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名言范文第1篇

俾斯麦他爸爸斐迪南年轻时也当过军官，不过因为在乡下懒散惯了，不习惯在军队里被人家管，所以就早早退了役，一辈子靠喝酒打猎吃鹅肝酱混日子。

但俾斯麦他妈妈的出身跟他爹完全不一样：他妈妈维廉明娜的爹叫路德维希・门肯，在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宫廷里都当过官，最大做到过内务大臣。维廉明娜小时候曾经在宫廷里给王子公主们做过游伴。跟小维廉明娜一起玩耍过的小王子们至少有俩，一个是后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另一个就是再后来的威廉一世。

17岁的时候，维廉明娜出宫，嫁给了比她大18岁的斐迪南・俾斯麦。

由于父母的出身、经历完全不同，小俾斯麦的童年生活就很纠结：他爸爸希望他将来去当兵，而且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吊儿郎当的，要当兵就要在军队里混出点名堂来；他妈妈却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政治家，跟他外公一样出入宫廷，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俾斯麦可不是独生子，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后来还有一个妹妹。女孩儿么，父母倒没怎么管，可这小哥俩儿就免不了成天听他们爹妈的唠叨了。

1822年，8岁的小俾斯麦终于暂时不用听爹妈的唠叨了――他被家里送到柏林，在威廉街139号的普拉曼小学上学。

小俾斯麦的第一年小学生活还比较开心，可从第二年开始，他的美好生活就结束了。因为他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来自于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当他们知道小俾斯麦是乡下土财主的孩子之后，就开始排挤他。

论家境，俾斯麦和他们差不多，但是论文化修养，论见世面，这些城里孩子可比小土财主俾斯麦强多了。幸好当时没有家长会，不然的话，让俾斯麦那个只知道怎么打野鸭抓兔子的爹，坐在一群张口闭口都是什么投资啦、实业啦、办铁路啦什么的商人中间，小俾斯麦非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可。

1827年，俾斯麦小学毕业，升到专门接纳上层社会子弟的腓特烈・威廉文科中学继续念书。中学期间，俾斯麦继续受排挤。就这样，在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生关键阶段，俾斯麦同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至于整个青年时期，俾斯麦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普鲁士愤青，而他后来那种绝不低头、任何时候都要当老大的性格，也就此慢慢养成了。

学生时代受排挤，没人跟俾斯麦玩，倒成就了俾斯麦的外语能力。别人出去逛街办酒会的时候，他只好躲在宿舍里啃书本。5年的中学下来，俾斯麦学会了英语、法语、俄语、波兰语和荷兰语，还懂了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俾斯麦后来当了那么多年的外交官，语言的底子就是中学这几年打下的。

1832年，不到17岁的俾斯麦进入了大名鼎鼎的哥廷根大学念书。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那时候的普鲁士，上了大学也差不多没人管了，俾斯麦的愤青劲头就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俾斯麦名言范文第2篇

在德国统一道路的选择上,俾斯麦崇尚武力。他的话掷地有声:“要统一德意志,只有靠铁和血”。但俾斯麦并不以军事指挥见长,却以杰出的政治与外交才能彪炳史册。

政治与军事,谁是主导?

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核心问题。其答案似乎非常明确:政治应该主导军事战略,而军事战略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在和平时期,二者往往泾渭分明,却和谐发展。但在战时,或面临战争时,军事战略地位上升,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异常棘手,决策者能否在复杂关系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关系一国战略目标的达成,决定国家荣辱与存亡。

德国统一前,德意志民族四分五裂,其中具有实力联合或统一德国的惟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王国。俾斯麦将“铁与血”作为统一德国的不二选择。他知道,在德国统一的道路上,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法国则是阻挡德国统一的主要外部障碍,保持四分五裂的局面对法国最有利;此外俄国、意大利及英国等欧洲强国,也会基于保持欧洲力量平衡的考虑而左右普鲁士的命运。普鲁士需要将德国统一的障碍扫除,又需要避免与这些国家多线作战,期间的政治权衡之难度如走钢丝般惊险。

