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治语录范文第1篇

2018山东烟台市成人高考准考证打印入口

【准考证打印时间：10月24-28日】

考生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sdzk.cn)打印准考证，时间为10月24日--28日，每天8:30至17:00。

(一)考试时间。

2018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10月27日--28日。

(二)考试科目。

1.高起本、高起专考试按文科、理科分别设置统考科目。公共课统考科目均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分英语、日语、俄语3个语种，由考生根据报考学校招生专业要求选择1种。报考高起本的考生，除参加3门统考公共课的考试外，还需参加专业基础课的考试，理科类专业基础课为“物理、化学综合”(简称理化)，文科类专业基础课为“历史、地理综合”(简称史地)。以上试题均由教育部统一命制。

2.专升本考试统考科目为政治、外语和1门专业基础课。试题由教育部统一命制。

各科类考试科目如下：

文史、中医类(录取时中医类单独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艺术类：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理工类：政治、外语、高数(一)

经济、管理及药学类：政治、外语、高数(二)

法学类：政治、外语、民法

教育学类(含教育类、体育教育类,其中，体育教育类录取时单独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农学类：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医学类：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3.成人高校艺术和体育类专业招生必须对考生进行专业加试，其他专业是否加试由各有关高校自行确定。如需加试，招生学校必须在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中注明并自行命题和组织考试，于录取前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交加试合格考生名单。

4.统考科目按教育部《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2011年版)的要求命题。所有统考科目每科试题满分均为150分;高起本、高起专的统考科目每门考试时间为120分钟，专升本每门考试时间为150分钟。具体考试科目及时间如下：

(一)高中起点升本、专科考试时间表

考试时间 10月27日 10月28日 9:00-11:00 语文 外语 14:30-16:30 数学 史地（高起本文科）

理化（高起本理科） (二)专科起点升本科考试时间表

考试时间 10月27日 10月28日 9:00-11:30 政治 大学语文

艺术概论

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二)

民法

教育理论

生态学基础

医学综合 考生根据

报考的专

山治语录范文第2篇

2014年山东高考时间调整为两天，具体的内容介绍如下：2014年高考，山东高考时间将再次回归到两天。根据之前公布的山东省高考改革方案，从明年开始，夏季高考考试科目采用“3+综合”模式—“3”指语文、数学和外语三个科目，是所有考生的必考科目；“综合”分为综合1和综合2：综合1包括政治、历史、地理三个科目的必修内容和部分选修内容，综合2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个科目的必修内容和部分选修内容。2013年高考，山东省高考考试科目具体为，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基本能力。除英语听力部分和小语种科目外，其他科目均由山东省自行命题。其中，6月7日9：00-11：30考语文，15∶00-17∶00考数学;6月8日9：00-11：30考综合考试即文综或理综，15∶00-17∶00考外语;6月9日9：00-11：00考基本能力。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共录取考生523242人(含春季高考录取38576人)。其中，本科录取256734人(含春季高考5570人)，本科录取率达到43.64%；专科录取266508人，本专科录取率达到88.95%。

山治语录范文第3篇

“诸君，我哋大家喺中国人，我哋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顶富顶强之国家，边个唔知道呢！但是现在中国是乜嘢嘅情形呢……大家同心协力来救国，咁中国就可以反弱为强、转贫为富，就可以同今日之列强并驾齐驱……”这段久远而亲切的粤语演讲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演讲者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这是他去世前一年留下的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录音留声，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发明来宣传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成功尝试。鲜为人知的是，这段珍贵录音的存世却与江苏如皋籍名贤沈卓吾有着一段不解的渊源。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唯一存世的这段录音，是由当时的上海《中国晚报》馆在广州南堤（现在沿江中路）的俱乐部内录下的。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演讲内容，孙中山当时特意录制了粤语和国语（普通话）两个版本。而为孙中山先生演讲录音留声的，就是《中国晚报》社的社长沈卓吾先生。

“大志已随流水去，舍身都为救人来”

据《如皋县志》、《卓吾公传》等史料记载：沈卓吾，初名孔才，后改名犖，字卓吾。清光绪十三年（1887）生，如皋磨头镇人。幼孤家贫，父亡母寡，寄居如城，就读于如皋孤幼小学、如皋工业学堂，后被选送上海高等工业学堂深造。毕业后留校，因与同学少年谈论革命，为清政府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在横滨，他拜见了孙中山先生，接受其教诲，因志同道合而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他在上海英商胜家缝纫公司任职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多次为焦达峰等革命党人输送枪械弹药至湖南等地，支持武装起义。他1913年曾与人合资创建如皋花边结网公司；1916年在上海主办《工商日报》；1920年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中国晚报》传播革命思想。后历任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参军、上海电报局局长、武汉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长兼江苏印花税局局长、铁道部参事等职。1923年，沈卓吾在上海创办留声机厂，次年在广州为总理孙中山录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讲话。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灵枢奉安南京中山陵，沈卓吾任奉安委员会办公处秘书，并主持编纂百万余字的大型纪念巨著《总理奉安实录》。

