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名言范文第1篇

北上游学途中，他曾辗转山东、北京、陕西、山西等地，居无定所，食无定餐，骡马相伴，沉卷相随，完成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壮举，最后留下了著作等身，豪言满腔的英名。

踏上游学征程前，他因家产破败而被打劫陷害，深感“弱者有人欺”的后果。虽然顾炎武一路上曾得到了文友们的鼎立相助，但他一贯自强。为实施他长久游学的计划，不愿一直心安理得地寄人篱下，必须置业自立，寻找生财之道。他在游学路上曾通过编书赚稿酬、卖田赚差价、入票赚利润的方法，而筹集到可供生活和编撰开销的经费，度过了那段艰难的苦旅。

编书赚稿酬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文人有的是知识，可以依靠卖文来获取报酬。顾炎武在无奈之下，只能走这条最容易见效的道路。对于一向清高的顾炎武来说，沦落到要靠卖文为生的地步，总感到十分尴尬。好在顾炎武的文名在外，不用他主动出击，别人常会络绎不绝地走上门来，邀请他参与当地志书的编写。这些写作题材也是顾炎武鸿篇大著中需要调研的内容，所以常会欣然接受，去完成一举两得的编撰任务，不但能充实自己的著作，而且还能赚取可观的稿酬。

由于山东曾是复社（明末文社）活动的重要区域，莱州又是山东复社的中心，那里还有他原在昆山认识的老友，所以顾炎武北上游学的初始阶段就落脚在莱州。自从接受了编撰当地的方志任务后，顾炎武几乎游历了山东各地，并对那里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采风。他在山东游学期间广泛结交当地名士，获得了亲眼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写出了《山东考古录》，并协助编辑了《山东通志》《德州志》《邹平县志》，为山东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

顾炎武对“写文拿钱”的做法并不忌讳，因此他在《日知录》中曾饶有兴趣地对古代的稿酬标准做过专题调研，认为这是劳动所得，是天经地义的回报。至于顾炎武为山东编写的著作最终得了多少稿费，至今无人知晓，但有了这些稿费后，他的生活变得安然无忧，这是不争的事实。

卖田赚差价

顾炎武在北上游学期间，经常行走在山川之间，因此对地理风水特别敏感。每到一地，只要看到具有开发价值的地块就购买开垦，有时自己打理，有时请人管理，然后看准时机再高价抛售，从中赚取差价，成为那时知名的“地产商”。

但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曾有摩擦风波发生。有一年，顾炎武在逗留山东章丘时，看中了城边一块十顷的土地，准备先买进再卖出。但当时手头拮据，一时拿不出很多钱，正在犯难之时，顾炎武得悉那个田块的主人谢长吉曾欠他一笔债务，正好可以用田抵押。但主人珍爱这块肥沃的土地，此时听说顾炎武有一案缠身，谢长吉就别有用心地趁机控告顾炎武有强占良田的企图，妄想“赖账”。虽然最终谢长吉输了官司，但把顾炎武也搞得焦头烂额。

经历了这场官司后，顾炎武在章丘的声誉受到影响，他只能选择离开回避。后在山东别处购买了一处庄园，才了却顾炎武买田经营的心愿。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四年始皆为良田，今将觅主售之……”由此可见，顾炎武得到这份田产的目的是为了变卖升值。

顾炎武后来还有在塞外垦荒的经历，也算是他勤工俭学的一种表现吧！他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为自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在外游学的经费。

入票赚手续费

票号的兴起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庞大数量的现银付讫已无法让天下商人在各地交易中得以轻松实现，而镖局运现又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一种通过汇票结算的方法应运而生。这种便捷的汇兑功能逐步得到各行各业的认可，在这种大背景下，具有雄厚资金的商家转而专营起汇兑业务，从此，令人耳目一新的票号就诞生了。

据载，闻名于全国的晋商票号与顾炎武有关。他客居山西时，已经看到了汇兑业务的萌芽（如好友傅山通过代为转递资金来管理其设在各地的庄园），就率先提出了这种新颖的结算方法，因此催生了晋商票号的建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顾炎武在通读史书时，发现了前人曾有“飞钱”结算的理念，从中得到启发，并大力提倡，为名满天下的晋商票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炎武的名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顾炎武；道；道统论

