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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作文

劝说作文

劝说作文范文第1篇

爸爸,您已经很长时间在电脑里“翱翔”了,在玩电脑游戏的你熬通宵,未夜难眠,问您问题您却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别来烦我!”叫您吃饭,您也不理,只顾您自己玩游戏,现在的您根本不顾我们的感受,也不问我们心里的感受。您不知道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爸爸,您别玩游戏了。为了玩游戏,您和妈妈大吵了一架,您弃门而去,我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爸爸,您别玩游戏了。难道您没听说过一名高三学生在一家网吧玩游戏时不幸猝死,经医生鉴定,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心脏病的死亡。

爸爸,您别玩游戏了。再玩下去,会害死您的。

人民路小学五年级:李熠

劝说作文范文第2篇

看,人们开始对树木发起攻击。

瞧,鸟儿们正在慢慢的飞走啊。

闻,空气中弥漫着致命的药品。

所有的动物都在说人类啊,

劝说作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劝说,语用学,言语行为,综述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言语行为,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论文的格式。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言语行为,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言语行为,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论文的格式。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言语行为,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言语行为,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曹希绅.说劝心理和说劝技巧[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2]孙淑芳.俄语祈使言语行为研究[M].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3]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4]何自然主编,谢超群,陈新仁编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唐霞.劝说言语的语用研究[J]. 长沙大学学报, 2009,23(3).

[6]郜峰.《红楼梦》劝说语的语用分析[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11 (26).

[7]徐昌华.关于劝说语的语用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25(3).

[8]唐霞.劝说中的语用预设[J]. 陇东学院学报, 2010,21(2).

[9]厉燕.预设在说服学中的运用[J]. 语言应用研究, 2007.

[10]张军益,高晓琪.广告语言预设的元语用分析[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9(6) .

[11]闫毓芳,杨惠丽.语言预设在广告语中的应用[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6(2).

[12]赵宏.语言预设艺术在广告言语中的应用[J]. 贵州大学学报, 2001,2.

[13]张明芳.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广告的说服性[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2(1).

[14]高契.广告语说服艺术的语用学探析[J]. 文史, 上月刊 2010.

[15]安美丽.服装销售交际语言的语用分析[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12(3).

[16]杜金榜.司法语篇隐性说服研究[J]. 现代外语(季刊), 2008,31(3).

[17]蔡荣寿,邓杏华.跨文化交际中的劝说技巧[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7(4).

[18]李冬梅.销售劝说言语行为的实证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08 , 526.

[19]申智奇.关联理论对说服行为的解释[J]. 外国语言文学(季刊), 2004, 4.

[20]邵广.商品销售中“劝说言语”的语用特点研究[D]. 大连海事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21]商珍.商务语篇的修辞劝说分析[D].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2]孙文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广告语言中的劝说手段[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23]黄坤.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劝说技巧[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4]丛丹.俄汉语劝告类言语行为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25]唐霞.中美“劝说”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劝说作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本)是目前高校文科专业普遍使用的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然而金无足赤,该书依旧存在一些不妥之处。其文选部分注释中的“属引”“乃自强步”“盛气而揖之”“絺”“劝”尚存疑问,本文对其中解释存有未尽之处予以辨析。

关键词 :郭锡良 古代汉语 注释

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郭注”),是目前高校文科专业普遍使用的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然而金无足赤,郭注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妥之处。笔者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个人意见,以就教于方家。文中括号所标页码均出自郭注。

一、属引

《水经注?巫山巫峡》:“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郭注:“常常有山高处的猿猴拉长声音呼叫,叫声像一种悠长的歌曲非常凄凉特别。属引:‘属音引调’的意思。古时指人的歌唱,在此形容猿啸,是一种拟人写法。”(20页)此处注释欠妥。

郭注增添了“音、调”二字,用“属音引调”偷换“属引”概念,并借拟人一说来迁就,而后得申其说为“叫声像一种悠长的歌曲”。这样迂曲的解释,正是犯了古人所说的“增字为训”的错误。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一《通说下》“增字解经”条:“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字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

从语源来看,《仪礼?既夕礼》中已出现了“属引”一词。卷三十八“属引”下郑玄注:“属,犹着也;引,所以引柩车。”指“用绳索拴在车前横木拉着前行”,即“牵引”,进而又引申为“接连不断”义。上揭《巫山巫峡》中的“属引”一词,郭在贻《训诂学》认为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释“谓猿声接连不断”,这个注解平实允当。在词义上,“属”有“连属”义,“引”有“延长”义,翻译成“接连不断,无懈可击”。从结构上看,“属引”是形容词性谓语动词,与“凄异”能组成联合结构。语法上,“属引凄异”前省略了主语“长啸声”,将“属引”翻译成接连不断,可与之后的“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相呼应。故全句可译为“常常有高处的猿猴长啸,(长啸声)接连不断,凄凉特别”。

