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1篇

一踏上冀中平原就与日军打遭遇战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侵占了南京、武汉和广州以后，战线越拉越长，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根据抗日战场的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同时还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根据形势和任务要求，1938年12月11日，在大青山执行战斗任务的时任七一五团团长的王尚荣接一二师首长命令，留第三营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率主力驰赴冀中，执行新的任务。

七一五团踏上冀中大地之时，正值日军第四次对冀中区进行大围攻。2月9日15时许，部队得到半天的休息后，王尚荣和政委朱辉照继续率团向东北方向前进，计划到深县县城西北之北周堡一带宿营。但在拂晓前刚到达这里时，地方干部报告说，西距此地5公里左右之邹村、王村昨日到达日军500余人，有继续向东“扫荡”的模样。王、朱和参谋长李文清当即进行研究，判断这股日军可能于次日即10日向深县、武强县方向前进，如在此地宿营，则势必正面撞上日军，于是决心继续向东到邢家庄、穆家庄集结，以避开该敌，另寻战机。

10日晨7时许，部队进到集结地，各级指挥员正布置警戒，由邹村出动之日军已开始向驻邢家庄之第一营发起进攻，一营迅即展开，利用房屋和在村沿临时挖的一些掩体进行抵抗。七一五团立即令第二营利用道沟运动至大田庄组织防御，固守村落，掩护第一营节节抗击并向南转移。此时，从附近东西黄龙村亦传来枪炮声。第一营在打退日军数次冲击后即向南转移，日军继而转向第二营阵地进攻。战士们英勇奋战，再次打退了日军的冲击，与日军形成对峙。

稍事整顿后，日军得到王村的增援，在飞机坦克和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阵地冲击。大田庄有100多户人家，村子的地基高出村外田野一米多，二营部队居高临下，再加上有房屋沟坎掩护，利于防守，战士们顽强抗击，坚守阵地，战斗非常激烈。

师部闻枪炮声后，数次派人与七一五团联络，均因遭日军阻隔未能实现。王尚荣考虑，不能同日军打消耗战，必须寻机撤出战斗，赶紧与师部恢复联系。战至16时，七一五团主动撤出战斗，在北杜村集结后向东北方向转移，两路之敌会合后亦向东南护驾池方向撤退，战斗遂告结束。是役，七一五团与日军激战9个小时，毙伤敌130余人。这是该团经长途行军，由大青山地区刚刚进入冀中平原，还未来得及详细了解敌我态势的情况下，打的第一场平原战斗。

经这场战斗，王尚荣初步体会到在平原作战，对付优势装备的日军，必须依靠群众，依托村落，白天坚守村落，以夜战歼击日军。

在齐会村围歼日军王牌“吉田大队”

1939年2月，根据当时的任务发展和变化，一二师决定将七一五团和独四支队合编为独一旅，王尚荣任该旅副旅长。

4月18日，率一二师主力，由平大公路以西转至公路东的河间县东北之齐会、大小朱村地区，与集结于翟上、找子营、南北留路及郭官屯一带的独立一旅靠拢，全师主力大会合了，干部战士一片欢腾。

师首长决定要开个全师的庆祝大会，庆祝粉碎日军围攻的胜利，庆祝独一旅、独二旅合编顺利完成，庆祝全师大会师。

22日傍晚，全师2万余人陆续向师部驻地大朱村村边场地上集合。7时半，师长、政委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首长出现在会场。“同志们辛苦了！”满面笑容开始讲话了，“冀中真是个好地方啊！中国的土地绝不允许小日本鬼子横行霸道，任意蹂躏！我们一定要寻找机会，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就像吃西瓜一样。西瓜是一口吃不下的，把它切开一块一块地吃，很快就把它消灭了。打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是教给咱们的办法，同志们说，这个办法好不好啊？”

这时，突然停止了讲话，人们看到独一旅的王尚荣走到台上，和、关向应汇报着什么，几万只眼睛目不转睛地在向台上张望，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王尚荣在会场接到了侦察报告：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之吉田大队约800余人，携山炮2门、重机枪9挺、汽车50余辆，已于4月20日由津浦路之沧县调到河间县城，22日由河间向北出动进到三十里铺，有向我进攻态势。

贺、关首长简短研究后，决定集中力量消灭这股敌人。方针已定，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地走到台前，他声音更加洪亮地向大家说：“同志们，乡亲们，说鬼子，鬼子就到了，日本鬼子一个大队，今天从河间出动，到了三十里铺了，看样子明天可能向我们这里进犯。”他提高了嗓音坚定而风趣地说：“好啊，小鬼子送礼来啦！咱们不能不收啊！来多少消灭它多少就是，咱们干的就是这个买卖，你们说好不好啊？”

就这样，庆祝大会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

23日拂晓前，独一旅全体指战员提前吃过早饭，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静静地关注着日军行动的消息，只等命令一下立即投入战斗。

担任主攻的独一旅副旅长王尚荣嘱咐七一五团团长李文清，要积极主动地协同独二旅七一六团作战，加强警戒和战场观察，命令一团向东警戒，派出侦察，坚决阻击可能由大城方向前来增援之敌。指示三团做好轻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令二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旅指挥所自翟上村前进至二团驻地北留路村南沿。旅直非战斗人员等由旅长高士一负责率领，与指挥所保持密切联系，根据战场情况决定行止。一切都井井有条地准备好了。

9时许，齐会方向的炮声打破了早晨的寂静，吉田大队在联队长渡边佳行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向齐会村发起进攻。该敌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向齐会冲击，当即遭到七一一六团第三营的顽强反击，顿时枪炮声响成一片。王尚荣和朱辉照相视一笑：“果不出师长之所料，敌人真的弄不清我们这一带有多少部队，该给他们送终了。”

王尚荣又一次给七一五团打电话，要他们注意观察战场情况，与七一六团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发扬机动作战的精神，务求歼灭该敌，完成师首长交给的任务。

吉田大队号称日军的王牌大队，极为骄横。该敌对齐会我军进行了一阵炮火轰击之后，气势汹汹地向该村发起冲击，妄想抢占该村，但在我军顽强抗击下，两次冲锋都未能突入。敌人遂改变战术，将该村包围。村内独二旅七一六团第三营，依托房屋、棱坎，坚决阻击，战斗非常激烈。七一五团团长李文清派出二营第七连，从日军背后发起攻击，以配合我齐会守军。第七连动作迅猛，利用道沟跑步前进，一阵猛打猛冲，把日军打了个晕头转向，打开了缺口，冲入村内，与第三营会合，增强了我军防御力量，他们同三营一起，共同打退敌人多次冲锋。

日军虽拼命组织攻击，但始终未能攻入齐会村，仅在村边抢占了几间小房。敌人见屡攻不下，且伤亡不小，气急败坏，一面施放燃烧弹，采用火攻，一面施放毒气弹，炮火延伸至一二师大朱村师部驻地一带，及指挥所多人中毒。看形势，这股日军已感到遇上我军主力，有些惊恐，故猛打乱打一阵之后似有夺路逃走的企图。

齐会村附近一带村庄很密，师首长决心，不能让敌人占据任何一个村庄，以便我军以野战歼灭之。王尚荣坚决贯彻师首长意图，立即调七一五团一部及二团一营，火速进至东西保车、刘古寺一带设伏，阻敌南逃。同时将旅指挥所前进到北留路村南沿，这里视野开阔，附近一带各村以及敌我双方部队的运动尽收眼底。这一天，大城、任丘的日军均出动支援吉田大队，但至多有200多人，皆被我预布的阻击部队击退。这样，吉田大队已完全陷入我一二师部队的包围圈中。入夜，独二旅七一六团第一、二营向围攻齐会的敌人展开了全面攻击，村内我军也同时向外攻击，构成对敌内、外夹击之势，枪声、手榴弹声震撼着夜空。

为防敌突围，王尚荣命令七一五团主力立即抢占找子营村，李文清团长命令该团第四连迅速抢占马村，坚决堵住敌人。24日凌晨，齐会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沉寂，王尚荣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摊开地图，将周围的村庄再次观察了一遍，然后命令驻郭官屯的第三团，跑步抢占北留路村东南相隔仅1500米左右的南留路村，坚决阻日军逃窜。这种当机立断迅速转换部署，成了围歼日军的关键性一着。

进攻齐会村之敌遭七一六团的内外夹击，死伤惨重，遂向马村突围，受到刚刚抢占了该村的七一五团第四连的迎头痛击，日军折回企图抢占找子营村，适与七一五团一、二营相遇，敌我双方立即展开了争夺该村的激战。与此同时，日军又妄图抢占南留路村，以掩护其残部逃跑。幸亏我军第三团三营先敌不到10分钟由北向南进入该村。日军见我军已先入该村，立即布置火力，乘我立足未稳之际，以山炮重机枪向我军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冲锋。三营英勇抵抗，沉着应战，一个小时之内打退了敌人的两次猛攻，稳住了阵脚。不幸的是三团政委朱吉昆在抢占南留路村战斗中腹部中弹英勇牺牲，营长马骥良负伤。王尚荣、朱辉照闻讯后，亦痛亦喜，痛的是年轻有为的朱吉昆的牺牲，喜的是三团已抢先占领了南留路村，且已稳住了阵脚，但仍很不放心。

