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乃兵家常事范文第1篇

正当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意外发生了。曾嵘长豪投篮时一头撞到了柱子上，接着又把在柱子旁边坐着休息的曹卓群撞到了地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位主力队员只有一位受了重伤，另一位留在场上继续比赛了。

这次意外来得很突然，搞得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受伤的曹卓群倒没什么外伤，但是谁都没有料想到，他在比赛前竟然已经发烧了，上半场的比赛他是“带病出征”的。在他晕倒的时候，他还努力地给队员们加油。真没想到，以前那个整天在教室里说笑，逗大家乐的男孩，竟然为班级作了如此大的牺牲，不得不令人佩服。

由于比赛中的一点意外，我们班输掉了这场比赛，但是却有有了更多的收获。每一位队员的团队意识都增强了。通过比赛，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认清了努力的方向，每个人的信心也更足了。尤其是曾嵘长豪以前总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出风头，但是这次比赛过后，他开始与队员们合作了，他开始传球、接应……

胜败乃兵家常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杜牧；兵学思想；孙子兵法

中图分类号： B2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97-05

杜牧（803—853），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面对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杜牧站在维护唐王朝的立场上，研究时局和军政方略，总结历史经验，企图寻求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他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其所作《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等军事专论，对唐代屡经离乱，藩镇纷起，戎夷内侵的局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谏言，其中“既有宏观的战略指导原则，亦有具体的一方、一事的对策，均不乏精到之见”[1]。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杜牧的兵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重战知兵 选帅教战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杜牧继承了孙子的重战思想，他说：“《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2]他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就如同用刑律惩处罪人一样，“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3]，因此，知兵、制兵乃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手段。杜牧从藩镇拥兵自重、四夷侵扰不断、诸州叛乱时起的严峻形势出发，强调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主张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军事。他说：“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4]杜牧不仅提倡儒者要知兵，自己还亲行实践。他说：“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5]“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6]他通过注释《孙子兵法》，以求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料敌制胜，以备国用。

杜牧深知，将帅是掌握民众的性命与国家安危的重要职务，所以必须严肃择任将帅。他说：“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7]他认为，选任将帅应当以孙子“智、信、仁、勇、严”的“五德”为标准。他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速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8]“将孰有能者，上所谓智、信、仁、勇、严也。”[9]杜牧还从反面指出了唐朝选拔将帅之不当，御边政策之失误。他说：“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积帛藏镪，邱累陵聚。是以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掷之不问。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屡下诏书，诰诫深切，岂知顽昧，不可镌琢。”[10]自长庆以来的三十余年，由于所选拔的将帅，多非贤良，他们不治军，不练兵，不顾战士死活，只顾自己享受，致使“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掷之不问”。这些无能贪财、不知廉耻的人，虽经多次告诫，仍不知悔改。唐德宗时，竟然发展到用宦官来掌管禁军。“除中央禁军由宦官直接控制外，在方镇军中，在将帅出征的军中，也都有宦官做监军。在中央控制的方镇军中，监军有时权力反出藩帅之上，将帅出征，监军又常以己见指挥军事，使军令不能统一，统将不得专进退，这就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11]因此，唐武宗在讨伐泽潞以及平定回鹘的战役中，为了加强将帅的指挥权，排除宦官干扰军政，就明令监军不能怙权干政、瞎指挥，前方战事只能由中书门下上达皇帝。由于指挥统一，从而保证了平藩与反回鹘战争的胜利。

杜牧不仅强调要重战知兵，严格选帅任将，还非常注重教人习武练战。他说：“不教人之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12]杜牧认为，平时练兵，教兵习战，到战争之时，就可以做到“以教士练卒击殴众白徒”，“以众击寡，以理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13]。杜牧认为，唐军之所以经常战败，就在于“五败”，即“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而不练兵乃“五败”之首。他说：“夫天下无事之时，殿阁大臣，偷处荣逸，为家治具，战士离落，甲兵钝弊，车马刓弱，而未尝为之简帖整饬，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疾战。此宿败之师也，何为而不北乎！是不蒐练之过者，其败一也。”[14]不练兵，不教战，令人去战，仓促应敌，必然败北，是谓弃之。据此，杜牧强调教兵练兵，积极备战，常备不懈。他说：“对垒相持，不论虚实，常须为备。此言居常无事，邻封接境，敌若修政治实，上下相爱，赏罚明信，士卒精练，即须备之，不待交兵然后为备也。”[15] 李德裕平定南诏就体现了杜牧这一练兵备战思想，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十月，李德裕接替郭钊出任西川节度使。他到任后，立即遣散老弱蜀兵4000余人，保留精干，又从州兵中抽调精兵充实边军，还留下郑滑、陈许援蜀的部分军队，将他们整编为11军，严加训练，成为一支精兵，最终迫使南诏遣还了所俘蜀人4000余口，唐与南诏的正常关系维持了近30年。[16]

