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柏拉图，马克思， 政治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D0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41-05

政治哲学观是指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内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理念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教育来建设正义的城邦。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则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试图通过革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前者的价值关怀是正义，而后者则是自由。不过，不论他们在内容上如何迥异，在终极的哲学理想上，在哲学改造政治的共同诉求上，他们都试图实现政治与哲学的合一或张力的消解。尤其是二者的共同精神气质，即改变政治、改变现实的精神与气魄，至今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基础内涵的不同

从基础内涵上来讲，马克思与柏拉图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政治哲学观。

首先，从政治哲学观的根源上来讲，柏拉图强调理念论，而马克思则强调实践唯物论。柏拉图在继承巴门尼德关于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基础上，把世界二分为经验现象的世界和超验理念的世界。他认为，永恒的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而经验世界则只是现象，它“模仿”和“分有”理念世界。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当然首先必须是唯物的，再就是它必须是实践的，亦即是能动的活动着的唯物主义。而理念论之所以称作理念论，就在于它非常强调理念的至高基础性地位。因此，二者首要的分别就在于对概念的强调与对实践的强调。如果说概念指的是“是什么（即what）”的问题，那么实践指的就是“怎么做（即how）”的问题。也就是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首先注重的核心问题是“是什么”的问题，诸如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样的城邦是正义的城邦，什么是正义等等。这种对“是什么”问题的追问，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在流变的世界背后有一个不变不动的始基，在现象世界后面有一个永恒完美的模型存在。并且这个模本是不会随着现象世界的流变而变化的，它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基础和根据。因此它就是这个世界的参照。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不然。马克思更多地不是去考虑“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面对糟糕的现实世界本身，提出一种得以改变现实政治世界的“何以可能”和“以何可能”（即how）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模本，更不存在模本与现实政治的对立，存在的只有对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批判以及对由此所生成的政治理想的信心。因此马克思通过把哲学建基于生活世界，彻底消解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悬设，从而使人们关注的视角从传统哲学的“是什么”更多地转向“怎么办”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把哲学的全部问题看作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其次，从哲学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来看，他们都强调哲学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只是实现方式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意指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就是政治与哲学的对立。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引申，我们不难发现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热爱与代言人，是高高在上的，而政治在它眼里只是处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东西。这样的话，现实的政治必须听从哲学的指导，因为只有它能言说真理。因此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源上说，哲学是政治的指导者。再者，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所言说的政治一定是最好的政治，是政治的理念，这个理念必将成为现实的政治的模本。不管现实政治是分有还是模仿那个哲学所探讨出来的政治的理念，哲学上的政治始终是原型，而具体政治则只是不同程度的模本。从这个形而上学的根源上来说，对政治而言哲学就是一个画好的美人，是所有现实的美人的参照，而现实的政治就是对这个美人的不同程度的模仿与分有。

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提出哲学必须转化为实践的力量。他认为哲学必须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 〔1 〕 （P75 ）。马克思的实践论更是在理论根基上解决了哲学必须观照政治的主张。马克思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解释世界，我们的问题是改造世界。我们不能再像柏拉图那样勾勒出一个“美人”来，而应该在现实的世界里通过实践去创造现实的“美人”。马克思说，哲学要探讨的不是现成的、既定的实体性存在，也不是外在于思维主体的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而实践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是通过改变其他存在而存在的，是通过实践而存在的。这样，柏拉图那种在思辨层面上哲学对政治的绝对指导性地位在马克思这里变换了形式和内涵。马克思也同样要求哲学必须面向政治面向现实，但不是通过思辨的方式，而是通过人类实践的生产生活过程。马克思给出了哲学指导政治的现实的活生生的道路。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即使神秘的意识，也能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

