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垄断市场范文第1篇

目前，我国审计市场结构存在着很多缺陷。现实中也已暴露出很多问题，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导致审计效率下降，不能适应审计服务这种特殊市场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上频繁爆发的审计失败事件就是其突出表现。因为对于一般行业而言，消费者会根据商品质量给自己带来的效用以及产品的价格决定是否会购买这件商品，政府或者行业协会都会颁布产品标准。因此，充分竞争会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高质量的商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但是。审计质量的最后结果体现为一份审计报告，绝大多数公众难以据此判断审计质量的商低。因此，这种审计市场结构甚至有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逐渐使质量高的事务所退出市场。

其次，当前审计市场的竞争结构导致竞争变得过于复杂，审计机构和专业人员可能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争取客户，在风险防范和审计质量上做出不得已的让步，使审计独立性受到损害。

再次，由于审计服务的质量难以确定，在分散型市场中，市场本身无法淘汰那些独立性低、质量差的审计服务，势必造成审计行业的混乱，审计的总体质量下降，公众对会计师的信任程度降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审计报告的质量直接影响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同时具有无差别性，即审计业务均为按审计准则执行的法定审计，各家事务所在同一领域进行竞争，因此构造寡头垄断的审计市场结构是十分有益的。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审计市场高度集中，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容易形成共谋。事务所通过非合作博弈达成一种隐性契约，不再担心客户流失对其声誉的损害，从而可以在员工素质的提高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以更有利于提高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通过提高市场集中来构造寡头垄断的审计市场结构，为事务所培育对其业务拓展至关重要的良好声誉和品牌创造了条件。应该指出的是，寡头垄断不是完全垄断，并没有扼杀必要的竞争，只是提升了竞争的层次和水平，即几家“寡头”事务所之间在审计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深度上进行竞争。我国多位学者通过对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认为有必要在我国构造寡头垄断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大力培育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形成规模经济性。这不仅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在会计服务业进一步增强与实力雄厚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竞争的能力。

二、培育寡头垄断审计市场结构的可行性

针对当前我国审计市场的现状，培育寡头垄断的审计市场同样也是可行的。实际上，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日本，审计市场格局与当前我国一样，一批小所分散在全国各地，影响了审计，特别是证券上市公司审计的质量，投资者和公众对此反应强烈。同时，这些小会计公司在与打进日本审计市场的美国“”会计公司竞争时，势单力薄。为从根本上扭转此局面，大藏省于1974年对《公认会计师法》进行了修订，规定设立审计法人并赋予其审计证券上市公司的资格。此举促使众多事务所合并，很快形成了十几家大型事务所。现在已发展为“四大’控制证券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市场形态。因此，我们也同样可以借鉴邻国的经验。培育寡头垄断的审计市场在我国是完全可行的。

三、培育寡头垄断审计市场的途径

(一)培育理性的投资者

1、培育理性的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是指那些以其所能利用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各类股票和债券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不同，他们更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因而对会计信息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更高。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实践就是证明了，机构投资者力量雄厚，影响很大，不仅是资本市场发展最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也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持有较多的股份，拥有雄厚的物质实力，对资源配置影响作用大。他们精通专业知识，投资经验丰富。信息资料齐备，分析手段先进，所有投资决策者都基于对上市公司的深入分析和宏观经济的详细研究，投资行为十分理性。而且他们一般采取稳定的投资战略，注重资本的长期增长，多采取长期的投资行为。因此，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有着更强劲的需求动力，只有当机构投资者成为证券市场主体时，才能形成有效的会计信息需求主体。

从现状来看，我国机构投资者仍然种类较少、缺乏规模优势：机构投资者也多以短期投资为主，因而更偏好于流动性需求：机构持股比例相对市场总股本很小，难以发挥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要使机构投资者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就必须使其对于公司治理机制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就需要丰富目前机构投资者的种类，培养具有长期投资倾向的稳定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与共同基金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三类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中，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均属于相对较为长期的投资者，他们在推动公司治理机构的完善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种类较少，对流动性需求的偏好导致机构投资者偏好于短期投资，机构投资者更加关注股价的波动，而非公司业绩。证券投资基金入市时间短，发展规模小，具有长期投资倾向的机构投资者如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等也不过刚刚进入股市，尚不具备影响公司治理的能力。今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

