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童话集范文第1篇

1、《稻草人》作者是叶圣陶。

2、《稻草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作者叶圣陶也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

3、《稻草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作者叶圣陶也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表·译者的话》）。 本书收录了叶圣陶中短篇童话作品三十余篇，并附有丰子恺先生为《古代英雄的石像》所撰写的文笔生动的读后感言。

（来源：文章屋网 ）

叶圣陶童话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叶圣陶；生活本位；教育命题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1-0043-04

在我国现代教育家中，叶圣陶先生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特别定义为语文教育家，关于他的教育思想研究，人们亦更多地是专注于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挖掘，由此在诸多教育实践者甚至部分研究者的潜意识中，似乎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仅仅只是显现于语文教育领域，其实不然。毫无疑问，叶圣陶在语文教育领域有着许多真知灼见，影响着一代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然而，若将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窄化为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仅可能会遮蔽叶圣陶教育思想中那些比语文教育更有价值、更为新颖的主张和见解，而且使人们对其语文教育思想的认识缺乏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

叶圣陶有鉴于当时我国学校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基于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和体会，同时汲取了当时流行于民国初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教育思潮的积极主张，将学校教育的本质视为以“生活”为核心的教育。不过，叶圣陶对“生活”教育的理解，并不完全同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而有着自己的某些独到见解。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叶圣陶关于生活教育的理念从未形成一种体系完整的理论，但却不影响他基于“生活”教育理念上提出的若干教育命题，而通过解析这些教育命题，则不难明晰他的“生活本位”的教育理念和他对理想教育的价值追求。

一、教育应“以生活为本位”

自1910年代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后，新的教育知识观便开始在我国文化教育界传播开来。虽然立场迥异、观点不一，但确认书本文字价值的有限性，强调教育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则是其共识，如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陈鹤琴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主张，无一不是这种新知识观的中国式命题的具体表达。叶圣陶同样深受这种新知识观的影响，早在1919年8月发表的《敬告创办义务学校诸君》和同年底写就的《小学教育的改造》两文中，便批评一些从事小学教育事业的人将书本知识的授予和德行的修炼作为小学教育的全部任务。同时，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下将教师职务的条块分割、分科课程导致知识的支离，以及诸如用书制度与教室制度等，更使当下的小学教育远离儿童的生活和实际的事物，迷失于单纯的书本教育之中。到了1940年代，他依然信守这种以生活为依归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以生活为本位”的命题，并将其上升为自己的教育本质观。在他看来，“教育不以生活为本位而以知识为本位，是一大毛病”[1]。因为在知识为本位的教学观下，并不考究知识本身对于社会生活的有用性，并不关注书本知识对于实际生活的指导性，记诵成为了唯一重要的教学方法，分数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教学追求的唯一目标。不仅如此，恰是由于学校教育与生活无涉，而最终导致教育成为装饰面目且为统治者独享的奢侈品。

主张教育“以生活为本位”，其实是强调学校教育与儿童生活在时空关联上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广阔性。叶圣陶说：“儿童在进学校之前，自有他们的生活，进了学校，自然是继续他们的生活。所以两者必须顺着一个方向，不过在质的方面有所不同，便是学校生活比以前的生活合理而有系统。”[2]这其实意味着学校与儿童生活本身便是沟通的，它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学校机构的特殊性而使其获得的生活经验更加合理和系统罢了，故不可将学校办成与社会生活隔绝的封闭式象牙塔。可见，学校教育既不是生活的起点，也不是生活的终点，它只是人生生活的一段驿站，而判别学校教育是否取得其应有效果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学校所获得的知识经验能否真正成为学生走出校门应付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叶圣陶认为，教育以生活为本位，并不是一句停留于理念的空洞口号，而应成为学校教育中诸门学科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国文科教学为例，有部分所谓的教育专家抱怨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证据之一是许多中学生写不出通顺的文言文。对此，叶圣陶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文科的教学目的主要是“养成阅读能力”和“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情感，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情感”[3]。换言之，学习学科书本知识乃至整个教育只是手段或工具，融入于生活之中方是其目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基于民主教育的立场，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是否连通视为新与旧、专制与民主教育的分水岭。在他看来，传统教育只是为统治者培养驯良的政治帮手而已，故并不关注知识是否有用，并不关心受教育者的生活。后科举时代，这种传统精神并未得到肃清，故亦成为诸多学校滋生诸多弊端的源头。而充满新精神的民主教育，“以生活为本位，随时学习，随时受用。知识不是点缀品，追求知识是为充实生活，知识必须化为身体上的血肉，生活上的习惯，不仅挂在口头笔头装点门面”[4]。