最后，从哲学对政治的最终影响来看，他们都充满了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但是，柏拉图陷入了解释世界的窠臼，将其理想国建立在虚幻的理念基础上，而马克思则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既是柏拉图的理念所指向的政治诉求和他毕生最大的心愿，也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构架和政治行动所指向的重要目标。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理念就是城邦理念，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设计出一个让现世和未来模仿的理想的政治模型。他盛年时写的《理想国》，就是这样一个方方面面井井有条，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柏拉图自己就说这样一个国家也许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不能否认它作为哲学家们画出的美人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想主义者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需要中去确立价值的目标，而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他们的政治哲学对现存政治的批判与超越仅限于理论层面，他们渴望承载改变世界的使命，但是也因此却始终走不出解释世界的窠臼。毕竟以解释世界的感召方式影响现实政治与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向毕竟不是一回事。而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得以改变。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仅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思维方式上，他彻底变革了柏拉图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现成的思维方式走向生成的思维方式，从柏拉图那种静止的本体论走向了运动的实践论，在价值层面上，他不再停留于政治解放而是将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视为最终的价值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由柏拉图开创的政治哲学的思辨传统，同时也批判地汲取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新元素，如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不再执着于构建永恒不变的政治理念，而是试图从人类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生长出一种历史变化规律的学说。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一学说是直接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和历史的，从而摆脱了思辨的桎梏。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扬弃了思辨的建构模式。他的所有理论上的创建无不渗透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政治关怀要求他始终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企图，也只有这种革命和实践的企图才使他避免陷于解释世界模式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困境。

总之，对柏拉图而言，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分离的，因此真正好的世界与现实的坏的世界是分离的；而对马克思哲学来说，真正好的世界只能在对现存的坏的世界的批判中才能发现。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探究历史的意义不再是把握全部运动，而是全部在于运动，不再是解释过去、遥想未来，而是改造现在、生成未来。

二、逻辑起点与价值关怀的不同

（一）出发点：柏拉图的“理念”与马克思的“个人”。柏拉图理念论既是其政治哲学观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知识、意见与无知的划分才意指着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及哲学家与民众的复杂关系。柏拉图理念论衍生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也包括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理念先于个别的可感事物，也高于个别的可感事物，它是万物的原型和模本。哲学作为探讨各种模本的学问当然居于比政治更为优势的地位，它所讨论出来的理念是政治所模仿的原型。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不是关注个体和个人自由的政治哲学，国家的整体的幸福才是他的最大目标。在对人的教育与训练中，柏拉图要求他们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东西，但是他注重的并不是他们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这种训练对于维护城邦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他那里，个体和个性是服从于集体和城邦的总体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是以牺牲个体价值和个性自由为代价换来等级制度的和谐和稳定。而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则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出发点。马克思最为反对的就是那种像黑格尔那样颠倒的世界意识，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在这一点上，如果说马克思所反对的是黑格尔，不如说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自柏拉图开始的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在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体现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特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目光从神秘的绝对观念、抽象的理性投向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及现实的个人。从此他不再执著于哲学的思辨，作为思辨的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慢慢退隐了。代之而起的是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断介入，从现实政治中寻找真正需要的哲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最终的归宿也还是为了人。不过这里的人“不是某种处于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2 〕 （P73 ）。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柏拉图有着根本差异。马克思的终极理想中也有一个整体的理想价值，但这种理想价值是以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他的政治哲学面向的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任何一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 〔3 〕 （P123 ），“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 〔4 〕 （P318 ） 。在马克思这里，个体的人的价值与集体的价值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以上分析表明，与柏拉图城邦高于个体、整体的正义高于个人的自由不同，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灵魂。

（二）价值关怀：柏拉图的正义与马克思的自由。基于其不同的出发点，柏拉图与马克思导向了甚相迥异的价值关怀，前者关怀抽象正义，后者则关怀具体的人的自由。

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国家，那么这个好的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正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就是为了实现正义。柏拉图的正义既包括个人的正义也包括国家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在于灵魂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互相协调，而理性统治着灵魂抑制欲望，国家的正义则是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阶层各守本分互不僭越。而国家正义的三阶层与个人正义的三部分又互相对应。柏拉图相信理性在人的灵魂中的指导作用，相信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相信理念在现象世界中的模本作用。当然，柏拉图在赋予它们这种意义的同时，也派给了它们艰巨的任务，即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

而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情况则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正义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阶级社会里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像柏拉图那种抽象的正义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遭到批判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本质或社会化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和正义道德问题，认为人们总是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公平正义观念。尽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似乎隐含着一种正义感和对正义的诉求，但是正义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词语。相反，自由在他的政治哲学里却有这样的意义。在共产主义这个终极诉求里面，人的“自由”这一维度是马克思谈的最多的方面。马克思所讲的“打破枷锁”、“解放自身”、“解放人类”所具有的共同诉求就是一个，即自由。

