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祖国的诗词范文第1篇

下面为大家介绍莅临诗歌朗诵会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他们是：

学者、教授、沧州政协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国学院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常务院长：x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xx

国学院副院长、秘书长：杨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开发部部长：张xx

学者、教授、国学院外联部部长：张xx

教授、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xx(女士)

国学院宣传部副部长：郎xx

国学院开发部副部长：刘xx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感谢。

节目单：

有一首词通篇陈情澎湃，格调清新，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全词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语言明丽，情景交融，让我们用掌声请出

一、《万水千山总关情》

朗诵：国学院常务院长：田教授

有首词，赞美祖国的山河，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与未来，脍炙人口、古今绝唱，这就是

二、《国度抒情》

朗诵：国学院副院长：张教授

金秋的风，送袅袅桂香而来，霜中的菊，献片片绚丽灿烂。在这金色的第三季，在这大地丰收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生日—祖国母亲的60华诞。今天，就让我们为祖国母亲献上我们的：

三、《祖国颂歌》

朗诵：国学院办公室主任：孙教授

可爱的中国，仰望苍天，我高声地呼唤你伟大的名字

了瞰群山，我深情地呼唤你的名字;今天，在祖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要大声说，我的祖国——可爱的中国!

四、《可爱的中国》

朗诵：国学院外联部副部长：王教授

《歌唱祖国》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今天我们祖国的花朵要集体表达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热爱，请听

五、集体诗朗诵：《歌唱祖国》：20名小学生

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她无比灿烂辉煌， 因为她在我的心中 ，有56种芬芳——

六、《我爱祖国十月的花》

朗诵：xx社区：张xx等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

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她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她的脊梁，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

今天,在这欢庆的节日里, 我从心底里向您说一声,

祖国,您好!

七、《祖国颂》、《沁园春.国庆》

朗诵：卢建起、云桂荣等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集体朗诵：多宝兰等(18人)

接下来，xxx，也要在祖国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说出对家乡的热爱，一起欣赏：

九、《运河颂》

集体朗诵：(17人)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诗歌传统，屈原赋《离骚》，陶渊明诗“田园”，千古诗人，各领数百年。愿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乘着诗歌的翅膀，昂首翱翔在世界文化之颠!

‘迎国庆，红色诗歌朗诵会’到此结束

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歌颂祖国的诗词范文第2篇

庆国庆诗歌朗诵会主持词

(开场前反复播放音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

开场白：

朱：打开记忆的长卷，走进岁月的星河。62年前，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冉冉

升起。

熊：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我们踏着国歌激越的旋律，意气风发，昂首阔步。

朱：红旗如画，展现光辉历程。

熊：岁月如诗，颂扬丰功伟绩。

合：今天，让我们用如歌的行板、如画的诗卷，庆祝我们伟大的母亲62华诞！献上我们一片诚挚的情感

请听小一班徐xx老师朗诵诗歌《我的祖国》

朱：下面请小二班王老师朗诵诗歌

熊：有请小二班涂老师朗诵

朱：请听中一班马老师朗诵诗歌《可爱的祖国》

熊：中二班罗老师给我朗诵诗歌《献给亲爱的祖国》

朱：下面有请李老师朗诵诗歌，大家欢迎

熊：请听大一班涂老师朗诵诗歌《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朱：最后请听大二班刘老师给我们带来《黄河颂》

...............

结束语：

（音乐“我和我的祖国”响起。。。。）

朱：滔滔江河水，淹不尽浩浩中华魂

熊：巍巍昆仑山，锁不住阵阵中华风

朱：亲爱的祖国，再优美的诗篇也抒发不尽对您的热爱，

熊：亲爱的祖国，再动听的话语也表达不完对您的忠诚；

朱：新世纪的航道上，前进的巨轮已经启航

熊：现代化的大路上，催战的擂鼓已经敲响

朱：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踏着战鼓的节拍 向着荣光、向着辉煌、

奔向远方

熊：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富强

歌颂祖国的诗词范文第3篇

硝烟中飞出的激昂战歌探寻各国国歌起源，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许多国家的国歌，都是诞生于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是战火硝烟中飞出的激昂战歌。不管何时何地，唱起它时都热血沸腾，激荡着人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产生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热爱祖国、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并为影片主人公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拟写了最后一节诗稿，后来它被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他刚完成歌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词谱曲。读着歌词，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聂耳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伴随着“一二·九”运动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这首歌曲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将其定为国歌。

