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秘密立储；雍正帝；皇位继承制度

秘密立储制度是清朝所特有的皇位继承制度，由雍正皇帝所创建并且不断完善。是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皇位的顺利交接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秘密立储制度的创建

（一）康熙皇帝的秘密建储思想

自西汉始，皇位继承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直至清政权建立（从努儿哈赤建立汗权始），由于清政权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所以融合了少数民族所独有的特色，打破了汉族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初也曾尝试培养汗位继承人，但在其失败后便不再立储，“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奴隶主贵族议政制和以其为基础的汗位推举制”。1644年，清军入关，确立了其在全国统治的地位，清朝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康熙时期，圣祖仿照汉族王朝册立太子，沿袭嫡长子继承制。但随着太子被废，嫡长子继承制也彻底终结。

部分学者认为康熙时期已经在酝酿秘密立储，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两废皇太子允i后康熙帝便不再公开建储。并且在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中提及：“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太子之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在“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可见，康熙帝自废太子事件后，一直在选取皇位继承人，只是不愿再将其公开。由此可见康熙帝已有秘密建储思想，也是可能的。杨珍认为“康熙帝晚年实行的秘密建储计划，在中国皇权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对中国古代皇位（王位）传承模式的改进与突破，为雍乾时期的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二）雍正帝创建秘密立储制度

圣祖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于畅春园仙逝。据清实录记载，圣祖曾留有谕旨“皇四子胤G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登基，即皇帝位”。但由于雍正帝继位一直存在争议，至今也不能得出一致结论，所以此谕旨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关于康熙所选取的皇位继承人一说也众说纷纭，至今清史界争论不止，对于圣祖的建储思想，也只是通过其上谕和言行进行推断，并没有确凿的记载，所以关于康熙帝秘密建储的思想只是分析和猜测，而且，尽管康熙帝存在秘密建储的思想，也仅仅是萌芽，并没有形成制度化。

康熙末期，储位空悬，经过激烈的争夺，皇四子胤G登基为帝，是为雍正帝。雍正帝亲身经历过储位之争，深深认识到储位争夺对朝堂政局、对社会经济甚至对整个清朝发展都有着不利的影响。所以雍正帝在继位不久，立储问题便被提上日程，雍正帝总结历代经验教训，确立秘密立储制，并且将其制度化。据清实录记载：“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辅弼朕躬，俾朕成一代之令主。朕于尔等亦必保全成就。笃厚恩谊。岂非家国天下之大庆乎”。自此，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正式确立，并且被清朝统治者所继承发展，并且奉为家法，形成具有清朝特色的立储制度。秘密立储制度，是完全由皇帝个人乾纲独断，确立皇位继承人，但对外密而不公，将储君姓名亲笔写下密封于匣内，放置于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去世后或临终前再行公开。但此种秘密建储的方式却公开化，制度化。

二、秘密立储制度创建的原因

秘密立储制度的创建结束了近2000年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择储的标准也由立嫡立长转变为立储以贤，建储方式也由公开制变为秘密立储，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

秘密建储制度创建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公开建储尝试的失败。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起，便尝试培养汗位继承人。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努尔哈赤政权稳定后便有培养褚英为继承人的打算，但褚英掌权后却狂妄自大，与一些大臣兄弟皆不合，“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时，暗中对天焚香，诅咒其父，希望他死在疆场”，努尔哈赤得知后将褚英圈禁，后其死在禁所。褚英死后，努尔哈赤便打算培养代善为继承人，后代善被告发与努尔哈赤大福晋接触过密，从而也退出储位争夺，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尝试失败后便不再立储。康熙时期，为了稳定政局，在允i两岁时便立其为太子，待太子越来越大，其骄纵之行亦愈演愈烈。在康熙帝两次将其废黜后，便不再公开建储。雍正帝嫡长子弘晖早殇，而且雍正帝子嗣较少，所以秘密立储制度得以实施。