柏拉图则没有注重个人自由的意识。在柏拉图的思维里，即使是在理想的国家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只有具备了公民资格的“自由人”才是城邦的真正成员。而且，在古希腊，自由人与奴隶进行了严格区分，等级观念非常浓厚，在柏拉图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个体自由这样一种意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下层民众只要听从有智慧的人的指导和统治就可以了，他们没有所谓的个体价值，更不会有个体的自由可言。对于生活在文艺复兴之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关怀与柏拉图的上述看法就相差很大了。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宣扬的首要价值就是自由，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关注具有重大意义。不过，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此，他更深刻的地方在于协调了个人的自由与人的全面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与全体的自由。相比而言，柏拉图只是站在了维护等级制度、奴役制度的立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正义也罢，自由也罢，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超越现实的设想和诉求。柏拉图从理念出发追求一个正义的国度，马克思从个人出发寻找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论其最终结局如何，柏拉图那种对整体的善的城邦的承诺和马克思那种对一个没有压迫和束缚的自由社会的坚信，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一座座哲学丰碑。

三、观照政治的方式不同

在马克思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都有哲学观照政治的维度，但是对于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柏拉图是用教育改善人性的办法，马克思则是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方式。

借助教育改善人性以满足理想国家的要求，是柏拉图哲学观照政治的重要方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个通过教育改造人的理想国度，建立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哲学 〔5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仅仅限于基本生活满足的城邦只是一个供猪生活的城邦，而不是供人生活的城邦，所以这种初级的城邦必须提升为人的高级的城邦，即由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在这个城邦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对哲学家统治者的教育。柏拉图认为，通过教育，才能让理性控制欲望，使人的灵魂接受理性的指导。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具有多变性的政治接受哲学的指导，让哲学的理性指导城邦政治生活。在《理想国》中，在教育改变人性的问题上，柏拉图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和心思。柏拉图有这样一种期望，即通过教育的改造人就可以不犯错误，可以永远在哲学的感召下过着沉思、高尚的生活。

如果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过于追求政治上的理想化，那么从现实出发、紧紧抓住现实性不放的马克思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所谓抽象不变的人性，也更没有所谓天赋的自然秉性。所谓人性、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而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其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至于改造的方式，马克思寄希望于革命的方式。他说，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6 〕 （P32-33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说，“无论是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2 〕 （P91 ） ，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2 〕 （P307 ） 。可见，暴力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获取彻底解放的一种手段。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实现哲学对政治的观照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

可惜的是，马克思这一愿望在欧洲并没能成为现实。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柏拉图那种从思辨概念出发的哲学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那么，马克思这种从现实出发的政治哲学为什么也没有在政治领域达到预期目的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他们二者都作出了哲学指导政治观照政治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理论能够在现实中实施出来，以教育的方式或者以革命的方式。如果说柏拉图那种教育改变人性的方式是软弱的，那马克思那种革命的激进方式为什么也没有给欧洲的无产阶级带来胜利呢？笔者试图稍作分析。

柏拉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他过于相信教育的力量，在每个复杂的个体中，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摆脱蒙昧，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切的恶。而且结合马克思的物质利益的说法，也许物质利益的驱使在人的行为选择上具有比品德更为重要的作用。犹如柏拉图所说的“隐身戒指”，如果我们作恶又不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我们还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其中的深意在马克思的思维里也许就变成，决定我们行为选择的不是所谓的道德和被改善了的人性，而是物质状况。只有物质生活状况改善了，才可能有真正的善。所谓的道德只是阶级的道德，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教育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一个很有限度的改良社会的方式。另外，柏拉图的城邦是构建出来的城邦，它的可行性在柏拉图本人那里都是有保留的。也就是说，教育的方式即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里都是有可能失败的，那么这在理论上都不确定为真的东西放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当然很有可能遭受挫折。可见，柏拉图对于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存在一种游移，而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相对而言，马克思表现得更为激进也更为彻底，他所主张的革命的方式在他的思想里是确定无疑的。就柏拉图来说，他相信教育，于是他在西西里通过教育游说的方式试图教化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理解哲学，同时也明白哲学的生活与正义的生活。尽管经历了三次失败的打击，但是他尝试过，努力过，也反思过，如果说柏拉图的一生更在乎这个践履的过程，那我想柏拉图应该不会后悔。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相信革命，鼓动革命，在不断被驱逐出境的过程中，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还领导着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总体上来说，暴力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巴黎公社的成立说明，无产阶级要取得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暴力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暴力革命要取得成功，也是需要条件的。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发出“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2 〕 （P284 ）。也就是说，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正如恩格斯在反思欧洲革命时所总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1 〕 （P214 ）但是，如果因为这段话就认为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明确地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7 〕 （P220 ）20世纪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说明在时机成熟时，暴力革命一定会成功。不能因为暴力革命没有在欧洲大陆取得最后胜利就否认暴力革命，就否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因为，柏拉图政治哲学观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其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在理论上都不能确定为真，将其放在现实政治领域，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其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暴力革命虽然在欧洲大陆遭到过失败，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理论的光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王南.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J〕.天津社会科学，2006（5）.

