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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乃斯的马

巩乃斯的马范文第1篇

马是作者所喜爱的,爱到能偷偷摸进马棚,解下两匹喉咙里滚动着灰灰低鸣的骏马,在冬夜旷野的雪地上奔驰。原本寂静的大雪地,因为马的奔驰、起伏、跳跃和喘气而不再寂静,为此还增添了一份色彩。

马给我的感觉是自由、快乐,能在大草原中自由的奔驰。我是一个渴望自由,不想当笼中鸟的人。我骑过马所以我明白坐在马背上的那种心情,它能让你心情变得开朗、舒展、压抑消失。

“马能给你以勇气,给人以幻想。”

文中作者提到了“马的首领”,在我的脑海里我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是“负责领跑的头儿”,但我错了,原来首领在马群眼里是最厉害的,能管理和保护它们,具有父爱的头儿。

巩乃斯的马范文第2篇

春天,美丽的巩乃斯河像一条玉带镶嵌在大草原上,河岸旁 盛开着野花,河水缓缓的流,河岸上长着茂密的树林·芦苇,野鸭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悠闲地戏耍,野花上飞舞着几只小小舞蹈家——蝴蝶。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夏天,河里留着清清的河水,芦苇丛中有小孩在放牛,抓小鱼,河岸上会有大人在钓鱼,“呵” 一条狗鱼被钓了上来。河里有小孩在游泳·玩耍。夕阳西下,天空被然成了金色,河水先得那么安静,一朵朵白云被镶上了金边,多么美啊!

秋天,树叶枯萎了,像穿着黄裙子的小女孩,芦苇丛中有大人在割芦苇,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渴了喝自己带来的水。大雁向南飞,小鸟也飞走了,只有野鸭在芦苇丛中玩耍。

巩乃斯的马范文第3篇

6月8日,“哈萨克第一村”开业仪式在新源县那拉提镇阿拉善村举行,美丽的那拉提草原上又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哈萨克第一村”以挖掘、传承、保护、开发、弘扬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哈萨克民俗体验村,包含“佳艺乐歌舞剧场”“佳克斯新疆特色产品购物中心”“巴哈提家园”“阿拉善马队”“克寨部落”等功能服务区。它的出现掀开了哈萨克族旅游文化的新篇章。

当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参加了“哈萨克第一村”的开业仪式,当地的牧人也以狂欢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开业仪式时,“哈萨克第一村”村长带领骑手们举行入场仪式,为大家带来了赛马、叼羊、姑娘追等精彩的比赛。

“哈萨克第一村”的开业仪式开幕式在“佳艺乐歌舞剧场”举行,具有哈萨克族特有的戴帽仪式拉开了开幕式的序幕,《腾飞的草原》《牧人之歌》《草原雄鹰》等哈萨克族歌舞节目深深吸引了每位观众。舞蹈《草原雄鹰》中,哈萨克族老人手托猎鹰出现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很多观众走到舞台前,纷纷用相机捕捉着鹰与哈萨克族牧人共舞的精彩画面。

“空中草原”那拉提

那拉提草原,与瑞士山地齐名,名列世界四大河谷草原之一,又名巩乃斯草原,突厥语意为“白阳坡”,面积710多万公顷。原野上山泉密布,河道交错,森林繁茂,被人们誉为“空中草原”,按植被类型可分为高寒草场、草甸草原、低湿地草甸草场、沼泽草场等7大类草场。

那拉提位于新源县那拉提镇东部,是发育在第三纪古洪积层上的中山地草原。每年6月之后,大群的牲畜转入,进入草原的黄金季节。在这里,可以亲身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山草原美丽景色。

那拉提东起吐鲁番,经托克逊、阿拉沟、巴伦台、巴音布鲁克、那拉提、巩乃斯、伊犁、西至中亚的丝绸之路中线“天山道”上的一个重要山口。相传成吉思汗西征时,一支蒙古大军由吐鲁番出发,沿天山深处向伊犁集结。时当盛夏,山中仍风雪弥漫,饥肠辘辘的将士们疲惫不堪。岂料一过山岭,眼前竟是一马平川。草原上,繁花怒放,流水潺潺,将士们顿觉心旷神怡,忽然间云开日出,艳阳高照,人们不禁齐声高呼:“那拉提,那拉提”,于是一个形象化的地名诞生了。

