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事迹范文第1篇

“我们应当回去”。

华罗庚才智过人，到美国不久，就在学术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他被一所着名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终身教授，在美国是为数不多的，人们称之为“金饭碗”，有多少人羡慕不已啊！没有几年，华罗庚就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洋楼，还购置了阔气的顺风牌小轿车，家眷也接到了美国。

但是，华罗庚的那颗心始终向着祖国。他是在心情极端苦闷的情况下离开祖国的，他日夜盼望着祖国能从黑暗走向光明。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华罗庚心情激动万分。他想，我的知识终于可以用来报效祖国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把目光集中到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身上。他们对华罗庚盯得紧紧的，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动静。

数学家的头脑考虑问题是非常周密的。华罗庚暗地里筹划着回国的事情，表面上却不露一丝痕迹。他照常去各处作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那辆漂亮的顺风牌小轿车的行驶路线也没有什么变化。来访的宾朋仍像过去一样熙熙攘攘。联邦调查局没有看出华罗庚有要走的迹象，慢慢地，也就不再去盯着他了。然而，华罗庚早已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他要投身新生的祖国的怀抱。洋房，他决定抛弃；家具，他不搬不动；汽车，走后给一位好朋友用就是了。一切都筹划妥了。有一天，他全家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一艘邮轮，辞别了这个到处悬挂着星条旗的国度。

不久，华罗庚辗转抵达香港。在香港，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情深意切地对在国外工作的科学家和留学生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封信，激动了许多海外赤子的心。

光荣属于祖国。

华罗庚回到了祖国，他的生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回国以后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十分显着的。他着书立说，有的研究论文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20世纪60年代，他致力于优选法的研究和推广普及工作，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

华罗庚对祖国的下一代关怀备至，不仅多次为他们举办讲座，还特意为中学生写了《杨辉三角》和《数学归纳法》。

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多次勉励华罗庚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多作贡献，多次嘱咐有关部门要为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华罗庚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他成了一位真正的人民科学家，他的成就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望。

1979年六七月间，华罗庚在伯明翰大学讲学结束以后，又登上了飞往法国的客机。法国的南锡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头衔。授学位必须举行隆重的仪式，华罗庚欣然前往。

仪式在一个坡形的讲堂上举行。华罗庚从下边往上看去，只见在主席台就座的，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科学家。他们穿着一式的博士袍，会场的气氛庄严、肃穆。

主席开始向人们介绍华罗庚的学术成就了。根据南锡大学的传统，在这时候，全体参加仪式的人，都必须站立着，用以表示对受衔者的尊敬。华罗庚仰望主席台，啊，一位九十多岁的老科学家，由于站立的时间过久了，身子有些支持不住了，老人的双手颤抖着扶在台子上，却还是竭力坚持着……华罗庚的心里很不平静。啊！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表示尊重，更重要的，是敬仰我的祖国的一种表示啊，光荣，是属于祖国的……

华罗庚事迹范文第2篇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返回祖国，为祖国的数学发展而奋斗终生。20世纪50年代末，他开始转到应用数学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并在这方面辟出了一条新径。他把这条新路子以通俗的语言概括为12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策发展”。从80年代开始，他又把数学研究和宏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让数学走出神秘的殿堂，走向田野和工厂，让更多的经济工作者懂得了数学的价值、知识的力量，并把数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华罗庚在这方面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被誉为“人民数学家”。

克服重重困难，靠自学成才

华罗庚1911年11月12日(庚戌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城。父亲华老祥经营着一个店号为“乾生泰”的小商店，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华老祥40岁得子，分外小心，将刚出生的华罗庚放在箩筐里，说：“放进箩筐避邪，同根百岁，就叫箩根吧。”“箩”字去掉“竹”字头是“罗”，“根”与“庚”同音，那年又是庚戌年，就用了“庚”字。这就是华罗庚名字的来历，这也包含了父亲对他的良好祝愿。家里人与乡里人还亲切地称华罗庚为“罗罗”。

华罗庚的小学生活是在金坛仁劬小学度过的。因学习成绩不好，他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1922年，华罗庚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初一时，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好，通过补考才及格。但到初二时华罗庚的情况就有了重大变化，学习成绩颇为出众。

1925年夏季，华罗庚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从金坛中学初中毕业。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华罗庚去省城读高中，所以他只好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中华职业学校虽然是免交学费的，但最后一学期，因家中再也无力提供50元钱的杂费和食宿费，华罗庚只好退学，回到家乡。

华罗庚失学后，帮着父亲经营小商店。这时的华罗庚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凭着仅有的一本《大代数》《解析几何》和一本只有50页的《微积分》小册子，开始了顽强的自学生涯。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华罗庚都是以读书为乐，简直到了痴迷的境地，甚至有时还慢待了顾客或多找零钱给顾客，这就引起了父亲的不满和干涉。父亲甚至要烧毁他的数学书和演算的草纸。