作为普鲁士的政治决策者,俾斯麦如同一名外科医生,既要选择拿起手术刀,又要明白如何下刀。决定普鲁士命运的三场战争中,俾斯麦出色的外交堪称经典。对付丹麦时,俾斯麦成功地联合了奥地利而水到渠成。回头对付奥地利时,问题就复杂得多,其统一德国的居心暴露无疑,而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确立的欧洲秩序,因此欧洲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尤其是俄、法两国,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的角度看,统一的德国不利于他们的进一步扩张。俾斯麦立即展开全方位的秘密外交,最终哄得俄、法和英国保持中立。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又说服奥地利和俄国保持中立。如果没有俾斯麦在战前的游说工作,贸然发动战争,普鲁士恐怕早被群起而攻之,自身难保,遑论统一了。

发动普奥战争时,普鲁士遇到的风险还远不止周边大国可能的干涉。发动这场兄弟阋墙的战争前,俾斯麦在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整个德国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萨克逊、黑塞哥维纳、凡登堡、巴登、法兰克福等德意志国家都站在了奥地利一边。但俾斯麦是整个欧洲善于利用新闻界和社会舆论影响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这一点让俾斯麦多次变被动为主动。俾斯麦通过有目的的散播普鲁士将对奥地利发动突然攻击的传言,迫使奥地利急匆匆地首先采取军事动员,扩充了其驻波希米亚的军队。此时,俾斯麦则立即利用德国新闻机构对这一情况进行夸大,这样就不必单方面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避免使普鲁士陷于不利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中。

政治使军事战略服从于己,正是俾斯麦的高明之处。他指出:“军事统帅的任务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的是根据政治规定的条件去争取和平……对战争应该达成的目标的确定和限制,及君王的有关建议,仅仅是战时及战前的政治任务,对这一政治任务的完成情况的不同,必将影响到进行战争的方法”。

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之前,俾斯麦无疑是战争的策划者和催促者。1866年 6月16 日,普奥战争开始。同盟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攻击奥地利,迫使奥地利两线作战。1866年 7月 3日,毛奇在指挥普鲁士军队快速集结和部署之后,主动向奥地利元帅贝内德克在萨多瓦城下发起了交战,并最终使奥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胜利虽从整体上巩固普鲁士的声望和实力,却也带来几种不同的政治后果。威廉一世国王及其身边将军已经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强烈希望一鼓作气,夺取维也纳并最终摧毁奥地利。俾斯麦坚决反对这么做,这位战争发起人,此时却坚决要求浅尝辄止,与奥地利议和。

在俾斯麦构建的德国长远国家利益体系中,奥地利并不是德国的藩属,而是德意志民族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俾斯麦不愿意侮辱奥地利的国家尊严,并提出苛刻的和平条件,这样做将会使奥地利和南部各邦成为普鲁士的长期敌人,而德国的宿敌法国及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此获得一个天然的盟友。

在普奥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得以迅速发展,政治、军事实力大增,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国家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在打败奥地利的第二年,俾斯麦就坚持必须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从纯军事战略角度看,在1867年向法国宣战,更利于占据军事优势,因为普鲁士军队的将士们此时正是激情昂扬、热血待战,此时开战也能极大地减轻普鲁士的军事开支,但俾斯麦再次让将军们失望了。他坚决反对在此时向法国开战。他坚持政治目的应高于军事战略意图,希望在对法作战之前,必须要把南方德意志各邦纳入到与普鲁士的密切军事合作之中,并要保证其他欧洲强国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之后,俾斯麦再次设计,让愚蠢的拿破仑三世在法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即向普鲁士宣战,承担了发动战争的恶名。

俾斯麦名言范文第3篇

面对俾斯麦，李问：“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答道：“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继续说：“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忽然用了一句法文回答道：“Tout comme chez 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如果可信度足够高的话，我想，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加深世人对李鸿章的理解。

