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之于西北范文第1篇

崆峒山：在蓟州城东北五里，一名翁同。旧传黄帝尝问道于崆峒山。上有府君庙，存焉。

在今蓟县东北五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蓟州：崆峒山，在州东北五里，相传黄帝问道处。又有螺山，在州南五里。《图经》：州西北三里有渔山，高百余丈，周五里。郡在此山之阳，故曰渔阳。下有渔水，即今州城南之龙池河也。

螺山：在蓟州城南五里。《魏志》渔阳有螺山，即此。

洪螺山的简称。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红螺■》：“《魏志》：渔阳有螺山，亦曰洪螺山，即红螺■也。在蓟州城南五里。”

象鼻山：在蓟州城东北二十里。

待考。

盘山：在蓟州城西北二十五里。山北数峰陡绝，一名盘龙山。绝顶有大石，摇之辄动。上有二龙潭，祈雨多应。下有潮井，又有泽钵泉。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蓟州：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盘龙山。《志》云：山高二千仞，周百余里，势磅礴而盘桓，因名。《图经》云：南距沧溟，西尽水，东放碣石。自远望之，层峦叠嶂，■律排空，真为雄胜。山北数峰林立如削，曰紫盖，曰宿猿，尤为奇特。其最高者曰上盘。上有二龙潭，下有潮井，又有泽钵泉。稍下者，曰中盘。东行十余里，蔚然深秀，怪石突起者为白岩。其南又有一小岭，陡绝难行，曰砂岭。高二百余仞，周六里，泉水沿石窦而下，为砂河，东流合遵化州之五里河。

桃花山：在蓟州城西南六十里。《魏志》渔阳有桃花山，即此。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要阳废县） 《魏志》县有桃花山，即今桃山。在蓟州西南，盖境相接也。

《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二，山川：桃花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多桃花，有清泉绕流其侧。又州东十八里，亦有桃花山，山有寺，寺旁为行宫。高宗纯皇帝有御制八景诗”。

又：清道光《蓟州志》载：“桃花山，在州东十八里，山有桃花，放时较他处独先，以此得名。山半有涤襟泉，纡曲流绕，碧澄可爱。有刹名桃花寺。东接皇陵五十里，为銮舆必经之路。乾隆十八年建行宫于山半。”

附：桃花寺位于蓟县渔阳镇桃花山上，占地近30亩，始建于唐，明万历十五年重修。清乾隆八年（1743），桃花寺奉敕重修，在寺旁建桃花寺行宫。行宫分东宫、西宫两部分，东宫为住所，西宫位于正殿西侧，仿照故宫而建，有正殿、配殿、朝房等几十间房子。乾隆御书匾额“清净法界”、“云外香台”、“忠贯人天”悬挂寺内。桃花寺行宫有乾隆御题八景，即：涌晴雪、小九叠、吟晴簌、坐霄汉、云外赏、涤襟泉、点笔石、绣云壁。桃花寺行宫于民国间被毁，现存基址。

甘泉山：在蓟州城西北七十里。山下有泉极甘美，因名。绝顶有石，其状类犬，故又名石獒山。

在今蓟县西北。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蓟州：甘泉山在“州西北七十里。山下有泉，极甘美，因名。一名石獒山”。

大通河：旧名通惠河。水自玉河而出，绕都城东南经大通桥流至高丽庄[1]入白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顺天府：大通河在府城东南。《元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水利，欲导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引一亩泉、玉泉诸水，经瓮八泊，至西水门入都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共一百六十四里有奇。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泄。从之。二十九年，开大通河。明年成。亦曰通惠河。自是都民免陆挽之劳，公私便利。欧阳玄曰：通惠河首导昌平、白浮之水，次循太行西山之麓，会诸山之流，为七里泊。东流入都城西水门，汇积水潭，又东傍宫墙环大内之左，合金水河东折而南，出都城南水门。经大通桥，东流至通州城西北永通桥，又东会于白河。是也。

《河漕考》：元时，通惠河筑堰，起白浮村，至青龙桥，长五十余里，以障诸水入都城。前朝永乐四年，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命发军民修治。五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请以时修治。今并湮废。又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元人开运河，总计百六十里，置闸坝二十四所。然通州以西，虽有庆丰、文明、会川等闸，皆河流浅淤。而积水潭在禁城北，漕舟既集，亦无停泊之所。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人所得专，故通惠河几废。嘉靖六年，始浚大通桥至通州城北之石坝，凡四十里。地势高下四丈，修庆丰上下二闸，平津上中下三闸，又东为普济闸以蓄水。造剥船，制布囊盛米，递相转输，以达都中。军民称便，俗谓之里漕河。

卢沟河：在府西南。本桑乾河，又名漯河，俗称浑河，亦曰小黄河，以浊流故也。其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经太行山入宛平县境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其一流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经固安，至武清县小直沽与卫河合流入于海。

又名桑乾河。即三国、两晋时期之漯水。隋唐时期称桑干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顺天府：卢沟河，府西南四十里。自保安州流经西山中，东南出，地势平而土脉疏，最易冲决。有刘师堰，魏刘靖所筑，后废。又东南为白狼窝口，旧筑堤于此，袤百六十馀丈，曰固安堤。又东分二流，入通州及良乡县界。

清河：源自昌平县西南一亩泉。经燕丹村东南合榆河。

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南。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六：清河“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亩泉，经燕丹村东南，合榆河下流为沙河，经顺义会白河”。

官河：源出昌平县一亩泉，分为二流。一曰官河，流入宛平合高粱河；一曰双塔河（今北沙河），经双塔店入榆河。

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南温榆河。

榆河：源自昌平县月儿弯，一名温榆河。下流为沙河，经顺义会白河。

属海河水系，今名温榆河。明清时期，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段河道，所以又名北运河。其水东南流经香河、武清二县，至天津丁字沽，与卫河即南运河合流，东入海河，由直沽注于海。

七渡河：一名黄颁水，源自顺义县黄颁峪，流经三河县界入白河。在今河北省三河市西北。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三河县：七渡河，在县西北。一名黄颁水。源自顺义县黄颁峪，流经县界，下流于白河。

新河：在县西，一名河。自芦沟水分流至县界，析而为三。其一径东入白河；其一为新庄河南流至武清县界；其一为黄沤河东注马家庄飞放泊[4]。

在今北京市通州东南四十里县镇南。

《清一统志》顺天府二：“旧志，自卢沟流至县西，析而为三，正流为河，东入白河。其一为新庄河，在城南二十五里，南流入武清界，即凤河也。其一为黄沤河东注马家庄飞放泊。”

清光绪《通州志》卷一：“旧志云：水绕城郭故名。在州南县西二十五里……今考县护城河多淤，河之名亦废。”

又：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乌桓蹋顿所开运河。《水经・濡水注》：“自雍奴县承鲍丘水，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分蹋顿与洵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大致自盐关口分鲍丘水（今潮河）东出，横绝庚水（今州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沂水）、清水（今清河）等，东注濡水（今滦河）。大致经宝坻县、河北省玉田、丰南、唐山、滦南、滦县等市区县。与平虏、泉州两渠形成一条由北折东的运输渠道。

潮河：在宝坻县东，一名白龙港。源自梨河、河、鲍丘河。至宝坻三叉口合流为粮河入于海。又密云县东南有潮河，下流至顺义县界合白河。

即蓟运河。在今宝坻县东。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宝坻县：潮河，县东二十里，一名白龙港。其上源一自遵化州之梨河，一自三河县之河、鲍丘河，至县界三叉口合流，亦曰粮运河，东南入于海。

白龙港州南七十里。亦曰白龙江。绕桃花山下，河、沽河诸水皆汇焉，入宝坻县界，亦名潮河，以河通潮汐也。 《志》云：州城北有金泉河，平地泉涌，流为马申河。

胡良河：源自房山，经涿州东北入琉璃河。《金史》作湖梁河。

即古垣河。源于今北京市房山区，流入河北涿州市北，又东南合拒马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涿州：“胡良河在州东北二十里。源出房山县大安山东麓，流入州境，有南与挟河合，流入良乡县界，注入琉璃河。”

挟河：在房山县东南。源出中院谷，流至涿州与胡良河合。

亦作侠河。在今河北涿州市西北。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涿州：挟河，州西北二十里。

