会5个，人民调解员2916人。充分调动这支队伍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农村的工作优势，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新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建立长期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维护我县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努力探索和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社会秩序，遵守社会公德。当前民间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原有的人民调解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有益做法，建立新的机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人民调解工作要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同时要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民间政治建设相结合，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相结合，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县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三、巩固、健全、完善和发展人民调解组织

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主自治的较好的形式之一，要巩固全县163个调解组织，规范他们的工作，增强他们的活力，当前要结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社区建设，使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要适应新形势下化解民间纠纷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将乡镇、街道的司法调解中心逐步规范到人民调解的工作范畴。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可以由辖区内公道正派、业务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热心于人民调解工作、群众威信高的人民调解员、法律工作者、司法助理员、退休法官和检察官等组成。企、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要巩固和完善组织，充分发挥作用。人民调解工作要采取多种组织形式、便民利民、及时化解民间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四、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

要围绕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增强人民调解程序的公正性，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人民调解工作必须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进行调解；二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三是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标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调解场所，场所门口应当悬挂人民调解委员会标志牌，配备统一规格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统一格式的人民调解文书和统一制发的人民调解统计台帐。目前我县机构和网络基本健全，但经费严重不足，调解委员会设备较差、没有办公用具和调委会公章，制约了调委会的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和制作笔录，根据需要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可以邀请公安派出所、土地管理所、民政、综治办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参与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此同时，人民调解员要严格遵守《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纪律，不得徇私舞弊；不得对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不得侮辱、处罚纠纷当事人；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不得接受当事人吃请送礼；不能因与当事人的远近亲疏而偏袒一方当事人；不得因当事人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限制当事人讲话，甚至强迫压制当事人；不能因当事人态度不好或者不服调解而使用侮辱性语言，甚至处罚当事人；不能因了解掌握当事人有关情况而泄露当事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意公开的事情，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

五、不断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

人民调解员应该是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为人公道正派，能够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身体素质较好，并有一定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的成年公民。我们要按照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特点和要求，明确各类人民调解员必须具备的法律水平和文化程度，定期进行培训。县司法局负责培训到司法所干警，乡镇负责培训到村级调解员，通过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此外，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与聘任相结合，不断优化和增强人民调解员的队伍结构和业务素质。

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要自觉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的指导和领导，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首要任务，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广泛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要适应民间纠纷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在调解公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基础上，根据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积极扩大工作领域；要积极调解婚姻、家庭、邻里、赔偿案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稳定社会关系；要结合本乡镇经济发展的特点，针对突出的难点热点纠纷开展调解工作，缓解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把预防矛盾纠纷作为重点，把纠纷解决在基层，严防民间纠纷激化而引起自杀、凶杀、群众性械斗和群体性上访，全力维护我县稳定。

（一）抓早、抓小、抓苗头，搞好民间纠纷的预防

人民调解工作必须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这就要求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一方面积极调解，及时化解民间纠纷，努力把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尽可能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民间纠纷产生的原因，如何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及时化解民间纠纷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等等进行深入研究。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的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预防民间纠纷的根本措施，是从宏观上预防控制纠纷的长远战略对策。

1、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及时捕捉有关信息

人民调解员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不仅要眼观六路，还要耳听八方。仅仅依靠少数的人民调解组织和少量的人民调解员是很难把握住所有的蛛丝马迹的，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是建立完备的信息网络的首要工作。目前我县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调解组织基本完善，调解员已达2916人。尽管调解员处在纠纷第一线，能够尽快了解事情动态，但与广大人民相比，人民调解员的数量还是有限的，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获得信息的时间也相对滞后，要达到完善的信息网络，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如果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信息通报工作，就可以大大拓宽人民调解员的信息来源，增加获得的信息量，使人民调解员能在第一时间获得纠纷信息，从而及时调解。

2、把握民间纠纷规律，加强纠纷预测分析工作

民间纠纷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有规律的，把握住这些规律，调解人员就可以对民间纠纷的形成、发展及未来趋势做出合理的预见和推测，从而先行一步，在纠纷发生前加以控制，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根据民间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和纠纷的类型，我们把预防纠纷的方法分为以下几种：