1929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王维克从法国留学回到金坛中学，并于次年担任了金坛中学的校长。他聘任华罗庚为金坛中学的会计兼庶务，还准备让华罗庚担任金坛中学的初一补习班的数学教员。正在此时，金坛县发生了流行性瘟疫，华罗庚不幸染疾，卧病在床。半年后痊愈，但左腿却留下了残疾。

早在华罗庚生病以前，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1926年第7卷第10号《学艺》杂志，上面刊登着苏家驹教授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华罗庚读后，开始觉得很好，继而产生怀疑，于是就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发表在193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上。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发现了这篇论文，并推荐给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反复读了这篇论文，很赞赏作者在论文中表现的智慧、探究精神和勇气，就向周围师生了解华罗庚的情况。与华罗庚同乡的助教唐培经向熊教授介绍了华罗庚坎坷的经历。有爱才之心的熊庆来亲自设法和学校当局交涉。学校当局同意了熊庆来的要求，决定接纳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

1931年8月，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从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数学家的征途。这年，华罗庚年仅20岁。

利用担任助理员的间隙，华罗庚一头扎进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阅读数学文献、晚上回到宿舍里还要进行复习，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惊人的勤奋取得了日渐长进的优异成绩，半年后他就能旁听熊庆来教授的数论课了。一年半后，华罗庚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文、德文、法文，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三篇用英文写的数学论文。

到第四年，年仅24岁的华罗庚就已经成长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1934年，华罗庚发表了八篇论文。其中两篇在国内数学杂志上发表，六篇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

“今年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见面吧”

新中国成立以前，华罗庚曾三次出国深造与访问：1936年去英国留学，1946年2月去苏联，1946年9月去了美国。

1935～1936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法国数学家阿达玛与美国数学家温纳来清华大学讲学。华罗庚得到阿达玛尤其是温纳的器重。他们给华罗庚以重要的指导与帮助，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温纳建议华罗庚到英国哈代那里或到美国去留学，继续深造。哈代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知名数学教授，搞数论与分析。哈代与他的长期合作者李特伍德都是堆垒数论的新方法――圆法的创始人与开拓者。那时清华大学给了华罗庚两个机会，供他选择：一是留校升任讲师，一是出国留学。华罗庚为了在数学上有更大的作为，获得更高的成就，决定放弃提升讲师的机会，到英国去进修。

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乙种资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进修。华罗庚到达剑桥大学时，哈代正在美国旅行。哈代留了一张纸条让人转告：“华来时，请转告他，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通常若要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至少要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华罗庚则表示：“我不想念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学者。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于是，华罗庚利用在剑桥的时间，-听了七八门课，记了一厚叠笔记，回国后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细地加以消化。在剑桥，华罗庚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苏联、印度、法国、德国的数学刊物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正当华罗庚的工作处于高峰，并计划于第二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解析数论的另一中心苏联访问与工作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他不得不中断他的工作，回到祖国。1938年，华罗庚放弃了可能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与教书的机会，回到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云南昆明，即“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聘任委员会开会讨论，全体一致同意，通过华罗庚的教授任职资格。至此，这位从金坛走出的仅有初中文凭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教授。

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差，生活条件差，而且还面临不断受到日军空袭的危险。华罗庚没有向生活的艰难困苦低头，四年的时间，就在这么艰

苦的环境里，他先后写出了20多篇论文，在1941年，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凝聚了他大量心血和汗水、至今仍被各国数学界视为经典的重要著作，送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以后，不仅没有出版，反而把原稿给丢失了。

1946年2月25日，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在苏联，华罗庚会见了著名苏联数学家，同他们交流了数学研究成果。访苏期间，华罗庚对《堆垒素数论》的校样作了校对工作。这是1941年华罗庚寄给维诺格拉朵夫的手稿，维诺格拉朵夫当即回电。大意说，“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这部专著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这是《堆垒素数论》最早的俄文版本。

1946年秋天，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数论课。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世界最高数学学府之一，这里有著名数学家韦尔、西革尔、冯・诺依曼、韦伯伦、哥德尔、赛尔贝格与爱多士。还有中国学者，如数学方面的王湘浩、闵嗣鹤、徐贤修，物理方面的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化学方面的在修博士梁守榘，还有考古学家尤侗等多人。

1948年春，华罗庚应位于乌尔班那的伊利诺大学之聘，任终身教授。美国数学家们对于他的天才和成就赞叹不已。美国作家斯泰芬・萨拉夫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些年里，与华罗庚相识的美国数学家们，对他那清晰而直接的教学方法，他的知识深度和他的天才，有了更深的印象……我对微分几何学家和代数学家提起华罗庚的名字时，所有这些数学家们全都明白了。一位群论学家听到我提华罗庚的名字，他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关于同构的定理，叫做“华氏定理”，那必定是同一个华氏!