远远望去,白云上是终年白雪的喀班巴依主峰,白云下是奔流不息的巩乃斯河,而浮现在白云中的就是云杉耸立,碧草茵茵的“空中草原”——恰普河夏季牧场。恰普河夏季牧场是名副其实的空中草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

那拉提草原主要为亚高山草甸,由茂盛而绚丽的中生杂草与禾草构成,为糙苏、羽衣草群系。其他主要植物为小米草、婆婆纳、金莲花、葱、异燕麦、假水苏和龙胆等。那拉提景区内茂密的森林,辽阔的草原为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使之成为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有北山羊、雪豹、马鹿、盘羊、雪鸡等。

那拉提草原每年6月之后,进入草原的黄金季节,草原人的各种集会多在此举行,也迎来了草原上牧人们的狂欢节。这里居住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哈萨克第一村

新源县阿拉善村位于巩乃斯河上游,伊犁河谷最东端,距伊宁市250公里,距新源县城80公里,217、218国道纵横全境,素有伊犁“东大门”之称。辖区内有国家“AAAAA”级风景名胜区一那拉提景区,有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恰普河夏牧场,这里气候凉爽,天蓝如镜,高山河谷,雪山巍峨,景色如诗如画,民族风情浓郁,是巩乃斯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辖区面积194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馏万亩,森林面积40万亩,优质草场130万亩,居住着以哈萨克族为主的数10个民族,总人口3.2万人,哈萨克族占60以上。

阿拉善村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畜牧资源以及独特的水土光热资源。总理视察新疆时的讲话都明确提出要把那拉提景区做为新疆重点发展的五大景区之一,秀美的草原风光吸引着世界目光,沟通南北疆的枢纽位置以及联结唐古拉、恰西、巴音布鲁克等风景区的区位优势,让阿拉善村旅游业发展前景不可估量。130万亩优质天然草场为发展现代畜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湿凉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贝母等特色中药材和香紫苏等优质香料。高山河谷孕育出山野菜、野山菇、野浆果、中草药等土特产,开发潜力巨大。

民族传统助推现代化发展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那拉提是哈萨克族孕育和发展的摇篮。剪彩仪式结束后,游客观看了民俗活动表演及比赛,赛马、刁羊、摔跤、姑娘追等。叶尔肯所在的马队在比赛中获胜。他介绍说,当地政府和扬州市援建的安居富民房落成后,他的家人每年夏秋之际远赴草场游牧,就将这些安居房出租搞旅游接待,冬天再回到这里居住,每年可以获得不少出租的收入。

这里充分依托那拉提哈萨克庄园旅游专业合作社,鼓励牧民发展以哈萨克民俗风情为内容的餐饮、住宿、骑马观光等旅游接待服务。人们可以在“牧家乐”的毡房里品尝传统民族美食,欣赏哈萨克歌舞,了解哈萨克族的草原文化,感受哈萨克人的淳朴、热情与好客,也可以通过观光马队欣赏雪山松林、草原河流等美丽景观。

巩乃斯的马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认同;苏联模式

中图分类号:D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4-0080-05

苏联解体是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当然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将之归咎于单一因素总难脱盲人摸象之嫌,但从某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仍属必要。

在浩如烟海的论述中,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诚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从逻辑上讲,一种意识形态瓦解的直接后果可以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覆亡。事实上,很多国家也曾经历意识形态的剧烈变迁,如从独裁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型,但这些国家并没有覆灭,反而经济发展更迅速、政治发展更巩固。为什么苏联会解体呢?由于在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着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削弱乃至变异,导致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削弱和丧失,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才难以为继。可以说,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变异的过程,同时成为苏联民众国家认同感形成、巩固与丧失的过程,以及国家建立、巩固与解体的过程。

一、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一方面通过宪法、等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从国民的认同中获得。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1]。公民或者出于客观的血缘纽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或者与一群人共有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或者基于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价值赞同而产生对特定群体的一体感或归属感。国家认同因此可以在概念上化约为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事实上,这三个层面通常汇合在一起,但可能以某个层面为主要依据,再辅之以其他层面的支持[2]。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考察苏联,可以发现,苏联国家认同的建构显然不是以族群或者文化为主要依据。首先,与早期西方民族国家建立时拥有相对单一的外部环境以及能够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号召不同,苏联并不具备将国家建基于民族或族群认同的环境和基础。十月革命后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反抗和颠覆的威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必须建立起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同盟,为此便要向民族、宗教等各种传统力量做适当妥协。而且,由于加盟苏联的众多民族在文化、传统、语言、宗教上差异过大,占总人口40%的俄罗斯人不足以将千百万非俄罗斯人融入俄罗斯民族。因此,苏联成立时,每个加盟共和国及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都是基于地域性民族原则组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对各民族的民族性事实上予以承认,并没有将境内所有民族整合成一个“苏联民族”。不论是沙俄还是苏联,都是一个国家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概念。