法国国歌《马赛曲》得名于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1789年7月，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进行武装干涉。在此紧急关头，战斗在前沿的斯特拉斯堡市长号召人们为了抵抗强暴写作战歌。诗人兼作曲家、莱茵营的工兵上尉鲁热·德·利尔一夜间就写了一首歌，原名为《莱茵军战歌》。500名马赛志愿者高唱这首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巴黎，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士气，《马赛曲》因此得名。1795年，《马赛曲》被正式定为法国国歌。

诞生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国歌《星条旗》，是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在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透过战场上的硝烟，看到星条旗经过英军炮轰后仍在要塞上空高高飘扬时，感慨万分而即景写下的。歌词写出来后，在一名法官的建议下，配上了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创作的曲子，取名《星条旗》，从此流传开来。直到1931年被美国国会正式定为国歌。

现在南美各国的国歌也大多是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自从哥伦布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路，美洲就成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美洲人民在王权的压迫下度过了悲惨的三百年，苦难尤其深重的是南美人民。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南美大地上掀起了以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为主体的风起云涌的独立解放运动。一时间，出现了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等一批独立战争的英雄。经过多年的较量，西班牙殖民者以失败而告终，南美各国在19世纪20年代纷纷独立。正因民族遭遇，南美大多数国家的国歌歌词中，都反映出南美人民对奴隶主的痛恨和对自由、平等、独立的渴望。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战火中飞出的歌，不但诞生的背景有相似之处，而且在定为国歌后的命运也有相似的经历。在法国和中国，都有人认为国歌的歌词已“时过境迁”，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于是提出更改歌词的要求。但大多数人认为，任何一个有这样国歌的民族都不希望忘记历史，这些国歌歌词使人们铭记民族革命斗争的年代，时刻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而这正是国歌的重要作用。

最古老国歌类似中国“藏头诗”

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歌可以追溯到荷兰的《威廉颂》，这是16世纪尼德兰革命时期起义者所唱的歌曲，是荷兰人民在抗击西班牙统治的侵略和压迫时产生的战斗进行曲，赞颂的是率领荷兰民众走向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威廉·奥兰治·拿骚，其旋律写成于1568年，来源于法国的一支军乐，歌词则写成于1568年至1572年间，共有15节。《威廉颂》的歌词颇像中国的“藏头诗”，把15节歌词每节开头字母拼起来，便是威廉的全名。

《威廉颂》成曲初期只在荷兰民间流传，直到1932年才被正式定为荷兰国歌。但由于全部唱完大约需要15分钟，所以通常情况下只唱第一节和第六节，或者只唱第一节。但第一节中包含有“尊重西班牙国王”的歌词，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威廉颂》产生时荷兰还属于西班牙，西班牙承认荷兰从西班牙分离出来是在1648年，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说“尊重西班牙国王”无可厚非。

《威廉颂》开创了国歌的先河，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把自己国内流传的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歌曲定为国歌，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促使人们奋发向上，为国奉献。目前，全世界制定国歌的国家已达160多个，产生了许多颇有意思的“国歌之最”。

当今世界上普遍认为最着名的国歌是法国的《马赛曲》，原名《莱茵军战歌》。歌词最长的国歌是希腊杰出诗人索洛莫斯在独立战争期间写的《自由颂》，全诗包括158段。最短的国歌是卡塔尔国歌，是10小节的号角之音，每小节只有两拍。最不能“唱”的国歌是西班牙的一首军队进行曲。使用最多语言的国歌是南非的《南非的呐喊》，包含南非最常使用的五种语言——科萨语、祖鲁语、梭托语、南非语和英语。

被借用最多的国歌是英国的《天佑吾王》，1745年第一次演奏，列支敦士登与挪威的皇室颂歌至今仍使用该旋律，瑞士、沙俄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都曾使用过此曲谱。填写国歌最多的作词家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为印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的国歌作词。创作耗时最长的是瑞士国歌，最初创作于1841年，耗时140年。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最多人会唱的国歌。

词曲各异折射最强民族风世界各国的国歌，不管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铿锵战歌，还是传承于历史长河中的民族赞歌，词曲虽有异，但其中共同且永存的都是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表现着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各国国歌因社会制度、国家性质、政治路线、历史情况、地理环境、民族成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内容也极为多样，各有侧重，并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

在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国家中，国歌歌词主题绝大多数反映了革命斗争或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类国歌大多产生于本国的革命斗争中，曲风通常是进行曲，歌词中充满了饱满的革命热情，激发人们为保卫祖国、建设新国家而斗争。如上文提到的荷兰、法国、美国和我国的国歌。此外，典型代表还有阿根廷的《祖国进行曲》、西班牙曾用国歌《列戈颂》、希腊的《自由颂》、比利时的《布拉班人之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我的家乡在哪里》和《塔特洛山上的暴风》、前南斯拉夫的《嗨，斯拉夫人》、意大利的《马梅利之歌》、古巴的《巴亚莫颂歌》、阿尔及利亚的《誓言》等，而拉丁美洲国家歌颂本国独立历史的国歌，还多在内容上体现出叙事诗风格，在音乐上常出现歌剧风格。毋庸置疑，这些战斗歌曲在各国历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