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柏拉图 理想国 国家建构原则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国家战争，对当时雅典的混乱政局痛心疾首，力图通过参政挽救雅典于危难之间。柏拉图在对雅典城邦政治和自己游历生涯反思的基础上，著述《理想国》一书，提出了精英治国、社会分工和整体利益等国家建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正义的理想国度。虽然柏拉图的国家建构原则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建构原则，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它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想国”建构思想的起源

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利去世后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年，那时雅典群龙无首，瘟疫流行，城邦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败。奴隶主出身的柏拉图从小接受的是优良的贵族教育，对文学、艺术和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柏拉图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时间，在政治上和他的老师一样，反对无序的民主政治而拥护专制的贤人政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陷害致死，柏拉图随即离开了雅典，开始了游历生涯。柏拉图先后游历了埃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埃及，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和制度，僧侣们牢牢掌控国家教育和森严的固定职业分工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意大利，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结识了政治领袖兼哲学家阿启泰，塔壬同推行的民主政治，阿启泰的卓越政绩及其社会公信力成为了柏拉图日后所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长达十二年的游历生涯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是当时实施的寡头政治，他认为统治者们根本无法解决雅典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更不可能带领雅典走向强盛。“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可见，柏拉图意图把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他强调要使有哲学思想的人成为统治者，或令统治者成为有哲学思想的人，整个城邦应由哲学家兼政治家的“哲学王”领导。只有由“哲学王”管理国家，“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国家才能走向正义，并最终成为一个稳定、正义、和谐、完善的理想国度。

二、“理想国”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心灵对国家的承载”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阶层、军人阶层和生产者阶层。为了证明这种分层的合理性，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高贵假说”。“苏格拉底说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人们也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应该成为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2］。每位公民身上的不同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职责，即由金子铸成的人应当成为一国的统治者；由白银铸成的人应当成为军人；而由铁和铜铸成的人只能充当生产者。柏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各阶层各尽其职，彼此间不干扰，并且满足于自己的应得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的小字，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别处有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就交上了好运，我们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3］可见，柏拉图把国家看成放大了的个人。既然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那么正义的国家必然就应由正义的公民组成。柏拉图认为每位公民的灵魂都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部分、激情部分和欲望部分。一个正义的公民，他灵魂中的三部分应当和谐相处，即理性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辅佐着理性，而欲望部分被理性和激情所控制。希腊哲学史学家陈康先生曾经这样分析灵魂、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正义的国家里，各阶层都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而各阶层之所以都只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自己职责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是因为各阶层中的每位公民都是正义的个人，而每位公民之所以都是正义的个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正义的灵魂。”［4］这就是“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即“若要有正义的国家，必须先有正义的个人，若要有正义的个人，必须先有正义的灵魂”［5］。柏拉图以此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国家是心灵的产物”，他依据公民灵魂中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将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阶级、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依据正义公民的观念（即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欲望部分服从理性部分的领导，三部分和谐相处，各尽其职）推导出了正义国家的观念（即一个国家要由统治者阶级领导，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要服从于领导，三个阶级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如此，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蓝图就应运而生了。

三、“理想国”的建构原则

根据“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第3篇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

——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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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

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柏拉图对群体错误意识在人的解放中的负作用的思考是深刻的,提出了解放的心理博弈游戏。这种游戏分为三种情况:一个人的情况,个人只要拥有知识,就能够走向自由。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没解放,已解放的个人来拯救被束缚的囚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由于柏拉图没有设计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柏拉图所设计的一群人的场景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两个人的情形下起码不会发生囚徒们因思想交流而使错误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问题。第三,是一群人的情况,拥有虚假观念的“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吗?必然如此。”③④⑤⑥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1、512页。)柏拉图看到了群体心理互动效应,这种互动强化了谬误观念,使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而为囚徒们认可囚徒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从而有了拒绝解放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在人的解放中,错误的思想意识、群体间的心理互动,特别是群体间的虚假性的价值意识的互动给人的真正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政治文化的思考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今天在谈论解放时,首先应对我们所诉诸的价值特别是为众人所称道的价值进行反思。