24日这一天，日军多次猛攻南留路村，战斗非常激烈。消息传到旅指挥所后，王尚荣有点担心，朱辉照两次去三团前线，亲自督战。第三团在驻北留路村第二团自北向南猛烈侧击敌人的协同下，连续打退敌人9次冲锋，稳稳地守住了南留路村。王尚荣见三团伤亡较大，唯恐有失，决定晚10时前由二团二营去接替三团阵地，坚决守住南留路村。在找子营村，七一五团第一、二营与敌激战终日，晚8时，七一五团展开猛烈反击，一举将敌逐出了找子营。令人惋惜的是该团党总支书记曾衍芳和一营营长刘光汉不幸牺牲。此时，周围各村已全为我占领，日军残部狼奔豕突，死伤累累，完全被我军压缩在南留村外西南方张家坟地的一片小树林内，进行垂死挣扎。

25日晨3时，残敌妄图经张曹村夺路南逃，遭独二旅七一六团二营顽强阻击，猛攻数次未能得逞。天亮后，敌转回再次向南留路村猛攻，正碰上已接过三团阵地的二团二营，3次冲击均被打退。至下午，“战功赫赫”的王牌吉田大队，已所剩寥寥，陷入进攻无力、逃跑无路、待援无望、供给无继的绝境。远远望去，敌人正多处挖坑掩埋尸体，其情其状，已到即将全部覆灭之时。

等师首长下令，在黄昏时对敌人实施总攻。

黄昏前，狂风骤起，黄沙扑面，天空一片昏暗，无法进行战场观察。待独一旅之七一五团、二团及独二旅七一六团同时向该敌发起总攻，进至张家坟地时，发觉日军趁风沙大作之机窜出了我军的包围圈。七一五团当即迅猛追击，又歼日军40余人，残敌只剩40余人经杜生据点逃回沧县，战斗遂告结束。

是役，我军共歼日军渡边联队长以下750余人，生俘日军士兵5名，缴获甚丰。齐会战斗创造了一个平原歼灭战的范例。战后连也不得不给发来“慰问电”和“嘉勉电”。

全歼顽军张荫梧部

正当我冀中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不断粉碎日军的连续围攻“扫荡”之际，政府为贯彻其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所谓“溶共”“防共”“限共”“”一整套反动政策，公然委任专家张荫梧为“河北保安司令”，并在冀南与冀中交界地域集结兵力，扬言要到我冀中抗日根据地“收复失地”。

张荫梧，河北省人，曾任河北省政府的厅长。七七事变后，张荫梧在家乡一带组织起“守望队”“训练团”，大军南撤时，他也随军南逃，但留有党羽在冀中进行捣乱破坏活动。

1938年9月，张部曾窜到冀中安国、博野、束鹿、深泽等县，进行活动，中共深泽县委书记何昆山、农会主任何希林、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均惨遭杀害。冀中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0月奋起反击，将其逐出冀中区。

1939年2月，张荫梧又策动柴恩波率部叛变，冀中军民对他恨之入骨。5月下旬一天，王尚荣到师部领受任务。说：“今天找你来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还要准备打仗啊！”“顽固派、摩擦专家张荫梧，大概有3000人吧，正在冀南靠近冀中边界的深县以南地区集结，扬言要到冀中‘收复失地’，好大的口气啊！为了保卫冀中根据地，一定不能让他进来，他要打，我们就毫不客气，坚决把他吃掉。冀中军区的领导说，光靠冀中部队难以达到目的，要求一二师部队担任主要战斗任务，我说好啊！一二师就不客气了。”

问王尚荣：“怎么样？这个仗就交给独一旅去打！有意见吗？”

“师长下命令吧，我明天出发，一定完成任务，请师首长放心。”王尚荣明确表态。

王尚荣回到旅部后，立即召集各团首长开会，传达了师首长的意图及部署，并规定了行军路线、序列以及各团的出发时间，行军途中的侦察警戒、联络等问题。大家说：“这次必须把张荫梧这个坏蛋歼灭，不然，以后麻烦不少。”

6月10日，全旅出发，经连续急行军进至沧石路沿线深县南之护驾池、莲花池及大寺李家庄一带集结，各团各派出一部，分散在深县以西、以北地区活动。

6月18日，张荫梧率其第一、第二、第三3个旅，实际不到3000人，由冀南向北侵占我冀中深县之南北黄龙、陈二庄地区，20日又进到张鸯寺、北马庄、魏家庄、高古庄地区，明火执仗地向我根据地进攻。独一旅受命协同一分区部队迎击该敌，并担任主攻任务。

王尚荣召集七一五团团长李文清和二团副团长傅传作，进行具体部署，决定采取夜间插入敌军驻地，对其所占10个大小村庄实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七一五团第一营及第二团一、三两营负责插入敌心腹部位，歼击其指挥机关及其主力，一分区部队负责歼击敌周边部队。

21日夜，我军秘密插入敌人腹心阵地，将其分割包围。22日拂晓，我军各部同时发动攻击，至中午，敌已大部被歼，只剩一分区部队负责攻击的北马庄尚未攻下。这时，王尚荣急调刚刚结束战斗的七一五团第一营增援北马庄。至下午4时，除张荫梧负伤后化装带十数人冲出我包围圈得以幸免外，我军毙伤敌500余人，俘副司令乔明礼以下2000余人。

陈庄歼灭战击毙日军少将

1939年8月7日，致电一二师首长、关向应，为粉碎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除调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地区，保卫陕甘宁，巩固绥德警备区这一战略交通枢纽地区外，一二师在冀中各部队移至三五九旅目前所在地区，并视情况再移至晋西北地区，以利应付的逆流。

自6月下旬以来，冀中阴雨连绵，所有河流普遍涨水。日军在屡遭我严重打击之下，竟掘开储龙河、淖沱河河堤放水，妄图置冀中军民于死地。冀中平原顿成泽国。一二师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坚持两月之久。师首长接8月7日电后，决定全师除留几个支队继续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分两个梯队移至平汉路西晋察冀边区整训和机动。

独一旅奉命为第一梯队，除留二团二营由该团政委陈远波率领，继续留冀中活动外，全旅于8月18日由深县东西黄龙、南北溪村地区出发，经安平的唐丰、角邱，定县的市庄东内堡、邢邑及新乐县的邯台镇，一路西行。于27日在东长寿车站分两批顺利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9月1日进抵行唐西北的口头镇、秦家台羊地区集结待命。

9月中旬，七一五团奉命北上灵邱地区，接管三五九旅防区。出发前，王尚荣、朱辉照对该团几个领导干部交代了任务：巩固与扩大原三五九旅活动区域，坚持自卫原则，对付顽军白志沂部可能向我进行武装摩擦，如白部向我进攻，则坚决消灭之。并要他们与分区领导机关取得密切联系。

9月23日，驻石家庄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将守备正太铁路的日伪军和独立第三十一大队全部及灵寿、正定等处的日军1500余人集中于灵寿县，准备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日军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特别在战术上做过多次研究并声称是“从八路军游击战中学来的新经验”，采取所谓“山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

日军的调动，很快被晋察冀军区察觉，并及时通报了随第一梯队到达平汉路西的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一二师各部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陈庄，是晋察冀边区南部的重镇，人口逾1000户，驻有边区和一二师的后方机关、抗大二分校等单位，距日军占领的灵寿县城有70公里。陈庄向东沿磁河河南是鲁柏山区，山势陡峭，山峦重叠，河北则山势较平缓。沿河两岸都有一些村庄。河套及沿河两岸，树丛芦苇茂密。从灵寿到陈庄，除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外，主要的是经慈峪镇的一条大路，以前日军多次对陈庄进行骚扰，走的就是这条大路。估计日军这次还会走这条大路。

25日清晨，日军从灵寿出动，进犯的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慈峪镇进攻，担任警戒的部队，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敌占慈峪镇后，又进占了北霍营、东西五河，一步一步地向着我军设伏的方向来了。但到26日下午，南北谭庄、东西五河一线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慈峪镇。傍晚，分区传来消息说：慈峪镇的日军正向灵寿撤退，大炮、辎重已退走很远。

王尚荣、朱辉照等闻讯后，一致认为：敌人东调西调拼凑了1000多人，气势汹汹而来，绝不会就此退回，这是日军的诡计，一定有仗打。很快，又接到师首长的指示：“敌人的行动，显然是它所吹嘘的‘新战术’，是一种欺骗行动，妄图以此来迷惑我军，我们更要提高警惕，不可松懈，敌人一定会来的，必须坚决消灭之。”

王尚荣笑了，令部队严阵以待。

果然，27日拂晓，日军沿着鲁柏山侧的小路向陈庄轻装急进。我军立即调整了部署，除津南自卫军以一部尾追日军，并继续监视慈峪镇日军外，七一六团、二团、独立一支队（即师特务团）等部，即刻顺大路向陈庄前进。

这一天正是中秋节，日军想趁我军民欢度中秋佳节之际奇袭陈庄。但日军的花招是徒劳的，我驻陈庄后方机关、学校及群众，早已坚壁清野完全转移了。

当天下午我各部队已先后赶到陈庄，并派出了部队对日军进行骚扰。这时，王尚荣、朱辉照率领旅指挥所人员也进驻陈庄附近的南台头，按师意图指挥我第二团经南北台头进至磁河南之冯沟里、破门口、高家庄等处高地，严密控制日军东逃的大路。并命令，如发现日军从原路撤退，则迅速向长峪地区机动，协同独一支队坚决阻住日军。同时，独一支队进至陈庄东之七祖院、大庄地区，与敌保持接触，以一个营进至长峪附近，阻敌从原路撤退;七一六团则集结于磁河北的东西马庄一线，无论该敌向东或向南撤退，均可将其夹击在预定的包围圈内。

日军占领陈庄，自以为得计，昏昏然忘其所以。从战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不经大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他哪里知道，正当他们得意忘形之际，我军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他们的是即将全军覆灭的命运。

