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辩论的认识范文第1篇

西方认识论发展史的主旋律一直都是基础主义的规范认识论。然而，自从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撒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象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自然化认识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一种思潮。

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基础主义受到攻击、第一哲学被抛弃、先验论的藩篱被推倒之后，为了避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应运而生的。它既反对有超越科学认识活动的优越的阿基米德点，也反对放弃认识论研究的怀疑主义，企图在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极对抗中找到第三条出路，即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寓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存在于自然化认识论之中”。［（1）］

不过，自然化认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因而遭到反对者的诘难。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认识论被自然化、科学化、实证化之后是否仍然具有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倡导者奎因及其者西格尔等人都否认自然化认识论具有规范的功能，而以劳丹和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应该具有规范性。

布朗（Harold I.Brown）是近年来在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感知、理论与选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1977）在美国两度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分别在马德里、罗马和东京出版。他的《合理性》（1988）对科学合理性作出了独到的理论阐释，受到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发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特别是《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对“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之诘难作了透彻的辩析和有力的反击。

二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不可能经验地建构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依照他们的观点，首先，科学必须通过规范自我控制，任何从科学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的努力都将只产生那些早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化认识论将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2）］其次，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一以贯之。因为，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不可能包含于科学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由认识论研究提供。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温和的第一哲学。”；［（3）］最后，从科学中获取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就是从“是”中获取“应该”或从事实中获取规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荒谬企图。甚至有的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条反对意见。［（4）］

上述反对意见的要义在于表明：支配经验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可能经验地建构，而必须先验地建构，因而，自然化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诘难，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自然化认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一）没有超经验的规范

布朗认为，在论述先验认识规范的浩翰文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即“我们如何建构规范？我们人类拥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先验地把握认识规范？”［5，p.55］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先验规范的建构和把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经验主义关于先验有三个重要论点：第一，所有的先验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第二，概念真理包含于分析命题之中；第三，分析命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布朗把分析论证的焦点放在第三个论点上。因为，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先验规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分析真理之上的”［5，P.63］，而第三个论点则“为阐述我们何以能够先验地把握真理提供了依据。”［5，p.56］

在古典经验主义那里，词汇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词汇又是由通过直观就能界定的基本词汇和依基本词汇而定义的辅助词汇（basic vocabulary，auxiliary vocabulary）所组成。一个命题是不是分析的以及一个分析命题是否为真，完全取决于该命题中辅助术语的定义。据此，布朗就以辅助术语为基点分析它及由它所构成的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布朗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创造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语言创造具有任意性，而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语言与世界及经验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裂缝，不过，这个裂缝被各种实用上的考虑充斥着。”“语言体系都不是任意的，也不受依据不容置疑的原理的合理推断所驱使。”［5，p.58］

接着，布朗又依据路易斯（C.L.Lewis）的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对分析命题进行剖析。与古典经验主义不同，路易斯主张，一个概念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分析命题构成的，一个术语的意义由它在这些分析命题中所具体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决定的。我们运用这个分析命题系统是为了理解经验的意义，并通过把感性所与归入概念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旦归化成功，我们的概念系统分析机制就会使我们作出关于未来经验的推论。经验不必满足由概念系统作出的预测。当预测失败时，我们的典型反应是撤消对感性所与最初的识别。然而，如果某个特定的识别频繁地导致预测失败，人们就开始怀疑那个概念（与感性所与相应的）的有用性。在路易斯看来，经验会促使我们作出拒斥某个概念系统的决定，却不能逻辑地驱使我们拒斥一个概念系统。一个被拒斥的概念系统仍然由一些真分析命题组成，但是，这些真分析命题不再包含于我们目前用以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分析命题之中。［（6）］

布朗认为，虽然古典经验主义与现代经验主义关于概念和分析性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继而所有的概念都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通过反思“燃素”和“热质”的意义去发现任何分析真理，尽管过去有许多人能够这样做。同样，“地球不是行星”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命题表述了一个分析真理；而对我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布朗指出，分析命题也能遭到拒斥，不过它是在被遗弃的意义上被拒斥：它不是错误的，但不能服务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或者说它完全是累赘，游离于我们用以处理经验的命题体系之外。

在布朗看来，正是术语、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历史把术语、分析命题与其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隔离开来，而表面上的“经验约束的丧失是形成分析命题关键的认识论特性的原因——分析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或我们的经验。”［5，p.57］所以，分析命题并非没有经验内容，“如果从元语言学的观点来考查一个分析命题系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大量的经验内容。”［5，p.62］