其次，是雍正帝亲身经历了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其亲身感受到储位之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其即位后，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公开建储的想法。康熙晚期，在皇太子允i被废后，各成年皇子皆觊觎储位，结党营私，谋求私利，为了谋取太子之位，各皇子之间相互倾轧，互相提防构陷。王公贵族，朝中大臣，八旗军士等众人皆参与到皇子党争中，分散其报国的精力，尽管康熙帝三令五申，诸皇子不得结党营私，并且打压了皇八子允T，但是各位皇子仍然各自为政，储位之争愈演愈烈。冯尔康在评价康熙末期储位之争时指出：“诸皇子党争斗不休，一些集团相继，造成政治的混乱，它使很有作为的康熙长期纠缠在太子问题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影响他从事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活动，还使康熙末年弊政丛生”。尽管康熙帝已经了然储位争夺的激烈，但仍无力阻止其发展，曾在上谕中提及：“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旨、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尔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对于此问题的无奈和担忧。雍正帝身处诸皇子党争之中，更深刻理解皇子党争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同时也认识到阻止皇子党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秘密立储。

第三，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后金政权逐渐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清朝统治者（后金统治者）不断学习吸收汉文化，但是清朝仍然印有鲜明的满族的特色，其文化及统治者的理念与汉族都有着很大的差距，受汉族宗法制的影响相对较弱，不受汉族传统观念的束缚。满族是女真的后代，是活跃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北方诸族的继承制度中没有像中原王朝那样明确的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所以，国王一系的兄弟和子侄，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王位继承人不具有唯一性，而具有宽泛性”。所以当嫡长子继承制弊政丛生时，清朝统治者可以较汉族统治者更容易挣脱传统皇位继承制度，制定更适合时展的新制度。

第四，雍正皇帝的个人作用。雍正皇帝是位性格刚毅，开拓进取的帝王。其刚一继位，便针对康熙末期的弊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雍正皇帝并不墨守成规，敢于突破一些限制，进行革新，追缴亏空，整顿吏治，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台省合一，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推行密折制度，废除贱籍等，改变皇位继承方式也在其改革范围之内，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主手中的权利越来越来大，储君便可由皇帝一人可定，随着公开建储制度已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秘密建储制便应运而生。

三、秘密立储制度的影响

秘密立储制是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结果，秘密立储制度的创立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秘密立储制度冲破嫡长子继承制的束缚，储君择贤而立，避免一些虽然身份尊贵但昏庸无能之人登上皇位。清代之前所实行公开建储制而引起的争端频频发生，党派林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较著名的便有玄武门之变。由于将储君束缚在嫡长子范围之中，所以历史上出现许多德行有亏的帝王，导致国家衰败，外戚宦官专权，百姓民不聊生。例如明熹宗朱由校，因是光宗朱常洛的长子而继位，但其并无帝王之才，每日沉迷于木匠雕刻之中，导致宦官魏忠贤专权，打压异己，迫害忠良，致使明朝的衰落。而择贤而立便可避免此种弊端，有助于江山稳固，社会发展。

其次，秘密立储制避免了朝臣投靠太子，形成党派，结党乱政的缺陷。例如，在康熙朝公开建储时期，皇太子允i便集结一些亲信，形成太子党。“所谓太子党，是随着皇太子允i从孩提时代向成年人的过渡，尤其是随着他对储权的行使及太子权势的扩大，逐步形成”。随着太子党的形成，反太子党也开始形成，这些党派的形成对当时朝政有着不利的影响。而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这些问题便自然而然的避免了。

第三，秘密立储制度也避免了皇权与储权之间的矛盾。公开建储，太子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必然会培植自己的势利，而有一些贵族大臣，为了自己日后计，有的也会选择投靠太子，成为太子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样就会造成皇权与储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矛盾便不断加深，因为江充等奸臣的计谋使汉武帝误认为太子行巫蛊之乱，最终刘据被逼起兵，造成兵败自杀的悲剧。而秘密建储，则诸皇子为了取悦父皇，必然努力表现自己，因为选取太子的标准是择贤而立，则诸位皇子又皆会充实自己，而诸位大臣无人可以依靠，则死心塌地的效忠皇上，所以秘密立储对于朝堂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清朝的皇位继承便没有大的动荡，保障了皇位的和平交接，同时，储君择贤而立，也保证了帝王基本的素养和才华，有助于清朝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安定进步。

参考文献：

[1]《清实录.世宪宗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

[2]《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

[3]《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

[4]《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杨珍，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

[5]《清史》，李治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6]《雍正传》，冯尔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7]《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8]《康熙思想研究》，宋德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康熙皇帝一家》，杨珍，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

