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人生哲理范文第1篇

哈佛尽出哲学家

坐落在历史名城波士顿附近美丽的麻省剑桥市的美国哈佛大学不仅有培养了多名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了众多商业领袖的商学院，还有培养了大量重要哲学家的哲学系。哈佛哲学系历来被看作是美国哲学的缩影：她曾拥有皮尔士（1839—1914）、詹姆斯（1842—1910）这样的美国哲学象征，还曾拥有刘易斯（1883—1964）、怀特海（1861—1941）、蒯因（1908—2000）这样的美国哲学领袖人物；现在还有罗尔斯（1921—）、普特南（1926—）这样的世界级的哲学家。哈佛哲学的变迁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弗朗西斯·鲍温（1811—1889）为代表的19世纪的实在论；以爱默生（1803—1882）为代表的先验论思潮，哈佛大学建立的美国第一所哲学大楼，就特意命名为“爱默生楼”；以阿萨·格雷（1810—1888）和约翰·菲斯克（1842—1901）为代表的进化论哲学；以霍金（1873—1966）为代表的人格主义；以培里（1876—1957）为代表的新实在论；以桑塔亚那（1863—1952）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布里奇曼（1882—1961）为代表的操作主义；以怀尔德（1902—1972）为代表的美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蒂利希（1886—1965）为代表的美国基督教神学；以诺齐克（1938—2002）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等等。www.133229.Com

历史地说，20世纪的美国哲学几乎是由哈佛大学统领天下：在学风传承上，早期的刘易斯、中期的蒯因、晚期的普特南等重要哲学家都在哈佛哲学系任教；在思想传统上，哈佛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摇篮，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詹姆斯等人都是哈佛的骄傲：皮尔士不仅出生于哈佛所在地的麻省剑桥市，毕业于哈佛，而且他形成主要思想也是在哈佛完成的；同样，詹姆士毕业和任教于哈佛，他的《实用主义》正是在哈佛期间完成的。其家族在哈佛拥有房产，如今已捐赠给哈佛大学，成为“教员俱乐部”，校园里的最高建筑也被命名为“詹姆斯楼”；在20世纪统领美国哲学的分析哲学重镇也非哈佛莫属，刘易斯、蒯因、普特南等大牌哲学家都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重要代表；同时，美国的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等也都发起于哈佛。

哈佛开创了实用主义哲学

作为研究美国哲学多年的学者，我有幸于2002年2月访问哈佛哲学系，亲耳聆听了普特南的教诲，拜会了许多当今重要的哈佛哲学家，见识了哈佛哲学系的教学，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哈佛浓厚的哲学氛围。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哈佛哲学系至今仍然保持着由皮尔士、詹姆士开创的实用主义精神。单从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关于实践理性的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有关伦理学和道德理论的内容一直是哲学系课程的核心：在我访问的春季学期中，有斯坎龙教授的“道德与行为”、白瑞教授的“理性与道德”、默润教授的“自由与存在”以及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帕菲特的“实践推理与伦理学”等，此外，还有哲学系主任科斯佳教授的“近代道德哲学史”。这些课程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行为的理性基础与动机的关系；它们对于道德要求、道德评价以及道德责任等性质的意义；关于相信、关心、行为、合理性、规范性的理由；关于道德行为的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和非归纳的实在论等。这些问题共同反映了哈佛哲学家们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对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道德行为和规范性原则的强烈关注。这正是自皮尔士以来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哲学家诺齐克曾在1982年和1983年开设了这样一门课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对诸如友谊、爱情、知识理解、性愉悦、成就、冒险、玩乐、奢侈、名誉、权利、启迪以及冰淇淋等被认为是最美好的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做了探索，试图从中得到一个关于价值的普遍理论。他在去年冬季学期中还开设了关于“俄国革命”的课程，讨论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中涉及到的历史解释、证据问题、因果性、偶然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叙述等问题。他原本还要在今年春季学期继续这门课程，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哲学观念。这样的课程反映了哈佛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浓厚兴趣。

在思想继承上，哈佛哲学家们的思想处处体现了与实用主义的血缘关系。不说远的刘易斯的“概念的实用主义”或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思想，就说如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的普特南，他的思想无不带有实用主义的明显标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入哈佛时，他就开始接受蒯因的思想和卡维尔所阐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共同体参与使用的工具，接受了实用主义关于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以及所有的认知都预设了价值等观念；到了70年代，他愈发重视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等人文因素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愈发倾向于实用主义谈论问题的立足点，这就是要以当事人的身份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世界和观察人类自己；80年代，他开始重读詹姆士和杜威的著作，提出了“内在的实在论”思想；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在哈佛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威廉·詹姆士的哲学”、“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等，发表了《重建哲学》（1992）、《词与生活》（1994）、《实用主义》（1995）等著作，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实用主义实在论”。这些都表明，普特南已经成为哈佛园这个实用主义重镇的象征：因为在60—70年代出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中，径自宣称分析哲学已走入死胡同而公开皈依实用主义者，只有普特南一人。

哈佛人生哲理范文第2篇

想要成为一流大学，看看哈佛大学是怎样校庆的！哈佛大学三百五十年校庆时，六万多校友回到母校，世界各地知名记者就有一千多人，学校想请总统里根前来主持典礼并发表讲话，时任总统里根就派人捎话：“是否能给我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师生都不以为然，议论矛头直指总统，认为他跟学术一点也沾不上边。最后时任哈佛校长鲍克直接向媒体宣布：“学校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于是哈佛三百五十年校庆上根本没有总统里根的影子。

没有总统的校庆又如何呢？哈佛依然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常青藤，她培养了六届总统，她年长于美国，孕育美国的领导人只是她众多成绩中的一项而已，她还有三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没有总统的校庆哈佛依然光芒万丈。

其实不仅仅是哈佛，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则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布什总统的弟弟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也被佛罗里达大学拒绝授予荣誉学位，只给了一个荣誉校友算是安慰。