二、经事校计 趋利避害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要想实现它，就必须事先对战争的胜负情状作出正确的估量。为此，孙子首先提出了从战略上估量胜负的方法，这就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17]。杜牧继承了孙子的这一用兵指导思想，他说：“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将欲闻知，校量计算彼我之优劣，然后搜索其情状，乃能必胜，不尔则败。”[18]他以淝水之战为例说：“恃我之强，不知敌不可伐者，—胜一负。王猛将终，谏苻坚曰：‘晋氏虽在江表，而正朔所禀，谢安、桓冲，江表伟人，不可伐也。’及坚南伐，曰：‘吾士马百万，投鞭可济。’遂有淝水之败也。”[19]淝水之战，苻坚不知谢安、桓冲的用兵之略，不知敌之不可伐，而恃秦百万兵马尽至，即可破晋，结果却招致淝水之败。

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以战争的决策者、指挥者，必须兼顾利害、计算利害、趋利避害。杜牧对此，亦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计算利害，是军事根本。”[20]“害之者劳人费财，利之者吞敌拓境。苟不顾已之患，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安能取利于敌人哉？”[21]只有知道用兵利害之所在，才可以取利而去害。“我欲取利于敌人，不可但见取敌人之利，先须以敌人害我之事，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我所务之利，乃可申行也。”“我欲解敌人之患，不可但见敌能害我之事，亦须先以我能取敌人之利，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有患乃可解释也。”[22]

杜牧通过分析对比两汉以来讨伐胡虏的利害得失，认为唐军在防御吐蕃、回鹘扰边方面，应该避实击虚，选择良好的战机，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他说：“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不过百日，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童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校，胜少败多。故匈奴云：汉实大国也，但其人不能辛苦尔。此所谓避虚而击实，逃短而攻长。……以某所见，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计阴山与涿邪之远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鹘之强弱，犹如虎鼠。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间，軏轠悬瓶，汤沃晛雪，一举无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实为上策。”[23]唐军在秋冬时节，深入苦寒之地，这等于是避虚击实、以短攻长，所以胜少败多。如果能在五月时节潜进至阴山，一者该时节非常适于唐军作战，二者此时胡虏没有丝毫戒备，如此，则唐军必胜无疑。杜牧的这一趋利避害、避实击虚、扬长避短之策，深得太尉李德裕的称赞，并采纳之。据《旧唐书·本传》载：“牧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24]

三、全胜伐谋 兵不厌诈

战争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取用的暴力手段，它会给作战双方都造成损失。因此，能够以最低、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高、最大的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成为古今战争活动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这也就是孙子所宣扬和追求的“全胜”思想。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根据“全胜”的原则，孙子把获取战争胜利的途径，大体分为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5]这就是说，赢得战争的最佳途径，是依靠谋略战胜敌人。

杜牧继承并发挥了孙子的全胜伐谋思想。他说：“吐饭饱之，解衣暖之，威驱恩收，礼训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爱，三年化成，裁成一邦，俗同三辅。当此之时，迟回之间，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数十万，大小且百战，然后傅其垒，钩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议者必曰：‘某名将也，某善用兵也，虽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说也。故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26]“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27]杜牧认为，与敌交战，如果能够通过威德感化等政治手段使敌人归服，从而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而胜敌，方为善用兵者。杜牧还以历史上的成功战例，来说明全胜伐谋的道理。他说：“周亚夫敌七国，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使轻兵绝吴饷道。吴、梁相弊而食竭，吴遁去，因追击，大破之。蜀将姜维使将勾安、李韶守麹城，魏将陈泰围之，姜维来救，出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返道，则我之擒也。诸军各守勿战，绝其还路。’维惧，遁走，安等遂降。”[28]周亚夫、陈泰运用巧妙的战略、计策，对付敌人，使敌人不战自退，从而屈敌之兵。

杜牧认为，对敌作战，就要采取各种方法、手段，令敌为我所算，战而胜之。为此，他主张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通过示敌以假形，使敌人误判我的真实作战意图，我则伺机而动，取得胜利。“欲近袭敌，必示以远去之形；欲远袭敌，必示以近进之形。”[29]“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能为伪乱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能为伪怯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为伪弱也。”[30]兵以诡诈为道，两军对垒，战与不战，远近交战，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都要以假形示之，以利诱之。唐宪宗平定淮西吴元济之战中，李愬雪夜奇袭蔡州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由于李愬事前成功地采取了麻痹敌人的方略，他利用自己名望不高的条件，以自守不战的假象示敌，使敌手对唐州方向不以为备，而他则利用天下大雪、叛军松懈麻痹之机，出兵远袭，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拿下蔡州。二是通过藏形，使敌不知我的作战意图、会战之地、进攻之时，从而无所应备。“诡诈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见于敌；敌人见形，必有应。《传》曰：‘鸷鸟将击，必藏其形。’”“自整军事，长有待故之备；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31]“敌人所爱利便之处，为期将欲谋夺之，故潜往赴期，不令敌人知也。”[32]要深藏不露，使敌无所知，然后先发制人，夺其所爱。“所战之地，不可令敌人知之。我形不泄，则左右、前后、远近、险易，敌人不知，亦不知何处来攻，何地会战，故分兵彻卫，处处防备，形藏者众，分多者寡，故众者必胜也，寡者必败也。”[33]敌人处处防备，分散兵力，我则集中优势兵力，有力地打击敌人，取得战争胜利。