在把握了分析命题的特性之后，布朗转而讨论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先验认识规范。他认为，“认识规范不象下棋规则，而更象下棋战略和技巧。……换句话说，认识规范需要辩护。”［5，p.63］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怎样才能运用分析命题去为先验认识规范辩护。他认为有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一种途径是给词下定义，这种定义隐含于分析命题之中并成为适当运用这些词的先验规范。“如果我们对概念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这些规范就类似于下棋规则——因此它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然而，我通过论辩已经表明，我们的语言选择并非完全任意的，它们总是在某些实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实用约束条件被人们认同，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说定义提供了不受经验评价的先验规范。“如果逻辑规范是因它们与分析命题的联系而成为先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接受科学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逻辑规范也要接受科学的评价。”［5，p.64］

总之，“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很自然地，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任何规范也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即使这些规范能够在我们目前的概念框架中先验地建构起来。”［5，p.64］

（二）科学不需要超科学的规范

在对先验规范进行分析并得出没有超经验的规范或规范必须接受经验制约的结论之后，布朗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范，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受到评价的。

在他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规范：追求目的形式和行为指令形式，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相互依存的。就行为指令形式而言，人们在习惯上区分绝对指令和假言指令两种规范。布朗和劳丹一样，认为科学方法论中充满了内在于科学的假言指令，不存在绝对指令。

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绝对指令之源。然而，布朗在前面的分析论证中就已经表明，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看，逻辑有经验性的渊源。本来，这足以表明逻辑不可能是绝对指令之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直接的论辩。

布朗以科学活动中接受某个命题的具体指令为例来具体阐明他的上述观点，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结论说，逻辑既不能为接受命题提供绝对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绝对的充分条件。比如，接受一个命题最可能的绝对性必要条件是内洽。但是，布朗认为，这个要求也只能在“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成立（他在分析中把“接受”区分为几种不同意义）。就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认识到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也不应该相信我们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一组命题，“但是，很有可能有两个命题即使相互矛盾而它们却拥有唯一的真的经验推论。当我们把接受P界定为把P当作进一步研究或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5，p.68］人们多次指出玻尔原子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预言。虽然玻尔原子理论最终被一个内洽的理论所取代，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当初物理学家因为玻尔理论有内在矛盾而拒绝它，玻尔理论会更加有效地被取代。因此，“我们如何处置一组有内在矛盾的命题，将部分地受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研究现状的制约。”［5，p.68］

布朗结合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具体考察了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规范并评价规范的途径。他认为这些途径大体上有三种：1．源于理论原理的规范；2．观察中的规范；3．来自对科学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规范。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这些规范都是内在于科学的，它们不仅源于科学活动而且受科学活动的评价。总之，“以科学目的和方法论指令两种形式出现的规范，与理论假说、实验设计、新数学以及科学内容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以相同的方式被引入、被评价的。人们提出规范并检验规范，如果一个建议看上去是有前途的，它就被探索追寻；如果它丧失前途，就得被修正或被抛弃。”［5，p.69］科学不需要超越于科学评价的规范。

（三）答对自然化认识论之诘难

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的结语中，集中回答了反对者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诘难。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包含从事实演绎出规范的企图吗？布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意坎贝尔和胡克的观点，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规范本身就是假说。［（7）］布朗指出，人们打算追求某一目的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打算尝试运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逻辑上的困难；研究者应用某种方法论是因为他们断定这种方法论在另一不同的领域是成功的，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其次，布朗强调指出，自然化认识论试图在科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论不存在逻辑循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被科学与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种不确切相似所误导。”［5，p.75］象棋有一套构成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能下棋。如果真的有一套类似的构成科学活动的方法论规则，那么就会出现逻辑循环；要么，当我们主张对方法论规则进行科学地检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些规则；要么，对这些规则的检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活动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适合于这个模式。科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业，在科学活动中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的，这样，检验各种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检验各种方法论和目的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认定为科学活动的复杂历史现象。”［5，p.75］

最后，科学事业是自我辩护的吗？布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在追求一种由先验认识论提供的终极辩护。在他看来，不可能有终极辩护，因为，独立于科学而对科学进行的辩护要求我们不探索科学研究与世界发生的相互作用而去获得这种辩护所必需的知识。当然，没有终极辩护并不等于说其他所有辩护都是无益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辩护对我们有益以及如何寻求有益的辩护，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应该只是在从事大量的科学活动之后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去企求理解科学是何以被辩护的。”（［5］，p.76）

三

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它应当负担起三项任务：1．描述，回答人类认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2．解释，回答人类认识“为什么”的问题；3．规范，回答人类认识“应如何”的问题。这三项任务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描述是解释和规范的基础，规范是描述和解释的目的，而解释则是描述与规范间的中介。

然而，自古以来，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旋律一直都是规范认识论，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他们都注重在某种解释的基础上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而忽视描述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认识论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去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认识者或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家合理性就在于对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或某些规范的遵循。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样，许多哲学家在重视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不同程度地轻视规范研究。认识论被“生物化、进化论化、自然化、社会化、结构化、发生化、行为化、语言化、计算化——甚至化为乌有（罗蒂化）。”［（8）］于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逐渐分化成规范与非规范两种不同的取向。

