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救国思潮；理论创新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期，面对千钧一发时刻，我们更应该勤于探索，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本文试图简述近代中国各主要救国思潮的发展变迁及影响从而阐述理论创新的艰巨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

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各国争相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总体实力领先于非资本主义地区。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农业文明仍然绽放着绚丽光彩，然而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堕落，士大夫依然“夜郎自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走私船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贪婪的目光正盯着这个古老的帝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连连战败。中华民族的尊严、甚至生存遭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被战争惊醒的部分开明士大夫开始注意到英国殖民者的强大，感受到工业文明的优势。他们开始审视“天朝上国”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开始思索如何摆脱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产生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抵制列强的侵略。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的最终写作目的是“制夷”，通过“师夷长技”而抵制挫败列强的侵略。这一理论集中代表了中国刚步入近代时期的救国思潮。那么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除林则徐积极地实践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十多年后，魏源遁入空门，不久巨星陨落。而林则徐遣戍新疆 。这一理论没有使中国摆脱继续沉沦的厄运，然其作用不可忽视。首先，它引导了中国人民摆脱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天朝上国”思想的束缚，放眼寰球关注世界。其次，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自强”很显然来自“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建近代海军与新式学堂的运动，历时35年之久。洋务运动将传统中国拖入了近代社会，它引进的西方科技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它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起到了与洋商争利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冲出国界渡洋过海，为日本人开阔了眼界，影响了其明治维新。正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影响深远，魏源被称为“中国的但丁”，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学者。”[1]

二 维新变法，救亡图存

19世纪60年代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传入中国，其思想也传入中国，也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何启等。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科举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尽管它呼声微弱，没有形成政治运动，但却为19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884年中法之战,马江惨败引发了康有为救国救民之心。1888年他到北京开始以救国为己任，向翁同龢等陈救亡大计，并以布衣上清帝万言书请求变法，上书未达天听。此后他强调“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2]“上书不成只好回家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绛帐于广州长兴里，舍名万木草堂” [2] “七月，刻成《新学伪经考》”，然该书的刻版，使谤言宏起，“被视为惊世骇俗，致有人请效孔子诛少正卯之例，要求降旨杀康，……”[2]他于1894年进京会试，他的答案被视为是“离经判道”而榜上无名，只好归南海讲学著书。《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著作之一，从该书成书经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为建立维新变法理论，历尽艰难。

师夷长技以制夷范文第2篇

关键词：魏源 林则徐 《海国图志》 悉夷 师夷 治夷 天下大同

林则徐和魏源，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率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们同属于经世致用派，头脑清醒，视野开阔，关心民生富裕和社稷安危等大政，从个人条件来讲，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在广州禁烟，有机会接触“夷务”，耳闻目睹“夷人”的种种事宜，应该说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门户的开明士大夫，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开眼看世界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作为前承经世致用，后启维新变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勃然兴起，且一发不可收拾。魏源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把林则徐遭遇重创时未竞的事业，继承下来，并将其开眼看世界的风气予以发扬光大，出色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和增订工作。

清朝自入关立国以来，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长期闭关锁国。对西洋的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几乎“浑然不知”。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就曾激烈批评当时的腐儒：

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番，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谈，尤易凿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①

到了道光年间，清朝社会弊端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对此，魏源予以透彻的分析：

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之仕途，困于需滞；沿边之军饷，绌于度支者，何哉？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视倭患尤剧也。释褐登朝十余年，而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音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吏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众笑为迂阔，此造士储才大巽于昔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②

综观魏源的一生，他的忧患意识是非常鲜明的，他对社会时弊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他对官僚体制、贪污腐败行为的强烈抨击，说明他已经忍无可忍，积压的满腔愤懑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1841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清廷战败。然而，战败并未在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那里引起强烈震撼。据佚名的《软尘私议》记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彊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提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③不过一部分先进的士大夫却警醒过来了，开始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着一批手持先进武器、各方面绝不逊色的敌人，于是开始用心搜求西方国家的情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魏源在江苏京口会晤林则徐。被称为“清代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此时因广东战败，已被革去四品卿衔，被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俩人对榻倾谈，都意识到对中国之外的“夷”，实在知之甚少，此乃鸦片战争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林则徐说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并将他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嘱他编纂《海国图志》④，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魏源有诗文记述了此次会面：“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与君宵对塌，三度雨翻蘋”，“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⑤

1842年《海国图志》50卷本刊刻问世，后增至120卷。魏源也因此书而名垂青史。《海国图志》内容非常丰富，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他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的很明了：“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⑥

《海国图志》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筹海》四篇。魏源从议守、议战、论款三个方面，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战败之后所应该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系统论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对策；并且对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大办工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第二部分为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完全突破了“中国是天下的中心”的陈腐观念。

第三部分为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物产矿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中西历法、中西纪年对照通表，等等。

第四部分为鸦片战争的有关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国外情报资料。

第五部分为船、炮、枪、水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西洋技艺、远镜做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测量工具，等等。

第六部分为《地球天文合论》，系统介绍了地球形状、运行规律，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魏源通过整理资料，认识到（尽管未踏出国门一步）西方非但并不野蛮，而且有更进一步的文明。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非常自觉地倡导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大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有学者提出为总对策，亦然），明确界定“夷之长技”有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还认为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当学习引进。

“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总对策具体办法有以下几点：（所引资料均出自《海国图志》）

第一，发展工业。魏源认识到要使中国像西方一样有“船坚炮利”，则需要发展自己民族的工业，“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橐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另外，“ 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选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当时那些顽固不化、嚣然自大的上层官僚阶级竭力反对制造机器，诬蔑机器为“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魏源反驳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引诱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