四、能攻善守 任势贵速

杜牧认为，要想在作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我为主，掌握攻与守的主动权，做到攻守适宜。他说：“敌人有可胜之形，则当出而攻之。”“先见敌人已败之形，然后攻之，故能致必胜之功，不差贰也。”[34]如果敌人有可败之形，我攻之必胜，则坚决攻之。如果敌人有可被战胜之形，则要加强守备，待机而攻之。“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守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35]守要隐蔽形迹，藏于地下，敌不可见，静微无声；攻要迅速快捷，疾如雷电，如神兵天降，敌无准备。“静者守，动者攻，敌之死生，悉悬于我，故如天之司命。”[36]攻与守，其主动权在我，我掌握敌人的生死命运，敌人只能任由我来摆布，听从我的指挥，如同天之司命。如此，则可隐蔽我的作战意图，分散敌人的兵力，做到以众击寡，以全击分。“我深堑高垒，灭迹韬声，出入无形，攻取莫测。或以轻兵健马，冲其空虚；或以强弩长弓，夺其要害。触左履右，突后惊前。昼日误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敌人畏慑，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视外，敌人分张之势，我则尽知，我之攻守之方，敌则不测。故我能专一，敌则分离。专一者力全，分离者力寡。以全击寡，故能必胜也。”[37]在唐武宗出兵平叛昭义镇刘稹前，时任黄州刺史的杜牧上书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他的攻守方略，他说：“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38]其方略被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39]。

杜牧认为，要想取得作战的胜利，除了能攻善守以外，还要善于创造和利用有利的“势”。他说：“势者，自高注下，得险疾之势，故能漂石也。节者，节量远近则搏之，故能毁折物也。”“转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强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40]“势”是克敌制胜的机权，它存在于敌我双方的利害之中，因敌之害，见我之利；因敌之利，见我之害，于敌我彼此的利害之中，方可见“势”。所谓“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41]。见敌有可乘之势，要不失时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出击敌人，所谓“因敌有可来之势，不失其机，如摧枯朽”[42]。另外，兵无常势，能够做到因敌变化之势而取胜，才是用兵如神，即所谓“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43]。

杜牧在论述用兵任势的同时，还说明了久战不利、速决为上的道理。他说：“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44]他指出，如果“师久不胜，财力俱困，诸侯乘之而起，虽有智能之士，亦不能于此之后，善为谋画也”。这就是说，持久之战，胜与不胜，都不为利，皆不可取，所以说兵贵神速。杜牧说：“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45]“敌人初时谓我无所能为，如处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险迅疾速，如兔之脱走，不可捍拒也。”[46]与敌交战，攻取之间，始如处女，令敌懈怠，攻如脱兔，敌人莫拒。孙子与杜牧的速决论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他们只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其对敌同样有害；而当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这种持久对己便是一种利。如春秋争霸时期，吴国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楚国，采用了伍子胥疲楚误楚的策略，使楚军六年多来一直疲于奔命，而吴国则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在柏举之战中一举歼灭了楚国的主力。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战略上持久、战役战斗上速决的战略战术思想，将持久与速决辩证地统一起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47]运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对于孙子与杜牧的速决论，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

总之，“作为诗人的杜牧，在军事上能形成他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是不可多得的。”[48]“他注意从现实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多有发明。注中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49]虽然，杜牧的兵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论政言兵，颇多卓见，并在平叛削藩与边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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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31][34][35]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形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0、87、81、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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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杜牧：《杜牧全集·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页。

[24]刘昫：《旧唐书》卷147、列传第9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6页。

[26]杜牧：《杜牧全集·上门下崔相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30][40][44]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势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9、120页。

[32][46]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九地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14、315页。

[33][36][37][43]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虚实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142、133、140、153页。

[38][3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7《唐纪六十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64页。