三、个人解放的特点与问题

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想状态是否定“囚徒状态”的,是否拥有知识或受过教育是自由人与囚徒相区别的准绳。不过,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先验论者,甚至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是一个先天差别论者,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不完全认同人们能够事先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柏拉图坚持后天的经验、实践、诱导对人的解放的巨大功能。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肯定了囚徒中的某个人的解放的偶然性。在囚徒中谁能解放、谁首先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先定性和决定论的观点。

柏拉图所阐释的囚徒的个人解放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种解放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的不可预期,即说不定是哪一天;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不可预期,即根本不能从个体自身确定禁锢哪个囚徒的锁链将被解除。柏拉图说:“那么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使他们能够解除禁锢,矫正迷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③

其次,这种解放具有个别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

了那堆火”④。总而言之,他实现了洞内的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囚徒的普遍解放,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首先解放,然后是这个解放了的个人去拯救其他囚徒。

第三,这种解放伴随着痛苦和不适应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转贴于

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看清他原来只能看见其阴影的实物。”

⑤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外面的阳光,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⑥这种痛苦、眼花缭乱的眩晕伴随着个体解放的整个过程。当我们仔细解读时,可以发现,柏拉图所说的解放过程的诸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感性的痛苦,而非灵魂的痛苦。这似乎表明:灵魂解放必然要以感性痛苦的付出即牺牲感性愉悦为代价。

第四,这种解放需要引导。柏拉图说:“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②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2、512页。),柏拉图又说:“如果再有人把那些矮墙上经过的东西一样样指给他……”②,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③,等等。柏拉图的这些言论把个体解放问题搞得更为繁难复杂,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解放的偶然性造成了一种逻辑混乱,甚至对柏拉图的整个囚徒解放理论是毁灭性的。柏拉图所设计的个体解放需要引导者及其在洞内存在着这样的引导者是整个囚徒解放理论的“飞来”之笔。

第五,这种解放存在着系列环节和基本条件。个人解放的主要环节是:首先是松绑,其次是解除禁锢的囚徒自己起立、环顾、走动和直视火堆,然后就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认识事物,接下来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走出洞穴。从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来看,禁锢肉体的锁链的打开是囚徒解放的前提条件,灵魂转向是囚徒解放的根本条件,引导者的存在及其引导是囚徒解放的辅助条件。

从柏拉图所阐述的个人解放的特点来看,柏拉图在洞喻中通过精心的预先设计,事实上构造了解放的理性必然性与感性偶然性的矛盾。柏拉图贬损世俗状态为囚徒状态,囚徒状态是非理性状态,囚徒解放是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但从柏拉图所说的囚徒解放的真正实现来看,他所讲的囚徒解放是个人的特殊解放,而非群体的普遍解放。就个人解放来看,具有偶然性,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划,这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群体中哪个人解放以及这种解放怎样发生没有任何预期和先兆,不遵守理性规范。造成这种矛盾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的主要根源在于,柏拉图把普遍必然性与个别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很好地建构两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柏拉图的理性本质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逻辑条理基本顺畅的论证,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来说,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个别与一般的内在矛盾,始终构成了一个极力摆脱但又挥之不去的对立面,一个试图超越、否定但又深受其制、设法挽救的对象。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站立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对面,向柏拉图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感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俗权主义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挑战与冲突,发现在消除这种冲击时,政治哲学家们不断地坚定信念、精心论证和提出明确的定论,但也能够发现他们在应对这种冲击时的逻辑混乱、尴尬应对和无可奈何的窘境。

柏拉图设计了洞穴中的人们的解放的个别性、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和普遍性。柏拉图的先验理性本质主义完全堵塞了普遍解放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个人解放的偶然性又似乎为群体解放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里,柏拉图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囚徒解放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矛盾问题。柏拉图在考量个人的忽然解放时,所提出的内在实质条件是个人内部的精神因素——灵魂发生转向,而导致这一转向的前提条件是禁锢个人的外部枷锁的解除。这为人的精神解放与物质解放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也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解放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方式进行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解放理论及其所主张的不同的解放道路:就解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有强调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之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强调解放的实质是精神自由和信仰上帝,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强调解放的物质内涵和社会束缚的解除。就主体而言,有个人解放和群体解放之争,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强调解放的个体性,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从方式上看,有渐进的、理性的解放方式与飞跃的、非理性的解放方式的不同设计,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如伯克主张审慎的改革,密尔强调合作道路,波普主张社会“渐进工程”,阶级冲突论者大多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如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