布朗旗帜鲜明地反对在认识论研究中把描述与规范割裂开来，强调在描述、分析和解释认识活动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规范，从而把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解释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赞同并发展了自然化认识论研究，但是反对某些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在倡导自然化认识论的同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认识论的规范性。布朗认为，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已降为“描述心理学”，至多只能描述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而对理论的真伪优劣之评价没有丝毫作用。他与非规范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不同，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认识规范，而是反对脱离科学实践、超越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寻求支配认识活动的规范。为此，他深刻地阐明了先验规范的经验性，强调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和评价、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描述与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布朗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既是对自然化认识论反对者的有力反击，又为克服自然化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批判武器。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布朗和劳丹一样，在反对传统的规范认识论的同时都反对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都强调要为认识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朗也可以被看作劳丹所说的“规范自然主义者”。不过，布朗自己说他与劳丹“在方法和具体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5，p.65］本文认为，布朗和劳丹的理论差异远不止在方法和细节上，他们除了研究方向相近外，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其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劳丹是站在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着重从元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理论。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变动着的科学方法及规则或规范是如何合理地演变的。布朗则是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着重从元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他的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思想。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揭示那些包括元科学标准在内的认识规范是如何经验地建构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评价的。

其次，由于劳丹把科学目的和科学方法看作是不同的认识范畴，所以，在他那里，认识规范实际上就是脱离目的的方法规则。这样，正如J．R布朗（James Robert Brown）评价的那样，在劳丹看来，“物理学和神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地质学和社会学，在正确地追求它们自己的认识目标时都有相同的方法。当然，这些学科的某些研究者可能没有较好地遵循方法规则，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且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9）］由此可见，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劳丹仍然紧紧抱住方法论理想不放。

布朗则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并不是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它们二者都要接受相同形式的经验评价。［（10）］他认为，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并不能归结为对方法论规则的遵循。在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的情况下遵循它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在科学探索的许多场合都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可循，这时更需要人的理性。而且，科学实践表明，认识主体往往能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作出合理性的行动来。［（11）］

仔细的分析表明，传统规范认识论中的规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规范中立于理论；其二，规范中立于认识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第一方面作出批判，而没有或很少触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尺度和思维图式能动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因此，产生于科学实践之中并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如何为认识主体理性地把握和具体运用，是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包括布朗忽视或回避了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股“社会化”思潮。自然化认识论的阳光未及的角度，正是社会化认识论滋生的温床。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甚至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倡导彻底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从科学认识活动的社会学因素、文化学因素中去寻找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据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尽管认识论的社会化存在着诸多偏颇，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当代认识论面临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忽视认识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绝对不可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因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其他主体发生社会性的认识互动过程中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趋同与整合，描述、解释与规范的辩证统一，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H.Siegel，"Justification， 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47 (1980)， p.309.

（3）H.Siegel，"Empirical Phsyschology，Naturalzed Epistemology andFirst Philosophy"， Philosopy of Science 51 (1984)， p.675.

（4）P.Kitchener，"Genetic Epistemology， 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Psychologism"， Synthese 45 (1980)， PP. 266—267.

（5）H.I.Brown，"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quiry 31.

（6）C.I.Lewis，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 Mindand the World Order (1956).

（7）D.Campbell，"Science policy from a Naturalistic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1984):C.A.Hooker， A Realistic Theory of Science (1987).

（8）M.W. Wartofsky，"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Reidel， 1987.

（9）J.R.Brow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 Reidel， 1984， pp. 7—8.

对辩论的认识范文第2篇

每一个律师或曾经做过律师的人在出庭进行诉讼时，都知道当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将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例行以下公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书记员名单、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等。然后，审判长会大声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调查”。此时，庭审便进入了实质阶段。而每一个律师和法官也当然知道，庭审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在逻辑顺序上，法庭调查在先，法庭辩论在后。当法庭调查结束之后，庭审将自然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从83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开始施行起至今，近二十年来，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都是通过这种庭审方式审理并做出判决的（除了在庭审前终结的外）。然而，将庭审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并分别进行是合理的吗？

「商榷理由

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分立的问题点

将法院开庭审理的程序分为调查和辩论两个彼此不能重合的阶段，其基本认识是基于案件事实本身与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问题和法律认识问题的分离及其可能性。这种分离的哲学基础是，案件事实是客观的，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以及与该事实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是主观的。客观和主观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世界。既然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且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法律适用的认识都是在案件事实被揭示之后。因此，只有首先将案件事实开示出来，理清事实关系，才能进一步理清人们对案件实际情况的事实的认识和法律上认识。诉讼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事人之间对案件认识的上不一致。当事人利益的对立，认识角度、知识体系、认识环境的差异，也就了导致了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上的不同认识。从探明事实真相和厘清法律问题的机理来讲，也就需要通过双方之间的相互辩论才能使裁判者充分获得关于案件的信息，并实现公正的裁判。（当然，辩论程序的设置还不仅仅是为了使裁判者获得裁判的信息，还在于体现给予当事人充分陈述，对等陈辩，公开质辩的程序正义方面。）问题在于在开庭审理中能够将事实的开示、探明与理清事实利法律上的认识的所谓辩论区分开来吗？

