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攻略范文第1篇

终于在2013 年清明节这一天，与几位影友相约，驱车来到了这座陇上名城。

车在城门外停好，大家依次下车后均被深深憾动了，这座建立在戈壁之上的孤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苍凉、古朴。

远处的寿鹿山巍巍耸立，残存的古城墙见证着当年的征尘。他经历了400多年的沧桑和岁月的洗刷，静静地依偎在祁连山脚下。它与风雨、戈壁、荒漠、砾石、飞尘相伴，保存到现在，整个城池巍然屹立。除了有部分城墙残缺外，整体面貌保存完整。

永泰古城，修筑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明政府为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而修建。建成后即成为军事要塞。整个城墙由黄土夯筑而成。周长1717米，墙高12米，城基厚6米，占地面积318亩。整座城平面呈椭圆形，城门向南开，外筑甬门，外门叫“永宁门”，内门叫“永泰门”，门稍偏西，形似。四面筑有瓮城，形似龟爪。城北有五座烽火台渐次远去，形似龟尾。城周有护城河，宽约6米，深1～2.5米。整个城池形状酷似乌龟，故名“龟城”。

永泰城现在的行政区划为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永泰堡村。城内目前居住着74户人家，420多口人。

虽然已经是4月初了，但古城的四周依旧是枯黄一片，干涸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生机。一阵大风过后，黄土卷起的烟尘弥漫在田野里，目光所到之处都是纵横交错、干渴的黄土山丘。在那里，茫茫原野上已经很难见到树木，触目可及的是无边的荒芜和悲壮。

城内有房屋建筑，有连通各个城门的街道，有隐埋在地下的独立的供水系统。这些都是完备的军事屏障和防御工事最基本的条件。

据史料载，当年古城内有驻军2000多人，兵营、练兵场、火药场、武器库、草料场、马场等一应俱全。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4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城南北两侧分别指向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如此完备的设计，堪称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故龟城在明、清两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远处沿途依稀可见一些土墩台，据说这样的土墩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沿途共有72个，这是明、清时期用于防范的信息台（当地人称为烽火台），如果发现有敌入侵，便从永泰城的第一个烽火台点火，依次传递，很快就将信号传入兰州。

因为今天是清明节，也是永泰古城规模宏大、一年一次的城隍爷出府巡城的民间祭拜活动。每到清明这一天，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除进行完家族的扫墓外，更重要的就是参加这一年一次的城隍爷巡城仪式。

一大早，城内到处旗幡迎风招展，人来人往。妇女们大都在庙内的厨房中忙碌着，孩子们在一起乱哄哄地嬉闹。参加巡城的男子们早已穿好行头等候着号令。

古城内的城隍庙烟火缭绕，经过虔诚的烧香、奏乐、念祭文等形式的祭拜，祈祷着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亨通。城隍庙内的戏台上的秦腔曲调高亢嘹亮，让人听了荡气回肠。

城隍爷巡城是整个活动的高潮，隍爷出行时穿着皇服，乘坐八抬銮驾。众道士敲锣打鼓，吹奏唢呐，长长的队伍彩旗飘扬，行走于400多年的古城之中。振聋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城隍爷稳坐在大上面目威严，浩浩荡荡巡视着这座城池，也给古老的城堡增添了无限的神秘色彩。

城隍庙攻略范文第2篇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一：吴苑饼家（延平路）

几乎所有的上海点心这里都有，蟹壳黄更是特色，因其形圆色黄似蟹壳而得名。蟹壳黄是用油酥加酵面作坯，先制成扁圆形小饼，外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此饼味美咸甜适口，皮酥香脆。有人写诗赞它“未见饼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蟹壳黄的馅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甜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品种。他家的东西品质稳定，实惠又好吃，是吃早饭的好去处。

推荐菜式：蟹壳黄，萝卜丝饼，生煎，小馄饨，黄豆骨头汤，黄桥烧饼，鲜肉酥饼，小笼

所在地区：上海市静安同乐坊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二：鲜得来排骨年糕（云南南路店）

老字号的小吃店，最出名的自然是排骨年糕了，排骨年糕是上海一种经济实惠、独具风味的小吃，已有50多年历史，是将面粉、菱粉、五香粉、鸡蛋放在一起搅成浸裹在排骨表面，放入油中氽熟。这种排骨色泽金黄，表面酥脆，肉质鲜嫩。与此同时，将松江大米与红酱油、排骨一起加上甜面酱，浇上辣椒酱即可。入口糯中发香，略有甜辣味，鲜嫩适口。他家的单、双档味道也不错，自家炸的油面筋，很传统，总之，偶尔想起来时，会去怀旧一把。

推荐菜式：排骨年糕，双档，小馄饨，炸鹌鹑，单档，葱油拌面，发菜汤，香辣排骨，油爆虾，酒酿园子水果羹，鱼丸汤，春卷

所在地区：上海市黄埔人民广场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三：大壶春（浦东总店）

大壶春是上海生煎老字号，也是上海唯一一家没有汤的生煎店，底很脆，肉很紧，还有香脆的虾仁，非常有嚼头：牛肉汤也是挺多人会点的，又香又浓，一直保持着老牌水准，所以一直以来生意都很不错的。

推荐菜式：生煎，牛肉汤，小馄饨，虾肉生煎，三鲜生煎，酒酿小圆子，辣肉面，鲜肉生煎，咖喱牛肉汤，草虾生煎，烧卖，鸡鸭血汤，大馄饨，葱油拌面，肉包，豆浆，鲜肉月饼

所在地区：上海市浦东新陆家嘴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四：南翔馒头店（豫园路店）

上海的老字号小吃店，他家的小笼，皮薄馅满，味道永远是那么好，很正宗，老店的1楼是外卖，一般只有鲜肉小笼，价格是最便宜的，门前永远都排着很长的队：楼上的消费稍高一些，但小笼品种选择多，路过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推荐菜式：蟹粉小笼，鲜肉小笼，蛋皮汤，灌汤虾球，小馄饨，野菜小笼

所在地区：上海市黄埔城隍庙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五：王家沙点心（南京西路总店）

说到王家沙，上海滩似乎人人都知道，尤其老上海，他家出品的蟹粉小笼是经典，个大汁鲜，皮不是特别薄但不会粘牙，各种酥饼、糕团也不错，每年对青团都十分期待，除了传统的豆沙馅，还有很多新花样，其他诸如馄饨、包子、两面黄之类的点心也可简单好味打发一顿饭，这家总店还可以点菜。

推荐菜式蟹粉小笼，虾肉小馄饨，蟹粉汤团，虾仁两面黄，老虎脚爪，鲜肉月饼，萝卜丝饼，青团，梅花糕，锅贴，冷面，春卷，创冰，田螺

所在地区：上海市静安南京西路

上海老字号特色小吃攻略六：松月楼

上海老字号的素菜馆，开在城隍庙，自然古色古香，环境也够清静，他家的素菜其实做的有点油，不过选择够多：经典菜松月腐乳肉，有皮有肥有瘦，一尝倾心：海棠糕做法地道，光是看着老师傅在那烘糕，都是一种享受：素菜包更是名闻遐迩，十分受人欢迎，是用精白面粉作皮。馅心则是用青菜、面筋、冬菇、冬笋、五香豆腐干剁碎后配以香油、糖等调味品制成，将包好的素菜包上笼蒸熟后，皮白松软，馅心则绿中生翠，鲜艳悦目，一开笼就满室生香，食之味美爽口，多吃不腻，百吃不厌。他家是老字号，光是回头客就够多了的，更何况还有听口碑过来的，生意一年到头旺的不得了。

城隍庙攻略范文第3篇

反动豪绅乘机制造暴乱，郴州城内血肉横飞

春雨潇潇的1928年2月下旬，湘南起义区面临着敌军大举进攻的严峻局面。是年1月初，、统领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湖南宜章，与湘南地方党组织接上联系，发动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等8县的工农武装暴动。正值革命烈火越燃越旺之际，湘桂军阀混战已告结束，湘粤敌军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两省政府出动5个师的兵力，成南北夹攻之势扑向湘南起义区。

面对敌军即将发起的大举进攻，深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的中共湘南特委，制定了一个“克敌制胜”的“焦土战略”，就是在宜章至耒阳的衡郴大道两侧，5里以内的所有房屋一律焚毁，组织民众实行坚壁清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走或藏匿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以使敌人进入后无法立足，吃驻不成，不攻自溃。特委在文件中指出：“现时的革命是不断高涨的革命，宜用严厉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摧击反革命，在乡村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特委还提出“焦土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可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

湘南特委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支持，特地派出共青团省委书记席克思为代表，专赴郴县督促这一政策的执行。席克思真实姓名为尹澍涛，时年 27岁，向来思想激进，从他化名效仿马克思之举，就可于中窥得一二。席克思抵达郴州的当晚，要该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召开干部会议。郴州为湘南的中心城市，特委决定先烧郴州，所以席代表的第一站就是郴县。会议在城东的淑仪女校举行，县委委员及部分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到会。席克思传达了省委坚决实行“焦土战略”的指示，演说般地激昂讲道：“我们要以决然毅然的手段，把房屋烧光，食物藏尽，群众迁走，反动的军队来了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到时候我们不用花多大的力气就能击败他们。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执行特委的指示，来一番大烧大杀，烧尽一切大道两边的屋，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

席克思的这番话，有如惊雷在与会人员头顶炸响，使许多人惊异得回不过神来。县委书记夏明震首先讲话了，他说了一句：“真是天大的笑话。”接着以激愤的心情，驳斥“焦土战略”，说道：“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烧掉房子，填掉水井就能击败敌人?就算敌人在5里、10里内没地方住，总不可以把10里外所有的房屋都烧光吧?敌人没地方住，我们自己住在哪里?这么多群众住在哪里?”他自认这些道理站得住脚；还要说下去，却被席克思严厉地打断了：“明震同志，你的这种看法完全是右倾的表现!不能只看到烧掉那些房子，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更不能迎合市民百姓的利益，破坏特委的战略意图!”席克思讲到这里，以党的纪律压下来：“县委服从特委的领导，决不允许违背党的组织原则!”