（1）因时预测法

有些民事纠纷的发生、发展具有季节性。如在农村收种、生产紧张的季节就容易发生以下纠纷：农田水利纠纷；农机具、牲畜纠纷；农用物资纠纷；春耕费用的借贷纠纷等等。而在农闲季节容易发生的纠纷就不同了，如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等。把握了这些纠纷的时令规律，就可以提前安排集中排查调处活动。

（2）因地预测法

民间纠纷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客观环境不同，所发生的民间纠纷就不同。例如：在农村存在着因土地流转而引发的纠纷；在街道、社区，存在着房屋拆迁纠纷；在厂矿存在着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引发的企业与下岗职工之间的纠纷等。这就需要人民调解员去分析不同地区纠纷发展变化的规律，因地制宜采取预防措施。

（3）因人预测法

纠纷当事人的性别、年龄、生活环境、文化程度以及法制观念都不尽相同，纠纷的发展变化也是复杂多样的。以年龄不同为例：在老年人身上多发赡养纠纷，而在年轻人身上则多发生恋爱、婚姻纠纷；以性别为例：如果纠纷双方当事人都是男性，那么发生凶杀、械斗的可能性就大大高于纠纷双方都是女性的情况。在预防纠纷激化的过程中，性格暴躁，心胸狭窄，愚昧落后，严重缺乏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男性公民，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是调解人员的预防工作重点。

（4）类型预测法

不同类型的纠纷，发展变化的趋势也是不同的。如串宗祭祖引发的纠纷，山林水利纠纷，区分边界纠纷，常常会引起聚众械斗；赡养纠纷往往会引起被赡养者含屈轻生；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人格权引起的纠纷，则往往导致行凶杀人。类型预测法使调解员可以分门别类，对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方法，做好预防工作。

3、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预防形式

人民调解组织可以采用的预防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动预防和被动预防

任何民间纠纷都有一个从潜伏、萌芽到形成，甚至激化的过程。主动预防就是指调解人员在纠纷的潜伏期就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努力消除引发纠纷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被动预防是指在纠纷刚刚发生之时，调解人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把纠纷控制在始发阶段，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从而对纠纷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预防作用。

（2）重点预防和一般预防

重点预防是指针对性地对纠纷多发的人、户、事、场所、季节进行重点监控并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如，对于常闹户、隔阂户、蛮横户要逐一进行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采取包户到人的方法进行重点预防，对他们进行经常性宣传教育工作。再如，对于因民间纠纷多次引发恶性械斗，有过流血事件的地方，应划为重点预防区，乡镇村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都要实行值班、巡逻制度，调解员和信息员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发现苗头就要及时调解并上报。一般预防是指为预防纠纷所采取的经常性预防措施。一般预防采取的预防措施主要是经常性的法律和道德的宣传教育，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达到预防纠纷发生的目的。

4、加强横向联系，建立严密的预防控制系统

搞好民间纠纷的预防控制工作，要贯彻协同互助原则，实行综合治理，真正把人民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畴和目标考核，就必须把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民主政治相结合，与人民来信、来访相结合，就必须与法院、民政、公安、建设、城管、环保、工会、妇联等部门和组织相结合，多管齐下，展开多层次、多渠道的预防工作，构建一个严密的预防控制系统，发挥整体功能。

（二）掌握基本方法，化解民间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方法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人员讲明道理、说服教育当事人的方法。调解的方法在实践中是很灵活，并处在不断发展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人员进行调解时，首先要善于调查研究，查明事实真相，找出纠纷发生的原因、争执的焦点和纠纷中的关键人物。其次，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人员进行调解工作时，应当根据本地区和本纠纷的具体情况，认真考虑当事人的利益，积极思考，灵活采取既能及时解决纠纷，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的方法进行，调解人员应该熟练掌握以下几个基本方法：

1、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法；

2、动员多种力量进行调解的方法；

3、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调解的方法；

4、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

5、换位思考的方法；

换位思考——指在解决纠纷时，要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层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做到考虑周到，问题解决得圆满彻底，不留后遗症。