[47]：《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

胜败乃兵家常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广；无大将之才；非仁德之将；非不遇时

引　言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和刻画人物的技巧，运用神来之笔成就其一家之言。在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论中，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生遭遇，面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兴衰成败，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其价值观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后人对其传记中所叙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评价，《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李广“难封”这一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评述的焦点，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是在肯定李广悲剧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广“难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讨，虽然他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又无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打压与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李广“难封”不是悲剧，而是李广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在其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并未就李广治军、行军、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从一个良将所应必备的素质全面分析李广，仅仅简单地以汉匈战争中李广的成败来论述，这样的论证则显得有些不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广。

1．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以赞颂的激情、错综变化的笔法，围绕着精于骑射，勇敢作战；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凡三个特点，通过三个完整生动的战斗场面，为人们刻画出李广这样一个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将形象；在传中，李广俨然一位天才型将领。司马迁自为李陵之事辩解而遭受宫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给其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围绕一个“辱”字倾其满腔悲愤，陈述著书雪耻之志。诚如鲁迅所言：“况发愤激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因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1]”“意旨自激”难免会渗入个人的情感意识，借《史记》以泄其怨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与字句，发与情，肆与心而为文”一语更是道出了司马迁在评述《史记》中的人物时，深受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使得有些篇目文笔多于史笔。在《李将军列传》一文中，作者对于李广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对于李广的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评价，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李广悲剧形象的形成直接导源于司马迁的悲剧和他强烈的悲悯情结。

2．关于“李广难封”问题的一些评述

“难封”使得司马迁为李广深鸣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道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文人骚客为此扼腕叹息，借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哀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后世有些学者更是把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汉王朝军功制的不合理和汉武帝重用外戚、打压贤士的用人政策。在此，我想有必要做一澄清。

军功奖励制度早在商鞅在秦变法时就已实行，而到了汉代，军功奖励制度更加的完备，对于军功候的取得标准也有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后人根据历史资料总结出来的汉武帝时军功侯的取得标准：其一，捕获敌军王、相、将军、阏氏等；其二，斩敌千级以上（注：如果己方损失太大也不封侯）；其三，战斗中为夺取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四，父亲在战斗中作出重大贡献而死，儿子可获封侯[2]。

汉初，统治者推行与民修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面对匈奴的抢掠更是奉行以和亲换安宁的绥靖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边患，保证国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汉初绥靖政策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匈奴的抢掠更加的放肆，严重地危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后宫、外戚专权，弊政连连。面对内忧外患，汉武帝采取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以期用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思想激励早已无心政事、战事的军民，消除外患，振兴大汉，以实现民族的大一统。汉武帝时的军功奖励制便应运而生。因此上，军功制的设立是应时代所需，战争所需；军功制激励大汉几百万勇士拼战疆场，奋勇杀敌，其积极的作用不言而喻；军功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合理性理应由其对社会及战争产生的积极意义来决定，而不应以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来决定。正如商鞅所言：“劳大着禄其厚，功多着其爵尊”。军人按军功来决定其奖惩无可厚非；更何况，军功制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个人的封侯来说，只是一种外因，它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个人封侯的内因是其在军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个体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良才俊之士。在农本商末，视商人为末流的封建时代，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为大司农，改革弊政，制定战时兴利的经济政策；卜式以牧羊为生，因捐资助军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孙弘东海牧猪，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得以进谏，武帝爱其才一年四迁荣至中大夫；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但其赫赫战功却非恩宠得来，而是靠个人卓绝的军事才能赢得。古人常讲：“举贤不避亲”，武帝不因亲避贤，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贵品质吗？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陈武帝呢？诚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广利之流，但也是因统治的需要，君王治国不似小民理家，岂可因小过而掩大善呢？

至于李广，“武帝立，左右以为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3]李广至此，位列九卿。可见汉武帝对李广一开始就很器重。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顷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与是天子乃招拜广为右北平太守。”[4]汉武帝并未因李广雁门之败而弃用李广，仍是寄予厚望，加以重用；然李广刚一上任右北平太守，便假公济私，携权力之便擅杀霸陵尉。“霸陵”乃汉文帝陵。李广杀皇陵守护人，罪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汉武帝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后来，“石建卒，于是上招广代建为郎中令。[5]”对李广，汉武帝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汉武帝一次次的厚爱换来的却是李广一次次的失败。后世有些学者批评汉武帝“阴诫卫青，暗调李广”的做法，说他打压李广，致使李广连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也失去了。试问，一代雄主怎能因李广个人的封侯，而让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去充任一场对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的前锋呢？面对三朝老将李广的“固请”，汉武帝不忍当面拂他，为国民计，只能采取“阴诫卫青”的策略，对李广，汉武帝可谓仁至义尽，何来打压？倘若真要打压，以李广之罪，早已按律问斩，作为操生杀大权的帝王何必费如此周折？

古人常言：“时势造英雄”。李广所处之时，正当汉武帝极力武功之时，何况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战绩乏善可陈；亲历汉匈五次大战，有的却是三次无功而返，两次全军覆没。汉武帝时，军功显著着尽得其封，纵然李蔡之无能，封侯亦因军功取得，时势既有，李广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足可见李广的遭遇，既非制度的不合理也非汉武帝的打压，实因自己非一良将。

