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名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Abstract: Schiller is not only a scholar of activities， but also a model who has influenc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is works have enlightened discussion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appeals of new or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bsorbed some of his thoughts in their communi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critical leader; schiller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注释：

①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②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和西荤·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r．Dan Schiller，H．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教授) 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帮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 Herbeat Schiller．P．24．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19—26。

④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 Remembering Television & New Media，p.6.

⑤Lai - si Tsui， 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 - 172.

⑥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

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 on， 31: 3 ( Summer 1981 )， pp. 15- 23.

⑦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 47， in Televlsion & New Media， pp. 45 - 50

⑧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p.55.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51-55.

主要参考资料：

Lent， John A. ( 1995 ) .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e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Special lssue.Remembering Herber I. Vol. 2， No. 1， February 2001，sage Publication

Mosco， Vincent(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s

席勒名言范文第2篇

19世纪的德国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后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鉴于德国政治和宗教上的分裂，人们试图在政治以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谋求统一。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歌德、席勒的人格、世界观和文学作品逐渐演变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成为德国在意识形态层面谋求统一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语境中，席勒因其对自由的礼赞而成为公众瞩目的民族英雄。人们对席勒的崇拜远在歌德之上。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谋求统一的语境中，对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超过了对自由的要求，歌德的地位逐渐超过席勒。歌德作品中对和谐、人道的追求以及浮士德精进不已的精神使其一跃成为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对歌德的经典化更加意识形态化。德国在获得政治统一后，需要通过歌德进一步赢得民族精神上的认同。歌德成为一种近乎民族宗教的领袖式人物。

另一方面，19世纪营造偶像的现象——包括对歌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偶像崇拜——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世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2005年慕尼黑贝克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新教信仰文化史》中，德国历史学家霍尔沙从宗教文化史和宗教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释。霍尔沙认为，19世纪人文思想和文化领域营造偶像的现象从情感、组织形式到虔诚程度都具有宗教特征。概括说来，随着宗教中神的地位下降，开始出现对人文思想领域人的偶像崇拜；随着教会组织的松动和解体，各种类似宗教团体的共同体、协会、俱乐部或私人交友形式出现；随着正统教会信仰的衰落，各种世界观、思想、理念、精神、理论、主义涌起，并分别要求以自己的体系囊括和解释整个世界，取代旧有的信仰和教会，建立新宗教。各种世界观从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宗教特征和宗教功能。换言之，启蒙运动导致正统教会信仰和组织的衰落，但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虔诚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了世俗的事物和人物身上。一种世俗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宗教性”取代了具体的宗教信仰、组织和仪式。

同时，18世纪下半叶起，在德国逐渐形成一种所谓“有教养阶层”，它包括贵族、上层和工商市民、高级国家公务员、军官、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医生、法学家、律师以及部分牧师。与其他阶层相比，该阶层受到最良好的文化教育。也因此，该阶层受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也最为深刻，批判和反对正统教会的呼声也最为高涨。各种自由宗教思想的发起者或自由教会的倡导者大多来自这个阶层。这些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思想家不是没有信仰，——比如他们信仰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一元论或者某种抽象的理念、精神和世界观——而是他们的信仰不符合正统教会的要求，对于正统教会来说属于异端邪说；他们也不是不要组织，而是希望以自由结合的团体取代僵化的正统教会组织。为与正统教会划清界限，在有教养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以施莱尔马赫为旗手的“新新教”或“文化新教”，也称“教养宗教”。歌德、席勒于是被有教养阶层奉为“教养宗教”的“圣人”。各种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教会的倡导者，无一不在歌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泛神论倾向，看到了对美、和谐和艺术的信仰。他们因此视歌德为其自由宗教团体的先知和偶像。二

