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教育学习体会范文第1篇

 

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国内其他地区同样获得较大发展，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保障义务教育，因此相对来说西部小学教育经费较为充足，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与学习能得到基本保障，如走读生一天可以领两份“营养餐”，包括面包、饼干和水果。但与东部地区的小学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分配、教育机会不均

 

目前我国教育物质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均衡，尤其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已成为影响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重要障碍。[1]据相关数据表明，上海市中学理科教学仪器配备达标率已达91.0%，但西藏、青海等地达标率不到10%[2]。

 

西部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公平问题，即在不断普及和扩大教育的过程，保证我国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和人群能有大致相同的教育机会。由于义务教育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的适龄儿童均能接受适当的教育，但民族地区的居民由于受民族传统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影响，“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从而导致男女生比例出现失衡。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H校中，六年级的男女比例为3：1。

 

(二)师资力量不足

 

青海小学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水平参差不齐，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长期以来，国家对于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师范学校学习的民族学生给予政策照顾，旨在通过降低这类学生的入学分数来保证师范学校的生源，但这种做法却直接导致西部地区的教师质量不高，男女师资比例失衡。就笔者的实地调查得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三所小学教师数量为95人，其中男女教师比例为2：8，年龄在40岁以上的教师占近40%，30岁以下的教师占15%，教师行业亟待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外地优秀人才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等原因不愿来西部工作，青海本地高校培养的师范生则千方百计选择经济好的地方就业，人才流失严重，教育资源积累难以提高，青海省20年累计流失人数超过3万人，调走或者自动离开青海的科技人员估计5万人以上[3]，导致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教师结构的合理性难以维持。

 

(三)棍棒式教学、逃学事件冷处理

 

教师普遍认同教学过程应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A很肯定地向我这样说道：“我以前在江苏进修过，听过很多当地教师的公开课，确实如你们所说的，他们上课很有激情，注重学生的主体性，确实比我们强得多”，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情况并非如此乐观。教师B认为西部教学质量低的原因在于高海拔的相对缺氧的生活环境导致西部地区学生的智力不如东部地区，学生普遍注意力分散。为了提高小学教育的教育质量，他们常采用棍棒式教育，“我们也不想通过棍棒式教育，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书本知识我们也了解，但在实际教学中想提高学生成绩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体罚”。

 

此外教师对待学生逃学事件的处理方式与东部不同。腼腆的五年级学生A逃学，没上学也没回家，家长和教师均没有外出寻找A，教师C解释道“这种事很常见，他们饿了会自己回家”，三天以后A确实独自回家了。而在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家长面对此类情况会选择报警而非置之不理。

 

(四)特殊儿童混班教学

 

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东西部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在青海地区，普通小学将特殊儿童纳入教育范围中，但在如何教育特殊儿童的问题上尚无定论。就一案例进行说明：

 

三年级小朋友B，性格内向，看到老师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由于所带班级较多，我并不能认清所有学生，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B。直到班主任D告诉我这名学生家族遗传性智力存在缺陷，动作迟缓，我才注意到他。

 

有次我的课结束，但因为要做眼保健操，必须要有教师守在班级中，我就暂时留在班级中了，实际上学生只是各自玩各自的。我无意间发现B似乎在拨弄自己的衣服，便走过去看看。原来因为天气较热，他想把自己的毛衣脱掉，但总是拉不开校服外套的拉链，于是我帮了他。我在帮他弄时很多其他学生围了过来，我便告诉他们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看到别人陷入困境时应帮助他人。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效果却出奇的好。令我惊讶的是，自此之后，B常常在我上课之前的两分钟前递给我一些自己的零食，有时是一小撮蚕豆，有时是葡萄干或者板栗。这让我很感动，不是为这些零食，而是孩子愿意与教师主动交流，这是他交流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

 

在这个班级中，特殊儿童进行一对一教育，学生对于诸如宋文明的同学并无特殊待遇。尽管在教育过程特殊儿童常跟不上学习进度，但教师常会利用课余时间对其进行单独辅导。

 

此外，由于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对于小学的重视度较低，更多关注的是初中。学生初中一毕业，考不上当地的高中，就出去打工或者去寺庙念佛经。青海省贵德县唯一的普通高中每年大约接收450名高一新生，而整个县城约有1000名初三学生，中考之后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去出去打工或上职业高中，职高上完之后就回家放羊或从事某种技工类工作。由于政策倾斜，当地绝大部分高中生都能进入高等教育阶段。

 

二、 青海小学教育发展现状的原因分析

 

试图改善青海地区小学教育的现状首先应追本溯源，寻求其教育发展较为落后的原因。在影响青海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诸多原因之中，最关键的是无法确保财政资金分配的效率性以及社会观念存在偏差。

 