第二，发展海运。魏源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在海上霸道，认识到发展航海运输，无论对国家经济、军事和民生都有重大意义。他曾经辅佐江苏巡抚陶澍，针对当时漕粮官运、运河堵塞，建议改官运漕粮由海商运输。这件事在当时对突破海禁、破除官运漕粮垄断，发展海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发展金融业。基于鸦片贸易，使“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造成白银外溢，国库空虚，魏源提出允许商民开矿，并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

第四，开展对外贸易。魏源支持林则徐提出的“互市”政策，认为应该允许中外商民互易货物，互通有无，在平等基础上公开进行贸易，但有些货物可视情况禁止，鸦片则必须坚决禁止。

第五，发展商业。魏源认为西洋诸国富强的原因之一是“以商立国”，“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兢，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以至于“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第六，推行民主制度。他介绍瑞士的情况说：“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民政“皆推择乡官理事，不力王侯”，并加案语称赞说：“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介绍美国民主制度发出了由衷的赞许：“廿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谓不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能，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对英美的议会制度兴趣也很高，说英国“设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则留，否则更”。美国更是“事无大小必须个官会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他称赞美国的宪章“可垂奕世而无弊”。认为英美的议会体制体现了“公”和“周”。

第七，建立、发展情报部门。魏源认为夷敌之所以能把清王朝打败，除了军事实力的悬殊外，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夷敌“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在《海国图志》里宣扬的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悉夷情”、“译夷书”。《海国图志》的七十五幅地图、世界五大洲（亚洲、小西洋利未亚洲、大西洋、欧罗巴洲、美洲）各国地志、表、国地总论和地球天文合论共五个部分，七十九卷，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编撰的。他主张悉夷情，师夷技，以抵制其殖民扩张。应当看到这不仅仅在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成为现代情报、外交综合一体之策略的雏形。

第八，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养。魏源认为西洋诸国得以富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海国图志》中所提及到的文学其实是文化――引者注），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介绍了美、英、法、德、荷、西班牙诸国学校的数目，教师的待遇，教学的运行管理，教育内容，其中详细介绍了日耳曼的教育类型：“遍设公学，院内所传之学理有五六科”；“一者训示正教，习上帝圣书”；“二者例律学”；“三者医学”；“四者学习国政，凡农事、金厂、水利、江防、桥船、军器、百工及诸财运，进考既中，各依本分就录，或掌田亩百姓，或百计经营，无所不隶”，“五者杂学，凡古所传天文、地理、算术、草木、禽兽鱼虫之学，金石之论，万物性情之学，考中者为府学教授，至于诸国之史，是凡学士所必知。欲进公学堂，必先知二三异国音语。”魏源还比较了欧罗巴诸国教育目的和方法与清朝的不同，人家的“秀才”、“举人”并不是仅仅为了当官，为士、为工、为商、为医等等均得学习，才可各习其事。而且，学医的特别重视解剖。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信奉“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价值观，并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奉行重义轻利的工具理性价值观，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魏源介绍的这些情况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作出了贡献。

通过以上归纳介绍，可以看出魏源已经觉察到近代科技文化对西方国家强盛所起的作用，认识到西方文明之关键在于能够制造机器和培养能够制造和使用机器的人才，他还下意识地感觉到西方文化造就出一批敢于打破封闭，周游世界、广览地球的“智士”。他们或者广咨风俗、办教育，或者极意搜求新地垦殖经营，或者经商做生意，甚至用军舰强兵强迫别国开口岸通商。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称雄世界的英国，认为这个面积不大，也不富庶的弹丸小国之所以富强，原因有二。一是商业发达；二是殖民扩张。“英吉利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力为沃土，而地力产能几何？所以骤至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亚墨利加土地，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闻，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遂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至不资之富。”魏源认为英人的极度贪婪必然驱使他们如此。魏源也找过其他原因，如文化教育、刑法律政、政事制度、风俗教门、技艺工作、宗教等等，尽管作过一点思考，但并未加以深究。即使经过鸦片战争的洗礼，魏源对西方的认识由知之甚少到逐步了解，但并不是非常透彻深刻的。他从未出过国门，所沿用的都是二手材料，因而他的有些介绍仍充满离奇和荒诞。

转贴于 《海国图志》并非只是一本介绍西方技术、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等的资料汇编。魏源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思路，他对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予以清晰的勾画：当下当务之急是制夷，而制夷的前提是悉夷、师夷，悉夷、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悉夷乃是通晓夷情，了解夷事，知己知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富民强，让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制夷、悉夷、师夷的终极关怀是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了解魏源的这一思维理路对于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魏源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海国图志》里魏源一再强调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夷”：“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

魏源认为所谓的制夷对清王朝来说，就是“以守为战”，积极防御，他指出：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擎划，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其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款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制夷的关键就在于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水势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置敌人的长处（坚船利炮）为短处（船大笨重），采用火攻和炮击，歼灭敌人。魏源特别强调应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海。

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制夷”这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魏源的军事战略思想。魏源曾给钦差大臣裕谦作过幕僚，亲身参加过抗击英军的鸦片战争，他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他在《筹海》四篇里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攻夷之策“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惟有“师夷之长技”才可“制夷”。他还总结出以往失败的教训：“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对手，“制夷”的前提是必须熟悉夷敌各方面的情况：