6、苗头预测的方法；

7、模糊处理法；

模糊处理法——就是对矛盾双方进行劝解，特别是对人们之间的一些非原则问题常可采取这些方法，模糊是介于无序和有序之间的状态，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调解员运用模糊方法，从模糊现象中抽象出模糊概念，利用模糊概念进行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再使用模糊语言进行表述，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8、褒扬激励的方法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农村韭菜 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发生在农村的一方主体为农民的涉农纠纷是作者所谓的农村纠纷，与以往研究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作品不同，除了探讨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纠纷发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上，如同有经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时要把准病人患病的内因与外因。该书解剖一个麻雀，从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一个案例谈起，深入剖析对农村纠纷产生与消解具有决定影响的沉淀在中国一般农民心底的深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无诉观、气、人情、面子、情理与清官情结、实力因素；同时又不忘探讨农民所成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型塑。新时期，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对几千年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成的历史积淀进行碰撞、冲洗甚至覆盖，农村原有的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基础的熟人型乡土社会旧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融合现代工商农经济的社会秩序尚在形成之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是一个明证。农村旧秩序虽已破局，然而，消解农村纠纷的各种机制以及守护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形影相吊而空守其位，甚至成为引爆一些新型纠纷的触发器。正是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碰撞、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机制与体制更新的滞后，形成当前中国转型期农村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

在看到农村所存在的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之后，该书并未陷入一般研究的俗套，即直接从末端治理上大谈如何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此种困境，转而对农村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各类纠纷的主要起因、纠纷中各主体间的实力地位、纠纷主体间的关系距离、农村中有无消解这些纠纷的传统机制等特征，即先辨症。接着，该书又着重剖析影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影响农村纠纷主体选择的各类因素进行全景式扫瞄。与长期受现代工商社会洗礼的城市市民不同，受传统礼教渗透下的人文社会环境熏染加上千百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牵拉，中国农民心中仍然保留着深深的无诉、争气、讲人情、爱面子、论情理等对纠纷长消具有决定影响的传统性元素的印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大潮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元素直接作用于农村纠纷的各主体，权利维护、利益最大化等思想又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各主体做出选择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层建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随着农村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经济基础的变迁更面临着无的放矢式地空转。由于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未能顺势更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则从农民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异化为农民利益的汲取者，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直接引发了农村官民冲突，现行的不适宜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以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多生与不易消解的一大病邪。因此，化解农村各类纠纷不能避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而大谈农村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否则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不治本之策。此为析病理。

接下来，该书对现行农村各纠纷解决机制解纷的能力与效果进行逐一检视。现有的官方或民间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现实的农村纠纷时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是针对不同的农村纠纷来完善最适宜的解决机制。通过比较发现调解是传统农村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包括纯民间的调解、半官方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等，而对于那些农村新型纠纷，调解的效能却难敌诉讼。然而，我国当前诉讼机制解决农村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局，无论是其解纷的能力与公信力，还是解纷的成本等诸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意愿。由此，这又导致了现有农村纠纷解纷的机制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困境。此为析药效。

在明辨病症、病因、药效之后，下一步则是对症施药。首先，宏观上改革现行滞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治本之策。要打破长期以来基层政权治理中所形成的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国家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让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得到释放；同时，国家应更新基层乡镇治理模式以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对原有农村治理机制的冲击。通过改革，让市场能解决的归于市场，属于政府负责的政府应强化治理能力，即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村官民纠纷。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完善法制，强化法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出现爆炸式增长，当前国家应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能力，各级地方政府整合其所属机关机构的解纷职能，建立统一的行政性解纷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可行的解纷手段来化解农村纠纷。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能力、公信力建设，针对农村纠纷的解决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提高司法解纷效能，加强司法解纷与行政性解纷机制的衔接，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与外部法制监督。在微观上，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调整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强化调解对于传统农村纠纷的化解效果。最终，做到应对各种农村纠纷，都有相应的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消解机制，使得机制供给能满足或略微超过农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第5篇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

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

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3］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

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5］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