2、教育和引导中小投资者。目前，在我国投资者群体中，中小投资者等弱势信息需求主体占到绝大多数，但这些投资者普遍素质不高，多数投资者不具备起码的会计专业知识，在信息获取和自我利益保护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权力要求上市公司向其专门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信息收集和甄别能力，同时也不能通过特别合同等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也就不可能对财务信息披露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在投资行为上以获得短期交易收入为主，不注重长期效益。从境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全面深入的投资者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投资者素质，引导其树立投资理念，增强法制意识，提高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投资者信心，巩固市场发展的微观基础，还可以使投资者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利于提高理性决策水平，帮助投资者利用和处理财务信息资源，让投资者懂得根据真实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为高质量审计培育需求市场。

在现阶段，我国投资者教育要注意的问题应集中在技能和法律意识方面：首先，教育内容重点放在市场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投资风险和权利保护等方面，以达到尽快提升中小投资者素质的目的，同时要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推动投资者教育制度的完善，尽快推动投资者教育向普通教育的深入，

使更多公民接受正规的投资者教育；其次，要加强投资者教育的法制化程度，鼓励广大中小投资者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利用法律手段向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争取自身的权益，及时将违法违规行为向监管机构举报，使监管机构能尽快查处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增事务所数量。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除受市场规则的约束外，还要求事务所的规模和数量应与经济总量相适应。目前仍在不断增长的事务所数量，只能说明市场资源的配置不是趋于合理而是趋于分散，市场竞争不是趋于规模竞争而是趋于恶性竞争，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速度与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是趋于适应而是趋于更不协调。因此，尽快提高行业准入条件，严格控制事务所数量，是当前行业管理的当务之急，也是提高行业执业资质和审计质量的重要之策。按现行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进入门槛较低，在当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被“业外人士”称为挣钱的行业的情况下，使得更多的事务所进入该行业，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结构的不合理性。因此，应该从注册资本和股东人数两个方面来提高事务所的准入门槛，从而达到控制事务所的数量。

(三)鼓励和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为了培育寡头垄断的审计市场，政府可以采取一些优惠政策鼓励现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要实现该目标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事务所的自我积累，提高其留存收益率，从而具有更多的资金来添置事务所的“硬件”，强化“软件”建设，增强事务所的综合实力：二是兼并与联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要确保会计师事务所能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自主选择适宜的合并、重组对象，而决不能实行政府强制联合。否则，将会严重影响事务所以后的和谐运作与进一步扩展。因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毕竟是人力资本高度密集型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彼此信任、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较强的凝聚力是决定事务所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府的相关部门也要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推进过程。因为合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寻求发展的途径，事务所之间通过兼并联合，不仅要实现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的跨地区流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更要以此为契机，致力于形成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要求合并各方制定并提交共同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包括业务类型、服务区域、客户面向等在内的市场战略，设计出相应的内部治理机制，特别要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和审计风险防范系统，对那些合并后质量控制下降，甚至出现审计失败的事务所要严惩，防止事务所在兼并联合过程中一味贪大求快，为资格而战，而陷入做大不做强、更做不久的被动局面。

寡头垄断市场范文第2篇

回顾2004年，B2B市场亦是涌动着潮水般的创业激情，然而诸多新推出的B2B交易平台，面对阿里强大的人气以及多年来所积累的品牌影响力，发展十分缓慢。为此，阿里巴巴凭借成功者的锐气，一举推出淘宝网，投入大量网络广告、路牌广告，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军C2C市场，目标直指之前的C2C垄断寡头易趣；而慧聪网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以12年信息服务之功，在今年3月推出买卖通交易平台，随后注册用户总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并还以每天2000余名的速度递增。也就是说，在阿里自认为在B2B市场唯我独尊，大举进军C2C市场的同时，慧聪网买卖通的介入已令中国B2B市场在2004年以后充满了变数。

转移源于竞争，崛起因为发展

在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300多万家，其中只有30%的中小企业会使用互联网来做交易，即便是这30%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网络的信息来做交易。以阿里巴巴对外公布的注册用户来看也只有300万，不考虑一些无效注册的因素，也仅仅是超过了中小企业总数的一成，可见中国B2B市场潜力之大。

