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
首都经济贸易范文第1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由原北京经济学院和原北京财贸学院于1995年3月合并、组建的北京市属重点大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疫情防控措施_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疫情防控最新安排，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2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疫情防控措施从严从紧落实返京返校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一、从严从细加强人员管理和健康观测
1.在京师生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目前在京师生应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近期不出京旅游，不前往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地级及以上城市，下同)。确需前往的，由所在单位严格审批管理，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返京后须立即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方可入校。
2.在非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教职员工，遵守属地疫情防控规定，做好个人防护，应在8月15日之前返京，返校前须确认旅居地未被动态调整为中高风险区所在市，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方可入校。
3.在非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学生，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做好个人防护，严格遵守属地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非必要不返京、不返校，等待学校进一步开学通知。
4.已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出京人员，严格按照属地疫情防控政策执行。
按照北京市相关政策，“纳入当地管控的，在解除管控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返京后须立即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方可入校;“未纳入管控的，在当地进行14天健康监测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返京后须立即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方可入校。
5.在中高风险地区滞留人员应主动向所在单位报备，所在单位应进行“一对一”联系，加强对中高风险滞留师生的关心关爱。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人员，务必在返京前将相关行程轨迹向所在单位上报，抵京后需向所在社区报告，严格遵守社区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自返京之日起健康监测14天后，持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方可入校。
二、进一步严格校园管理
1.全面细致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严控无关人员、车辆进校。
校外人员因公确需入校的，严格落实预约审批、身份核验、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制度。
2.师生入校须主动出示健康宝绿码。
所有留校人员在校园活动期间要做好个人健康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各单位应动态掌握本单位涉及留校人员情况及日常行程轨迹。
3.各单位自本日起，不得组织师生集体出行、实践调研等各类聚集性活动。
严格控制校园内各类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举行。所有活动组织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性聚集性风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校简介首经贸校本部位于丰台区花乡，以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红庙校区位于朝阳区红庙，以留学生和非全日制教育为主。
60余年来，学校已发展为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要特色和突出优势，并拥有法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六大学科，各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北京市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校共设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劳动经济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管理工程学院、财政税务学院、法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华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经济管理学院、体育部、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商务学院等19个教学单位。拥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及相应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领域)。
学校现有在籍学生16408人，其中本科生10611人，硕士研究生3665人，博士研究生540人，学历教育留学生383人，成人教育学生1209人。本科生高考录取分数线、毕业生就业率、毕业生起始年薪、与专业相关度、职业发展空间等指标评分都远高于北京地区高校平均水平。
学校现有教职工1580人，专职教师1003人，其中，教授等正高职专业技术人员192人，副教授等副高职专业技术人员433人。博士生导师142人，硕士生导师579人。一批教师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评国家及北京市教学名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高创计划”等人才计划。学校从2006年起开展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并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教师促进中心(OTA)，是北京市最早开展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教师职业促进的教师自治组织。
学校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获批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应用经济学下属二级学科劳动经济学获批部级重点学科，并入选教育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批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企业管理、会计学获批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获批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政治经济学等7个学科获批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经济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获批部级特色专业;经济学、统计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获批部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统计学、工商管理、会计学、资产评估、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获批部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法学、传播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英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安全工程、行政管理、税收学、广告学等专业获批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工商管理获批北京高校“重点建设专业”。