事实上，有的案件在庭审中是很难将事实的开示、探明与理清事实和法律上的认识简单地加以区分开来的。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下法庭上当事入之间辩论的内容。当事人的辩论内容应当是案件中所涉及的争议问题，这一点没有疑问。案件争议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大的方面：事实上的争议和法律上的争议。事实上的争议，又主要包括了双方对某事实存在与否、此事实还是彼事实以及事实的范围、大小等问题。例如，损害赔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关于损害事实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与加害行为的因果关系、损害事实程度等事实问题的争议。而法律上的争议，则主要指法律适用的问题。实质上，法律上的适用问题是当事人关于与案件事实对应的法律认识问题。例如，如何理解特定案件的诉讼失效，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构成的要件等等。

在法庭调查阶段，人们期望能够将案件的事实揭示出来，而不涉及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争议。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很难摆脱事实与关于事实，以及事实与法律问题的纠缠。在损害赔偿的诉讼中，被请求人的行为是否是加害行为、为何种侵权行为，不仅只关涉行为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和过程，同时也涉及当事人各方对该行为性质的评价问题。就行为的事实要素与对行为的评价而言，两者可以分开，关于该行为性质的评价的法律争议可以放在法庭辩论中来辩驳，但在揭示有关行为的时间、实施的地点、行为方式和过程等等这些事实时，就往往不能排除双方当事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对于有的事实，该事实的本身就直接表现为法律认识，例如关于过失问题。“过失”即可以看作为对事实的表述，也可以视为是关于事实的法律表述。在损害赔偿案件中，“过失”是损害赔偿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尽管可以把它看作抽象的要件事实。但同时，“过失”又是关于某种事实状况的法律评价。“过失”，作为一种事实状态虽然是指行为人的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但何谓“过于自信”，何谓“疏忽大意”仍然是一种人们的评价，这种评价涉及相关的法律理论问题。

一般认为，法庭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揭开案件的事实，即掀开罩在案件事实之上的面纱。这里所谓的“事实”，准确地讲应当是指“案件的实际情况”。一般理解为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外在”或“自在”事实。然而，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实际情况的一种陈述。事实作为对事物感性呈现的一种断定和陈述，必须是为人们所能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然后，由主体的概念所接受，由主体判断而被陈述出来的。事实作为对事物事实即情况的一种陈述或判断，按其内容而言是事物的实际情况，即是客观的；按其形式而言是一种陈述或判断，即是一种知识形式，因而，一切事实都必然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经验的东西）与理性的统一与结合。（1）因此，人们的认识（知识或理论）对事实具有渗透性，事实不可能将人们的认识（知识和理论）完全剥离出去。孤立于人的认识、经验之外的，亦即没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客观事物，只是一种纯粹的“自在之物”，不可能成为认识主体所把握的事实。（2）人们对案件实际情况的揭示总是在某种特定的认识环境和认识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于是，在哲学的深层认识中，我们也无法找到在揭示案件事实时，将人们的认识从中加以排除的认识沦依据。

法庭辩论中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对证据进行质证和认证。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据的效力、证据事实与案件的关联性方面进行质辩的过程。然而，关于证据的质辩，实质上就是关于案件事实，甚至法律问题的辩论。对于原告而言，提出的证据都是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和阐明法律理由的事实。对于被告而言，提出的证据则是关于反驳原告诉讼请求和法律理由的事实。庭审中的案件事实几乎就是由这些证据事实组成的，因此，关于证据的质辩也就是关于案件事实问题的辩论，不可能将关于证据问题的辩论与案件事实问题的辩论区分开来。而且，也同样不能将证据辩论中的事实问题与关于证据的法律问题加以区分。