华罗庚离开上海时，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司徒慧敏的夫人刚从延安来，向华罗庚讲述了在延安的见闻。她说，全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正在中国大地上势如破竹地展开，的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惶惶不可终日。过江后，集团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眷弄到台湾。闻之，华罗庚便火速给妻子吴筱元和孩子办了护照，将他们先接到美国后再做打算。

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她对母亲说：“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跟定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

吴筱元见女儿不为出国所动，便不再勉强，叮嘱了一番，打发老母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去，自己带了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儿子乘飞机到了美国。

1949年2月，华罗庚收到了大女儿华顺从北平的来信，信中说：“北平解放了，全城一片欢腾，共产党廉洁奉公，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参加，希望父母赶快回家”。接着，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愈来愈多的来自祖国的的喜讯，遂毅然决定返回新中国。

1950年初，华罗庚一家从圣弗兰西斯科出发，经檀香山、日本，于2月抵达香港。在香港，华罗庚起草了致留美中国学生的公开信。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信中最后呼吁：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3月16日，华罗庚一家乘火车抵达北京。周培源和钱伟长及清华大学负责人到车站迎接。

回国后，他把家安顿在清华园的教员宿舍里，就兴致勃勃地走马上任，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6他要为新中国的数学发展，进行新的拼搏!

“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

华罗庚回国30年后说过一段话：自从踏上新中国的大地之后，“我就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

华罗庚曾工作在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曾奉命组建中国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是中国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是倡导万隆精神的亚洲国家会议中国筹备委员会成员。还不断地随团出国访问。如1953年3月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访问，其后还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1954年代表中国到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天又同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飞往印度新德里，出席了“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在纷繁的社会活动之余，他抓紧一切时间钻研数学，思考怎样发展中国的数学。华罗庚从不放过一点空隙时间思考问题，他连在上班的途中坐在汽车上也要想几个问题，平时工作之余或是讲课、开会之前的十几分钟也不白白浪费掉，而是边读边做笔记。

1957年，华罗庚又出版了60多万字的《数论导引》。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著名数学家在美国《数学评论》上撰文评价道：“这是一本有价值与重要的数论教科书。”

1959年，华罗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一书。这是华罗庚应《德国数学百科全书》丛书编委会邀请而撰写的。该书受到很好的评价，成为一本经常受到同行征引的重要文献。王元与吴方将该书由德文译成了中文，于1963年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

1956年1月31日，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召开了制订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华罗庚始终情绪饱满地参加了“规划”的制订工作。他和严济慈在《规划》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好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绝对不能放松理论科学的研究，得到总理的赞扬。“规划”增加了56项“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的项目，其中包括数学、力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与地学的研究项目与相应措施。

6月14日，、、、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会见了包括华罗庚在内的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华罗庚深受鼓舞，对这个规划充满了信心，也为实现规划中关于全面发展数学的计划充满了希望。他说，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例如对于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是很重要的泛函分析，以及概率论和统计学等都得到了发展，中国和国际上数学的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

规划制定出来以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

提议，经过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列为国家急需的紧张项目，立即筹建起专门的研究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大干快上。这五大项目被称为“五朵金花”。从此以后，我国的计算科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让数学为国计民生服务

华罗庚在坚持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探索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

1959年4月19日华罗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学与应用》一文。文章说：

数学的重要是因为它的应用广，是因为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有重大作用，并且在处理社会现象方面也是不可少的而且有十分宽广的发展前途的。同时也因为它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理论性。

那么，如何解决数学的应用问题呢?华罗庚提出两个字，一个是“网”字，一个是“纲”字。

何谓“网”?何谓“纲”?华罗庚认为“网”是应用，“纲”是理论。因此他提出：有纲无网，清清凉凉，有网无纲，四处奔忙。提高普及，保证质量，理论实际，要纲要网。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北京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华罗庚了解到生产管理中制订施工方案的方法CPM(“关键道路法”)与PERT(“计划评估技术”)，并了解到由于用了这些方法曾使“北极星导弹”的研制时间大大地缩短了。这些方法虽然很简单，却很有用处。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透彻地分析并简化了这些方法，结合“统筹兼顾”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起名叫‘÷统筹方法”，简称“统筹法”。

几乎在同一时间，华罗庚看到了威尔德的著作《优选法》，其中克弗尔的“斐波那契方法”与“黄金分割方法”是用来合理地安排实验，以求出最佳“工艺”的方法，即如何用最少次数的实验以得到“最佳”的工艺。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而且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华罗庚见到这本书后，心情非常兴奋。从此，华罗庚及其助手――科技大学的陈德泉、计雷和后来的李之杰等，―起南征北战，开始了推广和普及“双法”的历程。经过多年摸索，华罗庚已看到“双法”可能在国民经济部门中普及使用，从而使生产工艺与管理水平得到改善，产量与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

华罗庚带领学生到北京电子管厂去实践，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各级推广统筹法、优选法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这时，有人出来吹冷风。华罗庚即向写信反映。信中说，他读了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诗的开头两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体会旧社会就是白骨成堆的地方，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白骨精的影响是有的，但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要像诗中指出的“僧是愚氓犹可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最后，他附上了自己写的一首词《西江月》，以表示决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词曰：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旧深埋。

妖兴易受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凡胎，才能入得门来。

1964年3月18日，亲笔复信：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教祺!