其次,苏联成立时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巨大,缺乏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各加盟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大多已拥有相当长的历史,并形成了迥异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方式。俄罗斯帝国在建立与扩张的过程中,斯拉夫文化始终没能化解境内的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历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都试图以斯拉夫文明来构筑一种统辖全俄的精神,事实上都没有成功。更重要的是,在苏联这一政治共同体中占据主要位置的俄罗斯,其文化优势并不突出,既不如乌克兰那样久远,也弱于波罗的海各民族。由于这些民族拥有对自己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加上苏联成立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苏共很难建立起涵盖全境的统一文化。

因此,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苏联将境内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最大纽带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早在十月革命前,人们通过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参与政治革命、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胜利以及苏联成立后,苏共运用政治权力,通过学校、传媒等各种政治社会化工具,长期、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与此同时,苏共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斯大林模式所创造的奇迹,逐步将这一意识形态的成果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展现出来,使之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霍布斯鲍姆曾就此感叹到:“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3]这样,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苏联人民心中的主要政治思想,一种超越民族、地域、宗教等传统地方性认同的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形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苏联社会取得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苏联境内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等传统“俄罗斯思想”的影响。伯林认为,在俄国人看来,“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4]。尼・别尔嘉耶夫也指出,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权政体或社会主义的”[5]。俄罗斯村社制度则是孕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土壤,它使苏共可以“利用历史上已形成的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来一方面唤起农民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保持村社内存在的平均主义原则,直到革命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6]。

从根本上说,苏联建立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而不断深化,还是受教条主义影响而不断削弱,会给苏联人民的国家认同带来深刻影响。

二、官方意识形态的削弱与变异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最终扩展到一切文明国家。但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测发展,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尽管在政治权力的帮助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苏联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苏共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与后期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导致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逐渐削弱并最终发生变异。

苏联意识形态的削弱始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建国初期,苏共内部在以什么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结果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主流派“高速度的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主张占据上风。斯大林希望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取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并通过政治力量和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巩固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然而,苏共领导人将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由于它过于强调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斗争,一味排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使社会主义信仰遭到了严重扭曲,并造成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状况。苏联人对社会主义的接受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封闭局面的打破则动摇了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既有看法。人们通过30年代的、大清洗逐渐了解了国内政治生活的全貌,并看到了苏联与西方生活水平的差距,其思想开始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遭到某种程度的质疑而有所削弱。

面对斯大林模式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伤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从改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意义重大,但这种全面否定历史人物的做法,使苏联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被宣传和认为是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象征,现在否定斯大林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大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完全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原有的信仰基础开始坍塌。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表层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仍是苏共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但由于党内缺乏民主机制,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尽管苏共大谈特谈“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合”等口号,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思想之间存在太大差距。这种差距意识使得社会主义价值、苏联爱国主义、社会正义等曾经在社会整合中起到突出作用的思想和价值,现在已不再被视为当然与崇高,加上西方和平演变渗透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意识形态危机的严重性日益显露。

客观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以前累积下来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已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阻碍,改革势在必行。然而,由于改革初期加速发展战略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经济改革陷于停滞状态归因于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在改革的方向和指导思想上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以前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的、专横的社会主义”,现在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崭新状态”。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偷偷置换了苏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遭到精英阶层的怀疑、公开诬蔑甚至抛弃,并由此导致民众思想的混乱和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成为了压垮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指出,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高达76.17%的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分析说:“据我研究,70年代的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8]到苏联解体前夕,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在苏联全境都可以感受得到,尤其是在莫斯科,莫斯科逐渐成为了改革理念传播的中心,而且成为了部分上流阶层犬儒主义传播的中心,这种犬儒主义最终导致了下层民众的思想矛盾[9]。

