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寡欲的文章范文第1篇

清心寡欲为人性之上乘，人心止于审美，美过即止，不可多些许念想，凡欲心清欲寡者，可自修身养性起。

做到清心寡欲的方法如下：

日用饮食清谈，少食辛辣火燥之物，周遭用品，颜色不可过艳；少食荤腥肥甘，多饮淡茶，尤白菊竹叶之属，可比仙人之饮；起居需留心，早睡早起，晚间不过中癸，晨来不迟中卯；心态力求平和，不动怒，不忧悒；与人友善，不为损德之事，行有余力者，每日早晚睡前反躬自省，如思今日所作之事，所语之言，所见之人，有无缺失不足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思明日应做何事，应语何言，应如何接人待物，最为要者，在于每日必读四书及《二程语录》《朱子近思录》《阳明传习录》，不必贪多，日进数纸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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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寡欲的文章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子；知足；汉代；和谐社会

“知足”思想既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老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思想。“知足”思想在汉代影响甚大。本文拟就“知足”思想的内涵及其风行汉代的情况做一初步探讨。

一、“知足”的含义

“知足”思想在《老子》中有以下几处直接的记载。《老子》33章：“知足者富。”44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6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楚简本《老子》中有“夫亦将知足，知足以束，万物将自定”。的话。

老子的“知足”思想包含的涵义主要有：(1)求内不求外，追求纯真的本性和精神的富有，而对外在的名利看得很淡。“知足者富”，三国时期的王弼注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主要是从精神层面而非从物质层面来说的。因为“知足”，则精神不受贪欲的扰动。王弼在46章做注时说：“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强调了追求内在精神富有的重要性；(2)名利和钱财是身外之物，是守不住的，过分的追求和占有必定丧失也多，因为你过多占有财富违背了财货流通的原则，是不符合天道的。王弼注曰：“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因此对名利的占有要适可而止，要知足，这样才能“长久”；(3)人性的最大弱点在于贪得无厌，永不满足。要做到“知足之足，常足矣”，必须要做到寡欲，知道满足。王弼在第20章做注时说：“无欲而足”、“自然而足。”(4)对于侯王等统治者而言，其欲望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祸害，所以必须用“知足”来约束他们的欲望，这样万物才会自然安定。

胡寄窗先生从经济的角度认为，老子的“知足”与否主要取决于人对财富标准的主观认识，关键在于“寡欲”。他在“老子中的经济思想”一节中说：“寡欲的具体表现是‘知足’。老子学派把知足看得非常重要，以为知足可以决定人们的荣辱、生存、祸福。……不仅如此，他们并将知足作为主观上分辨贫富的标准。如知足，则虽客观财富不多而主观上亦可自认为富有，‘知足者富’，‘富莫大于知足’。因为知‘足’之所以为足，则常足矣，常足当然可以看作是富裕。反之，客观财富虽多，由于主观的不知足，贪得无厌，能酿成极大的祸害。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财富观决定于主观的知足与不知足，亦即决定于‘欲不欲’，所以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他们很重视客观刺激产生欲望之作用。如他们说‘乐与饵，过客止’。寡欲与知足是不可分割的，未有能寡欲而不知足者，亦未有不寡欲而能知足者。老子提出寡欲、知足，对当时当权贵族的无厌欲求是一个强烈的抗议。”胡寄窗先生所论，很有道理。《韩诗外传》卷五说：“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贪物而不知止者，虽有天下，不富矣。”《韩非子·六反篇》说：“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夏桀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仍不满足，主要在于他的贪欲太多。“知足”要求内而不要求外，要过“为腹不为目”的生活，减少贪欲，过简单清净的“寡欲”生活，如此，自然会“知足”。

老子正是想通过自己的著作告诫人们，特别是那些掌握政权的奴隶主贵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要适可而止，要知足，否则，贪欲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会自取其辱，必然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包括物质方面的损失，当然也包括社会地位和精神心态等方面的损失。

二、汉代“知足”之风的形成

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无为并不是行政的不作为，而是“不妄为”，是“寡欲”“知足”，它主要是针对秦朝“有为”而言的，秦之“有为”主要表现在“妄为”，即贪欲无厌，大兴土木，不恤民力。如：修始皇陵，建阿房宫，筑长城，修驰道等等。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最直接也是最深刻一条就是秦朝统治者的“有为”和“不知足”。所以，汉初，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子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大力提倡并积极践行老子“知足”思想。国家“知足”，固守而不外拓，与匈奴和亲，对于匈奴的扰边，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统治者“知足”，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土木不兴，宫室不修，衣不曳地，帏帐无绣，真真地是体现了“与民休息”。