夏明震仍然不顾重压，指出特委的决定不符合革命利益，据理反驳，还有一部分干部也对夏予以支持，反对烧房子。席克思不胜恼怒，以“钦差大臣”的权威断然宜布：“鉴于县委主要领导的右倾畏难情绪，必将影响‘焦土战略’的执行。目前一个月内，特委直接接管县委！”与会的干部们大为吃惊，但谁也不可逆转大局。会议在席克思的主持下，作出了先烧郴州城，民众一律在7天内迁走的决定。散了会，席克思又要郴县团县委书记邝朱权组织人书写告示，明晨张贴出去。

盖着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大印的告示贴出后，看了的人无不惊讶，听了的人无不愕然。人们回过神来后愤怒地议论开了。早饭之后，少说有1000多民众聚在城区苏维埃政府的门口，吵吵闹闹的。有的人高声喊道：“鸟儿有个窝，人要有幢屋，就这么一把火烧了，以后住什么地方!”“没见过有这样的革命?到头来还不是害苦自己?这搬石头砸脚趾的事千万莫做!”这时候，门外的人越聚越多，呼喊声和叫骂声一浪盖过一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贺益生眼见群情激愤，众怒难犯，答应去找县委转达大家的意见，争取改变决议，不烧房子。不久，贺益生来到县委找夏明震，讲了群众大加反对的情况，请求收回布告。夏苦笑着说：“我已经不但任县委书记了，再说县委也无权改变决议。”

城区民众反对烧屋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各种情况汇报到县苏维埃政府、席克思那里。席申斥说：“你们就不会召开群众大会，把道理宣传清楚?”于是县苏维埃决定3月12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郴州城中有两户“富比千乘，名盖一州”的大土豪，哥哥叫崔廷彦，老弟叫崔廷弼。他兄弟俩不单在郴州有千亩良田、当铺钱庄，就是在长沙也有商号货栈。革命的红色狂飚卷到郴州后，崔廷彦自知不可逆潮流而动，便献出一部分田产，以开明绅士的身份混进郴县苏维埃政府，当上了委员。但在暗地里，崔氏兄弟与一帮豪绅勾连在一起，无时不在窥测方向，伺机而动。他俩得知了民众对烧屋搬迁大为不满群起反对的情形，连夜串起一帮富商劣绅，在苏仙铺古寺进行密谋。

群众大会按时在城隍庙召开。这天吃过早饭，特委秘书曾志与城区苏府主席贺益生，一道来到会场。宽阔的场子上已聚会了几百人，而且不断地有人来。曾志发现人群中夹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和豪绅富商。不久，崔氏兄弟带了许多人进来，向人们煽动着。曾志的心里划过一丝疑虑，打算去把县苏府警卫队调来，同时告诉夏明震他们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她刚走到门口，已有4个大汉把守大门，只准人进不准人出，曾志便说要上厕所，大汉们见是青年女子，就放她出去了。

就在曾志出门后，夏明震和县府秘书长陈代常、县妇委会主任何善玉、县总工会委员长黄光书等10余人，进了城隍庙。夏明震来了，见崔廷彦和一帮汉子挤上来。夏盯着他问：“你怎么来了?”崔冷笑着回话：“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旋即变了腔调问：“你快说，烧不烧房子?”夏明震轻蔑地哼了一声，说“这不关你的事”。说完要往主席台上走去。崔廷弼伸手挡住，扬臂向人们喊道：“乡亲们，共产党说横直20里的房屋都要烧光，大伙同意吗?”立时响起一片怒吼：“不同意，共产党太无人道!”夏明震见场上混乱起来，便与陈代常等人高声喊话，刚喊了几句，周围响起一片喊打的声音。忽有一群暴徒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挂上白带，呼喊着：“反白罗!反白罗!”紧接着，瑞丰丝线铺的伙夫、牛高马大的暴徒钟天球一个箭步蹿到夏明震跟前，挥刀将夏砍死。其余的一群暴徒也大打出手，向苏维埃干部们砍杀。陈代常、何善玉等10余人尽皆遇害!

场上的许多农民和党员看见豪绅暴徒动手杀人，被激怒了，纷纷与这些暴徒搏斗。他们虽然人多，但都是赤手空拳，怎能敌得过携有各种凶器的暴徒，城隍庙内外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叫声不绝于耳，地上血流汩汩。崔氏兄弟指挥暴徒们杀了百余人后，又纠集大群的人向县总工会、县少年先锋队、CY训练班等机关团体杀去，当场被杀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达200多人。

代表县委承认错误，安抚民众，

打击敌人，平叛后重开斗争新局面

是日下午，崔廷彦、崔廷弼又派出几十个劣绅各带暴徒，在城内大街小巷鸣锣喊话，散布“共产党要烧方圆30里房屋”、“工人要杀农民”等谣言，煽动数千农民围攻设在东塔岭的郴县党政机关。

暴乱队伍到达东塔岭脚下，正遇上曾志带领的县苏府自卫队开过来，战士们摆开阵势欲打，曾志见暴徒与受蒙蔽的群众混杂在一起，下令不能开枪，布置退回山顶从另一面撤下去。她向一个战士要了衣衫和头巾，女扮男装混在人群中下了山出城，在城外会合了部队教导队。队长刘之至欲带留守的30余名官兵去打东塔岭，曾志不同意，说眼下要紧的是前去永兴搬兵。

“反白”暴乱的翌日――3月13日上午，崔氏兄弟在城内的寿福殿召开大会，胁迫城内外的农民来了上万人，崔廷弼为大会主席，旧商会常务委员廖镜廷为副主席。崔氏兄弟在会上叫喊要“到底”，宣布“凡杀一个共党成员者赏洋80块”。会上还成立了“湘南总队”，以廖镜廷为总队长，各县设立大队，由县商会向民众写款，用于购买枪支弹药。

反动的豪绅地主向革命的疯狂反扑，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使贫苦的工农群众迅速觉悟过来。暴乱发生的当天下午起，郴县的一些党员和群众冒险出城，分头赴往永兴、宜章及郴县良田、永丰乡报讯求援。

最先得到暴乱消息的是郴县良田区委，区委书记李克如当天下午3点多钟，就带领紧急动员来的1000多赤卫队员与农会会员，连夜赶到郴州城外，13日一早便向暴徒武装据守的东塔岭进攻。当天上午9时，郴县第三区区委又开来千余人增援。到14日下午，由曾志、刘之至报讯赶来的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在率领下赶到。接着，郴县农7师2000余人，由邓允庭指挥从桂阳紧急赶回。各路援军从三面围攻城中之敌，至是日傍晚结束了战斗。这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之一崔廷弼被当场击毙，崔廷彦与廖镜廷带着几十人从下水道潜出城内，狼狈逃去。

这场反革命暴乱虽然只有3天便告平息，但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整个郴县的城乡，除吉阳、秀良等3个区外，其余地方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由豪绅地主操纵的暴乱，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粗略的统计，各地被杀害的党员干部及无辜群众多达900余人，伤者也有数百。城内的东街、西街和大部分店铺、民房被烧毁，店内的货物被暴乱分子抢劫一空。一时间城内的主要生活物品供应奇缺。

暴乱后的阶级斗争情形非常复杂，一方面，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难以较好地区分对象；另一方面，对敌人暴行而产生的过激情绪在许多干部、群众中滋长。面临这一严峻局势，席克思和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感到束手无策。闻讯从未阳紧急赶回的，与、王尔琢、蔡协民等人经过计议，决定派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着重领导暴乱后的整顿工作。

到任之初，首先要决断的是如何处理那些参与了暴乱的人员。此为善后工作的关键，此举得当，其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许多处于极度悲愤中的干部和群众，围着新任的县委书记怒不可遏地喊道：“血债要用血来还!”“决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反革命暴徒!”还有一些死难家属在血迹犹存的街头结队跪拦，悲哀地号哭着：“陈书记，替我们报仇！”

3月18日上午，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了。他的表态是坚决而诚挚的，他声音洪亮地说：“眼下这种局势再也盲动不得!除了杀害夏明震等10余人的直接凶手以及罪恶特别大的豪绅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余的人一个不杀。对于受到蒙蔽和胁迫参与暴乱的民众，一律既往不咎，不受惩处，不写悔过书，是农会会员的仍然留在农协，是积极分子的还当积极分子使用。”他诚恳地劝说干部们保持冷静和理智，分清矛盾的主次因素，尽快地恢复斗争的局面。在新任县委书记语重心长的开导下，与会干部们从思想上意识到：参加城隍庙暴乱和攻打东塔岭的几千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对“焦土战略”不满、被崔氏兄弟利用上当跟着摇旗呐喊的，不少人看到敌人的暴行后很快地觉醒了，自动离去或反戈相击。对于这些入主要是教育问题，教育好这些人，对于推动郴县的各项工作有直接作用。最后，会议决定贯彻的正确主张，召开各级群众大会宣传这一决议。