分析，该股日军呈孤军深入之势，东西北面都无敌能接应，陈庄又是空无一人更找不到吃的，故日军不可能在陈庄久留，必将很快撤退。他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挥我军野战的长处，在运动中歼灭之。

28日，拂晓，陈庄上空浓烟滚滚，日军焚烧房屋，准备撤逃。王尚荣当即命令二团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加强战场观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8时许，陈庄方面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日军正向我一支队七祖院、大庄阵地进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又接侦察报告：“敌人主力已渡过磁河，有沿原路逃跑的模样。”接着，一支队也传来消息：“向七祖院进攻之敌已后撤，正渡磁河南逃。”

在此紧要时刻，王尚荣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日军不可能那样快地发觉我军的伏击部署，向磁河以南逃跑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防止万一，他还是下令二团主力由冯沟里以南山地向长峪急进，协同一支队堵击该敌。9时许，前方侦察报告，日换了方向，利用河边茂密的灌木丛和芦苇作掩护，正沿磁河南岸向我二团阵地方向蜂拥而来。日军先头部队进到冯沟里附近时，遭我二团特务连迎头痛击。日军为抢占青杨山高地，连续发起5次冲击，均被我特务连英勇击退。这时，二团团长傅传作听到了枪炮声，立即率团主力返回鲁柏山，以二、三营抢占了冯沟里、高家庄以南高地，一营仍控制着青杨山地区。10时许，敌主力全部进至高家庄、冯沟里地区，依托村庄附近高地向二团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二团部队英勇抗击，尤其是九连、十连，打得特别顽强，经多次反复冲杀和白刃格斗，终于将敌击退，为全歼进犯之敌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向北徒涉过磁河，向七一六团一营阵地发起连续攻击，企图夺取东西司家庄高地，配合磁河南岸破门口一带的争夺战，但其多次攻击都未得手。七一六团将该部日军击退后，迅即由北向南展开攻击。二团也同时发起攻击，与日军在冯沟里南侧小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此时，一直尾追该日军的独一支队，也由西向东对高家庄之敌展开了进攻。四团则自牛家下口由东向西进攻。至13时许，所有有利地形均被我军占领，日军已完全陷入了我军四面包围之中。日军多次左冲右突，企图夺路逃跑，均被我二团、七一六团坚决顶回，丢下几百具尸体，不得不龟缩在冯沟里、破门口等村落及其附近小高地顽抗，苟延残喘。守备慈峪的日军得到灵寿日军增援后，向我津南自卫军阵地发起攻击，企图接应陈庄撤退主力突出重围，但也很快被击退。

28日，为全歼日军，师首长决定黄昏时发起总攻，二团自南向北攻击，夺取冯沟里小高地后继续攻占冯沟里村，七一六团自东北向冯沟里进攻，四团及独一支队也同时协同向该村附近小高地进攻，务求将日军聚歼于冯沟里、破门口地区。

19时，我军发起总攻，各部队从四面八方以顽强的战斗向敌突击，犹如4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这时，王尚荣又率旅指挥所移至冯沟里附近的一个高地，俯瞰战场，利于指挥。经激烈战斗，二团、七一六团迅速攻占了冯沟里、破门口的小高地，把日军分割为二，切断了日军的联系，并打进了破门口，敌拼死顽抗，当夜未能解决战斗。

29日拂晓，日军见待援无望，集中全力向南突围，在猛烈炮火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向我二团六连阵地猛攻，六连顽强阻击，堵住了日军的突围。9时，二团又抢占了鲁柏山万寿岩高地，七一六团尾追该敌，并派三营到右侧实施包围。10时，我各部主力赶到，二团自东南，七一六团自东北、正北，独一支队自西北，将敌压缩在鲁柏山西端长约300米、宽约100米的小高地和山沟里，其逃路都被我二团、七一六团及分区第五团截断，大小山沟及荒僻小道也被地方游击队、民兵堵住。

在我军不断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缺水，缺粮，缺弹药，处境异常困难，不断呼救。午后有3架敌机两次飞临战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空投食品弹药，但大部落在我军阵地上，为我所获。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2篇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系骨干将领，受到的认可和重用，坚决主张抗日。在1932年和1937年的两次淞沪抗战中，张治中主动请缨，率兵开赴淞沪战场，血战日军，“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请缨首赴淞沪抗日前线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袭击驻扎在上海闸北的中国守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延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首先举起抗日旗帜，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寇的进攻，但孤军决不能持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听到了社会～--种强烈的声音，许多人认为中央和国民政府让十九路军在上海单独与日军作战，按兵不动，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

由于黄埔军校的经历，张洽中被认为是的亲信。2月初，乘火车由洛阳到浦口。张治中利用接站的机会，向汇报各方舆情，并建议：“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促使张治中主动请缨抗日还有一层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治中收到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寄来的一封信，还有一件女人的衣服。何香凝请张治中将一首诗和女人衣服转交给黄埔学生和。张治中读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欺。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张治中看到这首八行短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深深的耻辱。同意了张治中的建议和请求，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布防在京（宁）沪、京（宁）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前线，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对日军作战。

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原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全副德式装备，他们开到上海，为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将在淞沪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为表示尽忠国家的最大决心，2月16日凌晨鸡鸣之前，热血沸腾的张治中起床端正地写了一封遗书：“这是一次反抗的民族战争，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外作战，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2月16日上午9时，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到达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上海近郊南翔，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们一起商讨作战计划。蒋光鼐总指挥重新调整兵力布置，分区作战，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打击日军，决定以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坚守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接替十九路军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澡浜至吴淞西端之防线，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及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警戒，军部设在刘行镇。

就在第五军陆续增援淞沪的同时，日军也在紧张增兵。一方面，日本领事馆令日本侨民急速回国，另一方面，日军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增援的1.6万名日军已于14日全部抵沪，日军兵力增加至3万多人。一场难料生死的恶战拉开序幕。

血战浏河打破日军包围

日军鉴于在闸北、吴淞作战失败的教训，决定避开街巷战以及对坚固阵地的攻击，专以炮火压制十九路军右翼，而以主力突破十九路军左翼后迂回至守军侧背。从2月20日拂晓开始，日军又向吴淞、庙行一带发起猛烈进攻。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庙行镇以南八十八师五二七团第三营大小麦家宅家阵地被突破。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并令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孙元良部紧急增援；令守蕴澡浜北岸的第八十七师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令俞济时师长率部对敌突破地区反攻。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张炎副师长也率两个团的兵力向竹园墩出击。三面夹击，血战一天，终于取得了庙行战斗的胜利。这是日寇在沪自一二八开战以来第一次总攻的失败，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庙行镇战役的当天晚上，植田谦吉中将连夜向东京发出急电，请求日本政府迅速派兵增援。日军统帅部立即派遣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命令第十四师团全部和第十一师团大部携带大批军火开来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投入淞沪战场的兵力已经超过10万人。

2月29日，白川义则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令第九师团夺取张家桥、夏马湾线；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尽快袭击并占领浏河镇，并准备向大场镇、真如镇进攻；海军第三战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在白川义则的指挥下，日军以巨大的兵力优势从南市、闸北、吴淞、浏河等两百多里的广大战线向我守军进攻，激烈的浏河保卫战爆发。以浏河为中心，西起七丫口，东至小川沙，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有张治中第五军的教导总队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的责任，守备兵力薄弱。因前一阶段战斗中心在吴淞、庙行一带，且无日不在激烈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重大伤亡，难于充实浏河沿江的防守力量。张治中把原守在蕴澡浜北岸阵地的八十七师宋希濂旅部两个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必要时紧急增援浏河战斗。3月1日拂晓，日军在对江湾、庙行一线展开总攻击的同时，出动战舰20余艘，携带民船和马达船，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数10架从吴淞起飞沿江轰炸，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强行登陆。

日军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教导总队的一个连死力拼搏，伤亡殆尽。张治中立即派驻扎在田湾的宋希濂旅两个团的预备队飞驰截击，想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一鼓而歼之，同时报告蒋光鼐总指挥派兵赴太仓、浏河加强战斗力量。宋希濂接命令后，即依五二一团、五二二团及各营的顺序，于午前9时由顾家宅汽车站向浏河输送，但只得汽车11辆，每次只能输送一个营的兵力。

宋希濂身先士卒，率先头部队五二一团第一营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此时，日军约一万人，在攻占浮桥后急速向茜泾要隘推进，教导总队的一营（欠一连）正在马桥附近坚强阻击敌人。宋希濂当即命令五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率部迅速向茜泾方向前进，以期先占茜泾，掩护该旅后续部队的展开，阻敌于浏河、茜泾以西。唐德率部刚到达茜泾南门附近，便与抢先占领茜泾的日军先锋部队上百人突然遭遇。战士们满怀民族仇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用大刀劈、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砸，甚至拳打脚踢、贴身肉搏，向茜泾镇挺进。下午3时许，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率第二营到达浏河，敌飞机正集中轰炸浏河车站，输送汽车及房屋全被炸毁，在途中装运部队的汽车也多被炸坏，使我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

浏河一役，张治中的第五军所辖教导总队一部孤军死战七丫口，一六一旅一个营拼死抢夺茜泾营，五二一团苦战坚守浏河镇。将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前赴后继，“为求民族生存而战”，用鲜血和生命打破了日军包抄我国军队后路、合拢围歼我国军队的企图，为中国军队跳出日军包围圈、加强力量、持久抗战赢得了时间。日军司令官见再战已无决胜把握，被迫于3月3日停战声明，提出议和。

带病再战淞沪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立即中断治疗，速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带病挑起了再度淞沪抗日的重任。