二、学校教育应围绕“真实受用”的生活而展开

基于学校是生活的一部分，学校教育应“以生活为本位”，则学校的课程教学亦应以是否为生活带来真实有用为取舍标准。不过，这儿“有用”的意涵，并不是指那些暂时的、眼前的有用，当然更不是指对获取文凭、获得职业地位的有用，它是指使受教育者一辈子的受用，“譬如教小学生学剪纸，要剪得恰好在一条线上，就必须让他自己实践方能做到，只顾空讲是做不到的”[5]。

叶圣陶认为，在真实受用的教育内容方面，首先应将“养成好习惯”列为重点。在他心目中，“养成好习惯”是教育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叶圣陶既做过中小学教师，又担任过杂志编辑，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广大青少年群体。而他在与这个群体的长期对话过程中，“教育”无疑是一个常用的词汇。然而对于“教育”内涵的解读，他并不青睐学理的探讨，而更多地是使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解释，他说：“原来‘教育’这个词儿，如果解释得繁复，几本书未必说得完；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就是‘养成好习惯’。”[6]在叶圣陶的思想中，无论是好的行为还是有价值的知识，偶尔行之，那只是游戏、演戏而已，只有彻底消化并化为习惯，才能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而要养成好习惯，其前提是要求教育者转变教育观念，以教小学生读书识字为例，“教识字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7]。可见，叶圣陶将教育内涵定义为“养成好习惯”，并不仅仅只是针对当时中小学生存在的道德层面的问题有感而发，其表达的是对于新教育理念的倡导。在他的理想学校教育中，学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得到一个分数、获得一张文凭，而更在于影响自己的整个人生。

其次，应传授给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他处理问题的能力，而这也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健全公民的前提。不过，叶圣陶这儿所说的生活并不拘泥于洒扫应对进退等个体所必须具备的生活常识和能力，还包括生产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科学生活等一切人类的生活知识和能力。可见，他所谓处理生活的知识和能力的主张，其目的在于拓宽学习者的视野，培养其应用知识于生活的能力。在此问题上，他极为赞赏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实验，将其视为迈向教育最高境界的有益探索。

叶圣陶从“真实受用”的教育知识价值观出发，对现代学校教育中的课程制度持批评态度。他多次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学科课程并不是理想的课程类型，因为将教育内容划分为公民、卫生、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课程，不仅导致这些科目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且亦与实际生活的综合性相背离。不过，叶圣陶先生似乎并不是一位激进的教育改革者。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中流行的分科教学模式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改革学校教育当然势所必然，然而学校的改良并非一朝一夕，在目前无法根本颠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形势之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更需要自己认定学习的目标，“为了受用一辈子，自己去努力追求；不要只听老师讲讲就算了事，只读熟了几本教科书就算了事”[8]。

三、“读教科书并不是进学校的最后目的”

文字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教育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弊端，而且这种弊端并未随着新教育的兴起而被废弃，反而愈演愈烈，一如叶圣陶所揭露的：“我国一般人把学校教育看作为变相的科举，其中一部分人意识上并不清清楚楚这么想，骨子里却死死抱住那个旧传统，牢不可破。从前读书人准备应科举……他们认为现在受学校教育也无非如此。”[9]受教育等于读书，学习便是记诵，教科书被奉为圭臬，似乎成为先生、学生、家长们的共识。因而，在当时许多学校教育中，教学的进行只限于教科书的范围，“教科书上讲到的，得记诵，教科书上没有讲到的，就绝对不去触着它；所谓学习的工作又不出于理解教科书，抄写关于注解教科书的笔记，甚至劳作的科目也还是读教科书，抄笔记，而不必真个动手去劳作”[10]。为此，他大声呼吁：读教科书并不是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