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的来信，使华罗庚多日来郁积在心头的彷徨、苦闷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64年冬，他收到了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和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信，邀请他到大西南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他当即复信表示接受邀请。

成昆铁路的施工现场，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年已55岁的华罗庚每天拖着病腿，和助手们一起，翻山越岭，在工地上向战士和工人讲授统筹法。大家都尊称他是“人民数学家”。

有一天，他在一个施工的地方参加了一次追悼会。死者是一个战士和一个班长，他们生前在爆破一个山洞时安放了22支雷管，其中的一支雷管失灵，成了哑炮。战士和班长在排除故障时哑炮爆炸，不幸牺牲了。

这一事故对他震动很大。他想：“两个年轻人的牺牲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工厂生产的雷管，为什么不事先把次品检验出来，而要到现场使用时，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测出是否合格?难道这种牺牲不使人猛醒吗?”做为一个数学家，他的责任感促使他对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今后一定要设法用科学的方法合理地抽样检验，要设法普及应用数学，设法改进生产管理，决不能让这种悲惨的事件继续发生!”

追悼会开完了，华罗庚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战士的鲜血猛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他的心中萌发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把知识还给人民!

他决心要使数学进隧道，人车间，遍原野，上高山。他带领着学生和助手们，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从成都到甘洛的铁路修建方案。实行的结果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因此受到了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嘉奖。

1965年初，华罗庚回到北京，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6月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予以发表。华罗庚以普通的泡茶来深入浅出地讲解统筹法，通俗易懂。

之后，中国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华罗庚编写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他又给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谈了到大西南受到的教育，把自己写的《统筹法平话及补充》寄给了。

1965年7月21日，又亲笔给他复信：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教安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不久，华罗庚又组织助手和学生，五人一组，组成许多小分队，从北京出发了。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先办训练班，听讲的人中有工厂的厂长、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和农民。讲解完了统筹法，他们就真刀真枪地和当地群众一起做试验，研究如何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他们时而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施工现场，时而又出现在农村的田野上，为推广统筹法而忘我地奔波着。

1966年6月，“”开始。华罗庚等被通知回北京参加运动。8月20日，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遭批斗，继而遭抄家，华罗庚关于“矩阵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未来得及发表，就遭抢掠，不知去向。1969年，华罗庚在科技大学的办公室的门被撬开，一些数学研究手稿遭盗窃。这一抢一盗，对华罗庚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无法弥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这危急的关头，于1970年3月4日做出了对华罗庚进行保护的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一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告诉我。

根据批示，华罗庚的个人工作关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转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样一来，华罗庚在组织人事关系上，不仅与科技大学，也与科学院脱钩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如果群众再要批斗他，就必须征得人大常委会的同意。

国务院工作人员还告诉华罗庚：有指示，统筹法是要搞的。国务院生产组决定要抓这项工作，生产组的负责人是苏静。明天是星期日，希望华罗庚于星期一(1970年4月20日)在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上介绍统筹法。

4月20日，国务院生产组召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开会，每个部来了四个人。华罗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统筹法。同时又向大家介绍了优选法，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讲优选法。华罗庚用泡茶、折纸等讲解“双法”，使在座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觉得“双法”在自己的部门里是有用武之地的。

不久，华罗庚等人应邀到上海去普及统筹法。6月9日华罗庚到了上海。上海市革委会生产组介绍他们先去上海炼油厂。厂里正好要进行“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要换一个炼油塔。上海市革委会生产组要求上海炼油厂15天完成这项任务，厂里领导则认为至少需要25天才够。华罗庚、陈德泉与计雷三人用统筹法制定了工程的施工计划，结果6天就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工了。其后，上海炼油厂有一个“硅片消洗液”的配方问题，经优选法安排试验，很快获得了成功。这是普及优选法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差不多同时，华罗庚又在上海炼油厂做了一项“605降凝剂”的配方试验，亦很成功。

1971年7月28日，国务院召集17个部委开会，首先由华罗庚作报告，介绍“双法”，然后由北京市化工部门与电子部门的人向大会介绍他们普及“双法”的经验与取得的成果。会后，不少地方与部门都纷纷表示要华罗庚去普及“双法”。这一年，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编写的《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的科普读物。