中国古代历来有“盖棺定论”的说法。大意是说，只有一个人死后，别人才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其实，客观评价一个人实在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即使在这个人死了很多年以后。

明神宗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俾斯麦似的人物，这个人叫做张居正。张居正以皇帝老师的强大威信以及手中的权力，曾经独掌大权十多年。其间，张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家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死后，被追封为上柱国、谥号“文忠”。这对于一个文人而言，可以说是至上的荣誉。但是，他死后没多久，就遭到了抄家的待遇，自己也几乎被开棺戮尸。张居正的改革，也因人亡而政息。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创立、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重大事项，李鸿章无一遗漏都曾亲身经历。尤其是在《马关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个人遇刺，个中滋味，绝非外人所能一言说尽的。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强大无非“船坚炮利”。于是乎，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造船坞…一举国上下忙乎了数十年。在这数十年里，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始终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框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呕心沥血创建了北洋舰队，却最终因为中日甲午海战而全军覆没。彼时彼刻，作为清廷重臣的李鸿章，面对国事的不堪收拾和舰队的覆灭，其心情的悲怆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彼时的李中堂，是否也曾经想到过老大帝国自身体制的顽固和掣肘?如果本文开头他与俾斯麦的对话数据属实的话，那么我想，作为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李鸿章对于政治体制的问题未尝就没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即使精明能干如俾斯麦，也口里不忘提醒李鸿章“反朝廷是不行的”，李最后又能有多少作为呢?

大清国最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利以及《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本身不能证明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在政治腐败的前提下，丧权辱国不是哪个人的事情。谁来签订条约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探究事件本身内在的深刻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家，李鸿章其实是无为也没有办法有所作为的。他最终使自己成了朝廷内外的出气筒和国家衰亡的替罪羊。

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悲剧。

有了这种认识，不妨就读一下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本书，其实堪称是梁任公的代表作。梁启超治学的严谨，似乎从来很少有什么争议。在这本书中，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当今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会引起争议了。或者说，只有平庸的人才会既不被人骂、也不被人毁誉了。――这话，说得颇有见识。

作为清末民初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梁启超对很多问题有独特的发言权。又由于梁启超个人本身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缘故，深知政治这汪水的深浅，所以，梁启超的评点可能更为中肯。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对作为一个臣子和政治家的李鸿章是同情的，同时也是敬重和惋惜的。

梁启超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日狂吠而已。”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个悲剧。“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故而，“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清末外交家郭嵩焘的遭遇。郭嵩焘作为清帝国的外交官到欧洲去，亲身体验了欧洲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他曾经专门著述，谈及自己在欧洲的经历。但是，他的言行引起了朝廷的恐慌，以至于回国后没有准许进京述职就回了故乡。晚年的郭嵩焘死在寂寞和失望之中，他死后三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俾斯麦名言范文第4篇

1940年11月14日傍晚7点05分，英国中部城市考文垂上空忽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此时，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空军在不列颠上空已激战整整三个月，英伦三岛上包括首都伦敦在内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频繁的空袭，响起防空警报并不令人意外。但奇怪的是，此前总是能早早预警空袭的英国本土防空体系，这次并未及时疏散军民及城市工业。

于是，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考文垂的居民丝毫未能觉察即将逼近的厄运，他们依然像往常一样享受着自己的生活。5分钟后，德国“亨克尔111”轰炸机飞临城市上空，一波接一波的轰炸进行了10个小时。巨大的爆炸声中，考文垂变成了一片废墟。事后统计，在这“恐怖的鬼夜”，考文垂有5万座建筑被摧毁，5万个商店遭到破坏，600名居民丧生，其中150具尸体因无法辨认而被葬入同一公墓……考文垂成了二战中英国遭遇轰炸最惨烈的城市。英国首相丘吉尔得知消息后，先是呆若木鸡，之后满脸愤怒，一声不吭。但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丘吉尔其实早已得知德国空袭考文垂市的计划，他反复盘算后，最终决定不采取任何防御和转移措施。