3．李广非一良将

3．1．李广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将门：“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6]”

李广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7]”文帝之辞，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岂足道哉！”都以为李广有封万户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时而已。李白则在《古风五十九》一诗中更是为李广深鸣不平：“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李白只道飞将苦战不赏，却不知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之事，“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更是“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逞匹夫之勇，就连“飞将军”之名也是因雁门之战大败，为虏所生得后的逃生之名。

我们不妨来看看为后世传颂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8]

后人常常称赞李广解鞍却敌的逃生之智，却不知身为一军之将，竟为逞匹夫之能，去军数十里，置大军于不顾而追三射雕人，本身就是大不智。倘若敌军突然来犯，军中无将，兵士岂不作鸟兽散？

兵法曰：“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9]”“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大军压境，中贵人竟纵马嬉戏，似此等目无军纪、扰乱军心之人，李广理应先救之以显其仁，后杀之以明其法，立其威。更何况“将以诛大为威，……刑上级，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10]”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以立军威，孙子杀吴王宠姬以正军法，两人作法皆大将所为。而李广竟“去军数十里，……大军不知广所之”，李广为将可见一般。

“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11]”作为一名将军，这些素质理应都是必须具备的，而李广治军“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11]。兵法曰：“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精信，士卒不习。若此，则不可以为王者兵也。[13]”似李广带兵“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更何况“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14]”而李广恰恰是治军疏怠，无军政可言。“舍止，人人自便”。如此，军士岂能不哗、不散？哗则泄其军机，散则无以为备。正如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所言：“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15]程不识之言可谓正中李广治军之弊。

行军打仗，地利十分重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6]”李广行军“就善水草屯”，按常理，行军驻地理应选择水草丰美之处，然而，匈奴乃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徙；水草之于匈奴，犹如水之于鱼；李广行军恰恰是趋向匈奴必争之地。后人常常慨叹李广“不遇时”，老是遭遇大军，殊不知，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行军打仗理应视敌方情况而变，切不可拘泥于常法，而李广却不知变通，按常理行军，实在是不智。怎能不遇大敌！更何况李广领的还是一批游兵散勇，突遇敌军，无所适从，怎能不败？漠北大战，李广“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17]”兵法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8]”而李广行军，却无向导，致使东出迷道，延误战期。李广为将，可想而知。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乡，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19]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慨叹李广命运不济，遭遇大敌，以致大败。但也由衷的赞叹他“圆阵摧锋”的用兵布阵，对“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的勇力更是钦佩不已。岂不知“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着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20]”两军猝然相遇，理应临阵出奇，攻人不意，乘乱出击。更何况，匈奴突遇汉军，军中定是骚乱，倘若匈奴四万大军如一人，李敢怎能“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李广阵前犹豫，丧失先机；李广以四千兵士对匈奴四万，明显是敌众我寡，理应“以方从之”，出奇突围。用兵之法，能战则战，不若则避。而李广却“圆阵外向”分散兵力，谋作困兽之斗，李广此举，无异削己强敌，李广轻进求战，怎能不败？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21]”李广用兵实在是败将所为。

“兵者，以武为枝，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22]”“文”即是政治。身为将军，理应体察国家情势，明晓君王之意。

“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23]”征讨平乱，论功封赏，君王之事。而李广身为朝廷将军，竟私受诸侯任命。足可见李广急功近利，胸无城府；“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24]”生杀大权乃皇帝一人所有，为将者若不是在非常之时，绝不能擅杀他将。然李广无视皇权，竟为报睚眦之仇，假公济私，擅杀霸陵尉。李广的做法与卫青“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25]”的做法相比，足可见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武帝之策，以求以战止战，最终用大汉的王化之策实现民族的大一统。而李广竟滥杀降卒，“吾（李广）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李广）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李广）诈而同日杀之。[26]”李广此举致使少数民族对汉更加的怀恨和不信任，这无疑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不利。李广为将不视利害，不辨安危，在政治上更是幼稚。

