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中学初中部范文第1篇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的比较

    本文根据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的计算方法,计算了西部民族地区的5个县(区)2005年和2009年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并进行了排序,(表略)。,2005年到2009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2005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均值为0.677,2009年均值为0.797,提高了0.12;提高幅度最大的是B县,提高了0.167。表1的排序显示,2005年得分最低的B县,2009年得分最高,而F县由2005年的得分最高变为2009年的得分最低。实施统筹城乡教育改革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各县(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得分差值由2005年的0.015缩小为2009年的0.011。这表明政府在教育投入上已经实施政策调整,教育财政优先向农村倾斜,为构建城乡教育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协调发展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城乡差异,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以户籍制度为框架的社会安排是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根源所在。而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政策则构成了城乡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制度约束。通过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从生均教育经费、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专任教师数量和生均固定资产四个方面的考察分析,笔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协调发展的决定因素为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体制、教育改革政策。1.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丰硕。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都是相互的。经济是教育发展的物质来源,城乡经济的差异造成了政府财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我国义务教育分级管理的体制下,政府财力的差异最终导致城乡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1]教育经费投入的降低势必影响教师资源由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教师资源的差异影响教学质量,必然降低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笔者所调查的H省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教育,统筹城乡教育改革试验以来,市财政在教育经费投入上有了较大的倾斜,尤其是近几年对民族地区农村的投入明显加大。[2]2009年在生均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个指标上,B县、C县、D县农村地区的投入均大于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是按照国家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加大投入力度,重点向农村学校倾斜的。从2009年H省民族地区城乡消费比(表略)可以看出,F县城乡消费比最高为5.333,其余四个县(区)城乡人均消费比在3.544~3.976之间。县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指数得分验证了“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大的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得分较低”这一论断。而从人均GDP变量角度考察,2009年B县人均GDP排第四位,指数得分排第一位;F县人均GDP排第三位,指数得分却是排在最后。这一现象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教育发展”的观点不相一致。然而,城乡之间的消费差异则直接反映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程度,差异系数越高城乡教育一体化指数越低。2.财政分权体制因素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有三种类型的税收:中央税收、地方税收和两级政府共享税收(中央60%,省级政府40%)。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机制是明确的,而省级以下政府的收入分配则没有具体规定,而是由省级政府自主决定其分配方案。在传统的操作模式中,基本上是按照中央与地方分配的模式进行安排,省级政府决定与地市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地市级政府决定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模式,[3]这就是我国的财政分权模式。在H省,如果减少了市这一层级,直接是省辖县(区),财政分权的三级模式就演变成了两级。这样的模式在实际运行中,更多的经费由县(区)级政府支配使用。不同的省内财政分权会对城乡教育财政状况产生重要作用,而教育财政体系又是教育发展的保障,因此省级财政分权体制无疑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找出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构建了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回归模型。其中EII代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FI代表市内财政分权变量,包括省本级财政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县(区)本级财政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及县(区)教育支出占县(区)财政支出比重。EXP是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城市/农村);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数量、人均GDP等;β0代表常量;β1代表回归系数;γ为其他控制变量系数;μ代表变量数。表3是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模型回归结果。(1)考察经济水平和人口数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的影响。在以教育投入为考察变量的一体化指数与传统的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性,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府财力越充足,越能够平衡城乡义务教育发展。[1]而本研究中,人均GDP排第四位的B县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最高。这一结果表明,在特定时期政策的调控因素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义务教育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城乡教育一体化指数反映了该地区教育投入在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而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人口数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有向下拉的作用。依据模型EII=β0+β1FI+β2EXP+γX+μ公式计算,人口数每升高1%,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就下降0.0013,这一结果可能对人口较大的县(区)在平衡义务教育发展上面临巨大挑战。(2)考察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的影响。在没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的模型1中可以看出,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差异显着,这表明城乡差异大对一体化指数影响显着,而且其结果是导致教育公平指数降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模型2中,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的影响远远低于模型1中的结果,且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不再显着。(3)考察省内财政分权变量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指数的影响。模型1中,县(区)财政支出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就下降0.006,且在5%的水平下显着。而在控制了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模型2中,结论一致。在模型1中,县(区)教育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就下降0.008,模型2与模型1结论一致。而省级财政支出对城乡义务教育影响恰恰相反,模型1中省级财政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就下降0.02,随着人口数和人均GDP的加入,省级政府支付比重的估计值不再显着。我国上下级政府之间财政分权体制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经过多轮的权力下放、财税制度的调整,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市级政府有权决定本市内县(区)级财政支配,省级政府提取的财政份额越多,县(区)级政府得到的就越少。县(区)政府份额越少,则能够提供给农村义务教育的服务就越少,也就拉大了城乡的差异。而若市级政府提取份额少,分给县(区)政府份额较多,但在教育支出上份额比例跟不上,也起不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这也就是模型1、2中县(区)教育支出所占县(区)财政支出比重具有显着性差异的原因所在。3.教育改革政策因素西部民族地区作为经济相对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地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2009年较2005年平均提高了0.12。综合分析发现,近几年国家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教育经费向农村教育倾斜幅度较大,H省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每年教育投入增量中的70%都倾斜于农村,[4]这与政府实施的教育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笔者调研的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区),在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得到了H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较大。虽然当地的经济条件在西部地区较差,但由于政策的倾斜,使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有了较大提高。当然离开了地区经济做后盾,单纯依靠政府临时的政策扶持,那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协调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长期可持续的义务教育投入城乡协调分配,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才具备可持续性。