大学就是象牙塔，何谓象牙塔？一是大学自身对知识和精神有超然与执着的追求，二就是大学能够免除外界的侵害与干扰，独立追求哲学与科学的自由。历史上，大学的建立曾经对抗教会的权威，德国十七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哈雷大学与哥廷根大学都完成了这样的使命。大学，尤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十二世纪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大学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智慧的花朵。著《大学的理念》一书的纽曼曾经指出在大学里“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智慧、哲理与知识就是大学追求的一切。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站立的土壤是人类对文化与知识的执着追求，倘若栽培于行政与权力的土壤上，怎能长出智慧的花朵？

德国有个名叫雅斯贝尔斯的教育家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可就是没有说大学是追求政治虚荣的市场。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时候清华因拥有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而声望超于同时学校。今天呢？百年之际，清华以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校友为荣矣。难怪有人说：“所谓大学者，有大官之谓也！”

【原载2011年5月1日《羊城晚

哈佛人生哲理范文第3篇

泰勒在以色列长大，1992 年到哈佛求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其间，他不仅获得全美壁球赛的冠军，还被派往剑桥大学交换学习，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回忆说：“一天晚上，我试着再回味一下取得成就的，突然间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他极力保持镇定，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反而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他发现，成就感并未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于是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让他着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经》，正是这本书让他豁然开朗，遂转到哲学和心理学系学习。

毕业后，他决定留校讲授“幸福课”，并在做了半年的调查后发现，有80%的学生有过一次非常沮丧和消沉，47%的学生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曾考虑过自杀……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更坚定了他讲授“幸福课”的决心。

2002年，泰勒首次在哈佛开设了“幸福课”。开课时，仅有8名学生听讲，有6人坚持到了最后。对此他反思道：“我总想在学生面前扮演一个完美的导师，结果适得其反。只有袒露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个自然的人，才会唤起他们真实的人性，也才会受到他们的尊重。”他改变了讲授方法，从生活实例中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幸福观。而他讲述最多的是“蒂姆的故事”，这个故事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从上小学起，父母和老师总是告诫他必须取得好成绩，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却没人告诉他，学习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精神寄托就是每个假期。熬到高中后，蒂姆的压力已大到了无法承受，期望上大学后一切都会变好。大学4年，蒂姆仍被焦虑裹挟，毕业后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后，他心想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很快就感觉到，这份高薪工作充满压力，虽然在加薪或升职时，会有一些满足感，但却稍纵即逝。现在，蒂姆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豪宅、名牌跑车，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可他却并未感觉有多幸福。

泰勒以这个故事告诫大家：人们总会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一旦目标达成后就认为是幸福，实际上，这只是“幸福的假象”。为此他总结了获得幸福的3个要素：1. 什么带给我意义？2. 什么带给我快乐？3. 我的优势是什么？并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其中的交集点，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真正需要的幸福。

泰勒的“幸福课”越来越受欢迎，第二年有300多名学生，第三年就升至850人，现在已成为哈佛学生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2006年2月，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而付出了“下课”的代价，他很烦恼，就去找泰勒帮助释疑解惑。泰勒慷慨为他支招：“你烦乱失落和难过都属正常，因为你也是人，应该去大胆地经历你现在正经历的任何事，并自然接受下来。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你还可以反省一下做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任期内的巅峰时刻，用你的所学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如果你有兴趣，我会在我的课堂上为你留下一个座位。” 在听了泰勒的几次授课后，萨默斯对发生的事情也释然了：“我心满意足地离开哈佛，我很感激泰勒的幸福课帮我找到了勇气并改变了自己。”

在哈佛的校报上，学生有许多反馈意见：“开始上这门课时我不以为然，但接下来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真的放松了。”“这是我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它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看问题时有了不同的视角，对幸福的理解也改变了。”“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听课者离开教室时，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

泰勒总结了幸福的10个小秘诀：

1.遵从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能让你快乐的课。

2.多和朋友在一起。亲密人际关系最有可能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别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的全部。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代表更好，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的锻炼。

7.睡眠。每天7～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

8.慷慨。你可能没有太多钱，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然向前。

哈佛人生哲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哈佛燕京学社 北平办事处 历史沿革

1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设立与组织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以下简称“哈燕社”或“学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东西方大学合作的典范，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中国，哈燕社的中方代表——设在燕京大学（简称“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以下简称“办事处”）是近代史上燕大最有代表性的机构，为哈燕社在中国各项合作活动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它在哈燕社的基金支持下，为燕京大学国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提供设施和资助，出版《燕京学报》和多部古籍引得丛刊等学术研究成果，也为燕大培养国学人才做出重要贡献。

办事处虽在1951年撤销，却在中国近现代史和西化框架中，凸显出独特地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掀起对哈燕社的研究热潮以来，张寄谦、樊书华、张凤、聂崇岐、陶飞亚和吴梓明等人对哈燕社的成立缘起、整体概况及成就等已作过较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办事处的整个发展脉络却并没有系统全面地理清，以致长期以来它的历史贡献与价值得不到客观评价和肯定。

1.1 创建背景

哈燕社北平办事处的历史沿革以哈燕社的发展为背景，同时又与燕京大学的发展密切关联。

哈燕社是于1928年春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霍尔（Charles M.Hall，1863—1914）的遗产基金资助创办。当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了解到霍尔在遗嘱中声明，遗产中一部分要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该项计划。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几经努力，司徒雷登最终成功促成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1928年1月4日，哈燕社在美国正式成立。

哈燕社的成立涉及霍尔遗产、哈佛大学及燕京大学三方的利益，因此正式注册的文件中规定了学社由三部分组成，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9人组成的董事会，由霍尔遗产、哈佛大学和燕大各选派3名董事。第一任董事会主席由博伊顿（Roland W.Boy-den）担任，直至他于1931年逝世。其后由哈佛商学院院长董纳姆（Wallace B.Donham）继任。董事会每年开会两次，分别在4月和10月，第一次主要审查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年度的预算；第二次则审查上年度的决算和追加预算。董事会下设两个委员会，其一是设在哈佛大学的教育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教师组成，并由一名董事担任主席；另一个是设在北平的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或称管理委员会），职责是制定在中国开支的预算，负责学社在中国的各项事务等。董事会指定了北平行政委员会的早期成员，包括司徒雷登（主席）、格里恩（Greene，协和医院负责人）、詹森（Nelson T.Johnson，美国驻华大使）、吴德施（Logan H.Roots，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洪业、孔祥熙、丁文江和颜惠庆等社会名流。吴雷川、陈垣和博晨光等学者也列席会议。

