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敌人台词范文第1篇

被俘后受到、亲切接见

1928年2月，王诤考入南京军事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同年6月，该校并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1929年2月，学校令王诤提前离校，先后被分配到第九师、五十一师、十八师任无线电台报务员。先授少尉军衔，后晋中尉军衔。

1930年11月5日，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一举全歼张辉瓒的第十八师一个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胜。在活捉张辉瓒的同时，缴获无线电台一部。该电台报务员吴人鉴等10人被俘。被俘后，吴人鉴自愿参加了红军，改名王诤。

1931年1月3日，总司令、总政委在红军总部亲切地接见了参加红军刚刚四天的王诤等人。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总政委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他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话，王诤听了感到字字新鲜，并深深刻印在他的脑海里。

就在、接见王诤的这一天，胜利捷报又从前线传来。妄图逃跑的谭道源师，遭我红军突袭，被歼半数，缴获15瓦电台1部、电话总机3部、电话单机20余部、被覆线30华里。当时，、决定:迅速建立无线电通信，加速培养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省兴国县(今宁都)的小布正式架台，中央红军的无线电台从此诞生。虽然有了一部半电台，尚不能组织通信联络。这时的王净，急切地希望能早一天开始工作。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中央红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他说:“用收报机抄收新闻怎么样？”

经组织批准后，王诤主要从事两件工作，一是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供总部首长参阅；二是收听敌军的情报，帮助总部首长了解敌军的动向。等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得到王诤送来的当天的新闻稿，喜出望外，视为至宝。从此，、对王诤产生了良好印象，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技术愈加重视。

1931年1月，、决定组建无线电队，并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编制100余人，由王诤负责开创和筹建中央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王诤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是开办训练班，从红军战士中选拔培养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员和机务员；二是请求领导机关通知前方部队，从缴获的装备中搜集和保护无线电通信器材、有关元器件和技术资料；三是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过来的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专业人员。

1931年1月28日，中央红军《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2月，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开学。学习内容分报务和机务。报务学员12人，机务学员5人。缺少教员，王诤亲自教课；没有训练器材，他自己动手，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经过4个月学习，培训出我军第一批报务、机务员17人。此后，逐步扩大名额，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自1931年2月起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止，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造就了中央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1931年4月1日，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2日18时，王诤利用那部收报机侦收到了军驻富田王金钰所属二十八师公秉藩电台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我们现在富田，明晨出发。”

留守处问:“到哪里去？”

师部台答:“向东固去。”(东固即中央红军总部所在地)……

王诤马上将此重要情报报送给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他们看到王诤送来的重要情报后，十分高兴，根据无线电侦知的敌人到达的时间、地点、番号、分布与行动意图，立即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了伏击圈。

5月16日晨，敌人果然来了。

经一昼夜激战，红军以极小的代价将第五路军王金钰的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的一个旅消灭，初战告捷。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100瓦电台一部，有关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到这时，中央红军已拥有两部半电台，分别配属前后方的15瓦电台和100瓦电台第一次沟通，彼此互发了电报，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以无线电通报。

1931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任大队长。大队下属无线电分队已经发展至四个，既能对白军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两个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6月30日，总部电台截获一份发给何应钦的急电，得悉白军乘我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将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这一情报为红军抓紧战前准备、下定作战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立即写信通知各路红军及有关方面，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急电一、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地区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等到白军发起进攻，红军避其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击，其结果是六战五捷(一战打成对峙)，彻底粉碎了白军的第三次“围剿”。

战后，毛总政委亲切接见了有功人员，他握着王诤的手说:“你收到的那份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长征路上大显神通

1934年8月，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侦察局）在王诤局长、伍云甫政委主持下，随中央红军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军委机关和各部队每天都处在流动之中，军委每天侦察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同坚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分局的联络，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战略协同，都只能依靠无线电通信这个唯一的手段来实施。每次战役战斗发起前，先由王诤作出通信保障计划，列人军委的作战命令。

为了突破长征开始后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18日，下达了新田、固陂战役命令。王诤拟定了周密通信保障计划，对红军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指挥机关和各部队都处于急速行进状态，只有在行军大休息和宿营时才能架设天线，展开工作，往往此台开机工作，彼台仍在行军途中，无法沟通联络，对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造成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道难题，王诤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办法。三局当即决定: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采用交替前进的办法，每天24小时内，两个分队中始终有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以军委总部电台的相对稳定去适应各部队的极大流动，从而始终保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

中央军委和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的狭小地域内，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王诤及其领导下的军委三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仅军委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即达280余份。

除保证联络畅通外，王诤还利用红军作战空隙，同大家一道，进一步探讨对军队无线电通信的侦破工作。他利用敌台报务员在通信中的交谈，或关于驻地、军情、生活等方面的通报，巧妙地获取重要情报，取得显著效果。军队电台之间配发有一种简易密码，供互通情况之用。王诤熟悉这种简易密码的编制和使用规律。在他的研究、思考和传授、指导下，红军通信战士逐步掌握了这门技术，从而奠定了破译军队无线电通信密码的基础。

长征途中，当闹分裂危及中央的时刻，中央要求尽快与二、六军团沟通联络，指令王诤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中央军委与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早在8月份就已中断，对二、六军团无线电联络的电台和密码本都在四方面军。

王诤接到交给的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昼夜守听。他像作战紧要关头一样再次亲自上机，在过去联络过的波长范围内不停地寻找。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搜寻，终于在1936年1月27日夜12时，王诤从一个熟悉的发报手法中，辨认出是红二、六军团的电台正在同红四方面军的电台通报，于是将发报机调谐到四方面军电台的频率上，去呼叫，引起对方报务员的怀疑，便问:你是何台?

王诤回答:我是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队长上机后，双方约定了联络办法。

当军委三局电台同红二、六军团电台沟通联络后，因没有密码，发出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内容是:“弼兄(指任弼时):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指)。”

这是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已到达陕北，原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四方面军。接着中央电台与二、六军团电台约定了密码。恢复联络后，中共中央了解到二、六军团的基本情况。对二、六军团来说，则得知中共中央已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同时也澄清了在此之前同他们建立联络的电台并非中共中央的，而是四方面军的，从而对有了警惕。

宝塔山下的红色电波

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同日，军委三局直属电台收到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征询意见。

12月13日，王诤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立即成立无线电十八分队，专门负责同西安秘密电台的联络，24小时守听。当日即发出、给张、杨的复电。应张、杨之约，中共中央派等于12月17日赴西安调解谈判。在谈判期间，王诤精心组织了代表团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方先后在西安、兰州、太原建立红军办事处。王诤为各办事处调配了电台和技术人员，建立起同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与此同时，军委三局还同南京政府、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等的电台，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无线电联络，自此，为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做了有力的通信保障。

抗日战争开始后，军委三局负责保障我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联络任务。为了着力组织好无线电通信，王诤制定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中心基地的重要决策。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司令部、军委情报部、新华社等为中心，组成6个无线电网。即:一个新闻广播网；两个中共中央联络网，一个联络地方中共党组织秘密电台和共产国际电台；三个军委联络网。

1940年1月，在王诤倡导下创办一个通信刊物《通信战士》，并请题写了刊名。王诤亲自写了发刊词，并给创刊号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的时候，王诤又请题了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的题词，一直传诵至今，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通信战士。

1940年春，副主席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送给我国的一部广播机。中央成立了以为首、王诤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参加的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由军委三局主管。王诤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勘察地形，选择台址。土建、安装完成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动力。王诤找有关人员研究，提出用木炭炉产生煤气作燃料，带动汽车引擎，作为发电机的动力。经过反复实验、改进，终获成功。

1940年7月，在庆祝延安通信材料厂建立两周年时，王诤带着自制收发报机，前往杨家岭向、汇报并演示。就在这一天，主席、总司令挥笔为该厂题了词。的题词是:“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的题词是:“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

1945年，王诤又开办对美国旧金山的英文文字广播工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签发的一份四“A”电报

总理在延安时，有一次谈到通信兵的地位作用。他形象地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当时任转战陕北的党中央昆仑纵队司令员的任弼时同志听说后，一边笑着一边幽默地扳着指头解释说：“昆仑纵队共四个大队，一大队是电台，二大队是电台，四大队还是电台。、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我是四个中央委员，加上你们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1947年3月19日，从延安撤出的第二天。车到宿营地，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处，王诤就被叫到主席的住处。王诤跨进窑洞，主席和副主席正围着文件箱上摊开的旧地图，聚精会神地研究着什么。敞着上衣低头沉思，站在一旁，左手拿着点燃的蜡烛，借着烛光，右手在地图上画着。电台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情景，知道肯定又有大的行动，都悄悄地挤在窑洞门口，静静地等待着命令。

过了好一阵，抬头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放下蜡烛，先在地图上标了几下，然后，拿起文件夹，快速地记录着。写完，递给。很快地扫了一遍，“唰唰唰”在文件上写了几笔，又递回。周副主席合上文件夹，快步向王诤走过去，把文件夹递给王诤。王诤一看，文件夹里是一份电报，电报纸的右上角流利地画着四个黑黑的英文字母“A”，后边，还特别加了个“毛”字。

这是一份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司令员的特急电报。党中央放弃延安后，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胡宗南更加狂妄起来，他一面用五万重兵直抵安塞搜寻我党中央、，一面电令三十一旅迂回瓦窑堡，伺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在撤退途中路过青化砭时，发现这条三十余里的狭长地段只有一条公路，路两边全是土山，就像一张正准备吞噬东西的巨口，是理想的伏击战场。于是、急电立即在青化砭设伏，消灭孤军深入的敌三十一旅。

