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小胡同
老北京的小胡同范文第1篇
在众多的胡同中，谁是辈份最长的老太爷呢？从宣武门向西，穿喧闹的国华商场，你会看到一条毫不起眼的胡同——三庙街。三庙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的名字叫“檀州街”。北京城址几经变迁，街巷易位也是数度沧海，而它却始终是一条胡同，历经荣哀，渐趋平淡。
北京的胡同宽窄不一，宽的敞亮，窄的幽深。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中间最窄处仅40厘米，是最窄的胡同。胖子朋友到此最好绕路而行，因为不论正行还是侧身，都有可能被卡在那里，动弹不得。胡同多是直来直去，但也有弯曲迂徊的。北新桥附近有个九道湾胡同（现已分为五巷），拐了二十多个弯，走在里面忽左转忽右拐，能从那里面绕出来，你在北京胡同里就不会迷路了。胡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是老北京人生活历史的象征。今天占据着市中心的主要面积，居住着市区内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胡同内的居民们仍保留着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
今天，北京已在传统民居保存完好，民风民情古朴丰富的什刹海地区开辟了胡同游览专线，旅游者可以坐着旧式三轮车游览胡同，并且到普通百姓家作客。北京地区鸟类资源丰富，而且与之相关的地名也较多，探寻其由来，多有趣闻与掌故。
喜鹊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喜鹊胡同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始称于明代。据传此地曾有一棵老槐树，喜鹊常在树上筑巢，因此得名。清代改为喜雀胡同，民国时又改称喜鹊胡同。1965年谐音改为喜庆胡同，1990年拆迁后在原址建起北京邮政枢纽等。喜鹊巷是西城区广内定居胡同里的一条小巷，民国时称喜鹊胡同、喜雀胡同，也因此地一棵老槐树上时有喜鹊栖息而得名，1965年改称喜鹊巷。
鹰是北京地区常见的飞禽，早年间饲养这种动物的人不少，俗称“玩鹰”。莺房胡同曾是海淀镇的一条胡同，莺房原为“鹰房”，为清代皇家饲养猎鹰之所。据考，鹰房最晚建于清嘉庆年间。后来在此处建造房屋，形成胡同，谐音为莺房胡同。几年前随着中关村西区的建设，该胡同拆除，但莺房胡同改为道路名称被保留下来。
鹞儿学名叫雀鹰，样子像鹰，比鹰小，北京人多称其老鹞子，是一种凶猛的鸟。鹞儿胡同地处前门大街南半段儿路西，初称“鹞子口”，明代叫“要儿胡同”，清代演变成了“鹞儿胡同”，据传因此地曾有多位养鹞儿的人家而得名。
鸽子是北京常见的鸟类，也称鹁鸽，是和平、友善的象征。北京人自古有养鸽子之好。大鹁鸽胡同位于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明代称鹁鸽市，清代称大鹁鸽市，1965年改今称。这里曾是京城有名的鹁鸽交易市场，胡同由此而得名，附近还有小鹁鸽胡同。
老北京的小胡同范文第2篇
我生在胡同，长在胡同，是满族正红旗人。从民国时期起，我的家族就定居在北京地安门胡同内的四合院，所以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着对胡同的深深眷恋。
时期，我汇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前往东北边陲“接受再教育”，每当想家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脑海：葡萄架下的金鱼缸，小巷里的大枣树，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穿梭在胡同里的车夫……一切都让我怀念不已。
后来返城回到北京，目睹了都城的拆迁改造，当我看到许多胡同被拆，痛楚油然而生，感到北京胡同文化就要被割裂，就要断传。于是我拿起了相机，开始穿行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记录有关胡同的点点滴滴，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唤起人们对胡同的保护意识。
现在，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小胡同之中，用自己余生的精力，去做胡同文化的守望者和记录者。
儿时的记忆
胡同里的人生百态
北京的胡同，有近800年的历史，与胡同一起保存下来的，就是四合院。
我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分为外院和里院，一共有14个房间。我见到的奶奶是二房，而我的父亲是头房的孩子，所以在我爷爷去世之后，父亲这一脉在四合院里是不受待见的，因此我家一直住在外院南屋，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才搬进了里院。