在万余人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县委作公开检讨，承认烧毁大路两侧房子的决定是错误的，指出所谓的“焦土战略”也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大会结束的当日下午，县苏维埃政府贴出大张的布告，明示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发现造谣惑众或起哄生事者，予以严惩。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妥善安抚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给抚恤金。

在县城忙了几天，先后去了华塘、良田、栖风渡等地方，向群众作面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安定人心。他得知华塘乡赤卫队队长周宏杰的父亲在城隍庙的暴乱中被敌人杀害，亲自登门慰问，鼓励周宏杰夫妇不要过度悲伤，要挺起腰杆子继续战斗。

与此同时，重新组织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县政府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和充实，将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骨干，提拔到领导位置。在一系列问题得到处理的基础上，全县各区设立了革命法庭，成立了肃反机构，各地结合指标分别展开巩固各级群众组织的地方工作。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全县的革命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各区分指标分田18万亩。

坚持左倾盲动的席克思等人，将向井冈山

撤退视为右倾逃跑，结果葬送了一个特委机关

时至1928年3月下旬，南北夹攻湘南起义区域的湘粤敌军5个师，其前锋业已入了宜章境内及宋阳边界。面对这种敌我军力悬殊的严重局面，、等人认为湘南据守不住，必须组织各县的农军进行撤退，宜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退却，况且井冈山的红军已由率领进入湘南作为接应。

湘南特委和席克思却不赞成向井冈山退却，他们强调“湘南暴动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不可丧失”，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这种与敌硬拼、盲目冒险的主张，自然受到、等人的反对，就是相当部分的湘南地方党政负责人，也力持不可直面敌人锋芒，应暂避一时。然而席克思等人根本不听，仍旧固执己见。

几天后，宜章失守，该县的农军第3师由胡少海等人带着退到了郴县境内。眼见军情越发急迫，干部、群众东撤井冈山的呼声越来越高。、断然决定南昌起义余部向井冈山移动，建议湘南各县的农军一道撤退；还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分工：带领南昌起义余部从耒阳经安仁、茶陵向井冈山进发，则统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的农军，由资兴向酃县移动。

在这种情势下，湘南特委和席克思只有跟着撤出郴县，因为再不撤退，粤敌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就要从良田方向趋向郴县，进入郴州城区。

所统领的这一路队伍，少说有六七千人，男女老幼都有，老有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小到嗷嗷待哺的伢崽。还有的农军战士一头挑着全家的衣服杂物，一头是走不得长路的小孩，或八九岁的半大小孩。如建国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郑效峰、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曾敬凡、55军军长杨绍良等人，都是当年由父亲用箩担挑上井冈山的。这支庞大臃肿的队伍，像一股缓慢的水流，5天半才到达资兴县境的彭公庙。从这儿再走两天路程就是酃县地界了。就在这一时候，发生了席克思等人不愿再往前走的事，不得不为此召开干部会议。

月上东山之际，宜章、郴县、资兴、永兴4县党政主要干部和农军负责人，来到一座旧庙开会。会议一开始，开门见山提出问题。干部们沉。默了少时，席克思头一个说话了：“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勇敢斗争，湘南特委跑到井冈山去，是不光彩的逃跑行动，我看去不得。”杨载福也接话说：“是呀，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湘赣边界特委，怎能跑到井冈山去?”待他二人说完，3月上旬曾到湘赣边界传达省委指示、强令率部支援湘南伪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大声地发言：“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这才是革命者的英雄气概。畏敌逃跑，这算得了什么?反动派的猖狂只是一时的，在这一时的困难面前，我们要坚决顶住!”

顿时，许多干部的脸上都浮起了忧愁的阴影。有些按捺不住了，不由地说道：“坚决守卫湘南的话，在郴州就听过多遍了。那个时候，有的同志就说要与敌人拼到底，无论如何不撤退，但实际上怎么样?再不退会有个什么样的后果?”

的这番有所指的话，让杨载福、周鲁几人听得脸上发烧，难以对答。席克思心中甚是恼怒，想了想，竟对严厉地说道：“同志，希望你不要再三地干扰特委的工作!”

听后稍稍一愣，旋即回道：“扰特委的工作，笑话得很!说实在话，我可以屁股一拍，带着学生兵一走了事。可是，不能这样做呀!请大家冷静地想一想吧，特委机关和各县的农军留在湘南，敌人是这么的多，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载福同志，一着不慎，后悔不及，不能不认真考虑呀!”

待说完，宜章农军第3师师长胡少海、郴县农军第7师师长邓允庭等人，纷纷陈盲，主张撤到井冈山去，暂避一时再回来。听了胡、邓等人的表态，杨载福不由地犹豫了。正值他感到为难之际，席克思说道：“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局势再险恶，也吓不倒勇敢的革命者!这样，愿意撤到井冈山的，不阻拦，但我看特委机关应该留在湘南。”席克思说完，将目光落在了杨载福身上。

湘南特委书记迎着省委“钦差大臣”有些逼人的目光，抿着嘴唇略略凝思，作出了表态：“这样也行，你们走吧，特委机关留在宋安边界打游击。”

杨载福的话无疑是一种宣布，给会议画上了句号，会议不欢而散。

次日清晨出发之前，与胡少海几人来到大庙，席克思与几个人正在捆油印机。他们在一旁立了一会儿，说道：“克思同志，大家希望特委机关还是退到井冈山去，……”他的话尚未说完，席克思向他把手一挥，声音干脆得很：“不用说了，总之，特委是不会跑到井冈山去的。”耐着心再劝道：“避敌锋芒也好嘛，过些时候再回来，岂不是……”席克思有些厌烦地看了一眼，再番打断他的话说：“好啦，别再烦人了。”

吃过了早饭，湘南特委机关50多人，除曾志有病经杨载福同意上井冈山外，其余的人都跟着往回开。人们或挑或提，都带着行李物件，形成稀拉的队伍。、胡少海等十几个干部默默相送，心里充塞着说不出的惋惜。随后率农军向酃县方向进发。

湘南特委机关，上午行路20多里，进入资兴的洲门司丘陵地域。为要避开豪绅地主武装的袭击，席克思与杨载福决定夜行晓宿。这样虽然辛苦得多，连走几天倒也平安无事。

数日之后，特委机关来到安仁、耒阳边界的一个山冲。看着天色已亮，人们停下脚来三三两两地找地方，摊开席被倒头便睡。睡得正香的时候，枪声把他们惊醒，大群的敌兵正从山冲两头包围上来。

袭击特委机关的当地劣绅带着一个连的敌军。有个土豪上夜厕的时候，发现了这支行进的队伍，判断是共产党的机关，当下赶到附近的敌军驻地报告，又带上敌军在后面追赶而来。特委机关总共才有20多条枪，山上又没有密集的树林，不到半个小时，所有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落入敌手。多年来对湘南革命运动功不可没的特委机关，就这样葬送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城隍庙攻略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送痘神　求雨求晴　曾国藩礼　学经世

[作者简介]范广欣(1975―　)，男，江苏省扬州市人，历史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西方政治哲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129－11

礼按照传统和曾国藩本人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制度，首先是官僚制度，也包括学校、家族、赋役等其他方面的典章制度，二为行为规范，主要是仪式和礼节，包括儒家正统(经常受到王朝政治权力的支持)认可的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和人与人相处、交接的规范。以往的研究对礼的分类和具体内涵不够重视，除了冯友兰明确指出曾氏把制定营规、营制当作是恢复军礼的尝试以外，其他学者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成一种笼统的道德规范，不仅对典章制度的作用认识不够，也对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仪式性的内容完全忽视。如果不讨论仪式性的内容，那么对礼和“礼学经世”的理解，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片面的。典章制度多与国家层面的大事情相关联，仪式性的活动，尤其是宗教仪式，却更多地渗透到当时人民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礼的缘起本来就染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春秋以后，虽然道德伦理的解释逐渐占据了上风，却始终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宗教功能。如果只强调其中蕴涵的道德规范，而滤去其宗教色彩，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其符合受五四洗礼的现代人的期待，而不是历史的态度。

实际上，同典章制度一样，仪式尤其是祭祀等宗教活动，在曾国藩“礼学经世”主张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氏一向把祭祀活动看成他从政、治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还是同治中兴期间，这类活动都占据了他相当的精力，对他一生功业也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三河城惨败之后的祭祀、各地昭忠祠的建立和调整对湘军士气的维持，对湘军团队精神的塑造都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追溯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宗教仪式渊源。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精神上的因袭变异，还要有适合它的社会历史土壤。前人对曾氏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如王朝衰朽、西力东渐多有论述，但是这只能说明一般的“经世”要求，却不能说明“礼学”的特殊意义。还没有受到重视的是礼(尤其是其中宗教仪式的内容)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希望通过本文考察宗教仪式在曾氏所生活的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注意它们在日常生活和紧急事件中的生命力以及曾氏从中所获得的启发。期望从曾氏担任两江和直隶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求睛两件事人手，追溯“礼学经世”的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渊源，看仪式过程中当地平民和外来官员，地方风俗和朝廷典制如何互动、合作，看主事者――地方官员如何在既定框架下面因应具体情况作出调整，实现礼仪的社会政治功能。