(一) 财政拨款的效率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主要采取的是“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义务教育支出资金80%由县级政府负担。对以青海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来说，相对固定的资金来源能为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但在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县级政府的教育拨款无法确保其经费的配置效率。青海地区学校的特点在于建筑、设施配备与东部地区差距不大，但在影响教学质量的其他因素上，如教师个人能力、师资培训方面投资等方面的比重较小。正是财政拨款的效率性存在不足，导致青海地区小学教育质量呈现不均衡的特点。

 

(二)社会观念的偏差

 

生态学理论主张个体的生存环境是由若干相互镶嵌在一起的系统组成，其中微系统是个体在环境中直接体验着的环境。教师作为教育系统的一员，受到教育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家长和社会大众对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会直接影响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高低。青海地区的大部分家长对教师职业持有以下观点，“你知道学生的家长如何对自己的孩子怎么说教师这个职业吗?他们往往说”你们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当个老师!””言外之意是在家长的认知系统里，教师这个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差或者最不屑去从事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对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存在偏见。教师的职业声望在西部地区处于偏低水平，这与当地的风俗人情相关，教育自身不被重视，使得教师职业声望较低。

 

三、促进小学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鉴于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全国统一的小学教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青海等西部地区的实际，不能满足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

 

(一)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由于政策的适度倾斜，大部分学校的物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基础教学设施配备齐全，但在经费使用多是用于改善学校的建筑环境，相对忽略人文环境的建设。学校管理层对政府拨款的使用应具有谋划性，在积极改善物质环境的同时，应加强精神环境的建设。教师的外出培训经费、各年级部相关学习活动的经费应有所增加，减少形式化的经费投入。此外，为促进各民族学生和教师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建议学校多举办民族文化竞赛，既能丰富课余生活，又能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维护民族统一。

 

(二)转变教育观念

 

转变教育观念的主体包括父母、教师以及社会人员。家长作为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应承担儿童教育的义务，重视教育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性。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应注重教师的作用，主动与教师共同交流。由于西部地区多数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多是将孩子送往寄宿制小学，家长认为“既然孩子在学校学习，那么教师就要为孩子百分之百负责”，家长应意识到孩子的教育是多方合力的过程，绝非单靠教师个人能够成功，因此家长应转变“教师负责制”观念;教师作为儿童学习生涯中的重要他人，应转变“棍棒教育”观念，树立全纳教育观。棍棒教育是迫于无奈的办法，但教师应相信每个儿童是善良纯正的个体，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对后进生和智力障碍的学生进行课业辅导，多与学生交流，教学是教学相长的过程，而非此长彼消的过程;此外社会人员作为影响教育质量的间接因素，应树立“人人参与教育”的观念，而不只是以教育系统以外的旁观者自居，肯定教育的价值，认同教师的作用，进而提高教师职业声望，间接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知识与技能、思想观念等都会影响教育事业的前进与发展。

 

1.培养“留得住”的师范生

 

高等教育的师范生是提升西部教育质量的后备军，改变西部教育滞后的现状必须将发展师范生教育视为先导性工作。西部高校培养的师范生并不少，解决西部人才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留得住本地人才。师范生首先应掌握相关教育教学知识，以确保具备一定的教学能力;其次，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师应鼓励师范生留在西部工作，尽管西部条件不如东部优越，但大学教师应注意搜集西部教育的现状资料，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第三，鼓励师范生深入西部贫困地区体验教学，使师范生切身体会到西部师资力量的不足，了解西部教育的现状。

 

2.改善教师生活待遇

 

政府部门和学校应注重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保障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政府可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提高薪酬待遇、实行轮换制教学，延迟退休年限等，使教师能安心工作，维持师资队伍的稳定性[4]。学校应大力支持与鼓励教师培训进修学院和成人教育学院，通过外出学习提高在岗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学识能力，此外教育机构的相关领导应关注东部学校的相关信息，与东部小学教师和领导就学校建设和教育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注重借鉴东部的优秀教学经验，同时，应实时更新教学硬件，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物质性保障。

 

3.积极引进东部地区人才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启蒙

王韬(1828—1897年)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困局，他针砭时弊，推崇西学，倡导改革，其改革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教育领域。王韬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还在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期间开展一系列教育改革，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探讨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不仅对学校教育史研究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深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也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目的:富国强兵