四、个人的完全解放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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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王；空想；政治；哲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谓是震古烁今的巨作，虽后人对其提出的思想褒贬不一，然而他以常人并不具备的哲学理性为现实世界树立了一个完美理想的国度，或者说是一个参照物，让人们不断的去奋斗、追求。哲学家当国王这一理念可以说是柏拉图的最高理想。

一、为什么要哲学家当国王

柏拉图提出哲学家当国王的理论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很深的个人背景和时代背景。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柏拉图的良师益友――苏格拉底，柏拉图相当尊崇这位导师，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让柏拉图刻骨铭心。让他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怨恨，这也导致了他随后数十年在外游历探索。其次，雅典民主制度经历了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改革所带了的黄金时代后，渐渐背离了民主的方向。柏拉图通过对雅典历史上形成的寡头政治与民主制的思考，发现两种制度都是不完美的制度。而且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死给他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仅仅按照传统方式改变政体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改善。只有通过道德的更新才能矫正国家的弊病。”在哲学王缺席的城邦中，国家与个人的灵魂都被玷污了，是一种沉沦的正义。因此，柏拉图渴望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解决当时社会的郁结。渴望用哲学的理性，一种理念的至善来达到改造国家制度的目的。故而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彻底复活，继续充当着制度的先驱。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尊崇，对哲学理念的膜拜。自然使他在寻找改革措施中引进哲学王。也只有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德行完善的哲学家才能拯救整个症结。希腊晚期哲学家的一个落脚点――为无家可归者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哲学家的场所、位置便是统治者、哲学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

二、如何培养哲学王

哲学家是眼睛始终盯着真理的入，是最适予当统治者的。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构筑并没有局限于理念，而是就其条件、品质等都做了生动的描述。

首先，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要为统治服务，为国家培养优良的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又应该是一个个热爱知识，热爱永恒不变的真理，专心致力于学问上的研究，聪明并且充满智慧的，拥有广阔的胸襟和节制的品质，哲充满正义，勇敢坚毅哲学家，也就是说，要想是一个统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统治者的职位必须得有哲学家来担任。也即，谁才应当是统治者，统治者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都取决于一个理想的哲学家。那么怎样培养一个能够符合和满足统治事业的需求的就培养哲学家呢？哲学家的天性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开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故此哲学王具有的品质应是至真至善的。人是有三种品格的：理智、激情、欲望，亦或是说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是用以思考推理的，是领导者所具有的知识。勇敢是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即精神上的能力。所以，哲学王所具有的品质即为：“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在这里，柏拉图所塑造的哲学王可以说是“理念的神”柏拉图认为应当由统治者（即哲学王）来挑选天性最优秀的男女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以此生育出天性最好的婴儿。教育方面，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下被送至育儿院，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良好训练，以期成为合格的护卫者。并为以后成为哲学王打好基础。另外，哲学家应为城邦制定法律，因为要是国家稳定而不分裂、不出现衰退，就必须是国家神圣形式或理念的真实仿制品；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看到并仿制神圣的原物。哲学王的后继者的问题，即哲学家的培养问题。对此，柏强调选择让那些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天赋的人进行哲学。但只有当他们韶华已逝的时候才允许对他们进行辩证法方面的训练，只有当他们的体质开始衰退，而他们又已过了公共与军事服务的年龄，这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可允许随意进入这块神圣的领域。在此领域，他们才可以通过辩证法和理性看到善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认识万物的实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城邦合格的继承人。城邦也才能永远在善的指引下长存。

三、为何哲学家不能当国王

从上面所描述的可以知道柏拉图对哲学王的培养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但是这些观点是否就是完美呢？。柏拉图是在他“理念论”的基础上描画“理想国”的蓝图的。从理念论出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流变的，可知世界则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世界。作为精神实体的“理念”是柏拉图构建理想国的基石，这座理想城邦中公正和谐、秩序井然的政治生活，正是源自“善”的理念的指引。在柏拉图看来，“善”是万物的本源，是神布置一切时所根据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一切事物追求的目的。“至善”是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终极目标的引导下，理想国实现着正义的分工，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然而在对哲学王的培养过程中，柏拉图主张统治者，选择优秀的男女进行婚配婚配，过程由统治者秘密操作，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这一点首先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可能随着统治者的心意而改变；柏拉图还这张在天性优秀的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其送至接受教育，这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优秀的婚配者不一定能够就能生下先天优秀的统治者接班人。而且这样的做法也违背了柏拉图“善”的理念。