回顾苏联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可以列举很多客观原因来解释苏联的解体,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等等,但内在的一些缺陷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毁灭,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和错误的改革方向才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

三、苏联的国家认同危机

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合法性的取得和维护,不仅需要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器,更需要公民的心理认同,国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就是该国人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与巩固的过程。随着苏联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各族人民在苏联的整个领土内共同生活和工作,接受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取得了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连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恐怖政治被消灭,以及在60年代物质状况有所改善,的确在人们心中产生了身为超级强国一分子的骄傲。尽管仍有广泛的犬儒与消极态度,但对平等与人类的大结合的理想观念在苏联公民心中开始扎根,因而,一个新的苏联认同感逐渐形成[10]。

然而,国家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面临各种挑战,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因此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影响。对苏联来说,意识形态的削弱可以说是维护国家认同的条件变得恶化的表现。根据逻辑推理,一种意识形态削弱乃至崩溃的直接结果应该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削弱乃至变异与苏联解体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在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过程中,意识形态占据着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1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国家赖以持续存在的基础首先来自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信仰,其他因素如经济绩效的取得等都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不管这种政绩是否真正是共产主义的成就。因此,在苏联广袤的地域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虽然曾经是人们确定政治归属时的最大公分母,但它一旦遭到质疑,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削弱乃至最终变异,导致了人民对苏联国家合法性的质疑。从斯大林、赫鲁晓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都曾试图发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存在和累积的问题。但问题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只有“破”而没有“立”。从逻辑上讲,苏联后来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或国家本身,人们的思想危机应该是体制性危机而不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对国家的否定。但是,由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于苏联”的观念,一旦发生体制危机必然同社会制度进而同国家联系起来。而且,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的,本身并不适合在和平建设时期使用,因而在国家认同塑造中的作用也是不健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引起了苏共和普通民众思想上的混乱,把斯大林模式中仅有的一点能够提供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松动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期进行的改革在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方面仅仅做出了很多承诺,到戈尔巴乔夫时,更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内部改革”的轨道,而导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改变[12]。戈尔巴乔夫在实施“新思维”的过程中,在削弱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同时,没有能通过成功的经济改革及良好的经济绩效等途径建立起替代性的认同基础。

此外,苏联成立时对人民的个别国籍和民族特性是予以承认的,因此地域和民族事实上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发挥着潜在的重要影响力。而且,现代的人们和过去一样,以各种方式认同自己,陷入众多权威网络之中,并在其间分配资源[13]。特定个人或群体通常怀有多重认同,认同可以在比国家更大和更小的范围内同时发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层面难免会存在冲突,人们一般会对其加以协调。但是,人们在认可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首先得接受这样一种信仰,即国家是政治的首要单位。当涉及到国家这一认同对象时,人们必须在他们的多重认同中确立国家认同的优先次序,赋予其高于其他对象的地位。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西化的改革,造成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危机后,苏联认同的最高地位遭到质疑,民族主义等其他思想乘机填补进来,地域和民族逐渐取代苏联成为人们新的政治认同对象,从而置换了原有国家认同与地域、民族认同的地位。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各共和国的民族精英们轻易地把自己名义上的国家变成了独立的国家。

英国学者沃克指出,所有社会都需要某种集体认同感和共识,缺少这种共识,就会很快分崩离析[14]。由于苏共最后作为一个整体抛弃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苏联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苏联社会制度的剧变和国家的解体便不可避免。

四、结论

本文的论证逻辑是:

1.苏联国家认同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在斯大林时代,这种意识形态等同于斯大林主义。

2.苏联在宣称改革并放弃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不但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3.由以上两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并最终被放弃,挖掉了苏联国家认同的最大根基,而苏联的改革者们尚未能有效建立起替代性的认同基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就丧失了最大的合法性――国家认同,其崩溃就在情理之中。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我们对苏联解体历史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些对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可资借鉴的经验:

1.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常在国家认同构建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必须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说,要正确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改革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强化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

2.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构建国家认同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还要通过民族融合、社会整合、经济改革等卓有成效的方式,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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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58.