阿里巴巴的300万注册用户肯定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是阿里选择在2004年大举进军C2C，除了看到C2C可观的市场前景之外，最重要的是感受到自己在B2B市场的挖潜能力已接近极限。阿里巴巴的起家借助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交易的需求已经摆在那里，阿里做了这么一个交易平台，吸纳了这些需求。而当这些需求被吸纳得差不多了之后，阿里巴巴的发展必然要减缓，所以阿里必须转移，去吸纳或者竞争那些对C2C有需求的客户，于是便有了淘宝网。

而正当阿里巴巴将中国B2B市场上已存在的需求吸纳得差不多的时候，慧聪网在这个常人都觉得“不合时宜”之际推出了买卖通，并且还迅速取得了成功。其原因就是中国B2B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阿里巴巴只是抓住了中小企业的一成，剩下的九成阿里巴巴却没有去挖掘。而慧聪在传统行业耕耘了12载，并将行业细分到64个(国家标准是29个)，所以所有使用过慧聪商情的中小企业都将是慧聪网买卖通的用户，正是这样一个企业，还以平均每天参加2个展会的速度收集着中小企业的信息。

B2B市场仍将是寡头垄断市场

有人评价，慧聪网买卖通的成功算是一剂强力兴奋剂，令成千上万个做B2B的小网站看到了出头的希望。其实不然，阿里巴巴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阿里巴巴当年成立的时间不会再倒转，所以现在其它B2B小网站不可能有机遇轻松地吸纳那么多有需求的客户；同样，慧聪网买卖通也是不能复制的，因为慧聪12年传统行业服务经验所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别人是没有的，所以要学着慧聪去做B2B市场的挖潜，也是难做到的。

目前的市场格局其实是阿里与慧聪共同构筑起了中国的B2B交易平台，慧聪的介入尽管没能打破这个市场的垄断寡头经营局面，但是较阿里巴巴的全面垄断时期，无疑是进步了不少。计世资讯分析师认为，慧聪网买卖通给中国B2B市场带来了新的元素：如传统行业带来的与客户面对面沟通的服务、慧聪商情、市场调研等等，这些服务的应用及推广，给中国的B2B带来了实质性的进步。

业内人士指出，慧聪网买卖通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充足的资金也是保证其经营连续性地关键因素之一。

线上与线下，B2B发展的两个主向

从中国B2B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阿里巴巴从最开始的网络交易平台做起，随后产生了一些线下的服务。然而随着B2B市场的断续发展，阿里巴巴将更多的服务集中于线上，线上服务的特点就是更加的便捷和快速。

然而，在中国会用互联网来做交易的30%中小企业中，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网络的信息来做交易，就好比纸媒永远不会被网媒代替一样，因此在目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线下服务都是未来B2B发展的大方向之一。

回顾慧聪起家的历史，现在的慧聪网事实上是整合了慧聪所有的优势资源，将所有的资源都用到交易平台上，也便是买卖通的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是源自线下的服务，只不过一些被移置到了线上。针对买卖通客户，在买卖通收费之后的很短时间内马上成立买家服务部，为买家们提供平台使用、资讯获取等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同时又立刻引入其在传统行业内的服务作风，展开客户回访工作。

这一切表明，在阿里巴巴收缩线下服务的同时，慧聪网买卖通却在尝试扩大更多的线下服务，中国的B2B也因此朝着线上、线下两个方向发展。毕竟，阿里没有在传统企业服务的经验，而慧聪的优势恰好在线下，与企业面对面的沟通更有利于挖掘出中小企业对B2B交易的意识，更容易地让这些企业应用B2B交易平台。

2005年，B2B市场谁主沉浮

据Forrester Research估计，全球B2B的市场交易量在2004年将达到2700亿美元，保守的美林证券和IDC，也分别估计2004年的B2B的市场规模可达2500亿美元和1400亿美元。而相关资料显示，中国B2B市场还将继续保持120%以上的增长速度。