后来，政府动员让我家将外院南屋腾出，作为街道的服务站。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加之腾房是为了给胡同邻里做善事，所以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服务站设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打一个电话4分钱，传呼一个电话3分钱，晚上8点以后是5分钱，而谁去传呼，这几分钱就归谁。对于当时十来岁的孩子，这很有诱惑力，所以我常常跑腿，挣了不少零花钱。正因如此，我对住在胡同里的人十分熟悉。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演员田华，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胡同口。以前在胡同里总是和她擦肩而过，后来因为我经常给她送传呼单，她也就认得我了，见到我总是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关于胡同的记忆还有很多，这个由一条条巷道和一座座四合院构成的世界，尽显人生百态。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话放在胡同里十分贴切。无论哪个季节，胡同里的叫卖声总是不断。早点、水果、蔬菜、日用品……售卖各种物品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也有的商贩用响器代替吆喝：吹糖人的铜锣、卖布人的拨浪鼓、算卦人的小锣儿……各种声响杂糅在一起，热闹非凡。
夏日的傍晚，胡同里的穿堂风吹走了白天的暑热。此时，人们端着热茶，拿上小凳，夹把芭蕉扇，来到巷子里乘凉。每到这时，常有鼓书艺人走来献艺，胡同便成了“露天曲艺场”。而到了冬季，人们常常在中午聚在胡同里向阳、背风的地方“晒暖儿”（晒太阳），文雅的说法叫“负暄”。老人或“负暄闭目坐”，或低头抽旱烟，年轻人有说有笑，数九寒天的胡同，
也就不再寂寞、冷清。
正是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对胡同眷念不已。所以，我要用镜头将它们留住。当我拿着相机行穿行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那些留在砖缝里的音容笑貌，仿佛立刻就鲜活、灵动了起来……
按图索骥寻找胡同
拍摄钱市胡同遭人殴打
胡同记载着历史，也传承着文化，胡同存储的市井万象，构成了容量最大的北京文化辞典，读懂胡同，才能读懂北京。所以，在早年拍摄胡同时，为了清晰、全面地了解老北京文化，我利用在书店工作的机会，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我还特意找到老北京地图，按图索骥，前往地图上标注的所有古都旧城地区。每次去到一个地方，走过几条胡同，回来之后除了将图片文件归档，我还会在地图上作标记。
回想这些年来的拍摄经历，有许多让我难忘的故事，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为了拍摄钱市胡同，我竟被人殴打。
钱市胡同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旁的珠宝市街，这条胡同长50多米，最宽处不过80厘米，最窄的地方仅有40厘米，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在清代，钱市胡同是官办的银、钱交易市场，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当年老北京的“金融街”。在钱市胡同的最里面，有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的建筑，面积约 100 平方米，房子中间有天井，两侧开有天窗，据说这里曾是当年钱市交易最热闹的地方。
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钱市胡同颇具名气。或许因为这里曾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方，一些多事之徒竟想着来此行盗，胡同里许多院落的门牌都被摘走了，因此，胡同里的居民对于外来人员非常排斥。有一次我去那里拍摄，赶上一个院子里正在举行家庭聚会，一名喝醉的男子见我走进胡同，便询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是来拍照的，他不由分说便朝我大骂，说就是我们这些拍照的把他家的门牌给偷走了，说完竟向我动起手来。因为胡同过于狭小，
我只能用身体护住相机，任凭他捶打，见我的嘴被打出了血，怕把事情闹大，他的家人才将其阻止。警察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问我要不要向他索赔，想着照片已经拍摄完毕，相机也没有损坏，我也就放弃了追究。
其实，在多年的拍摄中，被人误解或遭人谩骂时有发生，我早已习惯。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能收获精彩的照片，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与三轮车车夫的友情
曹队长和松四爷的故事
要展现胡同的全貌，除了建筑和静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也是重要的拍摄对象，而我最喜欢拍摄的，便是胡同里的三轮车车夫。