史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更是以知足著称，史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他曾经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问，需要花费百金，于是停止建造。他还经常穿着粗布衣服，为了节省布料，规定其夫人的衣服长不得拖地，帏帐不得纹饰绣花，即史籍所载“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他还规定自己的陵墓当中一律使用瓦器，不得使用金银铜锡，“欲为省，毋烦民”。汉景帝在诏书中也颂扬汉文帝知足节俭，说他“减嗜欲，不受献”。司马贞在[索隐述赞]中称颂汉文帝“绨衣帅俗，露台罢营。……霸陵如故，千秋颂声”。自汉朝建立到汉文帝时期，统治者的知足节俭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即太史公所谓“德至盛矣”。

汉景帝继续大力提倡知足理念，他在后元二年(前142年)五月的诏书中严厉批评贪得无厌之徒，表扬寡欲知足的廉士，下令从廉士中提拔官员：“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曹参为齐相，用黄老之术治国，获得贤相之名。待到萧何死后，曹参入京为汉相，竭力推行老子治国思想，选官任人只选那些忠

厚老实不善言辞者，凡是巧言花语追名逐利之徒，概不予录用。因为忠厚老实之人往往比较知足，而欲务声名之人往往贪欲无厌。《史记·曹相国世家》对此有记载：“择郡国吏木詘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撑下，经过汉初几代人的努力，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有班固的“赞”为证：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文帝的“恭俭”就有深深的寡欲知足之意，他穿粗布衣服的目的也如司马贞所言，是为了“帅俗”，即要做知足的表率，引导社会大众俭约知足，进而形成俭约知足之社会风气。汉景帝继续倡导和贯彻推行“知足”理念。“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表明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以俭约寡欲为基本特征的“知足”风尚无疑是社会新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汉代“知足”之风的表现

在汉代，“知足”理念深入人心，践行“知足”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人把“知足”思想实实在在地付诸于行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下面仅就汉代“知足”之风熏陶下的世人名利观与处世态度略作探讨，冀以窥斑见豹之效。

(一)汉代“知足”之人的名利观

在“知足”之风影响下，汉代许多人淡泊名利，视富贵、钱财等外在事物如浮云，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西汉的刘德、疏广、严君平，东汉的张霸、折像都是比较典型的“知足”人物。

刘德，西汉人。昭帝时的大将军霍光，总揽朝政，权倾朝野，想把女儿嫁于刘德，刘德深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的道理，自持“知足”之计，坚决拒绝了霍光的美意。《汉书》卷36《楚元王传》载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在对待财产的问题上，刘德也深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从不聚敛钱财，而是散财于人。《汉书》卷36《楚元王传》载：“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

西汉宣帝时期，疏广为太子太傅、其侄子疏受为太子少傅。“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但疏广自知“知足不辱”的道理，急流勇退，荣归故里。《汉书》卷71《疏广传》载：“(疏)广谓(疏)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疏广深知“多藏必厚亡”的道理，回到家乡后，散财免祸，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财产，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将来能自食其力，少犯错误。《汉书》卷71《疏广传》载：“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理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严君平，西汉人，卜筮于成都市，因势利导，教人为善，而且每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从不以盈利为目的。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以后，就讲授《老子》，追求精神的富有。《华阳国志·蜀郡士女》载：“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东汉时期的张霸，蜀郡成都人。和帝时期为会稽太守，政绩卓著，但张霸深知“知足不辱”的道理，急流勇退，致仕归乡。《后汉书》卷36《张霸传》载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日：‘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折像，东汉人，生于豪富之家，史书记载他的父亲折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折像从小就心地善良，长大后深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散家财周济穷人。史载：“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或谏像日：‘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斗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闻之咸服焉。”折像有感于《老子》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咎莫大於欲得；祸莫大於不知足”的道理，散财于民。从折像所说的“盈满之咎，道家所忌”话语可以看出，折像对“知足”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折像所说的“不仁而富，谓之不幸”一语，更是发人深省、令人惊醒。