近代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残酷现实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倡导变法革新，探索中国富强之策，王韬便是这批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王韬从小胸怀经世报国的远大抱负，多次参加科举谋求功名，但均名落孙山。尽管如此，王韬仍怀着强烈的经世热情，积极向清政府官员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受到重视和采纳。在遭到清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期间，王韬饱受饥寒之苦，但依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岂肉食者所能远谋，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窃虑者也。”［1］难能可贵的是，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在英国公开场合上舌战英国商人，痛斥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严重危害，体现了一名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王韬敏锐地认识到人才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夫贤才者，国家之元气也。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2］“天下之患，不患在贼而患在无人才。朝廷之上一切设施，不患在持法而患在行法之无人。”［3］王韬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4］。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王韬从国家富强角度论述人才问题，其学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也在国家富强。王韬的教育实践反映了其教育目的。王韬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后，着眼中国富国强兵，突破原先局限“格致”的办学范畴，引导学生不仅要学习西方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而且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讨论时事政治，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等。王韬主持的考课活动，将时务特别是中国富强治术作为考课命题的重要方向，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探讨中国富强之道。王韬晚年看到上海格致书院蓬勃发展、人才辈出的盛况时，十分欣慰地说:“余老矣，行将拭目而观中土人才蒸蒸日上，通知时事，为国家立富强之基也，岂不幸哉!岂不快哉!”［5］再次验证了王韬把富国强兵作为教育的目的。王韬还认为，“君与民近而世治”，学校教育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上下相通”的联络功能。“古者里有塾，党有庠，乡有校，读法悬书，月必一举。苟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以是亲民之官，其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6］王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为国家富强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7］。可见，王韬强调学校教育联络上下的功能，其目的依然是国家富强。

二、教育目标:新式人才

传统教育依附于政治，其目标是为封建政权培养人才。受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人才观带有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认为人才是指具有良好品德和掌握儒家经典原理的人。王韬审视了古代以来的人才状况，发现官方所倡导的人才往往“有名无实”，举人、进士、翰林等，属于封建社会的主流“人才”，但严重脱离实际，对国外政治、民情、地理等情况都不了解，甚至对国内事务治理也茫然无策，“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8］。为此，王韬提出人才有“真才”和“伪才”之分，“世有真才，亦有伪才。伪才之与真才，犹碔砆之于宝玉，鱼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试之而后见，而不能空说也”［9］。王韬从“尚实”的角度，把实用作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10］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样化、多规格的专门人才。传统人才观追求“全才”，视技能技术为“奇技淫巧”。王韬突破了“君子不器”的桎梏，认为人才可分为多种，“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1］。以上各类人才虽然不是传统所倡导的“全才”或“君子”，但他们术业有专攻，拥有一技之长，都是富国强兵所需要的实用人才。王韬认为，传统学校教育为封建政权培植大量无真才实学的官吏，无益于国家富强事业，必须改革传统学校教育，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真才”。王韬欲求“真才”的教育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明出任山长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近以沪上中西董事公举，承乏格致书院，忝居掌院。拟广招生童，前来肄业，延请中西教读，……务期有益于时，有用于世，为国家预储人才，以备将来驱策。”［12］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期间，围绕为国家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目标，把书院办学与国家富强、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对招生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了全面革新，颠覆了传统学校教育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之先河，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实用人才。

三、教育对象:面向大众

传统官学教育对象范围十分狭窄，呈现等级化、特权化、小众化的特征。王韬主张扩大教育对象，实现教育普及化、多元化、大众化。一是普遍设立新式学校。王韬十分赞赏法国学校教育制度，在《重订法国志略》一书中介绍，法国教育分为太学、国学和小学三级，其重点在小学和国学，小学数量众多，遍布各个市镇。王韬主张借鉴法国教育制度，由政府在国内每省、每郡、每州、每邑，设立文武学塾，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王韬还希望社会有识之士在中国各地广设新式学校。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容闳在广东香山县南屏创办义学，王韬获悉后专门撰写《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一文，高度评价容闳的办学行为，指出办义学不但可以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且可以造福桑梓，“诚能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13］。二是倡导女子教育。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考察了英国女子教育状况，认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是西方国家教育成功的重要体现。针对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漠视女子教育的弊端，王韬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设立女子学校，让广大女子与男子同享教育权利。“西国重女教，立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

王韬还发出“夫女不读书，教之何益?”的慨叹，呼吁更多国人关注女子教育。三是扩大教育对象。上海格致书院实行开门办学，“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15］。这种愿者来学的招生方式，使上海格致书院发展成为一所面向全国的学校。根据王尔敏先生统计，格致书院1886—1893年课艺获奖学生共86人，从考课学生的籍贯看，其中江苏籍37人，浙江籍11人，广东籍6人，安徽籍5人，湖南籍3人，福建籍2人，天津、山东、河南各1人，籍贯不详者19人;从获奖考课学生身份看，在86名优胜者中，举人5人，贡生54人，监生3人，以上科甲出身人员共62人，占全部获奖总人数的72%。［16］格致书院教育对象十分广泛，不仅遍布中国9个省份以上，而且涵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知识分子。四是开展幼儿教育。王韬认为，幼儿可塑性强，培养新式人才需从娃娃抓起，“夫人之造端，贵乎始基。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先入者为之主也，幼学而壮行，家修而廷献，其所系於自少教习者，岂可缓也哉”［17］。上海格致书院打破年龄的限制，开设格致预科班，专门招收10至14岁男童入院学习，教授英语、数学、地理等课程，为这些儿童将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基础。此外，王韬继续保留上海格致书院社会教育的功能，将院内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允许书院外人士参观博物院和书房;举办各类科学讲座，允许书院外人士前来听讲，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当地闻名的科教基地。