按战争年代的一般规定，电报上签四个“A”为特急报，要求即刻译发，限6小时内必须发出；在四个“A”后又加注“毛”字的电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等级，但却像一道无声的命令，告诉通信人员：这是主席亲自交待立刻发出的特急电报，限时一般不超过3小时。

拿到电报，王诤飞快地跑回驻地，架好天线，联好电源，打开机器准备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络。但由于卡车防震性能太差，经过一昼夜颠簸，电台发信机的一只灯泡震坏了，电报无法发出。

正当报务人员心急火燎、一筹莫展的时候，副主席走进了报房。周副主席问明情况，一边命令秘书立即调车跟报务主任到30里外的徐家沟取灯泡，一边安慰报务人员不要着急，先打开机器听听敌人在讲些什么，然后记下来报告给他和。在周副主席的鼓励和安慰下，报务员慢慢平静下来，打开收信机，正好听到占领延安的敌二十九军军部与西安胡宗南长官部的一段通话。敌二十九军报务员在无线电话中焦急地喊道：“老百姓把窑洞通通都封了起来，人也跑光了，找来找去，只抓到一个老头，粮食一粒也没找到，部队就要断粮，请长官部火速空运粮食……”

听到这里，我军电台人员相视一笑，这才体会出放弃延安的战略意义：“胡宗南占领延安，除得到一座空城，得到一个大包袱外，还能得到什么呢？空城他带不走，包袱多了也得给我们留下来。我们放弃延安，却能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使我东北、山东军民赢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消灭敌人的宝贵时间。”

报务员迅速把接收到的消息抄下来送到周副主席那里。周副主席看完后，将电文递给。接过电文，边看边兴奋地说：“好得很！胡宗南本想到延安发笔大财，结果情况不妙，要饿肚皮罗！”

周副主席笑笑接着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恐怕要连水都没得喝了。”

望着、周副主席高兴的笑脸，王诤和电台人员心里像刚喝了一碗蜜，乐滋滋的。他们边说边笑着返回驻地，正巧报务主任等人也回来了。大家一齐动手换好发信机灯泡，立即开机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络，把电报发了出去。

尽管口袋布置得晚了一点儿，幸好没有耽误敌三十一旅把自己装进去。从那以后，、周副主席又下了一道特别命令：给通信兵装备中吉普以上的小车，以防震坏设备。军委首长的特殊关怀，更使王诤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保护电台等通信设备，一上车，他就和报务人员轮流把机器抱在怀里，那情景，比母亲抱着自己的婴儿还要小心翼翼。虽然沉重的电台、发电机等设备常常撞得两腿火辣辣地疼，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是，大家还是一直这样抱着，直到抱出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第2篇

敌人。这个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多种解释。

仇视而相对抗是其中一种解释。这是我今天所知道的解释。

时光倒流，回到1970年代的中國，回到1970年代的中國西北，回到1970年代中國西北的矿区，敌人这个词语带给我的是无边的恐惧。在我的成长年代没有见到过敌人，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在教科书里，在黑白电影胶片中，敌人是频繁出现的。他们残酷、凶恶、暴虐，只要打开教科书，就可见对敌人的描述。黑白电影里也随处可见到敌人的狰狞面目。若上街也能看到被漫画出来的敌人的形象。我的家乡所在的矿区街道有很多土墙，每一堵土墙之上都有被墨涂出来的黑板，它们整齐分布在矿区纵横交错的街道。那些黑板上有很多粉笔绘画出来的墙报，我最常见到的画面是一只伸出来的线条刚劲的手臂和一只坚硬的铁拳，铁拳攥着一个形如蚁类的小人，那就是被刻画的敌人。

在我个人记忆里，敌人最初出现在父亲的嘴里。在他喝多了酒之后。烈性白酒进入体内会麻醉人的心智，也会松弛人的精神。在酒液的作用下父亲神思游荡，他坐在因潮湿而长满青苔的老屋前，屁股下是一块因久坐而磨出光泽的青石，因为屋檐的遮挡，阳光很少能照耀到院落，在父亲的脚前是母亲喂养的公鸡母鸡，它们颤抖着鲜艳的猩红的鸡冠低头啄米，在鸡们的身后是横卧圈里肥胖的白毛猪，猪喘息的声音闷响。那时父亲对着虚空说话，老子就是在敌人的尸体堆里爬出来的。老子怕你个毬。这样说话的时候总是父亲被什么人惹怒的时候。他不高兴就会借酒撒疯，或者借酒浇愁。他只有对着虚空说话，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听他说话。

1976年，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四十八岁，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絮叨的老人。嗜好烈性白酒，除了酒醉骂人，酒后吹牛是父亲一贯的做派。他对着虚空说话，有时他的神思会回到战争情境，那是他经历过的血腥战斗。十六岁，故乡一场泛滥的洪水，卷走父亲为地主放牧的马匹，因恐惧惩罚不敢回家，父亲找到活跃在山区的抗日游击队。手持枪杆四处征战，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几年后他由游击队员成长为八路军战士，后又加入改编的中國人民。在父亲的叙述中，他作为中國人民某骑兵连的连长出没在战场。骏马、战刀、威武的身姿，这是父亲为自己刻画出来的形象。出现在他嘴里的敌人就是那些面对他射击，在他撤退的时候疯狂追击，在他冲锋时顽强抵抗的人。血流成河，尸堆如山。这是父亲经常描述的情景。

我们在矿区的老街名为白平房，那里住着很多类似父亲的人。他们是昔日的老兵，有的参加过，有的参加过國民党兵，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四川或者东北，在老街经常会响起不同方言的话语声。夏天的时候，男人们会摇着蒲扇光膀子坐在房檐的荫凉处神聊，女人们则把她们做出来的稀罕食物挨家送，比如油炸糕、油炸麻花、炖猪肉。那时候货物紧缺，食物也紧缺，但是只要有，人们就愿意互相分享。在男人们聚在一起吹牛的时候，在女人们挨门挨户分享她们做出来的食物的时候，这街上的人是看不出差异来的，回到屋里这差异就显现出来。在我家老屋的墙壁挂满木制的镜框，镜框镶着玻璃，有一个镜框镶着一张由时任中國人民总参谋长签发的嘉奖令。

特殊表现，特授予一等功，现予以表彰。

中國人民总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嘉奖令的边缘是花卉和红旗组成的图案，纸页已经发黄，墨写的字迹也开始褪色，但是一直被父亲保存着。

我家的隔壁住着李树德，我们叫他叔叔。这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男人，但他是國民党兵，的俘虏。以前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也是在父亲喝酒时讲出来的。在我记忆中李树德低调而隐忍，说白了就是夹着尾巴做人。他原籍河南，他的女人是四川人，他们操着完全不同的方言说话，他们的膝下有一对儿女，男的叫李小树，女的叫李润琴。男孩儿跟我同岁，女孩跟长我六岁的大姐同岁。在平常的日子里看不出我们之间的身份差异，但是在父亲对着虚空骂人的时候，这差异就显现出来。父亲醉酒的时候是骄傲的，他是胜利者的姿态，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傲视一切，包括傲视李树德全家。父亲醉酒的时候是我们紧张的时刻，因为醉酒就骂人，醉酒时父亲就把郁积在心里的怨愤倾泻出来，他骂得最多的就是李树德。父亲一直不平，他认为自己是，是立过战功的人，不应该跟李树德这样的國民党俘虏兵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敌人咋能在一条街上共处呢?这是父亲不能接受但又必须接受接受了又让他心境难平的困扰之一。

我很少愿意倾听父亲的讲述。父亲的叙述通常是在某个闲暇的时刻，是他不去矿井做工，或者不去山上种植的时候。从军队转业时，父亲拒绝了上级让他当官的安排。两头牛，一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告别军旅生活的父亲梦想过寻常的俗世日子。他的工作是在矿井的配电盘做值班员，负责井下供电系统的运行。这是不费脑力的工作，工余时间父亲就会扛着锄镐山上开荒翻地种植谷物菜蔬。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坐在街口喝酒吹牛或者骂人。

父亲还有一爱好，就是遇到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就领回家，不管那人做什么，他都会让母亲好菜好酒招待。有时那个被请到家来的人就是一沿街乞讨的乞丐。父亲喜欢结交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谈话者在场，父亲的性情就大为欢畅。他像说古书一样讲述昔日的战事。那时候我就坐在炕桌一侧，听他讲述。我觉得父亲其实是孤独的，他需要同志的情谊，需要有战斗者的共同体带给他精神的温暖。当他深入到黑暗的矿井，记忆却是烽火连天血雨腥风。我能想象到他的孤绝。

但父亲的记忆是散碎的。他能讲述的只是往事的鳞光片羽，哪怕是最严酷的战斗。

无论如何，父亲是胜利者。他代表胜利的一方。很长时间我们都这样相信着。

他的敌人退守在一座孤岛之上，与我们相隔一道辽阔的海峡。

台湾岛与环绕着它的海峡，长久地存在于我们学习的教科书里，存在于我们没有依托的遥想中。

二

2010年5月。我乘坐华航的飞机前往台湾。

一张淡绿的入台证带给我异样的体验，我看到证件上印着的青天白日徽章。

在童年时期，这是恐怖的徽章。它和日本军人的太阳旗、德國纳粹军人的雄鹰徽记一起成为恐怖的象征。我带着入台证和邀请函坐火车回原籍大同办理大陆居民赴台通行证。在个人史上，这是少有的体验。我知道我将踏上父亲意识里的孤岛，我将见到父亲精神上的敌人。