叶圣陶明确指出：“受教材”并不等于“受教育”，要使教材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使教材像食物一样，在学生的身体里消化，转化为血肉；学生就在‘受教材’的当时得到补益与受用，那才是‘受教育’”[11]。由此立场出发，当然应该反对学校教育中单纯的文字教育和死板的记诵教育。因为过于专注教科书的文字教育，将会使新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科学精神。他讥讽当时许多中小学各科目的教学，几乎只是进行一种国文科教学而已：“透过教科书看中国教育，小学的科目一切都是‘国语’，材料是常识的国语、算学的国语等等；中学则一切都是国文，除了英文：是化学的国文、物理的国文、历史的国文等。”[12]“自然、社会、生物、理化、算学，无非是变相的语文科；学生捧着这些书本，尽做着讲解记诵的工夫，讲解记诵以外，不再知道有把学习得来的东西融化在自己生活里的这一回事。”[13]在这种教学观下，即使设有新教育提倡的科学科目，亦充其量不过是对传统文字教育精神的承袭而已。简言之，叶圣陶认为，过于关注教科书的文字教育，将使教育与生活之间形成严重疏离；过于局限于教科书的文字教育，将严重遮蔽学生的生活视野；过于注重记诵教科书的文字知识，将使学生失去综合地运用这些知识去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

当然，叶圣陶并不是一个“愤青”，更何况还曾与夏丏尊先生一道为开明书局主持编写过国语教材，因而他对于教科书的固有价值并不否认。他认为，教科书是各种科目的纲领，对教育教学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他对于部分中小学一味奉教科书为圭臬的做法则极为不满。如，当因抗战时局动荡而一度使教科书运输发生困难，结果引起部分学校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开展教育时，他不以为然，认为学校大可不值得为此烦恼，甚至以为“学校里的大部分科目是离开了教科书也可以教的，而且本该离开了教科书教材可以收到完满的教育效果”[14]。因为如小学常识、算术科目，自然与生活实际上比教科书更加丰富，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而且更可以终身受用。在他看来，教科书只是各种科目的纲领，目的的指向应该是生活的本身。他说：“譬如演戏，教科书好像一张节目单，背得出节目单并不就是演了好戏。……因而死命地记诵教科书是无谓的，把记诵教科书当作受教育的终极目的尤其无谓。”[1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叶圣陶先生以生活为学校教育旨归的教育理念，并不是否认书本知识和教科书的价值。他的三个教育命题所反对的乃是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学习与生活两分、重记诵轻受用，以及“受教材”代替“受教育”等弊端。在他的理想中，学校教育应充满生命的活力，枯坐听讲现象的存在，其实便是无视学生生命和生活的表现。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让学生消除学习与生活的界限，“学习就是生活，并非生活的准备”[16]，才能使学生自由主动而非消极被动地参与教育过程，疲惫与厌倦才能一扫而光，学生的学习生活才能生动活泼。

参考文献：

[1][4]叶圣陶.新精神[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01.401

[2]叶圣陶.小学教育的改造[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1.

[3]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3.

[5][8]叶圣陶.不应当受这样的教育[C][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32.

[6]叶圣陶.改善生活方式[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09.

[7]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2.

[9]叶圣陶.升学与就业[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52.

[10]叶圣陶.“学习”不只是“记诵”[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28.

[11]叶圣陶.我们的宗旨与态度[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03.

[12]叶圣陶.文字并不可靠 教本少用为妙[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17.

[13][14]叶圣陶.教科书的缺乏[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2.71.

[15][16]叶圣陶.受教育跟处理生活[C]//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94.129.