梁启超曾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又评价其有“‘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1。顾炎武学术成就被学界广泛肯定更多在考据、经世方面，而对于他学术中蕴含的义理阐述较少。顾炎武在讲考据的同时也在讲义理，尤其对先秦儒家经常阐述的“道”多有发挥，在宋儒“道统论”的基础上，更是建立了自己的“道统”学术思想。

一、中国古代“道统论”的形成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先秦诸子到清朝晚期，很多学派和学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2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

儒家学派对道也有自己的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4。郑玄注：“道，多才艺者。”4

在继承先秦儒家学派对道的论述的基础上，后世的儒家学者逐渐构建了“道统”体系。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5

继承孟子的思想，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后来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继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颜氏、曾氏而得其宗。及曾氏之在传，而复得孔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在传以得孟氏。”7至此“道统论”体系最终完成，并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8。

二、顾炎武对“道统论”的诠释

顾炎武总的学术思想根源是来自先秦儒家典籍，他着重从先秦儒家经典的角度对“道”和“道统论”进行了重新解释。

（一）提倡先王之道

“先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词语，如“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9《孟子》中也有“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可见“先王之道”是上古先王综合运用礼、乐、仁义、孝悌等原则来治理国家方法，以求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董仲舒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10虽然这种美好制度多少有些幻想色彩，但此后的帝王多把实现“先王之道”作为目标，即“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

顾炎武提出只有恢复“先王之道”，才能扭转明末政治昏暗，群臣的互相倾轧以及社会混乱的景象。而由谁来推行“先王之道”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顾炎武认为儒者和生员应该负起责任。他说：“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11

但是现在儒者们却沉浸于科举之中没有起到推行“先王之道”之责，所以顾炎武首先认为应该改革科举制度。顾炎武对科举有较深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先后在科举考试上白白浪费了十四年的光阴12。他看到了当时学人不求学问，只求功名的现象。他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面对这种“孔孟之道”不行的世风，顾炎武发出了“废天下之生员而政府清

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13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虽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顾炎武希望恢复“先王之道”，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愿望。

其次，顾炎武提倡“先王之道”反对“小人之道”。他说：“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3“小人之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儒道之不举”。

最后，顾炎武认为只有“先王之道”得以实行，“儒道”才能发展和昌盛。顾炎武认为“先王之道”只有依靠儒者才能传承。因此他说：“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这里顾炎武肯定了“周程张朱”，“颜曾思孟”等人对“先王之道”传承的贡献。

（二）圣人之道

儒家把尧、舜、禹、周公、孔孟等人尊称为圣人，而后世学人们只有尊崇“圣人之道”才算真正体会儒家的内涵。历代大儒把“圣人之道”看得极为重要，如《礼记·中庸》载：“太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14这里赞美“圣人之道”的伟大，是世界万物的发源，并把它和天等同起来。

顾炎武也看到了“圣人之道”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经过宋代以来理学的改造，“圣人之道”已经湮没无闻。他说：“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顾炎武认为由于儒家经典的逐渐增多，最初的西汉六经发展为唐宋的九经，最后清朝又扩展为十三经，使得学者要想读通这些经书是不可能的。因为经学的日益繁多，人们无法尽读，这就间接导致学者都空谈成风，干脆放弃了研读经典，从而使得“圣人之道”“中绝”。

为了恢复圣人之道，顾炎武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关于“体”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达到“圣人之道”，对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也有要求。他说：“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提出了在学术方面要做到博览群书，在个人行为上要有羞耻之心。要想达到圣人，就是对待自己要以“忠”为标准，对待他人要以“恕”为准则。即“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当“行有不得者”时要“反身修德”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5就“可以入圣人之道矣。”

第二，关于用的方面，顾炎武提出要想达到“圣人之道”的标准，还要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和体会。他说：“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顾炎武去除了圣人之道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让人感到圣人之道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只要每个人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做起就能达到圣人的标准。由此他认为：“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

最后关于“文”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想恢复“圣人之道”，就要抛弃后人添加的经书而只求诸于六经。所以他补充说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易经》中蕴含着“圣人之道”，而要想明晰其中的道理，就要“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顾炎武最后把全部“六经”都囊括进“圣人之道”中来。