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市允许合法经营三轮车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去拍片。拍摄中，我发现了一位形象非常突出的三轮车车夫，但在我拍摄时，他并不愿意配合，几次抓拍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画面，这令我非常失落。也许是老天眷顾，有一次我开车上班路过东四美术馆时，发现门口有一群十分特别的练武之人，便停车下去观看，谁知武术队的老师竟是我的一位发小，更惊喜的是，我一直想拍摄的那位三轮车车夫也在这里练大刀。有老友搭桥，他也就开面了，一番交谈后，答应了我的请求。离开时，我让他坐我的车走，没想到他自己是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等他走后，老友告诉我，他在什刹海非常有名，人称“曹队长”，他并不差钱，蹬三轮车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解闷交友。
为了对曹队长多些了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些水果到他的住所找他。他家住在什刹海南官房胡同，屋里的布置充满了典型的老北京气息，最吸引我的是墙上那些镶嵌在镜框里的相片和剪报。见我对此感兴趣，他便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是北京一家大纺织
厂的技术人员，厂子外迁，他也就提前退休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便做起了三轮车车夫。他有知识又会外语，脑瓜灵活，且在形象包装上下了一番功夫，所以当时很多来北京采访胡同游的英美著名媒体，都点名要坐他的车，墙上的这些相片、剪报就足以证明他的“厉害”。因为他很讲面子，有活也常照顾同行，于是圈里人就尊称他为“曹队长”。我告诉他我准备出一本名为《胡同行吟》的画册，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欣然答应了。所以，后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有许多他的特写。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曹队长名气大了，便招来了许多非议。一次在和别人争吵时，他没能压住火，抄起练武术的刀把对方砍伤了，因此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他家搬出了什刹海胡同，我便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曹队长谢幕后，我的《胡同行吟》的下一位三轮车车夫主角是松四爷。松四爷比我小十来岁，很聪明，曹队长出事后，他秉承了曹队长的作法，在形象包装上狠下功夫，冬天一身青，夏天一身白，而且脖子上总是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加上他浓眉大眼，光头倍儿亮，如此特别的形象招揽了很多生意。
接触松四爷，源于朋友的介绍。当我真正了解他后，发现这个外表粗狂的男人内心却十分细腻。由于他的母亲爱吃北京菜，但他的媳妇又不是北京人，所以平日里不管拉车有多辛苦，他都会按时回家给母亲做饭，是个大孝子。因此，每次给松四爷拍照，我心里都怀着敬佩之情。
“老北京拍记队”
镜头里的情怀与责任
其实，这些年来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拍摄者，和我一起走在胡同摄影这条道路上的，还有很多具有胡同情怀的人，我们自发地走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名为“老北京拍记队”。
拍记队里，既有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有在校大学生，还有退休后闲不住的老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上发帖相约，走街串巷，一起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堪称“京城胡同护卫队”。
拍记队成立以来，影响力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胡同爱好者加入进来，每周末的胡同拍记，由最初的三五成群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结队，浩浩荡荡。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拍记队渐渐分成了两部分：拍记组和专业摄影组，我是专业摄影组的负责人。无论阴晴雨雪，我们的脚步都不会停下来。在拍记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下雨下雪天你没去拍，别跟我说你是拍记队的。这足以证明队员们的执着与热情。