一、送痘神

送痘神的事情发生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其源头要追溯到三月十四日。当时曾国藩正在两江总督任上，距离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两江总督冶所江宁)也还不到三年，仍然是百废待兴，曾氏在政务繁忙之余，督导次子纪鸿(小名科一)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夜发现纪鸿腰疼头疼，听说他白天又不能吃饭，便“殊深忧灼”、“久不成寐”，不过他也没有往坏处想，只是觉得儿子可能是用功过度，体力不支。第二天纪鸿就起不了床。十六日给他吃了补药，效果不好，才知道不是疲劳那么简单，而是真的有病了。找医生(幕府中人?)来，却未能说明病因，对症下药，反而耽搁了时间，结果拖到十八日，病就加重了，令曾氏“深为焦灼”。直到十九日，新找的医生才得出结论：“非疹也，痘也。”痘，俗称天花，亦称痘疮或疮，在当时是一种很危险的传染病。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氏十岁的幼妹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就曾连续两日内死于此症。曾氏发现连续几天药都用错了，“尤为焦灼”，立即请了一位专科医生来看，确诊为天花，而且已经很严重，全身都长满了痘。曾氏已无心细看文件，“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他的反应迅速而自然，可见这样的做法既符合民间(湖南?江苏?)惯例，也至少不为朝廷礼仪所明文禁止。这一夜，他都无法入睡。四更以后，到纪鸿窗下倾听，觉得呼吸还均匀，才略为放心。一方面当年的丧妹丧子之痛给他留下很深创伤，八年之后他奉母命为亡妹立碑，还“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另一方面，他向来就对随便服药，尤其是补药有保留，父子情深更觉得自己是走错一步。二十日，纪鸿的病很危险，尤其麻烦的是喉咙阻塞不便进食，服药和进食流质食品后才有所好转。曾氏一天既不见客，也不能定下心来办理公务，睡眠仍然不好。二十一日，“大有转机”，服药饮汤，纪鸿的喉咙也渐觉不痛，曾氏认为“盖全赖神佑，非由人力，钦感无已”。二十二日他给纪泽的信，也表达类似看法，“托痘神佑助，此三日内，转危为安”)。以后病情就一路稳定、好转，曾氏的日记对病情的发展、病人的生理反应和饮食都有详细记载，他本人的睡眠也随之正常。到二十八日，他终于可以放下心来，感慨：“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专科医生)之老练精慎，叶亭(幕府中人)之劳苦维持，均难得也。”至此，他才对人力有所肯定，不过自始至终仍是把神佑放在优先地位，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人力有限，有些事情的成功还是要依靠神佑与人力的结合，不能把所有领域都留给人的理性，那么人在这些场合，除了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以外，还要尽量争取神的合作，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仪式性的活动与神沟通。准确地讲，对曾国藩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任何事情的成功失败，理性或理性以外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只不过其先后的次序和比重，因应场合而不同，比如镇压太平军，曾氏虽然几番怀疑“天心何时厌乱”却还是屡败屡战，并不怎么寄希望于人力以外的因素，而对付天花那样当时人们不能完全了解和控制的疾病，却一开始就要优先争取神的佑护，所以直到四月初二才单独提到人的贡献，“其病极重，幸而医治得法”。四月初八，纪鸿的病差不多痊愈，两江

总督府便大张旗鼓行送痘神之礼，日记原文如下：

是日，礼送痘神。余作祭文一首，四言三十二句，令叶亭缮写。辰初读文，行四拜礼。金陵之俗，送痘娘娘者纸扎状元坊一座，扎彩亭三座，又扎纸伞、纸旗之类，亲友亦以伞旗及爆竹送礼。是日，走纸伞者三十余把，爆竹十余万，辰正礼送出门。余许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亦于祝文中详言之。仪式过程大概可以分为读祭文、行礼、送礼、许诺四个环节。祭文今已不存，结合许诺内容估计也不外乎感谢神灵保佑，并且推己及人希望恩泽广被的意思，负责抄写的叶亭即为先前与痘神和医生同时被感激的幕府中人，他所做的也许不仅包括照顾纪鸿，也包括与求神有关的事宜。四拜礼应是相当隆重的礼节，曾氏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行释服礼、每月十五去文庙行礼，都仅为三拜九叩。送礼在当地痘神庙举行并依据金陵风俗则更耐人寻味。一方面痘神的祭祀比较边缘，朝廷的礼仪制度未能完全覆盖，因此保留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曾氏一向主张，礼仪在不违背其基本精神(此处即为报恩)的同时，可以因应时俗(一时一地的习惯)加以适当变通。更重要的也许是曾国藩想借此机会表明他愿意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这场仪式不仅以当地人为观众，也期待着他们的参与。曾氏世居湖南，也曾长期在北京做官，他在金陵亲友却应该不会很多，那三十多把纸伞的原主人或许是幕府中人，或许是属下官员，也应有地方绅民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地人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也采取合作态度，同湖南来的征服者总督共同完成了仪式，我想这正是曾氏的期望。最后许诺以两千两白银修痘神庙，保佑城内男女永无天花带来的祸患，更强调了这场仪式不仅是曾氏为儿子报答神恩的私人行为，而是两江总督在履行他代表天子造福一方百姓的职能。――两千两白银，不是一个小数目，曾氏素以俭朴自律，就在四月初三别人帮他打了一把银壶炖补品，花了八两银子，他还懊悔不已，要在日记里作自我批评，如果不是官式礼仪，他一定说服不了自己花这么大代价。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此中含义。从曾氏个人来讲，按照他受的传统教育，他应该推己及人，希望神灵不仅能佑助他的儿子，也能佑助他治下像子女一样需要他照顾的人民。另外，个人的感情也要受到礼的规范而有节制，否则便为行为失当。在纪鸿病情严重的时候，支配曾氏行为的主要是父子之间的亲情，但当危机过去以后，他就回到朝廷大员、两江总督的身份考虑问题，并且希望先前的行为也能合乎这个身份。送痘神之礼的公开举行就使家庭范围内的私人行为得到合理化的提升，从而舒缓他内心的自责等紧张情绪。从经世的角度来讲，他也想表明对人民福祉的关心，塑造官民一体的形象，在金陵这个太平天国长期统治，又见证了湘军破城以后种种暴行的地方收拾人心，在长期的断裂以后重建仪式秩序。九月初七新庙落成，曾氏亲自去痘神祠拈香，这件事才圆满告一段落。有趣的是，日记原文指出此新庙是“三月所许”，而非四月。可能性有二：(一)曾氏记错了时间；(二)的确三月纪鸿病危时已经许愿，尽管并未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四月送神时只不过是重申承诺，因而更多带有公开表演的性质。后者似乎更合情理。痘神庙的楹联保存下来，“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推神功能发能收”。这幅楹联明显带有佛教色彩，与作者儒家身份不符，恐怕却符合当时一般民众的信仰，曾氏是借佛教观念来行儒家官员的教化功能，希望人民行善积德，尊重官府认可的权威。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在日记和上述元月二十二日给纪泽的信中，他都一直称颂痘神的灵验，但是当年五月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却只字不提痘神，只说祖宗神灵庇佑，一个解释是在紧急关头，他觉得向痘神求助更直接更灵验，事后想起来却不得不承认向祖先求助更符合宗法的要求，而且祖先神灵与自己更为熟悉，痘神则较神秘，紧急时候自然需要权衡利弊，平时则不必(向读书不多容易迷信的妇女)宣扬。我们可以看到祭祀等礼仪活动，除了宗教色彩和正统意识以外，还渗透着现实的功利考虑。因为治病，所以求痘神，因为痘神在金陵民间有广泛信仰，所以大张旗鼓送痘神，因为祖宗崇拜对以家庭为本位的妇女更有教化意义，所以痘神就不被提及。

二、求雨求晴

曾国藩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有《请设坛祈雨疏》，他本人主持求雨、求晴的事情最早见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的日记，当时距离曾国藩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从安庆移镇金陵才一个多月。比较集中的记载始于同治六年四月，与送痘神之事前后相连，一直到同治九年五月以后才消失。曾氏同治元年起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受命在安庆主持军务。三年六月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才得以进入金陵，九月正式移镇，但是同治四年、五年的大部分时间均在外主持镇压捻军的军事行动。同治五年十一月才奉命回两江总督本任，六年三月六日始入住金陵城内公馆。0所以曾氏专心致志担任地方官，只有同治六年元月至十一年二月去世这段时间，求雨及求晴的活动便占据了他连续的地方官生涯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尝试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祭祀方式)来解决因天气反常而给人民的生活和官府的统治造成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一如既往地希望透过孤立的事件及其解决方式发现常规，找到类似情况下可以反复操作的模式。这样，同冶六年四月起对求雨及求晴活动的记载，使可以大致归入典范的形成和典范的运用两类，其中每一类都既有成功、确信，又有局限、迷惘。

