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中国现代海权 海权文明 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张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地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启发了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孟席思（Gavin Menzies）的灵感，由此，他撰写了风靡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2004年出版），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惊世观点。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历史敏锐与感悟？这值得那些沉溺于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研析，即以西方海权论集大成者马汉对海权战略的论述比照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和实践，认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即使在今天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海权与国家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经济需求、海上贸易、地理条件、航海技术以及政治军事使人们的海洋文化、海权意识与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远征，因阿伽门侬统帅的希腊联军有着强大的海上优势，最终获得胜利。而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则是雅典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对波斯海军大获全胜，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迫使有强大陆军的波斯撤离希腊半岛。萨拉米斯海战不仅是西方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对此，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英国军战史专家杰弗里・里根在讲述世界历史最具决定意义的50场战役时，将萨拉米斯海战列为第一场决定性战役。②

西方文明源自地中海周围，其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与海洋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指出：“控制海洋会对决定陆战结局起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章的标题即鲜明地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故而，这种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一直影响着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海战从帆船时代到机器动力时代，战场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还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海上争战，近代英国同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的海上霸权争夺，这种海军战略的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7世纪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们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③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西方学者一直称郑和下西洋远航为“军事远征”，并设想“假使欧洲航海家在靠近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时候，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制海权，亚洲的命运将会怎样？”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进程审视，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大的海权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有学者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对私人海外贸易空间的挤压。然而，从另一种视角考量，正是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西洋、南洋等亚非诸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才会有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才会在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亦盗亦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白银大量内流引起欧洲市场的“价格革命”，而且在私人海外贸易中新的雇佣关系明显发展，使明代经济渐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从而对封建政治思想产生冲击作用。而郑和所开辟的印度洋、南洋海上通道，正是西方航海者来到东方的路径。因此，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

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中国现代海权拓展之航标。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其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远超过近代海军（如北洋舰队）；而当代中国海权能力的拓展，从一种视角来考量，也基本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劈波斩浪的航迹前进的。郑和下西洋无比强大的海上力量显示、舰队外交出访、国际援助和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保护海上通道、开辟大洋航线、建设补给基地、远程兵力投送、讨伐敌对势力、海上包围战略等，以及在海洋领域构建的政治话语权、军事威慑权、强大经济实力和国际秩序等，不仅是西方军事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海军战略目的和海权观，而且也是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战略措施，如“建设强大海军”，“和平崛起”，“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护航”，远洋作战能力，捍卫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和经济权益，以及如何维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等（如马六甲海峡通道）海洋权益。因此，弘扬郑和海权思想，是创建中国现代海权不可或缺的选择。如果说古希腊萨拉米斯海战象征着西方海权兴起，全球化滥觞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导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

郑和下西洋将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一种新思维。西方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进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故按照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三大支柱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然而，郑和下西洋与这种崇尚暴力、“血与火”的殖民海权却有所不同，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文明海权”（或称“海权文明”）。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以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并有能力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和规则。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基本贯彻了这一目标。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就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剌岛）擒获海盗陈祖义，史称“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其次，采取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在军事行动中除打击海盗和主动侵犯者外，基本贯彻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用兵原则，以及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

再次，是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近现代西方海权往往建立在殖民地、海盗掠夺、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利益等“血与火”的历史基础之上，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建立在“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送往迎来”、“导以礼仪”、“皆推诚以礼待焉”等睦邻政策的友好交往基础之上。故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文明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甚至主动要求将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版图。满剌加“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渤泥国“王乞封其国之西山为一方镇”。郑和下西洋虽具有封建性质或时代因素，然其中和平、友好外交之内涵深意，足以给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深刻启迪和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一方面，领导者决心、决策和国家权力对于海洋事业和海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海洋强国需要各领域建设的集成。海权发展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故海权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权存续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性要素既取决于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海权功能的发挥和有效运用则取决于与综合国力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近代以来西欧海上霸权国家的盛衰，都有力地证明这一事实。注释

[德]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英]杰弗里・里根：《改变历史的战役：古今战争中的50个决定性战役》，谢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英]D・豪沃思：《战舰》，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