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获批部级精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获批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财务会计、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获批部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群教学团队、经济学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部级教学团队。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国家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学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区被评为部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会计学院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获批部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走进管理的世界》被评为部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创业团队建设与管理》被评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财政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学被评为部级一流本科课程;学校获评“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并成为首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高校。
学生假期疫情防控注意事项1.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游客或学生，抵返抚远市后要主动向目的地相关部门或社区报告，按照当地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及健康管理。
2.提醒公众尽量减少聚会聚餐，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
如需前往住宿、购物、美容美发、沐浴、娱乐等密闭性公共场所，在公共空间非必要不摘掉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好手卫生。
3.家庭要储备体温计、口罩和消毒用品等防护用品，居家环境要常通风、定期消毒，接收境外快递、信函等可用酒精擦拭处理，并注意洗手。
4.节日备餐时尽量在商场或超市选购新鲜食物，不要购买来历不明的、死因不明的畜禽、冷冻食品、水产品。
保证食品原料的卫生安全，食物应烧熟煮透后再食用，尽量不要生食肉类、海(水)产品。制作食品时要做到生熟食品分开加工，生熟用品用具分开使用。
5.外出旅行要备好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免洗消毒液
6.洗手液等。
出行前要做好自我和同行人员健康状况评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保持手卫生。在旅行过程中，如进入人群密集或通风不良场所，需佩戴口罩并保持与人距离。旅行过程中应注意观察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不适，有发热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7.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上班。
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
8.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建议每日通风3次，每次20-30分钟，通风时注意保暖。
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按照六步法严格洗手。
9.进入办公楼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可入楼工作，并到卫生间洗手。
若体温超过37.2℃，请勿入楼工作，并回家观察休息，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10.采用分餐进食，避免人员密集。
餐厅每日消毒1次，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肉类生食。
11.建议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洗手消毒。
开会人员间隔1米以上。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通风1次。
12.洗手后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外出，回到家中摘掉口罩后首先洗手消毒。
手机和钥匙使用消毒湿巾或75%酒精擦拭。居室保持通风和卫生清洁，避免多人聚会。
首都经济贸易范文第2篇
贺会长指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律是价值规律，资产评估是一种价值发现和价值实现的手段。这种价值发现和价值实现必须经过严谨、科学地评定、估算，由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技能的专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工作程序作出专业判断。因此，资产评估是一项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专业性很强的高智力中介服务工作。
贺会长说，市场经济催生了资产评估行业，资产评估业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成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国际资本流动、海外投资、企业跨国并购、跨国经营等活动日趋活跃，资产评估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评估业务由单纯的不动产评估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二是评估由单纯咨询性质向咨询和鉴证并存方向发展；三是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资产评估的作用。
在报告中，贺会长回顾了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发展历程，阐述了资产评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用二十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创造了评估史上的“中国速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资产评估行业管理体制日益完善、评估队伍不断扩大、评估准则体系日渐完备、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行业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既有力地推动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又积极为非公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专业支持；有力地支持了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知识产权、文化、林权等体制改革；同时既在防治腐败、建设诚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积极为国家政治、社会、外交等工作大局提供相关服务。
贺会长还介绍了中评协四代会上提出的行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即“努力把中国评估行业办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具有职业尊严、深受社会尊重、享有国际声望、无愧于时代的中介服务行业。”并再次强调，我国评估行业发展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充分发挥资产评估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促进评估行业科学发展；紧紧抓住传统市场、新兴市场、潜在市场，开拓行业的发展空间；努力推进行业优质发展、协会优质管理、机构优质服务、评估师优质执业，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切实加强法制准则、管理体系、人才队伍、诚信道德、行业文化五项建设，全面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