四、教育内容:引进西学

传统学校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知识和思想道德领域，较少涉及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学科，务虚而薄实。王韬经过中西学对比后认为，既然传统教育内容通经而不能致用，就应该引进先进的西学。他指出:“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者，绩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18］综观王韬的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其倡导的教学内容与西学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国语言

文字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日益密切，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相互交流，洋务运动也急需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人才。王韬认为，掌握西方语言文字是认识西学、学习西学的前提，主张在口岸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19］王韬还建议，这些学生学成后，可以让他们翻译西方国家有关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等科技书籍，从而让国人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技。上海格致书院也把教授西方语言作为重要的办学内容。

(二)格致之学

随着口岸开放和国内风气渐开，学习西方先进器物逐渐成为当时近代中国的社会潮流。王韬主张把格致之学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如，王韬建议在各口岸设立艺术院，讲授光学、化学、电学、重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枪炮、船舰等机器制造技术，培养富国强兵需要的实用人才，以摆脱西方人士的牵制，“将见不数十年间，各处厂局，皆我中国之人主理其事，不必假手于西人”［20］。以“格致”命名的上海格致书院更是肩负起传播格致之学、培养格致之才的重任，王韬在制订教学内容时，规定讲授西国语言和自然科学。

(三)西方哲学

王韬认为，要改变长期禁锢国人的传统经学思想，需从学习西方哲学入手。王韬在上海格致书院已有的课程基础上，增加西学哲学科目，教师在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时，有机渗透西方哲学方法论，引导学生树立实证的思维，反对凭空想象和捏造。上海格致书院还把西方哲学作为考课内容之一，如1889年李鸿章所出的考课题目有关西方哲学内容，“问《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21］题目中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塞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

(四)西方政治制度

王韬认识到，洋务派仅在器物层面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改革。“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22］上海格致书院原先只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担任山长后，主张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的同时，研习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上海格致书院曾多次以西方议院、法律等为考课题目。如1893年，郑观应以“中国是否适宜设立议院”为题，要求考生考察、评价西方议会制度，结合国情分析在中国设立议会的利弊。

五、教育方式:注重实效

在传统学校里，讲授者机械化地照本宣科，单方面向学生灌输科举考试知识，教学方法死板，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效果不佳。王韬深受西方近代学校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影响，探索创新上海格致书院的教学形式、方式、方法，取得广泛影响。

(一)开设公共讲座

上海格致书院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展示西方格致器具、出售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来传播西学，并未开展具体的教学活动。从1877年起，上海格致书院举行科学知识讲座，民众可自由前往听讲。王韬担任山长后，继续采用公开讲演的形式。1895年，上海格致书院曾于每周六晚举行讲座，讲座内容涉及矿物开采、解剖学、工程等，吸引了众多听众。此后，举办讲座成为上海格致书院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据郝秉键先生研究，在上海格致书院通过讲座教习的教师多达数十个，其中傅兰雅、华衡芳、傅绍兰(傅兰雅之子)、陆仁堂等主持数学讲座，徐寿、栾学谦、秀耀春(美国传教士)、来门义尔(美国人)等主持化学讲座。［23］值得肯定的是，上海格致书院尽管办学经费紧张，但开设的公共讲座都免费向民众开放。

(二)实行班级授课制

1879年，上海格致书院曾招生公告，设西国语言文字、格致实学两个专业。但由于办学经费、师资、生源不足等原因，未能正式开班授课。后在王韬的积极努力下，上海格致书院开设学塾、预科班等，实行分班讲授，书院课程纲目中专门提到分班授课这种形式，“招集生徒，分班细教，学者常居院内，月教格致各门”［24］。这种分班授课组织规范、知识传授系统，学生接受较高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1890年，上海格致书院聘请英国学者白尔敦来院讲学，招收生徒，分班教学。白尔敦拟开设五个专题，分别是“论化电器之情形”“论勒氏发电筒”“论通电简便之法”“论电气吸铁器之各用甚繁”和“论电气能镀金”。格致书院还专门制订收费办法，“凡来学者，每月拟纳修金十元，房饭在内，如外居而朝来暮去者，月收六元”［25］。后来，随着到上海格致书院求学的学生增多，书院也开办一些专科班和学习班，形成较大的办学规模，班级授课制初见成效。