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名词原为修昔底德首创。参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美]马汉：《海军战略》，蔡鸿斡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7页。

张世平：《中国海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页。

唐志拔：《中国舰船史》，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年，第104～105页。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明太祖实录》，卷30、卷71、卷134、卷47。

《明史・古里传》。

[法]奥古斯特・图森特：《中国人在印度洋的作用》，《郑和研究》，1990年第10期。

何平立：《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选自《中国历代军事文化论要》（第三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史迹碑记》，《吴都文萃续集》，卷28。

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郑和南下；航海史地位；终端原因

中图分类号：G874

郑和南下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然而，从1405年至今郑和的七次南下以其传奇的色彩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郑和和他庞大的船队，一方面它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各国对彼此的了解。一方面他的辉煌业绩却没能得以深度的发展，最终只能戛然而止，成为航海史上的昙花一现。

一、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概述

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间郑和共率船队南下七次，可谓明代的一大壮举。其南下途径苏门答腊、古里等30多个国家，航行船队规模宏大、人员众多。郑和的七次南下比西方航海先驱还要早一个世纪之久，是大航海时代的领头人。开启了航海事业的洪潮。郑和的南下的船队采用了先进的造船技术，火炮、罗盘的应用也展示了我国技术的发达，宏大的船队宣扬了我国国威，航海业绩上百年来无人能及。

二、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和下西洋长久以来被作为佳话津津乐道，无论是在中国航海史还是世界航海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意义非凡。

1.打开了航海事业的大门，开辟了海上航道，为世界航海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均从苏州浏家港出发，顺风南下。在此之前如此大规模的航海行动还未开展。人类的航行活动实现了从海到洋的飞跃，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大跨步发展。郑和在南下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实地考察绘制了《郑和航海图》，为船只南下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丰富了世界的海洋调查活动。郑和七次南下经过众多国家，航程也不断加长，探索出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新的航海线路，开辟了通往非洲的海上大道，为此后世界各国航海业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此后达伽马海上之行的成功返航就与郑和的七下西洋密切相关。

2.宣扬了国威，加强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航海业的发展

郑和七次南下西洋，船只规模巨大，人员众多，船只设备精良，技术先进。不但有明确定位的罗盘还有用于攻战的火药。几次南下都威慑了长期骚扰明朝的倭寇。罗盘的使用也为西方船只的海上定位提供了参考，火药为西方热武器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后来西方称霸海洋就是利用大炮打开了大路。郑和的船只携带着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香料以及其它工艺作品远航，让西方见识了东方的灿烂文化，成为诱导世界航海业发展的一大因素。中国的度量衡、农业技术等也随着郑和的南下流入西方，同时又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海上贸易也得以发展，各国经济交流逐渐频繁，对促进东西方航海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提升了航海技术，培养了专业的海军队伍，稳定了海上秩序

郑和南下西洋船队均在200艘以上，几次南下都安全返航，没有发生海上事故。可见船只设备的精密，技术的高超。航海技术、天文技术的发展都保证了船只的安全。郑和船队所配备的海军部队人员齐整，作战能力水平在世界上都无可匹敌，在保证海上航行安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精良的海军并没有对任何国家实行武力胁迫，反而通过和平的手段调和东南亚地区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维护了海上秩序的安宁，为世界各国的海上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间接的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三、郑和下西洋中断原因的探析

郑和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固然不可动摇，然而与西方相比却犹如昙花一现。西方航海业在不断的探索后逐渐走向繁荣，而郑和七下西洋后不但没有带动新一轮的航海盛事，反而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萎靡不振，最终仓促收尾。其中断的原因大致如下：

1.不计经济得失，经济矛盾突出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都十分宏大，经济投入可想而知。然而，与西方明确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不同，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以提升明朝的经济实力为目的，在航行中也不计较经济投入的多少。南下换回的奢侈品并不能投入到国内经济的运营，给仍旧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明朝，增加了很大的开支和社会负担，国内经济矛盾突出。明中期经济明显的退步，没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持，海上航行只能作罢。