在庭审的事件中，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往往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双方当事人就开始对事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辩论。这时，审判长会提醒双方当事人：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不是辩论阶段，不要现在进行辩论，到了法庭辩论阶段，自然会让双方充分辩论。此时，当事人往往会指出，如果这一问题不能进行辩论，便不能进行证据调查。即使进行调查也会偏离方向。例如，在一宗涉及股权争议的行政案件中，原告以经济案件向某高级法院起诉，法院也已受理。在法庭调查中，原告首先陈述自己的主张，要求确认股权，赔偿损失，并提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对此，被告的人抗辩指出，本案系行政诉讼案件，不是经济案件，并提出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当审判长宣布进行法庭调查，原告陈述后，被告便与对方就案件的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法院是按照经济案件来受理的，案件的法庭调查便受到法院这一法律认识的左右，调查也就要围绕股权的存在与否和损害赔偿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被告一方则不会同意就这些事实问题进行调查，必然要求首先对案件性质问题进行辩论。此种情况下，如果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分立，就不能使案件性质尽早得以解明。当然，该法院也可以围绕案件的争点进行调查和辩论。将案件的性质也作为其中一个争点。但按照现行的庭审结构，会将案件中所有争点的调查集中起来进行，然后对所有争点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但这样一来，必然打破案件的内在逻辑。因为在这一案件中，案件的性质问题是属于前提性争点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其他争点的调查和辩论都可能是徒劳的。从逻辑上，应当是首先围绕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和辩论，然后对股权存在与否、损害的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进行调查和辩论。因此。对有的案件，从逻辑和方便审理的角度，就应当是调查辩论-调查辩论，也可能的辩论调查-调查辩论这样的过程。

不仅法庭调查中会涉及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争议，而且在法庭辩论中也同样会涉及事实未明，而又需要对事实进行调查的情形。按照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构架的设想，辩论是在法庭调查中对案件事实充分揭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法庭辩论只是围绕已经揭示的事实基础上的辩论。但事实上，由于法庭辩论中所关于法律问题的辩论与事实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法庭辩论中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就可能因为提出新的观点，而又将涉及新的事实。当事人一旦提出新的法律主张，就自然会提出的事实或证据。由于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就需要对这些事实进行凋查，对新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就只能终结已经开始的法庭辩论程序，而重开已经结束的法庭辩论。笔者经历过四、五次审判长已宣布终结法庭辩论后，不久又重开法庭调查的事情。这种情形使法庭常常处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消解庭审调查与辩论的分立

以上笔者指出目前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实务中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分立的做法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在诉讼实务中也难以操作。而反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也没有在庭审中将案件的调查与辩论分立的做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法国、日本等，都实行的是言词辩论原则。所谓言词辩论，是指在公开的法庭上，采用言词的方式在受诉法院面前实施诉讼行为的程序。“基于言词原则的基本要求，大陆法系国家都将重要诉讼行为的实施放置于能够面对法院和当事人的空间。因此，法国、德国、日本等都建立了所谓”言词辩论期日“制度。所谓”言词辩论期日“，是指法院指定的进行言词辩论的期日。言词辩论期日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中庭审期间。根据辩论原则和言词辩论原则的要求，所有作为裁判依据的主要事实必须从当事人的言词辩论过程中产生，因此，言词辩论期日也就成为诉讼的核心阶段和过程。言词辩论原则适用于当事人的辩论和证据调查。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也有所谓的证据调查程序，并与当事人辩论加以区分。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证据调查概念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实务中的证据调查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大陆法系的证据调查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法院委托鉴定人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问题进行鉴定、查对文书的真伪、进行勘验。证据调查实际作用是对当事人声明的证据进行核实，认定当事人主张的证据的真实性。

在德国，对案件的实质审理在“主要期日”里进行。一旦进入“主要期日”也就进入了言词辩论阶段。在“主要期日”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都是属于广义上的辩论行为，包括陈述、提出证据、对争点的辩论。并不将对案件事实的法庭询问和对证据的质证、认证与当事人关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辩论加以区分。

在法国，民事诉讼程序分为事前程序、辩论程序、合议程序和判决程序。事前程序中，主要是对争点和证据进行整理。为辩论程序作准备。辩论程序是民事诉讼的核心程序，原告关于诉讼请求的陈述、有关的证据评价，被告的抗辩以及双方之间关于各焦点的辩论都将在该程序中进行。

在日本，也同样没有将法庭审理分为法庭调查和辩论两个阶段。日本所谓的证据调查和法庭的辩论程序都是在专门的期日和场所中进行。在证据凋查的期日里，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对证据问题进行辩论。而在言词辩论期日里，当事人双方将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也包括对证据的评价问题。我国之所以将法庭审理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也许与误解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调查与事实审中言词辩论有关。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的庭审一般是指在法庭的事实审程序。庭审的过程，就是证据调查和辩论的混合的过程。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为例。在庭审之前，美国民事诉讼有一系列的庭审前的准备性程序，最主要的是证据开示（discover）。证据开示只是当事人双方提出证据，并不涉及证据效力的认定。关于证据是否会被采用，当事人的主张是否会被认可对将在庭审中解决。在庭审程序中，事实提出和关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辩论是交叉或穿插进行的。