夫悉其形势，则知其控御。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

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显然，魏源要求建立、发展情报部门的策略来自实战要求。魏源认为必须打开那些愚顽不暝的脑袋壳，打开人们的视野，拓宽人们的思路，要“站得高，看得远”。 他气愤地讥讽那些盲目自大、颟顸无能的官僚和闭目塞听的迂腐儒生：

彼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陆地者，适如井龟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贵；及一旦糜贵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繙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

在《海国图志》的编撰过程中，魏源认识到西方诸国特别是英国，并不等同历史上经济、文化等远远落后于中原的“蛮夷”、“夷狄”，恰好相反，他们的制度和文明、技艺、器物等有高于中国之处，对于这样“夺造化，通神明”的高超对手，我们必须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必须承认自己在诸多方面落后于人家，要学习“么尔小夷”技艺发达、商贸兴隆、国富兵强的长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储备实力来抵抗侵略，御侮图强，才有可能让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使中国立于世界之林，他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州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悻成，惟励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

魏源主张对“夷”要区别看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统统将“夷”视为敌人，在《墨利加州总叙》中介绍美国的情况时，指出美国并非靠雄材枭杰之王，能靠团结一致打败英国，可谓“武”；能与法国联手攻打英国，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可谓“智”；总统每四年选举更换，可谓“公”；民主选举，议事听讼，可谓“周”；与中国交易以货易货，“尚岁运黄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比弊”，可谓“富”；而且，人家”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谓“谊”。因而魏源说：“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显然，他强调要用开明的心怀，开通的脑筋，开放的眼光来对待“天下”、宇宙。

魏源认为清朝所面临的最大、最强的敌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主要之一就是为了抵抗英国侵略。他希望通过对英国的全面介绍，让国人对英国有一个清醒认识，悉夷情，师夷技，以抵制其殖民扩张。当时其他国家也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洋人留心中国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马利尼国为最，普鲁社次之。”他认为林则徐批评的极为是也：“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亚洲内地之事。”他感叹和中国的近邻小国们且与中国不然，如日本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安南国则多加记载，凡是从海上游过之峡路皆记载下来；暹罗国中则有人奋力讲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处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缅甸专门有一官员，负责造地球、地图，遇见外国人即加询访，让缅甸国王了解外国诸事。他觉得“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问题出在中国上下“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求”，致使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

魏源认为师夷之目的是为了“国富兵强”：“人知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馕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

魏源在《都中吟》这首诗集中表达他以上之思想情怀：

筹善后，筹善后，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议攻且议守。船炮何不师夷技，惟恐工费须倍蓰。江海何不严烟禁，惟恐禁烟激边衅。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括尔咯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病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⑦

魏源毕竟是受儒家正统思想训练出来的学者，制夷——悉夷——师夷，其最终的人文关怀还是落到了“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人生理想上。《海国图志》套用了《礼记·礼运》“天下一家”及《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说：

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

魏源这里所谓的“天下”、“四海”，已不再是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而是五大洲、四大洋的全世界。从“中外一家”的提法可以知道，传统的“中国者，乃天下之中”、“居天下之正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已被彻底粉碎，对有文化有学识的红须绿眼的“鬼子”，也尽摘“蛮狄羌夷”之称，而誉为“奇士”，引为“良朋”：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由此可见，魏源的“大同”思想，已远远超越《礼记·礼运》的水平，很清晰地具有近代意义。“大同”的基础是西方先进的科技。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的教训，称西方的科技为“长技”，说要“师夷长技”。要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一定要有足以与西方国家相埒的实力，而科技水平最足见实力的强弱。科技水平相去太远，实力必不如人，遑论要打败敌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雪耻、复仇是社会的主要诉求，因此魏源也就有“攻夷”、“制夷”之论。可在“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里，最基本的还是要“知夷情”、“师夷”。毕竟，魏源是一明理睿智之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与夷不可能长期敌对下去，所以专门指出残虐性情之民的蛮狄羌夷一类的称谓是不准确的，“天外有天”这句话的确有它的道理，这等亦有高级文明的人终究会和中国人殊途同归的，走向大同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源并没有因鸦片战争失败而妄自菲薄。当然，他也没有天朝王国的那种盲目的妄自尊大。还有，魏源这一宽容、求大同的精神也与他研习佛教禅宗，而且是学大乘佛教有关。大乘佛教是一世纪左右形成的教派，重视利他，即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行为，有着类似人类大同的思想，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认为永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槃。

魏源认为中国人民终将立于“不败”之地，尚有一重要根据，那就是中国具有数千年之久的“法度”，即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皆土著，少习驾舟之事，才艺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

魏源所说的这个“法度”是指孔孟之道。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社会几经更迭变乱，不论那朝那代，有一“主”是始终不变的，即都采用儒家思想、孔孟之道进行统治。即使是外族如“平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历，此可谓胜中国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魏源语）有数千年来皆遵行的如此长久之法度，也许，这就是魏源不能够妄自菲薄的安身立命之本吧。其实，魏源所谈论的这个问题正是晚清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方面。魏源所以能够坚持的信心根源――悠久的传统文化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长久以来，我们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定格在器用上，即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⑧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耳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这个基调是大清乾隆皇帝采纳纪昀的观点而定下的，可谓是基本国策。但这并不一定代表魏源对西方文化的整体看法，因为此时的中国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远没有乾嘉威振海外的强盛气势，对西方列强采取何种态度由不得我们，而是由赢家说了算。我们得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