学社成立后，在1928年4月9日和4月26日分别与哈佛大学及燕大签订了协议。其中学社一燕大协议规定：经学社董事会同意后，由燕大任命除学社在哈佛大学的所有职员以及在北平的西方职员（包括研究人员）以外的其他教员；燕大对于学社使用其拥有或管理的用于教学、研究或行政工作的房屋，不收取租金，用于居住的则予收取。

此后哈燕社以燕大为基地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即“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办事处与哈燕社、燕大有着不可割断的紧密联系，这也为了解其历史沿革提供了依据。

1.2 发展阶段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因附设于燕大，与该校之发展密切相联，故其发展阶段、大体与燕大的历史沿革相一致。

1.2.1 初创时期（1928-1931年）

哈燕社成立后，1928年12月霍尔遗产基金会提取了遗产的三分之一作为美国国外教育基金，数额超过了1400万美元，其分配方案如下：其中的760万美元分配给遗嘱中指定的东方各地区的20所研究机构，包括燕京大学100万，岭南大学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及福州协和大学5万等。扣除税费和手续费外，尚余635万美元给哈燕社。这笔资金也分成两种账目：（1）普通账目（A General Fund）：约445万美元，不受限制，负责哈燕社在哈佛、燕大两地的研究和行政上的支出；（2）限制性账目（A Restricted Fund）：由学社管理，将190万美元的限制性基金所得收入分为19份，按指定比例每年分4个季度拨付给上述6所大学与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开展学社指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它们所得的比例分别为：燕京大学5/19，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和金陵大学各3/19，福建协和大学和齐鲁大学各2/19，阿拉哈巴德农业研究所1/19。这样燕大获得其中5/19的最大配额，即每年有50万美元所得利息等收入可直接用于它的教学、研究和出版工作，为燕大在此后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经费保证。

1928年，哈燕社就在北平设置了行政委员会，刘廷芳被聘为执行干事。该行政委员会利用学社资金，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负责学社资助下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由陈垣任所长，还聘请了包括张星娘、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黄子通等在内的多位国学大师来做研究工作，许招收研究生。研究所成立的初衷是想在哈燕社的资助下，继承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培养同学人才，但成绩小太理想，学生人数逐渐减少。顾颉刚曾言：”燕大研究所虽有巨款而无成绩，且无计划……自应成官僚化矣。”表明当时国学研究所的规模和声望并未形成。且当时洪业也反对“国学研究”这一观念，他认为学问无国界，国学不应该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1930年洪业归同后，便力主解散国学研究所，不久刘廷芳辞去了执行干事的职位。1931年下半年，陈垣也辞去了所长职务，离开燕大，国学研究所之名随之取消。

这一时期另一项重要业绩就是学术刊物的出版初见成效。《燕京学报》于1927年创刊，学术影响渐扩大。哈燕社引得编纂处也于1930年秋在洪业的促成下成立，致力于引得丛刊的编纂。

1.2.2 发展时期（1931-1937年）

在北平行政委员会成立初期，洪业和博晨光就认为学社在北平的机构过于庞杂。1929年4月，两人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向学社提出精简机构的建议，提议在北平设立一个学社办事处，内没常没主任和干事各一名即足以处理哈燕社在中国的事务。同时还建议另设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教育委员会。埘办事处的工作和活动给予指导和监督。

学社考虑了这一建议。1930年11月哈燕社董事会就重组北平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议：将委员会名称改为中国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rnmittee in China），由董事会委派不少于7个不多于11个人担任委员会的委员，并委派一名执行秘书来中国负责顾问委员会以及中国其他机构和个人与蕞事会的沟通事宜。

1931年10月，哈燕社组织中国六所受资助的教会大学的代表在北平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顾问委员会内部章程，章程规定：委员会的成员由学社董事会委派，从每个代表机构里选取两名代表，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一名管理财政，另一名负责国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由在北平居住的五名成员组成，其职责由顾问委员会授权，负责人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会应尊重委员会的政策，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向董事会建议奖学金和教授人选，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提交国学研究报告等。董事会指派一名执行秘书作为顾问委员会的秘书，处理董事会与顾问委员会的沟通事宜。由此可见，该执行委员会组织机构已基本确立，是日后“北平办事处”的雏形。1933年4月，哈燕社董事会议正式批准“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Harvard-YenehingInstitute Peiping Office）作为学社在北平办公室的名称，但是该名称将不用作学社在中国活动的名称。办事处负责人设为执行干事（Executive Seeretary），由美国人担任，负责学社在中国的事务开展。

由于办事处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附设于燕大，因此其行政管理权由哈燕社直接控制。学社在中国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名义仍为“哈佛燕京学社”，由此也导致部分人误以为燕大内另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陶飞亚在《哈佛燕京学社补正》中已对此进行更正：哈燕社只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剑桥，哈燕社在中国的机构也只有一个北平办事处，并没有一个所谓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事实上，办事处虽设在燕大，但行政上隶属学社董事会，其职能是作为哈燕社联络六所中国教会大学的机构，而不是只代表燕大。它的建立为哈燕社与燕大及其他大学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依托和保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仍然忠实于学术研究，对各方机构起着表率作用。