柏拉图主张城邦的法律应该有哲学王来制定，但这何难去实施，哲学家们追求的境界远比现实的要高，更多的是思想道德上的，要把哲学思想真正的落实到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实践中，那显然还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梦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如果要是一哲学家的境界和哲学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其他人，包括所要培养的“哲学王”，都是一种太过理想化的行为。

哲学家统治还面临着一个障碍，那就是哲学家自己不愿意参与政治生活。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劝说哲学家统治城邦比劝说大众接受哲学家的统治更为困难。这是因为，最终看到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是不屑于与常人为伍的，他们不愿意作零碎琐事，他们对权力表现出一种体面的冷漠，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而且万一不具备哲学家素质的人不幸成为统治者，或者哲学王本人变坏怎么办？柏拉图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永远不会腐败的哲学家身上。“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中就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哲学家能够永远保持不腐败，靠的不是制度保障，而是哲学家的自我克制。但是寄希望于个人的自我克制是不是会显得过于儿戏？

四、哲学是理想、政治是现实

卡尔波普曾说过，“英明的领袖是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造就的，而只能是靠运气造成的。”康德也说过“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判断的能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制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该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统治者就是一个哲学家，那么的统治者还会公开的言论自己的统治的不足，尤其是他自己所犯的种种不足吗？所谓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旁观者和当局者合二为一了，就意味着所有人都站在了当局者的角度，都“谜”，还有谁“清”呢？即使有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对自己的错保持沉默甚至进行可耻的掩盖。这将是一个一个国家极为可悲的耻辱，也是人民巨大的灾难。而且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这就将知识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甚至是一部分人，而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本来就应有个限度。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如果最高权力是无限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那么无论他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都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权力成了哲学家实现自己乌托邦的手段。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济世救民的良方，一剂下去国家就会百病全消，沉疴即逝。一个混乱无章的社会一下子就会变的井井有条。他以权力为后盾强制的推行自己乌托邦，其后果必然是个人的自由在乌托邦的实践中受到严格限制，个体的尊严在以推行哲学王的理想国名义下遭到严重践踏。差异和不同被消灭，质疑和批评被消声。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甚至人的表情和服饰都是统一的。这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吗？在这样的社会既不会有个人物质上的丰盛，也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有的只是对哲学王的膜拜和服从。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与科学变得更加重要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不需要哲学王的时代。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知识与智慧会变得更加发达，会变得更加理性与自信，更不可以寄希望于少数人的指导，人类的未来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通过全体人类的学习与进步来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柏拉图政治哲学范文第5篇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其光辉的一生彰显了自己的伟大人格，在面对死刑的审判时，他很从容，他用自己的死去唤醒那些仍然安于生存于“洞穴”之中的人们。苏格拉底又是幸运的，他的学生柏拉图一生的学术以及政治生涯，都继承并且发展了其师的哲学理想、政治理想，他致力于追求理想的人格，追求有理想社会的国家，企图改变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为正义的人们寻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理想的城邦具有智慧、勇敢、节制以及正义四种美德，统治者具有智慧，武士具有勇敢的美德，全体公民具有节制的品质，每个人“各就其职，各尽所能”，这样的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

一、城邦和人

列奥·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这部著作的绪论中写道：“政治哲学的主题是城邦与人，古典政治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就是城邦与人。”如何实现城邦的统一，如何实现一个平衡的、和谐的城邦秩序，是整个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主题。

自古希腊城邦制度诞生起，这一历史性的政治课题就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生长于古希腊政治动荡时期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也离不开城邦与人这个主题，因为他的哲学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年时期的柏拉图目睹其师苏格拉底被处死，企图改变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构建一个和本文由收集整理谐至善的城邦。在这种城邦新秩序下，一个和谐、统一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取代了分裂、对抗的城邦，从而永久地实现了城邦的至善存在。在这个城邦中，柏拉图以和谐为根本的政治尺度，为城邦设定出一系列的标准，使得城邦的整体与城邦中的个体两层面都可能形成和谐的秩序。城邦里的人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以及从事农工商的被统治者，和当时希腊的奴隶制度一样，在柏拉图眼中，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三个等级有不同的品质和身份。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不同人的身上分别加入了黄金、白银和铁、铜。他们各是统治者、辅助者和农民以及其他技工，“但是他们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统治者要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们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柏拉图认为，由于人的禀赋不同，因此要有社会分工，以便在城邦中每个人可以“各就其职，各尽所能”。