2.颁布海禁政策，扼杀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明太祖登基之时，我国的东南沿海经常受到倭寇的侵犯。由于惧怕战争，明朝在全国沿海颁布了禁海令，限制了海上事业的发展。禁海令对船只大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是适于航海的大船都在受限范围之内。以前用于物品交换的丝绸、茶叶在禁海后成为不得用于贸易的违禁物品，自由买卖也被禁准。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使大规模的远航不再成为可能，郑和南下西洋也只能适可而止。

3.国内社会动荡，航海事业被搁置

明初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地起义不断，镇压各地的暴动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要侧重点。为了国内形势的稳定，统治者在沿海建筑防御工事，主要的船队和海军也被用来抗倭，航海事业遭到搁置。航海事业受到当时社会局势的限制，对内有“靖难之役”，对外西方海上战争不断，西方航海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而我国整个王朝早已无心向海。

4.传统文化的迂腐，缺乏海外开拓的冒险精神

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缺乏冒险精神的中庸、和气的文化观使我国的航海业停滞不前。没有开拓，没有冒险的野心，长期的“重农抑商”缺乏刺激因素，必然会使七次南下成为昙花一现，得不到长久的发展。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屑一顾，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及时的完善改进，曾经的航海盛事必然夭折。

结束语：

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盛事，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航海业的发展。但是，他后期没有发挥起巨大的效应，进一步的对我国社会产生影响，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探讨。我们应该引以为鉴，重新构建海上大国。

参考文献：

[1] 苏庆华.妈祖信仰的发展轨迹和传播――以马、新两国为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

[2] 鹿文强.伟大传奇再现―郑和下西洋和郑和下西洋摄影比较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09.

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第3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南海有着不同的称谓，汉代称南海诸岛为“崎头”；三国东吴孙权命名东沙群岛为“珊瑚洲”；隋代为西沙群岛起名“焦石山”；唐代以“象石”称西沙群岛；《宋会要》第一次以“石塘”之名泛指南海诸岛。《元史》中之“万里石塘”指今西沙、南沙群岛；明《郑和航海图》以“石塘”“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为今之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之名。清代为南海诸岛的命名就更具体，仅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簿》就有十多种，给各岛、礁、滩、洲所取的地名，多达120多个。

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发现一个命名一个，发现一批命名一批，由少到多，逐步完善，不断规范，最终实现标准统一。两千多年来，为南海诸岛命名竖碑的数以千计，这些地名既遵循传统命名的一般规律，也凸现了南海诸岛命名的独特性。

以古代名人命名地名，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南海诸岛的命名，坚持和发扬了这个传统。

鲁班暗沙，位于中沙群岛的中沙大环礁北缘，由巨大的珊瑚礁构成，以我国古代伟大的建筑工匠鲁班之名命名。传说鲁班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的鼻祖。屈原礁，位于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南缘，以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之名命名。南沙群岛的孔明礁，以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诸葛亮的字命名。东坡礁在南沙群岛东北、礼乐滩之南，以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之号命名。坐落于南沙群岛礼乐环礁上的阳明礁，以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之号命名。

从汉代以来，因游历南洋，出使西洋，途经南海岛、礁、滩、洲的文臣佳士，多有著书立说，详细、生动地记述了南海诸岛的美丽风光、地理地貌、丰富物产，还给南海诸岛起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名称，如汪大渊以“昆仑山”命名南沙群岛；康泰以“涨海”命名南海。为纪念这些曾为南海诸岛立名的人，后人又以他们的名字为南海诸岛命名。在南沙群岛中西部，被洁白珊瑚细沙覆盖的康泰滩、朱应滩，就是以三国时代吴国使臣康泰、朱应的姓名分别命名的。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归国后，他俩分别著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等，不仅记述了出使扶南“百数十国”的经历和传闻，而且对南海诸岛的形态和成因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特别是第一次给南海诸岛起名为“珊瑚洲”。南沙群岛北部有一座大渊滩，是以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之名命名的。汪大渊“自幼好游”，20岁就“附航出海”，曾两下东、西洋，游历数十国，撰有《岛夷志略》，生动记述了他的游踪和见闻，书中坚称西沙、中沙、东沙、南沙群岛“俗云万里石塘”“本属中国”。