这一次比较顺利。递交了填写好的表格，一周之内就拿到了签证。

坐到飞往台湾的飞机，异样感还来自机上年轻的空姐所使用的语言和印在机舱座位上的文字。空姐的语言是绵软轻柔的，文字是繁体，在台湾被称为正体字。此时两岸隔绝的冰封期早已解冻，敌对的状态也已解除。因为飞机直航，大陆人前往台湾，台湾人奔赴大陆都是寻常事情。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我

依然觉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觉得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前往台湾的。父亲终生的敌人就是在这个被海峡环绕的岛屿上。三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我仔细注视着窗外的天空和大地。我想这是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地方。

台北的街头很像1980年代中國大陆的城镇，马路上轰响着摩托车队呼啸而过的噪音。台湾的年轻人代步的工具更多的是摩托车，有红绿灯的时候，摩托车手们就停下来，红灯亮起时摩托车队如同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我喜欢这样的情景，喜欢这样的街道和这样的马路。这让我看到它们世俗生活的一面，或者说是人类的生活的一面。因为如果是在三十年前，我们遥想的台湾是敌人遍布的地区，我们很难想象那里有和我们相同的人类。

这一次的台湾行是参加“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会议，行程九天，前往台北、台中、台南和台东，属于环岛而行。

三十年前我们是在一个敌对、仇恨与隔绝的时代。

说这句话的是旅居加拿大的台湾诗人痖弦。中等身材，满头银发，银色须眉，慈祥的眼睛，标准的國字脸，脸膛红润，这是痘弦留给我的印象。这个七十岁的老人有着年轻的声音，在他讲话的时候磁性丰沛的声音注满全场。

到了台湾以后我与痖弦有一种相知的忘年之交。慈祥仁爱，这是这个老人的面相。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仿佛万古长夜的隔绝，这是痖弦用他诗人般的语言描述当年的状态。在台湾的时候，行在路上，会餐以及在车船之上都会跟老人在一起。他是國军。我想在三十年前他就是父亲的敌人，也会是我们的敌人。在台北我与痖弦有过两次深谈，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两岸隔绝状况下，印象最深的是谁也不能写信。写信会带来祸害，可能害死你父母，所以不要写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敢写信，有些胆量大的人，有海外关系的人，比如在香港有舅舅，或在美國有同学，想办法把信转交给他们寄。中华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的诀别，好像生死两个世界，仿佛万古长夜的离别。痖弦说。

1949年8月，十五岁的痖弦在湖南参加了國民党军队，并随之去台湾，此后与家乡的亲人音讯隔绝。1991年，痖弦第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老家在河南的一个村庄，距南阳城有四十五华里，痖弦包了一辆车，行进中车夫指着一条小路说：那就是你们村子。到了村子，全村的乡亲都出来迎接，他们一脸的皱纹，脸色黛黑，少有人能认得出来。他看到的亲人也只有一胚黄土。痖弦家有三个墓，一个是祖父和祖母的墓，一个是父亲和母亲的墓，一个是叔叔和婶婶的墓，墓碑都是痖弦立的，墓碑上看是六个人躺在墓里，实际上只有三个女人葬在这里，男人死在外地，父亲死在青海，祖父死在民國二十几年的时候，家乡闹土匪，土匪把他杀死的，一个池塘都红了，找不到尸体，后来取一个衣服来招魂。

痖弦是1948年从河南流亡到湖北再到湖南，入衡阳國立豫衡中学。

半饥饿状态中的痖弦，看到有河南老乡在招兵，招兵的人说：“有血性、有志气的青年到台湾去。”当时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几个同学吃了人家的一锅肉就报名参军了。

到台湾后，痖弦进入國民党政工干部学校学习，蒋经國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

在学校里，经常能看到蒋经國，他常常到学校来，校区有个铁皮房子，晚上蒋经國就住在那里。他吃饭都跟学生一起吃，也说笑话，很平民化的一个人。学校的名字，看起来很政治化，其实里面有新闻系、艺术系、戏剧系、体育系、音乐系。当时有人问蒋经國，你为什么叫政工干校呢?你这个学校明明是跟鲁迅艺术学院对打，他们讲革命艺术，你们讲战斗文学，可是你为什么叫政工干部学校?好像一个情报学校，不好听。蒋经國说我不要训练一般的大学生，我要训练干部。

痖弦是在政工干校的戏剧系学习，排演话剧，广播朗诵都是他的功课。

1961年，痖弦出任晨光广播电台台长，有机会收听到“敌台”广播。

痖弦在军中担任的职务是少校新闻官，作军中的广播电台，所以才有借口收听敌方的播音。

收敌方广播罪行很严重，那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档案，那些档案跟着人走，调到哪里，档案就跟到哪里，上面犯过什么过失，包括思想有什么问题都有记录。

大陆那时候的广播是定向的，节目做的也很认真。那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经出来了。

痖弦说——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时热泪盈眶，小提琴的乐音像中國的二胡，情感是中國的，旋律也是中國的，每次听都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还不了解为什么小提琴协奏曲那样受欢迎，到处播放，后来知道是因为共产党把《梁祝》当作一个阶级故事来宣传，因为马文才是资产阶级，梁山伯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新娘子抢走了，致使恋爱的这一对小情人垮掉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宣扬的是阶级仇恨。大陆把它当作反面教材来宣传，这些音乐和戏剧当时都被政治化解读，但是音乐还是好听的，每次听到《梁祝》，都非常感动。

三

敌台。就是敌人的广播电台。在回响或萦绕在虚空中的无数声音中有电波发出的声音。在无数萦绕在虚空的电波中，有一种频率是敌人的。在我看来这是诡谲的，也是奇异的。很久的时间里，我看着收音机，觉得这是一个藏满魔力的盒子。我家的收音机是老式的，不知道父亲是在何时买回来，在哪里买到的。记忆里在我出世的时候就看见它的存在。棕黑色的外壳，米黄色的机体，分布在机体两边的旋钮和隐在有机玻璃之后的调频指针，这些都让我喜欢，也让我感觉神秘。

1976年的时候，父亲常在空闲的时候听收音机，比如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等。除了戏曲唱段，收音机播放最多的还是报纸的消息和社论。

1976年是一个特殊年代。在收音机，我们先听到的战友、共和國总理逝世的消息；然后是委员长逝世的消息；最后是逝世的消息。在这一年收音机里播放的哀乐不断。

也是在这一年，我们也听到去世的消息。

一个时代就这样随着一代伟人的辞世而消逝。

很小的时候我就会爬到衣柜顶上玩收音机。我旋转着调频旋钮。有时就会听到一个绵软的女声。中华民國中央通讯社，这里是对大陆广播。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就发白。他会慌乱地关掉收音机。这个声音是敌人的电台播放出来的。如果被人听到我们在收听这个声音，就会招来大祸。街上经常会看到因为偷听敌台而被拘押的人。收听敌台犯法，罪名是：反革命。

现在看对革命的支持或反对只是一个人的个人态度，但是几十年前它会成为一种罪。

我的叔叔李树德被五花大绑捆着，头上戴着又高又尖的纸帽，胸前挂着用铁丝系着的铁牌，铁牌上用白色油漆写着“特务、工贼、内奸”，每个汉字都被划上大大的叉。这样的情景令我恐惧。那时只要离家，离开教室和课堂，总能看到被游街的人。我知道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隐藏着敌人。他们被揭发

出来，告密、窃听、检举，这是人们对待敌人惯常采用的方式。李树德就是这样被揪出来的敌人。因为他参加过國民党军队，因为他是的俘虏，还因为他有一个姐姐在台湾。他就是我们的敌人。他被红卫兵押着，脸上涂着墨汁，弯着腰从街上走过，后边是敲锣打鼓的人，人们呼喊着口号。这样的情景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國的城乡里，但是对于生活在矿区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情景却很震撼。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在这个國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依靠眼前发生的事情判断我们的生活。

父亲也是参与游街李树德的人。他和很多别的矿工一起，他们头戴藤制的安全帽，脖颈上围着白毛巾，身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崭新的橡胶靴。这样的装扮几乎就是造反派的标准装束。在矿工里分出造反派和保皇派，就是所谓的好派和糟派。划分的标准就是矿工们列队回答：造反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说好得很就是支持造反，说糟得很就是反对造反。派别就是这样划分出来的。现在看这实在是像一个玩笑。但在当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父亲不停地颤抖，他满怀恐惧，唯恐回答得不对带给自己杀身之祸。好在父亲站到了好派的一面。他躲过了被惩罚被打击的命运，成为惩罚和打击别人的人。李树德被游街我不清楚是否跟父亲对他的态度有关，总之是他们这两个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被游街的还有别的人。一个在日据时期做过矿区把头的搬运工，每天按时被拉到街上批斗。

人们用绳索绑着他，头上戴着尖顶的纸高帽，胸前挂着倒写着名字的铁牌，就那样被人押着沿街走。跟随的人不时喊出口号。被游街的人很多，他们胸前的铁牌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

这些被游街的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敌人，这是我当时知道的情形。我知道我们有敌人，那些被划归到敌人阵营的人就是那些白天用绳索绑定游街，晚上被关押在牢房中的人。牢房也在家属区，是一幢建筑在山体之上的二层楼，那里的房间黯黑，铁门紧闭。

高殿礼以前就是看管犯人的。母亲后来对我说。

高殿礼是住在后街的一个老人。他看管犯人的情景在母亲的讲述中显现出残忍和冷酷的样貌。有人送吃的穿的东西给犯人都会被高殿礼冷酷地拒绝。那时候每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高殿礼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在像前，他带领着老婆和儿女向表忠心。高殿礼是从山东潍坊流落到大同的。1960年代的使他成为一个乞讨者。依靠乞讨他从山东一直走到大同。大同矿区当时正在建设之中，他就转到了矿区下煤窑。煤黑子成了红色分子。这是1966年到来的样子。矿区的工人被分成两派，革命一派，反革命一派，革命打击反革命，革命揭发揪斗惩罚反革命。高殿礼成了革命者。他的胸前挂满像章，手里总是握着语录本。每天早晚都会把老婆和儿女带到像前，早请示和晚汇报。

高殿礼对待敌人的态度是残酷的。他守卫着矿区办公楼临时改建的牢房，他用鞭打惩罚敌人，拒绝给他们吃喝，那些送来给犯人的馒头和饭菜被他打翻在地。在那个时候，死亡是频繁出现的，被游街羞辱，被鞭打惩罚的人，有的忍受不了就自杀，上吊或者跳楼，这是当时被羞辱的人最常采用的方式。在母亲讲述往昔的记忆时，住在邻街的老人高殿礼已经成为一个被割去喉咙的哑巴，他不再能说出任何的话语。但是他还活着，行走在矿区的大街上。这是在他七十高龄的时候。此刻的高殿礼终日静坐、茹素、研习佛典，他的眼睛经常掠过佛典经卷投向虚无之中。

四

我一直不能明白，或者想要搞清楚的是，政治是如何进入我们生命，如何进入我们意识和内心?