这是1940年关乎英国生死存亡的不列颠空战中，丘吉尔最为艰难的决定。

敦刻尔克的“无敌舰队”

丘吉尔是在1940年5月10日临危受命担任英国首相的。当时，德国正以闪电战突袭西欧，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迅速崩溃投降，英国也随时面临德国入侵，危如累卵。

虽然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但一战后的英国，一直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首相张伯伦是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他一厢情愿地指望希特勒东进去攻打苏联，为此纵容德军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兼并奥地利、强占捷克苏台德区……

只有丘吉尔等少数人一直在抨击绥靖政策，他说，希特勒将给欧洲带来灾难，他督促英国应重整军备，并鼓励盟友法国加强军事力量，指出绥靖政策为“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但多数人视其警告为危言耸听。最终，祸水没能东引，德国反而率先进攻西欧，法国迅速投降。张伯伦走投无路，而一直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丘吉尔，成了首相的不二人选。

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且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小港作为海上退路，形势万分危急。

5月26日，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在短短的8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33万多人。

希特勒对“谜”的依赖和信任

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英伦三岛已经安全。紧接着，德国即将启动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在此之前，德国计划先摧毁英国空军力量，不列颠空战就此爆发。这仍是一场大英帝国的生死战。

而丘吉尔和他的战争指挥系统首先必须知道的是：德国将有多少坦克、飞机、潜艇参战，其石油、钢铁的生产能力如何。

希特勒很清楚保守机密的重要性，早在1934年就指示德国军方及情报系统开始更换无线电密码系统。1936年，德国情报局启用了一种新的军事密码，这不同于以往的人工编制密码，而是由机器编制。这台机器被恰如其分地称为“ENIGAMA”，也即英语“谜”之意。

“谜”价格低廉、结实耐用，操作、保养及携带相当简便。更让希特勒放心的是，对方是否能得到“谜”，对于密码通信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不知道编码的程序，这种机器对缴获者而言没有任何用处。

因此，希特勒对“谜”的依赖和信任，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任何国家不可能破译它的密码，于是毫不犹豫地让德国海陆空军全部采用了“谜”密码通信系统。

英国人则费尽心机破译之。他们先是学着德国人的样子，制造出了一种与“哑谜”一样的机器。然而要想从德国人手中得到编码系统、编码程序远比制造机器困难，德国人将其列为最高机密，即使英国人得手，德国人一旦知晓后会很快且轻而易举地更换，到手的程序和编码将毫无用处。

犹太人、波兰人“递来利剑”

英国军情局在伦敦郊外的布雷奇利庄园设立了密码破译中心。在这里，有数百名工作人员参与破译德国军事行动的绝密情报。而这所庄园以及破译工作，同样也被英国政府列为最高机密，其代号就是“超级机密”。

正在英国人毫无头绪时，1938年，一位犹太人向英国情报人员透露，他曾是“艾尼格玛”的设计人员之一。英国人经过仔细甄别后，相信了他。这位犹太人真的复制出了一台“艾尼格玛”密码机，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这是仿制工程的奇迹，而这的确帮了英国人的大忙。

然而在1939年夏秋之际，德国人又改进了原先的密码机，复制品由此失去了效能，英国再次陷入困境。但波兰情报部门又出手解救了英国人。作为英国的盟国，波兰人将他们数年来对德国密码机的研究成果乃至新的密码机样机、已解密机器悉数交给了英国人。

仅仅一个星期后，纳粹军队就开进了波兰。这让英国密码破译专家诺克斯感动不已，他说：“波兰此举，就像一名古代的骑士在倒下之前，将手中的利剑递给了战友。”

在布雷奇利庄园，除了诺克斯这位破译界名宿，还有一位数学界奇才——图灵。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战后依靠对密码机的研究成果，他成了开创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先驱者之一。

首先，他们从研制能模仿或能解释德国国防军每一个“哑谜”方式的机器入手，从而能推出所有德军主要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命令时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经过艰难攻关，英国人终于制成了具有上述功能的机器，将之命名为“炸弹”。