颂歌则是历史最悠久的国歌种类，多见于欧洲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地区，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的国歌，以及阿拉伯半岛国家的国歌，其国歌大多是歌颂本国君主的。

歌颂祖国的歌词在各国国歌中所占比例最大。这类国歌歌词着重描写本国自然风光，表现了人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如瑞典的《你古老的、光荣的北国山乡》、丹麦的《有一处好地方》和奥地利国歌。有些国歌还从天文现象来说明自己国家的地理环境，如新西兰和巴西的国歌，都说到了南半球夜空中的“南十字星座”。由于“宗教侵略”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非洲人民的信仰从原始的“拜物教”转向了上帝，反映在他们的国歌歌词中，就是“上帝保佑”一词不断出现，千百年来民族的屈辱史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上帝身上，保佑自己的民族获得自由、平等、和平。

也有少数国歌的主题不同于以上几类。如印度的国歌是一首典型的史诗，歌词涉及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挪威、冰岛和洪都拉斯的国歌，也都有一定的史诗气质。罗马尼亚新国歌歌颂的是国旗三色旗。加纳、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国歌包含着具体解释国旗涵义的内容。波兰的《波兰不会亡》、丹麦的另一首国歌《克里斯蒂安国王挺立桅杆旁》、西班牙的《列戈颂》等则歌颂了民族英雄。以色列的国歌歌词以充满希望的语气表达了对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日本、印度、肯尼亚、斯威士兰和塞内加尔的国歌，都使用了本国民歌的传统调式，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国歌则多为号角音乐风格，长度较短，也较少有歌词，如巴林国歌和科威特、卡塔尔的前国歌。另外，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和安道尔分别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互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分别反映在这三国的国歌中。

大多数着名国歌的谱曲者并不为人所熟悉。如英国国歌《天佑吾王》的曲作者至今未知。只有很少国家的国歌是由着名的作曲家写成的，如德国的国歌《德意志之歌》使用的是海顿所谱写的旋律，奥地利国歌《山的土地，河的土地》通常被认为是莫扎特所作。

很少的一些国歌歌词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的，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为印度和孟加拉国两国国歌作词。挪威作家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是挪威国歌《对！我们热爱祖国》的词作者。

给冠军升国旗奏国歌源于何时在国际大型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获得金牌后，赛场上会升起该运动员国家的国旗、奏响国歌，表示对运动员及其国家的肯定和尊重。升国旗、奏国歌作为仪式在体育赛事中使用，首次出现是在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上。美国三级跳远选手詹姆斯·康诺利夺得了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个冠军，在他获胜后，赛场上首次奏响了美国国歌，并升起了美国国旗。直到1932年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洛杉矶奥组委进行了数项改革，其中包括设置颁奖台，在颁奖仪式上为冠军升国旗、奏国歌，让获金、银、铜奖的选手站在台上等。从此以后，升国旗、奏国歌成为奥运会的一项固定仪式，也成为了体育比赛中的最高礼仪。

国歌的使用场合和礼节国歌在许多正式和庄重的场合使用，常在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唱或演奏，在重大会议或演出开始前，也必须演奏国歌。

在我国，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必演奏国歌，而每逢重大节庆，还有军乐队现场演奏。中小学校每周一升旗时对学生演奏国歌。有些国家，戏院和电影院节目开演前还演奏国歌。许多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早上开播前和夜间停播后演奏国歌。国歌现场演奏时常伴有具体的礼节要求，如行军礼、起立、脱帽等，在一些国家还要求手抚胸口或鞠躬。在正式的外交场合，这些礼节更为严格。如按照我国国旗法规定，当高奏国歌、升起国旗的时候，国人应当起身肃立，双手下垂，目视国旗或者前方行注目礼。

见证历史变迁的中国国歌在我国古代，尽管设有名目繁多的“礼乐”，但历代王朝并未制定过国歌。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创作于1880年，其发轫者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纪泽是清末着名外交家，曾出使英、法、俄等国，他根据外交需要提出了谱写国歌的建议，并按照中国古代很有影响的词牌名《普天乐》拟了一首国歌上奏朝廷，可惜未获允准，但这首歌在海外已被当作国歌来演奏。由于歌的节奏缓慢，缺乏雄壮气魄，常常受到批评，但曾纪泽的“国歌意识”还是值得肯定的。