在矿区如此封闭如此僻远甚至如此蒙昧的地方，政治怎样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想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清楚了我们遭遇的悲剧和厄运的根源。

1966年12月，痖弦以少校军衔退伍。退伍之后，在美國待了两年。1968年8月，他到美國，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就读。其时美國出现青年运动。反战、嬉皮士、垮掉的一代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在伯克莱大学念书。晚上就有一批人穿得乱七八糟，披着毯子，头发也不梳，唱歌、朗诵，男女当街亲吻，放浪形骸的一群人，这些人在晚上十一点以后就有，一夜都在那里，这是最早的嬉皮运动。不到几个月，嬉皮士运动就在美國风行，等到1968年，美國的各个大学都出现嬉皮士，他们开始砸学校，焚烧图书馆。

痖弦先生说，焚烧书籍在美國有，在台湾也有。那时國民党大量的禁书，图书馆的书，有的烧了，有的被封存起来，变成特种书不能外借。被禁的书多是三十年代风行的作家的书，鲁迅、巴金、茅盾的著作，包括后来的《青春之歌》、《艳阳天》也是被禁的，那时候如果你拿一本什么斯基的书也会构成你的罪名，國民党不但，而且抗俄，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俄國的走狗，抗俄，要把俄帝國主义驱逐出去，也要把俄國的儿皇帝——政权也消灭掉。当年看到最多的漫画，就是一个人拿一杆枪做劈刺状，枪就戳着一个小人，上面写着‘’的字样，枪上写着‘文艺’，表示我们要用文艺的力量打败共产党，所以那时叫战斗的文艺。不过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那是青年运动在世界风行的时候，大陆正在搞红卫兵运动，搞“”；美國是在搞嬉皮士运动、反战。其时，痖弦在美國遇到访学的诗人余光中，余光中对痖弦说，大陆的革命青年给自己取名红卫兵，很有诗意，很有力量。那时他们不知道红卫兵运动后来会给大陆带来巨大浩劫。

矿区远离城市，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

我们只有通过上级指示，通过红头文件，通过广播和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生活。

我们所在的矿区易名为红x矿，矿区领导机构易名为革命委员会。

保卫科与革委会在同一幢平房里。在矿区中心广场东边有数幢这样的平房，那是矿区的权力中心。保卫科的人出来进去都携带着枪，那些身穿便衣的人不小心就会露出腰间的手枪。这是让我们畏惧的一些人。打人、拘捕、关押和看守都是他们的工作。我从来没敢走进去保卫科所在的大门，我在经过的时候只敢远远地朝里望一眼，看看那里彻夜亮着的灯光。

阶级斗争，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明白这个词组的意涵，当年这个词组对我们就意味着敌人的存在。在人群里分出敌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语录就在现实中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那时候只要出街，我们都会警示自己注意敌情，注意察看那些像敌人的人。父亲经常被叫出去参加矿区革命委员会组织的集会，有时候是为庆祝的某个讲话发表，有时候是为声讨某个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母亲也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革命行动，在家属之间组织批斗会和庆祝会。矿区的女人们在革命风暴到来以前，她们是可以坐到一起的。养鸡养猪做饭洗衣编织毛线活儿，她们都可以一起做，她们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革命风暴到来，就改变了她们之间的关系，她们相互之间寻找异己的东西，从家族寻

找，从祖籍寻找，找到与革命潮流相悖的地方。矿区俱乐部有库房，那里的戏曲脸谱和戏服被搬出来放到广场上点火烧。人们搜寻一切可以用来焚烧的东西，母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找出她在乡间剧团演唱晋剧的行头，虽然舍不得，也只有这些东西还可以烧。旧的东西都被化为灰烬，旧时代的人被批斗。街上的树干和水泥电杆上是悬挂起来的大喇叭，喇叭里整天播放着铿锵有力的男女之声。还有就是武斗的枪声。

据说设在山上的军火库被抄了，工人们用那里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

李树德的日子更难过。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他在台湾的姐姐，就拿他是问。他被押在太阳下长久地罚站。他的身体抖动着。和他一起颤抖的是他的儿子。我们也一起批斗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姑姑是台湾人。台湾在我们的感觉系统就是一个妖孽丛生之地。

批斗在那时候成为成年人做的事情，也成为孩子的游戏。

在我们这些孩子群里，曾经联系我们的是一个精神式的纽带。

我们去煤厂捡煤，满脸炭黑，捡得多就高兴。但是革命让我们觉得应该在我们中间分出差异来。

背家庭出身是一个方式。地主、贫农和中农是容易区分的，那是写在户籍里的。

让李小树吃屎，这是齐志勇想到的鬼主意。我觉得这是人能想象出来的最恶毒也最肮脏的方式。

齐志勇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能力。他的父亲是保卫科长兼革委会主任，他的父亲出门的时候必带手枪和手铐，看到他认为的坏分子他随时会铐起来。那时候对人的拘捕和关押不需要经过任何诉讼和批准。按照孩子世界里的某种潜规则，父亲的权力也是儿子的，父亲的能力也是儿子的，齐志勇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头。他说咱们让李小树吃大粪吧，这样的方式才可以配得上李小树这个特务兼反革命分子的后代。

这件事情实行起来并不难，我们有的是公厕。

公厕很肮脏，但是在公厕的墙上也有用红色油漆刷出来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标语总是让人倍感力量的增强。但是公厕很脏，屎尿遍地，污水横流。我想这样的时刻，清洁工也不愿意工作，出去闹革命了。

齐志勇操着一柄铁锨来到公厕，我们在后边跟着起哄。他用铁锨铲起一团冻实的粪便跑出公厕。

我们跟在他的身后，看他怎么让李小树吃进去。我感觉恶心，抑制着要呕吐的冲动看着他们。

为了不给家里惹祸，也不给自己惹祸，隐忍是最有效的方式。

李小树的姑姑是台湾特务，他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见过特务，也没有见过反革命分子。但是我们看过电影，知道特务和敌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以为他们也是那个样子的。

特务和反革命分子都是我们的敌人。对待敌人，对待特务就是要严厉打击，无情消灭，这是我们经常被教育的观念。在我们的意识里，李小树的爸爸是敌人，他的姑姑是敌人。李小树自然也是敌人。当然他不愿意吃屎。他反抗着，挣扎着，但是反抗带给他的是更严厉的惩罚。齐志勇有一把手枪，他经常带出来玩。齐志勇掏出手枪对着李小树。枪膛里没有装子弹，但那把枪还是把我们吓住了。齐志勇用枪膛猛杵李小树的胸脯。

李小树脚下站立不稳，不住地趔趄，摔倒又爬起。

那砣屎终于被齐志勇塞到李小树的嘴巴里，他哭着，想要吐掉。

齐志勇用手把着李小树的嘴巴，不让他吐掉。他死命摁着李小树不让他的身体来回挣扎。

后来李小树不再挣扎了。他说好香哩。他伸出舌头舔着嘴边的屎，他说粑粑好香，我要吃粑粑。

粑粑好香，我要吃粑粑。李小树在很长时间就这么跟人说，他旁若无人地痴笑。

看到他的这个样子，我头皮酥麻。

我知道李小树是疯了。

五

生活是深埋在时间褶皱里的矿藏，也是沉积在人心里的化石。

眺望从前的时光，我以为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独有的，那是一种隔绝在世界之外的生活。

隔绝着我们的是群山，侏罗纪时代的岩石构成的山体连绵不绝，没有尽头。那是只有矮草生长的群山，荒无兽迹。少年时期，这些群山是我漫游的世界，我独自走在群山的褶皱里，心思浩渺，随意而行。

后来在我走出围困的群山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是被隔绝着。

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在我们和生活之间有看不见的更加深重的阻隔。

2011年11月26日，我再度前往台湾。这一次的行程意外地困难。回户籍所在地办理赴台手续，有邀请函、有入台证、有会议日程，但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人员就是不接受签证申请，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我只好重返北京，前往國台办申请批文，但是國台办不受理个人申请，我只好通过所在报社申请。这样的艰难让我感觉到台湾与我们事实上的隔离。

在到达台湾之前，为赴台提供的签证申请在报批的时候，主审机关特别注明了不能前往的地方，比如蒋中正纪念堂，比如民主广场。我想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我有能力鉴别是非和好坏，不需要再被他人规范。然而这样的思想和意识，在多年前是可以被判罪的。