寡头垄断市场范文第3篇

今年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连续第三年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最高奖项“本土最佳研究团队”，也正值研究所成立满十周年。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券商研究所，国泰君安研究所和其前身君安证券研究所在中国证券市场创造了多个第一：最早倡导“价值投资”、最早从事购并和海外融资研究、培养了最多的基金经理、基金佣金收入最高……而最让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李迅雷骄傲的是，他在2000年研究所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时地提出了“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

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君安证券陨落，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于1999年8月18日进行了合并，在外界看来，二者风格迥异，人员分居三地，整合难度很大。2000年初，李迅雷撰文提出“研究所要以机构客户为主要目标，研究要围绕满足客户的研究性需要，根据客户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研究创造不了价值，但肯定能创造佣金。”这一观念在当时受到了来自研究所内部和公司各部门很大的阻力。而李迅雷坚信他的理念经得住市场考验。“只有找到了合适的客户群体，研究工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回报。”在所内，李迅雷有一句名言：“研究服务是有限的，客户需求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研究服务投入到最合适的客户需求中去”。如今，这一发展方向已经成为证券研究界的共识。

“大研究员，小所长”

虽然前两届“最佳分析师”公布后，有许多证券研究所和基金公司来“挖墙脚”，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比例并不高。“不会超过5％吧”，李迅雷说，“首先，因为我们有一种好的文化氛围和团队合作理念，研究所内一直非常团结，从来没有为争待遇问题出现矛盾；其次，和同行业相比，我们的研究员在所内、公司内地位较高。”但是谈及研究员目前的待遇，他仍然流露出些许遗憾，“公司这几年日子不好过，我们一直在力所能及地为研究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我想研究员对这些也能够体谅。”

作为国内从业最久的券商证券研究部门管理者之一，李迅雷一直提倡“大研究员，小所长”。他认为自己所应该做好的是引导方向和提供后方支持工作，“我们尽量不给研究员增加负担，不要求他们提供‘优秀论文’，不要那些‘虚’的、‘假大空’的东西，只要实用就好。”在所里，除了李迅雷和一个副所长，没有任何专职行政管理人员，在行政方面投入也很少。研究所下属的行业公司部、策略研究部等一级子部门的经理都是资深行业或策略研究员，担任部门领导是因为他们在所里、在市场上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影响力。以最大的部门行业公司部为例，下设6个小组，每个组长都是行业骨干，由他们具体对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把关。“我所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贴近市场，让研究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客户提供更多帮助。”

对手与挑战

对于国内的竞争对手，李迅雷对中金颇为关注：“国内目前中金的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其他券商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相差不多。”以单个营业部所占市场份额为例，除中金遥遥领先外，国泰君安与其他券商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中金研究的理念、机制在国内领先，比如他们的销售交易部早就成立了，研究人员业绩考评跟佣金收入挂钩，而我们研究所目前还是要靠公司薪酬方面的倾斜来实现。我们有一定差距，也一直在学习。”

李迅雷认为研究所下一步重点要解决的是人员结构问题，目前全所的70多人中，“老研究员过多，中间层缺乏”。这次评比，国泰君安研究所共获得了13个第一名，4个第二名，1个第三名，呈倒金字塔犁，“这反映虽然我们的优秀研究员多，但后备力量较弱。”李迅雷说，他们目前招收研究员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而并不一定要有很强的学习和工作背景，这是因为“所内研究员平均年龄偏大，需要从国内好的高校招收尖子毕业生进行平衡。”在他看来，3 5年就足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研究员，新引进的研究员在外语表达、工具运用上要与目前队伍有所区别。而在研究方向方面，串迅雷承认，国泰君安研究所在宏观研究方面偏弱。“人才是主要原因。我们在人才配置方面需要时间；只要有好的人才，高价我们也愿意出，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优势与希望

寡头垄断市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强势寡头；竞争失效；博弈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46－02