二、絺

《勾践灭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郭注将“絺”解释为“夏天穿的葛细布”。(157页)此处注释欠妥。

这里想表达的是以葛为材质而织成的布,应称为“葛布”。其他以葛为材料制作的,比如“葛纱”,是用葛织成的纱;“葛帔”,是用葛织成的披肩。如《南史·任昉传》:“西华冬月著葛帔綀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清赵翼《至苏州瘦铜子孝彦来见泫然有作》诗:“葛帔相看泪满衣,贫官门户已全非。”用葛织成的精细布料,则应称为“细葛布”,不应作“葛细布”。如《论语·乡党》:“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絺綌”为布的统称,而“绤”的解释为“粗葛布”,与此相对应,“絺”就应该释为“细葛布”。《说文·糸部》云:“絺,细葛也。”在《小尔雅·广服》里“葛之精者曰絺”,也同样释为“细葛布”。此外又有“絺衣”译为“细葛布衣”;“絺素”译为“细白葛布”。如《史记·五帝本纪》:“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张守节正义:“絺,细葛布衣也。”又有“絺素”,如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令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弱於罗兮轻霏霏,号絺素兮将献之。”所以上文的“絺”应释为“细葛布”。

三、劝

《勾践灭吴》:“果行,国人皆劝。”郭注“劝”解释为“勉力”。(163页)此处注释欠妥。

“勉力”当作“勉励”。“勉力”是“努力、尽力”的意思,而“勉励”是“劝人努力、鼓励”的意思。前者是指个人的主观努力,后者是对他人的一种期望。据文“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可知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鼓励和劝勉,对象是他人,所以应释为“勉励”。《说文·力部》释为:“劝,勉也。”荀子的“劝学”是“鼓励学习”,古代所谓“劝农”“劝耕”“劝穑”都是“鼓励生产”。这些都是近于“勉励”的意思,而不是“勉力”。再如《答李翊书》:“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所贬也。”“劝”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劝勉。《韩非子·难势》:“无庆赏之劝。”《左传·成公十四年》:“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两处的“劝”都是“勉励、奖励”义。《史记·货殖列传序》:“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劝”即“鼓励、勉励”义。在文献资料中,几乎未见将“劝”释为“勉力”义的。因而上文的“勉力”应该作“勉励”。

四、盛气而揖之

《触龙说赵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郭注“揖”解释为:“拱手礼。《史记·赵世家》中‘揖’作‘胥’。‘胥’通‘须’,等待的意思。”(173页)此处注释欠妥,前半部分“拱手礼”三字应删去。

裘锡圭《〈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章中的错字》中说:“《赵策》:‘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旧以下句“入”字属此句,非是)。清人黃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都指出《赵策》‘触龙’当从《史记》作‘触龙言’。元人吴师道《补正》指出《赵策》‘揖’字当从《史记》作‘胥’(王念孙说同)。帛书本此句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大(太)后盛气而胥之’。得此佳证,上引诸氏之说可以视为定论了。”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二》中进一步说明,“揖”是“胥”字之误,今试从字形演变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隶书中,“胥”字作“”(见《校官碑》),后来口旁下面的笔画竖折又拉直作“咠”。而“咠”在敦煌文献中作偏旁时如“揖”作“”、“缉”作“”,右旁进而又省作“咠”,汉碑中“揖”已经写作“”。这样,“胥”和“咠”在字形上都可以写作“咠”,容易发生混淆。上文的“胥”应通“须”,为“等待”义,如《管子·大匡》中提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少胥”义为“稍等”;《史记·扁仓传》中“胥与公往见之”的“胥”也通“须”。上揭《触龙说赵太后》中,赵太后不可能在盛气的状况下对一个大臣作揖,不合君臣之礼;其次,从上下文语境来看,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是在等待他到来,下文“入而徐趋,至而自谢”,言下之意,左师“至”还有一段时间,太后不可能长时间举手作揖而等待左师,于常理不通,且作揖应在当面互作,所以解释为“等待”更为合理。而“揖”和“胥”的错传,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已得到证实,帛书本此句正作“胥”字,且《史记·赵世家》作“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徐趋而至”,可资比勘。因此,“拱手礼”这一注释不符语境,应当删去。

五、乃自强步

《触龙说赵太后》:“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郭注“强步”解释为“勉强散散步”。(174页)此处注释欠妥。

据《汉语大词典》,“强”除有“强迫,勉强”之义外,还有“勉力,勤勉”这一义项,“强”字《集韵·养韵》释为“勉也”,《尔雅·释诂》释为“勤也”。《孟子·梁惠王下》:“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杨伯峻注:“强,勉也。”杨凤萍、关童指出:“被动勉强之义于先秦不经见,盖至唐宋以后方得通用,如李白《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空言不成欢,强笑惜日晚。’……主动之义于先秦则往往而有,如《战国策·赵策四》:‘太后不肯,大臣强谏。’谓极力进谏。”再根据文意,此处触龙以自身劝说太后保重身体,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不是以自身之勉强而去劝说他人之勉强。若将句中“强”释作“勉力”,进而释作“努力,尽力”,显然较“勉强”为优。由于“勉强”含有“不情愿”义,不能显现出触龙的积极主动之态,也就不能与其主动劝谏赵太后这一语境相吻合。因此,此处“强步”的注释应为“尽力、努力走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磊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唐作藩.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76:74.