歌德、席勒经典化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席勒1805年逝世以前，歌德、席勒的影响主要限于魏玛和周围的朋友圈内。席勒的逝世才真正引发大规模的敬拜活动。因为德国当时正处于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时期，席勒的自由理念被用来鼓舞民族士气。席勒也因此成为德国自由解放的倡导者，被升华为偶像式人物。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诗人都对席勒推崇备至。1813年的青年学生运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受到席勒自由精神的鼓舞。1812年在席勒的出生地奈卡河畔的小城玛巴赫成立了席勒纪念馆，1825年举行了第一届席勒节，1828/29年出版了歌德与席勒的通信集，1830年出版了席勒传记，1835年在玛巴赫成立了席勒协会，负责在每年的11月9日和5月9日举行席勒逝世和诞辰纪念活动。

与此同时，人们对歌德的看法却存有分歧。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青年学生认为歌德有亲拿破仑倾向，民族立场不像席勒那样坚定；另一方面，歌德逐渐演化为德国人、德国文化和德意志精神的象征。此时已经出现“歌德时代”的说法，即把歌德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列为一个文学史时期。然而，对歌德的升华和圣化主要发生在1832年歌德去世以后。歌德的崇拜者首先以“魏玛艺术之友”的名义出版了歌德的遗作和《浮士德》第二部。随后出现各种回忆录和传记。其中著名的有爱克曼编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1826/48）和李默1841年出版的《歌德回忆录》。歌德的好友李默早在1837年就曾说到：“我们德国人在歌德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升华和荣耀。”

此后，歌德和席勒的追随者参半，两派相轻，争执不休。直到40年代，文学史家盖尔韦努斯站出来进行裁决。盖尔韦努斯称两者同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两人各有千秋，共同构成德国民族文化的遗产，为未来的民族国家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础。1859年人们以席勒的百年诞辰为契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德国自由解放的活动。席勒成为号召德国自由解放的民族英雄。魏玛的歌德-席勒纪念碑此时开始破土动工。同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自由德意志基金会，作为出版研究歌德作品、保护歌德精神遗产的核心机构。1863年，自由德意志基金会购得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1867年考塔出版社出版歌德作品的专利被取消，各种版本的歌德作品竞相面，促进了歌德在各阶层的普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歌德、席勒的作品就成为高级人文中学的必读作品，被列为文学经典。1885年5月21/22日成立了德意志歌德研究会。研究会的任务不仅是从文学角度研究解释歌德的作品，而且还要深入挖掘歌德作品中的民族精神，树立歌德作品中真善美的理念，并且号召人们以歌德的人格、精神和理念为生活的榜样。

席勒名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线条;情绪;艺术表现;艺术创作

在几年的教学中又唤起了我对造型基本元素的理解。在进行绘画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如何去理解造型艺术的最基本因素——点、线、面,如何将社会环境和艺术创作联系在一起,如何抓住受众心里最柔软的那一个点,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在某种意义上席勒的绘画作品是解开我多年疑惑的一把钥匙。

一、席勒的作品风格及用线特点

席勒绘画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锐利敏感的线条表现以及有着变异和几何结构的带有压抑感的形象。他的作品不满足于象征主义绘画的唯美、感伤和 神秘主义,而采取了一种更为粗犷、奔放、无所顾忌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态度,作品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席勒善于描绘非静态的人物和景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形态都像处在惊恐不安状态,恐惧与绝望的威胁交织成可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作品。

席勒绘画作品以厚重、简洁、随意的线条表现最原始的欲望冲动,表达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时西方人的焦躁不安,他的画表现了他的颓靡、恐惧、幻想,以及残忍的自我折磨,绘画人物经常画在空白的底子上,有时只勾出轮廓线,并把人体拉长变形。他冷俊的线条令人震颤,作品中粗重的线条强调清晰的外轮廓,然而在焦躁的画面中我们又可以明显地体味到他对线条的热情以及对人类精神状态的关注。

二、席勒绘画作品中线的情感表达

席勒作品中对于水平线的运用不多,只是在其情绪比较稳定的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运用了相对多的水平线。水平线具有静止和安宁之感,并且可以起到分割画面和稳定画面个作用。席勒这一短时期的作品中虽然运用了较多水平线,但画面传达出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宁静感,而是处于一种情感压抑下的戒备状态。他的风景画感觉拥挤不堪,像一个精神不安的人暂时得到了抚慰,以后迟早还会爆发一样。