《总理奉安实录》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奉安南京的全过程。此书由题笺，胡汉民题写书名。全书分为照片（140张）、纪述、专载、附录4部分。在卷首印有总理遗像、遗嘱、总理奉安哀辞、陵墓全景图案及奉安纪念章。实录分为简装版和精装版。如皋档案馆收藏了沈卓吾带回如皋的两套精装版。精装版实录印制精美，长34.5厘米，宽23.8厘米，厚3.6厘米，封面、封底系蓝底织棉，为南京云锦织造工艺。封面主题图案为中山陵祭堂。祭堂中门顶端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祭堂正面三拱门上方分别是用篆文书写的“民族”、“民权”、“民生”字样。祭堂后面金边镶饰的群山中，朵朵白边镶饰的淡蓝色祥云穿梭其间。整个图案造型别致，清晰可辨。封底为双金边方格，格内五彩小花，格角为五彩大花，图案精美绝伦。由此可见，沈卓吾对此书的编纂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江北大水，哀鸿遍野，沈卓吾携赈济款从上海乘大德轮赴灾区赈灾，不幸船毁于火，他落水遇难，时年44岁。元老于右任题写悼念挽联，褒奖他“大志已随流水去，舍身都为救人来”的情怀。

尽管沈卓吾英年早逝，豪情壮志“随流远去”，然而孙中山一生仅有的录音得以存世和流传，这“无量的功德”非沈卓吾莫属。

殚精竭虑谋录音 唯一留声求平等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革命演说家，在广州期间，他先后在岭南大学、广东高师、第一公园等诸多场合发表众多著名的演说。他的演讲，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呼吁国人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他积极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颂扬“”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如此激情演讲，在沈卓吾脑中留下刀刻一般的印记。如何将一代伟人的声音保存下来，并在民众中广泛传播，一直是沈卓吾梦寐以求的愿望。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白云山养病，当时在上海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晚报》组建留声部，社长沈卓吾带着技师赶到广州，想为孙中山录音并发行演讲唱片，既宣传总理的革命学说，也借此扩大报社影响。孙中山基于宣传革命的考虑答应了他的请求。5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南堤小憩俱乐部，拿着事先写好的文稿对着留声机进行了演讲。

为了方便全国的民众都能了解演说内容，沈卓吾为其演讲录制了两个版本，一段是为方便北方民众收听而录制的国语（普通话）版本，一段是带香山口音的粤语版本。录制完毕后，沈卓吾回到上海，将孙中山的演讲制成全套三张（国语两张，粤语一张）、每分钟78转的胶木唱片，并于当年下半年以《勉励国民》、《敬告同志》为题，以《中国晚报》社的名义向海内外出售发行。

沈卓吾将为孙中山先生录音一事看得极其重要，要求每天在《中国晚报》的报头上加印一行字：“国父声音之所寄托”，并将自己开办的唱片厂命名为中山留声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辞世，这段录音便成了伟人存世的唯一声音。

沈卓吾为孙中山录音留声，还有鲜为人知的更详尽的内幕。2012年秋，如皋市政协副主席刘聪泉向市档案馆捐赠一批他收集和积累多年的珍贵图片、文字资料（电子版），其中就有关于沈卓吾为孙中山先生录音留声的一些重要内容，如1989年4月23日，沈卓吾女儿沈美德发表在《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上的、为纪念父亲102岁冥寿而写的、题为《中山先生留声始末》一文，详细记载了一段沈卓吾为孙中山先生录音时的日记：