(三)运用实验等教学方法

传统学校一般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既有通俗化和直接性的优点，又存在“填鸭式”“满堂灌”的弊端。上海格致书院除采取讲授式教学法外，还倡导综合运用实验、讨论、问答等多种方法，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指出:“本书院所设此举，意在倡引鼓励，并非坐馆塾师逐字课读者比。所有功课，全赖学者自行工苦，殷勤习学，本书院不过略助讲解，以便明通而已。”“学课中遇有须演试者，拟用院内已有之器具，订期在院依法试验，或用影戏灯等法，显明其理。以上各事，一概不取分文。”［26］自然科学知识讲授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典知识的灌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方法。书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取实验法，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演示。书院课程纲目指出:“一为公讲格致大纲，并用器且演试，以便众人观听而增识见”［27］。实验法在当时十分新奇、先进，教师与学生都能饶有兴趣地进行教与学，课堂教学更加直观、生动，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起到传统单一口授教学所不能达到的教学效果。徐寿指出:“讲习格致之学，非徒言传，必须目见，尤必身亲尝试，口讲指画，而后能析其疑义，尽其妙用。”

上海格致书院十分重视实验器具的配备，不仅积极从国外募捐格致器具，而且投入许多经费购买科学仪器。据上海格致书院的财务报告统计，1878至1882年，格致书院购置科学仪器共花费白银1705.896两，超过同期书院用于支付人员工资等开支费用1153.977两，这对办学经费一向紧张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9］可见，格致书院十分重视运用实验教学法培养新式人才。六、结语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是在对传统教育批判、传承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的先进理念和方法，逐步实现学校教育目的、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的近代化。坎坷的科举历程、独特的人生经历、长期的海外漫游、赤诚的爱国之心，使王韬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加速了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程。在教育目的方面，王韬紧扣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强化了学校教育服务现实社会的使命;在教育目标方面，王韬主张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真才”，适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元需求;在教育对象方面，王韬推崇学校教育普及化，推动了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在教育内容方面，王韬积极引进西方国家语言文字、西方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哲学等内容，促进了中西文化融合发展;在教育方法上，王韬推行班级授课等教学方式，采用实验法等新式教学方法，促进了中国学校教育科学发展。

总之，王韬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的思想家、教育家，为推动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宝贵借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韬学校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和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为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前，学习借鉴王韬改革思想和创新精神，对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11］［12］［17］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214－215、237、219.

［2］［3］［4］［6］［7］［8］［9］［10］［13］［19］［2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44、299、56、66、66、87、45、100、334、79－80、56.

［5］上海图书馆.格致书院课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159－160.

［14］［18］［20］王韬.弢园文新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8、328、344.

［15］［21］［24］［25］［26］［27］［28］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6、202、183、183、188、183、178.

［16］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73.

［23］郝秉键.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J］．清史研究，2003(3):92.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范文第3篇

【摘 要】“学生是地理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应以学生地理素养的发展为前提，但审视当下的地理课堂发现，教师的一些行为对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干扰：过多的提醒，干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细的预设，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关键词 地理课堂；教师行为；干扰；策略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地理课程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关注自然与社会，使学生逐步形成人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培养具有地理素养的公民打下基础。因而教师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应以学生地理素养的发展为前提，但审视当下地理课堂不难发现，教师的一些行为对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一、过多的提醒，干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论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时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二、过细的预设，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它需要教师课前做出周密的策划，这就是对教学的预设。一教师在教学《地形和地势》地形地势的影响前对我国地形地势的知识回顾，师生进行了如下一番对话：

师：请学生读分层设色中国地形图，明确不同颜色所代表的不同海拔高度。

生：颜色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师：颜色深表示海拔高度怎样？颜色浅表示海拔高度怎样？

生：颜色深表示海拔高，颜色浅表示海拔低。

师：从整体上看我国什么地方地势高，什么地方地势较低呢？

生：西部地势较高，东部地势较低。

师：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是否有可能呈阶梯状分布呢？

生：有的可能分为两级或者三级阶梯，都有自己的理由。

师：请再仔细看“我国分层设色地形图”，到底是分成三级阶梯，还是两级？（教师用手在课件上的图来回比划）

生：（根据老师的比划）三级阶梯。

师：这种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的地势，对我国的气候、河流、水能、交通有什么影响呢？

师：注意湿润气流的流向对降水的影响；河流在阶梯交界处流速等等。

地势对气候的影响：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向海洋倾斜，有利于海上的湿润气流向我国内陆推进，为我国广大地区带来了较为丰沛的降水。

地势对河流的影响：西高东低的地势，必然造成我国的大江大河自西向东奔流入海。古诗云“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江东去”。