1939年底，“炸弹”破译出了德国密码，英国人欣喜若狂。从此，德军的秘密计划和行动方案，源源不断地从布雷奇利庄园传到军情六处孟席斯上校手中，再直接交到丘吉尔的案头。事实上，德军在“二战”期间的绝大多数行动，都没能瞒得过英国人，只不过英国人将情报来源一直掩饰得很好，始终没有引起对手的怀疑。

1940年7月2日，希特勒了第一组“海狮”作战计划，也即英国本土登陆作战计划。战役一开始，丘吉尔和空军参谋部就通过“超级机密”了解到德国空军的大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的计划。

针对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要求夺取制空权的指令，英国皇家空军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方案。由于英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没有德国多，所以只能在适当时间、适当地方和适当高度，集中战斗机中队及主要防御力量，对付敌人的主攻力量。依赖预警雷达及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英国皇家空军总能掐着纳粹空军到达的时刻精准升空拦截，而不需要时时空中巡逻防备德军突袭——英国空军由此大大减少了飞行员体力消耗及汽油等战略物资消耗。

1940年8月13日，苏塞克斯和肯特上空，80架德军“道尼尔 17”轰炸机群，以及更多数量的“容克 88”俯冲轰炸机，飞往不列颠腹地及海岸线执行轰炸任务。由于天空浓云密布，德军护航战斗机无法按计划起飞，轰炸机只好单独出击。

英国空军司令部事先已知晓德军行动计划，当在雷达上发现德国飞机后，立即启动早已就绪的作战方案……这次交锋，德国空军共损失飞机47架，另有80多架被击伤，而英国空军仅损失飞机13架。

此前，戈林曾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英国南部的空中防御将在4天内土崩瓦解，而英国空军则将在4周内被逐出英国上空。尽管德国在后来的几次轰炸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赖雷达和密码破译，英国空军在战力1：3的悬殊比例下，鏖战两月后，让戈林夸下的海口变成了幻梦：由于戈林始终没有取得不列颠及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希特勒只得宣布“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

救城还是救国？

此间，德国一直没有发现失利的关键原因：“谜”已被英国人掌握。直到不列颠空战屡次失利，希特勒终于开始怀疑“谜”是否仍然安全，于是指令德军准备进行一次空袭试验。

1940年11月12日，指令由德国空军司令部传达给了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机群：在48小时之内出动500架飞机，向考文垂投掷4500枚燃烧弹，行动代号“月光奏鸣曲”。该计划除了验证“谜”的保密性之外，还有轰炸考文垂这个英国主要工业城市，以摧毁英国抵抗的目的。

英国的“炸弹”很快破译出情报，诺克斯颤抖着双手将之递给了孟席斯上校——考文垂是诺克斯的家乡，他的妻子、儿女都在那里。而后情报立即被送交丘吉尔。

考文垂距伦敦仅90英里，是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古城，这个城市有25万居民和众多文物古迹，并且是英国主要军火库之一、飞机和汽车制造中心。德国人投掷的4500枚燃烧弹，足以把这座美丽的古城从地球上抹去。

丘吉尔阅后顿感事情棘手，立即通知各军政首脑到首相府地下作战室开会。

孟席斯按照丘吉尔指示，首先宣读了截获的情报，德国人的整个作战计划清清楚楚：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预定的战术乃至希特勒发起这场作战的原因等。

要拯救考文垂很容易：当时英国有410门机动高炮可供使用，完全可以把这些高炮火速调来加强考文垂的对空防御，空军提出在英吉利海峡设置拦截线，阻挠德机入侵；民防部则认为可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居民，转移贵重财产，尽量减少损失。特种部队想得更绝：派突击队空降到布列塔尼机场，暗杀引导轰炸的战斗机飞行员。如果都一一实施的话，考文垂的损失无疑将大大减少。