针对我国现行的调查与辩论分立的庭审构造，笔者认为，这种构造过于僵化，硬性地割裂了事实的调查与事实问题、法律问题辩论的关联性。因此，将法庭对案件的调查与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分立是不妥当的。有必要在今后修改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调整。改变现行法中法庭凋查与法庭辩论分立的做法。不再将庭审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庭审的主要功能应当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围绕诉讼标的和争点，当事人双方充分陈述主张和理由（有第三人的，也包括第三人对自己主张的陈述）。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以辨明案件事实和法理。在庭审的程序方面，仍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进行有关的准备事项。然后进入庭审的实质阶段。关于庭审中的具体方式可有几种：

其一，首先，是原告陈述，并提出证据。其次，是被告的陈述，并提出证据。然后双方当事人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对辩论的认识范文第3篇

【英文摘要】in the struggle against marhism,lenin definitely criticized relativity and　 focused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objectiveness absoluteness and definiten　ess of truth.however,lenin did not hold a negative view on relativity,instead,he not only reflected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ityand idealism but also analyzed objectively the inseparable connectionsbetween relativity and dialectics,and illustrated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relativity in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analysis,which fullyshows his material and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关 键 词】相对主义/客观真理/辩证法/relativity/objective truth/the dialectics

【 正 文】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对真理的绝对性、客　观性和确定性作了集中而深入的阐释，并且立场坚定、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但　是列宁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相对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揭示　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分析了相对主义同辩证法不可分割的密切　联系，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而又唯物的思维方式，　给人以深刻的思维启示。

一、相对主义为辩证法打开了大门

关于相对主义，列宁的解释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　1](p211)不难看出，列宁是将“相对主义”视为同“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相等的概念。　而将其称之为是相对主义的“原理”或“原则”，表明对相对主义的重视程度——视其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

关于知识的相对性问题，恩格斯早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的真理”时就指出：“认　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　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　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　，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2](p431)。列宁继承了这一相对性的思想，他说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　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1](p193)“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　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　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　[1](p192)在列宁看来，一切关于自然界的理论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的证实。

列宁很重视对知识相对性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能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即相对主义　的原理)，就接近了辩证法。在谈到杜恒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　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一切规律都是　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他们是近似的”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　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　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1](p213)

相对主义不仅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大门，而且是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内容：“辩证法　，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1](p97)。一　般的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否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呢　?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　1](p97)。列宁抓住了相对主义这一辩证法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唯物主义认识　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相对性原理，并以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为纲，展开了对认识辩　证法的阐述：

其一，提出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相对的观点。列宁在批驳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物　质概念攻击时，坚决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特别　说明：“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　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p108-109)。这一提　法，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旧唯物主义将物质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为指　导人们辩证地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其二，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别是相对的观点。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　题。在真理总是上，列宁一方面批判否认真理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旧唯　物主义的“终极真理”。而旧唯物主义把一切科学原理都看成是终极真理的原则，是由　于他们不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列宁在说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内涵的同时，还特别指　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区别也具有相对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　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　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1](p96)，这里说的“不确定”性，　就是指相对性。

其三，提出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相对的观点。列宁在阐明“生活、实践的观　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p103)的同时，又强调：“这个标准也　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　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p103)

在列宁看来，认识论中，如果没有相对性的思想，后果是严重的，会使科学变为“恶　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的东西，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的等等　，只有引入相对主义原理，才可以克服以上种种弊端。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重要结论，是列宁对恩格斯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结论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就深入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不确　定性，他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　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　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2](p431)。恩格斯对相对性原理的应用，为建　立认识辩证法体系奠定了基础；列宁则在批判了马赫之流的相对主义谬论中，从新的角　度，科学地阐述了认识论中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为建立认识辩证法体系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明确界限

列宁在说明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　时，同时又特别强调辩证法“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中虽　然不能缺少相对主义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又是有着明确界限的，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否　则会陷入唯心主义哲学中。列宁对二者界限的区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界限之一，是否能准确地说明知识的相对性原理。相对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承认知识的　相对性，而在于将我们的知识相对性的原理片面夸大。如，“物理学”唯心主义最重视　的是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忽视了知识的其他特性；又如，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　础，结果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再如，从　裸的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证都是正确的；等等。列宁后来在他的　《哲学笔记》中，深刻揭示了哲学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　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　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3](p311)。而相对主义则正是将知识的相对性这一认识过程　的特点片面夸大的，这种片面的夸大，带来的后果是唯心主义的产生。与相对主义相反　，唯物辩证法则要求“正确地阐明相对主义”，准确说明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界限之二，是否在承认客观真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在说明唯物主义辩　证法之所以不归结为相对主义时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　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是有条件的，是以承认真理内容的客　观性为前提的。而相对主义，特别是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否定任何为我们的　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1](p97)。这　正是列宁所要特别强调的：“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之外　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1](p193-1　94)

界限之三，是否承认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别的确定性。列宁在阐述绝对真理和相对　真理区分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这种区分正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另一方面　又特别指出这种区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　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　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1](p96)。

界限之四，是否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　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　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3](p306)。