贺会长指出，资产评估作为高智力型专业服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是决定行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行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提出了人才是行业第一资源的理念，制定了行业人才培养总体规划，明确了行业人才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特别是在高端人才、国际化人才、后备人才培养，以及远程网络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行业培养、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
贺会长还介绍了评估行业人才培养和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培养情况，并对首经贸的学子寄予厚望。希望学习资产评估专业的同学珍惜机遇，学习好评估理论和评估专业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成为理论基础扎实、业务知识全面、视野开阔的人才。没有选择评估专业的同学，学习掌握一些评估知识，对于以后从事经济管理、财务管理、财经金融等方面的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首都经济贸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WTO
一、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从此世界经济急速下滑，直至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指标普遍出现逐步企稳的趋势，全球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进入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但在这个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高失业、恶性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市场保护、消费低迷等因素仍然代表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众多障碍和挑战。而2011年初由欧美债务危机刺激经济成本过大引发全球债务激增，全球政府负债突破2010年年底的49万亿美元，主要经济体的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冲历史新高，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谷底。与此同时，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QE）常态化的政策选择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再次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矛盾、新风险和新博弈；而2011年3月份日本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对商品期货以及货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即时打击，这场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亦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更广泛的影响力。
在这样持续的低迷经济中，各国政策除了不断在金额庞大的国内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频繁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采取各种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保护政策。从美国的“买美国货”条款起，各国纷纷仿效，加拿大城市联盟的“不买美国货”决议，西班牙地方政府遣返外籍工人，瑞典政府优先担保瑞典产品，德国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优先考虑对本国企业放贷，英国爆发抗议外籍工人的罢工事件等[1]。由此，21世纪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拉开帷幕并频繁上演。纵观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政府采取的形形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有方式更隐蔽、手段多样化、范围更全面、措施更复杂、以及主体集团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等特征。
历史告诉人们，以邻为壑、高筑贸易壁垒的做法必将给经济带来更大的灾难和危机。为此，做为全球最大的、最权威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WTO）理应发挥其特殊作用，为抑制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不懈努力。
二、WTO在抑制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历史上贸易保护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的巨大恶果，国际社会普遍识到全球合作必要性和重要性。而WTO亦从一开始起就密切关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进展，不仅发表了多项贸易措施监督报告，频繁处理成员方提交的贸易纠纷案件，还通过多种场合发表了抵制贸易保护的声明、建议和呼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巨大压力面前，各国领导人还是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转移危机方式。根据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2010年9月18日公布的一项资料显示，自2008年11月以来，各国政府共出台近280项贸易保护措施，这显然与这三后以来各国领导人在各种世界级首脑会议和经济论坛上的呼声和宣言明显相悖。由此可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从高喊的口号到切实的行动还需要较长的路要走[2]。与此同时，虽然WTO在其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这次经济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其诸多努力亦显得有些无力和苍白。深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层次的原因。
1.贸易保护管理体制上的缺陷
第一，WTO基本原则若干规定为贸易保护的“灰色地带”。考虑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异性，WTO基本原则在鼓励自由贸易的同时允许成员方采取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如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这些规则往往规定模糊、弹性过大，给原本就难以界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赋予上了合法的外衣和最大的庇护。正因为此，中国长期以来密集地遭受世界各类国家的“两反一保”调查。据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来，中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602起，合计金额389.8亿美元。其中，反倾销调查510起，反补贴调查43起，保障措施106起，特保措施33起。而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
第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投机性和伤害性。一方面，为了保护贸易的公平性，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允许其成员在其他成员违反WTO协定或其利益受到减损时采取报复的权利[3]。然而，WTO的这个运行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贸易保护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上诉案件的裁决存在不稳定性，使得相关案件的上诉和应诉上都存在盲目性，这带来投机性；此外，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要求的相对繁琐性使得贸易保护的受害方缺失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权益的信心，这又加重了贸易的伤害性。