形势紧迫，张治中紧急调集部队加强上海及周边要隘的防务：在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即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秘密入驻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团化装宪兵，开驻松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于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7月30日，张治中吸取九一八东北之役、一二八淞沪战役和长城战役的教训，鉴于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弱，在苏州向南京国民政府发电建议：在“断定敌发动（战争）无疑”时，我军“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8月1日，张治中先后两篇文告，激励驻扎在京沪区的卫国将士，“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号召京沪区民众“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共勉前程，共纾大难”，尽力与国军合作，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

为抢得战争主动权，赶在日本援军到达之前消灭驻沪日军，8月14日至22日，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队对虹口、杨树浦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海军陆战队驻上海的司令部、忙山码头及海面舰艇。

8月23日，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在舰炮密集火力掩护下，在狮子林、川沙口方面登陆。当时在狮子林、川沙口一带的江防守军仅第五十六师的一个步兵连。张治中紧急命令炮兵第十六团及六十七师全部输送至太仓与嘉定之间，连同第一师、第九十八师都划归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为稳定军心，张治中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从南翔赶往江湾叶家花园八十七师师部，从市区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向狮子林方向前进，支援江防军的作战。8月23日深夜，张治中又从南翔出发，奔走在太仓与嘉定之间，与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等商询抗击登陆日军的作战方案，24日到苏州看望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他商酌问题，并借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因擅自离开作战司令部遭误解，深感委屈。但仍然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连夜返回总司令部指挥作战。

此时，日本第一批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浜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常常怒火中烧，对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和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

自8月13日至9月初，张治中肩负抗敌重任，在淞沪前线无分日夜地指挥策划，四处奔驰，得不到片刻休息，体力已疲乏到了不堪想象的地步。尤其是南京最高统帅部的误解，使他无法再支撑下去。9月4日，张治中亲函，汇报淞沪战场自开战以来三周的作战经过与得失，恳切表示辞去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并荐贤自代。9月22日，南京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任命他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3篇

初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

1950年4月,我奉命由六十三军调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担任作战处(也称第一处)处长。聂荣臻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等领导都是我多年的老首长,司令部训练处处长赵冠英、情报处处长马文波等也是我很熟悉的同志。他们资历较深,工作经验丰富,相处之间对我颇有帮助。所以,当初来司令部报到时不安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军由仁川登陆,战况急转直下。9月28日,美军切断朝鲜人民军的主要补给线,占领了汉城。他们不顾我国的多次警告,很快侵入了朝鲜北部。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根据当时朝鲜战况的发展我与司令部赵冠英、马文波等几个处长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个关于华北地区所有部队立即转入临战训练的报告,在司令部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呈送给司令部首长。在报告中,我还对健全华北军区作战处组织和有关战备事项提出建议。此时华北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大生产。

因当时提建议的时机尚早,碰了钉子。军区炮兵参谋长李健对我说:“不要灰心,你的报告是有用的。”

没几天,军委就下达了第六十六军赴朝作战的命令。接到命令的当天即1950年10月23日,六十六军就离开天津乘火车抵安东,于25 日14时开始渡江,当晚部队全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第六十六军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冀晋兵团,后改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一纵队,1949年2月我军统一编制时改称第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副军长陈坊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参谋长刘苏。从接到命令出发到上火车赴安东,整个过程紧张匆忙,有个别环节不够协调。好在天津警备区作战科长王树良同志曾在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科担任过参谋,我们彼此熟悉,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合作,共同完成好了这一特殊任务。

10月24日,聂荣臻代总长给华北军区作战处来电话,向我询问了华北部队转入战备的有关事项,并对和平麻痹思想作了批评,肯定了我们作战处的工作,鼓励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抗美援朝这场新的斗争。我趁机提出入朝作战的请求,电话里聂荣臻同志笑了,说:“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但是现在必须安心作战处的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午夜,我正在作战处值班,总理打来电话,布置了赶做炒面送到朝鲜前线的紧急任务。在问了我的姓名、职务、籍贯、年龄之后,说:“去年2月带领华北部队1个团到西柏坡为中央全会担任警戒的是你吗?”

我回答:“是。”

总理问:“你准备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我回答:“立即通知军区和司令部、后勤部首长,把任务分解到各有关单位,并组织人员到各有关单位检查,督促和落实任务的执行情况,随时将情况汇总报告有关领导。”

说:“很好,关键是要快,炒面的质量要好。”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总理又给作战处来电话,追问任务的执行情况。我详细汇报后,说:“任务完成得不错,你们作战部门要把各种突况充分估计到,做好准备工作,避免失误和被动。”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司令部的工作日趋紧张。作战处的工作更加繁重,经常是通宵达旦。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下辖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第六十七、第六十八5个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找到杨成武司令员,要求参加第二十兵团入朝,同时也向华北军区有关领导提出请求。承蒙组织上批准,我奉命担任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作战处处长。1951年2月,在天津组织兵团机构,对部队进行装备与备战训练。各军更换武器装备,补充新兵,编制也作了相应的扩充,火力有了明显增强。每个师新组建了1个高炮营,每个步兵团组建了1个合成炮兵营(高机连、迫击炮连、无后坐力炮连)。军、师、团三级机关设立炮兵室。军后勤增编医院、担架团、手推车团,还增编了汽车营和兵站。每个军的各种后勤人员平均有3000人左右,部队基本达到了齐装满员,并普遍开展了临战军事训练。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刚组建的第二十兵团的5个军中抽出3个军,即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组成第三兵团,先行赴朝参战。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机关成立,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

第三兵团入朝后,第二十兵团所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的所有团以上军事干部办了一个集训班,以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和现在朝鲜战场的作战状况,研究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特点,讲究实际,集思广益,重点解决军、师、团三级军事指挥的难点和疑点,提高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水平,从思想、军事指挥能力、物质等方面,做好对所谓的“联合国军”,特别是对美军作战的准备。其中,听取回国的志愿军部队指挥员介绍朝鲜战况、学习新的战争经验,也是我兵团举办集训班的重要内容。

原华北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是最早入朝作战的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此时正返回国内休整,驻天津、沧州地区。该军一九八师师长宋玉琳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来集训班讲了一九八师在朝鲜战场进行阻击、进攻、穿插、坚守等方面的战例,使大家备受启发。先后来集训班讲课的还有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参谋长刘苏,一九六师师长晨光,―九七师师长成少甫。

这次团以上军事干部的集训班为期40多天,期间还参观了中央军委在北京南郊举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诸兵种协同演习。使每个同志能更加充分地准备随时入朝,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兵团于6月4日至27日率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赴朝作战,加入志愿军序列。

6月5日,我和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些同志跟随杨成武司令员、张南生副政委顶着烈日参加了第六十八军二三师的誓师大会,并检阅了这支士气饱满的部队。我们看到军容雄壮,战士情绪高昂。

赴朝作战

当时朝鲜的战争形势是,我军经过五次战役,阻敌于“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军11.5万余人。但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基本状况非常明显。我志愿军的兵力已增到15个步兵军、7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取得制空权,这种优势尚难充分发挥出来。从朝鲜地形看,我军两翼暴露,敌人实施登陆作战的威胁存在,而且战线越往南移,这种困难与威胁就越严重。我军虽予敌以重创,但击溃的多,成建制歼灭的少,尤其未能歼灭敌重兵集团。因此,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加速改善技术装备及后方供应,协同朝鲜人民军巩固和加强正面战场及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遏制敌人进攻,从军事上支持停战谈判,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6月中旬,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对峙于“三八”线附近,构筑工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1951年7月15日,我第二十兵团主力奉命入朝,全部在指定时间到达集结地域。炮兵第四十一团在白石里,第六十七军各部位于真石里、藏财洞、上南洞、太乙洞、青龙洞、中洞等地,六十八军各部位于马息岭和元山里一带。

兵团向各部队发出命令,布置集结后的任务。要求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加强工事,担任指定地域的战备警戒;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和歼灭从元山登陆之敌;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加强运输、通讯和兵站等分队的物资准备。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我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接防二十七军之后,位于六十七军西侧五圣山一带的第二十六军归二十兵团统一指挥,二十兵团在东线代替第九兵团对敌作战。

第九兵团是1950年11月间入朝的,一直担负东线作战任务,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同志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工作过,1946年他在北平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是我比较熟悉的首长,能征善战,屡建战功。他和杨成武司令员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一见面就非常亲切。两位首长认真地交谈了有关接防事宜。宋时轮司令员谈到第九兵团入朝以来参战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在军事指挥上以有益的思考启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7月中旬到8月下旬,朝鲜北方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洪灾。河水暴涨,被冲毁的铁路桥90余座(有的刚修复就被冲垮),被冲断的线路100多处;公路桥被冲毁50%之多,给我军的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困难。面对山洪横流,连日暴雨,加上雨停间隙美军飞机的侦察、轰炸、扫射和投掷定时炸弹,对我二十兵团接防第九兵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徒步行军的指战员每人负重60余斤,浑身泥浆,脚底起泡甚至腐烂,队伍稍不留神就会被洪水冲散。六十八军二三师就曾被汹涌的洪水分隔成几部分,隔水相望,难以会合。许多连队连续十多天吃不上―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成千上万的指战员患了肠炎、痢疾。有人不慎掉入湍急的河水,被洪水卷走。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根本不敢轻易吃掉,每人每天4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全部伙食(当时16两为一斤)。炮兵分队的行军就更为艰难。被洪水阻挡时,在山谷中拉起一根绳子作为扶手。人扛着火炮牵着马匹,在齐胸的洪水中往返多次。事后,我们将这次任务总结为“在洪水里行军,在硝烟中接防”。

我六十七军长途开进和接防之际,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敌人集中了大约3个师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坦克兵的支援下,向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的防线发动进攻。