民国十三年五月四日，上午九时，自沪乘日轮静冈丸起程，风平浪静，欣治、庆三两位录带技师同行。

五日，航行甚稳，波平如镜。

六日，航仍平惟舟行渐南，暑热渐增，船员均改御夏服。

七日，下午一时抵港（香港），晚十时，换乘英船赴港，船上有英兵警备。

八日，上午六时抵广州，投宿泰安旅馆，多蚊，夜不成寐。

九日，迁居东亚旅馆，室仅容膝，然较昨舒适多点。

十日，孙大元帅身体未豫，颇以为虑。

十一日，孙大元帅仍卧病，收音时日不能定。

十二日，谣传孙大元帅病笃，愈觉焦躁不安。

十三日，偕技师往南堤俱乐部视察，准备布置收音室。

十四日，将所携收音机件运往南堤俱乐部。

十五日，收音机件装置完成，是日起，作种种准备。余忽患痢，仍每日力疾赴俱乐部，天复多雨，殊觉烦闷。

二十二日，许崇智将军就任总司令，孙市长哲生莅临俱乐部，视察收音设备，谈悉大元帅已痊可。

二十五日，欣治君亦患病，热度高至三十九度。

三十日，接大元帅侍从室通知，本日可以收音，下午五时，孙大元帅果由大本营乘以汽艇莅俱乐部，扈从仅二人，并无戒备。余早已率同技师，屏息以待；孙公服灰色中山装，身高五尺一寸，当将收音喇叭高度校正，并敬谨禀告收音上一切心得，当蒙首肯，旋即起立演讲，态度从容和蔼，发音高低适中，计收国语四面、粤语两面，孙公虽在病后，毫无倦容，共历四十分钟而退，仅最后略现气急而已。

六月一日，机件装箱完毕，乘船赴港。

二日，上午零时半抵港，移乘日船伏见丸，船行三日均平稳。

五日，上午抵沪，此行已逾一月，大功告世，可喜也已。

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殷殷之情，同时也反映出当年沈卓吾为完成先生的录音，精心准备并付出艰辛的切切之意。

自成功发行孙中山的演讲唱片后，《中国晚报》声誉大增。据1932年5月4日的《中国晚报》报道，在沈卓吾主持下，《中国晚报》经营部又编写了《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一书，并于1929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4周年之际发行。此书规格20开本，灰色封面，左上角黑色长框内有胡汉民隶书题写的《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书名。沈卓吾在编辑说明中写道：“这是孙中山一生仅有的一次录音留声，也是孙中山先生利用近代科学发明来宣传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成功尝试……”书中收辑了孙科、于右任、谭延闿、蔡元培、冯玉祥、吴敬恒、戴传贤等7人专为此书所著的文章，详细回顾了沈卓吾当年请孙中山录制唱片的过程。于佑任的回忆文章进一步验证了沈卓吾当年为孙中山先生留声时的忧心忡忡和殚精竭虑：“十三年夏，余在广州遇沈同志卓吾，惊讶其焦困特甚，询问得知卓吾携技师数人，欲得总理讲演制为留声机片，使国内外无由亲聆总理之音者，藉此话片如闻面命。惟时总理体恒未豫，久久不得闲。卓吾辛勤期待，异其诚恳。后哲生同志因便得请总理乃就长堤小憩讲演。因病初愈，仅成话片二即今兹国内外所流传者也。”

《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封一印有孙中山国语演说词4段，封二印有孙中山粤语演说词两段，粤语内容和国语大致相同。当时报纸上还刊登了唱片的广告：

外侮日亟，国难日殷，大家快醒！醒！总理对于我国民有深切之告诫，欲救国强种，请听孙总理生前亲口演讲留声片。国语二片，粤语一片，每片两元四角，上海南京路四百八十号本报留声部发行。

收藏世纪留声 珍藏一段历史

据考证，当时孙中山演说录音的3张唱片向海内外发行的发行数量较大。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洗，完整保存下来的唱片寥寥无几。这套承载着伟人一生心愿的世纪唱片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还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历史见证，更是收藏界孜孜以求的收藏目标。据收藏界人士透露，除上海博物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等少数国家文博单位外，民间很少能见到此物，现在流传在世的不超过10套。正因为如此，这套唱片显得弥足珍贵，用收藏爱好者的话说，收藏世纪唱片，就是珍藏一段历史。

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副会长招思虹女士和她的《金山之路》读者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和波折，向旧金山华侨后人征集到3套孙中山演讲录音唱片，一套捐给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套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还有一套则经过招女士多年好友江保民的多方游说，才成为他的珍藏品。而在爆发辛亥武昌起义的武汉市也保存有一套唱片，据说，这套唱片是由收藏爱好者孟先生从美国旧金山的一位华侨的后人处转让而得的。

另外，据沈卓吾女儿沈美德的回忆文章透露，她于1937年春奉母亲之命，将孙中山先生留声片的桐模，赠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叶楚伦先生接受保管。后历经8年抗战，孙中山先生的留声片一度散失绝音。1949年，沈美德随政府迁往台湾后一直藏有一套，因其制作年代久远，质料既陈旧，又因各方在节日借播，担心一旦损毁，将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在她的一再建议下，1955年12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之际，由中央委员会委托中国广播公司业务所以原片重录，由范争波先生主持唱片工厂再制，一切务求存真，以广流传。同时出版了《国父训词》一册，除印有中文演讲词外，还印有方光玉女士所译英文。册首印有孙中山之子孙科题词。