第三，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一向承担管理成员国贸易政策的透明性以及其对WTO规则以及多边协议遵守和实施程度，其宗旨是最大程度避免贸易摩擦。金融危机以来WTO业已公布的多份全球贸易措施监督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仍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这些报告只是对成员国的近期贸易政策做出列举和宏观分析，并没有明确地做出评定和判断，无法构成有效的约束；其次，这些报告由于缺乏法律权威性，无法对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实施成员形成实质影响；再次，当前该项报告一季度一份，在贸易保护迅速蔓延的阶段，这样的频率无法保证对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实时跟踪和监督。
第四，多哈回合的屡屡受挫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均衡性发展和对贸易保护共识的达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转折点，众多发展的瓶颈问题急待解决。而WTO主持之下的多哈回合谈判的屡屡失败，使得人们寄于其实现的贸易开放、均衡发展以及纠正世界贸易规则中的不合理成分等目标的实现显得渺茫，一方面严重挫伤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前景亦显得不明朗。在此背景下，各经济体慌不择机，只能以守为攻，直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争端增多，多边贸易体系受损，由此世界经济更加动荡。
2.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上的不完善
世界贸易是全球的，贸易保护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因此对贸易保护的抵制需要世界各国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通过一致认可的机制来实施。虽然WTO对贸易管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范围内首当其充，但直至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至今未有明确的协议和文件将其确定为全球范围内管理贸易保护主义的唯一法人。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有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多边平台。虽然世界三大经济组织和各种各样的经济峰会或论坛在协调各国经济和贸易中曾经发挥过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没有一个正式的、合理的发表贸易保护主义抵制的声音、想法和建议的平台，没有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被充分尊重的严格执行的多边机制，各主要经济体政策最终纷纷放弃“同舟共济”、“求同存异”而转向“各扫门前雪”，国际经贸合作的政策摩擦由此层出不穷。
其次，缺乏权威的贸易保护主义界定。虽然目前世界各界都深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性，各主要经济体亦都声称反对贸易保护，但是对于如何严谨界定和判断贸易保护主义这类的根本问题，至今未在全球范围达成共识。比如2009年2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虽被普遍认为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具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之一，而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眼中，它却是完全符合WTO基本规则的，WTO总干事拉米亦声明，经修改过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虽然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其实施方式仍符合全球贸易条例[4]。可见，无法有效、准确地界定贸易保护主义，“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将流为形式和口号。
第三，缺乏一个公认和专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居中裁判者。贸易保护主义的管理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对其判定应该考虑严谨性、专业性、准确性、公正性和系统性，以客观地评判、辨识并制止那些确实体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然而目前全球尚未形成一个像法律体系一样中立、公平和强有力的贸易保护主义判定系统，也未集中并任命一组能实现该目的权威专家。因此，对当前全球层出不穷的各种贸易政策的评说总是众说不一，不但无法形成有效的认定，而且往往造成了利益趋动的不公平性和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
第四，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制裁手段，从而无法保证任何出台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既然贸易保护主义是大家共同要抵制的对象，因此如同法律一样，要实现对其有效的抑制必须依靠强而有力的制裁。然而，当前不但缺乏一个详细界定的有关贸易保护主义制裁的法律文件，也缺乏一个能够有效实施制裁手段的机构。当贸易保护措施面临的只是众说不一的评判时，它当然可能视而不见，唯自身利益是首。
三、对充分发挥WTO作用以有效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若干建议
虽然如上所述，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的缺陷，但是作为当前全球唯一的规范国际贸易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具有史无前例的国际认知度和参与度，其制度特色和优势使其具备了解决当前贸易保护难题的制度性基础。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对如何发挥WTO的作用以有效抑制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1.引导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完整的贸易保护管理体系，应有贸易保护管理机构去组织、构建、运营和执行。所以WTO首先应设法构建一个全球共同认可的贸易保护管理机构。贸易保护的抵制不仅需要系统性和全局性的策略，而且其所以决策都必须由一个机制来实施，为此WTO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唯一权威的管理机构，其首要工作是要建立并完善贸易保护管理体系，该体系的基础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基础性界定。首先利用WTO为成员方提供的谈判场合，求助于权威经济学家，对贸易保护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进行严谨、精确、详细而深入的界定；其次，对现有的各种各样的对外贸易措施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界定其在什么样的程度构成贸易保护；第三，对于WTO原来出于经济、贸易等发展不平衡的考虑而允许的例外原则以及出于公平性原则而允许的报复原则等“灰色地带”，通过成员方的各式谈判进行详细深入的明确，并且最好能通过一些定量的指标明确这些灰色规则的允许程度及条件，而超过允许程度和条件的则应定性为贸易保护。
（2）建立贸易保护相关指标体系。首先，从贸易保护措施或相关的对外贸易管理措施对世界贸易、对相关国家的经济、贸易、就业、产业、市场等方面的影响，选择一些指标，根据其关联性，构建贸易保护程度指标体系；其次，对于出于自身保护的贸易保护行为我们不可能一概否决，而是要建立一个贸易保护启动指标体系，当这个指标体系衡量的条件达到了，我们允许成员方采取一定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对于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实施的程度，要依该指标体系评价的贸易保护启动条件而定，使贸易保护不得借机发挥。
（3）确定贸易保护管理裁定机构。可以在原有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的基础上作提升，着重强调其类似于法院的作用，扮演一个中立、公正和居中的裁判者角色。它根据相关的界定和指标体系，客观而公正地辨识成员方贸易措施的性质，对于可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要裁定其实施程度的合理性，并引导其尽量通过贸易融资、经济援助等其他方式来实现自我保护和发展；若为非允许范围的贸易保护，则要依其程度通过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加以惩罚。