时势造英雄。历史上有过“文景之治”“康乾盛世”，明“永乐”时期也许算不上最辉煌的盛世，但至少有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郑和七下西洋，受命于明成祖，始于永乐三年，前六次均发生在永乐年间，而且每次必登、必书南海诸岛，在我国外交史和航海史写下了光辉一页。这大概就是以“永乐年号”命名“永乐群岛”意义之所在。郑和在明宣宗宣德年间第七次下西洋，死于返航途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记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多成书于“宣德”年间，这或者就是以“宣德年号”命名“宣德群岛”的原因。

郑和多次往返南海诸岛，以郑和之名命名“郑和群礁”，是对这位著名航海家、外交使臣最好的纪念。跟随他一起下南洋的航海家也没有被忘记。景宏岛以郑和下西洋的副使王景宏之名命名。南沙群岛的马欢岛，被白色珊瑚沙和贝壳碎屑覆盖，还有水质不错的淡水井，以明代航海家、翻译家马欢之名命名。马欢精通伊斯兰的宗教语言――阿拉伯语，三次随郑和下西洋，著有《瀛涯胜览》一书，详细记述了下西洋的经历以及所到各国的风土民俗、地理特征，也记述了一些南海诸岛的名称和地形地貌，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与马欢岛同处于“形如橄榄”环礁上的费信岛，以明代航海家、翻译家费信之名命名。费信，“回教徒，以能解阿拉伯语言，被命为通译”。他先后四次随郑和出使西洋，将自己历览海外各国情况写成《星槎胜览》二集，书中以“七洲洋”命名西沙群岛，以“昆仑洋”命名南沙群岛。位于南沙群岛的巩珍礁，以明代航海家巩珍的姓名命名，他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幕僚，特别是成书的《西洋番国志》记录了所经二十多国的风土民情及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全过程。

虽然已过去六百多年，但对民族有贡献的人，对南海有贡献的人，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从西汉开始，我国不仅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屡遣使臣通过南海出使南洋、西洋诸国，推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扩大我国影响。

位于南沙群岛的常骏暗沙，是以隋朝使臣常骏之名命名的。隋大业年间，奉隋炀帝之命，屯田主事常骏、户部主事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经过南海诸岛，后人纪念常骏，故名。紧密相连的赵述岛与赵述门，同在宣德群岛上，而且均以明代使臣赵述之名命名。明洪武年间，赵述受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多次出使三佛齐（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古国），实现了与东南亚数国的友好关系，故享有以其名为两个岛屿命名的殊荣。尹庆群礁，以明使臣尹庆的姓名命名。明永乐元年、永乐二年，明成祖遣内官尹庆数次出使南洋多国，履行邦交使命，以其姓名为这片群礁命名，以示纪念。

古代外交使臣远不如当今外交官风光，但进行开创性的外交工作，建立友好邦交，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是受各方尊重的。

南海诸岛的历来属于中国，但又屡屡受到一些国家的侵扰，许多爱国使臣和志士为维护南海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名字也以地名的形式竖立在南海的石碑上。

位于西沙群岛的嵩焘滩，是以清朝首任驻外大臣郭嵩焘之名命名的。清末，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期间，为阻止外国人的侵扰，维护南海诸岛，多次派遣广东水师到南海巡视；后来，他改任清朝首任驻英国兼驻法国大使，往返途经南海诸岛，并在其著作《使西纪程》中明确指出，南海为“中国海也”，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岛也”。

南沙群岛人骏滩，是以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名命名的。光绪三十三年，张人骏就英国提出东沙岛事电请外务部，声明东沙岛“系中国属岛”“前往探明，以杜外人觊觎”；光绪三十四年，张人骏奏报：“迭经臣与日本领事，据理力争，彼已认（东沙岛）为中国属土”，“今日商退出，将岛交回”；宣统元年（1909年），为阻止日本人“图占我东、西沙岛”，张人骏果断派出广东水师“往该岛巡视勘察”，声明“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同年，张人骏奏报并成立“筹办西沙群岛办事处”，同时制订开发西沙群岛的计划。这一系列动作显示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地位，推进了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