1896年，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以外交特使的身份出访欧美等国。李鸿章选了一首唐代诗人王建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茉莉花》的古曲，被临时当作了国歌，在欢迎仪式上演奏。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于是，清朝官员们就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

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官方法定的国歌，是清政府于1911年“谕旨颁行”的《巩金瓯》，由严复作词，名义上由溥侗谱曲，曲谱实际源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依照康熙和乾隆时代登基的礼乐编曲。

1937年6月，《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被正式定为中华民国国歌。该歌词出自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对该校师生的训词。北伐成功后，中国国民党选择以此训词为党歌，并公开征集配乐，在139名参赛者中，程懋筠的作曲脱颖而出，得到500银元奖金。这首歌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曾被评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之一。

1949年9月27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议决：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文革”时期，词作者田汉被指控为叛徒下狱，国歌遂变成纯演奏曲，这段时间，《东方红》成为实际的国歌。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78年12月，田汉冤案获平反。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原《义勇军进行曲》之词、曲为国歌。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五花八门美国歌手演唱《起来》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着名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注视着中国。1940年在纽约的一个露天音乐会上，在音乐会即将结束时，罗伯逊向在场的数千位听众宣布：“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国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支歌叫《起来》。”接着他用英语和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歌颂祖国的诗词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歌词；情感；古今中外

歌词和其它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是现实生活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是作者情感投入的产物。古往今来，在浩如烟海的歌曲长卷之中，那些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优秀歌曲，无不是作者思想情感最直接的阐述和表达。我们有理由说，一首成功的歌词创作，首先是作者投入了真情实感。从行业上分，无论是军旅歌曲，校园歌曲，还是企业歌曲，乡村歌曲；从样式上分，无论是独唱，重唱，还是合唱；从唱法上分，无论是民族，美声，通俗，还是原创；从内容上说，无论是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还是歌颂民族团结进步，赞美家乡美好生活，以及那些大量的爱情歌曲等等，不一而足，皆源于一个“情”字。

一、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当年，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亿万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挚爱之情。翻身解放的劳苦大众，从黑暗中迎来了曙光，从严冬中走进了春天，在饥苦中得到了温饱，他们怎么能不由衷地感谢共产党、的天高地厚之恩呢？1943年8月，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部队文工团团员曹火星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写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主席看过之后亲笔加了一个“新”字，又给这首歌曲增添了色彩。1949年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听着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音乐家王莘心里渴望能有一首反映人民心声的歌曲，来歌颂宽广美丽的土地，歌颂勤劳勇敢的人民，歌颂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1950年国庆前夕，王莘再次来到北京时，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随风飘扬，鲜花如海，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产生了。在回天津的列车上，他拿出纸笔写了起来。生动鲜明的歌词，雄壮有力的旋律从笔尖流淌，不，是从王莘的心里流淌出来。从此，这首《歌唱祖国》成了亿万民众心中的歌，也被誉为“第二国歌”，成为中国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或是结束曲。

1982年，当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历史时，香港歌手张明敏怀着极大的民族义愤、爱国热情，录制了他的第二张专辑《中华民族》唱片，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共鸣。之后，香港著名歌词作家黄沾、王福龄两位先生为他谱写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我的中国心》，歌曲制成唱片后，销量超过百万张，获得1983年香港＂白金唱片＂最高荣誉奖。1984年，正值《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际，中央电视台首次正式邀请张明敏参加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于是，他带着《我的中国心》成为第一个进入大陆的香港歌手，演出获得盛大好评，为中国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生机，也成为张明敏生命历程中新的里程碑，更得到了广大观众无与伦比的热爱。

二、对生活的赞美、热爱之情

1982年，首届央视春节联欢会上，当演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当代歌坛，赞美生活、歌颂生活，赞美家乡、歌颂家乡的歌曲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它构成了中国歌曲宝库的优美颂歌。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词）、《太阳岛上》（邢籁、秀田、王立平词）、《长江之歌》（胡宏伟词）、《西湖美》（胡宏伟词）都饱含着作者们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大量的赞美生活，歌颂家乡的歌曲当中，时代感是不容忽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乌苏里船歌》（胡小石词）、《新人新事出在新国家》（魏宝贵词）等等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作品；到了六十年代，像《北大荒人的歌》（王德词）、《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其格词）、《越走越亮堂》（王书怀、秀田词）直到八十年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等。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歌坛更是新作叠出，歌词作者关注生活、贴近生活的角度更加深入，也更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军旅歌曲满怀豪情