《清一统志》：自房山县流入州界，与胡良河合，入于琉璃河。一名挟活河。汤有光曰：涿水源从大同得胜堡虏地界入，至老班沟，一入涞水县，一入涿州，沙水俱活，东西不定，故谓之挟活水。又谓之圣水。经督亢亭及州南一带，至新城县，皆是涿水下流。北魏刺史卢文伟修为陂，以资灌溉，民享其利。亦名巨马河。《水经注》：巨马水经督亢泽，北屈汇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谓之白沟水。

巨马河：旧在霸州治北。源自卢沟河流经州境东合界河。今徙流州治南会霸水河，至直沽入于海。

又名涞水，明代始称拒马河。

玉带河：在保定县北，东流入会通河。

在今河北省中部，自博野经司口浚治，至雄州归信县界，以导淀泺积潦，注之易河。

《明史》地理志：霸州保定县：“玉带河在北，东流入会通河。西南有磁河，东南与玉带河合。”

《清一统志》河间府一：玉带河“在肃宁县东，即唐河下流。旧自蠡县流入，与河间县界接界，又东北接任丘县界，为镜河。……旧志：博野县滋、沙、唐三水，由铁灯竿口注洋东、五千二淀，东北流入肃宁县境，为中堡河，在县东三十里。又东分为玉带河，在县东三十五里。又经河间县西门外，北入任丘县界，为镜河，至县南三里，会莲花泊，又北环城为壕，至县东北会五龙潭。又东北会于五官淀”。东北入永定河。

黄叉河：在大城县东北八十里，源自交河，分流至县境，入三角淀。

康熙《天津卫志》卷之一，形胜：黄叉河，在大城县东北八十里，源自交河，分流至县境入三角淀，由直沽入海。

磁河：源自安州聚九河之水，至雄县为瓦济河，至保定县为磁河入直沽。

磁河属大清河水系，发源于河北省灵寿县西北端的驼梁东麓，流至灵寿的中霍营后，开始成为灵寿与行唐的界河，后入正定县西北隅。由正定、新乐交界处的闵镇开始，该河改称木刀沟。木刀沟继续东流成为新乐、藁城的界河。后入无极，经由深泽段家庄东北出境，入保定地区安国县。据旧志：木刀沟新乐县闵镇之闵泉“泉涌地骤出，势甚猛，高于水一尺许”。久经淤塞。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大城县：磁河在县西。《一统志》：源自保定府安州，聚九河之水，至雄县为瓦济河，至保定县为磁河，东南流入文安县界。《志》云：县东北自路疃村起，直抵西营、唐头等村，计长四十里。其南为文安县界，北则霸州也。议者谓决霸州之堤，以疏水性，而筑大堤于南，以卫文安，则畿南十数州，皆可免于水患。

金泉河：在蓟州城北，地泉涌出为马申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蓟州：《志》云：州城北有金泉河，平地泉涌，流为马申河。

龙池河：在蓟州城南，一名渔水。源自卢儿岭口，流合黎河经玉田县入白龙港。

一名渔水。在今蓟县南半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蓟州：龙池河“源自州北卢而岭口流入，南合遵化县之梨河”。

《清一统志》顺天府一：龙池河“源出州北之鹅台，下潴为鹅湖，南流经州西南，又东南入沽河”。

梨河：在遵化县西南，水出栾阳县境与汤池河合。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玉田县：梨河在县东二十里。自遵化州南流经县境，又南入宝坻县界，县东境诸水多流入焉。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遵化县：梨河在州西南。源出县北山谷中。旧《志》云：出滦州界，流入县境。县西北有汤河，出鲇鱼口。又有清水河，出道沟峪，俱流合焉。经玉田县，入宝坻县界，合于潮河。明建文三年，辽东兵围遵化燕兵，败之于清水寺桥。桥盖在清水河上。

周村河：在平谷县西与马庄河、独乐河、小碾河、乡泰河合入于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平谷县：县西十里有周村河，源出口外，下流入洳河。

《畿辅通志》卷二十一，顺天府：“周村河在平谷县西十里源出口外，南流入河”。今汝河，在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周村南。

沽水：一名东潞水。《水经》：源自塞外丹花岭，合九泉水，南迳安乐故城西南，与螺山之水合为西潞水。又南迳狐奴故城西，与鲍丘水合为东潞河。

《汉书地理志》：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水经注》：沽水出山，径渔阳县故城西，而南径安乐县故城东，俗谓之西潞水也。西南流径狐奴山西，又南径狐奴县故城西，又南左会鲍丘水，世所谓东潞也。沽水又南径潞县，为有潞，名潞河也。又东南径泉州县故城东，又东南合清河，今无水。清、淇、漳、洹、、易、涞、濡、沽、滹沦，同归于海。故《经》曰派河尾也。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蓟州：沽河，州南五里。自阳河以西，水以东，诸水皆入焉。其下流经新开河，至直沽，达于海。漕运溯流而上，直抵城南。《通典》渔阳有鲍丘水，又名潞水，即沽水矣。后汉兴平二年，幽州牧刘虞为公孙瓒所杀，虞从事鲜于辅等合兵攻瓒，破瓒于鲍丘水。《水经注》：鲍丘水从塞外来，南过渔阳县东，即鲜于辅等破瓒处。一名东潞水。今在通州东者，曰西潞水。在蓟州南者，为东潞水。下流皆合于宝坻县，亦兼有鲍丘水之名。李贤曰：今海滨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开，相去才十里。天顺初，开河通潮，以便蓟州漕运，此二水也。

《畿辅通志》卷二十一，川：白河，古沽水也，亦曰潞河。源出宣化府赤城县，流经口外入密云县之石塘岭关，过密云县西，又南径怀柔县东，又南径顺义县东，又南径通州北，又屈径其东南，又径香河县西南，折而东南入武清县界，又东南达天津府之三岔河由直沽入海。

芹城水：源自昌平县界芹城下，西南流直蔺沟入榆河。

在今北京市昌平县东北。

《水经・余水注》：芹城水“出北山，南径芹城，东南流注余水”。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昌平州：《志》云，芹城在州东三十里，有桥，桥下即芹城水，今为戍守处。其水西南流至蔺沟入榆河。

《畿辅通志》卷二十一，川：芹城水在昌平州东北四十里。

盐沟水：在良乡县南。源自龙门口，东南流与广阳水合。

即古福禄水。一名阎沟河。今北京房山区东北哑巴河。源于北京市丰台区龙门口，东南流经房山区，于良乡镇东入小清河。

《旧五代史・晋书・赵德钧传》：“唐长兴三年（932），‘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即此”。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良乡县：阎沟河在县南。源出县西北龙门关口，东南流合于广阳水。《五代史》：契丹数抄卢龙诸州境，涿州运粮入幽州，彼辄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唐长兴三年，赵德钧镇卢龙，城阎沟而戍之，因移良乡县治焉，自此粮运稍通。《一统志》谓之盐沟水。

广阳水：出房山县北公村，经良乡东广阳故城下，南流与盐沟水合，入桑乾河。

即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东小清河，自良乡镇流入拒马河。

《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广阳水注之。水出小广阳西山，东经广阳县故城北，又东福禄水注焉。水出西山东，南径广阳县故城南，东入广阳水，乱流东南至阳乡县右注圣水。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良乡县：广阳水在县东。源出房山县北三十里之公村，经广阳故城下，南流与盐沟水合，注于桑乾河。

《清一统志》顺天府二：《旧志》广阳河，一名义河，源出房山县东北公村，东南流入良乡镇。归入圣水。自卢沟南却决，遂东注桑干河。

注释：

[1] 今北京市丰台区境内。

[2] 良乡县：永乐元年（1403），隶属顺天府。清因之。1914年，隶属京兆地方。1928年，隶属河北省。解放后，于1958年划归北京市，撤消良乡县建制，与房山县合并，称周口店区，后改为房山县。今为房山区。