以上顾炎武的思想正和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观相符合。《庄子·天下》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6后来这一思想为儒家继承，特指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内圣”，就是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就是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指的是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是人格理想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17。顾炎武提倡的对内要“忠恕”，“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对外要“洒扫应对进退”，“备物以致用”。正是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

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即此也。”18

（三）六经之道

顾炎武很尊崇“六经”，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素王”可以与上古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相媲美，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删述了“六经”。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又认为“六经”集中了上古圣人的所有智慧，后人不需要进一步加以创造发明，只要明了“六经”的含义就可以了。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群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

虽然“六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在流传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到了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才重显于世。顾炎武在诗歌中描述了“六经”由“绝”到“盛”的过程。他说道：“微言既以绝，一变为从横，下以游侠权，上以刑名衡，六国固蚩蚩，汉兴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经，其功冠百王。”19

明代学风空疏，人们多不习“六经”。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不由感慨道：“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20顾炎武身处于那个时代，他尖锐地批评明代的学者不读经典，读书只是为名而已，“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顾炎武指出明人乱改经书，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最后顾炎武感叹人人不识“六经”，使得孔子之道无法施行，“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经文，不覩西周年”。

顾炎武提倡回到经典中去发掘古人之意。他认识到，通过对“六经”的研读，在上可以与先秦儒家的“圣人”、“先王”思想相沟通，在下可以作为自己建立学术体系的立足点。顾炎武正试图借助于“道”的内涵和外延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六经”正是汇通“道”与“学”的关键。从此顾炎武便开创了后世乾嘉学派以“六经”为本源的学术路径。

三、结论

“道统论”最初从孟子开始就构建的儒家正统学说，最终由宋儒发扬光大，占据了从宋至明的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主流。到了清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清代学者有感于明代政治的腐朽，纷纷认为是学术上的空疏之气导致了这一结果。因此清代学者纷纷对宋明理学加以批判，由此清代考据学风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学人，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由于清代学人对宋明理学的否定，使得“道统论”也失去原来的地位，逐渐不被人们所提及，但它的影响犹在，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虽然顾炎武也反感宋明理学的学风，但对于宋明理学的优点也加以吸收与改进。正是受到宋明理学的启发，顾炎武从先秦典籍中挖掘并重新阐述了“道统论”学说，借助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赋予了“道统论”以新的内涵。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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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顾炎武.亭林诗集[m]∥四部丛刊：第8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50.

顾炎武的名言范文第3篇

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曾参加当时政治性的团体――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权贵。青年时代便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百姓疾苦和国家大事；明亡后参加苏州、昆山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曾化名蒋山佣，装成商贩，在大江南北隐姓埋名生活达20年。他的后半生，大半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念念不忘恢复明室。晚年卜居华阴。康熙时征召博学鸿儒，开明史馆，尽力想网罗他，但是顾炎武累次拒绝，他说：“绳刀俱在，勿速我死”，富有民族气节。他崇尚实学，博极古今，于诸经群史、历代典章、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沽靡所不究。主要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是他积三十佘年读书心得，编次而成。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他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

《日知录》初刻本为八卷，于1670年(清康熙九年)刻于淮安，称符山堂初刻本。后来作者陆续有所增补，于16了6年成三十卷。遂初堂藏版三十二卷是他的弟子潘来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刻印的，那时顾炎武逝，世已13年。道光初，黄汝成采潘未，阎若璩数家之说，纂为《日知录集释》：其后，顾氏八卷和潘氏三十二卷本罕睹于世，而黄氏《集释》本则风行海内。

笔者有幸得藏潘来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在建阳刻印的《日知录》一部，上下两函，十四册，三十二卷。实为不易得之珍品。

《日知录》是笔记形式的著作。顾炎武曾把其内容概括上、中、下三篇。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四库全书提要》对其内容有进一步的分述：“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古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潘未对此书评价很高：“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始未有也”。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和基本观点在这部书中得到了系统的发挥。