综观《海国图志》，不可否认，魏源至少认识到西方器用的发达与宗教之间存在很大关系，故在《海国图志》中，有三卷专门探讨宗教问题，重点介绍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纂辑有《天主教考》（上、中、下）、《天方回教考》、《各国回教总考》、《天方教考》（上、下），对耶稣创立基督教以及基督徒在世界广播福音，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及建立统一阿拉伯大帝国的历史都作了详述，还介绍了印度的婆罗门教。显然，魏源的‘夷之长技’中没有对排斥精神文明的介绍。魏源认为“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 孔子是东方的圣人，穆罕默德、耶稣不是什么“神”，而是人，是西海的圣人，圣人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治”“群愚”的工作。虽然圣人出自不同的地域，可心理却是相通相同的，即他们都知识丰富、德行高超，以关怀人间、教化众生、解苦救难为己任。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未能“囊括”世界各国，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亚洲东部，仅仅在中国、越南（安南）、朝鲜、日本发生深刻影响，他认为佛教、天方教、天主教，“与中国、安南、朝鲜、日本之儒教，离立而四”。魏源相信儒教不可能凌驾其他宗教之上而“师长”万国，当然，佛教、天主教、天方教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佛教……以慈悲寂灭为归。”天方教“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天主教“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源在这里明确地使用了“儒教”，而非“儒家”，并认为儒教与佛教、天方教、天主教并列为世界四大宗教。由此可知，中国关于世界有四大宗教的说法并不是始自五·四时期。当然魏源是否为首先使用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魏源还认为这四种宗教谁也不可能把谁吞并吃掉，大概的情形将是共存。他说：“各分数支，同中立异，半诤坚固。于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由此可以看出，魏源宗教文化的谈论是审慎的，他例举大清国虽然征服了西域回族部落，但没能使他们儒化，西藏、蒙古虽归顺大清，但不改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就是说对土地的蚕食、兼并，并不一定能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形成的习俗、信仰吞噬掉。由此，魏源对中国数千年之“法度”更加充满信心，他说：“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显然这些观点出自儒家的“和而不同”。

魏源在《海国图志》对天主教的介绍及评议，为后人逐渐认识中西文化之不同起了材料上的累积和导向作用，并且提出了许多日后争论的问题。他说：

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创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即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害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戒，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魏源认为基督教宣扬的许多东西都不足信，惟一神奇的是有关基督治病疗伤的传说，至于天父神子创世之说，这比北宋真宗赵恒授意王钦若等人炮制天书《大中祥符》更甚，所谓天书云“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书黄字三幅，词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净俭敛，终述世祚延永之意”。⑨显然王钦若等人炮制天书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奉上帝命，护卫宋朝”。而摩西上山受命，传授十戒之说，与王钦若没有两样。魏源认为“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的基督教，“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其原因就在于摩西这类人的危言耸听的炮制，故魏源将摩西比作王钦若。由此可知，魏源对欧洲西方宗教（不是指佛教的西方）是持强烈的质疑态度的，或谓批评态度，这种质疑、批评可谓开了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的先河，他认为天主教之所以从明末后期传入中国，是由于“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土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显然，魏源将天主教在明朝末期的流行归罪于陆王心学的盛行。不过可笑的是魏源没有搞明白天主教与佛教的截然不同，还以为天主教是通过摘取佛经以变幻或者偷梁换柱的方式，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胃口，才得以骤行。不过，魏源认为这不能归咎于天主教传播方式的技巧，而着实是因为陆王心学的泛滥和明朝社会机制的自身腐烂，本末因果不能倒置。然而，魏源怀疑天主教之所以未在中土扎根广布乃至于中绝，可能是因为“皆浅人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这可否说魏源感觉到（或者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精英”部分并没有传入中国，可是他所讲的“精英”是指什么呢？倘若日后不久传播进来的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就是他所猜测的“精英”，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种知识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与儒家学说有质的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取向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所谓的“精英”？作为饱受儒学浸染的学人，魏源能以多大的“拿来”态度吸取、接受这种“精英”文化呢？不可得知。

魏源在叙述西方精神文化时之所以聚焦于宗教，恐怕是由于中外精神文化的交汇自古以来都是首先以宗教作为传媒的缘故，而在当时，魏源对于西方精神文化的了解，也还主要限于这个方面。与对西方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所持的明确肯定的态度相反，魏源从精神价值层面即形而上层面并没有完全认同西方的宗教文化，他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对天主教、天方教提出许多质疑，有时魏源甚至将天主教斥责为“邪教”。可这并不意味着魏源基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将西方文化分为道器两部分，主张取其形而下之器，而遗其形而上之道，即西技必学，西学则禁。魏源批评的是天主教那些与中国传统习俗、道德伦理有冲突之处的地方，如质疑耶稣的生卒和代人受罪，反对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和人生来有罪的学说，可这不能归结为全盘否定西方精神文化。魏源认为“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这是因为该书所讨论的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神鬼魂魄、心性等，与魏源所坚持的宇宙本体论、认识论相接近，魏源将《神理论》的这部分内容收录进《海国图志》。这是否说，魏源在“天道”的认知上，在某些义理上还是认可西方文化的。

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明显持“天下大同”这一人类的终极价值关怀。他批评、质疑天主教、耶稣，数落甚至诋毁天方教、穆罕默德，并不代表要求一定禁止西学，这只说明他深受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倘若由此推论出魏源是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道，以西方的工匠制作、机械技术、天文推算（那时还没有科学技术这一字眼）为器，为“中体西用论”的先声，可能言过其实。当然，不能否认，正是通过魏源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和质疑、批评，为俟后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之论争，以及后来五·四时期大规模的中西方文化争论提供资料素材，不过应当指出明末就已有了反对西方文化的言论。可是，在《海国图志》里，魏源并没有两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的意识、观念，即他始终没有从“道器”、“体用”的角度来介绍、阐述西方文化。综观魏源的整体思想，讲求“经世致用”，主张“变易”，才是他一以贯之的。故而我们没有必要从后人各持一端的争执中来给魏源的思想定性。