从1972年起，华罗庚组织了“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到各地推广“双法”。7月，华罗庚和小分队到了湖北，帮助沙市棉织印染厂解决“白纱咔”问题，在19道工序上搞优选，讲方法，培养人，做实验。不久，便使“白纱咔”的一等品从16％提高到了43％，质量提高了两倍。后来，一等品又从43％提高到83％，最后，使一等品直线上升到了90％。

这年冬天，华罗庚应聘担任了大庆油田科学技术总顾问。华罗庚到大庆油田推广“双法”，和年轻人一样到处宣讲、答疑、咨询，帮助工人解决疑难问题。

1975年9月，华罗庚决定应黑龙江省的邀请率小分队去黑龙江普及“双法”。华罗庚不顾家人的劝阻，坚持去黑龙江。华罗庚从哈尔滨改乘小火车到大兴安岭的伐木场，同工人们一起，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研究木材的“采、运、用、育”等问题。有一个林场用“双法”安排冬运木材，提高劳动效率33％，提前一个月完成运输任务。回到哈尔滨后，华罗庚心肌梗塞发作，经抢救转危为安，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但从此留下了心肌梗塞的病根。

1976年夏，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开滦煤矿停止了外运。“北京缺煤!”“华北缺煤!”“工厂停工!”“居民断电!”华罗庚不顾大病初愈和心脏病随时有可能复发的危险，于1977年2月，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亲自到大同煤矿现场用统筹方法做运煤的实验。原先日装车只有702车，实验的当天就装了847车，以后平均日装车达到1000车以上，一天多运煤1.8万吨，历时5个月，突击运出了存煤100万吨。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华罗庚主持进行的这项“铁路统筹和汽车节油”实验，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

在近20年中，华罗庚为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已经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成百个县。他写的《统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开始在一个个项目和一个个车间应用，后来又逐步形成了行业的系统经验。经过多年试点，国家计委曾把这两种方法作为全国重点项目予以推广，解决了一大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工农骨干，使许多应用数学工作者得到了锻炼，摸索出了一条发展我国应用数学的道路。

1979年6月13日，华罗庚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位老科学家多年的夙愿。1980年元旦，华罗庚见到邓颖超，她亲热地称呼华罗庚为“老同志，新党员”。

1981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了“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华罗庚及小分队的工作重心由普及数学方法向国民经济的咨询工作转移。

1982年3月，煤炭部部长高扬文致信给华罗庚，希望对两淮煤炭基地开发规划进行研究。4月初召开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电力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有关部门会议，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会议希望“六五”规划会议前拿出论证方案，并决定由华罗庚负责，以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为课题组长单位，组织煤炭、电机、铁道、航海、通讯、能源等学会的20多位专家成立咨询专家组，赴两淮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一年的4月到6月华罗庚两次赴两淮煤矿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同课题组一起用“双法”论证和规划两淮煤炭基地15年开发规模、建井顺序及外部配套工程的方案。7月，煤炭部在北京组织了论证报告验收会。两淮煤炭的建井工期，用统筹法安排，平均比过去提前两年左右，提前一年就多产煤4000多万吨。共计安排了23对矿井的建设和外部的配套工程的同步建设，总规模4870万吨，到2000年全部可建成投产。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

经华罗庚等参与论证的大型项目，如“两淮煤炭开发规划”，“准葛尔露天煤田开发规划”，“大庆油田‘七五’规划”等均付诸实施了。这期间，除大庆油田外，湖南、内蒙古、河北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聘请华罗庚为他们的高级顾问。中国人民总参谋部亦聘请华罗庚为顾问。

华罗庚对自己的晚年也做了规划，希望能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

党的十二大之后，华罗庚决定把失去的手稿的内容重新写出来，不幸心肌梗塞复发，于1982年11月又住进了医院。1983年3月6日，他在病床上写下了这样一些话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现在的心情是：(I)醉心于创新工作。(2)摩拳擦掌，盘马弯弓，准备执行国家交来的任务，重上前线，再试宝刀。

1983年初病愈出院，华罗庚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求贤若渴，奖掖后学

1953年2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观看京剧表演。华罗庚的座位被安排在身边。观看文艺表演期间，亲

切地对他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

的亲切谈话，一直激励着华罗庚为新中国数学的发展广纳人才，培养后学。

1953年，华罗庚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谈谈同学们学科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向青年学生们提出了学习科学知识的四点希望：(一)学科学养热诚，更需要持久的热诚；(二)学科学要创造，但不能越级而进，更不能钻牛角尖；(三)学科学要能创造，但也要善于接受已有的成果；(四)学科学要注意原则，但也不能忽视小点滴。他还写了《谈革命干部学习科学知识问题》《和同学们谈谈学习数学》《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同学们》，特别是发表于1956年第7期《中国青年》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一文，曾经鼓舞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向科学进军。

1962年，华罗庚提出了“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学习过程。所谓“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所谓“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