军旅歌曲有着光荣的传统。从延安时期的《延安颂》（莫耶词）到抗战时期的《大刀进行曲》（麦新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再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从《人民军队忠于党》（张永枚词）、《我是一个兵》（陆原词），到《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魏宝贵、邬大为词）、《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长城长》（闫肃词），无不凝聚着一代代部队歌词作家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热爱，表现了中国军人的壮志豪情和儿女真情。粉碎＂＂之后，马金星作词的《军港之夜》在部队和歌坛引起的轰动是不言而喻的。它突破了传统，打破了军人的阳刚和豪气，以优柔婉转、如母亲哼唱摇篮曲般的意境，描摹了我们的水兵在战胜了惊涛骇浪，完成了战斗任务回到军港的夜晚，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又期待朝霞满天之时，战士们“又要起锚”去保卫祖国辽阔海疆的光荣和神圣，真是神来之笔！

伟大的时代，火热的军营，艰苦的边关，碧空长天，蓝色大海，新的世纪赋予了军人的使命，造就了军人的威武，也成就了许许多多军旅词作家的业绩，实在是无法一一例举。

四、青春的激情

青春，永远是词坛的主旋律。这个跃动着激情的字眼，与时代，与人民，与生活则联系得更加紧密。除了军旅歌曲中有大量充满青春激情的歌曲无时无刻不让我们放声歌唱之外，青春总是和年龄相伴的。但是，青春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劫夫词曲）即是如此。在青春的旋律中，许多歌曲鼓舞着一代代的青年人投入火热的生活，报效伟大的祖国。

歌颂祖国的诗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意识形态 颂诗 正雅 礼仪

一

我们先来看《周颂》。郑玄尝云：

《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及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报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齐明而荐之，歌之舞之，所以显神明，昭至德也。[i]

郑玄的这段话既指出了“颂”诗昭显祖先之德的表层意义，也指出了“颂”诗的意识形态性。这类诗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祭祀祖先而作，实际的作用却并非仅仅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之情，而是在现实社会中推行某种道德价值。所谓：“礼行于宗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以及“故自郊、社、宗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正是说这些祭祀仪式蕴涵着现实的政治与道德意义。祭祀祖先本身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慎终怀远”，而祭祀祖先所采用的仪式却包含着远为丰富的内涵。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切实地感受到现实统治的庄严与神圣。所以说“颂”诗的真正作用乃在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他们的祖先早已是那样道德高尚、功业卓著，那样值得称颂，现在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得到天下自然是当然之理了。

关于《周颂》的作旨，钱穆先生尝言：

盖周人以兵革得天下，而周公必以归之于天命，又必归之于文德；故必谓膺天命者为文王，乃追尊以为周人开国的天下之始。而又揄扬其功烈德泽，制为诗篇，播之弦诵，使四方诸侯来祀文王者，皆有以深感而默喻焉。[ii]

这是只有目光宏通的史学大家方能有的见解。大凡政治家所标举的文化事业必然深藏着政治的目的。对这样的文化事业如果仅仅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就难免失之狭隘，或至于郢书燕说。《周颂》并非民间自成之物，乃是西周政治家精心制作的东西，他们寄予其中的政治意义自是不可忽视。钱穆先生的见解实为切中肯綮之论。我们再看《大雅》。郑玄云：

始祖后稷，由神气而生，有播种之功于民。公刘至于大王、王季，历及千载，越异代，而列世载其功业，为天下所归。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声》，据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又大雅《生民》下《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时诗也。[iii]

郑玄这里提到的从《文王》到《卷阿》这十八篇作品即所谓“正大雅”，内容都是歌颂自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等人的。其字面之意可以用“据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概括之。然其真正的意蕴则远非郑玄之言所可囊括。“颂”诗大约是由于受到祭祀仪式的限制，都比较短小，一般只是笼统地赞颂先王的美德，基本上没有具体事实的叙述。与此相反，大雅作品都很长，描述具体而详尽，因此与《周颂》相比，“正大雅”之作的意识形态内容也就更加丰富。这些看上去似乎是“史诗”的作品实际上都是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话语。概括起来“正大雅”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周人代商而有天下乃是上帝之意。周人虽然相对于商人更重视人事，但对于古老的上帝崇拜毕竟依然有所继承，更何况这是证明政权合法性最有力的根据呢！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对这一重要文化资源的利用。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明》）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皇矣》）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下武》）

这些诗句旨在说明上帝对周人有特殊的眷顾，他就像慈爱的长者一样对周人循循善诱，指导他们走上昌盛之路，毫不吝惜地赐福于周。这就是告诉天下诸侯、百姓，周人的代商乃是上帝之意，非人力所能抗拒。他们除了顺从之外，别无他途。