我六十七军正面之敌美军第七师和第二十五师1个团、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第六师,也向我军发起了攻击,企图突破我军防御,占领昌道里地区。经过10天艰苦行军考验的六十七军,把主要兵力兵器配备在北亭岭、广大洞地段,采取“对主要支撑点必须坚守,次要支撑点与敌反复争夺”的方针,大量杀伤敌人,挫败其进攻。

8月31日,敌人向我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发动了局部攻击,遭到一九九师的坚决还击。此后10多天中,敌人步兵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又对我前沿阵地7个高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进攻。我六十七军坚决抗击,不断加修工事,克服雨季带来的种种困难,除次要的“七八点一”高地被敌占领外,其余阵地均牢牢守住。六十七军西侧是第九兵团二十六军,东侧是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北面是我二十兵团第二梯队六十八军。六十七军指挥所设在寺洞,将一个团及师高炮营作为军的防空预备队,准备随时歼灭板桥里地区可能空降之敌。第二十兵团指挥机关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前移到淮阳郡的台日里。

敌军在“夏季攻势”中最后动用了美军两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共计7个师的兵力。我军在防御工事不坚、经验不多、粮弹供应不足、部队疲劳等困难条件下,配合朝鲜人民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歼敌7.88万余人,内含美军2.0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攻势是没有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管理和巩固部队

在管理和巩固部队方面,也有过一些教训。比如,我二十兵团到达安东后,又准备了三四天,兵团指挥所于7月2日跨过鸭绿江,由于道路生疏,入朝第一天兵团指挥所就走了两条路,相互失去联络,虽然宿营前走失的车辆人员又追了上来,但是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每次行军都会遇到车辆阻塞公路不能行进的情况。一天晚上,我从六十八军返回兵团指挥所时,所乘美式吉普车就被堵在公路中间。我下车查看后,发现南北相对各有100多辆卡车“顶牛”,互不相让。有些司机甚至找到些树枝在公路边上点火驱寒。我很着急,已是午夜时刻,一旦有敌机飞来,投下照明弹后轰炸扫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开往前沿方向的车辆,大部分满载着武器弹药和急需物资。我将跟随的几个作战处的同志和警卫员分成两组,从南北“顶牛”点寻找返回后方的空车。不一会儿,作战科王树良科长跑来告我,交汇点不远处就有一辆返回后方的空卡车,我很兴奋,立即和该车司机商量将卡车推下山坡,然后开始疏导阻塞车辆慢慢通过。不料这辆空车的司机不同意,而且谩骂起来,差点要动手。别的司机都同意我的意见,尽管该司机大声喊骂不止,被大家一起拉劝到一边。我指挥大家一起动手,将空卡车慢慢推下山坡。好在山坡还算平缓,空卡车翻下去后,并无大损。

约过了3个多小时,车辆疏导走完。那辆空卡车的司机拉着警卫员王惠找我,说:“你必须给我写个证明,不然我回去无法交待。”我问过他的部队番号,知道是二十兵团后勤部某汽车营的,遂掏出钢笔给所在营长、教导员写了一个便条。这位司机拿着便条,很不相信地说:“这个条子顶用吗?”

王惠告诉他:“这是咱们兵团的作战处处长。”

这位司机怔了―下,变了态度,说:“对不起呀,处长,误会了。”

经过交谈,了解到他原是傅作义军队的司机,平津战役时参加我军的。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大局,今天晚上的大局就是我们200多辆运输车辆的安全。如果不牺牲你的汽车,敌机一来就得牺牲满载弹药和物资的车辆,你已经是老同志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给年轻同志做个榜样。”

司机连说:“处长说得对。”

我二十兵团指挥所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准备出发时,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部队整装点名出发时,发现司令部一个炊事员不见了,我很纳闷。警卫连的指导员告诉我:“肯定是想当朝鲜老乡的女婿,藏起来了。”

我很不解,问他:“当女婿,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说:“这几天有战士们报告,这个炊事员和房东母女俩关系密切,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经我观察了解,他确实和房东大娘的女儿关系不错,他劈柴出了汗,这姑娘还掏出白手绢给他擦汗,他也不推辞。姑娘的妈看他时的眼光就像看自己的儿子那么柔和。这个村庄几十户人家里,找不出一个青壮年男人,要么六七十岁,要么八九岁。房东大娘的丈夫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人民军,都牺牲了,剩下两个女儿,一个18岁,一个11岁。这件事本来我想报告,但想到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一走开,他们就没有事了,所以没有报告。”

我在周围观察了一下,又带作战处的几个同志到几间屋子里转了转。副政委张南生过来指示我:“人一定要找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你管理直属队,找不到人你要负责任。”

我命令侦察科长全力以赴找人,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突然,房东大娘走过来说:“人是我藏的。你们不是说热爱朝鲜人民吗?,你把他留给我,就是热爱朝鲜人民了。”

我说:“阿妈尼,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人我们一定要找到带走,部队是来抗美援朝打仗的,是有铁的纪律的。”

这位大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你把他留给我们,就是支援我们朝鲜人民了,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

不一会儿,侦察科长从屋子取暖的双层火墙里找到这个炊事员,带到我面前。人被烟熏得很黑,流着鼻涕,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是吉林人,23岁,个头较大,参军才半年。

这时房东大娘的大女儿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到母亲身边,她们一起给我跪下求情。

我一面命令将炊事员赶快带走,随部队出发,一面扶起这位朝鲜大娘,说:“不行呵,阿妈尼,这是纪律,不允许的,请您原谅。”

我吩咐管理员给朝鲜大娘留下一点粮食,便立即出发了。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教训。事后,我把情况汇报给兵团参谋长肖文玖,他很严肃地说:“人家都说做梦娶媳妇,他小子抗美援朝来娶媳妇……今后,一定要掌握好部队,这样的事情再不能发生。”

在此期间,我和弟弟恒德连通数信,相互勉励,同时也给母亲和姐姐分别写信,告诉她们我和恒德在朝鲜战场的消息,约定战争胜利之后全家团聚。

敌人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为试探我新接防的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的战斗力,于9月12日向六十七军发动进攻。

敌人出动5个营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60多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的掩护下,连续突击芳通里我军二师五九九团正面,遭到五九九团的顽强抗击,毙伤敌600多名。“五三七点七”高地刚被敌人占领,该团二连立即组织勇猛反击,夺回高地,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歼敌370多名。此后,敌人每天都派两个连到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配合下,轮番向我前沿阵地突击,我―九九师五九六团冒着猛烈炮火,在“五六九点五”高地与敌人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

9月21日,侵朝美军集中3个营、南朝鲜军5个营,共计8个步兵营、70多辆坦克、100多门大炮,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我六十七军发起了所谓的“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空军、炮兵、坦克和步兵现代化装备联合作战的立体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和二师毫无惧色,坚决反击,在没有制空权、装备悬殊、工事不坚固的条件下,打退了敌人波浪式的猛烈进攻,守住了阵地,毙伤敌人1000多名。兵团副参谋长邱蔚和兵团炮兵主任李健为发挥炮兵火力打击敌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比如五九八团在战斗中,步炮协同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取得了初步经验。兵团司令部立即向各军各师通报,介绍了他们的战法。

9月21日反击敌人“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是我们二十兵团入朝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作战,取得了打坦克的经验,同时发现敌军有企图空降的迹象。作战处经请示杨成武司令员和司令部领导后,立即拟定通令发给第六十七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八军,并同时报告了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九兵团。

9月以来,六十七军二师和一九九师初战告捷,歼敌均在3500人以上,极大地鼓舞了二十兵团的所有指战员,对今后的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十兵团移驻到台日里后,立即由副参谋长赵冠英负责开始构筑防空坑道和隐蔽工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日里所有部队全部进入隐蔽工事。这段时间,供给困难,生活艰苦,尤其粮食紧张。兵团规定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每斤1 6两)粮食,一旦粮食运不上来,半斤也达不到。有几天,由于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每人每天只有4两虾米皮,我们指挥部门节省下一切能吃的东西,送到前沿阵地。

为和部队保持联系,协助各军和师指挥作战,兵团司令部抽调人员成立检查指导小组到作战部队,一组由我负责,成员有兵团通信处长俞涛、兵团工兵主任薛长勇和参谋数人;另一组由兵团炮兵主任李健负责,成员是作战处副处长安霁光和参谋数人。

我带这一组到六十七军,李健带另一组到六十八军。

在六十七军各师前沿工事检查完毕,我这一组正准备返回台日里兵团司令部,适逢敌人经过充分准备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开始了,我们决定留在六十七军参加战斗。范佛里特是接替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不久的中将司令,毕业于西点军校,是我们二十兵团的主要对手。

敌人的攻势于9月29日开始。(未完待续)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4篇

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等以这支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在山东文登县天福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2月13日,第三军在牟平县城南雷神庙与日军激战,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战斗中理琪牺牲。9月,第三军与掖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下辖6个团,共7000多人(12月,归山东纵队建制)。

1939年秋,第五支队整编为第十三、第十五团,又以黄县、掖县地方武装组成第十四团。1940年9月,第五支队改称第五旅,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新第五支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1941年2月,许世友带领清河独立团挺进胶东。

1942年7月,作为山东军区下辖的二级军区的胶东军区成立,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副司令员吴克华。胶东军区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4个军分区,第五支队撤销,第一、第二团分别改称第十六、第十七团,第三团拆编,与第五旅同归胶东军区领导。1943年3月,胶东军区部队整编,取消第五旅番号,军区直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六团;第十五、第十七团分别编入各军分区。1945年9月,胶东军区部队在对敌大反攻中扩编为山东第五、第六师和警备第四、第五旅。