（4）实施强制执行力的制裁手段。首先制裁手段的设立要经过成员方共同商讨一致同意。其次，对于实施了带贸易保护性质措施的国家，可根据其贸易保护措施带来影响的评价，相应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制裁手段，比如相关世界性经济组织对其一定的经济封锁，减少其在世界性经济组织的投票权，缩短对其的贸易政策审议频率，增加其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应缴的管理费等等。第三，我们的制裁手段应主要地从世界性角度去实施，尽量不从国家的角度去实施，以避免报复性手段的实施以及相应地带来的贸易保护的传染性和恶性循环。第四，制裁手段应给予强而有力的执行力，这是对贸易保护有效管理的必要保证。
（5）构建一个有效的贸易保护平台。对贸易保护的有效管理需要一个稳定的平台，这个平台包括以上提及的贸易保护管理机构、相关的贸易保护界定、评价指标体系、裁定机构、制裁手段，除此之外，还在定期和不定期地提供一些机会和场合，供成员方共同探讨贸易保护管理的相关问题，使成员方有一个正式的、合理的发表贸易保护主义抵制的声音、想法和建议的平台，使贸易保护真正做到群策群力、共同行动。
2.充分发挥WTO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的作用
（1）减少和取消WTO贸易规则的“灰色地带”，断绝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借口。一方面，通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个案判决的解释活动澄清在现有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一定程度上防止成员方滥用WTO允许的贸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成员方的谈判并制定新的协定，对现有规则中允许的贸易保护从其实施条件、程序、和操作等方面通过定量化进行精确界定，使之更严谨、精确和严格，减少可随意发挥的空间。
（2）提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监督职能的权威性，形成对成员方的有效约束。首先，通过投票机制使成员方共同授权于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使之正式化和合法化，适时地以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形式对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评价并做出调整建议。其次，对贸易政策监督报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规范化、全面化和完整化，除了对各国贸易政策做列举及宏观分析之外，更重要地是要详细分析其原因、特点、影响，根据公认的严谨标准和指标体系对各项贸易政策做出明确的界定，根据其实施背景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对明确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还应该根据规则做出制裁建议和决策。第三，根据贸易和经济形势合理规定贸易政策审查的频率，对于经济贸易稳定时期，可以规定一季度或半年的频率，但是对危机时期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时期，则应考虑缩短监督报告频率，甚至实时监督，以实现对贸易保护主义及时有效的扼制。
（3）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投机性和伤害性。首先，适当缩短争端解决期限，以增加当事方诉诸争端解决机制以获得及时救济的信心，减少贸易保护措施的伤害性；其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仅要通过集体或制度的力量来做出可信、公正、有效的评判，而且要肯定“先例”的效力，使争议的处理沿袭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增强纠纷裁决结果的可预见性，减少贸易摩擦案件的盲目性和投机性；第三，对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的报复权利的实施应规定严格和精确的条件，从而从客观上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效果。
（4）充分发挥WTO现有规则的作用，保证国际贸易权利义务更广泛的平衡。WTO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的基本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公平、自由的贸易，在WTO现有的基本规则和框架协议之中不乏体现此精神的规定。为此，除了WTO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公平自由贸易的规定外，还应充分挖掘其中隐藏的成员方不尽熟悉的相关定，如“非违反协议之诉”之规则，以维护成员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使WTO的宗旨和初衷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和实现。
（5）加强成员国贸易政策及法律上的协调一致，建立贸易政策的公平性。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人文社会和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悬殊不一，这种差异性极易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在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必然要求技术性的共同语言。为此，WTO应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以及在信息、专业和技术上的全面优势，帮助成员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在充分了解各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等差异性的基础上，理解和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快贸易规则和政策的技术创新，在规范贸易行为并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有效抵御外来风险，确保经济安全。
（6）促进成员方多维谈判，为共赢博弈提供良好的平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它是成员国之间博弈的一种结果。贸易保护行为必将招致报复，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但是根据博弈理论，在无数次重复博弈之后，博弈双方必将逐渐从互相背叛走向稳固的合作，但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协调的产生。贸易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作为一个管理国际贸易的国际组织，WTO不仅要让成员国充分遵守现有框架下的各种规则，还要不断地创造机会和平台，让成员方充分地进行双边、区域和多边谈判，并通过引导和协调，促使各成员方尽快走出多国博弈的“囚徒困境”。
（7）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突破全球经贸发展的瓶颈。首先，贸易保护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衰退，为此通过多哈回合谈判促进更加公平与自由的贸易，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解救世界经济于所谓的“3F”危机之中，稳定世界经济形势，这对拉动世界经济恢复和新一轮增长极其重要；其次，加强WTO的规则和纪律，通过调整和纠正WTO规则和规定中的不合理和不明确之处，以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并重塑权威；第三，借用WTO多哈谈判的平台，真正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管理体系，通过与现有世界贸易管理框架的共力，实现成员国贸易措施的规范性和协调性；第四，贸易摩擦和不平等的世界经贸格局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旁推力量，通过多哈回合的谈判重建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有助世界各国的均衡发展，减少经贸发展中的不公正以及政策摩擦，以促进世界经贸长期稳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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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海珊.金融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原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0）：59-60.