清宣统元年，为阻止日本的侵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奉命率官兵及相关技术人员170余人，分乘琛航、广金、伏波三舰，历时22天，对西沙群岛进行逐岛测绘、查勘、调查、逐一命名。回粤后报告：“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并成立“筹办西沙群岛办事处”。这是对西沙群岛实质性的行政管辖，效应巨大，意义不凡。故位于南沙群岛西南、绵延三海里的李准滩，以李准姓名命名，同时还以琛航、广金、伏波三舰之名分别命名了琛航岛、广金岛和伏波岛。

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第4篇

朱熹说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极言泉州宗教活动之盛，如今看来并未过时。位于涂门街北面的关岳庙每天人流如织，似乎天天都是节日。拈着香火的人们在几个殿宇间走来走去，在这儿祷告一会儿，在那儿磕几下头，不时地插上一炷香，在大殿里抽签、卜卦，然后到左殿花一块钱解签……繁琐的礼仪难不倒他们。

泉州最不缺的便是各种宗教场所，开元寺、承天寺、关岳庙、天后宫、元妙观、铁佛寺、清净寺、奉圣宫、龙山寺、崇福寺、东禅寺、泉南堂、泉西堂、聚宝堂、保生大帝宫、真武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等无所不具，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是一派香火鼎盛的样子。

在这种繁盛的背后，是泉州人对于信仰的虔诚，摒弃的是世俗的功利。一方面，泉州人对于寺院修建工作十分热心，出手动辄几十万元；另一方面，大多寺院不设功德箱，不卖佛香、金纸，甚至不许信徒把香火带入大殿当中。大殿里主要是供法师和信徒们参佛拜佛的场所，像承天寺，每天早晚两场功课，每场一个多小时，信众可自由参加。对于宗教人士来说，拍照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一些寺院外面有放满佛卷的书架，上面的图书、资料可免费取阅。

到泉州，感受一下信仰在闹市中依旧淳朴的一面，亦不失为一种静心方式。

推荐路线：开元寺—关岳庙—清净寺—承天寺—天后宫—

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海交馆内）—灵山圣墓

特色看点：

弘一法师的足迹：纪念馆——位于开元寺东北角，故居——承天寺，舍利塔和书法石刻——清源山。

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主要展出活跃在泉州的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的石刻、石雕、墓碑等，许多石刻为世上仅有，是国家一级文物。

泉南堂：泉州三大基督堂之一，至今已有150年历史。

灵山圣墓三贤、四贤墓：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派四大门徒来中国朝贡和传教，一贤到广州，二贤到扬州，三贤、四贤到泉州。这里即是三贤、四贤的安息之处，附近有郑和下西洋时的行香碑。

于古街小巷中漫步

站在北郊的清源山上俯瞰泉州城，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除了近处几栋现代高楼外，整个市区浑然一体，红艳艳的屋顶，高度相近的墙体，清晰可见的街道，以及古色古香的临漳城门；不远处，宽阔的晋江从城南穿过，奔向东边辽阔的港湾；向东望，在几座山头掩映下，新的城市中心正在兴起，屹立在海边作为航标的宋代石塔隐约可见。能够把一座古城保存得如此完好的，泉州之外，似乎也只有西安了。

尤为难得的是，整座城市老而不破，旧而不脏。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泉州“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可谓名至实归。古城到处生机勃勃，无论是偏西北的西街，还是偏东南的青龙巷，抑或贯穿城市中心的中山路、涂门街，两旁都开满各式商店，间或穿插着一两家特色小吃店。挑一条小巷子走进去，时常会有“蓦然回首，又发现古迹一处”的惊喜。

不同的街巷会有不同的韵味。有时候，老街里人丁兴旺，各行各业竞相亮相，让人感觉仿佛走在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之中；有时候，巷中清幽，除了零星守在家中的居民，只有自己一个游客，心中不禁萌发出独享一条古巷或者发现秘境的快意。更重要的是，闲庭信步中，大可体味“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轻松与愉悦。