在拍摄记录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同时，拍记队也给许多人带去了欢乐。例如队里有一位母亲，跟着我们拍了十多年。她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性格也十分内向，她就决定带着女儿一起拍胡同。小姑娘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跟着我们拍摄，现在她已经上高中了，身体在长期的锻炼中有了很大改善，性格也变得开朗，身边的朋友也多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在学校办讲座，讲述老北京的故事，自信而快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拍记队里工科出身的船舶检测工程师佟广平，不仅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展，还出了书。一些年轻人在队里拍摄多年后，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最后去了佳能北京总部工作，由爱好到专业，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老北京的小胡同范文第3篇
胡同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一条条有数百年历史的北京老胡同，
目睹了北京城以及中国的历史沧桑。
胡同亦作“”，与里弄、巷意思基本相同，指的是居民区的内部比较小的街道，只可步行通过，或者只容得下一辆车经过。
各地都有这样的小街道，而北京这样的小街被称为胡同。对于胡同的由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胡同来源于蒙语忽洞，指两边高中间低的狭长地形。北京的胡同纵横交错上千条，形成于元、明、清三个朝代。公元1276年，元代在金中都原址的东北部，遵照《周礼》建立了“状如棋盘”的都城。1285年2月，元朝廷正式下诏迁都：“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之后，贵族、官员、百姓逐渐住进了新都，把住房建得整整齐齐，一间挨着一间，而后令起一排，为了采光与进出方便，便有了胡同。元大都时有记载的胡同有29条，另外当时明确规定，宽6步的通道叫胡同，宽度达到12步叫小街，宽24步叫大街。
大部分胡同从外表上看都是大同小异的青灰墙瓦，但其百年的经历让每条胡同都各具特色。胡同现已成为北京的文化载体。若想说北京胡同里的趣闻掌故，恐怕说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小胡同 大人物
别看北京的胡同小，可住在里面的却经常有大人物，贵族、高官、文人墨客中也喜欢住在胡同的大有人在。
三不老胡同里曾经住过郑和。郑和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因立下战功被朱棣赐姓郑。在他32岁时，受朱棣的太师道衍引导其受善萨戒，成为佛门弟子，取法名福善。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故人们也以“三宝”为佛教的尊称。因为郑和皈依了佛教，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三宝太监”。郑和还被称为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也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称为三不老胡同。
在礼士胡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胡同文化展，记录历朝历代居住在此的名人，以及胡同的变迁。
其实，礼士胡同原来是贩卖骡子和驴子的集市，被人们称为“驴市胡同”。如今的礼士胡同宁静清幽，墙上还装饰着精美的清代砖雕。可当年，这条热闹的驴市胡同里到处竖立着用来拴驴子和骡子的木桩，牲畜的叫声与商人们的谈话声不绝于耳，整条胡同嘈杂、凌乱。驴市胡同除了买卖之外，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衍生出一些其他产业比如钉掌、兽医等等。直到宣统年间，牲口集市被废除，胡同安静了，人们也觉得这个胡同名字欠缺文雅，于是便改成了谐音的礼士胡同。
乾隆年间的宰相刘墉就住在驴市胡同。刘墉的府邸在驴市胡同的西边，横跨胡同的南北两侧，面积也算不小。刘墉贵为宰相，却住在整日喧哗的牲口集市胡同里，是因为在清代官儿再大的汉人也不能跟满人做邻居，只能被分配到离皇宫“遥远”的南城。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是个大人物，内阁学士，官拜刑部尚书。刘家有清廉的传统，这位刘统勋也是清官一枚，不争不抢地在驴市胡同安居乐业。因为距离故宫太远，加上年事已高，在乾隆三十八年的十一月，年逾古稀的刘统勋在上朝的路上驾鹤西游。“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如此一位得力部下过世，乾隆皇帝痛心不已，在办丧之日，亲自来到驴市胡同，祭奠亡者。刘宅的门框太低，皇帝的轿子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轿子的顶盖给揭了，乾隆才好不容易进去。这在当时是轰动整条胡同的大事。后来，刘墉官拜宰相，又住进驴市胡同。于是就有坊间传言，“驴市胡同里，一门两宰相。”