西乡中学初中部范文第2篇

一、时代背景

晏阳初出生于1890年，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他们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94年，在晏阳初4岁、梁漱溟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创痛。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没有丝毫减弱、消除的迹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救国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其最终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

（二）近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状态，教育改革运动声势浩大。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我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这就促使知识分子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西方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通过教育继承、传播和创新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晏阳初和梁漱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挽救中国。

（三）农村社会衰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日趋衰败，体现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村文化沙漠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自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其困扰。晏阳初和梁漱溟希望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通过乡村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稳定农村社会，进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成长环境不同，晏出生并在相对偏僻的内地――四川巴中县长大，而梁则成长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晏小时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而梁没有读四书五经；晏接受教会教育并出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而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依然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人家。他在四五岁时开始到塾馆上学，读的是传统的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诗、书诸经。幼年时的教育，使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并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哲学基础，把民本思想付诸乡村教育实践。

梁漱溟也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梁济四十入仕，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严格，力求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梁济的道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漱溟，使他做事很认真，从小就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执著地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晏阳初接受教会教育并留学美国，深受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晏阳初在1903年离家远赴保宁府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堂的校长姚明哲牧师对学生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使晏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晏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启迪了晏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

晏阳初曾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他还体验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乡村教育时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且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

2.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时代很多中国人不同，梁漱溟于六岁开始读书，学的是《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七岁，遵从父亲命令在中西小学堂上学，既念中文、又念英文。十四岁，他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外国地理等课程。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使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梁漱溟更注意依靠报纸杂志自学。他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了解不少西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罗素来华访问和讲演时期，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又了解了更多的西方理论，如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的合作主义等。

虽然梁漱溟的思想来源较复杂，但他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梁漱溟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直觉主义、绵延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创造生机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使之成为乡村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

丹麦教育也给予梁漱溟很大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丹麦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主张中国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生行谊问题，以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

（三）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晏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到内地会在保宁府开办的新学堂读书。在路上，他亲眼目睹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巴翻山越岭的艰苦，体会到劳力者的痛苦和坚忍。1918年，晏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二十万华工服务，为华工写信，开办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发明了开人矿、脑矿，懂得要发扬“苦力”的潜伏力，形成以“三发”原则为基础的苦力论，成为日后他从事乡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晏阳初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游历19个省，调查平民教育的现状，先后赴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他逐渐认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平教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梁漱溟从中学毕业后，很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他先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作新闻记者，与社会接触频繁，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他由此确定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使他“弃佛归儒”，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他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入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奠定他日后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哲学观形成以后，梁漱溟即开始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和实践。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因时局变化，梁南下广州，西入山西，走河北，赴宁汉，考察乡村工作，写就《乡治十讲》，主张从乡治入手改造社会。1931年在邹平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