(二)汉代“知足”之人的处世态度

在“知足”之风影响下，汉代人谦退、处下，远离权势和名利，在处世态度上值得后人学习。

汉初名臣张良帮助刘邦夺取了天下，当刘邦要重重封赏张良的时候，张良却谢绝了刘邦的美意。《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日：‘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高祖刘邦要封张良三万户，但张良却很谦虚，说自己没什么功劳，出的计策也是碰巧用上了，自己能分封在留县就心满意足了。最后张良被封为留侯，食封万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张良对自己的“封万户，位列侯”现状非常“知足”，他晚年曾说自己：“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

 

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与张良同时代的韩信自恃功高，被封为淮阴侯后，牢骚满腹，好不知足，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张良却淡然处之，非常知足，深得高祖刘邦、吕后的信任和器重，得以善始善终。

汉初的另一名臣萧何，深知盈满招祸的道理，生活上很是知足，为人谦退、做事谨慎。《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汉武帝时期的名臣郑当时，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谦退、处下，廉洁奉公，不治产业，与人为善。《史记》卷120《郑当时列传》载郑当时：“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卒后家无余赀财。”

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扬雄，青少年时代曾经跟随道家学者严君平学习，并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不慕名利，不求富贵，安于贫贱，埋头著述。《汉书》卷87《扬雄传》载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扬雄“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体现了“知足者富”的思想，在基本生活物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主要追求精神的富有。

扬雄尽管后来到京师做了郎官，但仍“恬于势利”，安于贫贱。“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於势利乃如是……家素贫。”

东汉光武帝刘秀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在施政方针上提倡节俭；减轻田租，减轻刑法，释放奴婢，与民休息。《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刘秀之语：“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实际上就是按照道家思想施政。光武帝在生活方面很是“知足”，《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序》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身衣大练，色元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他所穿“大练”是一种不染色的白绢，其它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作为皇帝能够做到“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说明他的“知足”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

东汉初年的不少功臣深受“知足”之风影响，知足寡欲，为人谦退，生活俭朴，远离权势和名利，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后汉书》卷15《李通传》载李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势。”《后汉书》卷16《邓禹传》载邓禹：“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事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后汉书》卷17《贾复传》载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后汉书》卷16《寇恂传》载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后汉书》卷17《冯异传》载冯异：“为人谦退不伐。”《后汉书》卷18《吴汉传》注引《东观记》曰：“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后汉书》卷18《陈俊传》载陈俊：“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后汉书》卷20《祭遵传》载：“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从这些功臣淡泊名利的思想倾向与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足”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除了功臣外，东汉时期还有不少人物深受“知足”之风的影响。他们清静寡欲、道德高尚、不慕荣名，并以自己的行为感化、教育周围的人。《后汉书》卷2l《任光传》载任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义行内修，不求名誉”；《后汉书》卷32《樊宏传》载樊宏同族曾孙樊准“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后汉书》卷39《淳于恭传》载：“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

四、结束语

老子“知足”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之一。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国家施政的指导思想，对汉代社会影响巨大。有汉一代，“知足”之风熏染甚盛，躬身践行老子思想尤其是老子“知足”思想者甚多。他们是思想的智者，行动的楷模。他们淡泊名利，视富贵、钱财等外在事物如浮云，追求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富有；在处世态度上，他们为人谦退，生活俭朴，与人为善。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和谐的人际关系圈，而且也影响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以古为鉴，我们应该积极学习汉代“知足”者的名利观念和处世态度，大力宣传“知足”思想，培育“知足”风尚，让越来越多的人正确领会并努力实践“知足”思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减少人与人之间因“不知足”而引起的种种矛盾与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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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清心寡欲的文章范文第3篇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清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两江总督，为晚清名重一时的权臣。他一生体质较弱，又“心血积亏太过”，却道德、军功、文章三不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独特的养生之道。其养生经，可以二、三、四、五简而约之。

二字和两事：曾国藩主张眠食有恒，有一整套顺应自然的养生观。他强调，治心以“广大”(襟怀开阔)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有病时要慎重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因为“药能活人，亦能害人。庸医活人者十之有三，害人者十之有七。”“药虽有利，害而随之，不可轻服。”他还强调每天要做好两件事，即“起得早，勤洗足”。他认为早起能振作精神，长此以往，对健康十分有利。入睡前用热水洗脚，好处多多：“春天洗足，升阳固脱；夏天洗足，暑湿可去；秋天洗足，肺润肠濡；冬天洗足，丹田温灼。”现代医学认为足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与全身有着密切关系，经常浴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特别是冬天，寒从足底起，用温水洗足，对防止寒气入侵，抵御感冒等发生，十分有益。