在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上，顾炎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卷一《游魂为变》条)，“非器则道无所寓”(卷一《形而下者渭之器》条)，认为充满天地间的无非是气，气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万物由气构成，最后又回复为气，这一万物生灭变化的必然规律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这就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顾炎武还指出“形而上者渭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无所寓，说在孔子学琴于师囊也。已习其艺然后可以得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日：下学而上达(同上《形而下者谓之器》条)这是以孔子学琴为例说明道在器中，抽象的原理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孔子学琴必须首先练习弹琴的技术(数)，然后才能把握琴曲中所包含的情志，进而体会到作曲者的人格。所以“下学而上达”，必须由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的原理。

在对于鬼神看法上，顾炎武重人事而不迷信鬼神，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于上帝、天神，地狱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上帝司祸福，天神察善恶以及佛教的地狱都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只是气化感应的结果，就像水向下流，火向上升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他反对佛教的轮回说，赞同明朝哲学家吕仲木的见解，认为要是人部长生不死，世界上就容不下这样多的人；要是死了就变成鬼，那么也容不下这么多的鬼，有死的也有生的，而现在新生的，并不是已死的转生。所以说“夫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耶?”(卷一《游魂为变》条)。顾炎武还企图用物质的因素来说明鬼神，“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同上)，把神还原为物质的气。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主张不能“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强调不能离开直接经验求一以贯之的抽象理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认识不能停留在见闻上，而应在博学的基础上“观其会通”真正把握一以贯之的道理。他说：“奸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而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日‘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卷七《予一以贯之》条)。这是说只有在“好古”、“多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理论，才能以简驭繁，举本该末，如《易》卦六爻由彖辞来概括，《诗》三百篇用“思无邪”一言来概括，即是其例、同时，也只有发挥理性思维的作用，把握了一以贯之的道理，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顾炎武的名言范文第4篇

“地戏?那是文化人的叫法,在这里我们叫‘跳神’。”

“我们家是地戏世家,从曾祖父到我的孙子,都‘跳神’。”

在安顺市九溪村,当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顾之炎一谈起地戏来,就双目有神,兴头十足。虽已年过七旬,比划起动作来依然神气十足。

顾之炎的老伴在一旁说,近段时间他身体有些不适,但只要提起地戏,他浑身上下就来劲,像重新被灌注了一股精气神似的。

九溪村的地戏名人

九溪村是安顺市最大的屯堡自然村寨。据当地人介绍,九溪村因坐落在九溪汇流的河边而得名,有一千余户人家,因此这里又被人称为“千户屯堡”。

九溪的地戏艺术源远流长,据《续修安顺府志》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安顺境内,盛行不衰。”

借以演习武事的地戏,由原始的傩舞、军傩演变而来,集演戏、祭祀、娱乐为一体,几乎与屯堡村寨共存至今。九溪现存地戏三堂,分别为:五虎平南(原为郭子仪征西)、封神演义、四马投唐(即隋唐演义)。

九溪地戏传承人顾之炎,从小出身于农家,在他9岁时,母亲离世,家庭生活日益困难,才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只得辍学,到煤厂挖煤,赚取微薄的工资。

也许,正是尝尽生活的甘苦,才磨练出顾之炎坚韧的品格。之后,他到贵阳打过工,还先后担任过贵阳一家黄磷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和九溪村的支部书记。这两年,他则担任起屯堡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一直为弘扬屯堡文化和地戏艺术不遗余力。

在九溪村民的心目中,顾之炎有几个特点:广交人缘、善于经营的生意好手;精明能干、热心助人的村干部和乡镇企业管理者。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形神俱佳的地戏表演。

顾之炎15岁就参加地戏班,师从地戏班杨炳清。他说:“我从小就很喜爱地戏。当时的屯堡村寨非常推崇地戏,只要谁家有人会跳地戏,便说明这家人很有文化,这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就能提高,受到人们的尊敬。”

据村民们介绍,顾之炎表演地戏,不仅在手式和动作方面与师傅杨炳清相媲美,而且还能通过唱腔的变换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一次他在扮演秦叔宝哭义兄单雄信这场戏时,唱腔完全表达出了人物内心的悲伤,在场的许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