推荐路线：

中山路：中山路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连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南段尤为齐整，留有许多南洋老字号，毗连的水门巷则是有名的美食集中地；中部则多著名巷子，如金鱼巷、打锡街、镇抚巷、通政巷、花巷、奎霞巷。

涂门街：泉州重量级文物古迹最密集的街道，有关岳庙、清净寺、府文庙、锡兰王子故居以及东观西台、苏氏祖闾等数量众多的宗祠。重点推荐府文庙大成殿，府文庙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占地近百亩，规模冠居东南，建筑形式更是集合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特点，尤其是主殿大成殿为宋代的重檐庑殿式结构，国内罕见。与涂门街并行的后城街也是民宅保存最为完整的街道之一。

天后路—聚宝街—青龙巷：沿途有天后宫、李贽故居、聚宝堂、李妙森故居、古富美码头。

西街：泉州古城的中心区域，至今有城心塔，文物遗址、名人故居、大型宗祠众多，临街景点有开元寺，著名巷子有旧馆驿、井亭巷、古榕巷、三朝巷、甲第巷、台魁巷、孝感巷。虽是老街，却人丁兴旺，沿途有不少百年老字号和小吃名店。

东海渔村：东海社区东梅街道，逛完之后可去附近的泉州师范学院东海校区，登山望海，并感受校园里的侨乡文化——这里的校舍大多为华侨捐建，并冠以他们的名字；有些建筑则兼有东南亚的风格，显得颇为洋气。

翻阅海洋文明的传奇

泉州港在唐朝时便跻身中国四大港口之列，宋元时期更是走向巅峰，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可与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华洋杂处，“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若是穿越到古代，我们或许也会撞见凌濛初笔下的波斯胡吧？

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开篇，凌濛初讲了一个跟福建海港有关的故事：

一群苏州人去海外做生意，返回时带海外货物到福建交易，同行的“倒运汉”文若虚在荒岛上捡了个大龟壳，被同伴嘲笑。在福建，接待他们的波斯人看到大龟壳后叹为至宝，花五万两买下，让四海经商、见多识广的商人又惊讶又纳闷。最后，在众人央求下，波斯人道出了其中机关：龙生九子，这个大龟壳就是九子之一的鼍龙变成龙之前蜕下的壳，里面有二十四颗硕大的夜明珠，“只这一颗，拿到咱国中，就值方才的价钱了”。果然，解开龟壳后，取出一颗寸许大的夜明珠，“光彩夺目，讨个黑漆的盘，放在暗处，其珠滚个不定，闪闪烁烁，约有尺余亮处。众人看了，惊得目睁口呆，伸了舌头收不进来。”

从故事中提到的街道、建筑形制来看，这里所说的港口城市当属泉州无疑，福建的市舶司直到明代成化年间还设在泉州。行走在泉州，我们可以看到海洋文明的诸多历史遗迹：宋元时市舶司的遗址，锡兰王子的故宅，唐朝来此宣教的伊斯兰门徒的墓地，九日山上祈风的石刻，郑和下西洋时在此行香的碑刻，出土的宋代古船……

虽然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导致泉州港走向衰败，但是海洋文明并未就此消亡。历史上，泉州曾经围绕海洋形成了两组对立的军事力量：先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和以俞大猷为代表的抗倭英雄，后是以郑成功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和以施琅为代表的清朝海军。两组泉州人继续在海洋上斗争，并留下各自辉煌的历史篇章。泉州港的兴衰，实为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些繁华往事，我们对闭关锁国将有进一步的反思，对开放有更深层次的感悟。

推荐路线：六胜塔—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施琅故居—九日山—郑成功墓、郑成功故居—崇武古城

特色看点：

六胜塔：泉州港第一座具有航标意义的石塔，至今屹立在石狮蚶石镇的海滩边上。

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于1959年，是国内唯一反映航海交通历史的主题博物馆。

郑和下西洋故事范文第5篇

一、天妃思想传播的历史渊源

天妃，也称妈祖，相传姓林，名默，莆田人，因生前出海救助过不少渔民和商船，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就把她奉为海上保护之神，从宋代起，天妃海神成为了中国航海者惟一信奉的海神。天圣年间，在她的故乡首先建祠敬奉；庆元二年，在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杭州市舶司侧也建顺济圣妃庙。后来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等地都陆续兴建天妃宫。由此可见，天妃海神在我国影响范围之广。