三、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比较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尽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相同之处。

1.主张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晏阳初认为中国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教育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梁漱溟也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前”[2]。教育不仅能传播文化，还可以改造社会，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使社会不至于扰攘纷乱。

2.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

晏阳初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式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溟把新教育的问题概括为：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没有实现教育人的任务；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具体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律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情谊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农村，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开展乡村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有进步，才能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靠农民自身，又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才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在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僻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溟也主张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都市知识分子过剩、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为乡村“扩增耳目”、“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作用[3]。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之处。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的四大问题是愚、穷、弱、私，为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认为应采用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完成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是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构造崩溃。解决中国问题之路在于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西乡中学初中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乡镇初中 英语教学 学案导学

1.引言

2001年我国实施了新课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乡镇初中英语教学质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笔者所处的学校就是乡镇初中，生源素质很差，学生普遍厌学，英语教学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2006年在当地教育局的鼓励下，由泗交初中带头各乡镇初中陆续开始了“学案导学”教学试验。经过这些年的实践，目前学案导学在乡镇初中实施的情况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夏县各乡镇初中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目的是深入了解学案导学在乡镇初中英语学科中应用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学案导学在乡镇初中实施提供参考和建议。

2.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抽样法和问卷调查形式。分层抽出三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并对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有33道题，由两大板块组成：学生基本信息，英语学案的相关信息（英语学案的整体运用情况；英语学案的设计、使用及使用后的效果）。调查问卷共发放850份，回收有效问卷758份。

3.研究结果分析

3.1学案导学在乡镇初中英语学科中应用的整体情况

表一：学案导学在各乡镇初中英语学科应用的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乡镇各初中英语学科使用学案不平衡且未普及。泗交初中的英语教师几乎每次或大部分都用学案进行教学，说明学案导学在泗交初中受到很高的重视，且能全面顺利地实施。城关初中英语教师使用学案频率明显低于泗交初中，而禹王初中的情况最差。这种现象与近五年来各乡镇初中的平均教学成绩成一定的正比关系。

3.2学生对英语学案导学应用的看法

3.2.1对学案设计的看法

表二：英语学案设计情况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⑴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英语老师设计的学案合理性较好，且满意度也较高。⑵学案的设计角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应该从学生或老师和学生综合角度出发，这说明学生已经从思想上认识到“学案”不同于“教案”：“学案”体现学生的“学”，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与主体地位。

3.2.2对学案使用的看法

表三：英语学案使用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1）一半以上的学生对“学习目标”和“学习重难点”都很重视。这对于自学能力较弱，学习方法较差的初中学生来说已属不易。仍有44%的学生对于“学习目标”和“学习重难点”重视程度不高，加强引导他们对“学习目标”和“学习重难点”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2）学生借助什么手段完成“自主学习”，能不同程度体现学生的自学意识。其中60%的学生借助课本完成，他们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有时过于依赖课本。30%的学生遇到困难会求助于同伴，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无论哪一种完成方式都体现出学生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3）“合作探究”是学生对于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与小组成员进行探讨的环节。对于“合作探究”有无预先思考可以看出学生的探究意识。大部分学生有较强的探究意识，能做到对“合作探究”的预先思考。（4）学生能否有效完成“课后拓展”，是体现学生能否运用课堂知识提高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志。调查显示约70%的学生能较顺利地完成大部分题目，这说明大部分学生知识迁移升华能力发展比较顺利。

3.2.3对学案使用后效果的看法

表四：英语学案使用后效果

调查数据显示：（1） 80%的学生觉得在英语课上使用“学案”进行教学比普通教学模式更好且英语成绩有了一定的提高。说明大部分乡镇初中学生已经比较适应并接受了“学案导学”教学模式。（2）近四分之三的学生使用学案学习后英语自学能力提高了。说明英语“学案”教学模式对学生英语自学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4.对乡镇初中“学案导学”应用的反思

4.1学案导学给乡镇初中英语学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1）端正了乡镇初中学生和英语教师对英语学科的态度。（2）拉近了师生关系。（3）改变了乡镇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4）改变了乡镇初中英语教师的角色。（5）提高了乡镇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效率。