Analysis of Three Life-Oriented Education Propositions of Ye Shengtao

HU Jin-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叶圣陶童话集范文第3篇

教师节，是我国仅有的包括护士节、记者节在内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今年是“教师节”的第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党和国家把我国的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重视，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尊师重教”的风气，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尊重，教师的待遇得到显著的提高，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这些使我不禁想到这样几位人物来。

第一位：中国的第一位职业教师——孔子。孔老先生的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第二位：一代宗师——蔡元培。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他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他曾提出“五育”并举主张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位：教育家：叶圣陶。叶圣陶先生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圣陶先生早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短篇小说，“五四”运动前后改用白话写作。1921年初，和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主张，并严肃认真地进行实践，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暴露和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在看到兴起的革命力量之后创作的作品，充满了对光明的热切追求。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作为当代的“语言大师”之一，叶圣陶先生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重要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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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童话集范文第4篇

对于叶圣陶，凡读过他的小说、童话、所编的文学和教育杂志，学过他编辑的语文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及他与夏D尊合编合写的《国文百八课》《文心》等语文读写书籍的，几代人都熟知，而丝毫不会陌生。现在是到了要详尽地叙述、评论其一生事迹的时候了。这本《全传》的基本写法很朴素，便是一丝不苟地由“全史”到“全人”。当然，也不是谁都可以这样写，但如叶圣陶这般将个人社会实践与历史密切接轨的人物，是可以对他近一个世纪在文学、出版、教育、学术、社会活动、思想文化建设诸方面的业绩，一一生动记录，作全息摄影的。而这种“全史”，便是从个人史的角度，找到各个关节点，向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过程进行辐射：比如生于清末的叶圣陶读新式草桥中学和初为人师在言子庙小学任教的时候，正逢大清帝国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双重终结以及民国的起始，新旧思想纠葛充满他的青年时代;待等新文化运动突起，他经历了从鸳鸯蝴蝶派至新文学阵营的剧烈蜕变;五卅惨案现场的亲临和社会立场的确定，“商务”“开明”事业的开拓，又是与“国共”历史上第一次的合作和分裂相纠缠;抗战烽火燃起，他携家带口辗转于大后方，饱尝苦难，却对争取国家、民族光明前景百折不回;共和国建立之后，各项政治运动的明显冲击和他专事出版、语文教育工作中的暗流涌动，直至经历了“”始终，更显出他正直为人的品格。这些历史关键时刻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百年中国历史也是叶圣陶90多岁一生的高度缩影，这便是全书的结构。历史脉络清晰，了了分明。

梳理历史人生轨迹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写传记大体有创作型和学术型两大分类，本书恰是后者。所谓学术性传记，突出真实史料，全靠引证。本传在大量细密地运用引文方面，可称独步。比如，仅写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期的传主，便引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日记资料、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文学旬刊》上的“记事”，甚至抄录了与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四人拟定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等，多种文献的记载之详，几乎到可查阅的程度。再就新发现的叶圣陶史料、佚文一项看，20多篇早期文言小说大部均已亡佚，现给予钩沉，加入无政府主义性质社会党的材料更是一大发现;初步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因为有了1921年《晨报副刊》上40则《文艺谈》的辛勤挖掘“出土”，就更探到了源头;而茅盾1946年作为第一位中国作家访问苏联一事，不仅取叶圣陶个人的记载和茅盾、戈宝权的回忆，特别是发掘出在苏联总领事设宴饯行时七人唱和的送别诗，互相参证等，都显示了传记叙事的严谨，一丝不苟。全书做到了无一人一事无出处。日记、信件、诗词的材料使用量最大，使得许多个人历史的叙述转为信史。包括一般传记每逢场景必据材料加以想象的写法，在这里也遭摒弃，如抗战时期乐山遭27架日机轰炸，叶圣陶寓所被毁，衣物书籍付之一炬，全家人险些罹难的过程，本是最可依回忆加以描摹的，但此书均引用叶圣陶的日记、书信文章，还有自述的纪实长诗《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叶至善当年的散文《化为劫灰的字画》等，无笔者一个字的虚构。“五卅运动”和“四一二”，写来前者具体细密而后者粗略，盖因前者第二日叶圣陶便与王伯祥亲去南京路作现场勘察，有自办的《公理日报》在被迫停刊前的大量报道和言论，有自己连夜写成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等带着愤怒感情的文字铺底，当然丰富，但字字句句都是引用，并无另外的描写;顶多在征引之后作些分析和总括，如此而已。此类学术型传记中，本传的品格可算是达到极致。如果论其短处，它很难使全书叙述背后的感情激越，并保持住前后一贯的充沛元气，但一个可靠叙述者的旁观引证，却能使传记的叙述客观、公允，可信度大大提高。