三节和三不：曾国藩将“节劳、节欲、节饮食”视为“保身之训”。即劳作不可过度，、物欲、名利欲要有所节制，不能放纵。他说：“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何况我气血素亏呢?”现今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寡思虑而已。他还说：“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若淡泊于名利，则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节食，即饮食要有节制，要有节律性，暴食暴饮或饥饱不均，都不可取。三不是“不要恼怒，不要忧虑，不要胸襟郁结”。因为恼怒、忧虑、郁结，均是不健康的心理，它可催人早衰。克服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对保持身心健康十分有益，若深知其理，并身体力行，才会对养生有利。

清心寡欲的文章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德经》 廉政 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以民为本 崇俭抑奢

一、《道德经》与廉政

《道德经》从问世之初便具有神秘色彩。春秋时期，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学识相当渊博，智慧超群，名著当时，但他述而不作，所以老子“见周之衰”西去，骑青牛至函关，被关令尹喜慕名留下。老子盛情难却，作《道德经》后而出函谷关，后人便不知所踪。从老子的职业身份来看，能跟老子经常打交道的人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比如帝王、侯王，官员。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在当时信息匮乏的背景下，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拥有着无人能比的优势资源，这些精英人物就治国理政、领导艺术等方面话题应该与老子进行对谈和探讨，《道德经》五千言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结和概括。历朝历代也把《道德经》看做是一部治国经典著作。历史上有八位皇帝给《道德经》做注，但只流传下来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皇帝的注本。《道德经》谈话对象涉及当时的统治者（帝王）、圣人、侯王，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廉政建设方面，这些思想具有跨越时代性。吸取《道德经》中的廉政智慧，对当今的反腐倡廉教育具有现实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廉”本义指堂屋的侧面，而房屋的侧面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此廉又被引申为正直、方正、有棱角的意思，后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行与活动，一种为政文化意识。老子《道德经》唯一一处直接提出“廉”的地方。《道德经》第58章提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廉而不刿”与前面的“方而不割”同义相释，意思就是有道之人方廉而不割刿（伤）他人的高尚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老子倡导“廉”的高尚人格，又提醒了人们注意“廉”伤人的一面。老子就认为有道的为政者其作为不会对人民构成逼迫。如何做到“廉而不刿”是廉作为一种为政文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道德经》中的廉政智慧

“道”作为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这个字在《道德经》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老子认为“道”是不仅无形而不可见的，而且它作用于万物时却表现了某种规律和特性。自然无为，致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柔弱，不争，居下，取后，慈，俭，朴等观念都是“道”所表现的基本特性。比如说《道德经》第32章提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因此，这些规律和特性可以作为政府行为的准则。《道德经》的廉政思想涉及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无为而治的施政观念、善等百姓的慈爱之心、清心寡欲的人生追求、知足不辱的行为原则、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等诸多方面。

（一）无为而治

第5章 提到天地是不偏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是不偏私的，任凭百姓自己发展。这是“自然无为”思想的阐述。天地的运行状态是“自然”的；人的活动状况也应该是“无为”的。“无为而治"就是要通过“无为”去达到“治”的目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第17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一章提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高明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顺乎自然、顺乎规律，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本分，百姓丝毫感觉不到有领导的压力，甚至感觉不到领导过程的存在，感觉不到领导者的存在。就是说无为而治最好的效果就是“天下大治而百姓不知”。类似还有“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治大国如烹小鲜”（第60章）。老子认为政府要实现“无为而治”，在社会管理中就要简政放权、清净少事，领导大国决不能政令繁苛，无事生事，应该让百姓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成，这样社会才会完善，才会和谐发展。

（二）以百姓心为心

在老子看来，为政者“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多次用“水”这样一个意象做譬喻，第7章以水作为比喻为政者应具有的品性。老子认为为政者和水一样，都本居于高位，而柔弱的水具有处下、不争、利物的特性。为政者也应该有不与百姓争利、善为百姓谋利、能处下的品行。因此，《道德经》第67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这里，老子提倡一种功成身退的品行，对百姓要有慈爱之心的官德。第66章：“圣上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在老子看来，为政者要百姓甘心受其领导，就要谨言慎行，在言语上弱小自己比如“自称孤、寡、不毂”，尊重百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摆好自己“自爱不自贵”的公仆位置，不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低调做官，居功不自傲，才能让老百姓放心，甘心接受其的领导，这样领导者的领导百姓的心愿也就达成了。