Ideology,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GUO Yan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Beijing United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巩乃斯的马范文第5篇

2.5万平方公里。

和静县地域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拥有全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亚洲最大的部级天鹅自然保护区、中国绝品景观开都河九曲十八弯、风光迷人的巩乃斯部级森林公园、神奇而又多情的阿尔先温泉、山花烂漫富有神奇色彩的班禅沟、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巴仑台黄庙、神秘的末代汗王府、雄奇的奎克乌苏石林、气势恢宏的浩腾萨拉瀑布,以及有3000年文化的察吾呼沟古墓群和《西游记》中所描述的“晒经岛”。雪山草原、河流沼泽、湖泊清泉、森林寺庙、冰川岩画组合得恰到好处,是新疆的高品质生态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区,也是中国的旅游胜地之一。

巡游巴音布鲁克

新疆和静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是中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也是集山丘、盆地、草原为一体的自然风景区。巴音布鲁克的千余眼泉水分布于草原各处,形成涓涓细流,与天山融化的冰川雪水汇流成河,汇集于盆地,形成巴音郭楞的母亲河——开都河。古老的开都河贯穿于两盆地之间,滋润着大草原,孕育着草原上的生命。巴音布鲁克草原由于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存了世界上多种稀有物种,成为天鹅等野生动物理想的繁殖栖息地。

辽阔的大草原上,羊群像白云般游荡,雪莲花般的蒙古包坐落其间,纵横交错的河流与四周的冰峰雪岭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天然画卷。一年一度的草原“东归那达慕”盛会,使整个草原沸腾。大会要举行赛马、摔跤、赛羊、赛牦牛和民族服饰、歌舞、说唱等传统技艺表演。这期间,大批游客涌入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领略草原的浩瀚,欣赏高山骏马矫健的英姿、黑头羊的稳健潇洒、高原牦牛的凶猛,观赏摔跤手身手不凡的威武风采,聆听草原牧人夜莺般的歌喉。

观赏迷人的天鹅湖

天鹅湖位于巴音布鲁克天鹅自然保护区,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10公里,面积约3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湿地湖泊,四周环抱的雪岭冰峰,构成了天鹅湖的天然屏障。泉水、溪流和雪水汇入湖中,水草丰美,食粮富足,气候凉爽而湿润,湖面碧波粼粼,湖畔绿草茵茵,沼泽幽静,非常适宜水鸟,尤其是天鹅的繁衍生息。

在中国生活的4种天鹅中,有3种在这里栖息。天鹅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大的天鹅栖息地和种原蓄源地,具有种类多、数量大、栖息地集中、生长发育迅速、居留期长等五大特征。除此之外,雁鸭类数量也相当大,占全国雁鸭类的三分之一。

据考察,这里有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等多个品种一万余只,还有灰鹅、斑头雁、白鹭等十余种珍稀鸟类。1986年被批准为部级自然保护区,配备专职人员,制定保护措施,天鹅等水鸟得到保护并逐年发展。

观看天鹅的最佳季节是每年的3月初到5月中旬,再就是9月中旬到11月初,这两个季节是天鹅春天回归和入冬南迁大集结的日子。

阳春3月,南迁越冬天鹅陆续飞回,成年鸟换羽求偶,恋爱成家寻找领地产卵孵化。5月下旬,“丑小鸭”陆续出壳。9月下旬,天鹅又开始云集,戏水追逐,欢歌鸣唱。 “丑小鸭”渐渐变成美丽的白天鹅。金秋10月,随着气候变冷,天鹅以家族为单位集结,陆续南迁越冬,直到11月初迁徙结束。

盛夏的天鹅湖景色更是迷人,尤其是夕阳西下时,整个湖面像是被涂抹了一层金色。小天鹅在父母的呵护下羽毛渐渐丰满,高贵、婀娜的神态渐渐显露。荡漾的湖面泛起阵阵斑斓,兴奋的天鹅们展开翅膀,使劲拍打湖水,击起一串串被夕阳映红了的水珠。在那里,白天鹅或在水中游弋,或腾空高飞,或在湖畔草滩上悠闲踱步啄食水草。夜深人静时,天鹅的鸣唱能划破夜空传出几公里远。

饱览绝景九曲十八弯

九曲十八弯坐落在大尤勒都斯盆地,巴音布鲁克镇南部,距217国道45公里,距库尔勒市400公里,是中部天山深处的一片美丽风景。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九曲十八弯,述说着开都河遥远的沧桑。开都河流经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滋润着大地,孕育了草原上无数的生命。

站在天鹅湖畔巴西里克山顶向西眺望,古老的开都河从天边缓缓走来,犹如天上仙女的飘带落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更像是上苍给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披上的圣洁哈达。