正是由于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辩证法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如果　不能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就难以避免经由相对主义而滚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从相对主义滚到唯心主义的条件

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自发地是唯物主义，他把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自发产生　的唯物主义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甚至认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　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1](p216)但是有一些现代物理学家们却很不幸，他们没有看　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却从相对主义滚入唯心主义。列宁将它们看作是分　娩时必然会产生出的一些死东西，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自然科学家为什么会产　生唯心主义呢？列宁深刻地剖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泛滥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其　中一个原因是与相对主义直接相关的。

列宁说：“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　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　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1](p211)列宁多处反复强调　，不懂得辩证法，就会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因此，理解列宁所说的“不懂得　辩证法”的内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列宁在批评莱伊时说：“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　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　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　”[1](p211)看来，列宁所说的不懂得辩证法，不是指一般的辩证法，而是指唯物辩证　法，所以他特别强调：“关于相对主义总是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　哲学唯心主义。”[1](p211)而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却　只承认相对真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甚至无　法理解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绝对真理是由　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　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　分”[1](p212)。这段不为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论断，即阐述了绝　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又强调了真理(包括相对真理)是客观的重要特性。而在　“物理学”唯心论看来，既然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不依赖人类　的客观真理就是不能有的，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就不能承认真理是客观的，将真理的客　观性与真理的相对性完全对立起来。

马赫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不了解，还突出地表现在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上。“物　理学”唯心主义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　许多概念是僵化的等等。列宁赞成这种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他说，旧唯物主义这种缺　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　—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　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1](p2　13)而物理学唯心主义则相反，既丢掉了唯物主义，又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天才的真理　内核。就是说，他们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不真正懂得。所以列宁特别强调：“他不了　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1](p213)“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　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　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1](p215)就是说，那些被　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可能　使他们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平坦，才能在哲学上将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否则，也会产　生唯心主义。

列宁对相对主义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思想启迪：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即使是非　常错误的哲学思想，也应给于客观而辩证的分析，并划出认识论的根源，而不是简单地　否定。正如列宁所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　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　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直线性和片面性，死　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3](p311)。这一论断　同样适用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无疑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的成分，从而成为滚　向唯心主义的桥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思路，即相对主义无疑也是一　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　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3](p311)。所以，我们也应认真对　待它，并从中学会辩证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辩论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辩证思维；辩证法；培养目标；辩证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064-03

一、引言

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取决于是否善于思考，而思考是一种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提升。我们培养学生，不仅要使其掌握知识和获得价值认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有利于其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适应社会发展。在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有许多专业课程支持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但这些课程从开设范围上来讲，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们有的是针对专业学生，有的只是公共选修课，修读学生为数不多。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是一门可以普及思维教学的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拥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教学内容，同时覆盖所有大学生，以此课程为平台进行思维能力培养，具备可行性。

在思政课的教育实践中，通过对高校思政课思维教学目标进行具体诠释的方式，将简单的“是什么”教学，提升到为解决“为什么”提供思维方法支撑层面，去帮助学生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实现教育效果反思，才能真正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既能克服心理障碍，降低冲突性倾向，又能拓宽视野见识，提升整合思维素质，增强社会竞争力；对整体的思政工作而言，思维方法教学能普遍地为后续工作搭建高层次思维受体平台，一举三得。

辩证思维是高端人才思维方式，对从事复杂思维活动的群体来说是必须具备的能力。面向大学本科层次的受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过程中进行渗透式辩证思维培养，建立起一般辩证思维训练模式，加强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冲破盲从，独立思考，增长知识和认知能力，合理地决策和行动，甚为必要。本文从定位本课程的辩证思维能力概念及目标范围着手，从教材中寻找本课程的辩证思维潜在资源，确定辩证思维的研究范围、特点及具体指标，确定本课程应该承载什么样的辩证思维教学任务和目标，以实现教学的“有的放矢”。

从教学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有丰富的培养辩证思维素质的资源。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该课程的哲学部分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原则、认识论、方法论，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实质与核心，是贯穿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中心线索，而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蕴含着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本课程由感性具体“生动直观”经过思维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再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完全符合思维的“从表象具体到抽象规定的阶段，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段”的两个逻辑序列，有助于形成完整思维链条。

二、什么是“辩证思维”

首先，明确辨析辩证思维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等同于对立统一的观念。在我们的既定观念里，辩证思维就是哲学上所指的辩证法。但事实上辩证思维≠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唯物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作用，具有本体论意义。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导出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1]。辩证思维可以看作是“辩证认识方式”，只是主体反映客体辩证本性的理性分析工具和手段，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在1994年就有文章指出：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应该是辩证性思维，而不是辩证法思维。应该将作为本体的哲学层次的客观辩证法从“辩证思维”内涵中分离出去，将一般“辩证思维”内涵确定为辩证认识方式的取向。同时，辩证≠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不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辩证思维有它自身的具体逻辑范畴。[2]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辩证思维逻辑体系，辩证思维不仅仅是对立统一思维，它更是“实践、主体、客体，质、量、度，内容、形式、现象”，“同一、差异、矛盾、根据、条件、联系、因果关系、相互关系、整体联系”，“个别、一般、本质，过程、系统、规律”等范畴构成的逻辑思维体系。

