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第1篇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这部电视剧，以强烈的现时关照和编剧的自主创作，展示了海瑞一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前后，海瑞也同样留下了不少带有强烈个性特征的故事。

在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戏剧等形式对于海瑞的一次次重读中，这个人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道德符号。

那个真实的海瑞

在福建南平担任教谕的第二年，海瑞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的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视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

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海瑞因此得到了一个“海笔架”的外号。

1567年，海瑞获释出狱后，已经名满天下。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海瑞一上任，就把遏制靡费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另外境内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等要停止制造……

为海瑞再次赢得名声的还有他打击地方富户之举。当时南直隶内最有名的富户是徐阶一家。徐阶对海瑞有救命之恩，海瑞上书骂皇帝就是在徐阶任内阁首辅期间，当时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压置。“徐阶本人为官宽容，历史上评价好话居多。”刘志琴说。

退职家居后，徐阶对家人约束不力，家人横行不法，占有土地据称有几十万亩。海瑞铁面无私，一面逮捕了徐阶的弟弟徐陟，一面迫使徐阶退出了一半田亩。

从道不从君

刘志琴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功绩的评价，一种是道德评价，对海瑞主要是道德评价。“他的历史功绩非常有限，但他是一个道德符号。”

这个道德符号在中国封建王朝是一座高峰。

刘志琴说，同样在明代，忠臣并不少见。在海瑞前的就有建文帝的辅臣方孝孺。“还有上书弹劾严嵩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打得很惨，半夜，里醒过来，用碗片割腐肉，接着，又将挂着的筋割掉，看管的狱卒看得直发抖。”刘志琴说，“但是他们的影响都不如海瑞。”

刘进一步分析说，方孝孺和杨继盛讲的是君道，而海瑞却在君道之上看到了天道。这种从道不从君是对愚忠的一种超越，值得赞赏，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

刘认为，现在许多历史剧喜欢突出宫廷斗争等权谋的东西，但不能以一般的权谋意识看《大明王朝1566》，“海瑞恰恰最不讲权谋、不讲潜规则的。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不畏舆论，敢于为民请命。”

作为一个道德符号，海瑞频频被后人借用。解放前，京剧传统名剧《五彩舆》就塑造过海瑞。1958年，京剧名家马连良重排了这个戏，更名为《大红袍》，讲的是海瑞给严嵩拜寿，忤逆严世蕃，被贬降职，出授淳安知县的故事。

1959年，马连良看到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发表的文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便邀吴晗为自己写戏。吴晗很爽快地应承下来，经过数易其稿，《海瑞罢官》一剧诞生，戏中写海瑞54岁这年，任应天巡抚期间除霸、退田而罢官的事迹。不久后，风云突变，《海瑞罢官》竟成影响中国当代政治的一部剧作。

不可复制的符号

其实，在海瑞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被看作一个道德符号。1586年，海瑞升任南京右佥都御史，他坚持一贯的道德

立场，向万历皇帝提议说，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他还提到明太祖时期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

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不过在治内他竭力按照祖制进行管理。一次，一位御史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

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律法，这位御史应该受到杖责。

类似的言行使得海瑞毁誉参半，一批官员被激怒，甚至他的下属都开始上书参劾海瑞。万历皇帝批复吏部的意见称，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镇雅俗”、“励颓风”，明朝的皇帝如此定位海瑞的作用。

事实上，自1567年获释以来，海瑞的仕途并不顺利，甚至如何任用海瑞成为令当朝头疼的一个难题。他的南直隶巡抚只当了八个月就遭人弹劾，有人弹劾他只注意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不识大体，有失巡抚体统；也有人弹劾他在受理田产纠纷时对百姓的产业妄作判决。吏部根据各种参劾意见，也认定海瑞“志大才疏”，不应担当重任。愤愤不平的海瑞在1570年春被迫辞职回乡，在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用海瑞，认为他不善于与人共事。”刘志琴说。海瑞因此在家赋闲达15年之久，直到1585年，他才被启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这时海瑞已经72岁，而张居正也已于三年前去世。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古怪的道德模范”来概括海瑞。书中说：“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全体文官们接受为办事的准则。”