首都经济贸易范文第4篇
1994年12月上旬召开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不仅确定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时间表，同时，在这次首脑会议上，在美国的倡导下，与会成员国还一致商定要以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逐步向南扩展，以便最终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即美洲自由贸易区。然而，好事多磨，自从确立NAFTA南扩的目标后，从1995年到2001年，美国因自身原因错过了NAFTA南扩的有力时机，当然，美拉尤其是巴西同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也是其进展不大的一个成因。不过，从2001年冬天特别是进入2002年以后，NAFTA南扩的步伐则有所加快。 进 展 众所周知，克林顿虽然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在推进NAFTA南扩方面，他却是个失败者。与之相比，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在对付国内经济方面没有多大作为，却在NAFTA南扩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概述起来，进入2002年之后，NAFTA在南扩中取得如下较大进展： 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 自从1994年1月1日NAFTA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总统克林顿绞尽脑汁，却始终没有得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道”授权。这项“快速道”授权规定，对于美国总统与外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国会只能予以批准或者否决，不可修改贸易协定的内容而使审议的过程久拖不决。这项授权最早产生于1974年，直到1994年NAFTA组成后，方予以终止。鉴于1992年NAFTA草案批准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当1994年国会赋予NAFTA法律文件后，此后，美国国会便没有批准延长这项授权。在现任总统布什之前，共有5位美国前总统享有这项外贸谈判权力。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至2002年期间，由于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加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推动美国贸易出口，布什强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恢复给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即“快速道”授权，为此，布什曾亲自到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在布什的多次亲自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7月27日以215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授权法案。随后，美国参议院也在2002年8月1日以64票对3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布什总统最后于2002年8月7日正式批准该项法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虽然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许愿，美国将与这些国家或以集团名义，或以国家名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快速道”授权，结果每次出访，都是无果而归。布什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后，虽然参加了2001年4月下旬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因手中没有美国国会赋予的“快速道”授权这柄上方宝剑，结果，布什也不得不扫兴而归。而这次从美国国会手中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它为NAFTA南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拉美单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同北美三个缔约国分别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智利在2002年底加入NAFTA已成定局 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步组建后，按照原先的设想，智利将成为首批加入NAFTA的候补成员国，并在1995年5月成为NAFTA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是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况且，该国经济在拉美所有国家中比较稳定，与美国较早实施经贸合作，是美国政府比较看中的国家。同时，智利还是拉美安第斯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因此，吸收智利加入NAFTA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还可以在整个拉美国家中率先起到加入NAFTA的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和大农场主的拼命阻拦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以至于延误了智利加入NAFTA的大好时机。虽然如此，NAFTA的另外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是分别于1995年8月和10月先后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没有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结果智利成为NAFTA成员国的愿望告吹。智利虽然没有加入NAFTA，然而，南方共同体市场却向它伸出了欢迎的双手。经过多次谈判，智利终于在1996年6月底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国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加强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汹涌澎湃的地区经贸合作面前， 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拱手让与他人。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又重新对智利与拉美经济一体化产生浓厚兴趣。由于NAFTA的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先后同智利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于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将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进入2002年以后，美国与智利外贸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还就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但是，由于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正忙于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而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被搁置起来。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谈判加快了进程。当2002年夏季，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访问智利与拉美其它国家时，他又与智利贸易谈判官员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再次进行磋商。此后，智利贸易谈判代表也多次到华盛顿与佐立克就双边条约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谈判。双方按照NAFTA程序，分别就取消进出口关税限制、市场准入、加强私人投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目前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基本已告一段落，但还要经过法律专家逐条进行仔细推敲，方能最终予以落实，估计到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便可大功告成。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加快 凡是组建地区经贸集团，按规定一般都应遵循由近到远的原则。在这方面，将NAFTA向南扩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更何况，美国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经贸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早在1991年秋季，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就首先同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以后，方与南美各个贸易集团分别就草签贸易协定进行了接触。美国现总统不可能超越其父亲的办事原则，因此，在美国与拉美各贸易集团中，首先同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过去，在美国与中美洲的经贸关系上，都是中美洲国家比较主动，而美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美国却一反常态，率先主动提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贸易谈判。2002年1月16日，在美国总统访问中美洲国家时，布什总统提出美国将同中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并倡议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加强相互了解，争取早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在布什总统的倡议下，截止到2002年3月底，同中美洲国家已举行了四次会晤。