(一)典范的树立

天气情况影响到军事行为的成败，又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因此，曾国藩一向都比较留心，担任地方官以后关注的重心自然也就偏向后者，同治五年十二月从镇压捻军的前线回金陵的途中，他在日记中就忧心忡忡提到连续五个月无雨无雪，麦不能下种，来年必有灾情。到六年四月，也许事态严重，去城隍庙求雨虽然符合惯例，效果却不太明显，⑨他便和属下官员及幕友商量其他办法。十四日，江苏省布政司李宗羲建议：“亲笔书南方朱雀之神，风云雷雨之神两牌位，黄纸朱书，又亲笔朱书祈雨文，迎神于大堂，三跪九叩，旋即迎于净室，屏去从人，亲自读文，两跪六叩，每日早晚两次独自拈香行礼，仍照常办公。”朱雀之神、风云雷雨之神在清朝国家祭祀系统中是从属于昊天的自然神(祭天时的从祀之神)。这样的建议看来完全符合正统要求，然而却与民间的信仰和实践有较大距离。曾氏当夜便亲作祭文，第二天一早谢绝客人依法迎神人花园之中厅，一丝不苟。曾氏的祭文收入文集，大概可分为三部分。首先诉说八个月不下雨给老百姓带来的苦痛，江南的老百姓经历了清军和太平军十年的殊死搏斗，这场战争结束不久，又承担了朝廷镇压捻军的费用，同治五年苏北的水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没有完全控制住，旱灾的威胁就逼近了。结果，“麦有秋而失望，稻有种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环而悲泣”。接着反复强调老百姓是没有过错的，诸

神如果要惩罚的话，也应该惩罚失职的地方官员，尤其是他本人：“痛蚩蚩者无罪，罪乃在于疆臣。羌无德而窃位，上干怒乎百神。或屋漏之隐匿，或秕政之不仁。将举措之失当，抑冤狱之未申?宜躬被乎酷罚，胡移祸于吾民……审余身之有咎，甘百死而不辞。”祭文假想的听众是上天、诸神，而非治下的人民，从日记中也未发现有属吏、幕友或其他人员在场，所以可认为是基本反映曾氏内心的想法。上面引用的文字体现了他自我反省和向上天和诸神问责的精神，反省从百官到自身，从德行有亏到行政失当，层层深入、具体，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最后是为民请命，祈求甘霖，希望雨水恰到好处，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不至于过度引起水灾。以上是这次求雨活动的第一阶段。虽然没有优先去城隍庙求雨，但是祭祀的神灵和礼仪包括祭文的内容都符合清朝的传统。清朝的统治者相信国运天授，而上天只会赐福给有德者，为祈求上天保障农业生产，清帝多亲诣祭天求雨，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更建立常雩制度，并规定为大祀。久旱不雨则被看作是上天对王朝的儆示，顺治以后历代皇曾因此自责，诚惶诚恐，道光皇帝更以求雨时认真省身省政，从自身寻找原因，表示悔改，以求上天宽恕而著称。可惜天不遂人愿，曾氏虽然焦虑得连续两天睡不着觉，天气却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二十一日开始，曾氏每天早饭后步行五里多路去甘露庵求雨。步行求雨也是历代清帝遵循的传统，以向神灵表现诚意，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旱，八十二岁的老皇帝还要在谕旨里面解释不能步祷的原因：年事已高，足力不支，步祷或有衍仪，反难表诚敬。。甘露庵则是佛教尼姑修行的地方，从以后几天的日记可以得知，去甘露庵求雨主要是出于对龙神的崇拜，与佛教信仰的关系则相当微妙。到二十四日，他的虔诚似乎终于得到神灵的一点响应：“出门时业已微雨，至庙中则大雨，归途尤大，直至未刻雨始停，约田中可长水四寸许。”二十五日，曾氏就到甘露庵感谢神灵的恩惠。然而问题远未解决，天气持续亢旱，虽然有二十四日的雨，农田还是不能插秧。五月初一夜又下了小雨，也无济于事。初二曾氏从四月二十六日移居的新总督衙门出发步行到甘露庵“候请龙水”。龙水是降雨的来源，应与龙神崇拜有关，请龙水是求雨仪式中的重要一环。曾氏在日记中指出：“自署至甘露庵，仅四十步许。”此时移居，是否与步行求雨有关呢?初三果然下雨，为时甚久，可惜雨量不足，“檐溜始滴而不成线成绳，可润新秧而不能栽插”。

初四以后，曾氏一方面继续到甘露庵步行祷雨，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办法。比如初六祷雨之后，就去查看先前龙王庙和风神庙的旧址，可惜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很可能是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清王朝曾在各地张扬鼓励广泛建庙祭祀所谓有益于民生之神，龙王和风神都在其列，而太平天国则站在一神教的立场上反对偶像崇拜而予以破坏，所以战后为官方认可的祭祀系统一时间不能恢复运转。显然，在朝廷鼓励兴建的龙王庙和风神庙求雨，而不是在佛教场所这么做，更符合曾氏儒家官员的身份，可惜他没有选择。再如十二日起，阅读《五礼通考・观象授时门》，希望通过前人对天文算学的研究找到问题的答案。这时候外在环境却进一步恶化了，曾氏十一日的日记哀叹。“晴日愈燥，大旱之象已成。盐河无水，各盐不能出场，运河无水，贼将窜至运东，寸心焦灼之至!”无雨不仅危害农业，还祸及盐业和平乱，加剧了统治危机，身为两江总督，曾氏不能再等待下去，十四日得知升官为大学士，更加重了他的责任感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紧张。第二阶段的求雨有进展，有反复，总的来讲，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

五月十五日开始，曾氏不仅去甘露庵求雨，还派属下官员到灵谷寺请(龙)水。十六日，金陵晴朗如故，却得到周边地区的好消息，湖北初九已得大雨，苏、松、太等产粮区初九、十日雨尤深透。十八日，求神的优先次序发生变化，曾氏先黎明出城到灵谷寺取水，往返四十里，回来才去甘露庵行礼。结果当日就有大风，第二天就下了小雨，曾氏因为钟山云气厚且雷鸣电闪判断其他地方一定有大雨，金陵却雨水不够，所以觉得自己德行不能感动上天，而“忧愧无已”。二十日，也就是夏至前一天，原本论定为求雨最后一日，因为如果神灵不愿助，多求也无益，结果大雨倾盆，一直从辰正下到未初将近五个小时才停止。二十一日一方面去甘露庵谢神，另一方面决定出资白银四千两(正好是重修痘神庙费用的两倍)修葺灵谷寺。虽然两方面都有所照应，还是觉得灵谷寺神灵所起作用更大，四次请水均有灵验：除了五月十五、十八两日，原来四月廿一日、五月初二日，尽管当天的日记并无记载，曾氏也曾派属下官员去灵谷寺取水，这样一来，二十四日的大雨和五月初三的小雨均被看成是灵谷寺取水的效验，而不是甘露庵神灵的恩惠。他还特别提及“相传此水即宝志和尚之八功德水也”。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对功效的看重，而并不包含对佛教信仰的肯定，就像曾氏虽然抨击王学近禅，却仍然肯定阳明事功一样。廿二日的日记补充，曾国荃担任巡抚的湖北省初九的雨不算大，不能插秧，而且农时已经耽搁再下雨也来不及了：“不似此间向例，夏至后犹可栽插也。”为弟弟担心之余，也不无庆幸吧?至此，历时一个多月到第三阶段终于求雨成功，基本上解决了担忧的问题，尽管捻军还是乘此机会渡过运河。以后则是大雨连绵，曾氏的情绪开始转变，反而愈来愈担心会有水灾了。

十二月初五，灵谷寺重建的龙王庙落成，曾氏为安设龙神之位写下一联“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六朝都会，环山长拥吉祥云”，追溯功德水来源，并为金陵祝福，只强调功效而对佛教信仰完全不曾涉及。初七专程率属下司道府县各级官员，到东城外灵谷寺为安设龙神之位举行官式典礼，礼后还兴致不减，观看了新修的房屋及志公之塔(前文所提宝志和尚的墓塔)和八功德之水，在庙中吃完午饭后才回总督衙门。五月下旬到十二月初的日记表明客观上天气反复无常，大旱紧连着暴雨，暴雨紧连着大旱，有时候两江总督辖区内甚至水旱并存，主观上曾氏的情绪随着天气的变化而起伏，有时达到过于敏感的程度，才多下几天雨就怀疑会有酿成水灾的危险，长期为不祥的预感所笼罩而担惊受怕，用他自己的话说“时令失序，忧惧不已”。与太平军对峙之时，他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面对自然灾害，却发现无从把握，无从入手，因此迫切需要找到行事的依据，找到可利用的资源。初七的官式典礼不仅意味着两江总督代表朝廷对灵谷龙神之功业表示肯定，并且把它纳入官方祭祀系统中，也是他重建礼仪秩序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与痘神相比，龙神与人民的福祉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在礼仪秩序中也处于更为中心的地位，曾氏便需要花更多精力解释自己的做法。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开始，又是久雨不晴，连绵数月。三月十八到二十一日，曾国藩查阅各书，写作《灵谷龙神庙碑记》，既可以看作是前次求雨的尾声，又可看作是打开了求晴的序幕。从碑记中我们

可以看出曾氏把对灵谷龙神的崇拜合理化、正统化，并且常规化的努力。碑记首先提到虽然“龙于古不列祀典”，水旱灾害时都不是祈求的对象，但是自汉代开始便受到儒者的重视，有求必应，遂形成祭祀传统。清朝对龙祀尤其重视，“祭式祝号，一准王仪。自京师黑龙潭暨各行省皆立庙虔奉”。这里曾氏成功地强调了对龙神的崇拜不仅是汉朝以来的儒家传统，而且也符合清朝的国策。我觉得曾氏对清王朝龙祀政策的重要性和延续性均有所夸大。事实上，对龙神的春秋二祀，迟至嘉庆年间才形成制度，而且属于“群祀”(次于“大祀”和“中祀”)范畴，皇帝不必亲临。早期龙祀是(特定时刻)对祭天求雨的补充，嘉道以后才逐渐受到更多重视。