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第2篇

秦始皇嬴政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尤其是读书人，对于“暴君”的印象通常为：不学无术、荒淫无度、嗜血鲁莽。可秦始皇不仅不是，他还是一个勤政好学的读书人，甚至可谓是“天下第一读书人”。这一点有史为证哦。《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一石，百二十斤。也就是说，秦始皇给自己制定的读书计划是，每天读120斤，不读完不睡觉。有人根据汉简《孙子兵法》测算，每简38字，那么一部52.65万字的《史记》重量可达50千克左右。我们知道秦时的1斤，大约257克，120斤相当于现在的30.8千克，如此重的书简可书写30万字。也就是说，秦始皇每天要阅读30万字。这个数字很难令人信服。不过既使打个大折扣，每天读10万字，也是了不得的。

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赵光义也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每天早晨8点开始，一直忙政务到深夜，从来没有一天不上朝，而且，就连打仗他也亲自上阵，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后来，他受了箭伤，被伤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从不缺勤，一直到死，都没有停止工作。如此繁忙，他还能挤出一点时间读书，给自己充电，每天坚持读3卷书，一年至少读1000卷。现在那些叫嚷着工作忙没时间看书的人，应该向赵光义学习了。

宋真宗赵恒

历史如此巧合，工作狂老爸总能教育出工作狂儿子，宋真宗赵恒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史书上记载，他当年的作息时间表是：每天清晨在前殿接见各大部门的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折，直到中午；下午看书，并且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听大师讲学，研究政事，直到深夜。赵恒不仅工作强度大，工作效率高，还虚心学习，真是难得。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从一个贫下中农一路打拼，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创了大明王朝，终于咸鱼翻身。照常理说，他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了吧，可朱元璋从登基到去世，30多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据史书记载，朱元璋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这个量，恐怕现在很多人用电脑帮忙都达不到吧？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也是个典型的工作狂，虽然即位时家底已经很丰厚，但他一切都向老爸看齐，在位22年，8062天里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午餐也和大臣们在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讨论问题，晚上也没闲着，几乎是听着大臣们的上奏入眠。几十年如一日地早起晚睡，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要是换作现在的上班族，恐怕早就辞职不干了。

康熙皇帝

清朝皇帝大都被称为历史上最好学的皇帝，其中康熙最为突出。康熙帝很小的时候就刻苦读书，每天读书竟达10余小时之多，至青年时，经、史、子、集便已滚瓜滥熟。特别可贵的是，他成年以后，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知道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便苦学起自然科学来。据史书《正教奉褒》记载，他亲自召见外国传教士中懂自然科学的徐日升、张诚、白进、安多等人，请他们轮流到内廷养心殿讲学。讲学内容有：量法、测算、天文、历法、物理诸学。即使是外出巡视，他也会邀请张诚等人随行，每天工作空闲的时候，还会听他们讲学。如此博学的皇帝，真是史上少见。

雍正皇帝

康熙之子雍正皇帝也是十分勤奋的皇帝之一。为了勉励自己，他在御案后面刻了“不逸”二字，告诫自己，别贪图安逸。他放弃了奢华的生活，把他的一生都牺牲在了国家社稷上。据《清宫档案》的记载，雍正每天都十分忙碌，而且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4个小时。根据清朝的律法，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写密折，而这样的官员在全国有数千人，对于这些奏折，雍正都是每份亲自批阅。而他的早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累过度。

？葚皇帝从小都接受怎样的教育

很多同学都以为当皇帝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继承皇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实并不是如此。作为皇帝的子女，无论是太子还是其他皇子，都要从小接受教育。那么，他们都学些什么呢？夫子就以清代为例向大家说明吧！

清代皇室非常重视皇子的教育，他们从6岁起开始读书，由皇帝亲定学识渊博的翰林、大学士担任师傅，学习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诗赋、满蒙汉3种文字及弓箭骑射。每天学习从不间断。幼年即位的皇帝更是要受到精心的栽培和严格的训练。

皇帝亲政后，除了处理朝政、批阅奏章，还要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经史、诗文书画兼天文、数学、音乐、医药、物理等一些自然科学内容。由学有专长的老师，轮流为其授课。