这一时期因为中国国内外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哈燕社在东方地区整体活动的不断扩展与规范化，办事处开展的各项计划逐一得到推动。如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每年六所教会大学的中文和历史系研究生可向办事处提交奖学金申请，用于攻读学位和继续研究工作；同时成绩优异的研究生还有机会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其次，学术刊物的出版也取得较大成绩。此间《燕京学报》的编辑日益严谨，体例也愈加规范，自成一家风格，为此后与《国学季刊》、《清华学报》的鼎足而立打下了良好基础。引得丛刊的出版在当时也获得了学者的一致好评。此外，办事处协助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购置中文藏书，哈燕社总部专门在燕大设立了北平购书处，就近在北平市场广泛搜购各类中文书籍。燕大图书馆也利用此种便利尽力收购，中文藏书日趋丰富。

1.2.3 抗战时期及战后（1937—1951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处境渐渐艰难，学术和教育工作受到较大阻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日军占领，一些教授在成都组建了战时燕京大学，恢复学校教学。办事处随之转移至成都，并由当时的校长梅贻宝兼任执行干事。

至1945年10月10日燕大复校，办学条件极其有限，但因有哈燕社的强大资金支持，办事处的活动虽进展不大但未曾间断，在推动国学研究发展方面也从未停止。这期间，学社对燕大的捐助分两部分：一为暂时性捐助，一为永久性捐助。成都时期的燕大仍不乏许多著名的学者任教，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和语言学家李方桂，均由学社资助7000美元支持其研究工作和13。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对保证燕大的教育与研究的持续开展显得尤为珍贵。

当时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华西大学也都聚集在成都办学，鉴于此，哈燕社制定了一个备忘录以协调它们的国学教育和研究。备忘录强调这些大学应该首先注重培养本科人才，要在战后为全国学校输送“根据近代方法训练的合格国学教员”。同时，备忘录还提出四所大学应该有一个平衡的国学教研计划，在“国学研究范围内应有语言、文学及历史课程，至少要有一门地理学或考古学课程”。对于学术研究，它指出只有利用当地原始材料且能够完成的研究才能得到资助。显然，哈燕社的重点是先完善课程，再平衡开展学术研究。此后，成都四所教会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委员会。1941年在学社的建议下，由华西、齐鲁和金陵三大学的国学研究机构成立联合出版委员会，学社赞助经费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两年后燕大加入，在战时的国学研究中该刊享有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同样重要的地位。因着哈燕社的主导与教会大学的通力协作，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也在夹缝中顽强求生。

燕大复校后，办事处随之复迁，由洪业担任干事。1946年春，洪业赴美讲学，聂崇岐被委派为执行干事。1947年秋，陈观胜继任干事。1948年，因华北局势紧张，陈观胜携眷离平，北平办事处由燕大校务委员会暂代兼管了两个多月。1949年春，聂崇岐再次被委派为执行干事。这期间办事处的地址也几经变迁，哈燕社1948年12月将北平办事处迁至广州岭南大学，翌年又迁至香港。1951年春，因燕大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北平办事处亦随之撤销。

2 历任干事

办事处自正式成立后，就由一位执行干事负责管理学社在北平的研究工作，并负责其与哈燕社及同在中国之六所相关大学的联络、监督和款项分配。首任干事为美裔燕大哲学系教授博晨光，此后由洪业、梅贻宝、聂崇岐和陈观胜先后担任或该职。根据哈燕社规定，执行干事每年3月、9月向社长提交两次正式报告，第一次报告以办事处下半年预算和本年度工作计划为主要内容；第二次报告是上年度工作总结或追加预算申请。

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出身于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世家，生于天津，1897年进人威斯康辛的Beloit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后又相继进入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神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1909年返回中国，在通州协和大学任教。后来参与组建燕京大学，并在哲学系教授西洋哲学史。1928年和1931年，他曾两度受聘于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并力促哈燕社的建立。他担任该社1928-1931年问的执行秘书，曾与洪业一起为北平办事处的成立和发展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贡献巨大，因此由他出任首任执行干事实为众望所归。

除任职干事外，博晨光还充任燕大的校务会议、图书馆委员会和古物展览委员会委员等职，由此可见他在燕大发展中的贡献。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将西方基督教、哲学和科学传播给中国青年，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向美国人泽介中国哲学，对中美文化交流也有较大贡献。

1939年博晨光因与哈燕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6eff）不和而辞职，总干事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担任，洪业因与哈燕社的渊源而被司徒雷登提名为执行干事。叶理绥没有表示异议。但中国人担任此职究属特例，他便于1940年又委派了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司太雷来担任副执行干事。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英文名William），福建侯官县人。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神学士。1923年他在燕大任历史系教授，后兼任文理科科长（相当于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燕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引得编纂处主任、燕大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等职。洪业与博晨光一起从初期就参与了哈燕社的建立，对哈燕社的发展也提出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1929年洪业起草并与博晨光联名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定出了燕大第一个五年的工作重点，即资料建设、学术研究及学生培养。该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率先提出设立硕博士学位制度，培养中国文史哲研究型人才。此计划目光远大，对燕大的研究生培养影响深远。1940年洪业在执行干事任上写给哈燕社的建议书中，再次申请建立学位制度，欲在五年内争取国民政府批准，在七个人文学科领域培养博士。他打算在五年的准备期后，“哈燕社在中国的活动将发展到足以支持燕大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博士学位计划”。该计划获得学社通过，但此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此外洪业在任燕大图书馆馆长期间，对充实馆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洪业对学社的另一项功绩就是作为引得（Index，即“索引”）一词的发明人和引得编纂处的主任，尤注意治史方法和整理国故的工具书编纂，出版引得多达64种81册。他对中国文、史、哲与语言诸方面研究的卓越贡献，是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并由此获得了1937年度的法兰西铭文学院茹理安奖（Prix Stanislas Julien，又称“儒莲奖”）。