接下来，他便陈述选择灵谷龙神庙――佛寺里面的龙神庙而非总管地方事务的城隍庙或官立龙神庙求雨的原因。一是危机严重，其他方法均已试过(如官立龙王庙完全破坏，连遗迹都找不到，无处可求)：“自春徂夏，数月不雨。祷之术既穷……”；二是灵谷龙神的确以灵验而著名，以前就“屡获嘉应”，这次虽然庙宇已毁于战乱，却仍然“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应”。最后阐述重修龙神庙的意义和寄托：

金陵自六代以来，号为名都，梵宇琳宫，震耀今古；勋戚甲第，涌殿飞薨。往往数千百年，遗构尚存。独至粤贼洪杨之乱，扫地划除，无复一椽片瓦之留遗。即灵谷寺屡兴屡废，亦无似此次之澌尽者。今龙神庙粗立基绪，而全寺之踵修，名迹之兴复，不知更待何年?《易》称龙为干德，万物资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云兴，日新月盛，将尽还承平之旧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诚求者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表人物和王朝政策的执行者对佛教的利用和限制。前文已经说明从实用主义和态度出发，他对与佛教有关的神灵祭祀及相关观念只看重对民生和统治的效用而不深究其信仰依据。只要不试图挑战“圣教”、“正学”的地位，就可以在官方的祭祀系统里面为它们安排一个位置。相对于“圣教”、“正学”，佛教是“异端”，相对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这样威胁统治的“”及其他体制外的民间宗教，却仍然是正统和秩序的一部分，急需在动乱之后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能忘记，不是为了佛教本身，而是为了稳定王朝的统治，实现儒家的理想。所以，碑记通篇只字不提佛教人华对龙神崇拜的大力推动，文末更引用《易经》这样儒化的经典强调龙祀的儒家本性，表达中兴的期望，在他看来恢复礼仪传承和秩序至少和当时的平乱和自强运动一样，都是同治中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龙神崇拜不仅是为对付水旱灾害找到行动依据，而且也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中兴的王朝仍然有能力包容、消化其他资源，重建以它自己为中心的礼仪秩序。

四月初一开始的求晴，相对来说比较正统(或者说比较拘谨)，每天都是早饭以后步行到统管地方事务、在官方祭祀系统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城隍庙祈求，即使效果不明显，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转变祈求对象。第一阶段，连续九天，初九礼后因为天气晴朗，便撤去祭坛。不料是空欢喜一场，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大雨，夜里还特别大。以后两个多月(闰四月、五月)时有大雨，眼看着麦收无望，眼看着水灾不可避免，曾氏不得已于五月十九日再到城隍庙步祷求晴。这样做了三天，雨不仅没停，反而更大了，不禁“自叹德薄，祈祷无灵”。坚持到二十五日，天气终于转好，便去谢神及时表示感激之情。二十六日，天气晴朗而炎热，他已经担心会再生变故。到二十八日，上半天微阴，午后幸而恢复晴天。二十九日的记载充分反映了他在天气面前的战战兢兢、他的期待和无力：“是日骤雨三次，幸俱不大，畅晴如故，傍夕天清山朗，夜间繁星满天。不料五更大雨，天又变矣。”三十日下了几场小雨，以后天气才逐渐稳定下来。

与前后几次求雨相比，这次求晴只是一段小插曲，却不可忽视。其一，这次他是按惯例去城隍庙求晴，效果却不算理想。从曾氏以上行为和文字可以看出，对他来说(恐怕也是当时儒家士大夫的一般信仰)，祈求神灵如果要有好的结局，需要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祈求对象要正确，就是说该神灵的确能在所求领域有所作为(或比其他神灵更有作为)，然后祈求者应有一定德行(为民请命尤其如此)，最后祈求者应向神灵表现他的诚意。曾氏自认诚心祈求，却效果不明显，所以归咎于自己的德行，其实还可能有另一结论，即城隍统管地方事务，对求晴或求雨这一类事务或许不如其他神灵更专业。曾氏没有明确讲，他心中却完全可能增强了对城隍在此类事务中所起实际作用的怀疑。

其二，前次求雨表明曾氏试图重整祭祀礼仪，树立典范，希望对天人关系能够有所把握，然而此次经历却进一步凸显了面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个人是多么无力，他所追求的目的可能无法达到。

(二)典范的运用

同治八年(1870年)三月初四，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才一个多月，日记里便留下求雨的记录，“巳初二刻至城隍庙求雨。委员自一亩泉请水归来，率司道跪迎神水。旋上香，行二跪六叩礼”。这次的求雨与上次有所不同。其一，直隶在天子脚下，一举一动都要尽量符合朝廷的正统，而在两江，总督斟酌礼仪就可以有更多的自。也许这就是他仍然优先去城隍庙求雨的原因。然而，是年一月从京师赴直隶省会保定就职途中曾氏视察永定河工，就曾在沿河多处龙王庙拈香行礼，为以后改向龙神求雨埋下伏笔。其二，三月初一曾氏重新开始阅读《五礼通考・祀天门》的有关内容，对西汉直到明朝历代祀天的礼仪有了一个系统的掌握。这次求雨期间阅读的该书其他章节还有“祈谷门”、“大雩门”和“风师雨师门”。说明曾氏在根据实际经验和当时具体情况琢磨求雨仪式的同时还不忘从历史(前代掌故和制度)中寻找借鉴。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在遵循旧例去城隍庙求雨的同时，一开始就派人去一亩泉(应该是直隶民间以为求雨灵验的地方，相当于金陵的八功德水)请神水，并且率属下官员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请神水的做法明显是受到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求雨经验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他很早就去甘露庵“候请龙水”，到灵谷寺求得八功德水更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次求雨活动中，曾氏努力尝试在正统意识和实用理性之间寻找妥协，结果却一步步向后者倾斜。初四到初九，连续到城隍庙步祷，看不到什么效果，初十到十五便不再有这样的记载，可见他在思考新的对策。

十六开始第二阶段祈祷，一方面早饭以后继续去城隍庙求雨，另一方面夜里“自立龙神之位于署中西院，更后行礼安神拈香”，显然他对龙神更有信心。到十八日拜神的先后次序便发生改变，他是一大早先去西院龙神处拈香，饭后才去城隍庙步祷。二十日开始便是一早到西院拈香，而不去城隍庙了。如此连续几天，二十四日的日记提到：“两次将雨而未成，深以为虑。”在他看来，改变祈求对象应该是不无成效，却仍然有所欠缺。到三月底，直隶境内水旱灾情都很严重，老百姓生活困苦：长期干旱，麦子的状

况已经不可挽救，恰恰这个时候又遇到永定河决口、滹沱河改道，曾氏的心情可想而知。四月初一，他亲自出省城去验收永定河工程，一路上看到麦子受到干旱损害，麦秆不超过两三寸高，已经到收割的季节了，还是吐穗极少，偶而见到有依靠人力施求灌溉的，有的长到六七寸高，青绿色，穗子长得也还不错，心中感慨：“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然百分中不过二三分，余则立见黄槁，纵三日之内大雨，亦无救矣。目击心伤，不忍细看。”从以上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和求雨的原因。面对自然灾害，人力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甚至可以弥补因天气无常造成的损失，但是其作用与人控制不了的因素比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在当时科技条件下，除了求雨和等待以外，人们包括地方官员其实并不能做什么，――即使效果不明显，那一套求雨的仪式，也可表明与人民同甘共苦面对灾难的决心，至少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和民心、等待天气好转的作用。

初三的日记提到“念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也就是说再干旱下去，当地人就将无粮可吃!因此，初四那天尽管验收工程的任务很紧，曾氏还是抽时间去附近龙王庙拈香行礼。初九前一天刚完成验收任务回到省城，吃完早饭后就又出城去南门外龙王庙求雨。三月派人到邯郸县井中请铁牌(也应是民间求雨出名的法器)，四月初一请到时，他已外出验收，所以也是到那天才拈香行礼。这样到十一日，风雷并举，都说有大雨了，结果却也只下了一点点。

再坚持一日，他的耐心好像已经不够。十三日起饭后便改去北门外龙母宫求雨。回来以后，还在官署中设龙王神位，并行礼。以后连续几天都是早饭后到龙母宫求雨，回来再到后院行礼。如果说前一次转变还是在体制之中，统管地方事务的城隍让位于专管晴雨的龙王(城隍庙和省城龙王庙均在官方祭祀系统中有位置)，那么这一次转变，表面看是龙神崇拜的延续，却包含着“过界”的可能，龙母宫是民间的信仰，在体制中并无位置。在两江总督任上，曾氏可以用省城龙王庙毁于太平军之乱、无迹可寻作为改祀灵谷龙神的理由，直隶的龙王庙却没有这样的厄运，他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只能认为是实用主义精神在起作用了。进一步说，所谓正统也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原先民间信仰中的东西如果证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对统治有利，便可以被吸收到正统中来，在等级关系中获得一个合适的位置，灵谷龙神是如此，下文将证明龙母也是如此。如何吸纳不同资源，处理新的问题，同时又保持平衡和其核心观念的支配地位，正是对该系统生命力的考验。曾氏“礼学经世”考虑的中心问题也在于此。

五月一日午后便有小雨，陆续下到傍晚，夜里逐渐大起来，曾氏评估：“约计得雨三寸许。公事可以稍慰。”十八日，十九日又接连有雨，旱情始得缓解。六月初四，早饭后曾氏遵循灵谷寺模式率属下官吏去龙母宫行礼，并且送铁牌回邯郸县，也算有始有终，对神灵有一个交代。本次求雨，总算圆满结束。