一次,一个妇女从井边挑着一桶水回家,正遇上顾之炎在表演地戏,一下子被他的表演吸引住,停下来挑着水看戏,桶里的水一点一滴地漏着,结果水漏完了,妇女也浑然不觉。

顾之炎说:“我经常发现观众随着我的表演或悲、或喜、或怒、或哀,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神里我看到了感动。那是对我表演的认可,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现在,在顾之炎的率领下,九溪村已有20多个年轻人成为固定的表演人员,同时还组建了“百人地戏表演团”。

“地戏教授”头衔的由来

关于顾之炎“地戏教授”头衔的由来,有这样一段佳话:

199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了一位老学者,在顾之炎家住了下来,每天让他唱《四马投唐》,还叫他把地戏团队集合起来表演。那《四马投唐》岂是一时半会儿演得完的?一个星期,才算把戏大略地演了一遍。

那老学者又是写又是画地记下好几大本笔记,走的时候对顾之炎说:“顾老师,您演的这戏可是古人留下的宝贝呀,它就像你们贵州龙的化石一样老啦,甭说在咱中国,就是世界上都难寻呢!叫九溪的后生们都来学戏,好好把它传下去,千万别荒废掉了!”说完这番话,老学者就回北京去了。

一个月后,顾之炎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上说,“承蒙著名教授钟敬文的推荐,特聘请您担任我校名誉教授,希望您接受为盼。另,随信寄去路费××元,诚邀顾教授不辞辛苦,到本校为研究生及外国留学生讲学”。顾之炎这才知道,那老学者原来就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这次特邀他到北京师范大学给外国留学生介绍东方文化瑰宝、有着“中国戏剧活化石”之称的安顺地戏。

顾之炎心想,难得人家这番好心请我,又是来信又是寄钱的。于是,顾之炎收拾起行李,第二天便搭车去贵阳,再转乘了三天的火车到了北京,找到北京师范大学。

据说听课的学生都是一些专家和硕士生、博士生,还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顾教授叫人把锣和鼓摆在学校的操场上,拉开架势,敲起了开场锣鼓。奇怪的是,那锣鼓在田地里敲的时候并不觉得响,怎么一到了这城里就响得炸耳?

敲着响着,跑来学校的几个警卫,对顾之炎吆喝说:“哪里来的卖艺的,跑到这里来捣乱!”其中一个警卫拿起顾之炎的锣鼓就要往外丢,还执意要将他赶出校门。钟教授一见,赶紧制止:“别胡来,这是我请来的贵州老艺人。”警卫见状连忙道歉,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下来。顾之炎此次在北京上了三堂课,又被一家剧院请去表演。

回到九溪村,全村男女老少都跑来顾之炎家里,听他说在北京的风光事。老人们说,这下顾之炎可是光宗耀祖啦,以后,说不定还会演到外国去哩。还真被这话言中了。第二年,省里就派顾之炎带地戏团队到韩国演出。这一趟,又让顾之炎大开眼界,知道了屯堡人的地戏不仅是中国的宝贝,外国人也把它看成是宝贝呢。

顾之炎的地戏独白

从1986年屯堡地戏登上号称“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舞台名噪世界起,“戏剧活化石”的文化价值立即让这朵深山里的艺术奇葩声名大振。如今,地戏已不仅仅是一项屯堡人自己娱神娱人的乡间艺术。

地戏这项活动包含了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戏剧学、社会学等内容,对研究屯堡人600多年的历史文化,理解屯堡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有不少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游客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戏带着问号和惊奇,对它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考察、研究、报道和阐释。然而,就一门有着丰富内涵的民间艺术来说,其中蕴藏的意义,远远不如地戏传承人自己的独白精彩:

“哪样地戏哦,我们是‘跳神’。”

“不敬山神,不敬水神,不敬灶神,日子咋会过得安稳嘛!”