？葚清朝皇帝的作息表：

5：00起床。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穿戴什么质地、式样、颜色的衣帽，佩戴什么饰品都有严格的规定。梳洗完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7：00～9：30早餐。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道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可任意增减更换。皇帝就坐后，传膳太监一声呼喊，饭菜鱼贯而入。试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两口。

9：30～11：00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文武百官在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手捧折匣至本案前垫上面北而跪，将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几件事。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皇帝在每天办公和学习之余，也安排娱乐活动。清宫中的娱乐活动内容有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欣赏文物古玩、放风筝等等。由于每位皇帝的爱好不同，娱乐内容也不尽相同。清代皇帝最普遍的娱乐活动是看戏，清宫内曾经建造了许多戏台，至今保留完好的有“畅音阁”大戏台、御花园漱芳斋院内戏台、长春宫院内戏台以及倦勤斋小戏台、漱芳斋小戏台等。

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第3篇

《清史稿》记载，太后孝庄不干预朝政，朝廷每有大政，康熙多告而后行之。随着四大辅政重臣之一鳌拜专权问题的日渐严重，在祖母的支持和策划下，康熙暗中开始实施擒拿鳌拜的计划。当鳌拜到内廷觐见皇帝时，内侍拿一个折腿椅子请其落座，康熙命赐茶，内侍用一经沸水煮过的瓷碗盛茶，鳌拜被炙难耐，茶碗猝然坠地，鳌拜屈身拾碗时，身后的内侍趁势将他扑倒在地，抓了起来。

康熙曾这样说过：“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起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会有今日成立。”(昭《啸亭杂录》卷二)。

孝庄年轻时娇美妩媚，被本民族誉为东方第一美女。皇太极在科尔沁草原上练兵时，一次宴饮中发现了她，不久即召进宫中，封为永福宫庄妃。《清圣主实录》载她“赞助王政，越既有年”，包括称赞庄妃随皇太极出征，经常亲自为将士裹伤，深受将士们的爱戴。

福建南安人洪承畴，万历年间进士，连连擢升，位至蓟辽总督。崇德六年，曾大败皇太极。崇祯皇帝视洪承畴为干城人物，将其树为天下士子学习的楷模。崇德七年，皇太极断其粮道，洪承畴战败被俘。明之朝野上下以为洪战死了，崇祯则以为洪即使被俘，也必定不屈而死，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对其家属抚恤恩荣，很是热闹了一番。皇大极谙知洪承畴之才略，深明此人对他统一中国的重要性，派了许多能言善辩的大臣前去劝降，均告无效；又派了几个极出色的美女去侍候，洪仍是不吃不喝，大骂清廷，誓为明朝忠魂，只求速死。正在皇太极无法可想时，28岁的庄妃出面了，她说让她去试试。稍事梳妆，庄妃将自己乔扮成一个端庄清丽的汉族女人，先给洪喂下几口参汤，又和颜细语地询问他家中的妻子儿女，她知冷知热，很清楚洪承畴此时此地心里在想些什么。从她皓腕底下所启动的和煦春风渐渐地化解了洪承畴为明殉节的念头，终于乖乖地归顺了清廷。和风化坚冰，软索套猛虎，洪承畴便开始“经略”清廷的天下。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洪承畴是佳人一笑即反戈，八旗子弟真如虎添双翼，风驰电掣地杀了进来，大明江山能不土崩瓦解吗？在招降洪承畴之际，美女非一，为什么只有孝庄才能折断这柄最强的弓弩？

清兵入关之前，皇太极就病故了，庄妃痛不欲生，愿以身殉，被左右以子女年幼需其抚养为由而劝阻。皇太极临死时未及册立继承人，诸王兄弟(包括正宫所生之子)竞争皇位非常激烈。庄妃冷静隐忍，以其远见卓识的才干，取得握有重权的多尔衮(皇太极之弟)的支持，终于让自己不到6岁的儿子福临登上皇位，是为顺治帝。多尔衮为摄政王，主理朝政，并乘机入关，风卷残云似地打进了北京城。