（三）清心寡欲、知足不辱

《道德经》第12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从色、声、味以及打猎、藏宝的角度说明过分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为物质所奴役，必然会丧失人之本性，沉迷于声色犬马，红灯酒绿，必然放松自我修养，长此以往，内心世界一片荒芜，为人为官原则一概抛弃，也就迷失了本性的根源，淡忘了身份和约束，做出身败名裂，误国误民的事情来。《道德经》第9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老子讲述了这样“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样一个道理，物质条件不可缺少，但是过度追求，却是有害。可见，一件事情已经到了合适的程度，就应该含藏收敛，若是恣意妄为，放纵贪欲，必定印发腐败，正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物极必反，过盛必衰，为欲望所牵制，必定失之更多，引来大祸。老子反对享乐主义、膨胀的物质欲望，提出为政者要知足知止，少私寡欲。《道德经》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见素抱朴即认识世界最单纯自然的东西，保持人类最原始真实的品行。如此这样，便能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各种荣誉、权力、职位、金钱等诱惑面前才不会迷失自我。

而真正做到无欲无求，实属难得，在此基础上，老子又提出“知足之足，常足矣。”他认为真正的富足是易满足得平实，是精神心灵的充盈。《道德经》第29章告诫官者：“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希望人们凡事要去除极端，去除奢侈，去除过度，老子的大道从简，就是简行、简居、简食、简衣，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不过分追求物质生活，崇尚淳朴自然，讲求内心的祥和安宁，由简及俭，由俭到清，从而达到廉的境界。奢侈浮华，一则心浮气躁，不能一心为公，二则铺排张扬，引起众人之怨，三则强取牟利，成为国之蛀虫。从而，为官者失信孤立，执政者必然根基不稳。简，不为繁复奢靡所累，心境必然超然脱俗，可见，从简则强， 因此无欲则刚。反观当今，不少阶下囚皆因浮华张扬引来怨声祸事，讲求奢华却囊中羞涩之时，就是滋生腐败之日，正如司马光所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廉政，应该从大道从简开始。

清心寡欲的文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清修、“心斋”、守静、“坐忘”、修炼、信念体系、“玄览”、“无为”、“道”

引言

盖一切优秀宗教学说之精髓要义在于提供人们一种至高妙完备的精神修炼学说，无不是在于用一切说教、启迪之方法，教人通过入静法门而达到极至的空灵、无为的中道至地。其中包含了至高妙完备的信念体系和方法论。这种至高妙完备的信念体系包括：信仰体系和观念、意识体系的总和。其中包括人们对宇宙本体的信仰、人们的道德伦理体系及人生价值意义体系所决定的宇宙观、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事实上，宗教乃是信念体系以及有关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观念意识体系的总和。真正优秀的宗教学说之精髓要义并非是神灵崇拜体系以及某种不可企及的超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这只不过是糟糕的宗教特征。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也是无限的，人类的理性、科学以及经验实证的方法在解决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凭借宗教也就是要凭借人类的信念体系和形而上学本体论才能真正构建起人类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家园。老庄学说的宗教精神内涵概述在信念体系方面，老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至为高妙完备的宇宙本体论的信仰、人世间的道德伦理体系及其人生价值意义体系所决定的宇宙观、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在宇宙观、自然本体论方面，老庄学说提出了“道”这一深邃精湛的，难以为语言描述的、只能通过玄览、观照、体悟的方式才能把握的宗教哲学的本体内涵。在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论方面，老庄学说倡导：“抱朴守拙”、“返朴归真”、“与世无争”、清心寡欲、清净无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思寡欲”①、“致虚极，守静笃”②，提出：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法、“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③进而倡导：“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无德之德乃为大德”（张大千语）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至高治本的原则，安贫乐道、安时处顺、逍遥自在、齐物我、齐万物、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寻求大解脱、大自在、大超然的大智慧和根本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至高妙完备的信念体系、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至高妙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佛学一样，老庄学说之精妙所在乃是一种向内深层次的开发智慧的一整套可操作性十分强的高深学说。它的向内深层次开发智慧的深度可达到唤醒基因层次的潜在的记忆、潜在的智能的程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老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至为高妙完备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方法论。老子提出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④这一论断中包含了至高妙的活的辩证法。并非消极退守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建立在类似于佛家性空缘起的至高妙的宇宙本体论（这里的“无”相当于性空的含义，这里的“有”相当于缘起的含义）上的大智慧，大方法。一切事物运化无不走向其反面，日中而移、月盈而亏、否极泰来，.....总之，天下事是无常是、理无常非，宇宙中没有常住不变的物和事，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并朝向其反面转化。这正是宇宙大道运化在用的方面所表现出的至理妙机。而宇宙大道运化的本质特征正好比水的运化，是以小制大、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的。