第三次求雨(雪)也是最后一次，始于同治八年十二月，距离上次刚刚过了半年，仍是在直隶总督任上。十五日，曾国藩依旧按照惯例先去城隍庙接水，行祈雪礼，十六――十八日早饭后连续去城隍庙求雪。这一阶段，相比之下为期甚短，只能算是为下面的活动拉开序幕。九年正月初一起“盼雪殊甚，在室中私祷”，类似的记载到二月初十以后才不再出现，其中正月十五至二月初三半个多月只间隔了正月二十八一天，也许是因为欧阳夫人和纪泽同时染病才耽搁下来。他为何不继续去城隍庙，为何不像前几次求雨求晴那样步行祈祷，而是改为在室中私祷呢?我想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曾氏已是年老体衰，无力步祷。长期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为求雨求晴殚精竭虑自然也包含在其中)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时他一目失明，另一只也看不清楚，精力很不济，事实上距离他生命的终结，也只剩下两年。前文提到乾隆皇帝曾在谕旨中解释不亲自步祷的理由为“足力不支，步祷或有衍仪，反难表诚敬”，曾氏的作法可以说是有先例可循。

第二，几次的经验提醒他去城隍庙步祷虽然中规中矩，效果却不明显，家里原有的龙王神位也许更有帮助。

私祷一个多月以后，二月初八黎明，曾氏更率领属下官员祭祀龙王庙。同时，他还在阅读《文献通考・郊社考》的有关内容，对历代祀天典礼的反复用功无非也是想为当时祭祀礼仪的勘酌损益寻找依据。到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接连有小雨，二十七日转为雪，三月初一又下雨又落雪。可惜，雨、雪的规模都有限得很，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四月十五日才有再到城隍庙求雨之举，记载简单，一笔带过，曾氏对此恐怕也没寄予多大希望，而只是把当作一个必要的姿态，以期对上、对下有所交代。

实际上曾氏此时也无精力考究祭祀仪式了，接下来的日子，曾氏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不仅视力每况愈下，而且眩晕得厉害，无法办公，病情和治疗成了日记的中心内容。五月初三他不禁哀叹：“余病目则不能用眼，病晕则不能用心，心眼并废，则与死人无异，以是终日忧怕，悔少壮之不努力也!”等待，等待，直到五月二十五日，终于盼来了十三个月来未曾有过的大雨。二十六日，“大雨不止，为之快慰”，干旱给农业带来的威胁就此解决。然而跟以往不同，在曾氏眼中，这次的大雨不是求来的，而是等来的，一方面，随着精力的衰竭，他对天气变化的敏感和对求雨(求晴)活动的热情都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以往的经验并未能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在处理天人关系中，好不容易培养的一点信心，也不可避免因之动摇，到最后他还是掌握不到主动权，而只能被动地等待。

三、结语

限于篇幅，只能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期间送痘神和求雨(雪)求晴两件事人手展开讨论。两件事既平凡而又有些特别，一方面不是什么军国大事，不可以纳入狭义的政事(经济)范围，另一方面疫症、晴雨又关系到人民的基本生活，求雨求晴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和平时期便成为地方官的基本职责之一，亳无疑问可以纳入广义的政治(经世)范围。祭祀痘神、龙神等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然而地方官这么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又有其合理性。我们可观察动荡时代儒家官员怎样在既定的大框架下面根据具体情况对礼节仪式作出适当调整，实现其社会政治功能。

笔者勾勒出两件事的来龙去脉，依据的基本史料是曾国藩的日记。曾氏日记总的来讲比较简略，一般只记述大概的经历，并不多作描写和发挥，但是他对记载礼仪却有特别的兴趣，连具体细节也不遗漏。从日记可以看出，礼仪不仅是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他在紧急事件中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他对“礼学”中基本书籍的阅读一直没有停歇，战争期间他阅读的重点偏于史书中保存的典章制度，为解决当时的危机寻找借鉴，战争的间歇重点就会偏到经典和史书中礼节仪式的内容，考虑和平时期的长治久安。在阅读过程中则注意融会贯通各家之说，应用于实际。成丰八年(1858年)九月给长

子纪泽的信中他承认自己不曾在《周官》和《仪礼》两经上用功，同治二年(1864年)便开始系统重读《周礼》，到同治六年二月终于完成对《仪礼》的研习。自此，曾氏对礼仪的记载愈发仔细，对行礼的时间、地点、步骤、所需器物、人员的分工及动作都一丝不苟。如果研究曾国藩“礼学经世”的主张，对“礼”的内涵不够重视，或者泛泛而谈，或者把“礼”当作是笼统的道德规范，而忽略其中宗教仪式的内容，实际上是把“五四”以后形成的现代人强调世俗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心态投射到古人身上，而滤去该主张原有的政教合一色彩。

送痘神一事，曾氏在次子染痘痊愈之际，以总督身份按金陵地方风俗行送神之礼，为百姓祈求免灾，一方面使情合于礼，使私人行为得到升华，另一方面也借机收揽人心，缓和官民关系，求雨(雪)求晴过程中则可以看到他反复考虑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朝廷正统和民间经验一步步把龙神崇拜从边缘推向中心，争取在天人关系中掌握主动权，虽然因为天气反复无常，曾氏个人年老力衰，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典范未能真正树立起来，但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教合一特性，天人感应的观念和当时的物质条件，他的尝试自有其合理性。无论如何，送痘神和求雨(雪)求晴都反应了曾氏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重建礼仪秩序，把有利于晚清统治的民间信仰纳人正统的努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学经世”主张关注的重点之一是一方面坚持核心价值不可动摇(尽管应该表现出某些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尽量吸收、消化各种同质和异质的资源(包括汉学和宋学、儒家和非儒家、典籍和民间不同资源的集结)为之服务，以克服当时时代的危机，维持整个系统的生存。这一过程中正统意识、制度倾向和实用理性都在起作用，关系错综复杂。不过从以上仪式活动可看到当原有的正统不起作用，历史上典章制度的记载不够充分或不能提供足够借鉴时，最后起作用的是实用理性(或者说功利原则、工具理性)。当然几乎是同时，根据实用理性得出的结论又会被努力制度化、正统化(其实是一个被系统中心同质化的过程)，成为新的典范。这就是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运行的规则和生命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曾氏的“礼学经世”是对传统政治文化实践原则的理论总结和有意识的运用，尽管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做。

城隍庙攻略范文第5篇

多彩长治，这里节日多姿――当旅游碰撞体育

这里绵延着雄奇伟岸太行山，这里有着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就在这美丽的大峡谷间一场国际攀岩精英赛精彩开幕，一群不寻常的客人，带着一身绝技，从容地“行走”在数十米高的岩壁上。随着国际攀岩精英赛的“落户”，为壶关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攀岩赛以“核心赛事、体育活动、文化商旅”为宗旨，它的举办让壶关县万人空巷，壶关太行大峡谷从此又多了一项使命，这里将建立“国家攀岩训练基地”，定期组织比赛，集训，开展业余攀岩活动。一次体育赛事与旅游的完美结合，给太行山大峡谷的旅游业锦上添花，体育、文艺和旅游在这颗太行山里的“明珠”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在水乡平顺，全国新闻记者漂流邀请赛也拉开帷幕，漂流邀请赛于200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赢得了广大新闻媒体和记者的高度评价，通过赛事进一步宣传了平顺，提高了平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了平顺改革开放新形象，推动了全县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而在具有“北方水城”之美誉的山西长治沁县，也有一场赛事完美上演，过端午，赛龙舟，沁县通过举办“沁县端午龙舟赛”，将这一中国的传统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时，沁县人民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底蕴将自己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水城风貌向外界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无论是太行山大峡谷攀岩赛，还是太行水乡漂流邀请塞，又或是沁县端午龙舟赛，这不仅仅是一次次竞争激烈的体育盛世，更是一次向人们展示当地丰富文化，民俗、旅游资源的推介会，长治市巧妙地将体育与旅游完美结合，形象生动地将长治特有的旅游资源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有着丰富赛事的多彩长治渐渐深入人们的心中。

当今，旅游与体育相结合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时尚休闲方式，长治市通过体育赛事开发旅游资源，借助体育与旅游的联姻方式，打造长治旅游品牌，通过“一赛一节”，进一步宣传推介了长治市秀美独特的山水风光，提升整体形象和影响力，集中展示长治市的秀美风光、社会经济发展、农副土特产品和深厚文化底蕴，使之成为拉动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合作交流、打造旅游精品路线、提升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推动了长治市体育和旅游业的发展。

这些赛事举办使旅游收入节节攀升，创造了相当于黄金周的水平。可见，体育与旅游的联姻必将进一步推动长治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的步伐，即精心打造八路军红色之旅、北方水城休闲度假，上党古文化、太行山大峡谷等文化旅游品牌，充分展示魅力长治天蓝地绿人和气的文化内涵和崭新形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沁县龙舟邀请赛，2010中国・长治“潞安环能杯”第亚洲攀岩锦标赛、天下都城隍祈福节、平顺漂流邀请赛这四大隆重的节日，让长治诗画般的美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沁县龙舟节推广民俗文化

沁县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拥有中国民间石刻第一馆，是中国小米之乡，中国象棋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赛龙舟是北方水城沁县每年最隆重的节日，它将为人们展示沁县多彩的民俗风韵。6月14日，北方水域・中国沁州端午民俗文化节暨唯思可达杯第二届龙舟邀请赛在西湖举办。沁县充分发掘水土人文优势，打造北方水城特色城市品牌，特别是端午民俗文化节的举办，使北方水城魅力倍增、名扬华夏。