另外一条与礼士胡同更名经历有些类似的胡同叫吉兆胡同，原名为鸡爪胡同。别看鸡爪胡同这个名字不够风雅，从前东城、西城竟然有两个胡同都名为鸡爪胡同。
东城的鸡爪胡同，位于东四牌楼东边，长不过200多米，整条胡同里只有十几个门牌。因为胡同有三个分支岔道，鸟瞰像一只鸡爪，故而得名。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后，段祺瑞临时执政，搬到鸡爪胡同居住。鸡爪胡同也被老百姓称为鸡罩胡同。住在鸡罩胡同有如被扣在鸡笼子里，迷信的段祺瑞认为这非常不吉祥，于是他把“鸡罩”的谐音“吉兆”改为胡同名。可惜，如今这条吉兆胡同已不复存在，被改建成了住宅区。
胡同名里见千秋
北京的胡同名包罗万象，起得真是看似不讲究，实则颇有讲究。胡同名与胡同共同经历百年的时代变迁，如今有的与时俱进，有的已然面目全非。
胡同的得名有很多种缘由。比如，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以这种行业命名，如驴市胡同、手帕胡同等。驴市胡同是牲口集市，手帕胡同专卖手帕。西城区有条斜街，名为烟袋斜街，从清代到民国直至解放，这条街上开着许多家卖烟袋的商店，因此被定名为烟袋斜街。烟袋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满族旗人有一些嗜好抽旱烟或水烟，他们把烟叶装在烟袋中，烟袋的需求逐渐增多。看到了市场需求，斜街上的人们就做起了卖烟袋的生意，不少商店还在店门前悬挂一根大木制烟袋为幌子。除此之外，烟袋斜街鸟瞰的形状也似一只烟袋：细长的胡同像是烟袋杆，东头入口处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像是烟袋锅。
有的胡同是因为里面住过的名人而得名，如无量大人胡同原名为吴良大人胡同，里面住的是朱元璋手下悍将吴良。永康侯徐忠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的永康胡同。现在的力学胡同原名为李阁老胡同，是因为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曾住在这里。刘兰塑胡同以元代著名塑像家刘元的名字命名，曾讹传为刘銮塑或琉璃塑。文丞相胡同的名由文天祥的祠堂而来。文丞相祠建在文天祥被囚的地方，东墙在文丞相胡同，大门在府学胡同。文天祥被押在元大都城兵马司土牢里4年，誓死不投降，最后被处死。文丞相祠所在胡同老名叫巴儿胡同，乾隆时代称作靶儿胡同。新中国成立以后，祠堂东墙外的这条小胡同改回叫文丞相胡同。
有的胡同命名与帝王家有关，比如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等。有胡同以皇家储存物料的地方命名，如存宫中需要的柴炭的惜薪司胡同，存放裘皮的皮库胡同。帘子库胡同因为帘子库所在而得名。慈禧垂帘听政所用的竹帘采用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被换下后的去处是个难题，因为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能卖给平民百姓，扔掉又觉可惜，于是就专门设立个地方存储，取名帘子库，帘子库所在的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灵境胡同的由来也与帝王有关。据史料记载，一次明成祖朱棣患病，晚上梦见两位道士赠药，病症很快就好了。朱棣于是下令为梦中的两位道士修建宫祀，并且封其为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将宫殿赐名为灵济宫。灵境胡同因“洪恩灵济宫”而得名。灵境胡同里住着灵济官，因为受到了皇帝的器重，地位也随之而提升。民国后，灵济宫所在胡同，取其谐音称为灵境胡同。
有的胡同因肖形得名，如高义伯胡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因其状似羊尾得名。有的胡同以地形特色、景物命名。广安门外元代以前有莲花水域，因而留下了莲花池。还有的胡同为求平安福气以吉祥语命名，比如新华门附近的安福胡同，此外还有喜庆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福顺胡同等。
老北京生活的缩影
北京胡同两旁的建筑大多都是四合院。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它们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弥散在胡同的每个角落里，一砖一瓦满载邻里之间的故事，把民俗风情娓娓道来。
胡同，纵然不能动、不能言，却蕴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胡同一般距离闹市很近，但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可谓闹中取静。走进一条还没有染上太多现代商业气息的老胡同，就会发现其中浓浓的生活气息。到了上下班时间，胡同里人来人往，做饭炒菜的声音，邻里之间问候、调侃的声音，融汇成一幅老北京的生活写照。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居住的舒适性上看，未经改造的胡同与现代建筑相比都相差甚远。老胡同低矮、拥挤、杂乱，可不少老北京人却更喜欢胡同生活。