大权在握、野心勃勃的多尔衮，比皇太极年轻许多，比孝庄又只长一岁，他对嫂子的慧美妩媚倾慕已久，进了紫禁城，便正式提出要与孝庄成婚。美色所形成的魅力在古今中外都是颠扑不衰的，权势对其攫取的力度与强度只存在暗中滋长的递增率。为了清朝的江山，为了儿子福临的皇位，孝庄别无选择，只好委曲求全，下嫁给垂涎既久的小叔子。说服洪承畴而使用“美人计”，孝庄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在北京城忍辱含羞而梅绽二度，是为了幼小的儿子。女性的爱，最本质的激情是母爱。为妻为母，孝庄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650年，与孝庄生活了五年之久的多尔衮病死于军中，孝庄37岁，重又寡居。当此之时，国家的稳定与儿子顺治的婚事，对孝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婚姻在民族团结、宫廷稳固方面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孝庄为此耗尽了心力：顺治十年，她打破清廷惯例，将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岁俸视郡主”；同年，又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平四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儿子顺治是个率性不羁的情种皇帝，第一位皇后是孝庄的侄女，顺治废掉了她，第二位乃科尔沁绰尔济之女，不久，顺治又欲废之，起因是他对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汤若望传》)。两次废后都涉及蒙古显要，孝庄见事态发展不能再迟疑了，当即果断地阻止了第二次废后之举，致使顺治郁郁而亡。想不到家国之事如此棘手，顺治亡后，孝庄不得不辅佐7岁孙子玄烨即位。在后人看来，与其说康熙开始将清王朝推向了辉煌的顶巅，毋宁说孝庄乃是清初政坛一个隐形的、坚实如磐的底座，她起到了只有崇高母性才具有的包容、统摄、平衡和稳固的砥柱性作用。

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第4篇

一、清朝中央秘书机构

说到清朝中央的秘书机构，根据史书典籍记载，根据其演变我们可总结出如下规律：

它们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也印证了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事实。从清王朝还没有建立之时皇太极设立文馆协助办理国家事项，后为提高效率更名为内三院。顺治时期，内三院改称内阁，逐渐内阁权利日盛，堪比历代丞相。另外，皇帝为了自己行事更方便，设立南书房，以伴读为名与其共谋大事，实为顾问、秘书。皇帝的权利进一步加强，再者，雍正年间，军机处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而设的军事情报部门，后来叛乱平息，军机处继续保留下来作为皇帝加强皇权的工具，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至此中央集权达到顶峰。[1][2][3]

（一）清初内三院

1629年即天聪三年，皇太极在位，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设立文馆供儒士办事，主要翻译汉字书籍和记注国政。文馆初建时，还没有在里面设置专门的官员，通过考核入馆办事的官员进入文馆后被授予参将或游记的称号。授荣誉称号“榜式”或“巴克什”，给有突出贡献的文人，没有授称号的叫做“秀才”或“相公”，都不是官名，所以内部机构不完善，影响工作效率与机构的运行，办事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于是， 1636年，皇太极将之改为內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內秘书院因此形成独立机构，在这里，內秘书院主要负责拟写与外国往来的书札，各衙门的奏章和词状也由內秘书院进行总的掌管与录写，还有皇帝对文武百官的敕谕的敕书，祭祀文庙书均由內秘书院负责。[2][4]

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年），内三院更名为内阁，大学士为内阁之首，从各部尚书中选任，变其为二品衙门。雍正八年（公元 1730年），内阁大学士定位正一品，成为了清王朝地位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于雍正时又设立协办大学士，这个职位就像宋朝的参知政事一样，为大学士之副职，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乾隆十三年定大学士为满汉各二员，并规定大学士补授内阁请旨，其人选为六部尚书和都御使。大学士以下还设有满汉学士、侍读学士、典籍、中书、舍人。内阁作为诸曹总汇，内阁大学士品列文班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议政事，宣布皇帝的诏令，并负责将其记载；办理本章是其日常事物，兼办理部分奏折；办理典礼祭祀，如皇帝登基、立后、祭天地；组织修书，储存党籍等。[5] [6]

（二）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南书房

南书房位于故宫乾清宫西南隅。作为皇帝御用的秘书机构，于康熙亲政初创立，光绪二十四年裁撤，共经两百多年，康熙时期，南书房既是皇帝读书学习的场所，又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同时兼有笼络汉族士人的职能。入职南书房一般为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康熙十六年（ 1677）十月，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付。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7]但从后面康熙选择的入职南书房的大臣名单及所议事项来看，并非只是为了找个书童，南书房行走与皇帝共议君国大事，国计民生，而且还是执掌机要，想来南书房的主要工作是为康熙提供秘书服务，当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压满洲贵族的政治压力，加强皇权。