即使在今天生存在体制里的人，如果不恪守在之内，也会被惩罚。

到达台湾的时候，我专程去了蒋中正纪念堂。在那里看了士兵交接的仪式。在严正的口令下，军容整齐威武的宪兵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堂正壁是端坐在座椅的雕像，的肖像在纪念堂的售卖厅可以买到，还有些物品可以买到：青天白日旗的徽章、孙中山的肖像、台湾岛的印笺。

若干年前，这些物品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发现，就是被处以刑罚的罪证。

在我们的幼年，的肖像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恶煞。对他的描述也多为贬义词，比如“”、“独裁者”、“战争狂人”等等。在我有限的中学教育中出现在教科书里的和他的军队是反动和罪恶的势力之象征。随着社会的开放，意识形态的更新，很多历史的秘幸在解密，真相被还原。

在台湾作家蓝博洲的意识里，两岸的人民有着相同的命运，台湾和大陆如同孪生兄弟。1949年之后，大陆经历过“”，台湾也经历过时期，同样的禁锢，同样的严酷。“那时候，被我们称为毛贼，共产党被我们称为。”蓝博洲说。他是我在香港参加浸会大学國际写作坊认识的台湾作家。蓝博洲是台湾省苗栗县客家人，青年时代就读于辅仁大学法文系，就读大学时，因演讲认识陈映真及杨逵两位白色恐怖政治犯，开始探究相关历史事件，也包括“二二八事件”。在谈及台湾青年的历史命运时，蓝博洲说，那些原本只知重庆不知有延安的青年们，终于认识到：他们的祖國认同于是从“白色祖國”转而倾向“红色祖國”。他们随即在各地领导台湾民众，为着反对蒋政权的独裁统治和反对美帝的侵略而斗争。然而，在國际冷战与國共内战的历史的“双战架构”下，他们又纷纷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遭到流亡、监禁或者刑死的历史宿命。

雷灿南是蓝博洲在其著作《寻找祖國三千里》中写过的一个青年学生。

1944年6月25日，在4月的北部学生大

检举事件中被捕的台北商校学生雷灿南，因为宁死不出卖同志，终被刑囚至疯而死。雷灿南是日据末期最后一波学生抗日运动中最早牺牲的烈士。

雷灿南，生于沪尾，1937年与日新公学校同组同学李苍降，一同考上台北二中第16届。在二中时期，因为受到同校学长林水旺等人抗日事件的影响，对异族的统治、迫害感到愤慨不已。中学五年级(当时学制为5年)时，在题为《我的抱负》的日记中便立誓：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

雷灿南的父亲早年从大陆来台经商，是台湾光复前极少数保留中國籍的人；母亲雷氏玉叶，第三高女毕业，当时在沪尾山顶小基隆的公学校教书。雷氏生有二男四女，其中两个女儿自幼就给人当童养媳，长男十九岁时不幸病死，雷氏因而非常疼爱雷灿南。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雷灿南矢志渡海回大陆抗战。

1942年春天，雷灿南于台北二中毕业，如愿考上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设有本科修业三年及贸易专修科修业一年。两科招生的对象均为中学校毕业生。这所学校的师生，以日本人为主。台湾学生多半只能进入专修科，进入本科的寥若晨星。雷灿南即为其中的一颗星。因为雷灿南是本科第一部的学生，无法在课堂上学到中國话及有关中國的种种知识，于是利用课余时间，向大陆来的中國语老师徐征学习中文与普通话。徐征是北京人，“二二八”事变时牺牲。也就在这个以学习中文为主的读书会上，他结识了帝大医学院的学生蔡忠恕与郭琇琮等人。

雷灿南计划高商毕业后，到大陆参加抗战。为此，他每隔一天就与王氏兄弟，从淡水对岸的八里，沿着海边小路，跑到桃园海滨，再跑回来。他认为，锻炼体力是当时最要紧的事。此外，作为孙中山信徒的他，不但敢于冒犯禁忌，公然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幅孙中山的画像，而且在抽屉里摆了一本《三民主义》，随时翻阅。

1944年春天，李熏山在帝大图书馆偷了两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一本《清算日本》，看完后，就拿给雷灿南看。雷灿南看完后，又再拿给李苍降看。然而，李苍降却不小心让担任日本人密探的同事发觉，而去密告。这样，就在蔡忠恕与郭琇琮于4月15日被检举之后，刚刚取得许可，就要以“通译”的身份渡海到大陆，实践抗日夙愿的雷灿南和李苍降，也先后被捕。他们两人咬牙忍受日本宪兵惨无人道的拷打，始终没有把李熏山和王氏兄弟供出来。在狱中，一向崇拜文天祥气节的雷灿南，只把监狱生活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舞台而已。

为了表示不屈从于北人(日本在台湾之北)之，在押房里，他总是南冠而坐，从不面北；同时不断吟诵《正气歌》，激励自己。然而，因为每日都在暗无天日的押房承受种种酷刑的压迫，雷灿南的精神终因过度紧张而逐渐迟钝，乃至丧失正常的意识；最后，终于陷入“精神错乱”的状况。

6月9日，雷灿南终因“精神错乱”被释放回家。

回到淡水米市街的家，雷灿南就光着上身，在市场里头妈祖庙前的广场，面对民众演说，意识清楚地批判日本帝國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他那演说的架势一点也不像是个“精神错乱”的人。淡水街的日本宪兵都被他专注的反日演说吓坏了，不到三天，就把他拉回监狱。

1944年6月25日，雷灿南终于刑死狱中。

六

现在我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会在马路上遇到一个老人。他的衣服前襟挂满各种勋章和纪念徽记。他出现在街上的时候就独自言语，有时候声音很大，有时候是在骂人。他奔跑的时候手里端起的树杈就成了他想象中的机枪，他打出一梭一梭想象出来的子弹。他端着由树权想象出来的枪，他想象把眼前让他愤怒的敌人全部消灭。我们都知道这是战争时代的老兵。这样的老兵很多，如果父亲还在世，我想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李树德是在何时结束他作为敌人的生活，我不得而知。父亲和李树德是如何消弭多年仇怨的，我也难以知晓。总之，在我的记忆里，后来他们就成了兄弟。我们两家和睦相处，有稀罕的食物，比如炸了油糕，包了饺子，母亲就给李树德家送去。他们也会送过来稀罕的食物给我们吃。在这种状态的转化过程中，我们的命运和际遇也发生了变化。只是李树德的儿子李小树一直病着，难见好转。他出街的时候，人们开始还拿他取笑，后来也习惯成自然，仿佛疯痴就是他本来该有的样子。

生活更像一个标本或切片。现在我翻检出过去的生活，就如同一个医生在某个肌体切除出来的标本和切片，拿到显微镜下观看。我们不看历史，而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和怎样走过去。政治就是这样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渗透在我们的身体间和血液里。

离开北京前往台湾以前，我在北京保利剧院看戏剧家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宝岛一村》。

这是关于1949年离开大陆退守台湾岛的國军士兵的故事，他们和成为他们的亲人的眷属生活在海岛一隅。这些在战乱中失去祖國的士兵，怀着复國之梦逐渐老去，最后只剩一腔乡愁。

到达台湾的时候，我专程去看望眷村，看望荣民总院。前者是当年國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后聚居的地方，后者是失去家國的國民党军人养老的地方。据说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军人，也有很多这样的遗属。这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教科书出现的时候是凶神和恶煞。在现实中则是情义丰沛的忠勇之士。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者政治立场的不同就是这样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008年11月9日上午，我在北京长富宫饭店采访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

如果按照从前的逻辑推论的话，她应该是我们的敌人。我是通过她，认识了他们。

生于1925年的陈香梅如今是满头华发，步履蹒跚。然而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思维敏捷。

1980年，陈香梅应邓小平的邀请，带着刚刚被选为总统、还没宣誓就职的里根的亲笔函，作为他的特使到北京。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國情形很清楚，对美國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很忠诚的支持者。当时陈香梅是里根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里根就派她作为总统特使到北京。

而此时，陈香梅的舅舅，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已经通过驻美大使柴泽民转交了邓小平邀请陈香梅访问的邀请函。这一年陈香梅踏上阔别三十年的中國土地，也接受了类似國宾如元首之礼的招待。当时会见的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陈香梅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参议员史蒂芬斯说：“你坐第二位”。

其他陪同人员都有预先安排的座次。坐定后邓小平对参议员史蒂芬斯解释说：贵國有一百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属于我们中國的。

陈香梅以为骄傲的是她向蒋经國建言，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

那是在蒋经國的身体还甚健康之时。那一年陈香梅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当局为她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國。’“经國先生在‘总统府’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肃。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要沉思一阵。那次会见，陈香梅向蒋经國进言：‘允许开放探亲，否则移居台湾的几十万花甲之年的老人则是终身遗憾，叶落归根是人之常情。’这次建言的结果是，蒋经國沉思之后回答：‘可以考虑。’”

“台湾和大陆的对峙局面，敌对局面维持三十多年。但平心而论，经國先生对于台湾实在有很深远的贡献，因为他的确曾深入到农村去探访；尤其是在他病重前解除了令，又准非公职人员去大陆探亲，取消报禁，这一连串的措施，对于台湾的发展甚有影响。”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第3篇

21CBR：据说《亲密敌人》上映前你坚决不改档期。徐爸爸因为这个夸奖你?