南之于西北范文第2篇

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魏晋以后的南北朝、隋唐时期，都兰在中西交流上的地位，一直是很重要的。公元一世纪末，我们北方匈奴民族统治集团南北分裂，鲜卑乘势南下。三世纪末，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四世纪就居住在青海，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吐谷浑政权，都兰遂为吐谷浑所控制，成为吐谷浑统治的腹心地带。唐初，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一部分吐谷浑归属吐蕃，从此以后，都兰遂为吐蕃所控制。“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都兰地区的繁荣。都兰唐墓中出土的许多珍贵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丝绸之路”中转站的繁盛景象，也是中西交通线上往返频繁的证物。丝织品中大量蜀锦的发现尤为珍贵，为我们探索以益州为起点西入鄯善、且末的中西交通路线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吐谷浑之路

通过今青海境内的吐谷浑，西入鄯善、且末的路线，文献中记载简略，一般只记起点、终点和“中通吐谷浑”，被称为“河南道”。这一条路线为近现代学者所重视。吴景敖先生《西陲史地考证》①，黄文弼先生《古楼兰国历史及其中西交通上之地位》②，夏鼐先生《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撒珊朝银币》③，唐长孺先生《南北朝间西域与南朝的路陆交通》④，冯汉镰先生《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⑤，以及法国人沙畹《宋云行笔记》⑥等，都曾论及此路。而上述几位先生的论点也略有不同之处。今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对此线的考证做些补充。

南北朝时期，北朝、南朝各自有西通之路。北朝通西域的道路有两条：北线，即通过河西走廊、过敦煌，出玉门、阳关进入西域；南线，即上述几位先生重点考证的，经过吐谷浑的路线，其主要依据是《洛阳伽兰记》卷五中征引的《宋云行记》。综合史料记载及几位先生的考证，这条路线应是：洛阳天水赤岭吐谷浑城（都兰）柴达木盆地南缘冷湖茫崖油砂湖阿尔金山的噶斯口鄯善⑦。

唐长孺先生认为高僧昙无竭也走的是这条路线。北朝的西通路线皆需经秦陇，进入河西始分南北两路。北路南朝人是不能利用的。南朝应当有直接通过吐谷浑入西域抵漠北的路线，但由于这一路线的记载更少，一般不为人们所提及。唐长孺先生文中曾提及在今青海境内的若干点。现根据一些史料及南北朝以后的一些道路资料试对南朝西通之路做一推论。

从四川进入吐谷浑界内，然后西通鄯善也有南北两路。

⒈ 北线：

巴郡岩垫江（今嘉陵江）北上宕渠晋寿仇池（或白水）西倾山大非川（青海湖南沿），然后与北朝南线西段（在吐谷浑境内）汇合鄯善。

《北史》卷96《吐谷浑》“阿豺兼并氏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升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僚曰：‘此水东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国入河水也？’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始号垫江，至巴蜀入江，度广陵入于海。’”嘉陵江岸多有城镇居民聚居地，较繁华。沿此江，尤其是晋寿、仇池一带还常有军事活动。《南齐书》卷59《氐》：“建元元年……使道宝步出魏兴，分军口垫江，俱会晋寿。……三年，文弘遣从子后起进居白水，白水居晋寿上流，西接涪界，东带益路，北连阴平、茄芦，为形盛亡地。”《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五月，裴方明等至汉中，与刘真道等分兵攻武兴、下辩、白水、皆取之。方明与（符）弘祖战于浊水，大破之。……（杨）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守阴平，……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擒虎，送逮建康斩之，仇池平，……（廿年春正月）将军姜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仇池。”从晋寿达仇池或达白水，即向西折，过西倾山到达青海湖东岸。从此北上则临魏界关防，南下西行可沿大非川至吐谷浑城（都兰）与北朝南线西段汇合。南朝一些求发僧人可能就是沿汇北而西行，刘宋时法鲜“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即底与阗”⑧。此线可以避开河西战乱，北朝关防，但其中仇池有附北朝的氏人势力，与南朝常多战事，其地易手于几种势力之间，对负有使命的南朝、西域、吐谷浑、柔然等政权的使臣来说，就不是一条十分理想安全的道路。

⒉南线东段：

益州沿岷江而上茂纹龙涸（松潘）。

《南齐书》卷59《河南氐羌传》：“鲜卑慕容庶兄吐谷浑为氐王。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梁书》卷54《诸夷》：“其地（吐谷浑）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南史》卷79《夷貊下西戎》：“天监十三年，（吐谷浑）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浑即上陇，出罕 、西零，今之西平郡，罕 ，今罕县。自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之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遂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以上史料告诉我们两个地点：益州、龙涸，又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即在当时益州与吐谷浑有着较直接、便利、频繁的往来。龙涸城是吐谷浑南界大城，而一般大城多为道路汇集之处。龙涸东邻岷江，沿江而下便可直达益州。冯汉镰先生曾用唐代及唐以后的史料考订了松潘以南的若干地点⑨。其中茂纹，唐代没桃关。此地曾多次出土南朝纪年佛造像，比如齐永明元年石雕坐佛⑩。可以推断，茂纹远在设关之前就已是中西交通上的一个重要集散点。龙涸之西又与下述南线西段相接。

以往出四川西行的路线一般是：北出剑门或阴平，经汉中到天水，然后西行。南北对峙之际，此路被切断，西行只有开辟从四川西部直通吐谷浑的路线。上述两线即是溯河而上，今天也有路通。

⒊南线西段：

龙涸积石山河源白兰（今都兰至格尔木一带）今茫崖阿尔金山噶斯口鄯善⑾。这段路线，魏晋南北朝有关文献中的记录甚为简略，但可以与唐初李靖、侯君集攻击吐谷浑的路线相印证。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九年》：“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李靖）中分其军分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兵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粮。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之于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五月，追击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李靖督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穷其西境。……侯君集等进星宿川，至柏海，还于李靖军合。”《旧唐书》卷67《李靖传》记：“（贞观）九年，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我师，退保达非川。”唐军的路线是这样的：李靖、侯君集等伏俟附近分兵两路，李靖一路相对侯君集一路来说是北道，即沿青海湖南侧（大非川、曼头上）北上追至青海湖东侧，东北部（牛心山），然后南下追击吐谷浑残部，越积石山，经河源，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出阿尔金山山口至且末。侯君集一路从伏俟城直接南下，战于乌海，至柏海西测的星宿川，此处即可与李靖相汇合。李靖的路线相当于南北朝时：伏俟城大非川曼头上积石山今扎陵湖河源白兰今茫崖今阿尔金山山口。《魏书》卷101《吐谷浑》：“（太延二年）世祖拜吒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折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上，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北魏攻击吐谷浑的路线实于李靖的进军路线大抵相当，但记载甚略。从积石山经柏海南侧至河源，然后折返北线的白兰，达阿尔金山山口。将南线东、西两段连接起来，就完成了从益州到西域的吐谷浑之路，此线穿吐谷浑腹心之地，是相当安全的一条道路。

吐谷浑之路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军事冲突在大江南北，南朝不但恢复中原无望，而且长期处于被打地位。汉人政权在对付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时，往往采取远交近攻，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使其在牵制敌对者。伺机反攻。《宋书》卷96《索虏传》记北魏太武帝与宋文帝书云：“彼往日北画芮芮，西连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太武帝的一番指责确实道破了南朝的既定战略。这种战略常使北朝处于两面受敌，难以措施的窘境。《魏书》卷35《崔浩传》：“（太宗欲攻刘裕，崔浩谏）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今蠕蠕内寇，民食之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

吐谷浑之路不仅使南朝得以通好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而且是北通柔然的唯一道路，虽曲折遥远，却安全可靠。《南齐书》卷59《芮芮虏》：升明三年，太祖辅政，遣骁将军王洪范使芮芮，期共伐魏虏。王洪范的路线据《资治通签》卷129载是“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南齐书》卷59还记“芮芮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南齐书》卷15《州郡志》：“（益州）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齐书》卷59《河南传》：“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遣王世武衔金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从益州出发，经吐谷浑之路北通柔然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柔然、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朝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常遣使贡献文物，上表请联合共攻北朝，这些在文献中均有记载，兹不一一列举。以往人们多只注意到这条道路的文化、商业意义，而不注意此路对南朝在政治上有扩大影响，宣扬国威，在军事上有联合西、北少数民族军事力量牵制北朝的重要意义。吐谷浑之路绝不仅仅是一条求法之路、商贾之路。从地理位置上看，属于南朝的两条吐谷浑之路大概有一定的分工。北线较少险阻而平坦，多人烟多水草，但有些路段接近北朝，比较危险，僧人、商人多经此线。南线则较险远，多山泽；但远离北朝，可能是一条朝聘使节之路。