当夕阳西下时,万道霞光从云缝中射向草原,天鹅以及各种水禽在被夕阳映红的河水中嬉戏,蜿蜒如蟒的开都河水面上就映出了后羿射下的9个太阳,这就是天下绝景九曲十八弯。无数的映像和图片,早已把九曲十八弯的绝景复制到人们的记忆深处了。

眺望神秘天山石林

从巴音布鲁克草原向西南行走100公里,登上奎克乌苏达坂顶端,放眼望去,在雪峰环抱中,好像有一片原始森林散落在一条深谷两面的山坡上,走近一看,原来不是松柏,而是一片亭亭玉立的“石林”。经过大自然几百万年的洗礼,这沙岩石林被塑造得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有的宛如座座古堡,有的仿佛行人走兽;有的像刀枪剑戟,直插蓝天,其间还布满了大窟小洞,通幽曲径。天山石林又称奎克乌苏石林,因位于天山山脉西段、那拉提山北麓的奎克乌苏达坂之下而得名,长9000米、宽约5000米,相对高度30米。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石林雕刻得奇形怪态,千姿百态。石林中有一个石窟,像居高临下的亭阁。关于石窟还有一个英雄尕勒腾为民除妖的传说。

石林地处天山深处,交通不便,反倒成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保护圈。成群结队的大头羊、鹅喉羚,穿梭石林,栖息繁衍。在雪线附近,可采到雪莲、党参、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在石林中心有一泓清潭,人称“鹿镜湖”。水中有一股浓重的硫磺气味,传说是英雄尕勒腾洗火药时留下的气味。

步入仙境巩乃斯

巩乃斯,蒙古语意为“绿色谷地”。

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和静县西北部,国道217、218线穿越其间,交通便利,面积约7.8万公顷,由100多条沟系组成,其中巩乃斯沟最为著名。河谷阶地上端生长着天山云杉纯林,以下依次为云杉、桦树、山杨、山柳等混交林,属山丘型自然风景区。由于受伊犁河谷暖湿气流影响,巩乃斯森林公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被人们誉为“绿色长廊”和“天然动植物王国”。有阿尔先温泉、仙女湖、望天崖瀑布、昂嘉恩寺等景点,每到夏秋季会有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巩乃斯森林公园四季分明,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初春,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满目新绿;仲夏,百草丛生,繁花似锦;入秋,霜打阔叶,红得如火;冬季,山峦银雕,树挂晶莹,囊括了天山所有的诗情画意。

参禅圣洁班禅沟

初夏时节,步入巩乃斯森林公园内的班禅沟,好像落入了花的海洋。班禅沟地势开阔,奔腾的河水由沟谷流出。那里的河谷阶地由山地草甸草场、森林草甸草场和天山云杉等混交林组成。每年的5月初到8月中旬为班禅沟的花季,7月份为花季鼎盛期。这个时期,整个班禅沟山花烂漫,五彩缤纷,远远望去,像是采风写生的画家们将调色板里的颜料洒在了绿地上。

在天山深处的高寒地段,山花如此烂漫,花期如此之长实属罕见。如果在6月看到落在花海上的白雪,那也不用惊奇,因为这是此地独特的景致。

班禅沟原名察汗乌苏沟,蒙古语意为“白水”,因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1984年路过此地,被美景感染,他在同根并蒂的4棵松树下诵经数天,于是这块净土便被佛光笼罩。人们为了纪念班禅大师,将察汗乌苏沟更名为“班禅沟”,从此,班禅树上经幡随风飘扬,班禅纪念碑前酥油灯长明,班禅沟因此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天山古刹巴仑台黄庙

位于和静县西北部的巴仑台黄庙因黄教而得名,由众多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等15座寺庙组成,内设密宗学院、医学院、哲理学院、佛经学院等,为综合性的具有藏传佛教文化建筑风格的喇嘛寺庙群,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称。黄庙建筑群坐落在天山深处的巴仑台沟内,是新疆最大的藏传佛教圣地,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新疆著名的清代文物旅游景点和游览胜地。

巴仑台黄庙为南路旧土尔扈特部的总庙,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落成后被清朝光绪皇帝赐名为“永安寺”。黄庙位居中央,其他14座寺庙坐北朝南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周。两座圣洁的佛塔高高耸立在黄庙正前方,端庄威严,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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