地势对交通的影响：一方面，向东流淌的大河沟通了我国东西的交通，方便了沿海和内陆的联系；另一方面，阶梯交界处的高大山脉成为我国东西交通上的巨大障碍。

1.案例分析

从这个教学片段中可以看出，教师的预设过细，又没有适时地处理好预设和生成的关系。他和学生的对话只是一步一步地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忽视了对话过程中学生的动态生成，只要学生说的不是老师预设的答案，老师就会绞尽脑汁把学生引上所谓的“正轨”。一切按预设顺利进行的课，虽然看起来好像环环相扣，不枝不蔓，滴水不漏，虽然教师展示好像十分精彩，但一定是缺乏生机的课，因为他无视或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忽略了对学生的尊重。

2.应对策略

当有价值的生成出现时，教师如能顺着学生的思维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同时教师能善于营造和谐、愉悦的氛围，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问题随时提出，有感受随时发表，教师因势利导，抓住疑点、重点、闪光点，通过师与生、生与生的交流互动，碰撞出思维、情感、认识的火花，从学生的质疑问难和独特体验中发现学生在知识、情感和心理上不断生成的需要，并对自己预设的教学作出富有创意的调整，那么，我们一定能收获无法预约的精彩。

三、过深的挖掘，误导了学生对教材重难点的把握

教学难点犹如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绊脚石,往往成为教学活动的严重障碍，但地理教学难点的突破方法应当因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学生认知能力、学校所在环境和学校的办学条件等而各有选择。于是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难点，要想突破这些教学难度，光靠教师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开动脑筋，寻找突破教学难度的最佳方法。

教学的重难点来源于教材，抓住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是突破重难点的前提。地理课堂教学应该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发展学生技能和地理素质上，培养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名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B.A.苏霍姆林斯基著.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晚清 同光新政 教育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是晚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进行的“自救”运动,正处于同治、光绪二朝,又名“同光新政”。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尘封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运动的冲击,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当政者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地。如何维系统治,如何救亡图存,成了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以奕为首的一些“天朝”大吏,在同欧美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体会到西方机器文明的厉害和工业技术的先进。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主张在力保“和局”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以“剿发捻”、“勤远略”、“图自强”,从而出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自强”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创建新式军工企业,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国。洋务运动,前后三十多年,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推动了晚清教育的近代化,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整体上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一、同光新政

同光新政即洋务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初。十九世纪中叶,晚清王朝历经两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彼伏此起的农民运动的冲击,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做惯“天朝上国”美梦的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如何审时度势,消弭危机,维系统治,是当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

在长期的内外战争中,清廷内部一些实权派人物切身感受了西方的近代文明,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治国理政方略已经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与西方诸国合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1],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打着“自强”、“求富”、“育才”的旗号,倡导并推行了以学习西方科技、引进机器生产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物,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2]。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称为洋务派,“在朝廷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3]。他们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创办近代企业,筹划海防,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力求中兴。1894年4月,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廷被迫于次年4月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洋务运动至此结束。

作为标志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同光新政,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鸦片战争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实践,更是中小学历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洋务派进行的近代化探索,开始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际,一起步就在一条崎岖而狭窄的道路上前行,引起了史学界和广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普遍关注。

二、教育近代化

近代化是指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教育近代化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指“与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一个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它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中国的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4]。为了适应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和满足洋务派政治军事理想的需要,清政府急需大批懂西学会西艺的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19世纪60年代,渗透着洋务理念的文化教育事业应运而生。

1861年,冯桂芬著成《校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伦理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社会变革理论,为洋务派借用,成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之先声。同年,因办理洋务的需要,奕奏请设立外国语学校,吸纳西洋学术,“以养成翻译与军事人才”[5]。次年,同治帝批准于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同文馆完全按照正规学校办理,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馆,开始时仅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又招收满汉学员且不受年龄限制,学习期限一般为三至八年。1867年,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科,并置有印刷所,翻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书籍。在清末新政时,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新式学校的开始”[6],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

1863年,因李鸿章力奏,清政府于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十四岁以下文童住馆学习,延请英国人为教习,学制三年。课程有外国语言文字、近代自然科学和儒学。1869年,该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仍分英文馆、德文馆和算学馆,1894年又增设天文馆。学生毕业后多赴衙门、海关从事翻译等洋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广方言馆与旧式书院不同,它中西结合,文理兼修,培养了一大批懂外语和近代科技知识的新型人才,为教育近代化树立了样板。1875年,因洋务派倡议,清廷于各省设立洋学堂,推广西式教育,并于传统的科举考试中首创“洋务进取”一项,客观上开始动摇科考地位。至1896年,洋务派先后创办新式学堂多所,“至是新学校开始遍设于各地了”[7]。