吐谷浑之路对南朝来说是一条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路，对于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条汉化的道路。西北少数民族为南朝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所吸引，与南朝较好。《北史》卷96《吐谷浑》中记其首领阿豺表示：“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于是“遣使通宋，献其方物。宋少帝封为浇公。”北朝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以与南朝争正朔，其目的看来不仅是为了稳固中原地区的局面，而且也是为了争取周围政权的承认和倾附。吐谷浑之路的存在为南朝的西向扩大影响打开了一个缺口，而造成对北朝政治、军事上的威胁。

面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敌视，北朝不得不常与其兵戎相见。北魏在平城以北设置了一系列的军镇，驻守大批军队以对付柔然的不断南下侵扰。《魏书》卷35《崔浩传》记神龟二年北魏曾大举攻柔然，追杀至邪山而返。查有关史料，公元443、470、492年北魏也都曾大举攻击柔然。吐谷浑同时受南北朝的封号，但主要是与南朝通好，《资治通鉴》中记载，北魏与吐谷浑在公元445、450、460、470、491年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只有在北魏分裂，内乱兴起时战争才一度停止，但在北魏统一北方后，576年又重新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吐谷浑同样以北朝为大敌，《南齐书》卷59《河南氐羌传》记吐谷浑在东北一线设防以御北朝：“大戌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

北朝对柔然、吐谷浑的战争，不仅仅是对不友好近邻的攻击，从战略上讲，也是为了打开及保护其河西之路，防范来自南北的夹击，同时还为了侵扰甚至截断南朝的西行之路，打破南朝的合围战略。439年北魏灭掉与刘宋结好的河西北凉诅渠氏政权，开始致力于河西道的畅通，连年用兵，继续打击退保敦煌、鄯善的诅渠余部。443年北魏掌握了敦煌，445年据有鄯善，而直到542年才尽有鄯善且末。《洛阳伽兰记》5记宋云途径于阗时看到“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三年’、‘延昌二年’”。北魏的势力已深入到西域。但尽管如此，北魏仍常受到柔然和吐谷浑的袭扰，河西一带并不巩固。《北史》卷97《西域》：“太延中……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通鉴》卷133《苍梧王无微二年（474年）秋七月・癸巳条》：“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击破之。尚书奏：‘敦煌僻远，介居西、北强寇之间，（胡注：西，谓吐谷浑;北，柔然也。）恐不能自固，请内徒就凉州’，群臣集议，皆以为然。”唐长孺先生对河西常发生战事，致使北朝西行求法之人避开敦煌，绕走青海走西域有详考，此不赘述。频繁的战争反映了西行之路的激烈争夺。

柔然，吐谷浑还处于较盛之际，北朝居中原而三敌压境，一般难以一举击败西北两敌。因此，北朝要想突破这一合围牵制圈就必须首先打破南朝与西、北的联盟，而捷径便是拿下益州，切断三者赖以联络的吐谷浑之路。益州凭险而守，易守难攻，又与东、西往来接应，北朝虽攻夺不遗余力，但始终未能得手。《通鉴》卷146《梁记二》“（天监六年，九月）甲子，魏开斜谷旧道。（胡注：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复开旧道）”514年魏大举攻益州，516年攻取东益州。但直到552年萧纪在蜀称帝，东下攻梁，才给了西魏一个机会。《周书》卷21《尉迟迥传》：“梁元帝大惧，乃移书请救，又请伐蜀。太祖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此一举’”。553年尉迟迥攻陷益州，从此，史籍中不见西域、梁陈、吐谷浑等与梁陈使节来往的记载。宇文泰为统一南方，策划并取得了这关键性的一仗，合围被打破了，加上新的军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突厥的兴起），整个局势有了重大的变化。隋承继了宇文泰所奠定的基础，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大业。

唐宋时期吐谷浑之路的沿用

根据上述李靖经牛心堆等处追击慕容伏允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这条交通路线在唐代是畅通的。在唐五代时，从西蜀至西域的途径，仍然沿用了这条吐谷浑之路。《元和郡县志》卷32：“（茂州纹川县）故桃关，在县南八十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惟此一路。”就是到了北宋时，经西宁和柴达木盆地而抵达西域的路线，仍然是一条商业往来的要道。《宋史吐蕃 厮传》：“厮居鄯州，西有临谷城（今青海西宁附近），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尝考厮在鄯州称雄的时候，也就是西夏李元昊占领“河西走廊”的时候，而且与西夏李元昊互为仇，数有战役。故当时从“高昌诸国”来鄯州贸易的商人，自不能取道敦煌、甘州一线，因而说明从鄯州至高昌诸国的道路，沿用了吐谷浑之路，一定是沿着柴达木盆地行走的。

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从唐初灭吐谷浑后，这一条路线在唐代便衰落不振，似乎已不复成为贸易通道。都兰出土的北朝至盛唐时期的蜀锦，使这一观点得到了纠正。说明从南北朝迄北宋这一漫长的时间内，这一条路线一直使用，并成为交通要道。今日都兰地区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其地位的重要在当时绝不亚于河西走廊。

这次都兰新发现的古代蜀锦，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四川地区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中原人民和边远少数民族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汉地中原人民和边远少族人民之间的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吴景敖吴竟稿：《西陲史地考证》

2见《史学集刊》5期。《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见《考古学专刊》甲钟第4号。夏鼐著，考古学论文集。

4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

5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6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禹贡》4期第1卷。

7黄文弼先生考宋云路线为“……则宋云所经行，必自洛阳，经陕西西北行，过天水、陇西，上西倾山，西北绕青海之西，至都兰”。夏鼐先生考为“他的路程可能由柴达木盆地北行度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入今日新疆。宋云也可以由西宁经柴达木盆地的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诺羌”。

8见《高僧传》卷13《释法献传》

9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10宿白：《〈大金西京式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南之于西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初盛唐诗歌　战争战役　空间分布　焦点区域

初盛唐(618-765)诗歌中有大量对战争战役的描写，这些战争战役的空间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既有四境边塞上的外战，也有广阔腹地上的内战。本文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先大致勾勒出战争战役空间分布的总体面貌，再由初盛唐权力中心的变迁出发描绘战争战役焦点区域的时代转移轨迹。

一、战争战役的空间分布

“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都、廓、迭、洮、岷、扶、柘、维、静、悉、翼、松、当、戎、茂、寓、姚、播、黔、艟、容为边州”，据此我们将初盛唐诗歌中战争战役的空间分布范围大致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即东北(主要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朝鲜半岛中北部等地)、北疆(主要包括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蒙古高原等地)、西域(主要包括今新疆、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中亚东部等地)、南疆(主要包括今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巴蜀(主要包括今四川、重庆等地)、关中(主要包括今关中平原、汉中盆地等地)、晋洛(主要包括今山西中南部、河南等地)、冀鲁(主要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荆湘(主要包括今湖北、湖南等地)、江淮(主要包括今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江南(主要包括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其中前五个区域主要是边地，多外战；后六个区域主要是内地，多内战。

初盛唐诗歌中可大致判明名称与性质的战争战役分布状况。按照战争战役数量多少排列，十一个区域的顺序为晋洛(29次)、冀鲁(22次)、关中(16次)、北疆(15次)、西域(15次)、江淮(14次)、江南(14次)、荆湘(12次)、东北(9次)、南疆(7次)、巴蜀(3次)。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初盛唐诗歌中的战争战役在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内地面积小于边地，内战数量多于外战。就空间范围而言，边地远大于内地，边地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公里)为内地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的三倍以上，初盛唐描写外战的诗歌也占战争诗歌总数的六成以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就战争数量而言，初盛唐诗歌中的外战有52次，内战却有62次，边战数量只有内战数量的八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三个因素相关：一是较之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资源贫乏的边地，内地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资源丰富，故内地争夺更加频繁、激烈，中唐之前我国历史上的大战、名战多发生在内地，如长平之战、巨鹿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二是内地多为王朝主要统治区，范围相对固定，地理与行政区划细致，郡县、城乡、山水等多有明确称谓，战争发生地被细化分布；边地多为王朝边缘统治区，稳定性不足，范围不固定，领土常旋得旋失，屡有盈缩，地理与行政区划相对粗略，许多地方称谓不一、不定乃至无明确称呼，战争发生地被简化分布。三是相对路途遥远、风俗迥异、环境恶劣甚至带有一定危险性的边地，唐前期诗人对路途较近、风俗相似、环境优美并更加安全的内地接触较多，故内战数量多于外战。