老庄学说虽然包含了至高妙的宗教精神，但是老子、庄子本人并没有刻意去创立什么教派，更没有去建立教会制度。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没有神灵崇拜体系、没有完整的教会制度就意味着没有宗教。这实在是对宗教精髓的极大的误解。真正高妙的宗教精髓并非主张建立迷信崇拜体系、也不主张一定要建立某种教会制度才能弘扬教义的精髓和主旨，更不主张建立排他性极强、具有强烈的门派观念的教会制度，在这里老庄学说和佛家的思想一样都是至为博大精深的。

庄子所倡导的修炼与养生的学说，比如“心斋”、“坐忘”之说是已经拔高到至高妙完备的宗教哲学的高度。已经不是普通人文学说层次的修炼与养生，这是庄子对老子学说的绝妙的补充。如果说《老子》一书是经典的经典，句句是纲领、字字是真经，那么《庄子》一书则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发展和补充。

老庄留下的文字十分少，特别是老子仅留下了五千言，庄子也只留下了三十三篇大约四万五千言，与汗牛充栋的佛经相比可称是少之又少。因而不能够在如此少的文字中涉及详尽的教义教条的内容，只能是简练精辟的纲领和要旨性的表述。伟大的宗教思想学说中包含着能够提供人们完备的信心体系以及心灵的自我慰籍、自我调节、自我激励的机制和智慧，不但包含了至高妙的，能在精神上超然于不可企及的无限和生发出高妙的超脱精神，能使人们产生深深的敬畏感和赞叹之心，不再自大和狂妄，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渺小和有限，未知世界的博大无垠，以及能给予人们化解烦恼、苦难的智慧和方法，更包含了宇宙的终极智慧和方法，包含了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的大解脱、大自在境地的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大智慧和至妙法门。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老子的“道”是超越了哲学思辨和形而上学本体论层次意义上的道，是宇宙万物自然的本原及其运化的根本智和根本法，是不能被人智（关于人智的有偏和残缺有限在后面将会有所论述）的思维和语言符号系统、逻辑概念所把握的，更不是往常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哲学意义

上的、被划定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或者是别的什么主义意义上的“道”。用人智的思维和语言符号系统、逻辑概念去认识、解读“道”，只能得到毛皮，甚至是误解的“道”，所以老子在《老子》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只能通过高妙的“玄览”、“玄通”、“禅观”、“妙觉”这一类的方式去领悟。而要想获得高妙的领悟能力，就必须通过修炼。老子的道如果要免强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即是：关于“缘起性空”、“因缘合和”、“色空”运化、宇宙大道运化的最根本的原理和法则。“道”的本性是“空”“无”，而“有”是道的“用”的显现。“道”在本原上是无形、无象的，但又充斥于宇宙之间，无所不在。“道”的本性虽然是“空”“无”，但其显现、运化的“用”的方式，则既可以是空相，也可以是实相。总之，既不能执着于其空相的“无”，也不能执着于其实相的“有”，即，既不能执着于是某种物质实体的实相，也不能执着于“既不能执着于其空相的‘无’，也不能执着于其实相的‘有’”，……，可见，语言的表述在这里已到了极限，陷入了不能表义的无谓循环。庄子的哲学也并非绝对的相对主义，庄子之所以提出一些看似偏颇、有些极端的例子，并引发出一些看似偏颇、有些极端的见解，这实在是为了启迪人心、开发心智，教会人们不要执相、不要我执，这种启迪心智的方法正类似于禅宗的参话头、悟禅机的妙法。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启迪人们不要执着，应当始终本着“物我两忘”、“齐物我、齐万物”的“明心见性”、不住色空、不落“有”“无”、圆融无碍的大智、妙觉去应物、处事和待己。老庄学说中一些重要的宗教哲学思想言论解读和辨析