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建立近代军事学校,是洋务派发展近代教育的又一举措。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朝廷,请于福建马江“设局急造轮船”,获得批准,旋即开工建成了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同年7月,左宗棠奉调陕甘,沈葆桢继任。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只有通过办学堂,育人才,才能自保自强。为此,该局附设了“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该堂当年冬天即开始招生,学生入学后按专业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堂学习船舶制造,课程有算学、平面几何、球面几何、绘图等,教学用法文。后期学习舰船驾驶,课程有航行理论、平面三角、天文地理等,教学用英文。学生在学堂学习五年后即转入为期五年的实习阶段。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它率先引进西方军事教育的体制与内容,大胆聘用西洋教习,构建起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此后,很多地方仿效该学堂,建立了北洋、南洋等军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自己制造轮船和驾驶轮船的军事技术人才。

洋务派在国内兴学育才的同时,还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书朝廷,吁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欧美各国学习,同治帝欣然恩准,朝廷为此还特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任命容闳为留美学生副监督。1872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肩负富国强兵的历史使命,从上海登程赴美。新政期间,清廷先后派往美国的幼童共四批,总计一百二十人,其中不乏如唐绍仪、詹天佑、严复等历史名人。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新思想,成为当时我国近代化启蒙运动的生力军,开启了中美政府间教育交流的大门。

三、功不可没,影响深远

同光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其“自强”“求富”、革新教育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有诱导之功,新政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工和教育事业,在整体上推动了我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进程。

教育变革是同光新政中颇有成效的一面。新式学堂的创办,新型学校的建立,留美学生的派遣,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西学与中学的结合,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的增设,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始改变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与内容,是对封建传统教育制度的首次否定,引起了晚清新式学堂教育与学科体制的出现,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标志着学术世代交替时代的来临”[8]。这一切,对晚清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兴学育才,将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国人开始耳闻目睹、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长,日益消除对“西学”的种种误解,开阔了眼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改变盲目自大的心态,认识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与伟大,不断把师夷之长、取夷所恃与变法自强结合起来,革故鼎新。自此,“礼仪至上”的传统伦理观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人们的价值观由传统逐步向现代转变。此后不久,即出现了“教育救国”热潮。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M]:35.

[2][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8.

[4]田正平.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

[5]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96.

[6]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49.

海西教育学习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步芳家族；民国时期；青海；回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40-02

一、青海回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影响，在中国掀起了“教育救国”的呼声，许多新式教育在中国建立了起来。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回族在近代与国内其他民族一起走上了逐步觉醒的道路。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日本东京出版《醒回篇》，认为，“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指出国内各民族同时受列强的侵略压迫，号召回民团结起来，举办新式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从此，回族之学会团体，报纸杂志和教育机构相继兴起，新的文化教育运动蓬勃开展起来。1912年，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该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指出“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这是许多回族志士的共识。青海回族教育在这一全国氛围中迅速发展起来。“就全国来说，回族占不得势的地位，而就青海一省而言，回族是最高的统治民族。”马家集团对于回族代表官府，对于官府他们代表回族这一双重身份在民国时期已被各个方面接受和认可。作为地方民族政权，发展本民族教育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所以青海回民教育在马步芳家族的支持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果回族仍然固守于经堂教育，将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青海回族的近代教育全面发展起来。

二、青海回族教育的建设

（一）青海回教促进会的创立

青海省回教促进会是回族的新组织，是马麟割据青海地区，企图利用伊斯兰教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发展起来的。1921由田生芳发起，初步定名为宁海回教促进会。1923年，推选马麟为正会长，马俊、马万福为副会长。1928年，甘肃省回教促进会委派肖谦益到西宁，改组内部。1929年，青海建省，省府遂委安树德为会长，更名为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0年10月，马步芳为会长。青海回教促进会自建立后，就在各县成立分会，开始征召会员，首先在西宁、湟源、大通、化隆、循化等设立清真小学7所。1936年，青海回教促进会设立分会达15个。

回教促进会的建立，一是为各分会附设的小学培养师资力量，“后因师资缺乏，创设师范讲习所”，毕业的学生均分派充任各分会附校的教员，二是利用回教促进会的号召力，得到回族人士的全力支持，回教促进会在“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的提倡下，得到了广大回民的认可，使回民的教育能够顺利进行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回教促进会的总会和分会所建立的学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青海当权者和宗教人士的大力支持，其发展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回教促进会成为推进全省回教教育之枢纽。回教促进会创办的学校共有100余所，中学1所。马步芳是回教促进会的会长，一切经费建筑事业，完全由马步芳负责。促进会所办之中小学，一律以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尤以回教中学，其办理之完善，恐在西北当归入第一等学校中。许多回民初级教育、高度教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回教促进会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二）创办高级中学和职业教育