“你看秦叔宝不是神仙下凡啊!相传关羽走到哪里,哪里就可以四季平安。”

“四大经典中,我们不跳《水浒》,那是武侠造反戏;不跳《西游记》,那是佛家神话戏;不跳《红楼梦》,那是儿女言情戏;要跳只能跳《三国演义》,这是历史戏,里边讲的全是忠义爱国。我们只演征战戏。”

据顾之炎介绍,屯堡人特别钟爱地戏,他们通过地戏表演,表达对祖先的一种历史记忆。他们面罩青纱、额顶面具、腰围战袍、背插战旗、手执刀枪,在咚咚锣鼓声中通过唱、念、打、杀、拼、刺等动作,形象地再现了屯堡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军旅生涯,同时也形成了屯堡人忠、义、勇等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传递。

地戏的内容全是武戏,不演反戏,没有言情戏,剧情的发展只能是正方打败反方。当地村民不认可地戏是一种巫傩活动,他们扮演的角色均是历代杰出的帝王将相和忠烈武士。对此,钱理群先生分析说:“这是屯堡文化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虚拟历史观上的一套国家至上、忠孝为本的民间意识形态。而突出忠的观念与强调国家意识,都反映了屯堡人的‘正统国家武士’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地戏不同于其他民间戏曲的特点所在。”

顾炎武的名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刘炎；回顾；武汉音乐学院；提琴教学；经历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53

整理者简介：孙晓辉（1968～），女，文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20

为配合管弦系回顾办系发展历程，“口述武音历史摄制组”在暑期采访了管弦系前辈。2013年7月24日下午，管弦系系主任李果教授和“口述武音历史”摄制组孙晓辉等一行到刘炎老师家中进行采访。

刘炎老师1934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镇花园村人。河南开封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刘诚甫是我国第一部《音乐辞典》的编著者、河南大华艺术学校的创立者兼校长。解放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父亲刘诚甫所创立的河南大华艺术学校并入开封二师。母亲马毅是一名音乐老师。父母执着于美育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变卖家产，艰难办学，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在家庭浓厚的音乐氛围里，刘炎与其他兄弟姊妹九人从小受到深深的熏陶和教益。

其父刘诚甫毕业于上海美专（今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精通音乐艺术与绘画艺术，曾经受业于李恩科、刘质平、丰子恺等名师。刘诚甫先生是我国第一部《音乐辞典》的编著者。编撰《音乐辞典》时，刘诚甫还是上海美专音乐系的在读学生。刘诚甫从史籍中扒疏音乐史料，兼采中西，编撰成30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音乐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当时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曲学大师吴梅审订后，曾发出感叹，“今岁暑期，将全书稿通读数过，深服用力之勤，征引之博。”它填补了当时音乐学术辞书编撰的空白，还记录了很多清末至民国二十一年来的社会音乐状况，成为当代人研究清末民国音乐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1950年，刘炎毕业于父亲执教的大华艺术师范学校；同年考入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修大提琴，1951年转入中南文艺学院；1953年毕业后进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管弦系学习；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学生时代，曾任中南音专学生会主席。刘老师感念学院的培养恩重如山，他深情地展示了他与学院早期历史几乎重叠的系列毕业证。

1954年6月28日，刘炎老师参加武汉市防汛，并组织宣传、创作组深入防汛第一线，防汛总结庆功大会他荣立三等功。

在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刘炎主修大提琴专业，师承张少甫老师。张少甫（又名张簧）老师是湖南湘潭人，著名大提琴教育家，黎锦晖好友张裕笙的长子，曾在北平师大数理系学习，因喜爱音乐，1930年起在上海明月歌舞团乐队，先学二胡，后学大提琴和作曲。后到重庆中央广播乐团及音乐院乐团工作。1949年，任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员、音乐教员。1950年5月，随湖南音专入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历任武昌中南音专器乐系系主任，大提琴教师，1960年任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大提琴教师。

自1950年开始，刘炎老师频繁参加武汉联合管弦乐团、武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等大型演出、录音活动。1956年毕业任教后，还被学校派送到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听课学习。恩师张少甫先生年迈后，刘炎老师几乎担任了全院大提琴主要的教学工作。

1972年大提琴专业齐汉芳老师留校，学校其后又分别从恩施咸丰、黄冈等地陆续调回大提琴毕业生钟德珍老师、陈萍秀等，这样聚集了4位大提琴老师，学院决定成立大提琴教研室，由刘炎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促进了专业质量的提高。1985年全国音乐艺术院校首届大提琴比赛，我院参赛的附中、本科两名学生，一名获得少年组二等奖，一名获青年组三等奖。1988年全国文艺团体和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又举办了全国首届全级别大提琴比赛，由刘老师指导的青年老师又获二等奖，并随后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