解放战争中,胶东军区部队作为胶东人民的子弟兵,以上述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地方部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壮大,先后发展为4个多军。他们南征北战,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

中国人民第四十一军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副主任欧阳文率领山东第六师、第五师一部及部分独立团,共10个团2万多人,分批从海路挺进东北,曾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张万年上将就是当时的士兵。11月进至辽宁安东(今丹东)、庄河、营口等地区,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辖第一、第二支队,12月支队改称旅)和第三纵队(辖第四、第五旅),归东北人民自治军辽东军区领导,担负剿匪、扩军和开辟根据地等任务。

1946年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任司令员,彭嘉庆任政治委员,胡奇才任副司令员,欧阳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正国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全纵队共2.3万余人,属辽东(南满)军区领导。第四纵队成立后,参加3次保卫本溪作战,以策应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为掩护民主联军大部队的安全北撤,5月,发起鞍海战役,攻克鞍山、海城,歼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大部,并迫使其师长潘朔端率师部及1个团起义,这是东北战场最早起义的正规军队。随后,与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挺进东北改编的第三纵队一起,在南满解放区坚持战斗。7月,旅改称师。10至11月,进行新开岭战役,全歼军嫡系、美式机械化装备、有“千里驹”之称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8900多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最佳战果,荣获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嘉奖。延安《解放日报》于11月5日发表题为《第二十五师的毁灭》的社论,予以祝贺。12月至1947年4月,参加四保临江战役,击退军数次进犯,保卫了临江、长白山根据地。5月至1948年初,参加东北夏季、秋季、冬季3次攻势作战,攻克梅河口、辽阳、鞍山、营口等地。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第四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3月至8月,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提高了士兵们的军事、政治素质。9至11月,参加辽沈战役,与第十一纵队等部一起,扼守山海关通向锦州的交通要隘塔山、白台山阵地,阻击由锦西向锦州增援的军侯镜如“东进兵团”。经6昼夜艰苦卓绝的战斗,击退了有海、空军配合的军9个师的轮番进攻,歼敌6000多人,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防守核心阵地塔山堡,多次顶住了号称“赵子龙师”的敌九十五师“敢死队”的疯狂进攻。

战后,该团荣获“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同时,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荣获“守备英雄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荣获“白台山英雄团”(张万年所在团)、纵队炮兵团荣获“威震敌胆炮团”的光荣称号。一个纵队(军)在一次战役中有4个团获得光荣称号,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阻击战的典范战例,东野四纵也一战成名,成为我军打阻击战最优秀的部队。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第四十一军,归东北野战军建制。吴克华任军长,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胡奇才任副军长,欧阳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福泽任参谋长。所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分别改称第一二一、第一二二、第一二三师,东北人民独立第二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步兵第一五四师,全军共计6.4万余人,是当时全军人数最多的军或纵队。12月,第四十一军参加平津战役,配合华北野战军的杨得志兵团作战,攻克康庄、怀来、张家口等县市,切断军傅作义集团西退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之道路。1949年1月,参加包围北平(今北京)。

和平解放北平后,该军担负北平市的警备任务。据说,第四十一军被中央军委选定来承担这一光荣任务,不仅是因为该军能战善守,更是因为该军军纪严明。同时,奉命改编傅作义起义部队的第一四军第三九师。3月25日,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守备英雄团)、第一二二师第三团、第一二三师第三六七团(塔山英雄团)及军炮兵团(威震敌胆炮团)等部队,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4月,由华北向华中、华南进军。5月,该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建制。同月,于河南新乡改编军第四十军2万多人。8月,该军改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9月至10月,参加进军华南的中路军,在衡宝战役中,担负正面突击任务,歼军5000多人,俘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11至12月,参加广西战役,先后攻克全州、兴安、桂林、灵川、荔浦、蒙山等县市,歼军8600多人,俘敌第三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中国人民第四十一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东北转战两广,经历主要战役、战斗440多次,解放县以上城市30多座,涌现出“塔山英雄团”等英雄部队和鲍仁川、程远茂等一批英模人物。

从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到

中国人民第二十七军

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进军东北时,留下了第五师第十三团,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当时就是该团的士兵。1945年11月初,胶东军区以第十三团、第十四团第一营、警备第五旅为基础,重新组建第五师;1946年6月,警四旅改称第六师;9月,组建警备第三旅。6月至11月间,以上部队参加胶东保卫战,在胶济铁路东段阻击敌人,给入侵胶东解放区的军美械装备的第八、第五十四军以沉重打击。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五师、第六师、警备第三旅依次改称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共3.1万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参谋长聂凤智,政治部主任刘浩天。第九纵队编成后,即率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师赴鲁中参加莱芜战役,这是九纵第一次离开胶东,随华野主力参加大战役。战斗中,九纵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以极小代价歼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近万人,活捉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4月,该纵队第二十六师(附第七十四团)参加泰(安)蒙(阳)战役,在白马关、九女关地区,顽强阻击7天7夜,使援敌军队“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望关兴叹”。5月,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孟良崮战役中,由阻击转为主攻,从东北方向进攻,与兄弟纵队一起全歼骄横不可一世的敌“王牌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被击毙。孟良崮战役,九纵作为一支年轻的部队,攻坚能力得到了检验,给华野首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粟裕率领华野主力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留在胶东的部队组成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许世友升任兵团司令员,九纵司令员由聂凤智接任。在随后的第二次胶东保卫战中,九纵回到家乡,与兄弟纵队一起粉碎了范汉杰指挥的敌“胶东兵团”6个整编师20个旅的进攻,使胶东大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后,第九纵队以全新的面貌投入了对敌大反攻。3月,该纵队以“挖心战术”巧取胶济路中段敌重要据点周村,歼军整编第三十二师1.2万多人。4月,参加潍县战役,在城北担任主攻,再一次表现出了锐不可当的攻坚能力,其第七十九团首先打破突破口,第七十三团(即迟浩田所在的老十三团)白天强攻也登城成功,号称“固若金汤”的潍县被一举攻破,守敌军整编第四十五师被歼灭,师长陈金城被活捉,第七十九团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潍县团”称号。

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由许世友指挥,分为东西两个集团,西集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集团担任助攻任务,第九纵队归属助攻的东集团。“黑虎将军”聂凤智在给九纵下达作战任务时,将“助攻”改为“主攻”。战役开始后,九纵旗开得胜,一夜之间攻克敌预计可以坚守半个月的重要据点茂岭山、砚池山,随后再克燕翅山和马家庄等据点,直插外城。九纵在东郊战的迅捷,使防守西郊的吴化文兔死狐悲,被迫率部起义。对内城总攻开始后,九纵攻无不克的第七十三团在城东南城垣突破成功,将山东全省人民赠送的绣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上了城头。敌军重兵据守、拥有坚固城防的济南城在8天时间里就被我军攻破,连主席曾估计“争取一个月,准备打两三个月”的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的攻击了”。就连美联社也不得不承认:“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人民在济南战役中显示出的强大攻击力,在九纵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第七十三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的称号。

济南战役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阶段。11月至1949年1月,第九纵队参加淮海战役。这时候的九纵,在对战役进行全面军事指挥的华野粟裕代司令员麾下,被当作第一主力纵队使用,无论是在碾庄圩围歼黄百韬兵团,还是在陈官庄围歼杜聿明集团,九纵都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改称中国人民第二十七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九军团。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贺敏学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后詹大南任副军长,李元任参谋长),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分别改称为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全军共3.5万多人。

我军统一整编后,马上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根据渡江战役的,第二十七军奉命在第九兵团编成内,属渡江战役三大集团军之中,位于安徽境内荻港至鲁港一线之长江以北实施渡江准备。七十九师侦察队副队长齐进虎率领侦察小组,乘雨夜驾船到江心黑沙洲侦察,摸清了洲上敌军的布防详情,乘一只木盆冒险返回北岸,将情报送交军指挥机关。家喻户晓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第二十七军侦察英雄们的故事。

4月20日20时,中国人民发起渡江战役。第二十七军的渡江第一梯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争先。21时整,第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二排五班的渡船,率先在安徽省繁昌县夏家湖西侧登陆成功,成为我军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随后,第二十七军以日克一城的气势沿繁昌、南陵、宣城一线追击江南逃敌。4月28日与兄弟部队会师吴兴,共同将军5个多军围歼于郎溪、广德山区。

5月,第二十七军在解放上海作战中,沿嘉兴、嘉善、松江进攻,先后攻占高家湾机场、梵王渡车站、虹桥、徐家汇车站、龙华机场,控制苏州河以南。在司令员所比喻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市区攻坚战开始后,为了保护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二十七军不用重武器,以巨大的牺牲精神,第一个打进市区。二三五团七连的指导员迟浩田带领战士们通过钻下水道奇袭敌军指挥所,活捉1名师长,立下奇功。上海解放的当夜,该军上自军长下至马夫全部露宿街头,秋毫无犯,向上海人民展现了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7月初,二十七军完成了上海警备任务后,离开上海,撤到乍浦、海盐等海岸沿线,进行海上练兵,准备攻,只是后来军事形势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攻的计划被取消。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第二十七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屡建奇功,在战火洗礼中,由一支年轻的部队成长为威震天下的“王牌雄师”。

从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到

中国人民第三十一军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是完全由地方部队升级的、华野最晚建立的有正式番号的野战纵队。