但丘吉尔担心的是，拯救了考文垂的同时，英军已破译德国密码“谜”这个秘密必定暴露。两者只能择其一，孰轻孰重？丘吉尔陷入了长考。最终，他掐灭雪茄站了起来：为了保护“超级机密”，必须牺牲考文垂。在作出决定的同时，他动了感情，眼角有些湿润：“牺牲一座城市，这个代价是大了些，但与整个大英国相比，它算不了什么？”

“我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诸位应知道，战争中情报有多么大的价值。为此，我认为，除正常防卫外，不对考文垂作任何特殊安排，就像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相信，当胜利那一天，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决定。”

孟席斯仍希望能减少一些损失，询问“是否可以秘密撤出一些老人、孩子和医院的伤病员？”但丘吉尔断然拒绝了：“这样会造成混乱，一场无法遏制的混乱，会毁掉‘超级秘密’！”

首相的意志，最终征服了沉默的众人。

于是，1940年11月14号晚7时许，银色的月光下，大批德国轰炸机如期飞临考文垂上空，第一个目标是自来水厂，然后是电厂、煤气厂、电话局、下水道和交通系统……德军的目的，是要使城市“血凝气绝”，一切陷于瘫痪。

10小时间，德军轰炸机一批又一批到达，炸弹如梭子织网，不放过城市任何角落。而后，凛冽的冬风将燃烧弹的火球刮向四面八方，全城陷入火海，消防车开到街上，橡皮轮胎马上被地面余烬烧熔，只能空着铁轱辘爬行。考文垂市中心14世纪所建的圣马可教堂——这个英格兰人引以为豪的艺术瑰宝，也被燃烧弹击中，大火持续到午夜，教堂圆顶轰然坍陷、拱门倒塌，只剩下了四壁残墙和一个钟塔。

从晚7时到翌晨2时，德军共投弹5万枚，其中燃烧弹3万枚。德军飞行员在目击记中说，飞机飞到距考文垂180公里的英国海岸时，还能看到考文垂的冲天火光，“这个城市肯定完蛋了”。

考文垂确实接近“死亡”：市中心夷为平地，工厂被破坏三分之一，军工生产瘫痪，市民被炸死584人，炸伤4800人，12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此后，由于考文垂还有生产能力，德机又光顾了几次，到1941年4月的一次大轰炸为止，地面设施基本摧毁，5万所房屋化为灰烬，市中心原有3000所房屋仅存30所，25万人的繁荣城市成了“死城”，考文垂由此在英文中成了“极度毁灭”的同义词。

“捏着德国人的脉搏打这场大战”

但考文垂的牺牲是有巨大价值的：依赖“超级机密”的帮助，英国人走出了最初的困境，在赢得不列颠空战之后，又先后取得了大西洋海战、北非反击战的胜利。

1941年5月，英国海军通过“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一举击沉了比任何英国战舰都要强大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这艘被赋予普鲁士“铁血宰相”之名的战列舰，是德国海军的骄傲，排水量达53000吨，航速30节，装有381毫米主炮8门，中小口径高平两用炮40余门，并搭有4架水上飞机，舷装甲最厚处有320毫米，被誉为“不沉的海上堡垒”。

1941年5月，“俾斯麦”号秘密进入大西洋，打算再狠狠打击英国运输队，以彻底切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法国败降以后，英国虽赢得不列颠空战，但处境依然危急，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海上运输线极为脆弱。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无数，每月以50万吨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一旦失去外部物资供给，只能束手待毙。

对付大西洋上那些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使英国人焦头烂额，而英国的造船速度不足以弥补海上损失，若“俾斯麦”号再出现在大西洋，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无疑将面临被完全切断的危险。为此，英国人决定，必须不惜代价在“俾斯麦”号到达大西洋前将其击毁。

此间，“炸弹”不断收到德国方面与“俾斯麦”号往来电文。终于，在1941年5月间，英国人等到了这一天。在明确了“俾斯麦”号的行动计划后，英国海军组成了突击编队，立即从英国北部的斯卡帕湾基地出发，取捷径直插丹麦海峡南端，截击“俾斯麦”号。