1940年秋，洪业赴美接受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授予神学博士与文学博士，并借机赴哈佛大学向哈燕社董事会请得一笔专款筹建来华留学生馆舍。离开期间，办事处事务由西文秘书海松芬女士（Miss Hilda L.Hagne）。翌年初洪业返北平，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事起，燕大校园被日军占领，洪业等教授被捕入狱近半载，拒绝为日伪工作，坚贞不屈。1945年，日本投降，燕大复校，洪业仍回校任历史系教授及执行干事，并着手恢复引得与《燕京学报》的出版。1946年春，洪业赴美国讲学，后国内解放战争开始，归期一再推迟，竟与故国成永别。二三十年来，洪业与燕大同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为燕京大学成为与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国际性学府举力甚多，虽因战争原因造成学术事业受阻，后期未能做出更大成就，但他确实为哈燕社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梅贻宝（1900—1997）于1928年4月任燕京大学注册课主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战火波及，学校停办，梅贻宝与转移到四川后方的广大校友积极筹备复课。1942年10月1日燕大在成都复校，梅任校长，同时办事处执行干事。此后至1946年，他尽心竭力，因陋就简，通过哈燕社的资助延揽了一批其他大学的著名教授如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等到校兼课，在艰难的条件下成绩斐然。抗战胜利后，梅贻宝于1946年秋回北平，任哲学研究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底，内战局势紧张，北平动荡，办事处撤往广州，在岭南大学挂单，梅贻宝本想跟随，未果，改往上海暂住，1949年5月以后定居美国。客观上来讲，梅贻宝因为“临危受命”的性质，与其他几位干事相比，于任上并没有做出太多实质性的贡献，但他在抗战时期有限的条件下利用哈燕社的支持保障燕大的教学与研究，保证了哈燕社在中国活动的持续进行，也是相当不易，功不可没。

1946年春洪业离开后，由聂崇岐执行于事。聂崇岐（1903—1962），字筱山，一作筱珊，1928年毕业于燕大历史系。1930年洪业回到燕大，着手筹建引得编纂处，邀请聂来担任编辑工作。聂崇岐具体负责引得丛书的编纂，工作极为繁重，但他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地埋首于工作中。每部引得纂成之后必有一序，撰序最多者当属洪业，聂崇岐也所撰甚多，如他所撰写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便长达数万字。所编引得中八分之七为内稿，多是他组织编纂的，平均每年出版3种4册。外稿的征得也颇得益于他的慧眼，如许地山的《佛藏子目引得》和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等。1941年燕大被关闭后，聂崇岐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仍然从事引得编纂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复校，聂崇岐重回学校任历史系教授，并在洪业赴美后执行干事一职。但因该职规定由美国人担任，之前由洪业担任已属特例，所以学社又于1947年委派美籍华侨陈观胜担任。聂于1948年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讲学一年。1949年春在陈观胜离京后再次执行干事，至1951年办事处撤销。聂崇岐在办事处虽任之职，未取得耀眼的成就，但他在编纂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及专心致志献身学术的精神，学术界都是十分赞佩的。

最后一任执行干事是美国华裔佛教史学者陈观胜（Kenneth Chen，1907～），生于夏威夷檀香山。曾先后获得夏威夷大学学士学位、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获得哈燕社奖学金人哈佛大学攻读佛学及印度语文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至1950年任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但由于1949年国内局势不稳，他离开中国赴美国任教，此后办事处事务就交南聂崇岐兼任了。陈观胜因当时与学社的渊源而成为执行干事最合适的人选，但他最主要的成就是以研究“中国佛教史”而饮誉英语佛学界，他任干事期间除负责处理学社日常事务外，还教授佛教史等课程，1948年曾与海陶玮（J.R.Hightower）一起访问了其他几所教会大学，重点关注各校的图书馆建设和国文历史系的情况。他任内后期因常在美国讲学的关系而未顾及太多的学社事务，同时因为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办事处的活动一度并无太大进展。

3 活动与事务

北平办事处的办公旧址据悉是位于现为北京大学办公楼的“贝公楼”。贝公楼（Bashford Hall）于1926年落成，为纪念著名教育家贝施福而命名。其一楼为校长办公室，二楼北面是著名的大礼堂，南端就是北平办事处。

办事处的重点工作分两方面：一、支持文、史、哲三系的本科教学发展，主要集中在燕大外的其他教会大学之国学教育上；二、对研究生的培养和学术刊物的出版给予资助。在此条件下，燕大成为中国文化课程的研究生教育中心，其他教会大学的工作重点则是加强中国文化课程的本科教育，把学生送到燕大深造。在燕大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将被选送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以培养学生利用现代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化展开研究，学成回国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教育。对此哈燕社特别强调加强图书资料的建设和利用新方法研究中国文化遗产。

3.1 与其他几所教会大学的事务联系

哈燕社北平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包括同其他几个教会大学的联络。如前所述，六所教会大学分别从哈燕社获得了一般性资金以及限制性经费。所谓限制性开支，是指这笔钱原则上必须用作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专项经费。该项经费的拨发是有条件的，一是基金必须放在美国，将所得利息按年拨发；二是必须专门用于国学研究与教学；三是要接受哈燕社的监督指导。由此哈燕社与教会大学建立起了国学研究与教育上的合作关系，虽然哈燕社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教会大学有很多的自。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教会大学就每年中国文、史、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制定计划和预算，在每年11月前送达哈燕社。哈燕社董事会议将对各校报告进行审议，最后投票表决工作建议和拨款数额。哈燕社强调燕大以外的教会大学以教学为主，但在中国这些教会大学已经算是老资格的高校，双方观点有相当差距，以致后来屡有摩擦。

因着哈燕社资金支持的方向，这几所教会大学都开展起本校的国学教育及研究，如齐鲁大学利用哈燕社的经费，于1930年秋组建了国学研究所，由栾调甫任所长。研究所的发展目标旨在促进齐鲁文化研究，提高本校学生国文素养，加强国学教育。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充实，其研究工作不断发展，许多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至1952年随齐鲁大学撤销，该研究所共持续了22年，使齐鲁大学在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发展大为改观，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尽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发展重点与哈燕社加强本科教育的方向有些分歧，但总的来说。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的发展成就值得肯定。