有关“安时处顺”、“安贫乐道”、“随意而安”思想的辨析：一些人误解了宗教精神中的一些精粹，比如将“清心寡欲”、“心斋”、持戒、禁欲等思想简单化的视为不过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并认为是反人性反进步的糟粕。一些人误解宗教精粹的另一个要义：人们应当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应当寻求无为之境。将其视为是不鼓励奋进、阻碍社会进步，特别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糟粕，消极保守厌世的精神麻药和鸦片。事实上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简单化地去理解安平乐道、随遇而安，当然会陷入上述负面后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无为”会陷入懒散、缺乏创造和奋进精神……事实上真正的宗教精髓是极反对懒堕、反对不求上进的，佛学十分强调从事精进勤奋的修为实践，并将精进和勤勉列入八正道之中。

老庄学说中虽然没有神灵崇拜信仰，但有体系的至妙精髓、至完备的入静方法论。而虔诚的神灵信仰不过是一种入静修炼的至妙法门，老庄学说中虽然无教会制度，但是更看重类似于参禅悟道的修炼方式，即暗合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炼方法，倡导通过“致虚极，守静笃”⑤、“坐忘”的高度的正静定修炼而获得“玄览”“妙悟”的根本智、根本法，进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大自在、大解脱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合于道的至高妙境地。

完备的制度化的宗教具有劝世、劝善的目的和功能作用，老庄学说虽然没有提出类似于佛教和基督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天堂地狱之说，（这类学说从其本质功能来看是一种劝世的至妙方法，是为了构建一种教派学说的完整性，从而具备强大的解释学、劝世说的功能作用的妙法），但在劝世方面具有纲领性的精湛深邃的论述。比如清心寡欲、清净无为、与世无争……这是至为完备的最根本的劝世良言和修炼大法。有些学者还认为老庄学说的宗教精神中没有普渡、救世的内涵，仅有自修自渡，因而仅仅类似于小乘佛教的修炼。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上，老庄学说的宗教精神，阐述的是最根本、最精粹、最为博大精深的宗教教义，宗教精神中的普渡、救世说是建立在自度度他、自他觉觉基础上的。度他不是根本目的，度他是为了更好的自度。因为通过渡他，才能够放下自私偏狭的小我观念，才能去除我执。而去除我执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这一点正是佛教一切宗派（包括大乘佛教和于小乘佛教）最根本的宗旨和最本质、最重要的精髓所在。抓住了根本就抓住了一切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和精髓所在。在此以外，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之有所不同，仅仅只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各自有所侧重的不同而已，其间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好次不同。关于如何去除我执的大智慧和根本法，在老庄的学说中是阐述得至为深透、完备的。劝世、劝善是方法，但不是根本法，是宗教的浅层的功能作用，而至高至深层次的功能作用则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给出了至为高妙完备的通过宗教精髓要义所启迪的精进勤奋的不懈修炼，则能使每一个寻常的心灵变得超凡，远远超越凡俗人智的局限达到程度不等的大智慧、大解脱、大自在的境地。给出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开发人类这一生灵的无限可开发潜能和智慧的根本智和根本法。由此真正告知了人们什么才是人生意义的终极真谛和价值所在。能提供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修养方法、能找到好的精神心灵的慰籍的港湾的功能也只是宗教的浅层次的功能和作用，退守、隐居也只是修炼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之一，但不是根本法，而只是通过退守隐居获得排除外界干扰、清心寡欲、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也就是获得类似于佛教的息心净念、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的内炼修为的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根本的目的和方法还在于清静无为，在于通过至高妙的正静定、坐忘修炼而得道。清心寡欲、无为、齐物我、齐万物、物我两忘、息心净念、清净六根、持戒、行善布施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方法，是为了去除我执、妄念、人为的乱干预天道。有一句格言说得极好：“越是宁静的水面，越能映照出四围的景色和满天的繁星”。这是一句能够深刻揭示静能生智的机制和开发人类无限潜能的重要契机的妙言。老庄学说所倡导的少思寡欲的清心或“心斋”，“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返朴归真”正像是佛学所倡导的六根清净、息心净念、五蕴皆空、无挂无住的境界，“息心净念”、“致虚极，守静笃”就好比让人类的心性这一类似球形的灵性水面尽可能好的平静下来，变成一个灵性球形的明镜，也就是大圆镜智，从而能够全方位地映照出四围的景色和满天繁星，六根清净则意味着去除肉

身对人的障碍和不好的欲望和杂念，使人的心性重新获得空灵和明静。综上可见，老庄学说中已充分的蕴含着类似于佛教戒定慧学说的至高妙完备的言简意赅的宗教教义的纲领性内涵。