西乡中学初中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分析

作者简介：文军，广西大学生态与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广西南宁 530005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38―04

近10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以桂北区域的龙胜和阳朔的乡村旅游为代表。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非常少，也不系统，多数研究是基于广西某处乡村旅游的个案研究，从宏观层面的研究多从大区域大概念人手，缺乏具体数据支持。对于广西广大乡村旅游经营者信息的状况目前研究不多，其具体的存在状态尚不为人所知，这极大地阻碍了政府部门对广西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开发与有效管理。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在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于2006年5月至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系统调研。旨在揭示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为整个广西区域，主要涉及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营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信息采集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总结。

二、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特征分析

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信息分析表主要由性别、婚姻、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籍贯、工作经历、普通话水平、英文水平、个性与家庭收入水平共10个方面组成，依据调查样本统计生成如下表格。

(一)乡村旅游经营者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分析

广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在性别上基本没有差异，男性占52.6％，女性占47.4％，说明在广西乡村从事旅游经营的人员中，男女比例是基本一致的，这可能与目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经营项目相关，多数乡村旅游经营项目以“农家乐”为主，而且一般都是夫妻店。当然可能也与从事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中男女性别优劣势不明显的原因相关。从婚姻状态来看，未婚的占9.39％，经营者的年龄结构也有类似反映，调查显示经营者中24岁以下所占比例为8.92％，与未婚的比例大致相当，说明在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中年轻人创业的比例不高。事实上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未婚年轻人多与父母一起创业，这可能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关，经济上没有完全独立，创业资金多源于或受制于父母。从经营者的年龄结构来看，25―34岁这个年龄段的经营者与35―44岁年龄段的比例基本一致，分别为30％和32.9％，两者之和为62.9％，在整个年龄段中的比例占绝对优势。45―54岁这个年龄段比例也比较高，为17.8％。由此可看出，在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中，年龄在25―54这个年龄段的经营者比例最高，超过总数的80％，其他年龄段的总和占的比例不到20％，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广西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以已婚的壮年夫妻为主。

(二)乡村旅游经营者受教育程度与语言水平分析

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总体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占的比例达4.23％，小学文化的占25.4％，初中文化占多数，接近50％，为46.5％，高中(中专)学历的只占20.2％，大专及以上学历层次仅占3.76％。从数据来看，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学历分布呈典型的抛物线状，没有经过学历教育的文盲与经过高等学历教育的经营者仅占比率的7.99％，小学、初中与高中学历的经营者占总人数比例超过92％，尤其以初中学历为主。这说明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总体学历水平偏低，这可能会在将来影响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是广西乡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从语言水平调研结果来看，懂英文的经营者比例极低，能听懂简单英文的比例仅占5.63％，能说、读和写的比例分别只有4.23％、3.29和2.82％，完全不会的占94.4％。与之相对应的普通话水平表现良好，能说和听普通话的乡村旅游经营者都是100％，能读和写的比例也分别高达94.8％和93.4％。从调查的区域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是以方言为主，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经营者是在旅游开发后开始学习普通话，主要是为了经营方便，这说明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乡村的文化影响也是深刻的。由于在乡村旅游发达的龙胜、阳朔等区域，外国游客比较多，尤其是目前国外自助游客如背包游客的增多，对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英语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调查中发现，懂得一些英文交流的经营者在竞争中更具有优势，不懂英文的经营者也迫切希望学习英语，希望能学会用简单的英语进行日常对话，只是没有就近培训学习的机会。由此看来广西政府管理部门对此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乡村旅游经营者籍贯分析

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以本村人为主，本村人占73.7％，本乡(镇)的占17.4％，本县和本市人只占8.92％，没有本县市以外区域的经营者。这说明在广西村级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外来的资金投入很少，除可进人性外，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投资效益问题。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虽然籍贯不是本村或本乡镇，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他们大多与本村人有各种关系，如是本村的女婿或媳妇，或是其他亲属关系，真正外来投资也只有在龙胜平安一家。由于其经营是会员制的，不接待一般客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实体，在本次调查中也未能正面接触。从人口籍贯的分布区域来看，广西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户基本是本村人或本村人的