从了解一个时代到了解一个人，本传坚守了“全史”“全人”的标准。这或许是中国式的老传统。鲁迅谈评价历史人物时，也曾强调要顾及“全人”的这一规则。王瑶在与学生谈如何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曾提到可以“抱住一棵大树”的方法。他的意思是，与其琐屑地掌握一部零碎的文学史，不如先找一位创作宏富、文学史地位较高、人生轨迹较长、与各派人物关系较广较杂的作家，在短时间内（比如用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将其读全读通。因为是大树，必然主干粗壮，枝叶茂盛，枝杈繁多，“抱住”它就等于把握住一段有血有肉有实感的历史，然后像枝叶伸展似的旁及其他。这实在是一条把握时代风云，进而掌握中国现代知识者一世纪不断进取、追索的路径。本传解读叶圣陶，正是如此。

这首先是经过各个历史的面相，来折射一个人物的各个侧面，这样来接近于表达“全人”。本传所写叶圣陶是作家，是出版家，是语文教育家等等，即他的多面。作为一个作家，此传告诉我们，他在“五四”到1920年代末期进入文学高峰状态：创作市民讽喻体的小说、历史时代小说、教育小说，对社会的热切理想隐藏在他对人与人之间冷漠、隔绝关系的冷静批判当中。而1930年代是他投身“开明”事业，成为“开明之魂”的重要时刻，出版现代作家的作品，替他们的书一本一本不厌其烦地写广告，做了著名作家再来给别的作家做“嫁衣裳”（这种对待青年作家的扶持态度还可举鲁迅、巴金、茅盾等。再想想今日有些作家的做派），主编《中学生》，编辑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见出他的独具慧眼，他的一心为作者、读者付出心血，踏实生活却绝不落伍的精神。到了1940―1950年代，是他献身语文教育事业最专注的黄金时期，为了坚持在小小的读写训练中养成国家一代有素质的健全公民，他使出的是千钧重力，在各种挫折坎坷面前坚持“韧”的态度和立场，不遗余力。

当然，《全传》既能抓住叶圣陶多侧面的史相与人相的关联，也重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个永不停止脚步的追索者、思想者。在若干历史的关节点上，传记细致地刻画了他的思想转折过程。比如，“辛亥”到“五四”的新旧转变，“大革命失败”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两次择路等。叶圣陶的道路还是很有典型性的：如1912年初叶圣陶加入过“社会党”和“三二学社”，至“讨袁”失望才毅然抛弃。这种由反抗黑暗而信仰无政府主义，最终却走向民主科学、新文化的人，在当年绝不是个别的。巴金、胡也频小说里都描写过此类情形，很多人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普遍的思想左倾，是中国知识者的实际。叶圣陶当年的思想已经信奉社会主义，但最后没有应杨贤江邀请去参加共产党的入党式。之后“左联”成立，又没有加入，却一直得到左翼信任（此类例子在传记中很多，如瞿秋白把自己掌握的材料交叶圣陶写小说，丁玲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抛下救急信简，封面写明，拾者可交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一群在“激进的左倾思想”面前止步，却先后成为左翼“友军”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数出郑振铎、朱自清、冰心、老舍、巴金等等一系列人来，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道奇观。在这本传记里，虽然没有什么结论性的语言，却摆出了引人思考的材料。叶圣陶的思想道路与老舍可有一比：因为都出身于市民下层，一北一南，习惯于从平民利益出发观察问题、决定政见;憎恨贫富不均，信仰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有某种紧张感也受到吸引力;但追求社会进步、光明始终如一，不投机，不看风向;正派做人如一，不苟且，讲诚信。《全传》中记载叶圣陶编《苏州评论》时说过的话，“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若如以往那样，我们会把“市民”立场混同于“小市民”的媚俗性，今天则应当恢复“市民”基本上属于城市公民而具有某种开明性、平等性、科学性的特点（当然也有商业的两面性）。这正是叶圣陶的根。