(二)外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多于东方。就南北而言，北方外战明显多于南方，初盛唐诗歌中东北、北疆、西域战争共计39次，战争诗歌共计266首；而南疆、巴蜀战争只有10次，战争诗歌49首。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从夏商周三代到安史之乱前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重心所在，周秦汉隋唐等统一王朝的都城也都位于北方，而北方也是外族侵袭的主要方向，故沿长城一线延伸的东北、北疆、西域等地为战争频繁的边防重地；而南方开放较晚，中唐之前其经济力量、政治地位、文化影响等不如北方。处于相对边缘位置，边防力量也相对薄弱。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军力强大，进攻性强，常南下掠夺侵略，匈奴、突厥等统一外族更是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北方外族甚至能灭亡西晋等中原王朝而南方少数民族军力相对薄弱。进攻性不强，长期未形成统一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不大，因此南方边战远少于北方。就东西而言，西方则多于东方，初盛唐诗歌中西域战争诗歌多达91首，东北战争诗歌只有21首，这主要由于周秦汉隋唐等中原王朝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都城多位于关中长安附近，偏于我国西部，常面临距离较近的西方外族直接威胁，故边防力量较强，边战较多；东方距都城较远，外族对统治中心的直接威胁较小，边战较少。

(三)内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与东方相当。就南北言(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内战多于南方，初盛唐诗歌中关中、晋洛、冀鲁战争共计68次@；而荆湘、江南、巴蜀战争只有29次。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1)中唐之前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重心，人口众多，文化发达，得之可进卷全国，失之则偏安难求，合之可一图四方，分之可割据一隅，因而争夺激烈，战争频繁。(2)初盛唐四方诗人多集中于长安、洛阳等北方都市，内地活动范围也以北方为主，文士北上应科举、求仕进、迁官职等，都是正常情况下的长期选择；而南下或为猎奇漫游，或为失意贬谪，或为避祸逃难，多为非正常情况下的短期选择，如杜甫闻官军收蓟北即做归北计“剑外忽传收蓟北……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因而唐前期诗人对北方的接触较南方为多，诗歌中的北方内战多于南方。就东西而言(以太行山、大别山为界)，西方内战与东方相当，初盛唐诗歌中关中、晋洛、荆湘、巴蜀战争共计59次；冀鲁、江淮、江南共计51次。这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内地东方与西方均开发较早，经济发达，战争频繁，如北方关中、冀鲁等东西部地区早在周代便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而巴蜀、江南等东西部地区则是秦汉之后南方区域经济重心所在，因而西汉刘邦可据西方关中而统一全国，东汉刘秀可据东方河北而统一全国。二是内地东西方交通较南北方便利。水路有长江、黄河等河流相通，陆路少秦岭等 山川阻碍，初盛唐诗人对内地东西方均有较多接触，诗歌中的东西方内战次数相当。

(四)重视战略枢纽地区。初盛唐战争诗歌中一些地点曾被多次提及，如阴山、辽水、天山、潼关、洛阳等。这些地点不独为诗歌意象，也多为战略枢纽所在，按照方位及性质不同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边疆战略枢纽地区，这些地区多以山水为界，以关城为防，是抵御外族的前线，如东北的辽水(王宏《从军行》、常建《吊王将军墓》等)、燕山(虞世南《从军行・其二》、骆宾王《边夜有怀》等)、北疆的阴山(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万齐融《仗剑行》等)、雁门(卢照邻《战城南》、王昌龄《塞上曲》等)、西域的天山(李白《战城南》、杨师道《陇头水》等)、玉门(刘希夷《从军行》、虞世南《出塞》等)、西南的松州(杜甫《黄草》、杜甫《警急》等)、南疆的泸水(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高适《李云南征蛮诗》等)。

二是内地战略枢纽地区，又可细分为三类：(1)东西对抗的战争枢纽地区，即关(山)东与关(山)西势力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多集中在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抵南阳，北伸河东，楚汉战争、唐夏成皋之战、安史之乱等均曾以此为主战场，写这一区域战争的初盛唐诗歌有王《咏汉高祖》、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十二》等。(2)南北对抗的战略枢纽地区，即江(淮)南与江(淮)北势力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多集中在黄河长江之间，东至淮河流域，中达汉江流域，西抵秦岭地区，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等均曾以此为主战场，写这一区域战争的初盛唐诗歌有孙逖《丹阳行》、李白《赤壁歌送别》、李白《送张遥之寿阳幕府》、杜甫《八阵图》。(3)地区战略枢纽，它们是除上述两类以外的各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或边界地带，如关中长安、江南建业、冀南邺城、晋冀之间的太行山等，写这些地区战争的初盛唐诗歌有李白《北上行》、杜甫《留花门》、杜甫《释闷》、吴筠《建业怀古》等。

二、焦点区域的时代转移

初盛唐时期权力中心大致经历了关中本位――京洛轴心――地方分立的转变。关中本位阶段指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唐廷中央军力及政治权威强大。以长安为中枢核心，关陇集团为主要统治支柱，“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团体之后裔也。”京洛轴心阶段指高宗后期、武周、中宗、睿宗及玄宗时期，唐廷中央军力及政治权威依旧较强，以长安、洛阳为中枢核心，关东、江左等区域人士跻身统治中心，关陇集团失去昔日独尊地位，“自武璺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地方分立阶段指肃宗时期与代宗初期，唐廷中央军力及政治权威衰弱，权力分散到地方，初现藩镇分立及割据之端倪。

初盛唐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的转移与权力中心的变迁基本相应，也大致经历了关中本位――京洛轴心――地方分立的转变。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618―670)主要有唐初统一战争、漠北平东突厥、薛延陀之战、西北平吐谷浑、西突厥之战、东北平高丽、百济之战等。这一时期唐廷通过内外征战以关中一隅并吞四方，迅速恢复隋朝旧域并进而开疆拓土，内足以靖叛乱，外足以制侵犯，且有余力经营四方，战争胜多败少，屡败强敌，控制区域和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武功显赫，威慑四方。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为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如李世民《经破薛举战地》、李靖《舞剑歌》、《薛将军歌》、《高昌童谣》等。高宗后期、武周、中宗、睿宗及玄宗时期(670-755)主要有平定徐敬业、唐宗室起兵之战、镇压江南、岭南等地民众反抗之战、漠北与后突厥之战、西北与吐蕃、突骑施、大食之战、东北与契丹、奚、渤海之战、西南与南诏之战等。这一时期唐朝内可以靖叛乱，而外渐不足以制侵犯，少有余力经营四方，战争胜败参半，疆域屡有盈缩，能够基本维护内地安全。保有前期边疆扩张的主要成果，武功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威势尚存。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在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之外，叉增加了晋洛及拱卫关东的东北，如李隆基《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而赋诗》、张九龄《奉和圣制幸晋阳宫》、李白《幽州胡马客歌》、王翰《凉州词・其一》、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肃宗时期与代宗初期(755-765)，主要有平定安史叛乱之战、平定永王李磷起兵之战、平定刘展等军阀之战、平定浙东、皖南等地民众反抗之战、西北与吐蕃、回纥之战、西南与南诏之战等。这一时期唐朝内不足以靖叛乱、外不足以制侵犯，战争败多胜少，唐朝直接控制区域大减，边疆失去了大量前期扩张领土，内地也开始出现藩镇分立及割据端倪。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扩散分布各地，内地关中、晋洛、江南、江淮、冀鲁等成为战争多发地，而之前边地北疆、西域、东北等战争多发地则少有涉及，如李白《送张遥之寿阳幕府》、杜甫《石壕吏》、张巡《守睢阳作》、刘长卿《奉送贺若郎中贼退后之杭州》皇甫冉《和袁郎中破贼后经剡中山水》等。