“我比黄仁宇更尖锐，”刘和平说，“我对海瑞的评价总结为三点：第一，海瑞是当时封建腐败官场的，他走到哪就引起当时封建官场的恐惧；第二，他采用的是自杀式袭击的方式，‘知不可为而为之’；第三，他是当时中国封建官场的唐吉诃德。”

刘和平介绍，在接下来的剧中，他将写到海瑞去世，“他这一生向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发起全面的宣战，最后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而战，也不知道在跟谁作战。他一生在跟风车作战，丝毫未能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我这部作品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是深刻的。”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 吴晗 刚正勇为

一、活动背景

文化的功能是“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激励人”，“大语文”课堂的教学更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了让学生能与新课标的理念同行，在以“健美、乐学、仁和”六字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中，我们应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感受、人际交往、组织分析、团结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素养，从而为他们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他们立志成才提供精神食粮。

乌伤大地，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他们“刚正勇为威名扬，勤耕好学万代传”，“集大成，得智慧”。我们作为稠州学子，应研究义乌文化，继承义乌名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辛、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让他们的精神在新一代义乌人的身上发扬光大。而作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的吴晗就是义乌名人中璀璨的一颗星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积极让学生了解这位“刚正勇为，宁死不屈”的家乡名人，让学生从他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并茁壮成长。

现在，我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弘扬义乌精神，走在全省前列”的大讨论活动，人们在深思以前的义乌人从鸡毛换糖做到了小商品世界的海洋，而现在的义乌人已在做大做强的商业路上大步前进。我认为，义乌的成功不仅在于义乌人自古勤耕好学，还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更在于义乌人的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我认为，在新时期继承、学习并发扬义乌精神，意义非同寻常。我让同学和我一起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明荣辱”的号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吴晗先生“刚正勇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追求真理最光荣——吴晗先生身上的刚正勇为精神值得发扬光大，这是我指导我班学生参加以“走近义乌名人——吴晗”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后最深刻的感想。

二、活动内容

（一）踏访美丽的苦竹塘、瞻仰巍峨的纪念碑。

这个星期六，阳光明媚，我带领同学们一起游览吴晗的故居——美丽的苦竹塘。这次踏访活动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苦竹塘村东南角，一棵古老的大樟树旁，有一幢木结构且有精致雕刻的小屋，这里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主战士——吴晗同志的故居。

吴晗故居占地面积约八十平方米，内陈列着吴晗同志一生光辉事迹的图片五十多幅。每一幅都让人产生敬佩之情，同时里面还介绍了吴晗同志的生平，看了更让人敬仰。木刻的墙壁有一种古香之美，可谓给故居锦上添花。最令我们难忘的是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写给吴晗的一幅挽联“痛良友安眠地下，喜海瑞重返人间”。它表达了人们心中“吴晗永远活着，吴晗精神长存”的美好愿望。

走出了吴晗故居，我们又去了义乌抗日根据地——“第队”烈士陵园。我们在碧绿的树林间穿行，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怀抱的温暖，采摘着洁白的散发着清香的小野花，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我们快乐地像一只只小鸟，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山坡。把采撷的小野花编织成美丽的小花环，庄严地放在巍峨的烈士纪念碑前。

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吴晗与“第队”的一段往事：1946年6月9日吴晗陪袁震到上海治病，住在吴春曦家。他心系故乡，“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的那支民谣一直在他心中回响。他在袁震住院期间，于6月25日从上海出发，搭乘火车到诸暨，次日又搭乘大卡车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义乌吴店苦竹塘。吴晗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队》、《真空的乡村》等反映上世纪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吴晗在《记第队——还乡散记之一》中写道：“第队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这是吴晗作为一个进步学者对家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的高度赞扬。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踏访了吴晗的故居，瞻仰了第队烈士陵园纪念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学们都表示会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立志成才，为了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而勤奋学习。

这次苦竹塘、“第队”烈士陵园之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给我们带来无穷知识，无限启示。

（二）师生仰望，铁骨铮铮的时代之子。

在义乌这块神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城，更有令人从心里油然而生敬意的华夏名人。骆宾王、陈望道、冯雪峰、吴晗……他们崇高的精神正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义乌人。