建国后的叶圣陶，在《全传》的第三卷里应如何塑造，是本书的一个难题。那时，他对国家人民更有担当了，做着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领导，实际上管的只是一件事：指导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工作。这是和他的职务不相称的，但他兢兢业业，还怕做不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展开他在建立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体系时遇到的阻碍，他的感受和思索，就成了这部分的重心。笔者给我们摆出了详细的原始材料，细到某篇课文如何选择、修改，在定点中学如何进行选讲、讨论，以至于历次关于语文教育他所做的演讲和所写论文等等。叶圣陶自己“反思”的线索不是没有，比较隐蔽。表面上他的工作是得到尊重的，不仅是全国的教科书由他审定，连国家宪法、兵役法、组织法等政府条例，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的汉译，他都参与语言、文法的润饰。所以有权威人士说，叶的语文思想就像有法律效应一样。但是碰到了下面这些问题就没有人听他的了。比如他认为鲁迅、选入中学教材的文章，有的语言规范不够，说“二人之作尚未臻纯粹，可以目治，但不便于口耳”（见叶的日记）。他主张“语文”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但在政治决定论者看来，叶即是个铁杆的“工具论者”。他的语文思想基于以儿童为本位，“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口语带动书面训练，强调科学的读写规律;主张保持纯白话的现代性等等，却一再被批为“语文挂帅”。但是，他坚持自己的观念，热爱真理，从容应变。这都来源于他从“五四”走来。他是“五四”一代的创新之人，坚持启蒙的新文化、新文学、新语文，并由此造就中国能够应对未来的几代健全公民，便是他的最高理想。本传在临结束前专辟一章对叶圣陶进行概括，其中称他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信然！

叶圣陶童话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叶氏三代 现实主义传统 悲剧色彩 家族文学传统

叶圣陶按照自己“至善、至美、至诚”的人生信条分别为子女取名，并指导他们的创作。在三人年纪尚幼时，叶圣陶将他们发表的文章审读后编成一部《花萼集》，两年之后又推出《三叶集》，使他们很早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建国后，叶圣陶的老母、至善一家和至美母女先后北上，与先期到北京的叶圣陶夫妇会合，而叶至诚却辗转到了南京，从此定居下来，成了叶家至今留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分支。一家人后来所从事职业也各不相同，其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叶至诚、叶兆言父子和叶至善、叶小沫父女，叶至善父女定居北京，均从事编辑工作。在文坛上影响力更大的是长期定居南京的叶至诚、叶兆言一脉（值得一提的是，叶兆言之女叶子也成为“80后”写作的文学新秀）。

一.“现实主义血统”

叶圣陶一开始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到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进西式学堂，所以他从小“受过中国‘雅’文学传统的严格教育，沿袭了这一传统对准确性的高度重视，力图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因此，“他的那些以对话为主体的短篇小说在结构上最接近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横断面。”但与海明威的现实主义不同，叶圣陶冷峻的笔调所要表现的不是“硬汉”的英雄事迹，而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所概括的“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评价，就显得更加贴切。

叶至诚的文章印证了自己“至诚”之名，以诚挚为美。“我以为作品必须‘文如其人’，而且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的真实的话，否则何必写它。”“所以，我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裸地呈现给读者。”叶至诚所反映的生活，都体现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与评价，写出了自己在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

无论是“秦淮系列”还是“抗战系列”，叶兆言小说的叙事都极少雕琢与渲染，平实之中见功力。这种风格让人想起他的祖父、父亲的写作，王彬彬甚至认为，叶兆言的作品与叶圣陶当年所倡导的一样，“都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而且“他对凡人小事特别有兴趣，他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事情，却并非严厉的审视，而总带着一种温和与宽容。”叶兆言小说重视与宏大叙事迥异的“历史的细节”，用他所理解的“细节”建构出一部部亲切的“秦淮史”“抗战史”。

二.浓厚的悲剧色彩

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种道义上的使命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准确的说是一种拯救意识――使得作家们一直深怀悲悯，他们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及其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具有悲剧色彩。