结语

由上可知初盛唐(618-765)诗歌中的战争战役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内地面积小于边地，内战数量多于外战。(二)外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多于东方。(三)内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与东方相当。(四)重视边疆及内地战略枢纽地区。初盛唐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的转移与权力中心的变迁基本相应，也大致经历了关中本位――京洛轴心――地方分立的转变。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为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高宗后期、武周、中宗、睿宗及玄宗时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在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外，又增加了晋洛及拱卫关东的东北；肃宗时期与代宗初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扩散分布各地，内地关中、晋洛、江南、江淮、冀鲁等成为战争多发地，而之前边地北疆、西域、东北等战争多发地则少有涉及。

参考文献：

①这种区分只是大致倾向，而不是绝对界限，实际上边地也有内战，内地也有外战，但数量较少。

②如唐玄宗时期的范阳、平卢、朔方、安西、河东、陇右、河西、北庭等节度使均位于北方，南方只有军力相对薄弱的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

南之于西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极昼地区太阳视运动赤道日出日落南北回归线太阳高度

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也是对于地球有着及其特殊意义的天体。太阳高度和太阳方位的时空变化，特别是太阳的日出日落方位的时空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某些自然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有很大影响，同时高中地理对于相关知识的考察，是一个让考生望而生畏的难点。

一、不同区域太阳方位和太阳高度的变化

1.极昼区

在春分以后，太阳直射点进入北半球，北极点开始出现极昼现象，而且随着直射点的北移，极昼范围逐渐扩大，夏至6月22日前后达到最大，即北极圈以内整个出现了极昼现象；夏至以后到秋分之间，极昼范围又从北极圈缩小到北极点。极昼现象发生时，一天24小时太阳都位于地平圈以上，整个的太阳周日视运动，我们都是可见的。北极圈以内某地刚好出现极昼时，该点即位于极昼区的最低纬度，太阳在地方时0点从正北地平线上日出，此时太阳高度为0°。而后每个小时向东移15°同时太阳高度增大，如地方时2点，太阳方位是北偏东30°，地方时6点，则位于正东；再向南移，每个小时移动15°，如地方时10点，太阳方位是东南方向，确切的说南偏东30°，12点则位于正南方向，此时太阳高度也达到了一天中的最大值。而后，太阳在逐渐西移，高度减小，18点位于正西，18点至4点之间，太阳北移，24点日落于正北方。

南极圈以内发生极昼时，直射点一定是位于南半球的，时间是秋分以后，到第二年春分之前，极昼现象也是先出现在南极点上，在向南极圈逐渐扩大，而后在缩小到南极点上。南极圈以内极昼时，太阳方位与北极地区有一定的区别，表现为地方时0点时，太阳位于正南，高度为一天中的最低值，而后东移，6点到12点向北移，太阳高度增大，12点太阳正北天空，太阳高度最大。而后向西移和向北移，太阳高度减小，零点时太阳高度最小，太阳方位由位于正北方向了。只要有极昼发生，该地的地方时0点的太阳高度都是等于或大于0°的，有趣的是，极昼区最低纬度的太阳高度为零度，随着纬度升高，0时的太阳高度是逐渐增加的，其数值恰好为该地与极昼区最低纬度的纬度差值。在极昼区各纬度，0时的最小太阳高度与12时的最大太阳高度之和永远等于当日直射点纬度的2倍。

极点发生极昼时，太阳高度在一天内的数值是不变化的，等于该日直射点纬度的大小，太阳视运动轨迹平行于地平圈。不同的是，北极点极昼时，太阳方位在任意时刻都位于正南方，南极点极昼时观测太阳方位在正北。

极昼区极点极昼区最低纬度极昼区其他纬度

2非直射也非极昼极夜区地区的太阳方位及高度的变化

在北半球的夏半年，直射点位于北半球，全球除去极昼极夜的地区，日出都是位于东北方向，日落均位于西北。因为随纬度升高，昼夜长短的变化幅度都在变大，所以北半球的夏半年，北半球纬度升高白昼渐长，直到变成极昼，南半球则随纬度升高白昼渐短，直到变成极夜。白昼越长，日出越早，日出方位自东向北的偏角越大，例如某地地方时2点日出偏角为北偏东30度，此时北半球的直射点以北的非极昼区全天太阳方位的变化是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西北日落。其中太阳于地方时6点位于正东高于地平线一定的高度上，12时在正南方上中天，18时位于正西与6时的太阳高度相同的地方。这个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地平圈以上部分为一个优弧。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是日出时为0°，日出至当地正午一直增大，正午至日落时刻太阳高度减小，日落时刻为0°。

北半球的夏半年，南半球纬度越高昼越短，日出越晚，太阳的日出方位也是自东向北的偏角增大，地方时7点日出，则日出偏角为东偏北15°，日落时则为地方时17点，方位角是西偏北15°，一天中太阳方位的变化是东北-正北-西北，视运动轨迹在地平圈以上的部分为一个劣弧。太阳的高度角整体偏低，但是大小变化同样是日出到正午由0度增大到一天中的最大值，正午到日落时刻太阳高度再逐渐减小到0°。

南半球的夏半年，直射点位于南半球，全球除去极昼极夜区都日出东南方向，日落西南。南半球的直射点以南极昼区以北之间的区域，视运动轨迹为东南-正东-东北-正北-西北-正西-西南，太阳视运动轨迹位于地平圈以上的是一个优弧，太阳方位角度变化也是15°每小时，6点之前日出时太阳在东南，6点至12点之间的六个小时，太阳从正东到正北，18点时，太阳又到正西了。北半球这段时间处于冬半年，昼短夜长，视运动轨迹为东南-正南-西南，地平圈以上为一个劣弧。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不变，上午增大，下午递减。

春秋二分这两天，太阳直射点位于赤道，全球各地区昼夜均等，日出于正东，日落于正西，北半球的视运动轨迹为正东-正北-正西，南半球为正东-正北-正西，所有视运动轨迹位于地平圈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是相等的，是圆周的一半。

3、直射区域的太阳方位及太阳高度的变化

春秋二分，太阳直射点位于赤道，赤道的太阳方位的变化规律是正东-天顶-正西，太阳高度从6点日出时的0度变到正午时刻的90°，又减小为18点时刻的0°，应该说这是太阳高度变化速度最大的一种情况。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北回归线的太阳方位的变化情况是东北-天顶-西北，太阳高度从6点之前日出时刻的0°增大到12时的90°，到18点以后日落时刻又减小为0°。

冬至时的直射点南回归线的情况，与以上不同的是，太阳方位东南-天顶-西南。太阳高度与夏至的北回归线相似。

4、直射点与赤道之间的区域太阳方位及太阳高度的变化

夏至，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的区域，太阳方位的变化情况是东北-正北-西北，而这时太阳视运动轨迹地平圈以上部分为一个优弧；冬至，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的区域，太阳方位是有东南-正南-西南，同样地平圈以上的太阳视运动轨迹也是一个优弧。如右图，表示的是夏至北回归线与赤道之间区域的太阳视运动图。

二、相关太阳方位太阳高度的经典高考及模拟试题解析

【2009年天津文综5】科考队员在北极点附近某处一天中不同时刻拍摄了太阳照片。观察照片（图3），回答第5题。

5.太阳位于a所指位置时，拍摄者看到的太阳方位和他所在地的地方时分别是

A.正北0：00B.正北12：00C.正南0：00D.正南12：00

解析：因为该地区位于北极点附近，一天中不同时刻都可以见到太阳，推断正值极昼，a点是一天中太阳高度最低时刻，应该为日出日落，根据极昼区太阳方位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北极圈以内极昼时，正北日出正北日落，地方时0：00故选A

【2012青岛二中文综模拟】2012年3月8日，拍摄者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努拉伯平原看到，日落的位置刚好在某直线铁路的两根铁轨间（如图所示）.据悉，每年只有两天会出现这种现象，据此完成3—4题：

3.该铁路线的走向为

A.东西走向B.东南——西北走向

C.南北走向D.东北——西南走向

解析：2012年3月8日，直射点位于南半球，据全球非极昼区太阳日出日落方位变化规律，日出东南，日落西南，故选D

-【2012年安徽文综】图11为我省平原地区某中学的操场和行道树示意图（晴天8：00前后，东操场大部分被行道树的树荫覆盖）。完成30-31题。30.为充分利用树荫遮阳，6月某日16：00-16：45该校某班同学上体育课的最佳场地是