（三）精干高效的军机处

雍正七年（ 1729），时值清廷与准噶尔部作战，由于往返频繁的军情报告，军报问题成为大难题，因为而内阁距离内廷远，办事效率低下，机密度不高，不利于作战。为了更好的协助作战，配合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与隆宗门内”。军需房即最初的军机处，后更名军机房，雍正十年（ 1732）三月，才正式更名为军机处（全称“处理军机事务处”）。

军机处初设时，目的只是“筹办军务”，没有正式的衙门，也不设专职人员，只是一个临时办事机构。雍正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大臣中选任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这些人的职务不是军机处负责，都只是兼职，职位和薪俸都由原单位负责，听皇帝诏令，章京是其下属，共同协助皇帝处理军务。后来战事结束，军机处被保留了下来，作为常设机构。由于此等特殊原因，军机处没有正式衙门，只有办事地点即值班房，位于雍正寝宫养心殿附近，隆宗门内。值班房非常简陋，起初是板房，后来建了几间瓦房，直到清末被废止，然而这个兼职机构却是清朝实权最大、地位最崇高的衙门，并规定内阁大学士不得兼任军机大臣，使内阁形同虚设。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直接办事部门，无论实权有多大，其行动都受皇帝控制，听皇帝的差遣，一旦皇帝不满意，即立刻裁撤，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一来，军机大臣就无法结党营私，没有办法危害皇权，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模式，使皇帝的权利达到了顶峰。

二、清朝地方秘书机构

（一）书吏

古代官员称书吏“官掌印发命令，吏执笔作文书”。可见书吏乃“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 [8]光绪大清会典中将书吏定义为“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就是专门管理各衙门“房科之事”的人。清代的书吏是清代各级衙门和书房中专门处理文件和收储档案的员役总称，主要职责有起草文书造报册籍、核算账目、保存档案、处理刑名，协助官员负责具体事务等。[9]

（二）幕僚

在古代幕僚乃协助上主办公的私聘人员，自古有之，各地方官员在自己的工作中难免有不及之处，再加上公务繁忙，那么就需要一个助理，帮助他处理日常事物，以及在遇到重要事项是给出专业的有见地的参考意见。清代也是如此，并且较之于前代更加繁荣，他们是一个职业群体，叫做师爷，他们没有编制，也可以理解为体制外的“公务员”。这一群体在清挥了巨大的作用，几乎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大到朝廷重臣，地方官员，小到九品芝麻官都有自己的幕僚。

另外一种是官员们自己聘请协助他们办文办公的师爷，他们是幕主的秘书、亲信、智囊，住在幕主府上，日常工作就是为幕主出谋划策。他们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幕僚，但是由于职责不同被分为了许多种类。其中有“刑名师爷”，是幕友里面收入最高，也是最重要的职务，刑名师爷的职责是帮助官员处理司法审判事物，收入颇丰的还有“钱谷师爷”，他们的任务是处理财政赋税事物。其余的还有“征比师爷”，帮助处理官员征税 ;“书启师爷”，帮助官员处理起草公私文书 ;帮助官员处理公文的收发的“挂号师爷”;帮助官员掌管经费开支的“账房师爷”等等。

（三）发展与弊端

现实的利益驱使“书吏”常常出现买卖甚至垄断现象，即“官有升迁，吏无更换”。而且在役满后，书吏想方设法保留其职位，“朝而革，暮而复，入革于此，复移于彼”，于是州县地方政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格局，州县官吏在不断更换，相对于隶属于他们的地方书吏来说，这些领导的经验还不如当地的书吏。 [11]而且典吏作为各房的负责人，其言或比州县官的话更为权威，正如冯桂芬所言：“州县官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也” [10]。清末弊端更甚，出现书吏专职，所谓“本朝大弊，只三字，曰：吏、例、利”。[11]