吴晗，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爱国民主斗士。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义乌人的精神“刚正勇为”，1960年他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敢讲真话、敢斗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清官形象。正是因为吴晗敢于说真话，正是因为吴晗耿直，才被“”陷害入狱，含冤而死，直至死后才洗清冤屈。吴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傲骨，为后人留下了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

吴晗的事迹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身正不怕影子歪”的伟大精神。身为义乌人，我们应该将这种“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发扬光大。

这种精神不仅仅可以使我们自身受益，还可以让我们、让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使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在学习上，我们要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且一定要有这一种耿直勇为的精神，做到不抄袭他人的作业，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有无愧于心的光明磊落胸怀。

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不说谎话，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在如今的社会上，我们不仅要“见义勇为”，而且要做到“见义智为”，千万不能见死不救，见利忘义。

让我们走近铁骨铮铮的时代之子——吴晗，感受义乌文化的博大精深，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三）师生同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男婴在义乌苦竹塘村诞生了，他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吴晗。

吴晗自幼勤奋好学，他最爱的就是历史。成年后，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常常在书桌前工作好几天，他沉迷于历史，并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这里面就明朝嘉靖年间耿直勇敢的海瑞，一身正气的吴晗对海瑞似乎情有独钟，他的《说海瑞》、《海瑞骂皇帝》，让人看不透是对海瑞本人的称颂，还是自我斗志的抒发，应该兼而有之。这一点在吴晗历经“”侮辱却保持铮铮铁骨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不久，一部名叫《海瑞骂官》的历史剧，就在吴晗那如剑锋一般尖利的笔下诞生了。剧中的海瑞敢说敢做敢斗恶势力，能为百姓伸张正义，是一位得到人民拥护的清官。

《海瑞罢官》的上映，立即就轰动了整个中国。但是，随即而来所谓的“”，实际上是一场浩劫，却把不幸带给了吴晗——他随即被打成特务，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从此以后，苦难的日子来了，住牛棚、挨批斗接踵而至，但吴晗仍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刚正勇为的精神，不断地坚持着抗争。他对养女吴小彦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和斗到底！”

但是，他并没有等到光明降临的那一天——他含冤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他坚持真理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屈服，他以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的骨气，在天地间留下了浩然正气，真可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吴晗虽已逝世，但他那“敢讲真话”的呐喊却时常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警醒着世人；他在《谈骨气》一文中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英勇无畏的气概正是“刚正勇为”义乌精神的最好阐释。

吴晗，是我们义乌人的骄傲，是时代的骄子。他是一位革命的战士，他是一座人格的丰碑。他的一生是不断革命坚持战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不断地在神州大地上发光、发热。

我们义乌人民，为有着吴晗这样的刚正勇为的战士而感到骄傲、自豪。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义乌人要将吴晗精神在稠州大地上发扬光大。

（四）师生期待，红星闪闪发光芒。

吴晗，一个伟大的浙江义乌人，一颗照亮神州大地的红星。他，刚正勇为，耿直无私，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因为他耿直无私，才被“”陷害入狱，含冤而死。

在这颗红星的身上，我们发现许多闪光的亮点——他的勇敢刚强，他的直言不讳，他的为正义而献身。在我们义乌精神有“刚正勇为”这四个字，在吴晗身上，这四个字得到了最充分地体现。身为新一代义乌人，我们难道还不能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吗？我们一定能做到，我们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义乌人。

新一代的义乌人，在他人遭遇困难时，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在真理遭到破坏时，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它；在贵权面前，不能“摧眉折腰”而要抬起头来；在恶势力面前要坚定地去挑战它，大义凛然地把它踩在脚底下。

我们要向吴晗学习，学习他的耿直，面对强大的恶势力，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勇敢地坚持正义之道。

学习吴晗，学习他的言直不讳，该说的就一定要说，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学习吴晗，该做的就做，言行一致，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学习吴晗能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做一个爱国爱民者。

让我们向吴晗学习，争做一个有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人，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师生共同期待努力获得“红星”身上闪光的亮点，充实自己，成为为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的“新红星”。

三、活动启示

正是吴晗的勤奋，才成就了他，我们欣赏吴晗的勤奋。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勤学苦练，才能成功。