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一文中写道，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代人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住在交道口北头条胡同的陈大妈已经年近90岁了，老太太独居在一个大杂院里。陈大妈的儿女早已搬到了高档小区，也想把老太太接过去同住。可陈大妈却坚持住在胡同里，她说，这是平房，出门方便，邻居之间都熟悉，有事可以互相照顾。在胡同里能找到满足生活需求的小铺，补鞋的、修车的、卖零食的、卖早餐的，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为了方便老太太生活，子女给陈大妈的房子内安装了上下水，可以在屋内上厕所和洗澡。老太太每天早上自己溜达去买早点，或者自己做点简单的早餐。如果是阳光好的午后，陈大妈会在院内的老树下乘凉。吃过晚饭，老太太经常找住在隔壁的老邻居聊几句闲话。
过去北京的胡同就相当于现在的民宅，里面住着平头百姓也住着名人。名人居住过的故居被改成了纪念馆或陈列馆，用以缅怀先人。
坐落在后圆恩寺胡同13号四合院是茅盾故居，茅盾临终前7年居住于此，现在对外开放。入门，有茅盾半身汉白玉塑像，门内影壁上镶有邓颖超题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大理石横匾。前院有房屋15间，西厢房原是会客室和藏书室，布置维持原状，室内陈设为茅盾生前所用旧物。
老舍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老舍在北京解放后居住于此。这里是老舍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长达16年。故居为硬山隔檩，纯木结构，正门坐西朝东，灰瓦门楼。老舍就在这里创作了《龙须沟》《茶馆》《全家福》等作品。
胡同的百年变迁
胡同属于地域、建筑范畴的名词，可北京的胡同却不仅仅是交通的衢道。从最初的几十条到现在的几千条，胡同历经了几百年的历史。百年之间，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沧海桑田，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也随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胡同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一条条有数百年历史的北京老胡同，目睹了北京城以及中国的历史沧桑。
位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的总布胡同，形成于元代，明代属明时坊，因总捕衙署设于此，故称总捕胡同或总铺胡同，后来改为总布胡同。总布胡同分为东西两条，以南小街为界，西为西总布胡同，东为东总布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总布胡同。1900年6月20日，清兵神机营领崔恩海将德国公使克林德击毙于西总布西口外。这一事件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主要导火索。在八国联军的胁迫下，光绪帝亲写“克林德碑”安置在西总部胡同，被国人视为国耻。1918年11月13日，一战结束后，“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西总布胡同迁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
1911年，由卢绮园任经理的玉泉山酿酒公司，在西总布胡同17号生产出啤酒和汽水，这是京城第一个啤酒汽水厂。1913年，家住东总布胡同、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捐资修建了东总布胡同柏油马路，这也是北京的第一条马路。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社址定在东总布胡同10号。
胡同中随处可见名胜古迹，可能不起眼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胡同虽没有新建的，却不乏被翻新的。原本灰墙灰房的胡同，添加了现代设计元素，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五道营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部，被地坛、雍和宫、孔庙、国子监包围着。这条老胡同，现在已经被彻底西化了。整条胡同左右两旁的店铺林立，几乎每家都文艺范十足。店铺的设计个性分明，有地中海阳光沙滩的热情，有中式的宁静素雅，也有美式的狂野奔放。店铺经营的商品更是多种多样，有宠物店，有咖啡厅、西餐厅，有创意艺术，还有一些专卖新奇商品的小店。
像五道营胡同这样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把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的胡同已经成为北京新风貌的一景。
老北京的小胡同范文第4篇
羊坊店与西客站