南京金陵大学也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将教育与科研并重，培养了一批国学人才，同时出版了《金陵学报》等学术刊物。因学术组织与领导比较稳定，学社所拨资助经费比较充裕，该研究所进展平稳，成果斐然，与燕大不相上下。华西协和大学哈燕社委员会监督和指导本校国学教育与研究，重点对国学研究系、图书馆和博物馆进行扶持。但南于该校国学基础薄弱，师资力量欠缺，成绩并不突出，而岭南大学因与学社在经费使用方面存在分歧，并没有着力发展国学研究。福建协和大学虽有计划加强师资重新组织国文系课程，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图书馆建设等，不过，由于学校实力不强，具体实施的难度较大，成果也有限。

1931年10月，各教会大学代表齐聚燕大商酌国学研究事宜，取得了良好效果；1932年底总十事博晨光又南下访察了其他教会大学。六所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研究工作虽在程序上应受办事处监督和指导，但除燕大外，其他教会大学与办事处在具体事务上并没有更多联系。如同聂崇岐所言：“其他几所教会大学承用款项，也是要受执行干事监督的，但他们一向都直接同学社社长联系，对于执行干事都是少通或者不通音问”。

3.2 燕京大学事务

如前所述，哈燕社的限制性经费是按年度拨款的，燕大每年有50万美元为基数所得的利息用于自身研究发展，分为两部分：其一用于本科教育，数额较固定（最初每年约3万美元），凡文、史、哲三系的一切费用，都从中支出，直接由校方支配，执行干事负责监督；其二用于研究，数额不固定（1929—1930年度每年约2万美元），具体用于购买图书、文物和出版，以及设立奖学金。而文史哲三系某些受聘为哈燕社研究员的教师，其薪金和津贴，也从此项经费中支出。哈燕社希望通过这种方案逐步将燕大引导建设成为其在中国资助和推动的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中心，并且是唯一的研究中心。

3.2.1 研究生培养

北平办事处各项实施计划和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的开展，尤其注重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表现为：

首先，燕大聘请了很多文史领域的权威学者：国文学系有容庚、郭绍虞、郑振铎、孙楷第和高名凯；历史学系有顾颉刚、洪业、张星烺、许地山、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陈垣、鸟居龙藏（日籍）等，师资阵容强大，成为中国的国学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

其次，燕大招收研究生，并设立奖学金。

1928年9月，燕大成立了国学研究所临时委员会，吴雷川和冯友兰分任主席和书记，陈垣、容庚、黄子通等任委员。研究所于1929年秋正式成立，据其“所章”（1929年10月）载，“本所系哈佛燕京学社所设立，其工作隶属于燕京大学学术组织之一部分”，“所长由北平管理委员推举，取得燕京大学行政执行委员会同意，议决通过后由燕大校长聘任。所长还为事务会议、学术会议当然主席，各种常设及临时委员会当然委员，一切经费支持由所长签字负责”。研究所还设中、英文秘书各一人，协助所长处理中西方交流事务，这反映了哈燕社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的成立宗旨。当时刘廷芳和博晨光分任中、英文秘书。

国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为四类：导师及研究员、编译员、研究生和特别研究员。导师及研究员由国学研究所提名，得大学执行委员会同意，经管理委员会议决通过后由校长聘任，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选择有关国学之专门问题作系统研究和授课，并出席本所学术会议等。研究所还定期召开事务会议和学术会议，均由所长召集举行。事务会议至少每月召开一次，讨论所内事务，学术会议至少每月召开两次，讨论学术事务，其议决事项，凡与燕大教授规程有关者，须经所长提出，征求校务会议同意后执行。研究所还设立了奖学金，每名500元，鼓励学生研究国学。

国学研究所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因为资金比较充足，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出版的书籍有《古籀余论》（孙诒让）、《尚书骈枝》（孙诒让）、《张氏吉金贞石录》（张埙）、《马哥孛罗游记》（张星娘译）、《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历代石经考》（张国淦）、《王荆公年谱考略》（蔡上翔）等。此外还培养了白寿彝、张长弓、牟润孙、罗根泽等优秀的国学大家们。

办事处成立后招收研究生，便依照燕大研究院的标准对研究生申请进行审核。国学研究所最初的研究生培养，学制不固定，有一年即毕业的学生，其后开始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学生至少修业两年方可毕业。研究生的第一学年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精读几种汉文和英文典籍，待笔试合格，可选定题目预备论文。论文完成交由导师审查通过后，就由办事处执行干事延聘校内外教授组成口试委员会，口试通过后就成为“硕士待位生”，在毕业典礼时接受学位。至1950年夏，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约有30人，其中过半来自历史系。而且凡在燕大研究院学习中国历史、宗教学、考古学、美术学的研究生都可以向学社申请奖学金，名额不限，每名学生一年奖学金500元，成绩优良者可继续申请，还有机会在学社的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此外燕大还可选拔优秀学生，由哈燕社奖学金资助，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这项计划始于1931年秋，第一个被选派的是历史系毕业生。其后哈燕社就定出规章，凡受资助前往哈佛留学的学生必须在燕大取得硕士学位。当时受这一计划资助出国留学的有齐思和、翁独健、郑德坤（华西）、黄延毓（岭南）、林耀华、周一良、蒙思明（华西）、王伊同（金陵）等人。曾担任执行干事的陈观胜也是其中一员。此外，非教会大学的杨联升（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抵美后也获得了哈燕社奖学金攻读硕士（1942）、博士（1946）。这些留学生以后在历史、考古、社会学等方面都享有国际声誉。

此外，办事处的工作还包括接待来自哈燕社总部的研究生与学者。自1929年始，哈佛方面派遣魏鲁男、戴德华、卜德等研究生和顾立雅、费正清、赖肖尔、芮沃寿①等学者来燕大访问学习，为美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储备了一大批学术队伍，奠定其成为美国的汉学研究中心的基础。

由于霍尔基金于1927年已经启动，早在哈燕社正式成立之前，燕大就获得了资金出版学术刊物《燕京学报》（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学报于1927年6月创刊，每年6月和12月出刊，共出了40期，1951年6月因燕大被合并而出终刊号。从创刊至终刊，《燕京学报》共创办25年，除抗战期间因燕大南迁导致停刊近5年（1941年12月至1945年12月）外，1945年10月燕大复校后，即着手复刊，并于1946年6月出版了第30期。得益于稳定的财力基础，是其与当时其他学术期刊相比的一个重大优势。