亲属，可见广西的乡村旅游所得利益还是普遍为当地村民所得，当地社区是乡村旅游开发的直接受益者。外来投资户比例很低，也说明了广西目前的乡村旅游在整体上还处于开发初期，乡村旅游开发收益不大，前景不明朗，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同时也可能是广西广大乡村社区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外来投资者难以进入或是担心进入后的保障性不高等原因，造成当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中外来人员的比例很低，这也说明广西乡村旅游集约化经营水平不高，大多是以村为单位，各自为政进行开发。

(四)乡村旅游经营者工作经历分析

从广西乡村旅游者的工作经历来看，从未外出做过生意的经营者比例为52.1％，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乡村旅游经营者做生意的经验与阅历还比较薄弱，这将会影响他们在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外出做过生意1次和2次及以上的分别占18.8％和占29.1％，合计占47.9％，说明相当一部分乡村旅游经营者有过外出做生意的经历，这是他们创造乡村旅游项目的前期基础，这也为其后期的市场竞争提供了积累和保障。有35.2％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曾做过与旅游相关的工作，另有52.6％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有外出工作或生活过1年以上的经历，有24.4％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事过领导或管理工作。从以上数据来看，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多有过一定的前期积累，或经历或阅历或管理的积累，有过前期积累的经营者(可复选)累计达160.1％，这说明平均每个乡村旅游经营者有平均高达1.6次的相关工作经历。从这一点看，广西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开办乡村旅游的阅历素质。

(五)乡村旅游经营者个性分析

广西乡村旅游的经营者的个性调研我们设置了5个类型，分别是“敢闯爱拼型”、“中间型偏敢闯型”、“中间型”、“中间型偏保守型”和“保守稳重型”，其分布比例分别为14.6％、7.98％、28.6％、31.5％和7.4％。具有敢闯爱拼精神的经营者比较少，不到总数的15％，与“保守稳重型”的比例相当，68.1％即绝大多数经营者都是“中间型”的，其中“中间型及其偏保守型”所占的比例高达60.1％，加上“保守稳重型”的经营群体，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以“中间型一保守型”群体为主，占总体比例的77.5％，这充分说明了目前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或投资者开办乡村旅游项目是慎重的，这可能与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有关。因为开办乡村旅游项目可能是投资者一生的积蓄，部分经营者还要加上借贷，另外加上总体文化水平与阅历有限，因此多数开办者的投资是十分谨慎的。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不乏具有一定冒险爱拼精神的群体，这个近15％的比例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投资与经营者中有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拼搏精神。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经营者多数阅历比较丰富，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对本村的旅游发展前景比较乐观，这个经营群体的创业除依靠自己积蓄外，多数还有不少的借贷，其投资也相对较高，经营档次多属于中上，虽然风险性比较高，但其多数对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前景乐观，加上定位比较正确，投资的回报率也比较高。中间及保守型群体多数年龄偏大与文化偏低，投资以自身积蓄和自有财产为主，投资经营多为中低档项目，投资风险相对较低，但收益也明显低于中高档的投资项目。

(六)乡村旅游经营者家庭收入分析

从乡村旅游家庭收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事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的经营者收入水平在本村来看中等以上的群体比例较高，家庭收入在当地处于中等偏上的经营户占总比例的82.7％，处于收入状况比较差的只有17.3％，其中属于下等的只有3.29％。虽然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关于收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比较保守，但即使如此，我们纯粹从数字分析也可以得出广西从事乡村旅游经营者的收入水平总体比较高，说明乡村旅游为当地居民，尤其是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带来了切实的利益。由于家庭收入调查涉及个人隐私，在中国家庭收入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项的调查数据是相当保守的。

三、结论

通过对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基本信息采集，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与其性别没有明显的关系，男性与女性在广西乡村旅游开发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

(2)在广西乡村旅游经营中，已婚的占绝大多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多为已婚家庭，这与当前广西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以夫妻店式的“农家乐”为主的状况是一致的，这也折射出广西目前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普遍比较单一，规模不大的现状。