徐静蕾(以下简称徐)：这个档期一开始就不被看好，有影城经理跟我说，放在12月初可以给40％的场次，而12月23号档期竞争太激烈了，只能15％都不到。但我不喜欢“见势不好，调头就跑”。人要输，也要输在能力上，不能输在懦弱上。所以，坚决不改。作为投资来说，这确实有点不专业。我工作上的事，很少跟我爸交流，他也很少过问。但我真的遇到困惑，他好像总能第一个意识到我的心理状态，用看上去很“科学”很“严谨”的方法来鼓励我，很感谢他。

21CBR：你最近的两部电影都有人评价为“爆米花电影”。

徐：说《亲密敌人》是一高端爆米花电影，算说对了。我这次就是要这样的电影：画面漂亮、轻松欢快、节奏感强、情感上有共鸣、出了电影院觉得温暖。这就是它的调调。但我也从来没想所有人，18岁到80岁都能有共鸣。

21CBR：拍商业片的初衷是什么?

徐：有人说我拍商业片为了赚钱。说这些话的人也太不了解演员这个职业了。要为了赚钱，我完全可以天天参加活动、代言，根本不用动脑子，比拍电影赚得多多了。拍一个电影，要用一年多的时间，面临很多的困难，经常不睡觉，是很高强度的工作，我可以坚持下来，还挺开心，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

21CBR：女导演拍爱情故事，通常会偏向从女人的角度想问题，而《亲密敌人》替男人倒了很多苦水?

徐：我不想我的电影只拍给女性观众看，或者只向着女性观众说话。可能我相对其他女导演来讲比较理性，希望讲故事的时候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角度。设想男人的立场并不难，谁都有男性朋友，都应该多换位思考。

21CBR：香港导演刘伟强日前在媒体称你“掌控力比其他导演都要好”。在片场又当导演又当演员。身份转换会纠结吗?

徐：导和演就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的问题，不存在纠不纠结。作为演员相对被动，要按照导演的意图加以诠释。但自导自演，脑子里的画面感自己就可以直接表达出来，我觉得更加得心应手。

21CBR：你有过特别厌恶做导演或者演员的时刻吗?

徐：最讨厌做导演的时候还要巡回宣传……最讨厌做演员的时候是每天有多一半的时间都浪费在等待上。

21CBR：两部关于职场的电影过后。你对职场生活有什么印象?如果有可能。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场女性?

徐：拍了两部职场题材电影之后，唯一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也挺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职场女性。

21CBR：当导演会让女人变强势吗?你当年的邻家女孩气质很多人难以忘怀。

徐：所谓邻家女孩的形象，本来就跟我的情况就不符。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强势。工作中的我就像《亲密敌人》里面梁咏琪的台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导演在剧组里就是帮大家拿主意，做决定的那个人。但生活中，我是个很少拿主意的人。

21CBR：近期最受不了的提问是?

徐：谈不上受不了，就是有点嗦：什么时候结婚?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想“幸福”么?我就奇怪了，只有结婚才幸福?不结婚就可悲?这次宣传，我旁边还有一个黄立行，他和我一样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问他结婚了没?怎么还不结婚?他不想“幸福”么?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第4篇

后来，走出大山的黄瑞生听说家乡大别山区流行着一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那乡音是那样熟悉，“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从小就喜爱桂花一下子就从心眼里喜爱上这首歌，歌名浪漫，歌词精彩，曲调富有民歌味，他竟然记住了这个旋律，直到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和战友们闲暇时比拼谁会的红色歌曲多，竟然无师自通地轻轻吟唱出来，还靠它引来“啧啧”赞叹。在他的心中，自己就是一棵伸枝长叶的桂花树，根儿深深地扎在故乡的黄土地上。

在黄瑞生的心中，最喜爱喝家乡的茶叶，与六安瓜片结下了不了情。当年的一代名将叶挺将军，最爱喝的茶也是“六安瓜片”，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仅自己爱品尝，还送给别人品尝第一次喝的“六安瓜片”就是叶挺将军送的……黄瑞生长大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离开家乡再没有回去，几回回睡梦中，依稀飘香六安瓜片香。

六安的山啊六安的水，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英雄的儿子――黄瑞生。

八月酷暑，好热的天。1904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黄涧河沙家湾一户殷实农家。喜鹊报喜，有生贵子，父亲黄先举听说妻子吴氏生了个男儿，当即报请身为私塾塾师的老父亲为新生儿起个名字。老塾师根据生辰八字，赐名黄人祥，字瑞生。

许多年过去了，家乡人还叫他黄人祥。但他自己最喜欢的名字还是黄瑞生。走上革命道路后，因为地下斗争需要，他还曾用名黄瑞绅、黄子仁、黄瑞卿、王振荣、张姓。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四，10岁始在家乡黄家祠堂私塾读书。祖父黄光雨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塾师，祖母戴氏，一生操持家务，喜做善事，在当地颇有善名。父亲黄先举，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嫁给当地一胡姓农家。母亲吴氏，独山观音洞人，目不识丁，在家孝敬公婆，拉扯子女。青年时代，黄先举在黄玉堂茶行当管账员，数年后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夫妻共生育六个子女……后来，黄瑞生的亲人们才懂得，他改了那么多的名字，是为了保护自己，更是为了保护家人。直到他光荣牺牲，敌人也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哪里人。而他的亲人也不知道外出求学救国的他在哪里……这个谜一直到解放后才真正揭开谜底：1950年，经皖北行署批准，黄瑞生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时，那个叫黄人祥的青年已于20年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生命定格在永远的26岁！

黄瑞生走了。黄瑞生没有走。远山如黛，近水如画，潺潺流动，向无尽的游人叙说着黄瑞生的故事。朝迎旭日，暮送晚霞，置身其间，让人觉得这位有着书生情怀的人不曾走远。家乡的乡亲们都知道文文静静的他，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兄弟姐妹中大都读了三四年私塾，便弃学耕田，一直在家中务农为生。全家就供养黄瑞生一人读到了大学。黄瑞生是沙家湾村的第一个“文曲星”大学生，几十年来，一直被村里人引以为豪。

自小勤奋好学的黄瑞生先在村里的私塾师从塾师黄人柱学习，而后去离家二三十里地的骆家庵和石婆店忠义祠跟随黄庭楷塾师读书。沉默寡言的他细心谨慎，学习用功，品行端庄，深得几位塾师的钟爱。

14岁时，黄瑞生听说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以下简称“三农”）在六安创办，遂与在忠义祠同塾读书的张月潭、黄先进、赵萃如等一起报考，所幸全被录取，被编在农科预科学习。从此，他们一起开始步入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崭新天地。

“三农”是由安徽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朱蕴山、桂月峰、沈子修等当地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所聘教师多为思想进步、虔诚爱国的热血青年，如阿英（钱杏）就曾在这里任教。在朱蕴山、钱杏等人的教育影响下，黄瑞生耳濡目染，思想进步很快，由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黄瑞生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为了斗争的需要，“三农”成立了学生会，表现突出的他被推选为“三农”学生会副会长，以后又参加了沈子修、桂月峰等发起组织的县农会，成为农会会员。他和学生会会长翟其善以及学生会成员桂尊夏、吴岱新、余朝铎、鲁味生等一起，积极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为了使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黄瑞生牵头发起组织六安学生联合会。六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六安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六安的学生运动就像熊熊烈火，以空前的规模和广度，迅猛燃烧起来。

为了唤起更多的民众，1922年底，当他从“三农”毕业后不久，满怀救国大志，与学友张国谭结伴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西北大学。

1925年春，黄瑞生因参与反对陕西省封建势力的斗争，被开除学籍。他在激愤中离开陕西奔赴北京，先考北京农业大学，未获录取，后转入北京励群学院补习英语、数学，与同乡吴璞如、杨云如等同学，一同住在北京米市胡同六安会馆达数月，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此期间，黄瑞生与北京地下党组织有所接触，担负党的宣传工作。

1925年下半年，南京“和记惨案”发生后，黄瑞生受北京地下党委派，参与了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事件的调查，其时化名黄瑞绅。他坚定地站在工人大众一边，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揭露英帝国主义惨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是年秋，黄瑞生以全班成绩第一的高分考取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入学后，他与王泽农同学同住在学生宿舍第一排第五号。由于黄瑞生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表现突出，在1926年1月，经北农大地下党支部书记詹乐贫同志介绍、中共北京地委批准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的指导下，组建了中共北京农业大学特别支部，不久，黄瑞生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支部书记。由于黄瑞生的工作和带动，使农艺系支部成为北农大所有支部中最好的一个，黄瑞生也是北农大支部书记中最好的一任支部书记。此外，他还肩负着北农大农业革新社农民夜校的教学工作、西郊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和北农大学生会的领导工作，多副担子一肩挑，他像开足马力的火车头，拉着车厢呼啸着向着光明的前方奔去。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京市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担任农艺系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黄瑞生，是北农大示威队伍的领队之一。在反动军警对徒手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的危急时刻，黄瑞生毫不畏惧，镇定自若。为保存革命力量，他机智勇敢地指挥游行队伍撤退。事后，他不顾白色恐怖，奔走各家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并为殉难同学林孔堂开追悼会。这种忘我的精神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一八”惨案后，黄瑞生等18个北农大中共党员被派送黄埔军校学习。在广东，他参加了东征战役。期间，因为北方党的工作需要，黄瑞生被调回北平继续做党的工作。这段时间，他在党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大智大勇，甚为战友们称道。当时，率部杀入北京不久，就命令他的卫戍司令颁布了“……凡通赤有证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的杀气腾腾的布告，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热血青年。黄瑞生等中共地下党领导干部迅速转入地下。反动势力随即进行报复，不久，北农大学生反动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团”头领王宏章和他的一个党羽把学生会捣毁了，抢走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文件和进步刊物。黄瑞生针锋相对，在校内发动学生召开了一次斗争会，狠狠地批判了王宏章倒行逆施的反动行为，从此煞住了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