1979年之后，华罗庚又提出了“治学之道应该是‘宽、专、漫’”。“所谓‘宽、专、漫’，就是：基础要宽，然后对专业要专，并且还要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这些观点既是华罗庚的经验总结，也是青年学生治学的良方。

华罗庚还为引进人才、发现人才做出了不懈努力。

王元，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大学四年级时他在读书讨论班上报告了A・E・英哈姆的《素数分布论》。大学毕业后，由苏步青、陈建功教授推荐，做华罗庚的研究生。华罗庚经过考核后收下他，研究数论，后来成为华罗庚重要的助手，成长为一代著名数学家。

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由于他不适宜教书工作而被辞退。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将他调回厦门大学搞管理图书资料工作。他阅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时，看出《堆垒素数论》还有地方可以改进。他发现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陈景润把他的想法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当即将陈景润的手稿转交数论组的人审阅，经大家确认陈景润的想法与结果是对的。华罗庚得知后很高兴，认为陈景润是一个有想法、肯钻研、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遂即邀请陈景润作为代表来参加定于195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陈景润在会上作了“塔内问题”的报告。以后华罗庚又将陈景润在大会上报告过的结果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在《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华罗庚将第四章与第五章的次序颠倒了一下，并将新结果写了进去。

华罗庚在见到陈景润后，就已在盘算着把陈景润调来数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陈景润被调来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从1960年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取得了辉煌成绩。

华罗庚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之后，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60年代共招了11名研究生，分别学习华罗庚从事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多复变函数论、代数学和数论。华罗庚指导研究生的方针是以自学为主，指定要阅读的书籍及文章，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每两周和他谈一下学问。参加讨论班的除了研究生，还有其他专业的科技大学教员，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讨论一介课题。大家相处很融洽，有利于共同提高，终生受益。

华罗庚同时把发展数学的目光投向了青少年学生。1956年华罗庚倡导在中国举办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这一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与武汉四大城市举办了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华罗庚的倡导得到了中国数学界的热烈欢迎与支持。华罗庚等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出面支持并参与了这项活动。一般都是上午进行笔试，下午集中评卷，当天就结束。然后由著名数学家接见名列前茅的参赛选手，并将他们免试送入他们志愿去的大学数学系继续深造。

1957年，高中数学竞赛活动进一步发展到了其他城市，如南京等。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高中数学竞赛暂时中止，1962年又予以恢复。华罗庚又出任北京市竞赛委员会主任。以后又在1963年和1964年相继举行了两届数学竞赛，又因“四清”运动及“”被迫中止。直到“”被粉碎，“”结束，数学竞赛活动才于1978年恢复。这一年举行了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安徽、辽宁、四川、广东八省市的中学数学竞赛，华罗庚出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并亲自主持出试题、监考与改卷等工作。竞赛活动之后，华罗庚主持出版了《全国中学数学竞赛题解》的小册子。华罗庚为该书写了长达7000字的《前言》。1980年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数学普及工作会议，总结中国数学竞赛的经验，并确定了以普及为主的方针，数学竞赛活动被定为中国数学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并由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来主持。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因年事已高，他们的工作由中国下一代数学家全面接替。

华罗庚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事业；一生为发展我国的数学事业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缅怀华罗庚先生的巨大功绩，激励我国数学家在发展中国数学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促进我国数学的发展，中国数学会与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设立“华罗庚数学奖”，并共同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范围为在数学领域作出杰出学术成就的我国数学家。

华罗庚事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泉州 蒲寿庚 降元 贸易

宋元时期,繁盛的海港贸易使得泉州被称为“世界最大港口”, 据《岛夷志略》中记载,泉州与海外近百个国家与地区进行贸易往来。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途经泉州时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写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称赞“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又道“余见港中(泉州)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说到泉州,必然会提到蒲寿庚,蒲寿庚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帮助宋朝击退来犯的海贼,被任为提举泉州市舶司,主管泉州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蒲利用自己西域人的身份,凭借其对海上贸易十分熟悉的优势,广泛招揽各国蕃商来此贸易。使得泉州一跃成为当时最繁华的世界大港之一,这同蒲氏家族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就蒲寿庚反宋降元,从另一方面来说使泉州避免了一场战乱的洗礼,泉州的经济贸易因而得以保存,并向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蒲的贡献是有过之而不及的,且意义重大。但是,史书中关于蒲寿庚的记载,零星而破碎,记载的都是关于他投降的负面,而关于他的贡献却并未提及,这是不客观的。