或许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关注《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价值到今天也不过时，他所论及的某些对策，直到本世纪初、中叶才得以实行，有些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得以实行。因而，我们应该承认，魏源的确比他的同代人站得高看得远，是一个具有伟大爱国心怀的思想家。

转贴于 注释：

① 《魏源集·圣武记附录卷十二》P316

② 《魏源集·明代兵食二政录叙》P165。

③ 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29。

④ 《海国图志》材料有三个来源：“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海国图志原叙》

⑤ 《魏源集·魏源诗文》第781。

⑥ 《海国图志》

⑦ 《魏源集·都中吟十三首》第676——677。

⑧《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一版

⑨ 《道教史》卿希泰 唐大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 明清学术流变〔M〕萧蓵父 许苏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2〕 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M〕刘泱泱等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魏源思想研究〔M〕杨慎之 黄丽镛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师夷长技以制夷范文第3篇

20世纪40年代，谭靖夷就投身水电建设。那时，中国的水电建设几乎就是一张白纸。从中国最早建设的古田水电站到三峡、溪洛渡水电站工程，谭靖夷参与建设的每一座水电站都堪称中国水电建设与筑坝史上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工程。随着这一座座大坝的崛起，中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成为世界水电大国、水电强国。

“谭靖夷就有这个本事，凡是水电施工上的问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这是谭靖夷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专家对他的推荐词。

从古田溪到乌江渡，奠定中国水电建设施工基石

1946年，25岁的谭靖夷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决心投身水电事业，进入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工作，并设计了他生平设计的第一座大坝——上清渊洞水坝，一座坝高15米的浆砌块石坝。

1948年10月，谭靖夷参加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的筹建工作。古田溪水电站建设随即被列入新中国的重点工程，谭靖夷也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之中。

北有丰满，南有古田。古田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梯级电站、第一个地下厂房式水电站。当时，没有施工电源，必须先建一座施工电站为工程建设供电。谭靖夷承担了这座小电站的主要设计任务。这座小电站利用下游一条小支流的瀑布落差发电，历时约两年建成，坝高6米、设计水头20米、装机容量400千瓦。由于水泥和钢材不够，谭靖夷等设计人员便就地取材，将电站溢流坝设计为木面板结构，将引水水管设计为木管带钢箍结构。

古田溪水电站引水隧洞长1920米，是当时最长的隧道工程，1951年3月开工建设。进行隧洞开挖的只有部队派来的一名风钻工和10多名从事过采煤的矿工，力量薄弱，遇到的又是硬似钢铁的流纹岩，进展十分缓慢。谭靖夷和其他技术人员一道，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1952年9月，创造出单向月掘进120米、双向月掘进202米的记录，受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省长方毅的嘉奖。隧洞贯通后，经测量，两头对接处垂直偏差7厘米、水平偏差2厘米至3厘米。这在当时完全靠人工风钻挖掘的条件下，误差这么小，实属奇迹。

1956年5月，谭靖夷转战岭南，参加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建设，并担任了工程建设的总工程师。

流溪河电站大坝坝高78米，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与施工的混凝土双曲拱坝。拱坝主要靠结构受力保证大坝的安全和稳定，必须解决好混凝土温度控制和防止裂缝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当时我国尚无这方面的施工经验。谭靖夷积极探索，参考国外工程建设经验，在我国首次采用了人工粗骨料、混凝土拌和加冰，坝内埋冷却水管等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引水隧道洞开挖中，率先采用光面爆破技术并创造隧洞单头月成洞158米的好成绩。

流溪河工程从1956年7月开工到1958年8月正式发电，历时仅两年，工程质量优良，施工期全坝无裂缝，坝基灌浆廊道无渗漏。一位日本水电专家到流溪河电站参观，他凭经验估计坝内灌浆廊道会有渗漏积水，进廊道前要求换上高筒雨鞋。可是到了廊道里，发现整个廊道是干的，到处寻找，只找到一个灌浆孔孔口稍有湿印，惊讶不已，连连称赞“中国人创造了奇迹！”

1958年5月，谭靖夷调往湖南柘溪水电工地，出任柘溪水电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柘溪电站大坝最高104米，是中国最早坝高超百米的大坝之一，也为中国第一座混凝土单支墩大头坝与宽缝重力坝结合的大坝。

1962年1月，柘溪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从开工到发电，历时仅三年半，每千瓦投资仅469元。与柘溪水电站同时兴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全国共有5个，但大部分都停建或缓建了，柘溪水电站却成为我国大型水电工程工期短、投资省的一个样板工程。

1969年3月，谭靖夷随施工队伍转战到了贵州，参与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建设。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则是中国挑战世界水电建设筑坝、攀登水电建设施工与技术高峰的一座重要工程。

乌江渡水电站建在贵州乌江峡谷中，坝高165米，为当时我国在建第一高坝，也是我国在岩溶地区建设的第一座高拱形重力坝，总库容约23亿立方米，装机63万千瓦。

当时的谭靖夷受“”的冲击，已被下放到木工班劳动。1972年3月，乌江渡电站上游围堰右岸出现漏水问题，两次水下填石注浆都失败，800吨水泥随水而去，从北京等地邀请来的几位专家和工程师也未能解决漏水问题。工程局领导决定将还在木工班劳动的谭靖夷调来，以一位工程师助手的名义解决围堰漏水问题。谭靖夷经过几天周密思考，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一方面抓紧在水上抛填黏土止漏，另一方面抢浇围堰下游侧加固拱。按照这一方案实施，终于在汛前完成水下填石注浆，使围堰转危为安，成功建成上游混凝土水下拱围堰。