2002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访问墨西哥和秘鲁后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伯利兹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美国与中美洲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2002年3月25日，即在布什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就自由贸易协定会谈的第二天，洪都拉斯等中美洲七国首脑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加快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加快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这表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都有增强相互经贸往来的愿望，预计在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后，美国同中美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 帮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缓和金融危机 美国的NAFTA南扩计划，除了分别同智利与中美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外，下一步面临的紧迫任务，便是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条约。但是，目前在南方共同市场四国中(智利除外)，只有巴拉圭还尚未爆发货币金融危机，至于其他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都已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它们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顶梁柱，这两个国家若被金融经济危机搞垮，那么，不仅南方共同市场将面临厄运，NAFTA的南扩计划届时也必将落空。正因为如此，帮助上述三国摆脱经济金融困境，也将是NAFTA南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帮助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摆脱困境，实际上也是挽救南方共同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NAFTA南扩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体现。 现在看来，在阿根廷2001年10月以来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美国采取了拖延战术。即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予理睬，等到阿根廷筋疲力尽之时，美国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着手对阿根廷经济金融予以挽救。2002年上半年，就在阿根廷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从而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根廷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举虽然迟了点，但最终还是为阿根廷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乌拉圭经济面对危机的紧 急关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之提供了16亿美元贷款，这对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小国同样是雪中送炭。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的金融支持，则被一些报刊称为“姗姗来迟的务实行动”。拥有人口1．7亿人，排名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巴西，在当前面临巨额债务，经济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若不予以金融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将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乃至日后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组成带来重重困难。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尽管巴西常常与美国在NAFTA南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唱对台戏，但是，一旦失去巴西，那将对整个美洲经济一体化是个重大损失。理由很简单，NAFTA南扩离不开巴西，它对美国和整个美洲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2002年8月上旬，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宣布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总之，NAFTA南扩需要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而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支持，恰恰是NAFTA在南扩中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2002年以来NAFTA的南扩步伐所以加快，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其一，从美国自身看，纯粹是出于开拓市场之需要。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消除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忧虑，所有这些，都促使布什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开拓市场运动。正如美国报刊所说，鉴于以上情况，“布什不得不把开拓市场运动，作为美国推动NAFTA南扩，即推动达成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把推动双边贸易称为“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见绝非是出于单一方面的考虑。鉴于美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双边协议中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其他国家，为了急起直追，就不可能单纯只为开展贸易而进行双边活动，而必须把开展自由贸易放到全球战略的位置。在这方面，布什政府把这种战略又称为“竞争的自由化”，也就是与美国认为的战略性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同时，通过NAFTA的南扩，进一步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且开展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会谈，最终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为了发起开拓市场的运动，以便达到在2005年同时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和WTO多哈会谈这两个战略性目标，布什在NAFTA南扩中，首先把智利作为首选的战略国家，通过降低智利对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和小麦的贸易壁垒等，力图早日把智利纳入NAFTA中。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美洲作为NAFTA南扩的重要战略性国家，因为，对美国来说，中美洲不仅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同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就可以对其他拉美国家发挥积极影响。它只能对NAFTA南扩，甚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加速器作用。 其二，拉美国家近年金融动荡和外资的减少，促使它们融入NAFTA过程有所加快。许多拉美国家对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若不是墨西哥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美国也不会及时给予该国大量金融资助。正是墨西哥业已成为NAFTA正式缔约国，方得到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500亿美元的金融贷款。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的经济金融动荡，以阿根廷为例，在这次阿根廷金融经济危机中，倘若该国已成为NAFTA成员国，美国也不会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阿根廷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当然，其根源在于内部，但是，从这次教训中阿根廷也应重新认识到，为了推动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它也有必要在加入NAFTA方面迈出其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流入拉美国家外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也十分不利于NAFTA的南扩。当前整个拉美，除个别国家外，总的来看，都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债务增加，外资大幅减少的几重夹击之下。单以外资而言，在1999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记录的105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则呈现大幅减少态势：2000年由1999年的1050亿美元减少到了880亿美元，2001年又减少到了800亿美元。纵观拉美近年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该地区改革进程速度放慢，其中私有化更是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这无疑是NAFTA南下的一个较大障碍。有鉴于此，不久前，拉美经委会在谈到本地区外资减少时指出，应加强本地区签署贸易协定，还要积极采取与本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加速NAFT A南扩，就是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积极引进美国和加拿大外资的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途径。 此外，欧盟自2000年以来与拉美不少国家纷纷签定双边贸易协议，也成为外部推动NAFTA进程有所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难 题 有必要指出，与以前相比，尤其是同克林顿政府时期比较，布什政府于2002年推动NAFTA南扩并加快其前进的步伐。