一个人视责任为天职，就可成就大业；一个民族视责任为上帝，就可以振兴。让我们怀有责任心，像吴晗那样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做出我们新一代义乌人自己的大成就。

吴晗的成功来自于他对治学的严谨态度，我们了解到他内心的纯正，克服困难的决心——坚硬如钢铁，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晚辈应该学习，并要将其发扬光大的。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第3篇

金一南路过巴黎之时，专门去了一趟拉雪兹神父公墓，这使得使馆人员颇感意外——“今天的中国人，来巴黎看罗浮宫的蒙娜丽莎，到‘老佛爷’买路易威登的手包，谁还去那个地方？”因为没人去，所以连使馆的司机对去公墓的路都不甚了了啦……

拉雪兹神父公墓那么重要吗？“谁还去那个地方”，那么值得惊奇么——是的，因为这个公墓，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也不仅因为它安葬着莫里哀、巴尔扎克、王尔德和丹东，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那么一段“巴黎公社社员墙”！1871年5月28日，经过浴血战斗，巴黎公社最后的一百四十七名社员就在这里被枪杀，“公社万岁”的最后口号曾响彻公墓，鲜血曾染红后来同样葬下了《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的这方墓地……

可以这样说，拉雪兹神父公墓，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天天讲的“人民公仆”这个词汇，就出自于巴黎公社；我们经常唱的《国际歌》，就创作于公社社员血洒拉雪兹神父公墓的第二天。可是今天的我们，足迹虽已遍天下，却是“谁还去那个地方”，偶一有人要去看一看、瞻仰一番，竟还会引起意外和惊奇！

其实“谁还去”的地方，还不只拉雪兹神父公墓一处。近日有友自瑞士归，说去看了一下伯尔尼的爱因斯坦故居，满目外国游客，却没有遇见一个国人。因为国人“谁还去那个地方”。所以故居的介绍，就没有中文。而在爱因斯坦故居同一条街上不远处的手表店，却挤满了黄皮肤黑头发的国人，连招牌上斗大的“免税”两字，都是用中文写的，至于店里的营业员，熟谙用中文对话，就更不要说了。

这两件事，恐怕不是风马牛，至少折射出我们在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老佛爷”可以去，瑞士手表也可以满载而归，然而拉雪兹神父公墓以及爱因斯坦的故居，是不是也应当去一去呢？至少不应当形成一边是趋之若鹜，一边却是“谁还去那个地方”这种强烈的反差吧！尤其应当说一句的是，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自费旅游，结伴而行，只去老佛爷买路易威登，那也罢了，最多一点遗憾而已。而我们的驻外使馆，所接待的“来客”里头，应当多为“人民公仆”和“先锋队成员”吧，如果他们到了巴黎，也没有人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献一个花圈鞠三个躬，也是只去“老佛爷”和罗浮宫，这就有一点“忘记祖宗”了——就像这些年来，“官团”出去了无数，官员踏遍了天涯海角，有几个“人民公仆”，去寻找了一下马克思的墓地和《资本论》的诞生处呢？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离京，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这种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连圣明的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触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

生活在那样的官场氛围中，要想保持自己的节操，无疑需要相当的政治素养和行动魄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开篇所描述的那副情景。作为一名彪炳史册的廉臣，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场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传告沿路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与一些大官上任时动辄前呼后拥不同的是，堂堂的钦差大人林则徐轻车简从，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尽管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知多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后者能够坚持原则，甚至严办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林则徐竟不得不动用权力禁绝官场的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第5篇

当然，除了戏曲，还有老人们讲的故事。外婆并不识字，但讲起铁面包青天、九品芝麻官的故事来，却是如数家珍，讲得跌宕起伏，令人如痴如醉。

这就是笔者最初的“清官启蒙”。我想，多数国人的“清官意识”，也便是这样熏陶而来的吧。

没有舞台戏曲的浓墨重彩和民间故事的口口相授，清官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世代风行。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中，多数民众都不识字，他们是通过语言而不是文字来认知历史的。

其实，“清官”称谓本就起于民间。在二十四史中，对好官一般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时光荏苒，时移世易，中国经历了百年来沧桑，许多传统的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尤其在反腐败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