乌江渡大坝防渗帷幕线总长1175米，防渗面积18.9万平方米，须采用高压灌浆技术才能达到效果。为攻克岩溶夹泥地层高压灌浆的技术难关，谭靖夷与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分两个时段，进行了历时长达40个月的试验和严格的检测，从胶管试验、革新阀门开始摸索，终于成功制造了压力为每平方厘米100公斤的2台高压灌浆机，首创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压灌浆工艺。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实现了中国水电建设技术的突破。据统计，乌江渡水电站工程建设革新成果600余项，成功地解决了岩溶地区建设水电站的水库防渗、大坝基础稳定、泄洪及施工后期导流等重大技术难题，为在岩溶地区建设大型水电站积累了经验。其中重大的几项成果是：首创在大型水电建设中采用人工砂石料，建成年产200万吨的砂石加工系统，大大提高了混凝土的品质，保证了混凝土高强度施工的砂石供应；首创高压帷幕灌浆工艺，解决了岩溶地区大坝的防渗难题；采用大型钢木模板及混凝土预制坝面和廊道模板，大大优化了施工工艺；在混凝土中使用不同性能的外加剂，大大降低了单位体积混凝土平均水泥耗量；实现了各主要施工工序综合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加快了施工速度，节约了大量建设投资。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荣获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也引起了国际水电建设业界的高度关注。1985年，谭靖夷应邀出席瑞士国际大坝会议，并登上讲坛，介绍乌江渡工程建设。当他谈到乌江渡工程一昼夜仅渗漏30～40立方米水时，几位外国专家表示怀疑，问他是不是把小数点标错了，他们认为这么小的渗水量是不可能的。谭靖夷给予了数据无误的明确回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谭靖夷在水电建设上的建树和丰富的经验，1982年12月，已是61岁的他没能退休，又担起建设东江水电站总工程师的重任。

东江水电站大坝坝高157米，最大底宽仅35米，顶宽仅7米，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最高混凝土双曲薄拱坝。谭靖夷率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的科技攻关——坝基开挖采用了三面预裂爆破新技术；采用低温水冷喷淋预冷骨料新工艺；在国内首次实行坝内全年全过程均匀冷却，有效地防止了二期冷却前混凝土温度的回升；在国内首创拱坝横缝充气塑料拔管双回路接缝灌浆系统，确保了横缝灌浆的质量；采用横缝面喷砂冲毛工艺，使横缝面灌浆充填饱满并胶结良好；采用泡沫塑料表面保温技术，防止了裂缝的发生。1986年，东江电站下闸蓄水，东江大坝以其苗条的体形，蓄水81亿立方，形成了“南洞庭”的美丽风光。

从“五朵金花”到长江三峡，成就中国水电建设和施工的辉煌

1989年，68岁的谭靖夷从中国水电八局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退而不休，又开始了新的更重要的工作。

从1986年开始，谭靖夷先后受聘担任广州抽水蓄能、福建水口、云南漫湾、广西岩滩、湖北隔河岩等水电站建设的技术顾问或专家组专家。这五个电站都是中国兴建的装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工程，号称水电建设的“五朵金花”，标志着中国迎来了水电开发和建设的春天。

随着中国水电开发和建设高潮的到来，谭靖夷越发忙碌，接连担任了长江三峡工程专题论证及质量检查专家组专家、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金沙江下游溪洛渡、向家坝水电工程专家组顾问；广西天生桥、龙滩；四川二滩，锦屏一、二级；云南小湾、大朝山、糯扎渡；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等诸多大型、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专家组成员或组长。可以说，国内大多数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他都参与过技术咨询，指导、帮助解决了许多重大工程技术难题。

在谭靖夷参与建设的众多水电工程中，三峡水电站自然是他心中最重要、最引以为自豪的工程。青年时代，谭靖夷因为修建三峡电站的梦想而投身水电。经全国人大批准，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建设初期，谭靖夷担任长江三峡工程专题论证及质量检查专家组专家，后来，又接任张光斗院士，担任专家组副组长。他精益求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永不松懈，永不动摇；强化、深化质量意识，落实全面、全员、全过程质量管理，切实做到不放松任何一个细节，不留下任何隐患，用精细化管理创造精品工程；从正常中找不正常，在长板中找短板，以“吹毛求疵”，实现“无疵可求”。

三峡建设分阶段进行的三期工程，质量一期比一期完美。谭靖夷评价：三峡三期工程达到了“无疵可求”。

三峡水利枢纽建设，圆了中华民族的世纪梦，也圆了谭靖夷的梦。三峡大坝2008年汛末开始水库试验性蓄水，11月水位达到170米以上高水位，大坝安然无恙。谭靖夷欣然作诗《赞长江三峡工程》，其一：西陵峡上启鸿篇，填海移山岂等闲。峻岭为开成巨闸，楼船穿峡越重关。巧挥铁臂立高坝，更教明珠耀九天。惊破巫山神女梦，尘寰遍览叹无前。其二：筑成巨坝控江流，水绕山环峡更幽。千载安澜宁楚水，轻舟破浪有远猷。高峡平湖稀世出，江清月白思悠悠。