二、城邦的正义

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贯穿始终的主题，他的正义论，从个人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人手，上升到国家正义，最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或者说是他心中的正义国家。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要组成城邦国家，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每个人单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自足的，因此城邦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相互需要的体系，一种保障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制度。正义首先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其次正义在于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相处。社会的各阶层按照自己的天赋所决定的地位和职责从事自己的活动，使各阶层之间和谐相处，井然有序。理想城邦中三部分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分别按他的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合理分工，履行各自的管理国家、保卫国家和从事生产的职责，相互合作，各司其职，各守秩序。他认为社会分工的自然天赋是和谐、合理安排，因为统治者是金子制造的，军人是用银子制造的，而平民是用铜和铁制造的。

正义是所有阶级都需要的美德，既在个人中又在国家中存在。他反对正义是相对的，认为正义的基础是理性，对于个人来说，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让理性统治灵魂从而借助激情抑制欲望；对于国家来说，理想国由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组成，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全体公民的美德是节制，城邦的第四种美德就是正义，如果各等级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德，城邦就是正义的。柏拉图极力强调每个公民的“各就其位，各尽所能”，极力反对相互僭越，即不同等级的人，尤其是低等级的人企图取代高等级的人的地位，他认为这样国家的秩序会被破坏，正义将不复存在。他说：“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三、德行教育

《理想国》的最终理想是培养“哲学王”，只有哲学王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国家才会和谐，国家的正义才会有所保障。“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孑l，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培养哲学王的方式就是教育。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的正义具有同构性，“我们也可以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并且有理由希望个人因这些与国家里的相同的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称。”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佳状态。

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柏拉图通过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体育训练身体，音乐训练精神。在幼年时期，注重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它就会变得温文有礼……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特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音乐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训练人的精神，激发人的理性，调节激情，控制欲望，培养节制的美德，从而达到灵魂的和谐。“这两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份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份，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音乐教育之后便是体育教育，国家的护卫者必须一生接受严格的身体训练，“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护卫者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我要说这是某一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一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虽然顺便附带也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护卫者教育结束后，公民是二十岁的青年。启动哲学王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培养哲学王的难度最大，持续时间也最久。

哲学王教育由哲学学习和政治实践组成，时间各为十五年。哲学学习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四门课程作为哲学学习的预备，时间为十年；第二阶段则用五年的时间学习辩证法，进行纯粹的哲学训练。顺利通过的学员要在随后的十五年内参与管理城邦的多种事务，培养政治技能，成为真正的哲学王。哲学家爱智慧者，并且爱智慧的全部，哲学家专注于真理，即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对事物理念的把握，对正义、美、善的把握。

哲学家热爱真理，追求真理，追寻心灵的和谐，并不在乎肉体的快乐。哲学家由于对事物理念的把握，由于其对正义、美、善的把握，理所当然的便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柏拉图的教育通过改变人性，通过改变内部事实性从而达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这是《理想国》的政治目标。

四、结语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恰遇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政治遭遇危机，希腊城邦走向衰落，其师苏格拉底遭遇审判被判以死刑，他目睹了这一切并因此想极力改变这种混乱状态，他想化解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哲学王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哲学王是理想城邦公民教育的产物，而其他类型的统治者则是失当教育的产物，这也是政体蜕变的根本原因。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企图化解政治与哲学冲突的努力，充分揭示出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的对立，无益于双方。若不化解这一对立，不仅正义城邦永不可及，哲学亦不免于玷污。也只有城邦的支持，哲学才能发展；失去了哲学的指导，城邦就无法长治久安。柏拉图化解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正是通过教育以改变人性来完成的。

“哲学王”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又该制定怎样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国家？“哲学王”通过沉思和回忆，从而制定善的政策和法律，治理国家，管理军队，使社会正义和平，每个人都行正义之事，将自己的最美好的德性展示出来。回忆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忆“善的理念”，在“理念”的世界里，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是其他理念世界的最高根据，因此也被称为“理念之理念”，以理念世界最高的存在而君临一切。“哲学王”的目标就是回忆“善的理念”，从而以“善的理念”管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