如果说水平线在席勒的笔下变得不安起来,那么曲线就更是席勒有力的倾诉语言。曲线被进一步强调时,画面就变成为强烈的感情表现。用曲线支配的空间代表着幻想的宇宙或不安的漩涡。因此,无论对画家还是对观众都能制造出不平静的感觉状态。说到“不安的漩涡”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后印象派画家凡·高。从绘画的角度凡高直接影响了席勒。虽然他们表现风格不同,却在赤裸的呈现自我中得到了升华和观众的认同,是完全的自我情感表达。他们以最简约和最个性的方法画画,不满足于表达所看到的的事物,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痛苦心灵之中,用漩涡形和波浪形的笔触来表达他们内心激动的风暴。

席勒的绘画作品中富有挑衅性的人体和情欲场面揭示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画出了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或者说是在当时受到严厉打击和禁止甚至在道德舆论领域人们都不敢提及的事。让人们有种心理暗疮被戳中、心里秘密被偷窥的感觉。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而对于席勒这些情感的传达,他找到了适合的、有力的、另人震颤的表达工具——“线”。他的线条极尽疯狂毫不修饰,展示着人类的本性和不可预知的巨大潜能,在自我宣泄中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席勒的线条是直接的也是神秘的。人们常把线条认为是连接两个点之间的连续符号。其实线条可以通过想象来形成。只要给出起点和结束标记,中间在给些暗示,想象力自己就会去填补其余的空白。这种方法使观者得以参与创作的过程。想象的线条还能够突出气氛、增加深度。在席勒的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是对于面部和手的详细刻画而省略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者只选取身体的某个部位进行描绘。这样很容易将观众拉入他的作品、拉进他的情感旋涡,让人们不自觉的顺着他时而省略时而抽搐的线条进入画中人的精神世界。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他的这种线是不为过的 。 期刊

三、从席勒绘画线条中得到启示

回想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引不起观众的共鸣,之所以流入平庸,之所以不能抢占人的视线,最起码在用线上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了。自己的绘画作品用理性的思维进行分析, 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在从理性到感性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不断感悟的过程。

我的作品没能引起观者共鸣的症结所在,主要是因为无法摆脱束缚进行完全的自我情感表达。无法理性面对人的生老病死,也不敢去面对。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理性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席勒的心理更为健康一些,他敢于面对精神病院的疯子,敢于面对人类赤裸欲望的本性,敢于描绘自己对于死的看法,敢于“说出”自己痛苦、抽搐、挣扎、敏感的心理。或许也正因为我们这种“情感伪装”使得自己不敢将“线”这种倾诉语言发挥到极致,直到退化到无法应用这种语言。

保罗·克利有句名言“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线”这种最基本的造型语言,是我们最初接触绘画就在运用的一种语言,但也是表达力最强,最富深度的语言。我喜欢并欣赏席勒作品中的线,我一直在被他作品的线条指引着。但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今天众多艺术品充满视线,“焕然一新”更是作品生存的方式。在努力感知和吸收席勒作品中优秀的元素的同时,我也在坚持并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更关注中国“线描”中的“养分”,而有意忽略西方油画中的纵深感。希望我们都能在线的表现中体会,在线的表现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席勒名言范文第4篇

虽然流派和信仰各异，观点及研究领域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资产定价的一些理论，在原来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如何利用真实的数据来验证这些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

中国弟子对席勒的四大印象

此届诺奖获奖者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教授，正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在耶鲁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时的导师。2009年12月9日，席勒教授也曾应邀出席了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EMBA项目的启动仪式。

“我为您感到高兴和自豪，您获得诺奖完全实至名归，欢迎您之后经常来中国看看。”在得知导师获得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第一时间，朱宁向席勒教授发送短信表示祝贺。

1946年生于美国底特律的席勒教授，就职于耶鲁大学Cowles经济学研究基地，是斯坦利·里索（Stanley B. Resor）经济学教授。他作为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视为新兴凯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获1996年经济学萨缪森奖（Paul A. Samuelson Award）和2009年德意志银行奖（Deutsche Bank Prize）。