3．2．李广非仁德之将

“将者，国之辅也”[27]。作为一名将军，其职责便是保国安民。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是特殊的，而他们的功勋也是靠无数人的鲜血成就的。因此，对他们，不能以一般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主要应看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和意义。征战疆场，难免会有常理上所认为的“过激行为”，不能因此而认定一名将军不仁不义；倘能杀人安人，杀之未尝不可，杀人而安天下应视之为大仁大德；倘该杀不杀，反倒是妇人之仁。白起坑杀赵四十万降卒，后世虽然论其“不仁不义”，岂不知若留赵四十万生力军，天下战乱将何时才能休止；倘四十万大军不杀，天下死者何止四十万，白起杀降卒可谓为天下计，乃大仁也。项羽杀秦二十万降卒，后人道其残暴不仁，然项羽杀降卒理同白起坑降卒，皆为天下计。两人仍不失为一代名将，因此为将者理应有大仁大德之心。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28]”后人据此常常称赞李广爱护士卒的品质。诚然，爱护士卒是一个优秀将领所应具备的品质，但也应爱之有方。像李广“宽缓不苛”似的爱兵实在是纵兵。为将者理应“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29]；重赏重罚为的是将士听从号令，拼战疆场。而李广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赏罚无信、功过一律，将士怎么会用命呢？李广治军，可谓“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30]”其结果只能是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与匈奴抗衡，失败是必然的。雁门之战，“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河西之战，“广军几没”。三军将士的性命系于李广一人之身，而李广却屡屡让其覆没。诚如吴子所言：“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31]”

“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32]”“霸陵”乃大汉皇陵。霸陵尉虽醉也知皇陵禁地，不得骑马夜行，因此才“呵止广”。于情于法，霸陵尉没有什么过错，更何况即使有错，也还轮不到李广来杀。然而李广竟然置国法于不顾，为泄其私愤，擅杀将领，实在非君子行径。李广所为与当时名将韩安国和卫青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李广之子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33]”

李广睚眦必报的狭隘与韩安国善遇田甲，卫青匿讳击伤的大度成鲜明的对比。再如李广引以为恨的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34]”杀降虽然不义，但也不是不可，关键是看杀降对战争形势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倘杀之而天下安，抑或杀之而能使众者降，杀之未尝不可。而李广虽杀八百降卒，却给大汉的征剿和招降带来极大的不利，为此而付出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倘李广能杀八万或八十万降卒以断敌生力，让百姓免受战争摧残，即便不义却也是大仁！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击匈奴，这是一场对汉匈双方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35]”而李广竟为“先死单于”，逞个人私利，置军法不顾，不听节制。“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後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36]”为将者理应公正持平，先为国家、百姓计，而不应逞私心求个人之利，李广正有失于此。李广失期致使单于逃走，再次致万民于水火之中，李广仁德何在呢？

3．3．李广非不遇时

后人论及李广，常常说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唐人王维在《老将行》中就为此而慨叹：“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难道李广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吗？然而纵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不“遇时”。他也多有建立功勋的机会。正如李广自己所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37]更何况李广受武帝信重，也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充分展示其将才的机会，可李广大败于雁门关外，竟被匈奴生擒，仅凭一时侥幸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38]”后来，“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39]”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元狩二年，汉武帝发起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为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解除京畿地区的威胁，力图争得河西要塞的控制权，汉武帝遂决定发起大规模的河西反击战。“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40]”河西之战，霍去病破军杀将，可谓战功赫赫；李广却全军覆没。汉武帝给了李广一次次的机会，可李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全军覆没。后世常常有人以李广兵力不足遭遇大敌为李广的失败作辩解，却不视“冠军侯”的由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41]”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屡见不鲜，因此，兵力的不足，不能成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何况同是带领万骑出击匈奴，霍去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匈奴，而李广不光是全军覆没，连自己也被匈奴生擒。

元狩四年春，汉廷为了彻底扫除边患，击溃匈奴。“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於幕北。[42]”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漠北大战。李广因此战役而羞愧自杀。“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原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於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醪醩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43]”

后人读到此处，常常为李广在此役的遭遇而惋惜不已，更因李广的“引刀自刭”而痛陈武帝的不是，认定是武帝、卫青的打压才致使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笔者在此不禁想问？难道李广此役的失利也是他人的原因吗？难道真是武帝、卫青让其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吗？众所周知，当时李广从前锋换下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截击单于。不能说其没有机会，而且当时的单于“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44]”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真让李广为前锋，以李广的将才未必会立下什么大的功勋，反倒会因李广轻进求战的个性而受困于敌；但让李广截击单于，以李广的勇武面对强虏之末，擒王杀将却是不无可能。倘若李广真能拿下单于，封侯又有何难？然而庸才李广竟然“军亡导，或失道”，白白丧失了良机。

结　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迫的坎坷遭遇，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李广生前未封，死后却因司马迁之笔而获天爵。受着万世的敬仰。这也算是一个习不察焉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假如是文学著作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历史著作如果渗透太多的作者个人情感因素，难免会影响到作者对他的公正评价，那么他留下的历史有可能就是他眼中的历史，而非真正的历史。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20．

[2]萧平汉．军功不够是“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M]．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2）P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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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败乃兵家常事范文第4篇

这话有道理，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政治、伦理、以及军事思想……都有一贯的原理存乎其间。古代兵学和哲学也是不好分的。从这种原理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看似幽深玄远，却是战争中一切显著现象的根本。诚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古代的政治军事思想带有这样那样唯心的倾向，但关于战争诸多论述中却也包含着不少素朴的而又丰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析古代军事思想中体现出的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且当是“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古事吧”。