A.①B.②C.③D.④

[解析]据太阳方位的判读规律，6月某日16时左右，太阳位于南偏西位置，因此树荫位于树的东北，见下右图，②处部分树荫，①处树荫面积最大，是上体育课的最佳场地。

三、太阳方位和太阳高度变化规律的应用

1、观察太阳方位，可以帮助我们在野外判定方向

例如，夏季我们登上了泰山的日观峰，看到了泰山日出，此时地方时为5：00，则日出方位是东偏北15°，如右图所示，据此建立坐标就能判断各个方向。

此外，如果我们借助一块手表，可以利用太阳方位确定出正南方向。具体方法是，将手表平放，手表此时的时针对准太阳所在的方向，手表上的这一时针和12时时针之间的角分线即为正南方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方法只适合在北回归线以北使用，若是南回归线以南，将12点处对准太阳所在方向，时针与12点的中央即指向北方。

2、在房屋建设时，需考虑所在地区的太阳方位及高度的变化

首先，房屋需要良好的采光条件，采光良好的住宅可以节约能源，使人心情舒畅，便于住宅内部各使用功能的布置，否则将会长期生活在昏暗之中，依靠人工照明，对人的身心健康十分不利。房屋能否有良好的采光，就要求房屋设计和建设者太阳方位的变化规律。

可参考下表来判断住宅朝向以及是否具备良好的日照。

建筑物朝向日照有效时间

正南向9：00-15：00

南偏东1-15度9：00-15：00

南偏东16-30度9：00-14：00

南偏东31-45度9：00-13：00

南偏东46-60度9：00-12：00

南偏东61-75度9：00-11：00

南偏东76-90度9：00-10：00

其次，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楼房间最短距离的确定。任何地区的正午太阳高度，都是冬至最低。因此当地的楼房间距，应该大于或等于其靠近低纬度一侧的楼房的冬至影长。

3、太阳方位对农业的影响

南之于西北范文第5篇

一、因聚居马姓人而名

钱文忠教授认为“今天马姓作为中国的大姓，主要分布在北方。”北京地处北方，又是数百年，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自然聚居了许多马姓人，特别是马姓名人。姓马的人一多，其所居街巷，自然要带个马字。

如左安门外有马家村，永定门外有马家堡。马家堡是北京西南郊一个有名的大村镇，清代中期曾是北京西南郊的交通要道。出入北京的人都在这里喝水、吃饭、歇脚。清末，一度是京汉铁路的始发站——马家堡车站。因此马家堡从原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发展成一千多户的大集镇，日益繁华起来。京汉铁路原叫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由于卢沟桥距北京较远，进出北京不方便，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卢沟桥向东修铁路至马家堡。现在马家堡村西还残存着一段铁路的路基和车站的痕迹。民国初年，铁路改线进城，马家堡车站即废止。今永定门外仍有马家堡路。

又如马家胡同，德胜门外有东马家胡同、西马家胡同，德胜门内也有马家胡同（又称马家大院）。此外，还有两处马家井，一处在前门外，一处在东郊。以及马家头条、马家二条，民国属内四区，今属西城区，称六合头条、六合二条；马家楼胡同，民国属内五区，东通地安门大街，今已无存。

以马姓名人冠名的胡同至少有三处：一为马大人胡同。在中国美术馆东北侧。为东西走向，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北与道湾胡同、南阳胡同相通。长约半公里。此胡同明代属仁寿坊，称马定大人胡同。清代属正白旗，乾隆时称马家胡同，宣统时称马大人胡同。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育群胡同。

二为马将军胡同。位于交道口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北剪子巷，西止交道口南大街，中与文丞相胡同相交。明代属教忠坊，称马将军胡同，因曾有一姓马的将军居住而名。清代属镶黄旗，民国属内三区，今属东城区。1965年改称东旺胡同。

三为马状元胡同。位于西城区厂桥地区西北部，东西走向，东起护仓胡同，西至新街口南大街。清初称麻状元胡同，因清顺治壬辰科满榜首选状元麻勒吉居住此地而得名。后麻勒吉改名马中骥，麻状元遂称马状元，胡同亦改称马状元胡同，俗称状元街。1965年改称群力胡同。

二、因官署名中有马而名

1.以兵马司命名的街巷。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语，可见粮与草，兵与马关系密切。明永乐二年（1404）设北京兵马指挥司，定都北京后分设（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为正六品衙门。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四人、吏目一人，负责治安、火禁及疏理沟渠街道等事，承担今公安局之某些职责。明代兵马司隶属兵部。清代兵马司隶属都察院。据说，兵马司初设时，街区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之或须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救火、巡夜，清廉为政，不取分文。但是到后来日久弊生，始而捕盗，继而讳盗，终且取资于盗，同盗合污，不得人心。光绪十六年（1890）有大臣向皇帝禀奏，“京城地面捕务不力，请饬整顿”。光绪二十七年（1901）撤销五城兵马司，成立工巡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撤销工巡局，成立巡警部。北京设置警察总厅和内外城警察厅。此为北京警察设置之始。

兵马司机构虽然撤销，却被冠名京城街巷：其一是北兵马司胡同，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南有支巷通东棉花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北城兵马司，胡同因此得名。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兵马司胡同，宣统时称北兵马司。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交道口南六条。“”中改称路四条，后复称交道口南六条。1979年称北兵马司。1981年称北兵马司胡同。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官邸在此，1949年后曾为交通部。

其二是大佛寺东街（东城区）。该街为两条街合并而成。其东西向一段，明朝属仁寿坊，称中城兵马司。清朝属正白旗，称兵马司胡同。民国称南兵马司。1949年后沿称。南北一段，明朝时已形成街，但名称无考。清朝属正白旗，光绪时称大佛寺后街。民国时称大佛寺东街。1965年将两段合并，因地处大佛寺东侧，改称大佛寺东街。“”中一度改称高产街，后恢复原名。

其三是兵马司胡同，位于西城区丰盛地区东北部。东西走向，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明代称西城兵马司，亦称兵马司胡同，因西城兵马司衙署在内，故名。1965年将沙井胡同并入改称兵马司胡同。

2.以驸马府命名的街巷。驸马，原本官职。汉武帝时始置驸马都尉，驸即副，驸马都尉，掌副车之马。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以帝婿身份授官驸马都尉，后又有晋代杜预娶晋宣帝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司马昭（文帝）之女常山公主，都授驸马都尉。此后，帝婿照例都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驸马遂为帝婿专称。

今二龙路地区东南有一石驸马大街。民国时属内二区，东西走向。东通宣武门大街，西通笔管胡同。该街历史久远，明代即称石驸马街，因明宣宗顺德公主驸马石（景）府第在此而名。清代以南沟沿（今佟麟阁路）为界，分称东、西石驸马大街。西界原至闹市口中街，1969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更名新文化街。民国时，有石驸马后宅，属内二区，东通南沟沿，西通罗圈胡同。明代《宛署杂记》称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城全图》称后闸。清宣统年间称石驸马后宅，亦简称后宅胡同。1965年更名为文华胡同。24号院为故居，1984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因与马的饲养、交易、用品有关而名

1.以马厂命名的街巷。其一，小马厂路。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辖域的东北部。北起莲花池东路，向南东折至手帕口北街。小马厂原称马厂，元代以来，为驯马、放马的场所，清代八旗子弟常在此赛车赛马。马厂因临近白云观而繁华，白云观迤西的地方成为人们拴马、驴等牲口的地方而称马厂。1912年后商人在此辟建跑马场，经营赛马盈利，始称小马厂，后渐衰微。小马厂民国时属西郊，东通平绥路，西通双贝子坟东墙根，南通第一监狱后身。上世纪50年代相继在此兴建大批民宅，一改旧日荒凉景象。1965年将此地域分别命名为小马厂路、小马厂一至四巷、小马厂南里、小马厂西里。

其二，前马厂胡同和后马厂胡同。分别位于新街口地区的东南部和东北部。明代统称马厂胡同。清代成为南北两条胡同，南侧的胡同称前马家厂，俗称前马厂；北侧的胡同称后马家厂，俗称后马厂。民国时，属内五区。1965年，这两条胡同分别并入了附近的小胡同后，定名前马厂胡同和后马厂胡同。