“席勒教授作为我的导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个方面，他给我的启发也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2000年前后，朱宁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时席勒已经接近60岁高龄，但他依然对各种经济现象保持着特别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一直对中国包括房地产、资本市场在内的话题保持着非常强的关注度，席勒的这一特点让朱宁印象深刻。

朱宁回忆说，对席勒的第二个印象是他的思维从来都不受主流经济学和现成理论的影响，他一直教育学生自己去找寻答案，而非从现成理论来看待问题。“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他才提出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过度波动的观点，和对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于人类行为的一些复杂因素所导致资产定价的现象的解释，从而开创了行为金融或者说过行为和心理学来解释资产定价的先河。”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席勒注重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和社会相结合，他不断地著述和游学也让朱宁深受影响。席勒曾撰写了全球广为流传的《非理性繁荣》和《动物精神》等通俗读物，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演讲中引用他的“非理性繁荣”概念。从《非理性繁荣》开始，在过去10年里，席勒基本保持以每两年一本书的速度在写书。“去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还鼓励我写书，他说，‘我觉得以你之前的研究和回到中国的所见所想，现在应该考虑写一本书。’所以才有了我今年即将出版的《投资者的敌人》。”朱宁向《中国经济周刊》谈道。

席勒教授经常参与世界经济论坛、政府机关和商业机构的活动，把他的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如著书和演讲，普及给大众，在朱宁教授看来，这是他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也是朱宁对他的第四个印象。

席勒预言：

中国房价泡沫不一定会很快破灭

虽然新获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尚没有对中国市场做过定量分析，但很明显，席勒在中国的影响更大，对于非理性中国市场来说，席勒的观点更深入人心。

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法玛教授的‘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并未得到证实，汉森教授做的是学术工具，是比较具体地用某些测量方法来验证资产定价的理论，而席勒教授的行为金融理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期，席勒成功地用模型预测了房地产市场过热、可能出现硬着陆的问题。他曾创立了“凯斯—席勒指数”，这一指数可以反映不同地区美国房屋价格，包括全美房屋价格指数、20城综合指数和10城综合指数等。

朱宁认为这是席勒重大的研究贡献之一，即对于不同资产类别，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长期波动率来研究整个市场长期的估值水平所出现的大规模波动。股票的估值水平就是市净率或者市盈率，而房地产的估值水平往往是用房价或者房租与收入的比率，席勒收集过美国100多年来的有关数据，并通过他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了解形成一种理论：从长期来讲，任何一种资产定价的水平都不可能长期偏离历史平均水平，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他比较成功地预判了1999年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5年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

“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讲，席勒教授的观点在北美也曾遭受过不少质疑。”朱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从2004年开始，他就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估值过高了，但其实从2004年到2007年美国的房价仍旧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涨，所以经济学家的预测并不是在一个具体时间内永远正确的，但至少从几次事件看来，他对大趋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他也反复在自己的研究和书中提到，资产价值严重偏离基本面，那么一定会产生大泡沫，但并不能保证泡沫在短时间内就会破灭。”

在2011年，席勒来华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就曾直言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在去年12月，他再次来访中国之际，朱宁也曾与他做过关于中国房价的讨论，席勒的观点是，从国际和历史水平来讲，中国房价显然是高估了，但是资产价格过高和泡沫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很可能高估的资产价格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泡沫不一定很快会破灭，他个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更多政策关注。

·相对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家子气

庞禛 钮文新

201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问世，不出所料的是，三位该奖项得主又是英美体系的经济学家、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不是偶然的事，纵观近几十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无一例外。难道只有英美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做出的贡献才值得表彰吗？难道德、法、中、俄等国的经济学家均无理论建树？还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