谭靖夷先后到瑞士、美国等国出席国际大坝会议，参加和考察国际水电施工技术，立志赶超国际水电建设和坝工最先进技术与最高水平。碾压混凝土筑坝是一种快速筑坝技术，谭靖夷对这一技术十分重视。在东江水电站建设中，中国水电八局就进行了碾压混凝土浇筑工艺的试验。在普定水电站建设中，中国水电八局建设成了当时世界最高的全断面碾压混凝土大坝，坝高75米，并创造了一整套碾压混凝土施工工法。1997年，四川汶川境内的沙牌水电站开工建设。这是一座坝高130米的人全断面碾压混凝土大坝，刷新了普定水电站大坝的高度，引起了世界业界的关注。1999年4月，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国际讨论会在四川都江堰召开，与会代表专程赴沙牌工程参观。有人对工程承担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全自动连续强制性混凝土拌和工艺和大坝所用水泥的质量提出质疑，国内专家对沙牌大坝质量也出现分歧，一时难以定夺。最后，各方都把目光集中到谭靖夷身上。谭靖夷深入工地，看现场，查资料，最终做出质量可靠，大坝安全的结论。由于工程当时处于半停工的状况，资金紧张，谭靖夷又从自己的院士经费中拿出资金进行大坝混凝土取芯工作。结果，最长取出13.15米的芯样，创造了当时又一个世界之最。2003年12月，沙牌水电站全面竣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沙牌大坝距震中映秀镇仅20公里，下游厂房震塌了，但大坝却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被称为“最牛的大坝”。

德艺双馨，筑就人生坚实大坝

谭靖夷不仅参与建设了一个又一个水电站，在大江大河上筑起一座又一座雄伟的大坝，而且以其高尚品德与人格，筑起了一座人生的大坝。

师夷长技以制夷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要生存和，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④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⑥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⑥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⑩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

师夷长技以制夷范文第5篇

起源于南北朝

纵观《茶经》及其以后的茶学典籍，武夷茶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载，是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年～公元820年），才子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孙樵以拟人化的笔法称武夷茶为“晚甘侯”，书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请勿贱用之！”自此，“晚甘侯”成为武夷茶之别称，成名于世。

然而，“晚甘侯”是不是就栽于唐代呢？由于缺少文字资料可考，我国著名茶学家――安徽农学院教授陈椽就以“晚甘侯”出现的时间推断“武夷茶约在南北朝的齐时起源”。陈椽教授考证发现：“晚甘侯”最早出现于南齐（公元479年～公元502年）尚书右仆射王奂之子王肃死后，同人送给他的谥号，以表其节。王肃在南齐是个谏官、诤臣，“御使都谏”。王肃嗜茶，故同人送给的谥号为“晚甘侯”，这是“晚甘侯”最早出现的时间和来源。据此陈椽教授推断武夷茶约在南北朝齐时起源，这与茶史专家郭孟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已遍及东南各地，茶产区域已初具规模”的观点相一致。由此印证了陈椽教授的推断是正确的。

四度名冠天下

首度名冠天下于北宋，这个时期为武夷茶崭露头角期。

武夷茶真正名冠天下，是在北宋盛行的斗茶风中脱颖而出，范仲淹的《和章岷斗茶歌》便是北宋时期斗茶盛况的写照。武夷山提供参赛的是按当时制作方法制出的粟粒芽茶，以“味兮轻醍醐”、“香兮薄兰芷”味香双绝夺魁，而闻名天下。北宋斗茶目的不是为游戏而游戏，而是用民间斗茶的方式采集贡茶入贡，这在斗茶歌里已有交代：“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英豪先斗美”。苏轼的“咏茶”诗也印证了这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由于武夷茶香气与滋味都比北苑龙团好，被时任北宋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公元1012年～公元1067年）看中，入选为贡茶。武夷茶自选为贡茶后，名气更大，大到能和北苑茶齐名。

再度名冠天下于元朝，个时期为武夷茶崛起期。

据明・许次纾《茶考》说：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受到朝廷重视，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朝廷令县官岁贡20斤，武夷茶的“石乳”品种再度入选为贡茶。大德五年（公元1301元），高兴之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大德六年朝廷干脆在九曲溪的第四曲设立“御茶园”，专制贡茶入贡。建御茶园后，据清周亮工《闽小记》记载：“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而名冠天下，入贡数量上仅次于北苑茶，文献记载，元至未六年（公元1368年）全国贡茶4022斤，福建占一半，福建贡茶主要来自于北苑和武夷，北苑1360斤，武夷940斤。但在品质上，武夷茶则超过北苑茶。

三度名冠天下于清朝，我们称这个时期为武夷茶大繁荣期。

明朝是武夷茶的沉寂期，茶叶制作技术没有大的进步。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改贡芽茶，御茶园废，贡茶改从百姓中采贡，由于技术落后，制造出来的贡茶品质低劣，只能供宫中作洗刷碗盘之用。这种状况，持续了160多年，直到明末（公元1620年）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茶，武夷茶的品质才有所提高。然武夷茶三度名冠天下，则发端于一个偶然原因：明末清初，武夷山桐木村的一户江姓茶农，将错就错，创制出一种“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泡出的茶水呈现红色的‘乌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第二年（据红茶专家邹新球考证为公元1610年），便有人以二、三倍的价格定购该茶，并预付银两。从此，桐木‘乌茶’（西方人称之为武夷红茶）越卖越红火，风行欧美，品饮武夷红茶成为西方各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武夷红茶成了中国红茶的代名词，武夷山的桐木村成了中国红茶的发源地，成为世界红茶的始祖。