为何国人的清官情结如此历久不衰？清官是否是当今廉政建设一剂良药？或许，我们能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答案。

清官的DNA

中国人民的清官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令人费解：同样都经历过贪腐专制的黑暗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千古传颂的清官文化相比，西方为何没有对“清官”的热切呼唤和顶礼膜拜？笔者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孕育了清官文化的基因。草根话语和主流舆论、精英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合流，共同孕育了中国人的“清官梦”。

历朝历代都有苦读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熏陶的官员，怀抱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理想，其居官立身之道，以操守廉洁为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以儒治国。儒家讲究以德治国，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而“廉”就是传统道德的核心，有句话叫做“非廉无以养德”。

儒家又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推崇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三国时期，司马懿曾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放在首位，从此，“清廉”成为为官的一种标准。此后各个朝代都大力倡导廉洁刚正吏治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并为之立碑建祠让后人缅怀。

民众的清官观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儒学利用天命观念论证皇帝受命于天、官员“代天牧民”，让老百姓承认并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礼教纲常就是宗教仪式，朝廷衙门就是庙宇教堂，金銮殿上的皇帝就是神。民众被儒学“洗脑”后，从思想上被了反抗的意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有人说，中国人民是最好的顺民，根源即在此。

另一方面，儒学也为天下老百姓构画了一幅贤君良臣、政治清明、官民同乐的乌托邦。让他们相信皇帝没有问题，而是臣子有问题；制度没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因此，后世的人民起义大多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也不改制度。明君清官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心目中的救星，希望在现实的水深火热中，有清官出世来为他们作主。这是弱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是对现实深重苦难的无奈和逃避。

西方则大不同。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上帝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没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利，因此，西方追求的是民主而不是民王，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乞求上方恩赐；不寻求救世主，不寄望于圣人出世，不盼望清官作主，而是致力于用法律来管理社会，用制度来规范行为，用监督来约束权力。

这或许就是东方盼清官、西方无清官的原因吧。

清官为何“第一难”

有了清官的种子，是否就能生长出清官的果实？有句话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看煌煌千年史册，有多少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清官才会那么吃香。

这就奇怪了，既然清官是官民同心、万众期待，为什么还那么稀缺？因为再好的思想种子，在恶劣的制度的土壤里，也长不出好的苗子。

清官首先是不能搞腐败，这是贪与清的本质区别。但在那个时候，官员要做到不腐败，太难了。因为古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以儒治国，说白了就是人治，家长式的专制统治。被老百姓传颂的“清官”，一般是地方官员或是有过地方任职经历的官员。这是因为地方官与老百姓距离最接近、接触最直接、感受也最深刻。古代地方官行政兼理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

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说法，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财政制度上提供了贪赃的便利。比如“耗羡”制度。古代用白银作为税款上交，银子在兑换、熔铸、运解中会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而这是由地方官自行决定征收比例，收了自己用作公务补贴，也不必上交中央，这笔预算外收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制度上这么大的窟窿，那还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再有，古代的官员俸禄都不高，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员薪水相当之低，甚至达到了生计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比如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当县令之时，就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买两斤肉都被当作稀罕事传到总督那里。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升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穷得仅有一袭官衣蔽体。这样的境界，令人高山仰止，但也望尘莫及，恐怕很难让大多数人仿效。

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儒家学子，经科举入仕后，并不都是奔着腐败来的。但环境如此恶劣，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制度的漏洞如此之多，合法的薪水如此之低，慢慢地，批判的武器抵不过武器的批判，理想的光环褪色了，与现实同流合污了。想想也是，在贪腐的制度温床上，指望人人都“坐怀不乱”，太不现实。

著名的铁腕反腐皇帝朱元璋杀贪官杀得手发麻，也没有遏制住前腐后继的势头，反倒总结出了一个“新官堕落规律”，可见腐败的惯性之大。官员只老老实实在火耗上吃点拿点，不另外再搞贪污受贿，就算是好官了；像包拯、海瑞那样奉公守纪、纤尘不染的清官，注定只能是异数。