一

蒲寿庚的祖先原是阿拉伯商人,他们经由海航到达广州之后,又从广州迁徙到泉州并定居下来。蒲氏家族是世代经商,在泉州主要从事香料等稀有商品的交易,家族中以宋元时期的蒲寿晟、蒲寿庚兄弟经商最为得势。南宋咸淳年间,蒲寿庚协助官府平定海寇,因此而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司的职务。宋元政府任用蒲寿庚这样的外国商人掌管泉州海关贸易大权,蒲寿庚作为西域人,有着一般汉人等不具有的优势,他不光精通海上贸易,而且还能招揽海外商人来扩大贸易网络,从而使得泉州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繁华的海港之一。宋末,蒲寿庚应助朝廷压抑海盗而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司,从而总管海舶事务长达三十年之久。德二年(1276年)十一月,元军兵至泉州,十二月,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并引领海军夏协助元军击败宋军。元廷又大加利用蒲寿庚的经济才能及其影响,授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任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进一步扩大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他的长子蒲斯文,也授职宣慰使左副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泉州市舶司。进入元初,蒲氏家族继续掌管泉州市舶司多年,成为元代泉州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其女婿佛莲也是非常的富有,“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已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史籍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诸孙,多至显达。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可以说蒲氏家族从蒲寿庚任市舶司起,泉州的命运就与蒲寿庚紧紧系在了一起。

蒲寿庚有别于其他商贾,其有着经商和出仕两大优势,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非同寻常。《郑思肖集》云:“蒲受耕,祖南蕃人,富甲两广,据泉州叛”,据《藁城县志》在其《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中则记:“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敷千。及降,愿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在其《董文炳神道碑》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来降,以海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元史》则云:“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蕃臣服。” 不难看出蒲寿庚经济上家资累巨万计,富可敌国,仕途也很通达,且拥有数千家兵。当时泉州富甲巨商巨多,且当地老百姓也因泉州的发展过得比较舒适,其经济是非常的发达。对于元军侵略,如不作出果断的决策,势必会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整个泉州将毁于一旦,这种负面的波及应该是相当大的。

二

关于史书对他进行不翔实的记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尽杀了宋宗室:“初,寿庚提举市舶,擅利者三十年,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对于深受儒家思想较深的世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明太祖就此事曾下禁令,《闽书》云:“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这足以说明正是这个原因,对他的事迹作了不详的记载。但是文献中可以肯定蒲寿庚在泉州任职三十年,为泉州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可以说泉州的海外贸易使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难怪宗室子弟大都积聚在此。如果说不是蒲寿庚明智的降元,避免了一场屠城之战,不然要殃及多少无辜百姓,泉州将会陷入水生火热之中。也正是他的投降保住了泉州的命运,保住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如:若跟元军僵持下去,受害的只有百姓,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蒲寿庚叛逆之事并非他一人之意,当时很多宋臣都先后降元。而蒲的降元皆出于其兄蒲寿晟。《泉州志胜》有云:“宋末西域人蒲寿晟与其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未击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寿晟授知吉州,不赴,劝寿庚以泉降元。策既定,佯着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中,自称处士,伪示不臣之意”。《泉州府志》也说:“寿庚顽暴寡谋,寿晟为之画策,密界寿庚以蜡丸裹表,潜出降元。今但知寿庚之叛宋,而不知寿晟之主谋也。其子师文,尤暴悍,嗜杀;孙胜夫,其党也”。关于蒲寿庚降元一事,从这些史料中能够看到一些猪丝马迹。其人并没有多大的心计,降元都是出自其兄的计谋。《八闽通志》中对蒲寿庚叛降更加详实:“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行都航海幸泉州,驻跸港口。守臣蒲寿庚拒城不纳。寿庚武人寡媒,其计皆出于兄寿晟所筹画。部署决策既定,佯著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而密使寿庚以蜡丸裹降表,命善水者由水门潜出,纳款于唆都。既而元以寿庚归附之功,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富贵冠一时。寿晟亦居甲第。”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宋臣降元呢?《平宋录》叙言“宋以老后幼主,佐以权臣贾似道之奸,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约,留信使于淮郡,援逆雏于山东,天实亡之,福善祸淫皆天也。求为此叙者,前杭州司狱燕山平庆安,大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通议大夫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撰”方回也是一个降元的官员,序言明确道出是由于奸臣贾似道独揽朝政,陷害忠良,以致群臣共愤:“庚申,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辛酉,车驾幸上都。设资戒大会于顺德府开元寺。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甲子,董文炳、唆都发宋随朝文士刘然及三学诸生赴京师。太学生徐应镳父子四人同赴井死。帝既平宋,召宋诸将问曰:‘尔等何降之易耶?’对曰:‘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可以说由于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宋的灭亡是势在必然的。蒲的降元更是如此,《宋史》记载:“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如若不掠夺他的财产,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他的投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保存地方稳定而做出的牺牲,蒲并非一个残暴的官员,如若是这样,他怎么会总揽泉州市舶三十年呢?能任职三十年并不容易,如若没有一定的好品质是不可能任职如此之久的,《元史》载:“福建省左丞蒲寿庚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又“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臣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他能够体谅百姓之苦,能够站出来击败海寇和诸蛮,难道说他品质真的有那么恶劣吗?