天妃海神不但得到航海者的祀奉，而且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封号褒扬。历代朝廷敕封她一些尊号，宜和五年被封为顺济夫人，绍熙元年被晋封为妃爵。从宋朝宜和五年至开庆元年136年中被晋封13次。至郑和下西洋时，关于天妃显灵于海上的传说已经流传了近500年，天妃思想已深入人心。

二、传播目的明确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使团传播天妃思想，传播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祈求庇护，振奋精神。达成共识，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比以前有所进步，航海经验也较丰富，但毕竟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在惊涛骇浪中飘泊万里，精神上不能没有宗教方面的安慰和寄托，因此，祈求神灵保佑是他们顺利完成下西洋任务的精神支柱。从《三宝太监西洋记》和一些碑文的描述来看，郑和使团每次遇险化夷都离不开天妃海神的庇护。《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记载：“而我之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保佑之德。”《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首先推崇天妃说：“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郑和使团平安归来后酬谢天妃，把下西洋在海上取得的成就归于天妃的名下，以求减弱或打消使团成员对海路艰险的危难情绪。

2　增强下西洋事业的神秘色彩。南京仪风门外狮子山下的天妃宫中“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其碑文描述了航海遭遇飓风时险象环生的危险场面。使团成员在与飓风搏斗的同时，天妃搭救众人、化险为夷的情景：“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挥霍，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高高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伽佑相。”这里描写天妃显灵的种种奇观，纯屑臆造，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像这样描写天妃显灵的碑文在沿途还有几处。郑和使团这样传播天妃海神的显灵“奇观”，其主要目的是赋予下西洋事业一种“神力”作用，把下西洋的成功渲染成是天妃海神如何显灵所致，就会给下西洋增添神秘色彩，既会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支持下西洋事业，同时也会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从而扩大下西洋事业的影响。

3　实现外交政治目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发展中国与海外的关系，郑和使团传播天妃思想，极力推崇天妃的神功，希望得到天妃海神的庇佑，以后的海路更加安全畅通，希望中国人民及海外人民能在海上平安航行，中国和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就能逐步建立起来，以实现明朝“扬国威”、“纳朝贡”、“宜教化于海外”的政治愿望，

三、传播环境的有利性

在郑和下西洋中，传播天妃思想的时间、地点、气氛等因素都显示了其有利性。

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之前，沿途都要拜祭天妃海神。祈求天妃保佑，祭祀仪式都是在修整一新的天妃宫中举行，天妃宫本身就蕴含着很深的宗教文化，能传播一种神圣的天妃思想，在宫中举行瞻礼仪式时，每个人都很严肃、庄重、虔诚，“舣舟寺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在这种传播气氛中，一种从众心理驱使每个成员接受天妃思想。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因为与第六次下西洋相隔已有五六年之久，各地的天妃庙宇颓废荒芜。郑和使团先对沿途天妃庙宇进行整修，并在刘家港修建一座新的天妃宫，在宫内立碑纪念。其实这是一种传播天妃思想的需要，营造出一种传播情境，更有利于传播天妃思想。

除此之外，郑和使团在宝船上供奉天妃，虽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宝太监西洋记》和一些碑文的描述来看，每次遇险化夷都离不开天妃海神的救护。由此可知，在航行途中一旦遇到危险，使团成员都会祈求天妃庇护，传播环境可想而知。

四、传播方法的技巧性

1　借助传播内容的权威性诉诸感情。郑和使团在传播天妃思想时，注重营造一种传播情境，使团成员受气氛或情绪的感染，容易接受传播内容，达到传播效果。一是在出航前，全体成员集中于天妃宫祭拜天妃；二是航途中遇到危险时祭祀或祈求天妃庇护。在这样两个时刻，使团成员精神上需要寻求一种安慰或寄托，领导成员带领大家集中于天妃宫瞻礼或航船上拜祭，营造了浓厚的传播气氛，调动了大家的情绪。如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使离国前，除了在太仓和长乐修建天妃庙宇外，又在天妃林氏女的家乡福建湄洲岛整修天妃庙宇。