一、“正本”的哲学思想----战争中正义之师，“民为邦本”的思想

《礼记·大学》：“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从政治上讲起来，就是“正本”。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延，正朝延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公羊》元年春正月，《何注》：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在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中首先强调的也是“正本”的哲学思想。

（一）强调“师出以正”

古人主张师正，也就是“师出以正”，“师正得吉”。所谓“师正”就是军队作战目的是正确的，作战的性质是正义的。《周易》：“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就是说君主使用军队进行征伐，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正邦”。只有这样的战争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政胜”、“德胜”的思想早在《孙子》中就有了，亦所谓“道胜”。古人强调宇宙间的事物，都有天然的规则秩序，人在期间，也莫能自外。所谓“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战争，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把“道”，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有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有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它均把“道”放到了“五事”、“七计”的首位。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义战”、“义兵”和“不义之战”是古人对战争概括性的看法。如《管子》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乃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它说：“行义胜之理。”（《幼官》）；“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枢言》）；《管子》同时认为，不合时宜，不合道义的战争，即使侥幸取胜，也未必是福，“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左传》上也指出：“师直为壮，曲为老”，意即为正义而战的军队士气旺盛，反之便兵无斗志。在《吕氏春秋》里，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了。它讲“兵苟义，征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征伐不可，救守不可”。可见古人对战争的性质已普遍地用了“义”或“不义”这样的词作了区分，这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价值的。

（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立政》）；《书经》上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有诸如：“民者，君之本。”（《谷染传》）；“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贾谊：《新书》）。“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些就是影响、作用于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许多进步的政治军事家已充分意识到战争的成功或失败，治统治的稳固或崩溃，不取决于天命鬼神，而在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和随之而来的民心向背，有时甚至将它与战争的胜负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就是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唯民是保”。所谓“政之所幸，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不能治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可见古人认为军队行师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民安天下。只有保民师才会“正”，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上天的保佑。而只有师正，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上天的保佑，君主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终实现保民安天下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烙印。他们依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阐明了民心向背关系战争胜负的普遍规律。《管子·重令》强调：“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总之，治国安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战胜攻取，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二、“质”出于“形”----战争不单纯是一种孤立的军事行为，它是政治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外在表现

古人认为一切万有，是原于一种“动力”的，并提出：“质”出于“形”的哲学思想，“质”不能脱离“形”而存在。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自然不能满足，但对古人认识战争与国家，战争与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子》初步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尉缭子》认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支干和根基、表和里的关系，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重要见解，已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表现的卓越思想。我国古代兵书亦揭示了军事实力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原理。国富是兵强之本，国富才能强兵。《孙子》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膑兵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看到了进行战争必须“有委”(物资储备)，而且强调“富国”是“强兵之急者也”。我国许多古代军事家，例如曹操、朱元璋，都实行过屯田政策和“且战且耕”。像《管子》也强调“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足见我国古代军事家、思想家普遍认识到，发展经济是增强军事力量的可靠保障。

三、“慎始”----“慎战”

古人说从无而至有，有形无形，算做一个阶段，先要有形，才能有体。微是无形的意思，著是有形的意思。所以《乾凿度》说：“天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体。”《荀子·赋篇》说：“物精微而无形。”《老子》：“抟之不得名微。”《孔子》：“微乎微，微至于无形。”是从小到大的，所以要“慎始”。

在古代军思想中对战争的发动也非常重视《孙子》开篇名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存亡继绝”；《管子》也认为战争是实现君主尊贵和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它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孙子》在对待战争问题时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怒可复喜，愠可复悦”，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对待战争必须“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以上的这些政治军事思想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主要讨论军事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所体现的军事的辩证思维却更显淋漓尽致，内容广泛和精辟了。

四、“易”----“运乎无方”

战争没有固定的模式，灵活用兵，因敌制胜古人认为万有的起源，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动而不已的。所以贵“变通”，忌“执一”。《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孟子》：“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古代哲学思想中“易”的思想，即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在各兵家思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我国古代兵书贯穿着因形用权，因情击敌，胜不可一的灵活用兵思想。《管子》认为，战争形势、敌我态势是变化多端、神秘莫测的，战争指导者要做到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切不可墨守成规则。它说：“运乎无方之事，应变无失之谓当。”（《宙合》）“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模式，善于用兵者要做到“无设无形”。《孙子》指出：“占胜不复，而应形无穷”。他还以水因地形的制约改变其流动的方向，比喻作战指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重要的是要根据敌情及其变化制定取胜的方法和夺取胜利。“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主张“料敌用兵”“用情击敌”，强调“因形用权”。亦即在不同的战场情况下，应灵活地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孙膑兵法》指出，不可用一种态势下的取胜方法赢得各种态势下的胜利，即“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它强调，“胜不可一也”。宋代名将岳飞也指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都强调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重要性。