战斗未有穷期。统治下的北平一片白色恐怖。黄瑞生仍然坚持在校园内开展地下活动，为了迷惑追捕他的敌人，他巧妙地托友人从日本东京发信给在北农大的同学马彰，说他已东渡日本留学。消息传开后，敌人也以为他真的去了日本，放松了对他的搜捕行动。而他却在军警林立的北平中山公园内不时露面，行动自如，安然无恙。当乘火车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黄瑞生再次公开出入于北京农业大学，对追随他的同学们鼓舞极大。

不久，党中央调黄瑞生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四・一二”后，为充实中共江苏省委的骨干力量，他被调到以李富春同志为书记的江苏省委，负责苏鲁一带党的工作。其后一两年间，南京地下党组织频频告危，三次遭受灭顶之灾，黄瑞生一心为党分忧，日日夜夜心急如焚。

他清晰地记得：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光复南京。正当革命蓬勃发展之际，以为首的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夺取即将胜利的北伐成果。3月26日，任命心腹温建刚出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在“四・一二”前夕，在南京制造了“四・一事件”。4月10日晚上11时，正当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召集各革命团体的共产党负责干部在大纱帽巷10号举行紧急会议时，温建刚派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虎臣带50余个便衣，将会场包围，除刘少猷一人翻墙逃脱外，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张应春、陈君起、文化震、许金元、梁永、钟天樾、程庸之等10位同志全部被捕，关押在珠宝廊公安局看守所。三四天后，被敌人用电刀、尖刀等凶器秘密杀害。刽子手们将烈士的尸体装入麻袋，运到通济门外九龙桥上，抛入秦淮河中。这是南京地下党组织的第一次大破坏。

他不会忘记：1928年初，中共南京市委在浦镇机厂后山洼召开近百人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各支部成立行动委员会，贴标语、散传单，尽可能举行游行集会。由于叛徒出卖，党在浦口的接头机关被破坏，一批党团员被捕，许多支部活动陷于停顿。南京先后有37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有市委委员7名。这是南京党组织遭受第二次破坏。

他更痛心的是南京党组织遭到的第三次大破坏。1928年5月份，参加台城秘密集会的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史砚芬等人被捕，7月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等人被捕，他们先被关押在珠宝廊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后转到江苏特别法庭看守所，最后转押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8月30日，朱如红第一个被杀害在雨花台。随后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李昌芬、孙津川、贺瑞麟、姚佐唐先后牺牲在雨花台刑场。

历史选择了黄瑞生。由于中共南京市委屡屡遭敌破坏，急需得力干部来恢复组织。1928年9月，黄瑞生受命并化名黄子仁，由沪抵京，负责中共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其后，江苏省委又陆续派来游无魂（游优哉，后在武汉叛变）任市委书记，缪庄林负责组织，王昭平负责军事。

在便衣暗探遍布街头巷尾的反动政府的“老巢”下开展革命工作，时有被捕牺牲的危险。黄瑞生乔扮客商，在“洽谈生意”中，机敏地在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军校学员中拉关系，建立感情，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和建设工作。在黄瑞生和新的市委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到1929年2月南京市委先后恢复和发展了沪宁路工人支部、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支部等18个党支部，158名党员。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委还决定成立城南、下关、浦镇三个区委。同年4月，市委组织委员缪庄林被捕，黄瑞生与王昭平连夜赶赴上海，向省委汇报。省委根据南京工作的情况，决定正在上海参加省委会议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会后不再回南京，由黄瑞生负南京市委总责，王昭平仍负责军事工作。

黄瑞生受命后，又回到南京，改名张姓。在杨将军巷一号，租赁小屋一间，作为党的机关，秘密开展工作。不久，他亲自介绍在北正街读书的湖南长沙人余汛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王昭平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了中共在中央军校内部秘密发展起来的军事系统组织，如军官研究班党支部、交通队党支部、航空队党支部、教本队党支部等，而且供出了黄瑞生和余汛字等同志的身份及住处。首都警察厅根据王昭平提供的线索，一面派人搜捕市委负责人黄瑞生，一面派特务暗中监视军校中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伺机一网打尽。

黄瑞生当时还不知王昭平已成了可耻的叛徒，6月18日，他秘往中央军校开展工作，出来后，夜宿明星旅社19号客房时，恰遇中央军校训练处科长任国光。任国光佯称有事外出，秘密前往首都警察厅东北两区署告密。次日凌晨一点钟，黄瑞生不幸被捕，余汛宇也在6月18日晚于杨将军巷1号被捕。他们先后被押送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后一起转解江苏省高等法院待审。与此同时，中央军校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

黄瑞生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审讯，他以编好的口供诓骗敌人，将籍贯六安改为霍邱，化名黄子仁，拒不承认自己是黄瑞生本人。《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十九年高字第一三五号判决书》记载了相关情况。黄瑞生被捕后，在敌人的法庭上从容对敌：“捏称来京只半日，坚不承认租住杨将军巷房屋”，更不承认他是到中央军校开展中共地下活动。敌人理屈词穷，便叫叛徒王昭平地出庭指证，传房东刘吴氏、刘张氏到庭指认。面对敌人的种种花招，黄瑞生“坚不承认有加入共党情事，并坚称伊不是黄瑞生”，敌人始终没能从黄瑞生嘴里掏出一丁点党的秘密，无计可施，在没有证据和口供的情况下，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黄瑞生只好以共党嫌疑重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六个月，解送吴县江苏省第三分监囚禁。

黄瑞生被关进吴县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第三分监，虽然身陷囹圄，但仍坚贞不屈，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狱中一切非人的拷打折磨，他都忍受住了，严守了党的机密。狱中，他曾经患过伤寒，经过狱友们互济互助倾情照料，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他脱离了病魔的魔爪，又坚强地站立起来。

吴县监狱里，关押的绝大部分“犯人”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同志和先进的革命志士。黄瑞生积极组织狱中地下党组织，任狱中中共特别支部委员，勇敢地领导了狱中的地下斗争。

设在吴县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第三分监，是一所人间地狱，不仅看押极严，还利用所谓的“龙头制度”，即判死刑未决犯为首对犯人进行虐待迫害。所长温良克扣政治犯的口粮，饭食粗劣难以果腹，并且随意加镣，号门封锁，不给出号门大小便，监室内气味难闻熏人。为了改善待遇，提高斗争勇气，黄瑞生在狱中秘密而巧妙地领导过一次绝食斗争。10月16日，他抓住敌人哨兵不给狱友刘爱群出外大便、并残酷毒打刘爱群的时机，通过病监难友李令、外役李福极传递消息，巧妙地联络十字监的难友江英城以及关在一、二所的余汛宇、朱恩伦、吕式桥、沈延桢等，按照事先约好的信号，在早餐时刻，“掷碎碗钵，宣布全体罢饭”。难友们高呼口号：“改善政治犯待遇，不准随意毒打我们，撤换看守所长温良！”敌人惊慌万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几次弹压也压不下去，最后不得不派出军队进驻监狱，实行镇压，强行将朱恩伦等人拘出另行羁押。敌人的这一暴行，遭到余汛宇、吕式桥等的坚决反对，他们手无寸铁，用双手和牙齿与闯进狱室抓人的军警和看守人员展开殊死拼搏，将多名敌人咬击成伤。这批敌人的走狗遭此迎头痛击，如断臂之犬，汪汪狂吠，惊叫声声，狼狈不堪。

这次绝食斗争，由于组织严密，敌人始终找不到暗中领导人黄瑞生的任何证据。后来敌人为了挽回面子，给自己壮胆，江苏县吴县地方法院于1929年11月18日对参与绝食斗争的黄瑞生等同志，进行了，对参与绝食斗争的陈政齐等72人加判了徒刑。然而对黄瑞生，敌人仍找不到任何证据加判徒刑，只能以“在场助势增援，并称监所内幕黑暗，激动彼等公愤，致有此举”作结，将羁押2日折抵徒刑1日的判决作废，敌人临时废除这一规定，实际延长了黄瑞生的刑期。不久，又将黄瑞生转押镇江监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黄瑞生具有何等坚定的革命性，对敌斗争是多么积极勇敢。

黄瑞生在狱中一面暗地组织狱中难友斗争，争取伙食改为米饭，改善政治犯待遇，一面利用上诉这一合法手段，与敌进行斗争。他在江苏高等法院于1929年8月以所谓“加入反革命集团执行重要事务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判决之后，立即上诉中华民国最高法院，1930年7月18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指令，复审判决黄瑞生有期徒刑三年，此次上诉虽未获胜，但它充分表观了黄瑞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29年秋天，在一次大搜查中，由于叛徒告密，在黄瑞生的牢房里搜出地下党的秘密文件，黄瑞生等共23名“要犯”被解送到江苏省镇江市进行“军事会审”。这个“军事会审”是《中华民国危害治罪法》的补充。因为根据“危害治罪法”法律无死刑，可是“军事会审”就能任意迫害处死革命同志。黄瑞生等就是由“军事会审”判定而壮烈牺牲的。

解送镇江的23名同志都是地下党在上海、南京和江苏各地的领导骨干，也是在狱中对敌斗争最坚决的战士。反动派预谋要在这里杀害中共地下党的这些同志，情势十万火急。由于镇江没有比较完善的看守所，黄瑞生与陈政齐、刘纪平、马达开始研究越狱办法。由于黄瑞生曾在监狱里被搜出党的文件，有提前被杀害的危险，是这次需要设法首先营救的人。当时决定了越狱行动的先后次序，第一个越狱的是黄瑞生，第二个是刘纪平，第三个是马达，陈政齐排在第四。