道家的无为也决不是提倡什么也不做和不为，这里的“无为”境界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其深层次内涵是绝不能逆道而为，指的是不要人为的去乱为、胡为，去干预自然大道，甚至不能用未经过很好入静修炼的常人乃至圣人之智去人为干预宇宙大道的运行。只有彻底领悟了什么是不合道的行为并善于放弃，才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达到随心所欲合于道的至高境地。透彻的领悟了“无为”的这一深层内涵后，就应当进一步明了所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返朴归真”的深邃内涵，从而通过高度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的正静定修炼而最终得道，如此便能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达到了随心所欲合于道，无所不能为的至地。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精髓要义。而随遇而安、安贫乐道这是一种人生寻求至高无上的超凡脱俗，至高的心灵大自在、大解脱的大智慧、大至理。老庄学说的出世退守的深层含义是：1、具有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小制大、四两拨千斤……的方法论策略的意义；2、提醒人们应当领悟到：不要总是以常人的思维行事，比如，以大制小、以强胜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这不是妙法，而是常人的拙法，凡事应当尽量追求四两拨千斤、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小制大、一把钥匙开多把锁……这才是妙法，要想获得这种妙法，必须通过正确的修道，得道之后一切妙法就会自然显现。而修道的纲领性要旨就必须是清心寡欲，清净身心，这就好比佛教的持戒所要达到的目的。

老子之所以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庄子之所以反对一味的追求淫巧、技艺，其深层次的内涵在于：人只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放弃小聪明，回到“致虚极，守静笃”的修炼中来，才能使自身超越十分有偏见、残缺不全的人智，而获得灵性妙觉、玄览的显现，智慧的提升。这正是去除人智局限、去除我执最根本的大法。老子是想让世人明了：由于人们放弃了追求清净无为、虚静定慧的合乎宇宙大道的本性，只注重了技能法术的开发，并将技能和法术用于追求无止境的物欲和虚荣的这种末性的满足。这样由于“世欲深者天机浅”⑥，因而人们将不断丧失自身本性中原有的“玄览”、“觉妙”、“灵悟”、“禅观”能力而离宇宙大道越来越遥远。最终很可能会被人类所不能驾驭的法术和技能毁灭。西方也有一句古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中蕴含着人们不要过分自以为自己是能思考的智慧生灵而得意。岂不知就是由于人类太偏爱思考（主要指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逻辑、理性思辨而玩弄思维游戏和概念游戏），以至于自误入思维障碍而不能自拔。这句话十分深刻的点明了人类智慧的有偏和残缺不全。因为人性本静，人只有在虚静、空灵中才能出大智慧，大妙觉。

但是世人很难清静、空灵起来，因为世人深受肉身的欲望、前世今生之业力、精神意识之我执，以及自以为是所形成的阻扰和障碍，这正是导致人类智慧的弊端和障碍的根源所在。正是由于人心中的我执和杂念，甚至七情六欲的干扰、障碍和蒙蔽，前世和今世的业障使得人类的心性已经板结和模式化，而灵性和至完备的妙觉的潜力却大大的丧失了。所以只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板结的模式中所具有的东西。即便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和超级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也莫不过如此。人类不可能借助它们就能观测到人类业已形成的认识体系之外的全新的事物，而只能看到观测到人类既定的认识体系之内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如此而已。人类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智能的残缺不全、偏狭蒙昧。人类不能再自以为是地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应当充分深刻地反省自身智能的弊端和缺陷及其根源。人类要想在智能上纠偏，去除弊端和缺陷，必须抛弃世俗的认识方法，自以为是的我执，回到佛陀和道家所倡导的息心净念、清净六根、淡泊虚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修炼中来。这也是人类要想超越自身局限，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境地的智慧之路。在这一有关宗教精神的精髓要义上面，老庄和佛陀是高度一致的。结语总之，老庄学说中包含了至高妙完备、博大精深、最根本的宗教哲学精神，这种精神是用极为简练的语言进行纲领性、旨要性的方式表述的。要想很好的解读老庄学说宗教精神的精髓要义，必须通过老庄学说所倡导的修炼方法，它有一条主线，那就是通过清修（即通过少思寡欲的清心或“心斋”，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返朴归真”以去除肉身和心性的贪欲和妄念、执念）方能够守静、“坐忘”“致虚极，守静笃”，进而能够深谙、彻悟“无为”——即真正明了如何才能不违天道行事、应物、待己，如何才能避免人为的乱干预宇宙自然大道的运化之要义，由此能达“无为而无不为”、随心所欲合于道的得道至地。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5月版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4、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