(3)广西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年龄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偏低和偏高的比例均较少，这暗示了在开发了乡村旅游的乡村，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少了，有相当一部分壮劳力在家乡创业，这与目前广西多数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过多，平时只有“儿童村”和“老人村”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广西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过多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乡村旅游开发对促进广西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4)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者以小学、初高中学历为主，英文水平普遍低下，这说明从学历文化层次上看，广西乡村旅游可持续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隐忧，可能会造成将来发展的后劲不足。

(5)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基本上由本地居民构成，外来投资经营者比例极低，这说明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目前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和比较原始的状态，乡村旅游开发与投资以本地居民原始自发形成为主，整个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6)广西乡村旅游开办者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历与阅历，这从另一层面说明了广西开办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比较慎重和保守的，开办乡村旅游者多是在自己的能力与经历许可的范围内，其经营风险相对较低。

(7)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个性多是中间型偏保守型的，暗示广西乡村旅游的投资者经济基础较薄弱，投资者经受投资失败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对多数经营者来说，投资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是非常慎重与重大的事件。

(8)广西乡村旅游经营者收入状况总体良好，乡村旅游开发为投资经营者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说明广西的乡村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兵，罗振鹏，郝四平，对北京郊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的调查研究[J].旅游学刊，2006，(10).

西乡中学初中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清末；乡土教材；出版；文化价值

所谓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地方特点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它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以及早期用于教学的乡土志书和综合性的乡土教材等。乡土教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1905年清学部《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

一、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背景

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受清末教育改革、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以及我国原有编撰地方志的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等措施。这对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德国和日本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皆参照德日进行，教材改革也不例外。德国是实施乡土教育最早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乡土教育思潮与乡土教育实践引入中国，并对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日本乡土教育对清末乡土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年-1915年）达27类508种，这些译介的教材中也包括介绍一些日本的乡土教材。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已有地方志为基础。地方志内容通常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资源、物产、关隘，名胜、文化、教育、民族、风俗，人物等。这些内容与乡土教材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重合，因此，我们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借鉴了地方志的既有成果，这在作为教科书的乡土教材的形式和体例上也有所体现。

二、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基本情况

1.首次出版时间的争论

乡土教材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是由于研究者对乡土教材的理解不同所导致。例如有学者将乡土教科书和乡土志完全等同，认为“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①

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乡土志都是乡土教材，只有清末那些用于课堂教学的乡土志才能称为乡土教材，其他的乡土志只是一般的志书。将1898年宁波汲绠斋出版处出版的蔡和铿编辑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乡土教材是比较可取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分上下两编共90课，上编为中国及本省总述，共38课；下编为各府分叙，共52课。各府分叙粗举古迹人物，间插以图画。其凡例中说：“按钦定章程，初等小学第二学年本乡风土志，毕业后至第三学年即授本省地理。是编遵是以定课程。是编专供浙江初等小学之用，故叙述仅在本省而不及其他。然上编冠以中国及本部之概说，下编则以本省之大势与列强之环伺作结，一使儿童知全国之幅顿，为第四五年授中国地理之基础，一使儿童知本省之可爱可惧而引起其奋发自强之心。”②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人于1897年编撰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之始端，从时间节点上看，乡土教材的出版比一般意义上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出现时间稍晚，主要科目的课本出现之后，乡土教材的课本也就效仿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教材规模较小，只是零星的出现，大规模的编撰是1905年之后的事情。

2.出版的依据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一是《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29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小学乡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它规定历史科目“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③地理课程“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④格致科目“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从国家课程层面确立了乡土教学内容的法定地位，这是随后《乡土志例目》制定的前提。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二是部颁《乡土志例目》。《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颁布之后，1905年（光绪31年）6月，清末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由光绪皇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部颁《乡土志例目》是清末乡土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乡土教材编写制度化的表现，《乡土志例目》分门别类为十五门，包括：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部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内容的要求。