行进途中，尽管“俾斯麦”号战列舰实行了灯火管制，却始终没有逃出英国舰队的追踪。德国人并不知道，从“俾斯麦”号上发出的任何“保密”的电文，英国人都已经知晓。

英国皇家海军派遣了8艘战列舰及战列巡洋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即皇家海军约半数的力量，才最终将“俾斯麦”号击沉。而“俾斯麦”号在沉入大西洋的一刹那，德国人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英国会有那么多的战舰迅速集结到它的周围，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后来，英国又摧毁了德军“埃塔普”舰队。虽然德国事后一度怀疑是否海军的密码被破获，但专司此事调查的一个委员会，几次调查都排除了“谜”泄露的可能。

大西洋海战之后，1942年11月，在北非阿拉曼战场上，“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又发挥重大作用。由于英国蒙哥马利将军对德国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战略战术计划、实力部署、后勤供给事先了如指掌，仅仅13天，德军就损失6万人和500多辆坦克，使“沙漠之狐”惨败于非洲沙漠。

3年后，英美百万大军从诺曼底重返欧洲大陆，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德国本土进击。在法国瑟堡的码头，丘吉尔带着孟席斯等人，气宇轩昂地从军舰上走下来：“还记得吧，从考文垂以后，我们一直捏着德国人的脉搏打这场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官西伯特将军与前德国将军盖伦谈到盟国胜利的原因时说：“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晓得，我们在阅读你们司令部的密码通讯。英国人从开始就阅读这些电报，我们利用各种屏障来掩护‘超级机密’。”盖伦当即感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

俾斯麦名言范文第5篇

其实，在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内(1840～1861)，普鲁士并非命定要走向国家至上主义。受康德哲学和歌德、席勒“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哥哥威廉四世重视个性解放和对私产的保护，他不仅召开了议会，下令草拟普鲁士王国宪法，甚至还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以期给民众更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历史充满了诡异和偶然，由于欧洲农业欠收引发的“1848年革命”延烧到普鲁士，原本同情自由主义运动的威廉四世为维护“秩序”而镇压了革命，这之后，“救亡”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国开始压倒“启蒙”。1857年，一度准备实行“”的威廉四世精神失常，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后者自上而下改变了普鲁士的前进方向。

威廉亲王登基10年后，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史称威廉一世。威廉一世任命“统一的功臣”俾斯麦出任帝国首相，后者促成容克地主(皇权的赞助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大大加快了德国产业“国进民退”的步伐：铁路运输被收归国有，烟草和烧酒工业实行垄断经营，国家大量投资新兴产业。进入1880年代，德国的经济国有化程度和社会立法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并在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

德国用40年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赶英超法，塑造了一种令当年的日本等国称羡的“德国模式”。然而，德国模式所依托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和汹涌的“国进民退”狂潮却根植于独特的德国文化土壤。在德国尚未统一之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后来的曼彻斯特学派所倡导的“抽象演绎”经济学方法，总是遭到德国思想家的强烈反对。费希特、黑格尔都主张国家有权支配全体国民的生活。

在德国王权至上的政治氛围中，以财税管理为特色，以服务宫廷为目的的“官房学”盛极一时。从184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支配整个德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就是国家至上主义和“官房学”的变种――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是1872年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本是德国自由派代表H・奥本海姆讽刺新历史学派的用语，现泛指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威廉・罗雪尔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其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鼓吹工业落后国家保护贸易，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发起挑战。威廉-罗雪尔(1817～1894)认为国民经济学绝不单纯是致富术，而是企图分析人类、判断和控制人类的一种政治科学。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主张国家采取“人工治疗”这种“生理学方法”对贫富分化进行干预。而施穆勒(1838～1917)提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念，主张用“历史的统计方法”讨论社会问题。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之间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之间的间隙。他反对工会，反对工人罢工，宣扬一种“合法的强权君主制”，赞同俾斯麦颁布的《党人法》，吹捧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