1947年2月,为保卫胶东解放区、抗击军的进攻,华东军区将所属胶东军区特务团和滨北、东海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组成第六师。4月,第六师改称第五师,又以西海、北海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和民主救国军独立总队组成第六师。这是胶东军区第三次组建第五师和第六师。8月,再以北海、滨海、东海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组成第七师。各师成立后,在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指挥下,先后参加沙河追击战、胶济路东段战斗、太保庄战斗,积极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8月下旬,以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所属部队为基础,在山东省招远县、掖县(今莱州市)组成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共2.3万多人,隶属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后滕海清、李迎希任副司令员),陈华堂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继开、黎有章先后任参谋长。第五、第六、第七师依次改称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9至12月参加胶东保卫战,在招远、海阳、莱阳等地阻击军向胶东腹地进犯。其中在莱阳攻坚战中,十三纵初露锋芒,起初是负责攻城的七纵对敌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毅然调来十三纵三十七师,该师不负众望,顺利攻克莱阳守敌坚固设防的核心阵地。

1948年春,第十三纵队转入休整,进行新式整军。4月,转战胶济路中段,参加潍县战役,会同兄弟部队于潍县(今潍坊)东、西两线顽强阻击济南、青岛军增援,保证了攻城作战的胜利。5月挥师西进,参加津浦路中段战役。7月上旬,会同第七纵队攻克兖州。9月,在济南战役中,担任攻城总预备队,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商埠,突破外城,强攻内城,连续激战8昼夜,解放济南。战斗中,第三十七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第三十七师第一九团在攻城中勇敢顽强,首先突破西南角城垣,战后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该团“济南第二团”称号。济南战役,十三纵也是一战成名,这支年轻的胶东子弟兵,像老大哥九纵一样,以善于攻坚而闻名华东,受到华野首长的青睐。同年冬参加淮海战役,攻克敌重要据点曹八集,并会同兄弟部队围歼黄百韬兵团。随后,与江淮军区部队协同作战,解放灵璧,追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在参加围歼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作战中,十三纵先是隶属西集团,后来归属主攻的南集团,帮助中原野战军歼灭了这个倚重的机械化兵团。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第三十一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姚运良任副军长,黎有章任参谋长,方中铎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师依次改称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3.2万余人。4月至5月参加渡江战役,于江苏省靖江县渡江登陆后,控制江阴城,占领武进(常州),会同兄弟部队攻占宜兴,切断南京、镇江军向东的退路,围歼南逃的军5个军于郎溪、广德地区。在解放上海的作战中,会同兄弟部队攻占浦东,断敌海上退路。7月进军福建,参加福州战役,与第二十八军东西合攻,解放这座省城;在漳厦金战役中,以1个团快速解放漳州,在解放厦门战斗中,第九十二师二七四团八连三排奋勇作战,荣获“厦门登陆先锋排”称号,并独力攻克鼓浪屿。

解放战争中,第三十一战鲁、豫、皖、苏、沪、浙、闽等地,从五龙河畔到东南沿海,参加主要战役战斗200多次,涌现出黄相和、刘坤、蔡萼等一批战斗英雄以及“济南第二团”等一批战斗集体,由一支地方部队迅速成长为一支一流的野战军主力部队。

从华东军区胶东纵队到

中国人民第三十二军

中国人民第三十二军,是解放战争后期,由华东军区所属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

1948年3月,华东军区将胶东军区滨北、东海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及胶东军区特务团组成第五师。5月,以南海、西海、北海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组成第六师。这是胶东军区第四次组建第五师和第六师。两个师合编为华东军区胶东纵队(又称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第五师成立后参加潍县战役,与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在东线沽河地区阻击青岛军西援。10月后,为策应淮海战役,第五、第六师在青岛地区封锁和监视当面军。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第三十二军,隶属山东军区。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涌任副军长,赵一萍任参谋长。第五、第六师分别改称第九十五、第九十四师,全军共2.1万余人。4月下旬,在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同时,第三十二军在胶东军区部队配合下,对青岛、即墨地区军发起进攻。无巧不成书,青岛守敌的番号也是第三十二军,也是新组建的,还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但是在这种巧合的对决中,在我最年轻的胶东子弟兵的进攻下,所谓的中央军嫡系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我三十二军歼敌2000多人,迫其2900多人起义,6月2日解放青岛,至此,山东境内残敌被完全肃清。青岛解放后,三十二军兼青岛警备司令部,担任青岛市的警备任务。后来,三十二军调归第十兵团指挥并由青岛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任务。

除了上述4个成建制的军以外,还有一部分胶东子弟兵被编入其他不同的纵队(军)中。其中,挺进东北的:第十八团三营――1948年3月编入东北野战军五纵十四师四十团,即后来的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三团;第十八团团部和一营于1948年3月编入东北野战军五纵十三师三十七团,即后来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团;北海独立一团团部和(老)一营于1948年3月编入东北野战军十二纵三十五师一三团,即后来的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六团;在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中还有1个胶东军区特务营于1946年1月随纵队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七纵二十旅,8月编入一纵三师八团,即后来的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一团。留在山东的: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西海独立三团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三团,即后来的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四团;东海独立二团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五团,即后来的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六团。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南海独立团编入第二十二军六十四师。综上所述,在其他军中,有5个团左右兵力的正规军是胶东子弟兵。

胶东子弟兵除上述正规部队外,还有大规模的地方部队。解放战争开始后,作为山东军区二级军区的滨海军区撤销,其滨北军分区划属胶东军区,这样,胶东军区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滨北5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各有1至3个独立团,是地方部队的主力,也是上述4支正规军组建时的主要依靠力量。地方部队还有各县的独立营或县大队、各区的区中队或区小队。这些地方部队在两次胶东保卫战中,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当胶东主力部队转为外线反击后,他们又独力承担着肃清残敌、保卫解放区的任务。

胶东军区作为一个二级军区,为主力部队输送了4个多军,这一记录与同一大军区下的其他二级军区相比,是首屈一指的。抗战后期,胶东军区与鲁中、鲁南、滨海、渤海4个军区属于山东军区。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下辖鲁中、鲁南、胶东、渤海、苏北、苏南6个二级军区。前述两个时期的这些二级军区为解放战争输送的正规军分别为:滨海军区――第三十八军、第二十二军一部;渤海军区――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三军大部、第三十三军一部;鲁中军区――第四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五军一部;鲁南军区――第二十二军一部、第三十五军一部;苏中军区――第二十九军;苏北军区――第三十军。可见,其他各二级军区中,输送正规军数量跟胶东军区有明显差距。

从军行七首其二范文第5篇

抗战胜利后，吴忠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旅五十八团团长。随着撕毁“双十协定”，置战后全国人民求和平的美好愿望于不顾，悍然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再次挑起内战，吴忠又率部参加了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争取实现真正和平的解放战争。他先是率部在吕庄战斗中歼灭军一八一旅旅部，毙俘敌1500余人，受到军区通令嘉奖，接着又在1946年10月的章缝集战斗中一战扬名，受到野司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成了闻名全军的英雄团长。

章缝集是位于巨野以南的一个大集镇，当时驻守的是整编十一师十一旅三十二团。随着1946年9月2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以围歼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一师为目标的巨野战役，吴忠所在的七纵作为野战军的主力纵队，被赋予了歼灭章缝集守敌这一战役中最为艰巨的攻坚任务。

整编十一师就是后来的第十八军，诞生于1930年8月，部队全套美式装备，并由美国顾问调教，是“五大王牌军”中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一支老牌劲旅。师长胡琏是黄埔四期毕业生，骁勇善战，号称“不败将军”，是最宠爱的将领之一，曾评论其“狡如狐，猛如虎”。内战开始后，胡琏就率该师参加过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围攻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诸多战斗。此时守章缝集的虽然只有该师的一个团，但兵力达3200多人，火力配置很强。在胡琏的指示下，敌三十二团在章缝集村外构筑了众多警戒阵地，在村内也沿街道构筑了许多地堡，整个村庄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相互支援的火力体系。我军由于缺乏重火器，接连攻击了好几次，都无法突入其阵地。

为了尽快消灭章缝集之敌，晋冀鲁豫野战军调整作战部署，调三纵、六纵支援七纵，以三纵、六纵对章缝集周围村庄的敌军实施攻击，并迂回敌后，彻底孤立章缝集之敌；以七纵攻击章缝集村内的敌军。七纵对章缝集的进攻遂成为战役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接到任务后，七纵首长杨勇等决定：以二十旅担任主攻，从村西北角发起突击，以十九旅从村东北角实施助攻，对章缝集展开多路突击。10月5日凌晨，二十旅以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为突击队，以六十二团为预备队，对敌人发起攻击。战士们在五十八团团长吴忠、五十九团团长晋士林的率领下，虽然奋力拼杀，无奈却被敌人牢固的鹿岸和壕沟水挡住，几次突击均未成功。一直激战到夜里，五十九团突击队才从北门突破敌阵，撕开了一个缺口。吴忠随即带领五十八团三营和六十二团参谋长张兴臣带的三个连队一起突进村里。

胡琏得知章缝集的寨墙被突破后，为免于整编十一师被分割包围，他立即命令十一师所有的榴弹炮、重迫击炮进行拦阻射击，封锁通往突破口的一切通道。同时，命令章缝集的三十二团不惜一切代价，对已突入的我军部队进行反扑，封闭突破口，截断村内外的联系。

在敌人激烈的炮火封锁下，我军打开的唯一的突破口被守敌封住了，突入村内的我军部队也陷入了守敌的反包围中。此时，突入村内的我军部队计有五十九团的二营、三营，五十八团三营八连、九连和团特务连所属警卫排、通信排各一个班，六十二团一营。

敌军经过侦察，发现我军突入村内的部队为数不多，且火力配置较弱，便仗着人多和装备上的优势，对我军突击部队疯狂发起反攻。几番拼杀过后，在敌军飞机、大炮等优势火力的攻击下，我突击部队伤亡严重，不仅同前线指挥所完全断绝了联系，而且处在章缝集敌人的心脏里。情况万分危急，但吴忠仍沉着镇定，一边指挥战士与敌死战，一边亲自端着重机枪扫射蜂拥而来的敌人。