山治语录范文第4篇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华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

山治语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电视纪录片 叙事 转型

中国电视纪录片源起于195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50年的历程。这5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作为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电视纪录片，自然也处在这50年特殊的中国语境并伴随着急速发展的历史动态，带有社会发展时期的明显痕迹，并在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等诸多方面，发生波浪式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乃至整个文化都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这样说道：“我强烈地感受到，文学不仅面临了一次根本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也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转折”。①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叙事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叙事模式也随之发生明显的转型。

一、 从事件实录到叙述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最初的定位在事件实录的层面，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由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摄制的第一部纪录片《到农村去》，纪录片与电视新闻的拍摄手法与节目形态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北京电视台第一次的实验性广播首播推出纪录片的形式，一开始就确立了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纪录片新闻事件实录的基本形态，以至于“文献性”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一个时期拍摄的基本思路和这一文艺样式的基本特征。

据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一书的介绍，当时就有“部分专题片、纪录片目录”的分类，而“专题片”与“纪录片”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从1958年5月到1970年代，仅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摄制的专题纪录片，就有500部（集）之多，这些电视纪录片，大多是政治及外事活动的报道、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展示、工作经验的介绍、英雄人物的宣传。即使有其他团队参与拍摄，如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也基本是实录事件的《新闻简报》。如《把青春献给农村》、《铁姑娘郭凤莲》、《当代愚公战太行》、《深山养路工》、《向青石山要水》、《泰山压顶不弯腰》等，这些在当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电视纪录片，大多以实录的视点，近距离地对人物和事件作电视式的纪录。这类电视纪录片，只有单一的视角和判断，那就是着力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纪录和回放，张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是那个时期无法撼动的纪录方式和规律。

而这一纪录方式的松动，似乎开始于1970年代末期，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思想大解放时期。电视纪录片除了完成记载事件和事物对象的功能外，还有意识地引进了叙述的方式，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审视电视纪录片所纪录的对象。一般的手法大概有两种，一是电视纪录片的拍摄者潜藏于影片之内的潜在叙述者，对展示对象作隐性评述；一是以游离于影片之外的外在叙述者，对拍摄对象作显性价值评判。但无论采用何种叙述方式，“叙述者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评价剧中发生的事情”,②这就是说，叙述者的设立，渗透着电视纪录片工作者对世界也包括对自身作出的冷静的评价意识。最初出现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系列，就试图构筑一个漫谈式的叙述空间，除了记载这两条大河的壮丽图景外，不仅在节目的拍摄中加入了与对象即人“与”自然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审视对象即人“对”自然的叙述空间。总编导戴维宇说：“如果说，我们在涉足于长江的时候，注意力还集中于祖国山河的风貌，那么，我们在选择运河这一题材时，则总希望通过电视节目去追溯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志在表达中国人民创造东方文明的艰苦历程，去话说运河身上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散发出的人情味和乡土气。”③叙述，成为编导思考民族文化逻辑起点的重要坐标。《望长城》的总编导刘效礼也在开拍之前，郑重地提出了要求：“长城要拍，但更重要的是拍长城两边的人。长城本体，只不过是一堵奇长的墙，象征着中国人的脊梁。因此，要舍得把笔墨泼在长城两边的人的身上。简言之，借长城说国人。”④而近期推出的《再说长江》系列，则把对民族的考量，通过对长江的重新认识，表达得极为深刻。

以表现“人与自然”主题著称的王海兵，他的电视纪录片“三家”（《藏北人家》、《深山船家》、《回家》）和《山里的日子》，无疑是思考民族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他的《山里的日子》，叙述方式极为独特。在这部电视纪录片中，有两只眼睛在交替看待发生在大巴山区的事件。一是拍摄者和编导者王海兵的镜头眼睛，冷静地记录着事件当事人平淡的故事；一是画家罗中立的眼睛，情绪化地讲述着他三次回访他成名画作《父亲》的原型和原型后代的感慨，罗中立本人也是纪录片中一个重要的被叙述的对象。而让王海兵与罗中立两双眼睛遇合的，则是片中大量的旁白，这是对事件发生的一种交代，每一旁白仿佛是故事的连缀，更重要的是，旁白把两双眼睛的叙述连接在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事件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的采用，毫无疑问使这个作品赢得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二、 从意识形态化到人文化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这使得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一开始就承担着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责任，早期的电视纪录片无一例外地成为每一时期政治要求的诠释。