在笔者看来，这是“有色眼镜”的作用，也表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家子气”，更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根本不允许“自由”，及其学霸、学阀的本质特征。这样的霸气，不仅渗透于日常经济政策的制定，渗透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见解，甚至在学术表彰方面也显得如此小气。它们只允许在一种经济学语境中表达观点，而根本不理睬异己的声音，毫无学术自由气量和胸怀。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霸权”。这样的理论霸权既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的“洗脑”工具，也是金融巨头控制市场的工具，更是协助发达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劫掠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其实，对于诺贝尔其他奖项的公平性已经受到多方质疑，那为什么我们对经济学奖得主却奉若神仙，并将其言论当成圣经？这其实并不正常。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无非是一些经济学人和官员为了证明自己而搬出洋人压抑异己言论的典型做法而已。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谁，与得主本人的学术偏好无关，而只是这些学者的学术偏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我们尊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成就，而只是厌恶有人将他们奉为神灵的做法。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实在太缺乏独立的经济思维，太缺少独立的经济见解和理论创新，而更多的是人云亦云，有时还经常以偏概全，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只言片语误导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误导老百姓对经济常识的认知。

举个简单的例子。罗伯特·席勒教授就是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指出，“非理性繁荣”的危害在于它会带来“非理性萧条”，“泡沫”的最终结果是“负泡沫”。之所以要防止“非理性繁荣”，是因为必须避免“非理性萧条”；防止“泡沫”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负泡沫”。但是，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对“非理性繁荣”的关注非常上心，但却无视“非理性萧条”；对“泡沫”十分敏感，却对“负泡沫”无动于衷。

如果以防范“泡沫”、防止“非理性繁荣”为由直接把经济搞成“非理性萧条”的状态，“负泡沫”状态，而且还振振有词，这属于本末倒置，难以让人理解。比如，2003年之后，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不问本质原因，一方面大手笔放任境外房地产基金在中国攻城略地，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房价，把紧缩货币政策用到极致。结果是什么？中国经济内需空虚。

席勒名言范文第5篇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文学领域中，歌德和席勒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席勒的全部美学著作，无论是谈社会、还是谈艺术，无不围绕“人”这个主题展开。歌德的创作，正如他在谈及《伊菲杰尼在陶里斯》时强调的，写的不是哪一国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人”。可以说， 没有“人”这根轴心，没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把人放在大写地位，则这两位政治身份、经济状况和创作风格均不尽相同的作家不可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亲密的盟友。“人”的问题本来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内容。无疑，国家四分五裂的鄙陋现实和糟糕不堪的国民生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从时间上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是两位诗人结盟的直接触发剂。基于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和历史的眼光，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正义性是肯定的；但基于对生命的珍惜，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手段，即血腥的暴力深为反感。直到晚年歌德还深恶痛绝地对艾克曼说：“我憎恨那些暴力颠覆的人，同样我也憎恨那些招致暴力颠覆的人。”从前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人原始情感中的“兽性”成分，从后一种人中他们看到了“颓废”和“堕落”（席勒语）。这些人性中的重大缺陷，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使歌德和席勒意识到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作家，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方法主要靠自己的创作和思想。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和席勒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压抑人性、钳制自由的精神能量已基本上得到释放，这些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诗歌《普罗米修斯》和席勒的早期四大名剧《强盗》《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斐爱斯柯》等作品中都有体现。经过十余年“狂飙突进”的“破”，到了该“立”的时候，早在《伊菲杰尼在陶里斯》和《唐・卡洛斯》中初露端倪的两个情结很快就清晰起来：一个是未来的“人”，一个是未来艺术。二者都需要有一个精神坐标和形式的参照。为此，以改造国民的精神人格和重建德意志文学为己任的两位巨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欧洲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这里曾经孕育了人类最早的自由精神和民主雏形，这里曾经创造了后来在全欧洲乃至世界发扬光大的文学和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原创精神，诚如 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所作的经典概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是自由而有节度，高雅而不失素朴，宏伟与凝重保持平衡，热情与理性互相协调，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健康、庄重、和谐。歌德不乏浪漫情怀，但又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经常用“节制”、“断念”等字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甚至将其概括为：“在规律中才能显出自由”。因此他被古代艺术所吸引不足为怪，这既符合他的伦理原则，又符合他的审美取向。席勒对古希腊的向往，早在1789年的著名长诗《艺术家们》中就已表露，如：“人啊，惟有你才拥有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呢？另一处他写道：“你伟大，因为你温柔敦厚。”可见歌德和席勒把希腊的古典美看作未来人性美的蓝图。