南宋的灭亡,就蒲反宋降元一事,虽然从世人的角度来说还是会站在同情南宋帝王宗族的一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势已去,做无畏的牺牲已没有意义,受苦的终是百姓。所以,蒲寿庚投降元应该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和泉州经济及其顺应饱受战乱的广大人民意愿而做出的明智之举。由于诸多原因,关于蒲寿庚这样在宋元之交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来说,史料对他的事迹几笔带过,即便有点记载也大都具有贬义的成分在里面。可以说其的贡献是很大的,泉州的命运与他的领导和决策息息相关,只记载他的过失是不合情理的。如若给予客观翔实记录的话,想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蒲寿庚将更加精彩,更具传奇,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多的了解当时泉州港口贸易往来极其运作的状况。

参考文献:

[1][元]脱 脱:《宋史》卷四十七。

[2]桑原骘藏:《蒲寿庚事迹》,陈裕椠菁汉译本。

华罗庚事迹范文第4篇

夏侯湛焚书

两晋初年，中书侍郎夏侯湛曾撰写前朝史《魏书》。后来听说陈寿也在写同一部书，夏侯湛赶紧找来认真拜读，看后认为陈寿的比自己所写的“棋高一著”，于是就将自己撰写的《魏书》丢人火炉之中。这样的胸襟真值得敬佩。

司马光惜书

《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惜书”如命，每次就读前都要反复揩洗桌面，吹走灰尘，然后铺上薄毯，毕恭毕敬地把书平铺开阅读。司马光翻书也很谨慎，每看完一页，先用大拇指轻轻捏起书边，再慢慢一翻而过，几十年如此。凡他读过之书，毫无褶皱痕迹。

张溥抄书

明朝文学家张溥，幼时喜爱读书，凡是所读的书必定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反复七次后才停止。因此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七录斋”。

唐汝洵听书

明末诗人唐汝洵五岁时双目失明，出于对读书的喜爱，每当哥哥读书时，他就坐在旁边用心地听，把听到的诗文一字一句地记在心里。为了加强记忆，唐汝洵依照古人结绳记事的办法，在绳子上打上各种各样的结来代表诗句，他还用刀子在木板或竹片上刻出各种的刀痕来代表文字。唐汝洵用这些办法读了不少诗书后，就学着作诗，一生创作了将近一千首诗。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结婚当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还不见新郎身影。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闻一多，仍穿着旧袍，“陶醉”在书中。

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时，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著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是在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也同时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

批书

华罗庚事迹范文第5篇

学校德育不只是班主任和文科教师的任务，必须各科协作。学科德育是素质教学的重要一环。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挖掘教学教材中显性和隐性的德育因素，施德育于数学教学之中。

1、开学初集中讲。学生刚入中学，对什么都有新鲜感。教师要抓住第一堂数学课的机会，生动、具体、真实地介绍我国古今数学成就，为学生学习数学营造良好的氛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数学成就显著。计算圆周率，自西汉刘备、东汉张衡，三国时刘徽、直到南北朝祖冲之等多位数学家，为之进行艰苦探索，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准确的圆周率。南宋数学家秦九韶1247年就编著《数学九章》，同代数学家杨辉揭示了二项式展开式系数的规律，比法国数学家早四百多年。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对求几何体积有独特创见，比意大利数学家早一千多年。比刘，近代的徐光启、李善兰及当代的华罗庚、陈景润，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中都对数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通过宣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2、组织讲座专门讲。对初一学生还可借助“华罗庚金杯赛”的机会，进行题为《如何自学成才》的专题讲座，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生平事迹。华罗庚学历是“初中毕业”，可他深钻细研，成为当代国内外闻名的伟大数学家。通过讲座，使学生懂得学习好坏关键在于本人的学习态度和努力，明白“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道理。进而发奋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1、实践的观点。数学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科学，教学中要揭示数学本身的物质基矗如讲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时，教师要说明早在公元一世纪，我国古代数学家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勾广三，股修四、经偶五”的规律（即勾三、股四、弦五），并且借助图形对该定理进行了两种巧妙的证明。让学生明确，任何一个定理、公式的形成均来自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掌握自然规律的正确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规律、掌握规律的能力。

2、辩证的观点。恩格期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数学概念正数与负数、常量与变量等，都表现对立的形式，又各以它的对立而存在。在数学中要揭示这一关系。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当直线与圆心的距离小于圆半径时，直线与圆的位置处于两个交点状态（相交）；当距离与半径相等时，发生质变，直线与圆只有一个交点（相切）；当距离大于半径时，再次发生质变，直线与圆没有交点（距离）。讲这一关系时，要启发学生认识到“事物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教师应不失时机地予以启示，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同时为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打好基矗3、发展的观点。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是在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数学也是这样，整数到分数，有理数到无理数，实数到负数，有限到无限等，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在这个数学过程中，要使学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不是断发展变化的，培养学生超越旧事物，创造新颖，独特新事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