四度名冠天下于当代――武夷茶的再发展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红茶在世界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红茶的冲击，武夷红茶的对外销售与全国红茶的外销状况一样，每况愈下。

但是，武夷山人民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制茶师傅将红茶和绿茶的制法综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工艺，按照这个工艺制出的茶“绿叶红边，清芬浓醇，回甘韵显”，既祛除了红茶之涩感，又滤去了绿茶之清苦，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茶类。武夷岩茶的制造技艺，已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2年武夷山被国家列为武夷岩茶原产地，成为青茶（乌龙茶）的始祖。用武夷山境内种植的茶叶并用武夷岩茶制造技艺做出来的武夷岩茶，香高味醇，回甘韵显，既有绿茶之清芬，又有红茶之浓醇，而且冲泡持久性长，久泡不变色，不减味。

万里茶路自此始

武夷茶在向俄罗斯传播的历史中，更诞生了一条伟大的茶叶贸易之路。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谚语；“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俄罗斯人喝茶的习俗，追溯到300年前。1638年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在寒冷的冬天当一家人围坐一起喝着温暖醇厚的武夷茶，享受着那份与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人相同的从容淡定和宁静温馨。

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武夷山的下梅村成为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市，每天早上300多艘竹筏浩浩荡荡来到梅溪，成吨的茶叶经过精心包装之后被搬运到这些竹筏上开始了它们的行程。茶叶先从下梅村出发到江西的河口，然后改为水运到达汉口经由襄樊、唐河北上至社旗镇，再换马驮运经洛阳、晋城、长治到祈县再经过太原、大同、张家口到达归化，在那里换驼队经过库伦之后抵达边界城市恰克图。然后被分送到俄国境内的各大城市。全程5000公里，这条路被后人称为万里茶路。

曾影响世界历史

16世纪就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武夷茶，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

据记载，第一批茶叶到达欧洲大约是1610年。由于茶价昂贵，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有钱人在自己的房子里设茶室；上流社会的妇女更是以茶为乐，那种疯狂程度一定不亚于今天的女性对时装与香水的追逐。以至于不少道德家忧心忡忡：女人狂热迷恋茶会导致许多家庭的毁灭。1701年的英国，甚至有《迷恋茶叶的》这一类喜剧上演。

1657年，咖啡店老板托马斯・加勒维在伦敦开了第一家茶叶店，当时的一名海军军官在日记里很得意地写道：今天喝了一种叫“茶”的饮料！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嫁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将武夷红茶带入英国王室。嗜茶如命的凯瑟琳被世人称为“红茶皇后”，英国商人则别出心裁地将她美丽的肖像用在武夷红茶的包装上。

英国的文人雅士们对中国红茶也是钟爱有加。诗人拜伦在他的《唐璜》中深情地说道：“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是那么地有害，唯有红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

一开始，红茶作为奢侈品、药品为上层社会所垄断。巨大的利润空间，促使闽商在福建本地的其他区域与东南沿海自然条件相宜的地区，大量种植与制作红茶。据埃里克・潘卡斯在《中国茶失窃探秘》中揭示：英国人通过植物学家福均到武夷山盗取了茶叶种植、烘焙的机密后，得以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引种茶树，茶叶的价格再一次下滑，最终走入寻常百姓家。

来自东半球中国福建的武夷红茶与来自西半球南美种植园的砂糖的邂逅，“加糖红茶”这种英国的“全民饮料”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完成。

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英国劳动者食用熏肉、鸡蛋和吐司组成的早餐，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而工业革命产生的工厂制度，要求工人严格遵守时间。红茶和砂糖的组合既是热量的源泉，又能大大地节省时间。对于产业革命时期来说，正是这种快捷有效的组合，支持了英国产业革命的顺利发展，为后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茶叶”成为世界商品的闽商成为产业革命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助力。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摩擦。通过二次英荷之战，获胜的英国取代了荷兰人而垄断茶叶贸易，从此英国人直接在中国厦门收购武夷茶，大量将“正山小种”红茶输入欧洲市场。

北美人民以拒绝喝“茶”的形式开始了美国的独立！1767年，人口不多的北美竟然消费茶叶近90万磅（合400多吨），而英国政权却只准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经销茶叶，终于导致了北美人民的愤怒。北美人民以“波士顿倾茶事件”来表达对英国的决裂精神：1773年12月，一群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茶党成员，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大海。波士顿的斗争赢得北美各地的响应，他们纷纷成立抗茶会，以不喝茶来表达切断北美与英国文化、政治、经济联系的脐带。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3年后的1776年，美国独立。

茶香连两岸

武夷山与台湾，大红袍与冻顶乌龙，可谓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两岸茶文化交流也以武夷岩茶为纽带，先行先试，往来频繁。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随着大陆汉族同胞向台湾移民的增多，种茶技术、制作技术也从福建传到了台湾。据台湾《联合报》1984年9月17日报道，台湾知名人士谢东闵在畅谈台湾茶叶史时说，台湾冻顶乌龙茶是从福建武夷山跨海移植台湾的。一部台湾的茶叶史，也就是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见证。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两岸茶人先行先试。台湾茶界名流、茶友和学者吴振铎、范增平、蔡荣章等先后到武夷山寻“根”，切磋茶事，交流茶艺；台湾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也曾到武夷山拍摄了茶文化专题片；由台湾茶人发起的国际无我茶会至今已举办十届，其中三届在武夷山举办，成为举办无我茶会最多的地方，而每次均有众多台湾茶人参与；武夷山市也先后多次应邀前往台湾进行茶文化艺术交流，期间表演的武夷茶艺备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