其次，明确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辩证思维是辩证性思维，是介于形式逻辑和具体辩证法范畴原则之间的思维形式，是辩证法原则与逻辑的结合，可以称之为“辩证逻辑思维”。在形式逻辑思维中，结论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却可以“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强调条件性。这说明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具有不同的规则，分别遵守不同的思维规律：形式逻辑思维的概念、推理与判断具有相应的思维规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辩证思维以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遵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3]辩证思维是多维、动态的整体思维，形式逻辑思维是一维、静态思维，两者关系密切但层次不同。辩证思维是逻辑思维的超越，逻辑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辩证思维注重客观世界和事物本质对思维的决定作用，反对擅离外在客观而只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自洽，同时又遵循思维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的最大特点是从事物的联系、发展和变化等方面来反映事物，提供一种思维框架，既强调对客观规律和关系的辩证本质探索，又倚重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在尊重辩证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逻辑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通过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方法，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对象，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因此，要学会辩证思维，必须掌握辩证法原则和逻辑思维规则。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辩证思维培养目标的设定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将教学过程中的思维培养目标设定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总体的辩证认知和对辩证法原则的把握（世界观认知）；第二是对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前提下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把握（方法论认知）。

首先，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马克思主义学说把辩证法看作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把思维中的辩证法视为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自觉反映，来源于客观现实，而客观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辩证思维培养的首个目标就是让学生熟练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

其次，把握辩证思维的内核，使教学目标具体化。辩证思维无非是要求思维主体把客体（对象）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成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通过对辩证运动过程的全面考察，通过一系列环节来把握它的整体关系、把握对象具体。透过其客观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整体性、动态性、具体性、开放性”四个内核，可以将目标通俗化为四点：①对问题的理解完整，认真考虑了对立观点，做出多角度看问题的努力，对这些方面做了公正、批判和综合的考察。②能够摆脱思维固化，以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强调论证过程。③收集不同信息，分析证据的质量，考察不同立场的观点，能说明背景和具体情况的重要性，思考和表达具体。④能够检查问题是否合乎实际，事实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发掘可能的替代解释或推论，确认检验结果，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养成相应的思维习惯。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设定为培养目标，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实现辩证思维能力的提升。为了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分析者，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吸收方法论的教益，运用具体的思考方法来分析新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性思维方法，把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统一的理性思维方法作为培养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具体目标。

（1）掌握归纳与演绎的双向推导法。归纳与演绎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归纳是从个别事实推导出一般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也是归纳的前提和指导。人的认识是不断地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这恰恰是归纳和演绎交替使用的过程。它们既是辩证思维基本的推理方法，也是进行其他学科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无论是对工作学习来说还是对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方法论意义，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具体培养目标。

（2）具备分析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分析与综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分析是主体在思维中将对象整体分解为多个部分，分别加以认识；综合则是主体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方面认识进行整合，全面地把握对象的方法。分析是思维从整体走向部分的过程，综合是思维从部分走向整体的过程，没有分析，就难以认清对象的细节，从而难以正确认识整体，没有综合，没有正确的整体认识，难以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中要使学生认识到分析法与综合法不可分离，并能够掌握分析与综合的基本技能。

（3）能够把握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认识过程，自觉运用抽象与具体方法。抽象与具体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是通过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辩证思维方法中居于中轴地位。本目标的实现分两步，第一步，在反映具体事物的感性具体基础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运用分析法，从整体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使认识从感性具体发展成理性抽象，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第二步，运用综合法的同时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各个部分的各种规定按照它们本身固有的内在关系相互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把握这一事物，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4）能够掌握并正确运用逻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历史方法是指考察客观对象的发展过程及人们认识客观对象的思想发展过程，逻辑方法则指是对事物内部逻辑的理性分析。逻辑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分析为依据，以达到客观、全面地解释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目的。运用逻辑的方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进行概括，在运用历史方法研究事物历史进程时，也要通过逻辑分析确定史实间的必然联系，把逻辑分析贯穿于历史的考察之中。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思维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明确：思维的逻辑进程要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统一，还要与思维的历史进程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2]李仁武.“辩证思维”内涵辨析[J].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6）：12-14.

对辩论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俄罗斯 科学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转向

abstract: as worl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condary shape", rus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 rise not only correspond to we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also is soviets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ing, and as a domain of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general philosophy of soviet ideological trend overall since the 20th century 60's.

key words: russia,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ical 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 науч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 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 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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