在大清律例里，幕僚不隶属于任何部门，没有官场身份，当然也就不能站在前台，他们都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幕主出谋划策、处理文案。一个优秀的幕友是必须要符合上述条件，必须要谦虚、谨慎、低调，不可以“抛头露面”，更不可以越权代主。但是从实际上看来，由于这些“秘书”们常年处理一项事物，实际上他也就在这一方面有了比幕主更为详细精准的信息掌握，为其谋私权创造了条件，往往是代替了幕主做决定。他们的一言一语往往会影响事态的动向，成为了地方上掌握实权的人物。[12]

参考文献：

[1]杨剑宇 .中国秘书史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杨树森 .中国秘书史 [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3]眭达明 .清朝秘书政治 [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4]完颜邵元 .古代秘书制度演变 [J].决策 ,2010(Z1).

[5]李小卡 .论封建集权制下中央秘书机构设置与秘书人员配备的特点 [J].秘书 ,2000(6).

[6]郑超 .清代内阁研究综述 [J].安徽文学 (下半月 ),2010(01).

[7]中华书局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六十九 )[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8]左平 .清代州县书吏探析 [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9]杨呈胜 .清代书吏的历史流变 [J].华东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4).

[10]冯桂芬 .较邠庐抗议 [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清朝皇帝养成计划范文第5篇

2002年到2003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578平方米，许多重要遗迹和大量文物首次面世。2003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从全国71 个重要考古发现项目中胜出，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景德镇御窑遗址总面积约5.4万余平方米，位于现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地区，三面被道路环绕，呈南宽北窄的长梯形分布，周长约为1100余米。景德镇御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先后为明清两代20多个皇帝生产过瓷器，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皇家瓷厂遗址。

名鼎鼎成化斗彩

元代景德镇隶属浮梁县，忽必烈曾在这里设“浮梁瓷局”监管皇家瓷器烧造，并兼造漆器、棕藤、马尾、笠帽等。此时景德镇创烧出卵白釉、元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成为举世闻名的精品，但仍属地方机构，归地方官员管理，“有命则供，否则止”，烧制断断续续。

真正意义上的景德镇御窑创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起初沿袭两宋以来管理的旧法，由地方官负责，永乐时期工部派官至景德镇介入管理烧造事务。从洪武到天启时期，这里成为明代宫廷用瓷器的最主要生产地。

宣德皇帝即位后，设立御器厂并派太监监造御用瓷器。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这在正史中并无记载，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促织》篇中曾有过生动的描绘，后改编为动画片，家喻户晓。按理说，皇帝如此热衷，宣德朝皇家蛐蛐罐之类物品本应留下很多，但宣德皇帝死后太后下令把一切蛐蛐罐等销毁得干干净净，很久以来都没有物证证实这段历史。1993年景德镇珠山宣德官窑遗址考古发现，御器厂为朝廷烧造的花鸟虫鱼器皿达几十种之多，纹饰精美的蟋蟀罐十多种，其中以青花双向五爪龙纹蟋蟀罐最为精致。

明成化皇帝朱见深，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善于绘画，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有着特殊的痴迷。皇帝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的生产。成化朝，景德镇官窑烧造出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

成化斗彩胎质轻薄细腻，白釉中微闪牙黄，胎土几乎不含任何杂质，胎釉光润犹如极品羊脂玉，彩料中的“姹紫”（差紫）一色，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化斗彩在明代就已被视为珍品，曾有“神宗（万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1997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2917万港币，在当时已是天价。

位清帝御用瓷器

明代朝廷的督陶官大都由宦官担任，其专横霸道常引发御器厂工人的反抗，清代，皇帝开始直接派官员担任此职位。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后，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延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五十一年（1712年），江西巡抚郎延极奉命督理窑事，世称“郎窑”，其时恢复生产了明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尤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珍贵。郎窑红色泽浓艳而不浮，釉色晶莹透彻，釉面呈冰裂纹，常在器物口沿留白，俗称“灯草边”。康熙晚期，外国传教士进入宫中供职，随之传入了珐琅彩工艺。康熙五十年（1771年）后，珐琅彩瓷试烧成功。珐琅彩是中国彩瓷技术的一个重要品种，属进口颜料，造价昂贵，民窑难以负担，景德镇官窑一枝独秀。