叶圣陶两类题材的作品悲剧色彩尤为浓厚：一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孤独、苦闷、彷徨、痛苦。”叶圣陶早期被称为“为人生派”，但为人生的“爱与美”的理想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现实面前显示出其“软弱性与悲剧性（如叶圣陶的小说《阿凤》）”。叶圣陶的小说善于“用简单的方式叙述某个人的悲惨命运”“悲剧气氛浓厚”。二是对底层人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农民苦难的描写。在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好不容易盼来了丰收，结果却是“谷贱伤农”，叶圣陶用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受剥削压迫农民的艰难生活，“悲”字贯穿始终。

叶至诚早年参加革命，晚年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回忆友人的《老陆的苦》，回忆“”之苦的《漫忆大字报》、《如是我闻》，他用平淡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悲剧，厚重而悲怆，如《最后一班难民车》、《重记乐山遇炸》。叶兆言在《至诚六种》的《序言》中说：“父亲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少年时就出手不凡。”

叶兆言的作品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很多时候是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哀伤。首先是“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以《状元镜》中命途多舛的三姐为代表的悲剧人物，她的人生轨迹似乎处处是转机，实际上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堕落，改变愈多，悲剧意味愈浓。叶兆言这类小说可以说是欲望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其次，他写出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秦淮”、“金陵”的现代命运。怀旧，成为他感伤的触发点，正如他所说的：“古老的南京城正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我因为保守，变得喜欢怀旧，而这本书，似乎也是为那些保守和乐意怀旧的人所写。”

三.与文学主流若即若离的关系

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叶圣陶到“红色文学”的叶至诚，再到“新时期文学”的叶兆言，叶氏三代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他们与时代文学主流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的。

叶圣陶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率先提出“为人生”的写作主张，后来在《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中也实践了这些主张，但他并未追赶蓬勃而兴的各种思潮。再加上他后来潜心与语文教育，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偏重于儿童文学，这就使他与日后成为文学主流的“左翼文学”联系并不密切。但叶圣陶一直很关心新文学的发展状况，他曾代编《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前者是新文学小说的重镇，在代编《小说月报》其间叶圣陶先后编发了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重量级的作品的编发无疑也是叶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值得注意是，叶圣陶后来把重心转移到教育上，他也常常通过教育手段促进新文学的传播，在他主编的“国文教科书”系列（《开明国语课本》、《国文八百课》等）所选“五四”新文学周作人、鲁迅等人作品的比重很大。

叶至诚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定居南京做编辑、编剧，但良好文学修养又使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满足于当时的文学状况，他有自己的理想诉求。1957年，叶至诚因参加“探索者”文学社被下放劳动，写作也受到限制。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在思想改造方面，他后来也留下了“做的后遗症”。在“”之后，创作自由了，但叶至诚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许多作品写出来了自己很不满意，他最终也没能像他的好友高晓声、林斤澜那样写出有影响力的作品。即便如此，叶至诚仍然时刻关注着文坛的发展，特别是在和高晓声做《雨花》主编时期。他很多时候是以一种殷切的批判眼光来打量当代文坛。

在多年的创作中，叶兆言始终抱守“宁可写砸，也要尝试可能性”的创作意识，对各种题材都大胆尝试，使得其小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以及相应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但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叶兆言的锐意求变使他无法被文学史归类，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文学史上的“非主流”作家。“叶兆言跟文坛一直保持一种距离，或者慢半拍或者快半拍。他总是写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补充现在文坛缺少的东西。”距离是审视的前提，更是保持个人风格的基础，正是这种“慢半拍”的若即若离，让叶兆言成为“王旗变换、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的独特景观。

四.家族文学传统

作为“五四”新文学开创者的叶圣陶在家族内部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面自然格外强调要秉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文学血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叶家人。

叶至诚在回忆父亲叶圣陶对自己的教育时这样总结：“父亲不管我的, 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 在这方面讲求民主……而父亲管我的, 都是涉及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事, 在这方面, 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 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 在我以外,更有他人, 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常常为他人着想，是“推己及人”的处世准则，在文学作品中则体现为博爱和悲悯，这也正是叶氏家族创作最主要的思想内涵。于是，表现社会苦难特别是底层生活的内容在叶氏三代人的作品中就特别突出，这种底层观照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