一、引言

我国在自然垄断行业大多采取政府管制和鼓励竞争两种方式。在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市场上，政府主要把移动通信运营商拆分为中国移动公司和中国联通公司，以便通过两个寡头的有效竞争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和减少垄断带来的社会价值损失。但是经过几年的竞争，在移动通信运营市场上，移动公司成为强势寡头，而联通公司成为弱势寡头。面对不均衡的竞争局面，作为强势寡头的移动公司就面临以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采取让国家不希望看见的寡头竞争失效的威胁。在维持寡头有效竞争均衡的状况下，移动公司会面对与政府和寡头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相互博弈。本文就从移动公司面对的三方博弈来探究移动公司如何维持寡头竞争均衡，并提出相关应对策略。

二、自然垄断行业拆分成双寡头面临的竞争失效

政府在解决自然垄断的一种方式是鼓励竞争，尽管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情形下不会出现，但适度竞争仍对市场有利。随着垄断商品的平均成本在相关的产量范围内下降时，竞争就面临失效。在中国移动通信运营市场上，我们假设两个寡头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分占市场，并且面对的平均成本较在任一个寡头独占整个市场时的平均成本更高。

在移动通信运营市场上，经过激烈的竞争，移动公司成为强势寡头，联通公司成为弱势寡头。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移动强势寡头会继续采取形成垄断的措施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但同时移动公司会面临联通公司有可能的强烈反击，并且也面临政府根据移动运营市场上寡头竞争状况的判断而采取维持寡头竞争有序的策略。下面通过模型来分析移动公司面临的三方博弈策略选择。

三、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和政府的博弈及均衡分析

1.模型构建

在此博弈中，我们主要考虑移动公司与联通公司竞争产生的效果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府根据竞争效果作出的选择。假设：（1）博弈一方为移动和联通公司两寡头竞争体，另一方为政府。博弈双方为理性经济人，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的竞争效果政府不是很明确，而移动和联通公司对政府做出的策略不清楚。但是，当其中一个寡头接近占领整个市场时政府会发现并会采取重组措施。（3）在博弈过程中，两寡头竞争体的策略分别为：竞争失效（发生的概率为r）和竞争有序（发生的概率为1-r）；政府的策略分别为：重组（重新拆分组合发生的概率为p）和不重组（此策略发生的概率为1-p）。

根据以上假设和分析，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及收益表现如下表：

2.均衡分析

四 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的博弈及均衡分析

1.模型构建

在分析移动寡头和联通寡头博弈时，我们考虑二者之间基于完全信息下的博弈，因为在移动通信运营市场上每个公司对对手的一举一动都非常了解。假设：（1）博弈双方为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二者为中国移动运营市场上的双寡头，但是经过技术发展和激烈的竞争，移动公司是强势寡头，联通公司为弱势寡头。（2）移动和联通公司的信息是完全的。二者都相互了解对手的策略动态。（3）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都是有限理性者，且二者都不愿形成合谋，因为政府能了解二者合谋行为且严厉惩罚合谋行为。（4）博弈各方可以采取的全部策略：移动公司可采取进行独家垄断政策和不进行垄断政策；联通公司可采取放弃抵抗和进行竞争策略。（5）移动公司采取独家垄断政策的概率为u，不采取垄断政策的概率为1-u；联通公司采取竞争策略的概率为q，放弃竞争策略的概率为1-q。

根据以上假设和分析，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及收益矩阵表如下：

2.均衡分析

五 结论

1.由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竞争体和政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可知，竞争体中移动公司采取竞争失效策略（即进行垄断政策）的概率r*=R2，它与政府进行重组付出的成本C2成正比，与政府重组获得的收益R2成反比。政府采取重组策略的概率p*=，它与移动公司从竞争失效中获得的收益R成正比，与政府重组获得效益R2和移动公司造成其和联通公司竞争失效的成本C成反比。

2.由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可知，移动公司采取垄断政策的概率u*=C4，它与联通公司竞争获得的收益R成正比，与联通公司不竞争退出市场获得的收益R6和联通公司在移动进行垄断政策下的竞争成本C4成反比。联通公司采取竞争策略的概率q*=C，它与移动公司进行垄断政策获得的收益R成正比，与移动公司不进行垄断政策获得的收益R4和移动公司进行垄断政策遭受竞争或惩罚的成本C。

作为中国移动运营市场上的强势寡头，移动公司在规制其垄断行为倾向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策略问题：联通公司退出市场时所获收益；联通公司竞争成本；政府对寡头竞争失效的惩罚力度；自身维持强势寡头地位的收益。因此，在垄断国有企业改革中，作为强势寡头的移动公司为维系自身的利益就必须维持好寡头竞争有序的均衡局面，这才能使政府和公司达到双赢。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寡头垄断市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聚焦均衡；寡头垄断博弈；中国社会文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game of oligarchs focus equilibriu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under the cruci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monopoly, and try to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oligarchic monopoly.