今天位于北京西客站北面的“羊坊店”，早在金代曾经是公元1153年兴建的中都城的内、外西北隅。金中都时，每日要消费大量黄羊、羚羊、绵羊、山羊等，逐渐成为一个有关贩卖羊及其客店、车马店、各种作坊等相关产业的集市可见羊市的规模之大，所以称为“羊房店市”。
据史料考证，明嘉靖年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羊房北店”，“羊房南店”万历年间成书的《宛署杂记》记为“羊望店”。《行国录》去：“白云观西六里羊坊店市西有崇寿寺。”清《五城寺院册》称：“观音庵在羊坊店路南。”民国年间有文称“羊房店”。新中国成立后称羊坊店。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是一个乡间作坊的集市，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而今这里因为地处北京西客站的“门前”，而越来越繁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羊市的样子……
小杨家胡同（小羊圈胡同）与老舍
小杨家胡同就是小羊圈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新街口以南。只要读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不会忘记他笔下的小羊圈胡同。老舍先生就生在前面那小院里，小院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了，不过那棵枣树还是解放前就有的。《四世同堂》里有祁老人、有祁瑞宣、有白巡警、还有冠晓荷、蓝东阳，最绝的就属大赤包了，您看看，这里头好人坏人都全了。
小杨家胡同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非常窄小隐蔽，仅有大约三块方砖宽窄，人们往往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另一端的出口也很狭窄。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型的空场，非常宽阔，这种格局颇似羊圈，因此被命名为小羊圈胡同。今天在这里行走，依然能够感受到老百姓的记忆，甚至去寻找老舍出生的那个小小的院落。
羊肉胡同与《沙门岛张生煮海》
羊肉胡同是最有名、历史最悠久且今尚存的羊肉胡同当属西四那一条。它东西走向，连接太平桥大街与西四南大街。这是一条自元大都时就有的胡同，是大都城三大闹市之一。那时西四一带有米市、面市、马市、羊市、骆驼市等，到了明朝，它属咸宜坊，名羊肉胡同。今天这里，除了因为地质博物馆、地质礼堂的有名之外，已经很难把它和胡同联系在一起，说它是一条大街也没什么异议。胡同东口很多买珠宝、鉴定珠宝的，让这条胡同多了太多的商业气息。
元代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讲述了书生张羽和小龙女的一段恋情。剧中有一句台词，当张羽的家童询问小龙女的丫环梅香“我到哪里寻你”时，梅香答道：“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羊市”，直到1965年以前还叫羊市大街，今为阜成门内大街白塔寺至西四的路段。
羊皮市胡同与邵飘萍
羊皮市胡同位于西四南大街，它西段与西四南大街相交，东段与大酱坊胡同相交。胡同走向，略呈直角状，曾经住过中国报业的先驱邵飘萍。1918年10月邵飘萍与汤修慧投资在南城珠巢街创办了《京报》及附刊《北京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闻知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办报成功的经验，决心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新闻学进行宣传和推广。同年10月14日蔡元培邀请邵飘萍、汤修慧夫妇来北京大学共同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为了培养学员的办报经验，在《京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十分敬重师生情谊，他时常到羊皮市胡同的邵府拜访两位老师，亲切的称呼邵飘萍为“先生”；称呼汤修慧为“师娘”。
羊角灯胡同与侯宝林
羊角灯胡同出现在乾隆年间，名字一直延用至今。羊角灯又叫气死风，是古时候贵族府第门前挂的或者出门提得一种照明工具。一般都会在上面写上宅子的主人姓氏或者官称。可以说这种灯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据说，胡同原来有很多制作明角灯也就是羊角灯的作坊，这里当年要么是有制羊角灯的作坊，要么是有经营羊角灯的商人居住。
侯宝林5岁时曾在这里生活过：“从龙头井这间小东屋搬到羊角灯胡同去住，是个路北的吞头门，院里有两棵大柳树，我们住两间小东房。这是我到侯家以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住过两间东房的时候，尽管只有几个月，但我们也算住过两间东房了。”羊角灯和龙头井是相连的，搬来搬去，其实也不过是丈许长的距离了。
羊房胡同与厉家菜