有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电视纪录片作过这样的描述，“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分别成了这一时期电视纪录片对外和对内的两个不同主题表征”。⑤一方面，电视纪录片肩负着特定历史时期对外宣传与反修重任，塑造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拍摄和向国外输送了大量反映中国现实的新闻纪录片，另外一方面，对新中国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大加颂扬，《下课以后》、《当人们熟睡的时候》、《战乌江》、《壮志压倒万重山》、《铁人还在战斗》、《英雄的信阳人民》等，就是献给新中国劳动者的赞歌。某种意义上，这些纪录片中的人和事，更多的是诠释政治概念的符号。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电视纪录片的内涵逐渐剥离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表征，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工具理性得以缓解。电视纪录片的触角开始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成为此后的重要领域，书写人性人情、关注生命个体，成为电视纪录片人文化叙事的重要体现。

显然，关注人，触摸人的本真，尤其是记载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是电视纪录片人文化的重要表征。在新时期以来的电视纪录片中，这类题材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和比例。如1991年的电视纪录片《沙与海》，片中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尤其是对个人内心感受的关注，使得作品中的人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国家评委会对此片作高度评价，认为作品“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对平民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则触及小人物的内心情感，表达了对他们的忧虑。如《毛毛告状》中的父亲母亲、《远去的老马》中的达斯木汗和老马库卡、《母亲，别无选择》中的孤独症孩子和母亲、《远在北京的家》中小保姆等，都洋溢着温馨的人性内涵。纪录片《英与白》，通过对一个有着外国血统的女人“白”与一只能进行表演的熊猫“英”之间的“非常态”记录，反映了当代人内心的孤独和悲哀，触及的人文内涵远高于其它作品，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从平民视角反映人类社会各种关系和文化现象的人文纪录片，显然对生活有独到的发现，而最终都落在“人”这个不可替代的重心上。

三、从标准化到个性化

在一个以政治化为主导的社会里，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与其它文艺作品的创作一样，无论从它所反映的社会内涵，还是它所采用的形式，都呈现出服从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化倾向。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前期的电视纪录片作一盘点的话，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的电视纪录片，都呈现出这样的共同特点。纪录人物，主要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充满豪情，满怀理想，全都是“钢铁炼成”、“特殊材料”合成的人，抹杀了人物的个性。而这种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中有明显的改观。譬如在人物的塑造上，不以一个模子刻意拔高，还人物以血肉。这一人物形象系列的断裂，反映出新时期以来电视纪录片浓重的个性化色彩。可以说，从标准化制作到个性化创造，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重大转型，更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崛起和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创作上的个性化，无疑是中国电视纪录片遵循艺术规律并日益成熟的标志。像“话说”体系列纪录片、《毛泽东》等的文献纪录片、《雕塑家刘焕章》等的报告文学体纪录片，还有纪实纪录片、艺术纪录片等，多元化文体的并存，说明着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丰富和繁荣。而每一电视工作者又力图别开新路，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艺术佳作。像王海兵纪录片的选题的陌生化策略，他的“三家”和《山里的日子》的多重视角和复线结构，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记录，大量乃至重叠的旁白与对话等，成为独一无二的叙事策略。像孙曾田《最后的山神》的意象和文化符号的影像化处理，展示了萨满神奇的精神家园。可以说孙曾田是边缘少数民族生活文化记录的代表人物。像张以庆的纪录片，有强烈的编导意识的渗透。他的《舟舟的世界》、《英与白》、《幼儿园》等作品极具影响力。《幼儿园》舍弃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选择了看似常态而瞬间流露、一向不到的东西，捕捉了与众不同的思想内涵，既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又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价值观折射的观念，在弯下腰审视孩子的同时，也审视了自己和这个世界，成为一部“寓意式”的作品。《英与白》的人与动物的交往交流，被看作“异类”，也充满着强烈的人生哲理。作品所采用的“平视”和“窥视”视角，从平等乃至隐匿的视角观照人在生活中最本真的行为和最微妙的关系，有着比其他非纪实性作品更直观的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力，它的隐喻功能和细节呈现，通过声画语言展现人的生存现状并折射人性的光辉，恐怕就是人文纪录片所独具的艺术价值。正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委员会给《英与白》下的评语中所说：“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里，人类的情感元素却顽强地沿袭着。这一发现，使影片具有绵长的冲击力；从平淡的生活中发掘出带有普遍人性的美。导演用心观察生活、深刻思索生活，自如地运用纪录片语言，将一个平常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⑥个性化叙事使中国电视纪录片获得了强健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世界影响。

注释

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上海文学》，1993年第9期。

高行健：《我与布莱希特》，《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版，1998年版，第69页。

杨伟光主编：《往事如歌——老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