Key words: focus on equilibrium; Duopoly game; Chinese soci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笔者先以下表给出相会在纽约博弈的简单形式：

谢林先生

帝国大厦 中心车站

托马斯先生 帝国大厦 100，100 0，0

中心车站 0，0 100，100

假如忽略随机选择的可能性，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和（中心车站，中心车站）。

谢林提出某些结果恰好是聚点，假设相会在中心车站的支付是（100，100），则选择中心车站看上去是参与人明显要做的事情。聚点结果也可以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两个没有在纽约生活过的人可能会发现著名的旅游景点帝国大厦是个聚点，而两个纽约人可能会发现中心车站是个更合适的选择，并且当选择结果是一个纳什均衡时这种吸引力才能使他成为一个明显的推断。奥曼论述相关均衡分析：如果一个参与人决定按规则行事，则另一参与人也按此规则行事就是最优的。如果博弈重复进行并且出现某种稳定的社会传统，那么对所有参与人而言传统便成为聚点。

在无限重复的伯川德双寡头博弈中，当贴现因子不小于1/2时，厂商彼此合作直到某一方有不合作行为，任一不合作行为都将引发永久性报复的纳什回复策略构成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对价格的重复选择可视为采用纳什回复策略的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路径。当贴现因子小于1/2时，任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路径必使每一阶段的全部销售发生在当价格等于成本时。

重复博弈的双寡头垄断模型中存在不只一个均衡，而具体是何种均衡行为出现则常常表现为由各种具体情况决定的聚焦均衡，聚点存在于何处则更多的取决于行业的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和反垄断法的执行情况。

决策是否独立与决策行为是否可观测是寡头博弈中极为重要的两个因素，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国的垄断更经常的表现为通过侵犯企业独立决策的权利和通过内部信息渠道观测企业决策行为实现的整个行业甚至是上下游行业携手对最终消费者的垄断。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传统是以礼与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两个主要支柱，并且在基层社会中调节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由礼来实现的，而非是法，刑不上大夫使得法律的执行模糊而依赖于人治，随之而来的便是暗箱操作和潜规则成为利益集团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商业行为从一开始便打上了礼法的烙印，自春秋肇端的重农抑商政策执行上千年，使所有商业决策行为――除非参与博弈者背后依靠的是独立于中国社会之外的其他政权力量――都不得不依赖并且服从于背后的政治权力需要，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各式各样围绕某个政治权力中心或者围绕某个非正式的政治团体为中心覆盖了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非正式组织――或者是正式组织外衣内的非正式组织。或者说真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决策的正式组织――企业自始自终都只能在那些小微企业中寻找，并且事实上这些小微企业一旦发展到拥有足够影响力之时，也自然地要进入到权力视野，进而不得不让渡其决策权力，逐渐丧失独立性，或者说即便是小微企业其决策独立性只是因其过于弱小而未被剥夺，而不是真正拥有独立决策的权力。

改革以来经济学家们企图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企业获得独立决策权，然而这一努力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改制除了成功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外，并未能使改制后的企业真正拥有独立决策权，反而打通了政治权力在罕有外来约束的环境里与商业资本的正式合法结合的渠道，使企业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之下，依赖政治权力设置的市场壁垒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工具。

这种模式下的垄断实质上变成了在各自政治权力中心下的市场超额垄断利益瓜分，并且能否于全部垄断利益中攫取一块攫取多少不再是取决于垄断力量的强弱，而是取决于博弈参与者背后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基本脱离了经济行为的垄断博弈自然不再是现有的垄断博弈分析所能胜任的。