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也受到了同时代德国哲学的强有力推动。18世纪诞生的康德哲学，把“人”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体现了对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而且对现代美学影响极大。歌德和席勒恰恰对康德推崇备至。可以说，这时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文学造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了德国文学的古典转向。

“全人”的构想

歌德、席勒所追求的“人”，是精神结构全面、思想情感丰富、审美情操高雅、伦理道德高尚的人，是浮士德所谓“用我的精神掌握最高和最深的道理，把人类的祸福都集中在他的胸中”的“全人”（All-Mensch）。歌德的许多重要作品，无不涉及人的问题。作为唯物主义者，凡跟“人”有关的作品，歌德从不向壁虚构，都要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曾坦言，他创作的戏剧《塔索》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明白了歌德创作的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两部耗时最长、用力最多的生命力作“威廉・迈斯特”系列和《浮士德》。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创作时间从1796年延续到1829年，几乎占据了歌德的后半生。写作过程持续那么长，是因为歌德要塑造一个“世界公民”，并借此融入更多的人生况味和智慧。书中出现最频繁的是跟“节制”有关的“断念”、“舍弃”。一个能力较强的人想要有成就，就必须懂得割爱，这正是歌德自己的亲身体验。如果他不善于“节制”，不能“舍弃”贵夫人的爱和宫廷职位，就不可能实现意大利之旅，也就不可能实现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战略转折。如果晚年他不能及时“断念”，就经受不了痛失黄昏恋的打击，那么上述两部巨著就有可能成为未竟之业。

歌德对人最集中、最深层的思考无疑体现在《浮士德》中。此书前后写了60年，直到作者去世前不久才完稿。这在德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难产，实在是歌德把自己当作了主人公的隐形“模特儿”。“模特儿”不走完生命的全程，《浮士德》的生命是不会诞生的。歌德在这部交织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巨著里所描写的“人”，是个动态性很强、精神人格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形象，是个“全人”的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隐喻，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首先它触及到人本的本质问题：实践。这在当时很了不起。《书斋》一节，浮士德从“太初有道”到“太初有言”、“有意”、“有力”，最后才琢磨出“有行”，反映了歌德对实践问题的长期思考过程。其次，《浮士德》揭示了人类的进取和追求是无限的这一真理。如果有一天人类以为到达至善至美的境界，就意味着人类不再前进了，满足于现状了，因而生命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用哲学语言讲，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永远是个过程，不可能到达终极目标。同时《浮士德》还揭示：人类的发展或个人的成长与追求是在善与恶、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对立中进行的，不会一帆风顺。最后，全面发展的人不能缺少属于人本体的基本生命体验。

席勒对完美人格的构想侧重在审美和伦理的层面，并将它们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贯通。通过国内外情势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他看到，当今人类处于两种堕落的极端，即颓废和野蛮：上层的所谓文明阶级已经失去了创造激情，表现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而下层阶级虽然已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力，却迫不及待地以不可控制的狂怒来寻求兽性的宣泄。在这种情况下，因其国民内在精神空间没有达到一定的自由度，国家还是不能建立起和谐社会，使其国民获得真正自由。为此席勒主张从审美教育和道德驯化入手。对于前者，他提出了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结合起来，使之变为“游戏冲动”的主张。这就是说，当我们摆脱了任何内在与外在的压力去做一件自己高兴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获得了“游戏冲动”。席勒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但席勒同时认为，美属于感性范畴，它是溶解性的，一个人光有美的意识，他容易变得精神松弛、懈怠。席勒提出一个属于理性范畴的概念即“崇高”，因“崇高”是振奋性的，它可以超越感性的界限，平衡一味的美而导致的精神松懈。席勒用他这一刚柔相济的美学思想作为他的审美教育理论是科学的，它可以引导一个人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内外“温柔敦厚”的人。它与歌德的主张相得益彰，都通向一个“大写的人”。

站在时代制高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