3.出版的数量

《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社会各界为响应清廷编撰乡土教材的号召，开始兴起乡土教材编撰的热潮。据考证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的七年内，全国共修乡土志418种，约占我国现存古旧方志总数的5%。另有统计认为：“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⑥还有学者依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末到民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纂修的以“乡土”命名的乡土志书有493种，依《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最新统计则为548种。虽然统计数目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能看出当时乡土教材出版数量的轮廓。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统计仅仅是当时乡土志的数目，还有大量命名为“乡土教科书”的成果未统计在内，笔者目前发现的1905-1909年出版的以“乡土教科书”命名的就有21种之多。如1906年刘师培编撰的《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陈去病编撰的湖北、江西、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8年辜天佑编辑的《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年沈宗祉编辑的《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等。

4.编撰群体

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文人绅士和留学生等多方面、多层次人员参与。

就地方官员而言，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得到了基层官员的支持，各县“县事”及其僚属成为乡土教材编撰的主体。另外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由厅县的地方长官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例如《福建述平潭乡土志略》中就描述了这一编撰过程“先据县志，后据公犊，续据采访；采访一事，十二甲均已出示。如有送呈学堂堂长处者，堂长查阅无讹，即送厅署核定编辑，转呈提学使司鉴定，发入学堂，照给学生诵读，以符定章。”⑦

社会团体编撰方面，“国学保存会”与“南社”成员是当时清末乡土教材编撰的主力军之一。邓实等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随后他们开始编纂和组织出版乡土教材。经过国学保存会的努力，江苏、江宁、安徽、江西、广东、直隶、湖北诸省的乡土历史、地理等相继于1906-1907年编成。如刘师培编纂了江宁、江苏、安徽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及“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陈去病编纂了直隶、湖北、江西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和“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黄晦闻则编纂了广东省的“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和“乡土格致教科书”共三种。这些乡土教材都由国学保存会下属的“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出版发行。“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的近代著名爱国文艺团体，“南社”成员通过整理晚明文献，来宣传其振兴华夏和“排满”思想。其中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范烟桥等人都参与编纂了乡土教科书。

文人绅士和当时的留学生思想较为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进行改革尝试。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思想活跃，较早参与到乡土教育理念的引进和实践探索中。如1904年侯鸿鉴编撰《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侯鸿鉴有留日求学经历。

三、清末乡土教材的文化价值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有力地保存了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教材中记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形态，对原有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都详细收录；另一方面，清末乡土教材中对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亦有详尽描述。除此之外，清末乡土精神文化中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通过乡土教材完好地保存起来，成为研究当时乡土文化的重要史实资料。

其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加速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以往的地方志是少数人用以研究的典籍，大多束之高阁，一般民众对其知之甚少。而清末乡土教材其诞生之初的定位就是小学教科书，用以引导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由乡及国，爱乡到爱国。正是因为乡土教材正式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成为千千万万儿童必学的内容之一，其影响远比之前的地方志要广泛而深远得多。

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创造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清末乡土教材与当时的其他类型教材多有不同，乡土教材大多是地方官员或文人绅士自行编撰，不是全国通用的材，它反映了编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特有风貌。这些特有的地域气息、独特的编撰形式、体例，使得清末的乡土教材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另外，清末乡土教材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它不会再有增加，即使再影印出版，原书所具有的各种时代特征，如装订形式、纸张、墨色等也难以达到原书的模样。因此，清末乡土教材已经超出乡土教材作为教材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收藏品了。

最后，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清末乡土教材较早地提供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模式，留下了许多翔实的乡土史料。当时编撰的部分乡土教材成为典范流传下来，使得清末乡土教材成为当今乡土教材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撰内容和编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李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张尚晏，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BAA12001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C0594）；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项目湘学研究专项“百年湖南乡土教材中湖湘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陈碧如. 乡土志探源[J]. 中国地方志，2006（4）：48-54.

黄权才. 漫话藏书珍品——清代课本[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5）： 34-35.

璩鑫圭， 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295，296.

巴兆祥. 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 安徽史学， 2006（6）： 52-58.

宋廷模. 平潭乡土志略[M].“凡例八条”，“序”，光绪31年修.

参考文献：

毕苑.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246.

左大康.现代地理学辞典[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739.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96.

石鸥， 吴小鸥. 浸润在湖湘文化中的第一乡土教科书[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4）：125-129.

李素梅.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52.

王兴亮.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 中国地方志， 2004（2）： 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