然而，这并非表明，在推动NAFTA南下的过程中，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近年来NAFTA南扩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难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推动NAFTA南下的一大障碍。 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虽然加快了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在积极与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将其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02年3月中旬，美国借口其国内钢铁生产不景气，单方面推行了限制外国钢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又借口欧盟等增加农产品补贴，布什政府于5月上旬制定了在今后10年内对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1900亿美元的措施。美国推行的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不仅招致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非议，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在拉美国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一边让别人开放本国市场，全力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中去；但自己却把大门紧闭，不准其他国家的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阻碍了本半球的贸易协议进程。所以，美国若不采取措施限制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NAFTA南扩也将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间表的看法不同。 关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问题，本来，在1994年12月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1996年3月的哥伦比亚第二届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的美洲34个成员国(古巴除外)都赞同美国提出的“速战速决”方案，即各国立即就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加快谈判步伐，力图把原定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提前。然而，由于美国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而且，人们对美国在大会上的霸道表现也强烈不满，从1998年4月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由于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加之，美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薄弱的产业，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产业尽快发展上去。因而，理应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案。看来，美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时间表的分歧，已是NAFTA南扩的又一难题。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采取何种方式，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严重对立。 在美国看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理应以NAFTA为基础，通过NAFTA向南扩展，最终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个问题上，以巴西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则强调，现在美洲经济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不只是NAFTA一种方式。因此，现有的美洲次区域集团和小地区组织，包括NAFTA在内，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采取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最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当前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陷入金融经济困境，如不妥善解决，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 在南美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以南方共同市场搞得最有起色。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在减少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开放市场方面，都走在拉美其它一体化组织的前面。然而，自从2001年10月阿根廷首先步入货币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乌拉圭和巴西纷纷陷入经济金融动荡之中。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对该组织可以说是个灾难。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作为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NAFTA南扩，进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也是较大的。所以，南方共同市场若不渡过经济金融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组建。 关键的2003年 到2005年底，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还有三年时间，而2003年无疑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因此，对2003年NAFTA的南扩进行展望，便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重新确定了12个谈判工作小组的议题，将在2003年全面展开。由美洲3 4国专家组成的12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再由他主持的谈判工作小组就以下12个专门问题开展工作：市场准入、海关方式和原产地原则、投资问题、贸易条例和技术障碍、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补贴、反倾销和赔偿权利、小国经济问题、公共企业的购买、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问题、竞争政策问题、调解贸易争端。上述12个谈判工作小组面对12个专门问题，本来，在1998年4月圣地亚哥会议上已经确定，但因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陷入中断，再加上美国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结果，在2001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不得不再次提出此问题。既然“快速道”授权已经到手，其他各项程序业已基本就绪，因此，就应该从2003年起，全面落实12个谈判工作小组提出的12个专门问题。 第二，NAFTA南扩到中美洲将于2003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美国关于与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工作虽然已在2002年下半年全面开始，但是，由于中美洲国家几乎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再加上中美洲国家要求从美国或加拿大得到更多的技术尤其是贸易投资优惠政策，因而，双方将通过讨价还价的多次谈判，方能最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再者，纵然双方签署了贸易协议草案，还要经过法律专家的最后敲定。因为要使双边贸易协定成为法律，这一关是必不可少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此，美国与中美洲的自由贸易协议当然也不能例外。 第三，预计从2003年下半年，确切地讲，应该是从2003年7月起，NAFTA向南扩展到安第斯贸易集团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工作将逐步展开。由于安第斯贸易集团中已有智利先行加入NAFTA，所以，该集团以集团名义参加NAFTA的进程有可能会加快。至于南方共同市场，因为该集团内部的经济金融困难较多，需要时间加以解决，所以，它可能要等到内部整顿完成后，方有时间与NAFTA进行接触，或以国家名义，或以集团名义，加入到NAFTA中去，但以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可能是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所乐意接受的。
首都经济贸易范文第5篇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
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
第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目前，尽管七国集团仍被视为“富国俱乐部”，但它已不可能完全无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存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没有中国的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很难决策，即使作出决策也难以实施。二是发达国家希望借此约束和影响中国，要求中国按其“游戏规则”办事。鉴于此，近年来七国集团频繁对中国发出邀请。2003年6月和200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应邀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多次出席七国集团部长级对话会议。中国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与七国集团建立必要的联系和沟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规则的制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