突然，一颗子弹穿破了吴忠的颈部，他顿时血流如注，当即昏迷了过去。苏醒后，吴忠首先详细询问了战况。在他昏迷期间，敌军已经又发动了几次猛烈的进攻，我军战士在敌优势炮火攻击下，伤亡剧增，战斗力锐减，更为重要的是，弹药几近消耗殆尽。

面对此种情况，吴忠在心里做了最后打算，他叫来通信班长高继环，将随身携带的记有重大机密的笔记本交给了他，叮嘱他一定要将其送交旅首长，或者销毁，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中。高继环转身刚要走，又被吴忠叫住，吴忠将伴随自己数年的日记本掏出来，用他最珍爱的派克钢笔在日记本的封面上草草写下了四个字：“田涛（吴忠妻子）留念”。写完后，吴忠又细细端详了一会，才把日记本与钢笔交给高继环，说道：“这两件东西，你也想办法交给田涛，让她留个纪念吧！”

闻听此言，高继环哭了，周围的战士们也哭了。

此时，敌人的新一轮进攻又开始了，吴忠强忍着伤痛，带领着战士们先用手榴弹打击敌人。手榴弹用完后，又与敌人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在拼死一战的我军勇士面前，敌人畏缩了，丢下大批尸首，退了下去。此时，整个村内的我军突击部队已伤亡大半，幸存者也大多负伤。

关键时刻，我军村外主力部队的反击开始了。七纵六十二团和三纵七旅同时发动攻击，十九旅、二十旅随后跟进。吴忠听到村外枪声激烈，立即命令所有人员出击，接应主力。经过一番激战，我军重又撕开了被封住的突破口，两军合兵一处。

章缝集战斗于8日结束，此役，军整编十一师三十二团大部被歼，遭受了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军“五大主力”最为惨重的损失。

在章缝集战斗中，吴忠与其率领的180名勇士，在四面受敌的险恶环境中，孤军奋战，坚守13小时，打退了火力绝对优势、兵力几十倍于己的军20多次进攻，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战绩，轰动了整个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小平为此特地签发通令，嘉奖以吴忠为首的章缝集战斗的180名勇士，赞扬他们“表现了超人的英勇和顽强”，“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并号召全军将士向他们学习。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题为《龙凤之战的英雄团》的报道，报道了吴忠率领五十八团与兄弟部队坚守章缝集的事迹。吴忠一战成名，成了闻名全军的英雄团长。

首任机械化师长

195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第一机械化师，并任命吴忠为第一机械化师师长，龚纪明为师政委。

第一机械化师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化师，全师1.3万余人，辖属五六八、五六九、五七3个机械化步兵团、2个榴炮团、2个坦克团、9个特种兵独立营，另外每团还编有1个坦克营，全师配有3架通信飞机，直属军委装甲兵指挥。全师全部苏式装备、全部摩托化，是人民现代化建设的标兵部队，担负着为人民机械化部队建设摸索经验的艰巨使命。刚刚参加完上甘岭战役回国、曾在南京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两年现代战争理论的新任师长吴忠，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为了使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不辜负党的期望，吴忠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一个发展规划：一年打基础，两年完成团以下分队的干部训练、基础训练和战术训练，三年完成师的战役、战术合成。吴忠把文化学习、干部培训和技术训练确定为全师基础工作的重点。当时，许多穷苦人家出身、文化水平较低的军官见到新装备就发懵，不要说学习操作，就连一些基本术语都听不明白。吴忠本人尽管在军事学院学习过军兵种知识，但要具体操作新装备、指导部队训练，也是一筹莫展。要尽快了解熟悉新装备，掌握新的技术战术，不攻克文化关是迈不进门槛的。

吴忠下了狠心：“学，就是拿出吃奶的劲头，也要攻下文化关！我带头，所有人向我看齐！”他制定了文化学习的日程表，并四处求助，聘请教员。每次上课，吴忠都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宿舍的墙上也贴满了各种数学、物理公式和外语单词。一有空闲，他就面壁默诵，硬是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学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俄语。师长以身作则，众官兵当然不敢怠慢，于是，机械化师的文化学习蔚然成风。

吴忠在机关和部队建立了严格的主官和参谋人员培训制度，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集训班。从军事思想到人民军队作战原则，从现代战争理论到军兵种常识，从条令、条例到分队战术，集训班的授课内容无所不包。集训方式也不拘一格，有课堂教学，有分组讨论，有现场作业，也有实际操作。

军官的技术培训也是一道难关。吴忠要求全师各级干部一年内都要“学会使用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学会驾驶各种车辆，会运用各种通讯手段”，尤其是技术兵种的干部，必须每人都“会驾驶、懂电台、能射击、善管理”。

有人感到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了，一年之内难以达到。吴忠把眼睛一瞪，说：“你以为手里拿的还是‘七斤半’（指步枪）啊，现在你指挥的是坦克、大炮、装甲车，连手中的装备都不明白，怎么抓好部队的管理和训练，又怎么指挥部队打仗？不懂技术，就不配做机械化师的干部，更不配做机械化师的指挥员！从我这个师长开始，一年之内，谁不会驾驶，谁不懂技术，卷铺盖滚蛋。机械化师不养混饭吃的闲人！”

吴忠本来就对新事物充满兴趣，遇到新鲜玩意必要动手摆弄一番，现在学习新技术、新装备，更是“磨刀霍霍”，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解放战争期间，他与军的装甲部队交过手，吃够了坦克的亏。现在自己手下已经有了坦克团、坦克营，而且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苏制T－34坦克，吴忠真是心花怒放，将其视若掌上明珠。他宣布：“两个月内，我必学会开坦克和射击。”他迷上了坦克，学驾驶，练射击。两个月后，他不仅学会了坦克驾驶和射击的技术，还获得了坦克等级驾驶员证书。

吴忠学技术的劲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见到新装备和设备他就问，就学，就亲自动手操作。无论是军官还是列兵，只要懂技术的，都是他的老师。他说：“要学真功夫，首先得有个厚脸皮，拜能者为师，不耻下问。”经过半年多的学习钻研，吴忠基本上掌握了机械化师配备的各种装备的操作技术。

就这样，吴忠真正由“外行”领导变成了“内行”领导。他亲自审定全师的训练内容，确定训练方法，制定考核制度，亲自到各部队考核训练成果。

在这期间，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了首批将官军衔授予典礼。年仅33岁的吴忠也被授予少将军衔，从而成为我军首批1044颗璀璨将星中为数极少的以师长身份被授少将军衔的军官。在随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授勋典礼上，吴忠又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面对党和人民给予的巨大荣誉，吴忠没有骄傲，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到了机械化师的训练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1957年秋季，在团战术合练的基础上，吴忠主持进行了第一次师级规模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这次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前来参观学习的总部、军区首长的高度评价，称第一机械化师“已成为拉得动、展得开、合得拢、打得响、转得快的部队”。就这样，仅用两年多时间，这支新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就形成了战斗力，完成了师合成战术实兵演习，提前一年实现了吴忠提出的奋斗目标。

在成绩面前，吴忠没有自满，他率领全师官兵戒骄戒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演习、合练，进一步提高了机械化师的合成作战能力，并于1958年秋天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师级规模的实兵、实弹战术演习――“滨海防御战役中机械化师作战”演习。第一机械化师白手起家，逐渐发展为人民的一支铁甲雄师，为人民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无怨无悔为革命

1970年7月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吴忠因其执掌首都防务大权的特殊性，又一次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坚持原则，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为反革命集团以及随后“”集团的威逼利诱所动。

“九一三事件”后，在的直接指挥下，吴忠迅速调集卫戍部队加强了对重点单位、要害目标的警卫。随后，吴忠又为查封集团的黑据点、搜集其罪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中立了大功。他在粉碎反革命集团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的赞许。1973年12月，人民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接见军委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时，还动情地握着吴忠的手对在座的高级将领说：“吴忠有忠啊！”稍后，吴忠又参加了粉碎“”的行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9月，吴忠被任命为副司令员。他上任后不久，边境地区形势日趋紧张。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副司令，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吴忠于1978年夏天前往广西，视察边境地区的战备工作。这年底，边境自卫还击战开始，吴忠主动向军区党委请战并获得批准，负责统一指挥南集团部队，担负主要战役突击任务。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命令使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吴忠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期间，因受命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吊唁的群众实行清场这一错误，被列为“揭批查”的对象（即清查与、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对象的运动）。中央军委决定免去吴忠的副司令员职务，开始对他在“”中的表现进行清查。

临阵易将，这是兵家大忌。吴忠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那么就意味着自己要离开自卫还击战的指挥岗位，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与指战员在战前研讨了无数遍的作战计划，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如若违背中央军委的命令，那么就是公然与党作对，就会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一心为党和人民事业着想的吴忠，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大局观，毅然选择了留在前线“以党性参战！”。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还击作战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拉开帷幕。年近六旬的吴忠挎着自动步枪在热带丛林中指挥作战，成为世界军史上的特殊一景。随后，他指挥人民第四十军全部、四十二军、五十四军各一部和两个坦克团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高平等6城，严惩了敌军，为捍卫我国和领土完整贡献了力量。

回国后，吴忠以豁达、坦然的心境，从容面对长达8年的审查。直到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党委对吴忠作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吴忠同志在中的错误，是执行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予以结论。”

党和军委的结论出来了，吴忠也释然了，他感觉心上的沉重包袱卸下了，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去，并于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两个月后，鉴于吴忠的身体状况，中央军委批准他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