其三，马匹厂。民国时，属内一区，地处崇文门内，东通钱局后身，南通盔甲厂，北通苏州巷下坡。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北京站，今已无存。

除马厂外，养马的地方还有马圈，以致留下诸多称马圈的街巷。

一为今东城区广渠门内的观马胡同，其名称即与马圈有关。观马胡同，北起广渠门内大街，南至延庆街，长约三百米。此处清代名观马圈，乾隆十三年（1748）称“官马圈”，系正蓝旗兵养官马的地方。清乾隆《京城全图》记载：这里原是“兵部马圈”。《京师坊巷志稿》载为“刘家马圈”。这里养的马是皇帝每年冬至祭天、春季祭神时，专为太监乘骑用。圈里一年有十个月是空圈，每年快到冬至时，马圈的马官派人去塞外买马。经过驯养应付冬至祭天和春季祭神的差事后，就把马卖掉。不管马圈是否有马，马圈的官吏都要按月领马料，按规定人数领马夫的俸银。民国沿称。1965年改称观马胡同。现北部已拆除。

二为今广渠门外的马圈，《北平指南》记载：民国时属南郊，西通城根，南通渠（渠为广渠门之简称）外大街，北通黄带子墓。

三为今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南侧的辛安里。辛安里，呈南北走向，北端曲折。西起地安门东大街，南止方砖厂胡同，全长约五百米。辛安里，清宣统时称马圈。民国三十六年（1947）称辛安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辛寺胡同部分并入辛安里。

四为民国时属内六区的马圈胡同，此胡同在东安门内，南通骑河楼，北通银闸，清代属皇城。因此地为乾隆时御马监养马之地，故名。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小椿树胡同并入，改称骑河楼北巷。

此外，还有称马馆的街巷。民国时，马馆属内二区，地处西单一带，北通南安里。1965年，马馆并入南安里。

2.以马市命名的街巷。近年出版的《北京胡同志》仅载骡马市大街，但据《北平指南》载：京城马市有多处。

一为今骡马市大街，民国时此地马市与骡马市并称，属外二区，位于宣武门外，东接虎坊桥大街，西接菜市口。该地因明代的骡马交易市场而称骡马市大街。清初废此地骡马交易市场，街名延续前称，历经民国至今。

二为马市桥，民国时与羊市大街并称，在内四区（今属西城区），东通西四牌楼，西接阜成门大街。

三为马市大街，民国时有两条马市大街，一在内三区（今属东城区），安定门内，其南接王府大街，北接大佛寺东街；一在内四区（今属西城区），其东通黄城根，西通西四牌楼。

3.以马的身体、马具命名的街巷。马的神韵在马尾和马蹄，故京城多以马尾巴、马蹄命名街巷。最为著名的是马尾巴斜街，民国时属内五区，位于地安门外，南通东不压桥，北通药王巷。此地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马尾胡同，宣统时称马尾巴斜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改称东不压桥东胡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河沿、口袋胡同并入，改称东不压桥胡同。另有马尾巴胡同两处，民国时一处称南慕义胡同，属内一区，在东单附近，南通南官场胡同，北通三条；另一处称北慕义胡同，属内四区，在东四附近，南通椿树胡同，北通灯市口。此处明代属澄清坊，清代属镶白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马尾巴胡同并入柏树胡同。此外，还有马蹄胡同，民国属北郊区，东通东后街，西通德外大街。因形似马蹄得名，1965年改称华岩五条，1981年并入张家大院。今已拆除，建成德隆小区9号院。

马具中的马杓、马掌最为人们熟悉，也被冠名京城街巷。《北平指南》载：京城有三个马杓胡同、一个马掌胡同。

第一处马杓胡同，在今东直门北大街西侧，民国时属内三区，该胡同东通北水关，西通安南营，南通羊管胡同。清朝该胡同属镶黄旗，即称马杓胡同。因胡同呈南北走向，南端曲折，形状似马杓而得名。1965年将马杓胡同北段改称北马杓胡同，南段改称南马杓胡同。“”中一度改称红梅胡同，后恢复原名。该胡同现已拆除。

第二处马杓胡同，民国时属内四区，在阜成门内的王府仓胡同内。此胡同因位于小水车胡同之南，1965年更名为南水车胡同。因地处金融街在建区，胡同已拆除。

第三处马杓胡同，民国时属内五区，在安定门内的前圆恩寺内。今已无存。

以马身体某些部位，如马尾巴、马蹄命名街巷，其中最多的是马尾巴，有马尾胡同、马尾巴斜街、马尾沟等。

今东城区东不压桥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马尾胡同，宣统时称马尾巴斜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称东不压桥东胡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河沿、口袋胡同并入，改称东不压桥胡同。

《北平指南》载：民国年间有马尾巴胡同，在内一区东单附近，该胡同南通南官场胡同，北通三条。1965年马尾巴胡同并入柏树胡同。

《北平指南》载：民国年间有“马尾沟：西郊，平外，东通北礼士路，西接小老爷庙”。这里的“平外”是平则门外的简称，即今阜成门。其实这马尾沟距今二环路不远，当年却称西郊，可见当年北京之小，城外之荒凉。如今马尾沟虽已无存，却在北礼士路有马尾沟邮政所，说明马尾沟这一地名曾存在。

四、因马神庙而名

《三字经》中有“马牛羊鸡犬豕”之语，“豕”即猪。马牛羊鸡犬猪，人称六畜。六畜皆入12生肖，但马以其高大而俊美，温驯而骠悍，稳健而快捷，能挽车犁田，能驮重涉险，能驰骋疆场，受到人们的喜爱。更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交通往来、抵御外侮，都离不开它，而成为六畜之首。而马为人们喜爱的程度之高，更表现在修建马神庙，供奉和祭祀马神上。京城多处建有马神庙，不少街巷以马神庙冠名。《北平指南》中记载有四处马神庙、一处小马神庙、一处大马神庙、一处北马神庙。

1.四处马神庙分别为：内二区一个，在前门内，东通石碑胡同，西通铜井大院。此即今之南文昌胡同，位于西长安街地区南部。东西弯曲走向，东起石碑胡同，西端南折至东绒线胡同。全长334米，均宽5米。清代称马神庙，以庙得名。8号为马神庙旧址，今大殿尚存，已为民居。1965年因其北有东、西文昌胡同而更名为南文昌胡同。

内六区一个，在东安门内，景山东。此即今之沙滩后街，清代属皇城，称马神庙街。民国时称景山东街。1949年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老胡同并入，改称沙滩后街。55号、59号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1990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内四区一个，在西直门内，蒋养房路南。

外三区一个，在广渠门内大街路北。

2.小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外二区，在前门外，东通煤市街，西通给孤寺东夹道。清时称小马神庙，因巷内有小马神庙（又称“六馆祠”）而得名。原庙只有北房一间，已不存。巷名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改称培智胡同。

3.大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外二区，在前门外，东通煤市街，西通给孤寺东夹道。明时称马神庙街，属正西坊。清时称大马神庙，因巷内有明万历年间建造的马神庙而得名。巷名沿用至解放后，并有大马神庙头条、二条、三条与之相通。1965年将大马神庙头条、二条、三条并入，改称培英胡同。

4.北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南郊，在广安门外，南通关廂，北通天宁寺。此处多坟茔和菜园。上世纪50年代，一些工厂宿舍相继建此，形成里巷，遂名新居东里、新居西里。

至于赫赫有名的茶叶一条街——马连道，在《北平指南》一书中，只有“马连湾：西郊，树村汎”寥寥八个字。“汎”同“泛”，可见当年这里之荒凉。如今，马连湾已称马连道，成为广安门外近一平方公里地域的总称。东起莲花河岸，西至湾子街，北起马连道北街，南至魏墙村。该地域原系沼泽地、苇塘和几处零星村落，小道旁多生长马蔺草，转音得名，自清末人们习称马连道。上世纪50年代相继在此兴建大型仓库、厂房、民宅。由于马连道一名著称，故将一批新兴起的路、街、巷、里都冠名马连道。改革开放后这里形成京城著名的茶叶一条街。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