《燕京学报》设编辑委员会，容庚、顾颉刚、齐思和先后任编委会主任。容庚在《燕京学报》的第1—6期、第9—11期、第16—29期任主编，共主编了23期；顾颉刚主编第7—8期、第12—15期，共主编了6期；齐思和主编第30-40期共11期。《燕京学报》初刊时，出版者一直署为“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自1929年6月第5期时便署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1932年北平办事处正式成立以后，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12期，出版者就改署为“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Peiping Office）”了。

《燕京学报》第一期《燕京学报简章》中阐明“本报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译著为主旨”，但实际上以燕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研究论文为主，译著很少。据统计，在该刊上发表过论著的作者大约148人。在这些作者中，既有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如陈垣、郭绍虞、许地山、冯友兰、冰心、翦伯赞、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等人，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和学生，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学报所登论文，以四万字为限，超出者则出专号，共出23种，每一专号即为一专著。《燕京学报》的学术分量，至今仍为大多数期刊无法企及。

《燕京学报》40期论文共计300多篇，体裁有研究考证、注疏校雠、考察报告、史料传记、人物评介、读书笔记等，涉及的学科领域以文史哲为主。可见其研究方向上以国学为主，重点偏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学报》在当时适应了“整理国故”的运动热潮，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同时它作为大学学术刊物，亦是现代大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为广大学者进行学术成果交流提供便利，拓展了公共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它是民国学术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促进学术理念和观点的传播，对推动不同学术流派问的交流与竞争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3.2.3 图书馆藏书发展

1925年燕大图书馆藏书不过万册，后洪业任燕大图书馆馆长，精心制定图书馆管理制度，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杂志以及明清史志善本图书，并通过个人关系向美国朋友募捐，扩大馆藏。自1928年获得哈燕社支持后更尽力补充中国古籍。1929年时燕大的中文图书已经增加到14万册。1933年中外文藏书达到22万余册（其中36744册是西文图书）。至1940年时已经收集了大部分清代丛书和2万册地方志。

同时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为充实中文藏书，在燕大设立购书处，就近向北平市场购书。洪业规定，燕大在购置中日韩文图书时，也要为哈佛购置一份。如系善本、珍本或抄本，通常送到哈佛，而燕大则以影印本留存。洪业认为哈佛收藏善本的条件优于国内，而且他们付得起高价书款，燕大可以用余款购置其他书籍。因此燕大图书馆利用此种便利尽力收购，中文藏书质佳量丰，直到1950年藏书达40万册。燕大以哈燕社为渠道，通过中西学者的访问、培训，以及协助充实中外两个图书馆中国东方古籍的购置收藏，为推动与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一种有利的合作形势。

3.2.4 古物研究及展览室（Archaeological Labora tory Museum）

办事处为了教学和研究目的也采购了一些文物，专设了一个古物研究及展览室，收藏有三古鼎彝、殷墟甲骨、周秦戈镞、历代明器等。其中以汉梁武祠堂笔画墨柘最为名贵。古物的购藏为史学考古等提供了研究材料，如1933年国文学系容庚及瞿润缗合著的《殷架卜辞》，就是由容庚先生从1929年办事处购得的徐坊旧藏甲骨中选取800余片，与瞿润缗同为考释及文编，以供研究甲骨文者参考之用。1933年郑德坤、沈维均二君合编的《燕京学报》专号《中国明器》的内容颇为丰富，末附图版二十八幅，也多为办事处所藏古物明器。古物研究及展览室于1936年秋正式开放并加入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由容庚先生任主任，容媛和海松芬女士任保管员。该室为哈燕社研究员及学者提供了极好的文物研究资源，是办事处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引得编纂处（Sinological Index Office）成立于1930年9月，由洪业力主设立。1928年秋，洪业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深感我国古籍编制索引的迫切性，便草拟了计划书于1930年春提交给哈燕社董事会，即获通过。至9月洪业回国，引得编纂处遂告成立。直至1951年（期间因抗日战争曾中断五年），编纂处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与综合引得（Concordance）64种共8l册（其中41种正刊，23种特刊），可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编纂处设主任一人，由洪业总司其职；编辑三人，分任编校引得；经理一人，经营管理一切杂务；书记五人，处理抄录引得稿件等。此后又设副主任一人，由聂崇岐担任，辅佐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又于1933年成立了引得校印所，李书春任编辑及校印所主任，专理引得校印所事务；田继综、赵丰田等先后任编辑，马锡用为经理，下设助理2人：关长庆、贵增祥；抄录员8人，1940年人员极盛时达15人。选书、钞片、排片、送印、校印等工序都有专人负责，并设有专门的印刷厂，其组织规模之完整、专业队伍之精干，在当时属佼佼者。1941年燕大关闭后，编纂处停止工作，校印所也被撤销。恰在此时，当时新成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d’Etudes Sinologiques）”设立了通检组，聂崇岐带着编纂处的部分工作人员进入通检组，他们延续了在编纂处的工作，至1946年撤回引得编纂处，共完成了《通检丛刊》的前八种。他们的工作使通检组成为中法研究所成果最丰硕的下属机构，通检组也借鉴了他们的经验，其编纂的十余种《通检丛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这不能不说是引得编纂处的另一处功绩。

1945年燕大复校时，北平办事处和引得编纂处也随之恢复，校印所也重新设立，直到1949年以后才最终关闭。1950年12月，编纂处出版了最后一部引得——《孝经引得》，编纂工作即告终结。编纂处在仅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出版3、4种，其业绩是显而易见的，所编引得系统性强，学术价值也较高，如十二经的引得、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引得、《宋人文集篇目综合引得》、《杜诗引得》等。