羊房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南，柳荫街西。胡同不算小，比周边不少胡同要宽阔一些，但是11号院厉家菜的院门却小得要用袖珍来形容，细细长长的一个小门，很不起眼。它唯一醒目的就是门外有一个门牌：羊房11号。厉家菜，讲究不用味精，不用香料，不用苏打，不用高压锅，不用微波炉，吃的就是原味正宗。克林顿、盖茨、金庸、成龙……来这吃饭的名人如过江之鲫。
羊管胡同和朱元璋后代
羊管胡同是京城东北角的一条老胡同，“羊管”原为“羊馆”，是羊进京暂时等待买主的场所。有资料说，羊管胡同曾经住过大明王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清朝最后一个被封为“延恩侯”的朱煜勋。清朝灭亡之后，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1924年这位大明王朝的皇帝后裔与清王朝的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内养心殿实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会面。会面当天下午，朱侯奉旨特来感谢庄士敦，他递上的名片写着：“明裔延恩侯朱煜勋，炳南，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朱婉言谢绝了庄士敦回访的要求，说自己住得非常简陋，没有会客厅。为证实家境，这位侯爷告之这位洋人：“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冠用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烂衣服。
大羊毛胡同与副食店
大羊毛胡同，呈南北走向，北起小羊毛胡同，南至盔甲厂胡同，东与柳罐胡同相通，西与老钱局胡同、丰收胡同、东绶禄胡同、抽屉胡同相通，八十年代末开辟北京站东街，把大羊毛胡同分为南北二截，全长349米，宽8米。
老北京的小胡同范文第5篇
北京市除开辟奥运广场之外，还有其他别的奥运主办城市所没有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胡同民居。
因为奥运会，北京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目光。这些目光中很多是好奇和探索：好奇的是发展，探索的是文化。
翻开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三张地图，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北京的中轴线没有变，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十八条道路；北京的胡同文化也没有变，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东西两道城门之间，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都是79米，靠大街的同一条胡同宽一些，达100米。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
昔日被称为“ 李铁拐斜街”的铁树斜街和六合胡同，在这些纵横交错的线路中，都可以找到，但更多的胡同已不复可寻。
在2005 年初的北京“ 两会”上，北京市张妙弟等7位政协委员提出了“为奥运会客人开设四合院家庭旅馆”的建议。他们认为北京旧城现在有1000多条胡同，如果平均每条胡同有5个院落用作旅馆，可以提供1万到2万张床位。
其实，重要的不是床位，而是胡同深处千年古文化的传递。在这里，客人通过与主人自然地交往，通过在一起摆弄花草、下棋、唱京剧、打拳舞剑、烹调等，通过身处的那个凝聚着3000年文化的建筑形态，会触摸到中国的民族之魂。而当客人迈出院门，在胡同里漫步时，又会走进那永远走不到头的历史。
依托传统四合院建成的旅馆，某种程度上是对胡同文化的一种延续和维护。2007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一起视察旧城改造和保护工程时，就专程来到了铁树斜街的远东国际青年旅舍，在不破坏原有风貌的基础上，保护性利用传统民居成为政府古城保护的一个新策略。
2007年冬日，有一批胡同的灯灭了，这些胡同的背后都有着或长或短的故事。在这些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住过王侯，但更多的是住着寻常百姓。老北京原汁原味的四合院已经不多了，它们隐藏在一条条古老的胡同里，等待着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被人关注。
大红灯笼、送水的工人、电线杆下抽着烟袋的老头，背包的外国小伙是铁树斜街这条老街上司空见惯的风景。梅兰芳祖居、小凤仙的鸳梦、沈从文的落脚点、四大会馆、京城首家女浴所、胡同、琉璃厂..这些几乎浓缩了老北京的所有文化民俗元素。
远东国际青年旅舍就藏在斜街的深处，一扇小红门开着，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谁家的院落。旅舍是在四合院的基础上改的，旧日格局未作大动，进门，穿过游廊，走过天棚，才到屋内，好像回到了旧日时光。奉上名帖，才能见到主人。可惜现在天气还冷，旅人们都躲在屋内，若是夏日，院子里的天棚下，每晚都聚齐了一群喝酒谈天的异国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