沁县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端午民俗文化节暨龙舟邀请赛，全方位的展示了沁县乃至长治市厚重的历史文化、优越的文化旅游特色资源、天蓝地绿人和气的优美环境，全面提升了“魅力长治、水城沁州”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让更多的人走进沁县、走进长治，感受天蓝水绿，感知传统文化，享受民俗魅力。沁县古称沁州，前人有辉煌的遗产，今人有伟大的创造，千年的文化传统成为沁州人生命中的一种习惯。龙舟节向世人展示了沁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彰显沁州独特的山水人文魅力，传播沁州耕读传统的习俗理念，弘扬沁州米文化、象棋文化等民俗文化，使沁州成为人居舒适的乐园、生态平衡的典范、人水和谐的天堂、环境优美的梦乡。

第亚洲攀岩锦标赛走进长治

“潞安环能杯”第亚洲攀岩锦标赛9月14日－9月18日在长治举办，这个中国最高级别、规模最大的自然岩壁攀岩国际赛事在长治美丽神奇的峡谷之中展开了最为激烈的角逐。这个以“核心赛事、体育活动、文化商旅”为主题的大动作给这座千年小城注入了阳光时尚的新活力。

此次攀岩锦标赛是继2005、2007两届“中国长治・太行山大峡谷国际攀岩邀请赛”及去年“中国长治・太行山大峡谷国际攀岩节”后的又一次国际赛事，不仅有力带动了长治市攀岩运动的开展，而且通过赛事进一步宣传了长治，提高了长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长治市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打造部级攀岩训练基地，带动了长治市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同时，这一精品赛事也成为长治向世界展示风土人情和丰富旅游资源的一个平台和窗口。

天下都城隍祈福节为民祈福

“中华千秋和谐天下都城隍祈福节暨长治县首届文化旅游节”在长治县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嘉宾欢聚在天下都城隍太极广场，共同见证拜祭天下都城隍、祈福国泰民安的盛大庆典。长治县的“天下都城隍”历时两千年，名传华夏地，独享“与天为党、神人合一”的神话胜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长治县将把天下都城隍文化旅游节和祈福节作为实施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的重要载体，一届接着一届地办下去，形成以天下都城隍为龙头，集风景名胜游、人文景观游、新农村景观游，运动休闲游、农家生态游为一体的旅游产业发展，开启文化创意产业，推出以“中国・长治・天下都城隍”为品牌的系列文化产品，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由能源大县向文化强县的战略转型。

平顺漂流节推广低碳旅游

诗画太行山水，情醉绿色平顺。9月17日，以“体验低碳生活，领略梦幻山水”为主题的“中国・长治平顺太行水乡第四届全国新闻记者漂流邀请赛暨首届平顺低碳旅游文化节”拉开帷幕，整个平顺县城沐浴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氛围中，来自全国60余家新闻媒体的百余名记者齐聚平顺，畅游奇山秀水，体验激情漂流。

此次漂流节和旅游文化节庆的活动，平顺县通过媒体

的力量集中展示了创新的低碳旅游方式、建设低碳旅游景区，树立“体验低碳生活，领略梦幻山水”旅游品牌、打造低碳旅游线路的“低碳旅游”之路，使之成为拉动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合作交流的综合平台，加快创建全国旅游大县进程。

绿色长治，这里山清水秀

太行山，太岳山群峰连绵，雄奇伟岸；漳河水，沁河水穿行其问，千回百转，清幽俊秀，描绘出了长治自然天成的佳景。

太行水乡位于平顺县城东北的浊漳河畔，全长53公里。这里绝壁千仞，悬瀑飞泻，集黄土高原的阳刚之气与江南水乡的阴柔之美于一身。人云山不在高，有水则灵。沿河下行就是太行水乡精华之所在――恐龙谷。“狂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浊漳河水在这里疯挤着拥入幽深的谷底，就像一群奔腾而来的脱僵野马，在谷底被驯得服服帖帖，然后静静地从谷尾走出。

太行山大峡谷是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可进入式峡谷，集凶，奇，险，幽，美于一身。峡谷共有景区14个，景观400余处。红豆峡是其中最为浪漫的一处景区，由于生长着寓意相思的珍惜树种“红豆杉”，故被誉为“中国情峡”。它集北方的阳刚粗犷与南国的阴柔秀美于一体，汇千峡之秀，纳万种风情。危崖绝壁之下，迷离幽谷之间的黑龙潭，八个泉眼流水不息，喷泉瀑布直跌谷底的八泉峡都成为这条天地奇美的峡谷中散落其间的瑰宝。

有世界奇观之称的井底挂壁公路，全长7.5公里，海拔在千米以上，长治人生是凭着一股子韧劲一修修了30年。一字排开的山洞像丰碑上难已抹去的文字，被镌刻在这太行绝壁之上，让每一个仰视太行的人都心生敬畏。

太行龙洞形成于5.7亿年前的造山运动时期，虽然地处北方，但却具备典型的南方溶洞的多层溶洞的特征，各层溶洞景色齐全，溶洞内大厅宏广，空气清新，各种造型奇特的钟乳石景观攀沿四壁，流光溢彩。

灵空山风景区位于沁源县，方圆百里，中心处三座孤峰突起，如倒置的三只鼎足。峰下，两条深谷由西、北而来，相交汇合，向东南而去。深谷汇交处，形成一个巨大的空谷，如巨窟石井，宛若神工鬼斧开凿。在山腰处有一块平台地，古老的圣寿寺就座落在这里。圣寿寺是灵空山的核心。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统兵围攻北汉败退，仓皇藏于“四十里不见天的灵空山深山密林之中”。敌军急于求胜四处放火，十万火急之时，宋太祖躲入山中的一座禅院。瞬间，雷鸣电闪，滂沱大雨倾盆而降。宋军由此军威大振、一鼓作气杀出重围，化险为夷。宋太祖回朝后，遂拨资重建禅院、再塑金身。灵空山禅院一时香火鼎盛，享誉四方。宋太祖还御笔赐额“圣寿寺”。灵空山上两人合抱的巨松数不胜数。著名的有“九杆旗”，堪称“山西巨松”，它一茎出土，派生九株，株株笔直挺拔，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油松”。

天脊山风景区海拔1700米，被赋予“天之脊”的称号。原始的自然风光，湿润的气候条件，绮丽壮阔的太行风貌和完好的生态植被，使它成为了太行山中独特的原生态自然风景区。景区遍及瀑布，最高的桃园瀑布一级落差达346米。瀑布悬崖之上，坐南面北，端庄坐着一尊百米高天然亿万年的大佛，佛像的形态逼真胜似人工塑造，注视着来天脊山朝拜佛祖的善男信女，保佑他们平安，心想事成。

古色长治，这里历史悠久

长治现存清代以前建筑2168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全国四处唐代建筑，长治天台庵独占一处。全国五代时期木构建筑共5处，长治占3处。古建专家曾称：长治是中国彩塑艺术经典的一章，是中国早期木结构建筑的密集地。

上党门，位于长治市城内西街，是古上党郡衙署大门，始建于隋开皇年间，金代毁于兵火，现仅存上党门。钟鼓二楼平行排列，一曰“风驰”，一曰“云动”，以示高耸入云之意。如今的上党门俨然一位老人，就这么孤守巷陌，静诉历史。

大云院位于平顺县西北27公里，建于五代后晋时期，是中国仅存的五座五代木结构建筑之一，大佛殿内保存的五代壁画是全国寺庙道观中唯一的幸存者，历史及研究价值极高。大云寺，寺前有漳水萦回，波光潋滟，寺外是悬崖峭壁，此地藏风得水，五行俱全，自古就有“九龙戏珠大云院”之说，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唐代建造的石舍利塔，燃灯塔和宋代彩塑十二圆觉像并称为长子法兴寺“三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落难法兴寺为僧，后经高人点拨，闯荡天下，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寺内“金鸡报佛台”，每当游人到此击掌，都能发出如“鸡鸣”般清脆悦耳的回声。此外，还有“法兴寺十二迷”等待着您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观音堂创建于明万历十年，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的明代悬塑，就是观音堂的镇寺之宝。小小的三间殿堂之内，现存约五百尊塑像，彩塑、悬塑。儒、释、道三教共融，或坐坛上，或依山墙，或悬椽望，被誉为中国悬塑艺术之冠。更为神奇的是在众多的寺庙里，观音大多是跌伽而坐，双手合十，一手持柳枝，一手托净瓶，伊然大家神圣。而这里的一尊观音却风姿独俱，她左臂自然伸直，左腿下垂，脚踏麟麟兽尾，右手很悠闲地搭在膝上。似乎她不是个神仙倒像是前来供奉者的老朋友。

沁县南涅水石刻，自北朝至宋朝造像有1126件，佛像造像生动逼真，形态自若，是难得的珍贵文物。

红色长治，这里功勋卓著

长治是红色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在这里。解放战争时期，长治又是闻名中外的“上党战役”的主战场，解放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长治也因此被称为太行精神孕育之地。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八路军八年抗战的大型革命纪念馆，走进纪念馆仿佛回到了烽火硝烟的年代。王家峪，砖壁八路军总部，众多革命家和高级将领在这里战斗生活过。在这，八路军部署了“百团大战”作战计划，由此成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