黄瑞生等被关押的地方是镇江市内麒麟巷的一处普通民房，一面墙靠小巷。经过周密商量，先从外面接应人员中设法搞到锉刀，分别于夜间在被子里锉开脚镣上的铆钉部分，锉开后用布包紧，伪装完好，然后挖开墙砖，以能越出时方便为好。其间，地下党通过家属和上海互济会的接济，每个人都准备好应付越狱时所需的费用，买了酒肉等，在1929年除夕夜，“招待”值班看守。这天，敌人侦缉队人员都要回家过年，那几天又正值大雪纷飞，街上巷内行人稀少，就乘这样的时机，准备好在下半夜越狱。

越狱前，黄瑞生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按次序越狱。可是，行动时，黄瑞生却因故被改为第三人，由于先越狱的人行动不够警惕，惊动了附近的野狗狂吠，引起看守注意，到黄瑞生逃出后，看守发现三人越狱便狂鸣警笛，敌人闻讯而动，四处搜捕。刚刚逃离巷口的黄瑞生又不幸被捕入狱。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第5篇

投身革命洪流

李超时，又名李振华，1906年2月1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岱山乡才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9岁的李超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徐州第10中学（今徐州一中）。徐州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组织和活动的地区之一。李超时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与中共徐州支部书记、中共一大江苏代表（赴上海开会没找到会场）解慕唐，以及陈亚峰、郭子化等一批进步青年结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积极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间李超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先后担任了团徐州地委学运委员、学运书记，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参加对徐州市反动校长的惩治斗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李超时经共产党员郭子化推荐，于1926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他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革命意志坚定，于1927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李超时被编入中央独立师，与独立师的战友一道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在叶挺的指挥下，李超时勇猛善战，机智灵活，受到了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同志的赞扬。7月，武汉形势紧张，即将叛变革命，武汉军校学生被迫提前毕业，李超时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回到邳州后，李超时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革命道理，迅速与徐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他与解慕堂、小萝卜头父亲宋绮云等同志并肩战斗。他们趁反动统治在大革命失败后立足未稳之机，走街串巷，进村入户，与群众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到1928年春，邳州已发展了40多名党员，4月成立中共邳州特别支部，李超时任书记。1928年7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中共江苏省委把李超时调到东海开展建党工作。在东海期间，李超时深入城乡，向工人、农民、盐民和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在李超时的组织发动下，云台山农民支部、连云港码头工人支部、盐业工人支部先后建立，东海地区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不久，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东海中心县委，李超时任县委书记，统一领导东海、灌云、沭阳、赣榆等地党的工作。

为了配合党组织开展工作，李超时抓紧一切时机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一次，云台山区的山霸强行霸占万亩山林，阻止当地农民上山砍柴拾草。李超时当即提出“创共党，救穷人，除山霸，还山林”的斗争口号，组织和带领农民“扁担会”举行暴动。在李超时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数千农民挥舞红旗，手持大刀斧头，肩扛扁担，占领了云台山区，把山霸请来的灌云县常备队打得四处逃命。李超时带领“扁担会”缴了地主的枪支，很快创建了武装团，不久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29年初，新浦汽车公司资本家仗势欺压黄包车夫，企图包揽乘客，独揽生意，卡断工人的生路。李超时得知后，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立即组织新浦黄包车工人开展“反包揽斗争”，并联合海州、大浦、板浦、南城等城镇码头1000多名黄包车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动政府对工人斗争进行了镇压，逮捕200余名工人。李超时又组织被捕工人家属到衙门前“索亲人”、“要饭吃”，迫使当局全部释放被捕工人。这场斗争大获全胜，鼓舞了群众的士气。东海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沉重打击了资本家、地主和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和惧怕。因此，密令对此地区进行大搜捕。1929年6月1日，东海、灌云两县政府组织反动警察对各级工会和学校进行包围，搜捕了数十名革命志士，李超时被列为重点通缉的“要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调他去通海地区工作，领导南通、海门等县的革命斗争。

红十四军中的名将

在南通海门军地，李超时参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2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李超时为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等任委员，共同领导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8县的革命斗争。23岁的李超时根据省委“要集中精力抓好武装斗争”的指示，来到最先建立工农红军的如泰地区，酝酿攻打申家岱计划。在研究好作战方案后，李超时亲自作战前动员。经过周密准备和英勇战斗，申家岱被一举拿下。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根据组织安排，李超时和刘瑞龙一起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李超时和刘瑞龙向中央军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等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并报告该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已发展到2000多人。根据李超时、刘瑞龙汇报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与中央苏区等各地红军遥相呼应，共同打击反动统治。按照中央要求，会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指示李超时：“根据通海如泰地区红军发展情况，省委决定在苏北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希望你积极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李超时按照省委要求，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不久，省委和中央军委任命何昆（坤）为红十四军军长，董畏民（后为李超时）任政委，薛衡竟任参谋长，余乃诚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2月，李超时主持召开了通海地区所属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等5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及省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分析了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在红军游击队中建立指挥协调机关、基层党团组织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等。期间，李超时还根据中央苏区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结合斗争形势的需要，主持起草了《通海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路线的决议案》，并和刘瑞龙一起制定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该《大纲》成为日后红十四军取得若干次战斗胜利的重要战略战术。李超时还与何昆一起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将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一支队，将如泰地区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二支队。3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江苏省委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公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十大政纲》，包括“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政府”及“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内容。至此，红十四军番号已经正式打出。4月3日，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红十四军成立大会，声威大震。

在李超时的领导下，红十四军被锻造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30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军长何昆在老户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中央军委任命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他根据形势和武装斗争的需要，果断地把部队从通海地区转移至如泰地区休整，并参照中央苏区军、师、团、营的正规红军建制，把一、二支队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师，启东大队扩编为第三师。整编后的红十四军，在李超时的带领下，机动灵活地打击地方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极大地震慑了反动派。6月中旬，军队对红十四军第一师活动的地区进行“八路围剿”。李超时指挥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利用天气起大雾的有利时机，在六甲桥西头设下埋伏，攻击一路敌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猛打猛杀，很快歼灭了敌人。其他各路敌军看情势不妙，疯狂逃窜。至此，反动军队的“八路围剿”被一举粉碎。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李超时还积极发动红军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8月3日，李超时组织红十四军第一师和农民武装近5万人，在“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动总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派。但由于叛徒出卖，这次暴动失利。对此，李超时及时召开红军干部和如、泰县委负责人会议，总结黄桥战斗失败的教训，开展内部肃反斗争，同时整顿军纪，继续进行新的战斗。日后，红十四军在战斗中更加英勇顽强，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1930年8月3日《上海报》和《泰晤士报》通讯称：如皋红军，近来发展很快，现在约有2000人；南通以东，完全是红军的世界；在红十四军的打击下，各路军警疲于奔命，惊恐万状，惊呼红军“声势浩大，羽翼将成”，动摇“党国基础”，等等。他们纷纷向南京方面求救，多次要求派重兵“清剿”。极为震惊。南京政府视红十四军为“心腹之患”，先后派熊式辉、钱大钧等率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省警察总队，以及“白龙党”、“联庄会”、“保卫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对红十四军进行联合“包剿”，并出动“伯先”和“钧和”等多艘军舰封锁长江，形成对红十四军的疯狂围攻阵势。而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却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十四军也受到了直接影响，战斗频繁而艰苦，伤亡巨大。到了9月，由于军队疯狂围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残酷形势下，红十四军遭到重挫，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少数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

视死如归，唤醒后人

1930年10月，上级调李超时到上海任江苏省委（时称江南省委）巡视员。1931年6月，省委又让他前往统治区的中共徐海蚌特委巡视工作。此时，因妻子吕继英怀孕两个多月，妊娠反应和体质虚弱，李超时在送吕继英回家乡调养时，不幸被特务跟踪，在镇江火车站刚下车就被特务围拘，关押在镇江轮船码头附近的万全楼旅馆里。李超时乘看守特务不注意，机警地将随身所带的秘密文件销毁，拉着吕继英夺门而出，不幸被赶来的大批军警围住。经过一番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李超时夫妇被敌人拘捕，囚禁在镇江公安局看守所。身陷囹圄的李超时和妻子将生死置之度外，严守党的秘密，在监狱和法庭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狡诈的敌人先是利诱，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上阵，妄图诱降李超时，遭到李超时严词拒绝。凶恶的敌人进而疯狂地用皮鞭抽打他，用香火烧他，让他坐老虎凳。李超时毫不畏惧，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残暴的敌人对李超时无可奈何，又将魔爪伸向吕继英，将吕继英打得遍体鳞伤，仍然一无所获。敌人见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都动摇不了李超时夫妇的革命意志，遂企图用亲情来软化他们。敌人将李超时、吕继英夫妇关到一个房间内，让夫妻见面，并派特务在外偷听。吕继英看到丈夫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心疼地问：“敌人是怎样折磨你的？”李超时坚强地回答：“这些就不要多问了，敌人的酷刑是吓不倒我的。”他鼓励和叮嘱妻子一定要坚强，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交给党。吕继英看到丈夫在酷刑和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铮铮铁骨，深受感动，含着热泪，向李超时频频点头，心疼地抚摸着丈夫的脸。敌人见李超时夫妇视死如归，黔驴技穷，只得将他们交给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会审处处长多次开庭审讯，仍一无所获，就让曾是李超时部下的叛徒到庭指认。李超时见到可耻的叛徒怒不可遏，气愤地抓着审判台上的砚台狠狠地向叛徒砸去，叛徒吓得像落水的狂犬一样狼狈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