编纂处在哈燕社的资助下有着稳定的经费支持，前两年的经费为6000美元，后来美国经济萎缩，经费也被削减至4000美元。但即使在战乱时代，每年相对稳定的经费仍保证了校印、印刷工作的顺利进行。每部引得刊印后，行销国外者甚多，得到西方汉学家的重视。它为我国的古籍索引编纂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功经验直到现在仍对古籍索引编纂具有指导意义。

3.4 其他事务及未尽计划

3.4.1 与中印研究所的关系

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是哈燕社附设于北平的一所机构，实为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俄国男爵，汉学家，精通梵文）筹备，早于1927年前已正式成立，此后钢和泰多方寻找支持募集款项。直到1929年钢和泰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印研究所才被哈燕社正式“收编”，其运作方式是哈燕社为中印研究所单独拨款，款项的使用由北平办事处负责监管，但每年的财务计划和最后的财务报告由钢和泰直接向哈燕社汇报。研究所的职责是为哈燕社寻觅和购买相关研究资料；开展中印研究计划，并对哈燕社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在学术上给予必要的培训和指导。由此可见研究所与办事处的功能有某些相似性，当时钢和泰除在研究所里给研究助手和留华学生讲课之外，也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如《哈佛中印研究丛书》等；他还曾担任燕大国学研究所客座导师研究员。1937年钢和泰逝世后，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研究生柯立夫（Cleaves）来华进修，就暂时代为管理所务。抗战爆发后研究所不再活动，直到日本投降后，研究所由另一个来华进修的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研究生海陶玮代管，1946年7月搬迁到喜雀胡同，并更名为“美国亚洲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Asiatic Studies）。但它不过是个进修站，并没有具体研究计划。研究所于1951年取消，藏书捐赠给燕大。研究所与北平办事处是平行机构，只是在所务无人主持时由执行干事代管，其财务预算也纳入北平办事处的报告中。

3.4.2 哈佛燕京学社翻译委员会（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Translation Committee）

1936年，博晨光向时任校长的陆志韦建议成立翻译委员会，之前他与邓嗣禹曾合作翻译《颜氏家训》，但由于邓患病而未能完成。因此博晨光建议由委员会挑选一些传统的中文典籍翻译成英文以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使用，同时这对国内其他地方的翻译工作也将起到示范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翻泽委员会便由燕大管理委员会授权成立并于7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博晨光任主席，司徒雷登、陆志韦和洪煨莲等出席了会议，通过了“燕京大学翻译书单”、“翻泽奖金”、“译者会议”等决定。此举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决定，但因抗战爆发，此后并未见其后续发展及成效。

3.4.3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考狄计划委员会（Cordier Projeet Committee）

1939年4月，洪煨莲提交了一份“1938—1939年度计划A试验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了一项计划A，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考狄（Henri Cordier）的《中同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进行增补；另一方面将对1904-1908年出版的4卷《中国学书目》，1924年的补编版及现在进行中的增补版中的所有书目编制索引。博晨光很赞同该项计划，与洪业一同发起的考狄计划委员会在7月正式成立，对《中国学书目》增补的目录及编制索引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并决定利用办事处1938—1939年度的尚未使用的预算经费开展计划，由洛温塔尔（Rudolph Lowenthal）担任顾问并聘请文书人员。洪业该项计划的提出将中国文化真正放在世界范同内来考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如若成功也必将为办事处的功绩添上瞩目的一笔，但是同他提出的学位制度计划一样，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止步未前，令人扼腕叹息。

4 结语

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个体系严整的专项学术机构，在致力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领域的研究方面发展稳健，成果丰硕，至今仍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平办事处作为哈燕社在中国的研究中心，在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哈佛与燕大两所大学的合作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经验。

哈佛人生哲理范文第5篇

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笔者应邀两度赴哈佛大学出席藏学研讨会，通过和与会美国藏学家的接触、交流和对美国藏学研究机构的考察，增加了对长期关注的美国藏学研究的感性认识，对美国藏学重镇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其诉诸笔端，以飨同好。

国外藏学发源于欧洲，美国藏学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国外藏学从19世纪30年代产生至今，在20世纪初、60年代初和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过三次高潮。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藏学研究萌芽；第二阶段（1950－70年代），美国藏学研究走向成熟；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藏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进行实地考察，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超独强的格局。“六・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并图谋将作为肢解中国的突破口，于是，又从“冷战的孤儿”变成了“后冷战的宠儿”。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总之，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对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学者对的认识基本定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观”，美国藏学已脱离欧洲藏学的巢臼，自成一体。

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先驱

哈佛大学是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列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至今仍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哈佛东方学丛书》编纂出版。1902年，印度－伊朗语言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该系再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该系现在开设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语、乌尔都－印地语、泰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信德语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语言课程。1995年，随着一个和喜马拉雅山研究讲席的设立，现在开设和喜马拉雅研究课程。

20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藏学家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和研究。著名汉学家和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拉铁摩尔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华裔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学哲学和中文讲师。华裔美国语言学家李方桂，1928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1946-194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的客座教授。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1919-1922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3年。他们后来都曾“客串”藏学，并写下了名篇佳作。著有《明代中国与吐蕃》（1972年）的历史学家罗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杰夫瑞・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瑟曼深受哈佛大学的熏陶，他于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后又返哈佛大学任宗教学访问教授。1963年，霍普金斯和瑟曼于哈佛毕业后前往新泽西州，拜由赴美的卡尔梅克蒙古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美国喇嘛教佛教寺学习藏传佛教，瑟曼还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学经。后来，霍普金斯和瑟曼都成为国际知名的藏传佛学大师，这两位藏学耆宿至今仍活跃于美国藏学大舞台。上述学者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哈佛藏学的基础。

哈佛藏学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学府，是举世闻名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近年来，由于藏学成为国际“显学”和问题国际化趋势的加剧，哈佛部分学者和机构自然地将注意力和兴趣转向了藏学。哈佛－燕京学社、神学院、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研究领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哈佛大学已成为美国藏学重镇。

进入21世纪，受国际藏学发展趋势和问题国际化形势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与美国其他藏学研究机构相比，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特点――双重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十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