第二、周人祖先历代皆为圣哲之君，累世积德，因此只有周人才应该得到天下。《生民》详述周人始祖后稷种植五谷的事迹；《公刘》记载后稷曾孙公刘如何忠厚诚实，如何于豳地艰难创业；《绵》描写太王在迁于岐山之下之后开荒筑室、设立官职、征服戎狄的伟大事迹；《文王》、《大明》等赞扬文王光辉美好的品质；《下武》、《文王有声》等歌颂武王能够继承先王之德，建功立业，等等，如此一个历代皆有圣明君主的邦国如何能不受到上天的垂顾，如何能不昌盛呢？这些诗就是要告诉天下诸侯和百姓，周王室与商纣迥然不同，是道德高尚的君主，他们代商而立不仅是符合上帝意志，而且是符合天下百姓的期望的。支持这样的政权自然会得到很多好处。对周人而言，列祖列宗的美德就是其政权之合法性的最强有力的依据。

第三、殷商遗民务必服从周人统治。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置与安抚恐怕是周初统治者最为头痛，也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除了封建殷王室后裔[iv]、褒扬商纣忠臣、开释被囚百姓、以殷王室之财物赈济贫弱萌隶以及对殷贵族予以迁徙等措施之外，就是在观念上征服殷民，使之从心里信服周人的统治了。在观念的征服方面，大雅之作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诗不仅极力歌颂周人历代君主的光辉伟大以及反复强调上帝庇佑周人，而且还直接劝告殷人服从，《文王》云：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这是明确告之殷人，周人既然已经得到上帝眷顾，你们就要服从周人统治。这样看来，大雅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给殷商遗民看的。

第四、周王室务须秉承先王美德，戒骄戒躁、谨慎小心，如此方能保有天下。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下武》）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假乐》）

这都是劝告时王（武王、成王）要继承先王美德，以为法式，如此方可受福无疆。

这些诗歌表明，周人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使天下宾服，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文字书写工作都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都是要使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颂”诗与大雅之作实际上是建构了一个周人世系，这个世系同时又是一个道德谱系。它告诉世人，只是因为周人列祖列宗的道德纯美，才获得上帝的青睐，从而代殷而立。这种通过对先人的神圣化而为现实的价值建构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做法是一个聪明的创举，这对后来儒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自孔孟以降，历代儒家无不借助于神化先王来为现实确定价值规范。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就成为最高道德准则的象征。他们成了后世历代儒家用来制约、规范现实权力最有力的武器。儒家的抽象的道德规范通过这些偶像而形象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文化与周公等周初政治家创造的礼乐文化的确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儒家文化传统的“法先王”原则是在周公那里就已经确定了的。所不同的是：周公等这种将道德谱系、祖先世系、价值建构与历史叙事合二而一的做法乃是为了已经获得的政权寻求一种观念上的普遍承认，是直接为现实统治服务的；后世儒家却是为了给现实统治确定一种法则，是儒家士人代表被统治大众对权力的约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颂》及所谓“正大雅”是《诗经》中最早成为官方话语的诗歌作品，其他作品，即“正小雅”、“二南”、“变风变雅”等作品即使有些原初创作时间并不一定晚于“颂”与“正大雅”，但是其进入官方话语系统的时间则肯定在它们之后。道理很简单：周人之所以将诗歌置于官方文化系统的重要地位上，乃是为了实际的政治需要，而为新的统治确立合法性依据是他们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武王、周公等在周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的核心是使周王室对天下诸侯百姓实现有效控制，以避免出现殷商末期诸侯叛乱的局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刚刚获得的政权。“诗”、“书”等方面的书写活动都离不开这个核心。这也正是“颂”诗与“正大雅”必然是最先成为官方话语的原因所在。

二

《诗经》这部书的编定时间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自清代以来学界对于流传久远的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是我以为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审慎对之的必要。我们知道，《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是《陈风》的《株林》，这首诗是讽刺陈灵公的，大约作于前600前后，距离孔子出生有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这部书即使不是孔子编定，也必定只能早于孔子数十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中叶这五百多年间“诗”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根据《周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史籍的记载我们知道“诗”是这个时期贵族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贵族们大都对“诗”的确极为熟悉。这说明“诗”在创作、收集、使用的过程中肯定有过[v]许多不同的版本，其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删的。这样，孔子面对往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进行整理，去其重复、校正其错讹，对于他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又矢志于弘扬西周文化的人来说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司马迁的说法肯定有所本，他没有任何编造孔子删诗的必要[vi]。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孔子编定过《诗》，后代儒者在秦汉之间肯定又重新编定过它。这可以从各类诗的编排顺序上看出。依据诗歌作品进入周王室官方话语的先后次序来看，诗的编排应该是先“颂”诗，然后是“大雅”，然后是“小雅”最后是“国风”。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早就察觉到了，他说：