何况，清官不止清廉，还要清正，就是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就更不容易了。当然，古代也讲奉公守法，但儒家更讲宗法，重伦理。秦汉及以前好官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但两汉之后就变成了清、慎、勤，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差异来。因此，在当时，煌煌国法抵不过当权者的一句话，得罪了当权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西汉清官赵广汉的悲剧就很说明了这点。

当时，京兆尹赵广汉调查丞相魏相家中一起奴婢命案，由于丞相极不配合调查，于是，赵只好带领差役进入相府第审问魏相夫人。当时担任国家监察高官的萧望之却上奏皇帝说赵广汉辱没大臣，有违伦理尊卑。结果，秉公执法的赵广汉反而被斩首示众。

看来，清官不仅要当苦行僧，一个不小心，还会送命，除了极个别坚毅卓绝之人，谁还愿意做清官？

清官为何易成牺牲品

清官流芳千古，后人景仰，然而在当时，清官的处境很不妙。在污水横流的地方，单独的一泓清亮泉水是那么刺眼。官场中，清官举步维艰，不仅被冷眼相待、排挤在外，还会成为清者出局、腐败升迁的官场潜规则牺牲品。

古时清官被贬被杀的相当多，像包拯、海瑞、于成龙那样终成善果的凤毛麟角，并且他们也都还有被贬或下狱的经历。为什么清官容易被打击陷害？

从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清官是道德君子，贪官是卑鄙小人，但中国社会，君子往往都斗不过小人，君子光明正大，不屑使用阴谋手段，而小人躲在暗处，无所不用其极，把人往死里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由于妨碍了朝廷上下各路贪官污吏在江浙的财路，遭到当时很多官僚的忌恨和陷害。还好他遇到的是康熙，要换了一个昏庸点的皇帝，早就下课了。

清官势单力薄，在朝廷没有什么势力。古代官场，是由一张张关系网、一个个利益集团组成，官员之间利益纠缠，官官相护大行其道。清官以无党无私为荣，不投山头，不搞人身依附，拣尽寒枝独自栖。惟其这样，才能秉公无碍，但也因为这样独木难支，容易被折断。

清官私下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也好解释，水至清则无鱼。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也自然不屑与“污秽小人”为伍。史料记载，包拯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故人、亲党皆绝之”，而海瑞的性格“孤僻偏激，刻板古怪，不近人情”。

海瑞被嘉靖皇帝打入死牢后，官员何以尚上书为海瑞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关进了镇抚司狱，可谓是患难之交。后来，海瑞出任南京右都御史，何去拜见他，海瑞将他的座位设在了靠边的角落里。何说：“我们曾经并肩战斗，结有情谊，难道你不能以客礼待我吗？”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何以尚当即离去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不过想想也是，在那时的环境中，如果从众一点，随和一点，讲情面一点，随大流一点，恐怕也就做不成清官了。

清官到底有多能

清官，被老百姓视作精神寄托、救命稻草，甚至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历史上，清官真是如此神通广大吗？

古时的地方事务基本上由地方长官“一锤定音”，地方官的能力和官德完全决定了一方百姓的安危祸福。清官在地方任上，减免苛捐杂税，锄强扶弱，伸冤昭雪，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的事。因此，清官治下之民，幸福像花儿一样。

不过，贪贿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一小缕阳光怎驱散得了满天的乌云？清官的善政仅能造福一方，并且往往人去政息。当时的世道，清官太少，贪官太多，老百姓好日子过不了几年，又要重新遭受贪官污吏的盘剥。总之，偶然出现的一两个清官，也拯救不了民众水深火热的命运。

那么，清官为何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呢？清官为皇帝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帝为什么不愿重用清官？

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下，清官一般在地方主政，在朝廷谏言，但很难入阁拜相，进入权力中枢。海瑞当时的名气非常之大，最后的官职也很高，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官阶二品，但只是个闲职。因为万历皇帝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看来，皇帝只是把清官当作教化工具、精神标杆，但并不作为中流砥柱、股肱之臣。

这并不简单说是昏君就不用清官的问题，就是推行清官政治最大力的康熙，对清官的任用也颇有考量。施世纶，是《施公案》的主人公，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推荐他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却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