五、“有无相生”----“避实击虚”的辩证思维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

《道德经》中有“有无相生”，之说，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相反而相成。《韩非子·主道》也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古代兵家中也十分强调“虚实”，“有无”在军事中的运用。所谓“善者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象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七法》）。虚实含义甚广，大致指兵力的弱强、寡众，兵势的钝锐、瑕坚，部署的次点、要点，意图和行动的假、真等。强调“知彼知己”的运用，在了解敌人兵力、部署、计谋等情况下，有意识地在军事活动和战争中造成表面现象与实际的内容背离，假象与真象难分，核心是“避实击虚”。善于用兵作战者，要以我之备攻敌之不备，做到虚虚实实、避实击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

六、“阴阳”----战争中敌我、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围阙、迂直、主客、勇怯、长短、吉凶、利害、众寡、强弱、逸劳、胜败等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原始的“阴阳”观念是古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季节、气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得出的一种直观的哲学观念。

把阴阳看作是自然界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和此消彼长的物质力量，把阴阴阳交替看作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和普遍法则。

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万事万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双方，都是在阴阳消长中变化的。所谓“冲气以为和”，则是指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在我国古代兵书中亦有诸多对军事范畴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

胜败乃兵家常事范文第5篇

我们摆好棋盘，爸爸的“炮”第一个冲锋陷阵，开进了我的地盘，紧接着站在“兵”的前面。爸爸不紧不慢地喊：“将军！”“你想不开，也不要寻短见呀！”我冷笑一声，“兵”立刻昂首挺胸地向前迈了一步，把“炮”赶出了战场。爸爸立刻着急起来，只见他不住地拍着大腿，“哎呀呀，我今天怎么如此冒失？气死我也！”过了一会儿，爸爸将另一个“炮”开到了“象”的位置上，射出一枚炮弹，将我的“象”打得狼狈逃出沙场。“将！”咦，爸爸是不是喝了“中华鳖精”了？唉，我也太大意了，眼看我的“车”也要“命丧黄泉”了，我心里想：可怜的“车”，你真命苦啊！还没立战功呢，就要去见阎王了。唉，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为你报仇！

“快呀！”爸爸得意地催我。哼，别高兴得太早，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极不情愿地命令“将军”向前挪一步，“哈哈！你输定了！”无情的时刻终于到了，爸爸的“炮”打出一枚炮弹，把我的“车”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又将他的“车”拉下来将军。“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却行！我正愁如何给‘车’报仇呢，没想到你这亡命之徒却自己送上门来！”说完，我的“马”立刻跳上去，飞起一脚把“车”踢出了沙场。爸爸此时像泄了气的气球，软绵绵地趴在桌子上。我立刻给这只“气球”打气：“不要灰心嘛，胜败乃兵家常事，要不，我让你一个子吧！”“气”打足了，爸爸立刻瞪大眼睛，鼓着嘴巴，坚决地说：“不！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输给你这个黄毛丫头？看我怎样收拾你！”接着连续向我发起猛攻，我也不甘示弱。由于爸爸手下大将死伤无数，剩下的老弱残兵，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我逼上绝路……“我赢了！我赢了！”我旗开得胜，激动至极，仿佛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全世界的人们！

第二局开始了，由于爸爸上次吃了大亏，所以这次特别冷静，可还是被我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爸爸也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显然，我又是第二局的胜利者。

第三局的战斗打响了，妈妈也来助阵：“妙！婷婷，就这样，你爸准输！”说完又对爸爸说：“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啊！”爸爸咬紧牙关，额头沁出细细的汗珠，那表情，似乎真恨不得天外飞来一枚炸弹，把我的军队全部炸死。他抹了一把汗：“将！”妈妈和我惊呆了，“怎么样，没想到吧？”我和妈妈大眼瞪小眼。轮到爸爸嘲笑我们了：“姜还是老的辣吧！”“可是辣椒是小的辣呀！”我强词夺理。爸爸用手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额头：“你这小丫头，还敢和你老爸强词夺理！”我理屈词穷，只能低下头来玩手指。“怎么，我的大小姐生气了？骄兵必败呀！别灰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爸爸用我刚才安慰他的话来安慰我。“谁生气了？再来！”我朝爸爸做了个鬼脸，又动手摆起棋盘来。

“大师，是吃‘车’还是吃鸡呀？”妈妈双手叉着腰，假装生气地说道。我和爸爸不约而同地望望那曾经令我与爸爸垂涎三尺的红烧鸡，今天它仿佛失去了魅力；我们又望着棋盘上的车、马、炮，都各自想着：这局该如何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