刘炎老师从事大提琴教学四十余年，为高等音乐院校及省、市和部级专业文艺团体培养了一批优秀老师和大提琴演奏人才。他编著有《大提琴演奏基础》、《大提琴五声音阶练习》、《大提琴初级练习曲》、《大提琴乐曲集》等教材。发表有《大提琴演奏民族风格的学习与探讨》等论文。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全国大提琴学会理事，武汉音乐学院管弦系副教授。

回顾武汉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的发展，从张少甫老师到刘炎老师，经过六十多年的传承，现在已经传到了第五代。

图1 大提琴教育家刘炎老师

刘炎老师还回顾了湖北艺术学院时期学院坚持举办各类短训班的艰难办学历程：1972年湖北艺术专科学校恢复教学，举办有荆州短训班，刘炎老师与刘达、胡丽玲、袁善智等老师一同到沙市教学3个月；1973年到新洲社教，1975年黄陂开门办学。上午劳动，下午上课，晚上辅导学生和青年。1976年襄樊短训班，同去的有王义平老师和马国华老师、陈仲民和王卉波等老师，在此期间，刘炎老师培训了襄樊8个县的文艺骨干中的7个大提琴专业学生。直到1977年以后，教学工作才逐步稳定下来。师生们珍惜难得的学习和教学时机，拼命练琴，弥补中的损失。

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刘炎老师历任武汉音乐学院湖北艺术学院附中部副主任、学院文工团团长、武汉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党总支书记等行政职务，主管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在主持教务的同时，刘炎老师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从日常小事和细节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情操，比如告诫学生保证琴房清洁；借图书馆的乐谱要包上书皮以防破损；大提琴同学合完伴奏后，主动向钢琴伴奏老师和同学致谢；要求学生学习雷锋一周至少做3件好人好事等等，这些坚持都深深地影响了几代附中毕业生的理想和信念。

刘老师言传身教，兢兢业业，上课从不迟到或无故旷课。他与姜德顺老师等附中领导通过不懈努力为附中营造了一个充实、温暖的大集体。刘炎老师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政工干部。

此外，刘炎老师还从1984年开始历时三届连任武昌区人大代表。他走访武昌区社区、学校、企业、市场和城建部门，积极向政府反映社情民意。他还常常在家中接待反映意见的群众。大家尊称他为“三肩挑”人员。

刘炎老师所在的大家庭是标准的音乐世家，兄弟姐妹9人中8人从事音乐，分别任职于中央乐团、总政歌舞团、胜利文工团、总装备部文化站等重要文艺团体，其中3位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长兄刘炎是大提琴教授，大妹刘虹是国家一级作曲，代表作有《妈妈叫我一支歌》（获“晨钟奖”、“留下美好回忆的那些歌”、“播金曲奖”奖项）和轻歌剧《特区回旋曲》等；弟刘奇是大管演奏家，全国大管协会主席；弟刘展是战士歌舞团副团长、著名的小鼓手，其家族三代30多人从事音乐教育和艺术实践活动。

其子刘鹏是新加坡籍大提琴家、指挥家。刘鹏先生于2003年12月受武汉市文化局之邀正式加盟武汉乐团，成为武汉乐团首任音乐总监。刘鹏曾获得新加坡2001年全国青年艺术节金奖、新加坡日本人协会颁发的杰出音乐贡献奖，2006年被湖北省授予编钟奖，是政府奖励十位为湖北省经济文化做出贡献的外国专家之一。其女刘霞在湖北省武汉市京剧团拉大提琴，为国家一级演奏员。

就在我们采访之后不久，刘炎老师于2013年8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刘炎老师在继张少甫老师之后，成为武汉音乐学院学院大提琴专业教学传承的核心人物。刘炎老师师德垂范，教学和行政繁重的工作锤炼了刘炎老师坚定的政治信仰、纯熟精通的业务和高尚纯洁的情操，我们永远怀念他。

“做人要善良、宽容、乐观、淡泊。”让我们以刘炎老师的人生格言自勉。

图2 我们永远怀念刘炎老师的音容笑貌

An Interviewing with Liu yan

SUN Xiao-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