惟今诗之编制，先风，次小雅，次大雅，又次乃及颂，则应属后起。若以诗之制作言其次第正当与今之编制相反；当先颂，次大雅，又次小雅，最后乃及风，始有当于诗三百逐次创作之顺序。[vii]

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完全符合诗歌功能演变的逻辑。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孔子所编定的《诗》正是如此次序。新发现的材料证明钱穆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濮茅左先生对新发现的上博楚竹书的整理中发现，《孔子诗论》论诗的顺序正是以《颂》、《大雅》、《小雅》、《邦风》的次序排列的，他指出：

从诗的产生时间看，这一类序的情况与《诗》的实际产生时间也是相符合的，是一个由先至后过程。《周颂》产生在西周初期，西周武、成、康王之时；《大雅》诗的大半产生于西周前半和宣王中兴期；《小雅》的诗产生于西周后期；《邦风》（《国风》）的诗则是东周时期收集的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篇。这个类序反映的是整个《诗》的发展史。[viii]

这就足以证明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肯定是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间的儒者重新编定过的。孔子对《诗》的整理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乃是因为当时《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次序上的错乱，于是他便根据自己对诗歌功能的理解和儒家价值观对纷乱的诗歌进行了整理，并且确定了每首诗相应的乐调，使“《雅》、《颂》各得其所”。后世儒者重新改变了原先的次序，也必定有其原因。根据我们的推测，这原因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为了突出诗歌“怨刺”功能。我们知道，当战国中期以后，周王室对诸侯的影响已经基本上完全失去。就连孟子这样的大儒心目中也已经没有了春秋时尚存的“尊王攘夷”观念，而是时时将统一天下的的理想寄予肯行仁政的诸侯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周人赞美祖先祖先的那些“颂”诗与“正大雅”已然不像往昔那样受到推崇，倒是那些以“怨刺”为主的“风”与“小雅”更加受到愤世嫉俗的士人阶层重视。在《诗经》作品编排的次序中亦可见出意识形态意蕴，体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

转贴于 “颂”诗与大雅之作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呢？这还是要借助于礼的仪式。我们现代学者早已证明，《诗经》作品都是入乐的。对于“颂”诗和大雅来说，入乐的唯一目的就是成为重大的礼仪形式的一部分。这时“诗”与“乐”是相结合而发挥其仪式功能并进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关于《周颂》与《大雅》作品在礼仪中使用的情况主要有如下记载：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蛮夷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明堂位》）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礼记·祭统》）

古者，帝王升歌《清庙》之乐，大琴练弦达越，大瑟朱弦达越，以韦为鼓，谓之抟拊。（《尚书大传》卷一）

夏祭为“禘”，秋祭为“尝”。“升歌”是指乐工升至宗庙的堂上而歌；《象》、、《大武》、《大夏》之类都是舞名。这里记载的是最隆重的祭祀大典，是只有已故天子才能享受、现时的天子方能使用的。《清庙》是这种大型祭祀活动不可缺少的乐章。但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这里的《清庙》也许是“《清庙》之什”的略称，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总是用这一首乐章而不及其他。这样的祭祀大典非常隆重，除了王室宗亲及卿大夫之属必然参加，又有前来朝觐的诸侯们的助祭，这样仪式本身与乐章辞旨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得到充分实现了：在庄严肃穆的人群、平和舒缓的音调、整齐划一的舞蹈的衬托下，乐章的文辞就平添了一种神圣的色彩，对其所言之内容，人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产生深切的认同感。然而据《礼记》记载，“升歌《清庙》”之乐又不仅仅用于祭祀大典：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这是讲天子到学校（庠序）视察时所进行的活动和仪式。“登歌《清庙》”即“升歌《清庙》”，可见《清庙》乐章并不仅仅用之于祭祀大典上。又：

子曰：“慎听之！汝三人者。吾语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紧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仲尼燕居》）

这里讲的是诸侯君主相见之礼。《采齐》、《振羽》、《雍》、《清庙》均为乐章之名。其中《采齐》是逸诗，《振羽》即是《周颂·振鹭》，与《雍》同属“臣工之什”。由此可见“颂”诗非但不全用之于祭祀大典，而且也不全用之于天子之乐。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三十一首《周颂》之作就其最初的创作意图而言应该是为了各种祭祀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看《周颂》之作都是那样短小，每首都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这原因恐怕正在于乐调的限制。就是说，这类作品原本就是作为乐章来创作的，事先已经有了固定的乐调，是一种“填词”式的作法，故而不能畅其所欲言。与之相反，大雅之作却是为了颂扬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而创作的诗篇，当初并非作为乐章而写，也不是原本就要入乐的，所以内容丰富，长短不限[ix]。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本为祭祀之用的“颂”诗的用途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是从祭祀活动泛化到其他礼仪活动之中；二是由天子之乐下落到诸侯藩国。所以《礼记》记载的这两种用乐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后起的，很可能是西周后期甚至春秋之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诗歌的意识形态功能基本上已经与仪式本身的功能融为一体了——文辞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礼记·经解》还说：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仪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