到了雍正朝，从宫中造办处档案可以看出，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的样式，都要秉承皇帝旨意，做出各式样之后由皇帝亲自挑选。雍正皇帝中年继位，审美修养极高，他钟爱宋瓷的胎质细腻、色彩淡雅之美，遂命御窑厂烧制了大量的仿宋瓷作品。

粉彩瓷器以玻璃粉打底，彩绘图案具渲染效果，颇似中国水墨画意境，效果不似珐琅彩那般硬朗，称为软彩，用料也更本土化，在中国瓷器烧造史上的地位后来居上。雍正朝粉彩瓷器在康雍乾三朝中最为出色。

雍正六年（1728年）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唐英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死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享年七十四岁，生卒年跨越康雍乾三朝。他受命赴景德镇督陶时，已经46岁。唐英从一个门外汉迅速转换角色，与窑厂工人同吃同住，钻研陶务，亲自制陶绘瓷，著书立说，20多年时间，将景德镇御窑带入顶峰。

乾隆朝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这时期的御窑瓷器制作不惜工本，工艺之精巧新奇，装饰之繁褥华丽，登峰造极。在唐英的督办下，乾隆粉彩瓷纹样极为工谨细腻，色彩华丽，除白地粉彩和色地粉彩外，还独创轧道工艺，亦称“锦上添花”，设计制作上，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双层透雕转芯瓶、转颈瓶等，可谓鬼斧神工之制，令人叹为观止。

唐英主事期间，景德镇御窑也被称为唐窑，他亲自设计烧制的文房四宝等极具个人色彩的瓷器，如今也成为很多人收藏的对象。

品就地掩埋到折价送京

作为专为皇家制瓷的御用窑，景德镇历史上一直得到帝王的大力支持，技术上、经济上、人力上的投入都是众多民窑无法比拟的，对烧制成品的甄选也是最严格的。

明代景德镇曾使用过葫芦窑和馒头窑，清代创造了镇窑，即鸭蛋形窑。当时没有先进的电子温控设备，所有的温度、湿度等数据的掌控，全由师傅靠经验来观察。民窑烧制时，为了追求量产，会尽量将窑内填满，但御窑装烧方法则是窑内摆成前三行后三行，前三行放空匣钵障火，把最好的窑位留给瓷器。

考古发掘显示，景德镇御窑各个时期的窑炉，都修砌得规矩致密，窑门处在同一直线上，布局经过统一规划设计，这也是不同于民窑的地方。明洪武永乐时期的窑炉采用引自北方的楔形砖，不同于南方一般砌窑用的长方形砖，窑砖的型号统一，应是专为砌窑炉烧制。为了提高烧造质量，御窑窑炉修砌时要求“砌欲固，涂欲密”，砖墙修葺牢固，泥抹得密不透气。

即使是精益求精的烧制技术也难免不出次品，明代御用瓷器挑选十分严格，即使落选的也要打碎埋掉，不能流传出去。景德镇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瓷片、废弃品，正统时期大龙缸碎片就有几吨重。从考古发掘来看，永乐时期成坑的瓷片最多。

清代早期景德镇处理残次品的方法遵循前明先例，保存在窑厂库房内，甚至听任窑厂人员随便出卖或使用。雍正六年（1728），唐英到御窑厂任督陶官。他提出把瓷器统一管理，无论好坏都送京，供御用或拿去赏赐，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

雍正朝的景德镇每年将落选次品总计六七万件，与正品一样装桶解运京城，交给皇帝备赏赐用。这种方法的弊端是，督陶官仍然可以用“落选之次色”瓷瓶来充账报销，残次品的生产费用也由皇室负担。

乾隆皇帝对瓷器质量要求很高，针对出现的残次品，偶尔会惩罚负责官员。根据档案记载，乾隆皇帝至少三次，下旨对已送到北京的不合格产品“钱粮不准报销”，让唐英赔偿。出于经济考虑，乾隆八年（1730年），皇帝还下旨除黄瓷器可折价送京以外，其他残次品全部当地就地折价变卖。

平军一把火烧掉御窑厂

清代景德镇御窑厂在厂匠役常在三百余名。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二十五年（1686年），景德镇每年烧造御用瓷器耗银1400多两。雍正六年（1728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长为每年8000两。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御窑窑务的费用增加到每年两万两。嘉庆朝后期经济衰落，御窑花费减少为每年2500两，道光朝时减为20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