郑和使团对外传播天妃思想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天妃宫、立碑和刻碑文，用物质符号和文字结合传播天妃思想。郑和使团每次平安归来都兴建天妃宫或立碑，撰刻碑文记载下西洋事宜等，渲染天妃护佑的神力。让人们相信天妃显灵的真实性。从心理上接受和信服天妃海神。

2　借助的传播媒介多。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借助了多种传播媒介，如天妃庙宇、立碑、文字、语言、体态等多种媒介，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天妃思想，仅就修建庙宇而言，在南京、太仓、长乐、湄洲等各处都有，仅南京就达三处。

另一个重要媒介是碑文，所刻碑文传播的内容之一是天妃救人的情景。尽管他们能够战胜凶猛海浪，凭借的是他们自身的力量，而非“神力”，但在碑文中宣扬的却是天妃的神功。

五、传播效果的有效性

1　内部成员达成共识。郑和使团内部成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干海员，技术过硬，对下西洋充满了信心，但是，海路多险阻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有一些使团成员对航海能否生还忧心忡忡，如随船医生陈常，“临终但曰：‘今不葬身鱼腹矣，”这是当时使团成员中畏惧心理的典型表现。所以，郑和使团领导成员需要加强对天妃思想的传播，希望借此来改变部分使团成员惧怕葬身鱼腹的心理状态，从精神上鼓舞成员战胜海上险阻的斗志，郑和使团通过多次修建天妃庙、祭拜天妃神等方式，营造一种传播

情境，感染了每个成员，增强了他们的斗志，这样，使团内部传播效果实现了，“众愿如斯，咸乐趋事”，郑和使团内部形成了共识，目的明确，思想统一，对下西洋充满了高度的热情。

2　引起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郑和下西洋为明朝实现对外政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得到了明朝统治者的褒奖和赞赏，其中当然也离不开郑和使团所传播的天妃思想。郑和使团把下西洋事业与天妃海神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下西洋的神秘色彩，引起了当时统治者对天妃海神的极大兴趣，因此多次批准兴建或重修天妃庙宇。尤其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来后，郑和使团既描写了航海中遇到的艰险，也渲染了天妃显灵的神话，其传播效果非常显著，明成祖特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并批准在南京仪风门外狮子山下兴建天妃宫，在宫中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其碑文也是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的。由此可见，明成祖对天妃海神的兴趣和重视程度，当然明成祖对天妃的重视，也能够给他以精神上的力量，鼓舞他一次又一次支持郑和使团的航海事业，使得郑和下西洋能够多次顺利进行。

3　海外人士的朝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人们对抗拒海路的危险只能寄希望于神力，郑和使团传播天妃海神的神力、崇祀天妃，当然是为了海道从此平安，中国与海外的友好关系能够日益发展，希望在天妃海神的庇佑下，海外人民纷纷来华朝贡或贸易，“洪涛巨浪帖不惊，凌空若履平地行，雕题卉服皆天氓，梯航万国悉来庭。”虽然这是明朝统治阶级的美好愿望，但从后来海外人士来华情况看，已算比较踊跃，虽然不全是郑和使团传播天妃思想的结果，但天妃思想的传播毕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4　发展了天妃文化，台湾中华战略研究会刘达才认为，天妃的圣绩和天妃救灾救难的博爱精神，形成丁天妃文化，天妃海神庇护保佑郑和使团完成了下西洋的伟大事业，郑和下西洋又发展了天妃文化。郑和使团在海船上供奉着天妃海神漂洋过海，把天妃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使得天妃文化成为中国和海外同胞共同弘扬的海洋文化，又在国内修建了多处天妃宫和刻碑纪念，许多专家认为所刻石碑内容详实、合理，可信度高，成为研究郑和与天妃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从天妃文化的传播方面看，郑和使团传播天妃文化较以前丰富、生动，传播的内容多，传播的范围广，人们受影响的程度深，天妃文化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