在这种环境下，博弈的参与者已经不再是具备完全独立决策权力的不相关的各寡头企业，而是其背后的政治中心，真正的博弈参与者的改变带来的是各政治中心的权力博弈决定的市场份额决定了寡头企业的市场份额，而给政治权力的支付代替了寡头博弈中寡头企业不同决策所面对的支付，与此同时，其有限结点集和前列结函数和有线可能行动集及信息集也都分别对应各自的政治中心。

在寡头垄断博弈下贴现因子不低于1/2时有合作直至某一方破坏合作为止的纳什均衡，但是如果低于1/2时则不会合作，而真正的博弈参与者的任期并不会长久，显然其贴现因子理应远低于1/2，从而导致合作垄断市场不应成立，这又与现实矛盾，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寡头企业所依赖的政治权力中心本身应该被视为一个同样在不断演变的组织构架，虽然个人的政治生涯可能存在波折，在某地某部门的任期较短，但是一个人退出或者调迁走并不妨碍新任者依然是这一政治中心组织的成员，这样安排的结果是，贴现因子远远高于1/2，从而使得寡头垄断企业本身作为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组织甚至比政治中心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然，假如寡头企业所依赖的政治中心崩溃，又没能寻找到新的可依赖的政治中心，则其市场份额和随之而来的垄断利润也必然会被重新划分，或者说该寡头企业消亡了。

这种现象带来的是中国现代经济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某些企业随着政治中心的崛起而崛起，又随之而消亡，与此同时还存在某些企业跟随某些政治人物迁徙的怪现象，这种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企业无疑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发展，因为其利润来自于垄断而非是提高经济效率，而任何创新都将被剽窃或者压制，因为创新对垄断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利润构成了重大挑战，并且垄断寡头的回击更可能来自于其以来的政治权力而非是通过经济行为实现。

双寡头博弈中假定参与者的决策是独立的，那么随着决策完全独立的博弈参加者的数量增加，博弈结果也将趋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然而在中国经济中，虽然名义上存在着众多互相竞争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独立决策权既然已经让渡或者丧失，那么他们自然不能满足决策完全独立这一条件，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经济中存在众多名义上相互竞争的企业，依然不妨碍我们得出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的结论。

政治势力博弈取代了寡头垄断博弈，而政治权力博弈所带来的更可能是寡头垄断的聚焦均衡，中国政治传统的内部信息渠道使黑箱之内透明，而黑箱之外的经济体完全无法观测到寡头的决策行为，这导致依靠反垄断法从外部约束寡头垄断难以实现，而黑箱内部的寡头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决策行为可以彼此观测到，这使中国社会的寡头垄断能够合作击败对垄断地位构成挑战的新进入者并长久持续下去，而在中国社会唯一能够对寡头垄断者构成挑战的是依赖独立于中国政权的外部政权支持的独立决策的企业，或者说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效率提高也是自然的结果，然而垄断利润的诱惑很难不使这些外资企业加入寡头博弈之中成为新的寡头，其效率提高则依赖于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制度创新。

显而易见要提高经济效率，首要前提是必须消除垄断，而消除垄断则先要保证企业真正拥有独立决策权力和尽力实现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可观测。不论是公有制形式下的企业还是私有制形势下的企业，保证其独立决策权是第一步，而要保证其独立决策权，则要解除其对政治权力的依赖，那么保障这些企业不依赖其以前依赖的政治中心就能获得其理应得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服务消除政治权力设置的各种进入壁垒就是必由之路。而尽力实现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可观测，则是要保护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不被侵犯，使非正式组织内并且表现为私人联系的信息渠道真正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宗族逐渐缩小到家庭，另一个趋势则是非血缘的社会联系从师生和上下级关系发展到更为广泛超越地理空间和职业社会联系的多种关系并存，其中传统的师生和上下级关系构成了内部信息传播渠道的主要框架，在这些社会联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正是政治权力逸散出政治体制之外促成寡头垄断的主要途径，而目前法律对这种行为的约束几乎不存在。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下寡头垄断博弈的结果更可能是瓜分市场的聚焦均衡，而为了避免聚焦均衡成为现实，提高经济效率，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干涉介入经济决策行为加以约束，并且在法律层面约束内部信息渠道。

参考文献

[1] Schelling,T.(1960).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ir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Stigler,G.(1960).A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