如此说有据，则“颂”诗尚可用之于房中燕处之乐，乃是为了纯粹审美娱乐的目的，则其作用是更加泛化了。

大雅之诗开始或许并非为入乐而作，其内容的翔实足以作为独立的文本而发挥作用。但后来亦被用为乐章大概也是事实。郑玄说：

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于邻国之君，与天子于诸侯同。天子、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x]

郑玄的根据则是《左传》襄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由此可知西周的用乐原本规定十分严格，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已经混乱，故即使晋侯和他的大夫们也已经不懂得原来的规定。穆叔是鲁国宗室，而鲁为西周礼乐保存最为完好的国家，所以穆叔能够明白个中道理。穆叔说《文王》等大雅篇什是“两君相见”时所用乐章，肯定是根据古老的周礼。周礼规定诸侯相见时用歌颂文王的诗为乐章，自然是为了提醒诸侯们尊崇王室，从而强化周王室的权威性，其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三

《小雅》的数量远较《周颂》和《大雅》为多，写作时间也延续较长。从我们以意识形态建构为线索的考察思路来看，《小雅》中部分作品为西周初期所作应该是言之成理的。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除了王室祭祀、诸侯朝觐、聘问、朝会等重大的宗教和政治活动之外，还有燕饮、婚嫁、成人、交往等生活习俗方面的活动也被制定了严格的礼仪。与这些礼仪相应当然也必然有诗乐存在。《小雅》中的部分篇什，主要是所谓“正小雅”中的作品，就是为了这类礼仪创作的。例如前引《左传》有“歌《鹿鸣》之三，三拜。”所谓《鹿鸣》之三乃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小雅》的前三首而言。又《仪礼·乡饮酒礼》载，先是升座之礼，主、宾、介依次相拜，然后洗盥、饮酒。此间则有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间歌《鱼丽》，再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最后以“二南”之诗为合乐。其中《南陔》以下九篇皆《小雅》篇什。只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今仅存其目而亡其辞了。“歌”即是“工歌”，请乐工歌唱；“笙”即是“笙吹”，请乐工以笙吹奏。“合乐”则是“工歌”与“笙吹”合之。《燕礼》亦有相近的记载：“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乡饮酒礼》、《燕礼》除了同样是为了区别身份，即明贵贱、等高下之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渲染友情与和睦。我们知道，西周有所谓“乡遂制度”，国都附近的地区分为“六乡”，较远地区分为“六遂”。据史学家的研究，六乡之民即是先秦古籍中常常见到的“国人”，他们具[1]有国家公民性质，属于统治阶级，他们都可以在官学中受到教育，可以参与国家大事，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其身份就是所谓“士”阶层和工商业者[xi]。对于王室或诸侯来说，“国人”是其最直接的统治基础，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乡饮酒礼》一般在“乡校”举行，由“乡大夫”主持，除了饮酒、欣赏音乐之外，还要商议乡中大事。所以这实际上乃是地方政府举行的隆重会议。这正是巩固上下之间、同侪之间友谊的好机会。所以这里所选用的乐章首先是赞美友谊的，请看《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诗中充满了和睦亲密之情。其作用不用说是为了在贵族阶层中建立亲密关系。这个乐章用之于燕享之礼，则亦可以联络王室与诸侯之间的感情。又如《四牡》，全诗大旨是抒写勤于王事，无暇顾及个人与家庭之人的情感，十分真挚动人。《诗序》以为是“劳使臣之来也。”应该是合理的解释。此诗用于燕飨来朝觐的诸侯或诸侯使者极为恰当，用之于燕飨朝臣亦可收使其感恩戴德之效。再如《皇皇者华》，《诗序》以为是“君遣使臣也。”也完全符合燕享之礼强化上下感情的意义。

这样，从《周颂》到《大雅》到《小雅》，诗的意识形态功能贯穿了当时贵族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钱穆先生尝设想当时情形：天下诸侯之朝王室，先至宗庙，歌《清庙》；后至朝会，歌《文王》；在于燕飨，歌《鹿鸣》，并得出结论说：

故必知《鹿鸣》之为《小雅》始，其事乃与《清庙》为《颂》始、《文王》为《大雅》始之义，相通互足，而成为一时之大政。而后周公在当时制礼作乐之真义乃始显。[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