[3]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郭在贻.训诂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劝说作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奥斯丁 《劝导》 反讽艺术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2-0077-02

《劝导》描写了一个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同青年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订下了婚约。可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出身卑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接受了教母的劝导,忍痛同心上人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了官、发了财的温特沃思上校休役回乡,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怨忿未消,但两人不忘旧情,终于历尽曲折,排除干扰,结成良缘。

简・奥斯丁的作品价值在于她用幽默讽刺的批判笔调,细致逼真地再现了她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深入地分析了她那个时代的人物,对所有不公正的现象发出辛辣却又是善意的嘲讽。让我们先来看看她在《劝导》中的人物塑造的反讽手法。

相对于奥斯丁塑造其“严肃的女主角”的反讽手法不同的是对于《劝导》中安妮这样一位奥斯丁笔下年龄最大、最完美的,早已“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理智和自我意识的过程”的女主角,叙事者的反讽远为温和含蓄。当安妮已充分认识到她所接受的劝导是完全错误的,她却不责怪路赛尔夫人。即使她吃了这种劝导的苦头,她仍坚持认为“听从她的劝导是正确的”“若是继续保持婚约的话,将比放弃婚约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劝导》263)在这里与其说是路赛尔夫人的关爱阻碍了安妮,不如说是安妮内心的道德责任感将自己束缚。这明显是对女主人公局限性的反讽。

奥斯丁的嘲笑的锋芒不仅对着书中的某些人物,而且还贯穿于全书的情节构思之中。其“结构反讽”的特色是多方位,多角度的。

从纵向看,从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局,每个情节都渗透反讽;情节之间又构成反讽照应,层层推进。在《劝导》中她的“中心反讽”指向社会,对主人公的反讽退居次要。小说一开头就对当时的婚姻制度、门第观念等腐朽的传统偏见给妇女带来的深重不幸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安妮曾经听从路赛尔夫人的劝导认为“去嫁给一个除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点自甘暴弃”,但在她心中却又因此产生了长久的巨大的痛苦,“这深沉的悲哀使她的青春过早地消逝了”。而八年后耽于贵族风度的沃尔特从爵挥霍无度,“既无节操又无见识”,对于安妮切实可行的平民化的改革计划也是一口否决,因为那“连个无名绅士的体面都没有”,最后只有失去了在自己庄园上生息的“义务与尊严”,因为家境败落,庄园最后不得不易手他人,而房东恰是克罗夫特将军。将军夫人的弟弟――温特沃斯上校“凭着他的才智使自己身居高位,再也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人了”,他“现在被公认为完全有资格向一位从爵的女儿求婚”(《劝导》265)。这一切最终使沃尔特从爵“在那本尊贵的爵谱里,欣慰地记下这门亲事”(《劝导》266)。整个故事既富有讽刺性又富有戏剧性。

从横向看,反讽投射到全部角色及其关系上,既有对女主角的反讽,也有对一系列次要角色的反讽。在莱姆路易莎在科布山突然摔下来,温特沃斯“脸色煞白”,查尔斯“惊恐不已”,完全慌乱没了主意,“安妮,安妮!下面该怎么办?看上帝的份上,你说呀,下一步怎么办?”(《劝导》116)安妮此时却镇定地、理性地指挥三个男人各司其职,处理了这令人生畏的任务。在“莱姆事件”中奥斯丁极大地嘲讽了这个小团体男性中的两个佼佼者,也即嘲讽了父权社会千百年来的性别成规――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对立的“二元论”,表明奥斯丁相信妇女和男人一样能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

《劝导》是奥斯丁停笔十余年后写成的。在这段长时间的沉默中,奥斯丁的思想变得更为严肃了,她观察客观现实的目光也变得更加锐利。通过对《劝导》中的反讽艺术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奥斯丁的各种程度的反讽莫不暗示出她完全能够清晰地看到她所描写的那个世界的“缺陷”。通过《劝导》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观表明奥斯丁更具有了时代敏感性,对各等级之间的传统关系格局的改变投入更多的热情,整个贵族阶级的命运开始引起她的注意。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这既是奥斯丁的转变,也是18、19世纪文学过渡期的特点。《劝导》出现的“新的因素,新的特点”预示着文学关怀正逐渐从个人扩大到社会。奥斯丁作为一位在用戏剧语言来实现她复杂意图方面取得独特成就的作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衡量小说家成就的永恒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林文琛.“奥斯丁反讽艺术片谈――奥斯丁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的反讽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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