青海共有3所中学，分别为昆仑中学、临夏魁峰中学、凉州青云中学。其中回教促进会创办的昆仑中学规模最大。1932年青海回教促进会将所设“师资讲习所”改名为青海省回教促进会第一中学，开始只有初中一班，是专为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及其他权贵子弟而设的，有学生70人，教员20人。青海省政府每年拨给该校经费11 600多元并另拨专款，在西宁北郊建筑校舍。1942年，昆仑中学仍称中学，但实际上停招普通中学生，全力举办青海省地方行政人员干部培训班，训练全省区、乡（镇）保、甲长。

马步芳为了扩大自己和马继援的影响，以回教促进会为中心，与上海、北平、西安、兰州的回教团体及文化学术团体取得了密切联系。他与北平的马松亭和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时有来往。1941年以后，进一步和甘肃回教促进会接触频繁，并与重庆、陕西、新疆、宁夏等市的回教团体坚持进行联系。青海的回族教育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这在西北回族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青海回教促进会和昆仑中学的创办和发展，标志着马步芳家族政权的发展与消亡，而作为一个民族政权所发展的教育，青海回族教育又有它的特殊性。

三、青海回族教育的特点

青海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单位，青海的教育必须与时代的步伐一致，因此它呈现出民族和时代特色。

（一）民族性

近代西北回民起义之后，回族在西北的声望大大提高，青海建省后，马步芳家族独霸军政大权，成为青海的独裁者。为了称雄西北，必须发展青海的政治、文化，并大力建设正规军。所以青海的一切政策都出自其手，这是为了其长久的利益。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根植于回族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回民教育。青海回民教育一开始就具有民族性、独立性的特点，这与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地位以及回族在西北的社会地位是相一致的。

回族军阀源于回族社会，他们办的教育必然与宗教有相交点，体现出民族特点，即他们可以利用宗教的号召力在青海大力推行回族教育。青海回教促进会的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并宣扬回教真谛”。规定办的学校每天“加授回教经义和经文”，教义1小时，阿拉伯文2小时。学校休息日改在星期五，以便学生参加“主麻”礼拜并听“瓦尔兹”。学校需设于清真寺内，以便早晚作礼拜。

（二）教育的近代化

青海省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其推行的教育政策必须与全国的一致。首先，青海是一个贫瘠而又矛盾复杂的多民族聚居地。在战争频繁时期成为军阀垂涎的是非之地，与中原和南方的军阀相比，马家军阀在经济和军事装备上都远远落后于他们，在政局动荡之中，马家军在不断地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军事伙伴，在寻觅之中，最终选择了，服从了。所以，青海的回族教育政策必须具有与全国一致的倾向。同时，以军事起家的马家军阀，有一致庞大的军队，军队的给养都成问题，更别说装备精良的近代化部队，为了得到上级的教育经费，回族教育也必须与全国一致。所以，“地方性政治有其固有的特点，但它不能完全背离全国政治形势的趋向，它只有在自身特征和全国形势之间寻找一条结合的途径才能存在，否则，就会被巨大的政治浪潮所淹没”。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回族民智和提高回族的社会地位。所以，青海的回族教育在教学内容和形势上与全国的教育也具有结合点，包括近代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

新式教育与经堂教育相比，主要反映在教学课程上，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重，文化科学知识的分量明显增加，清真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数、历史、地理、卫生、美术、音乐、体育、劳动等。新式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开设的课程基本与全国各地的同类学校相差无几，如西宁昆仑中学开设的主课有：国文、历史、算学、地理、经学、修身、理科、体操、图画、手工、音乐等，同时还开设阿拉伯文。青海各学校设置的课程兼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培养出来的回族学生无论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都超过了其父辈，对青海而言造就了一批穆斯林的民族精英。

青海的昆仑中学突破了民族的狭隘性，大胆聘请了外地有才华的非穆斯林来校任教，同时也招收非穆斯林学生来校学习。昆仑中学就有为数不少的汉族师生。他们还经常邀请一些到西北来的著名学者和各界社会名流到校演讲，增长了学生的见识。这在西北回汉民族历史上是罕见的。青海的近代教育提高了民智，打破了民族界限，也缓和了回汉民族关系。

回族近代教育也得到了宗教人士的支持，新式教育打破了经堂教育的局限性，又带动了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的复兴。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回族人才，他们不少人都专门从事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他们组建了进步社团，创办报纸杂志，翻译经学著作，弘扬爱国进取精神，这使西北的伊斯兰文化一度走向繁荣。青海回族教育打破了回族寺院教育的落后模式，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学风，弘扬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回族教育得到顺利的发展。

四、结语

马步芳家族与青海回族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回族教育被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受近代教育的人数毕竟有限，但客观上为青海的进步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也是青海回族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