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传范文第1篇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我需要指出的仅仅是陈庆之所面对的对手军队数量的问题。从《资治通鉴》上的记载来看，陈庆之这一路走来，手头仅仅七千人马，而他所先后面对的敌军总数合计多达五十万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他通通加以击败，甚至出现如郭文作者所说“以3000人将20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首先为什么陈庆之能够这么轻易地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这跟北魏朝廷的轻敌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杲为首人数“逾十万”的起义军。

要先对付哪个呢？经过廷议之后，北魏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七千人）”，而邢杲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只有一个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很快被其他人的声音湮没，结果，北魏朝廷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了），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元颢（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文献中动辄出现达到三十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这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

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是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四分之一强。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郭文中“‘棋’开得胜”一节里陈庆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首战（《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梁书》里的数字），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十万。而在对头《魏书》里面，人家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而最夸张的那一仗即是北伐路上荥阳城以“三千破三十几万”的神话战绩（郭文里不知何故写成3000对20万），这个三十几万的数字同样来自《梁书》，到了《南史》里面更可怕，又升级到“三千对四十余万”了。

事实上即便是逼得北魏一号人物尔朱荣亲自出马的战斗，北魏也仅仅派得出七万的军队，何以动辄派出三十万的大军去征讨在他们眼中“孤弱不足虑”的陈庆之军呢？

如果我们详加考辩，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弄虚作假现象最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资治通鉴》）”《廿二史札记·宋齐梁陈书》，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其他的地方，“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廿二史札记》）

这类情况，在《梁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这类史书的可信度比那个收受人家金子的魏收所著的《魏书》还要低。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用的也是二手资料，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是麻烦得很，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辩，难免产生一些谬误。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我认为，《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因为他面前是一路敞开的，自然“所向皆克”），《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我仅仅是要强调，他所面对的敌军数量十分可疑而已，这个，正是我们看史书所应当持有的怀疑精神。“去伪存真”方为读史的正确态度。

但是你若要问我陈庆之到底歼灭了多少军队，我也无法给你答案，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告诉你：以七千人先后战胜五十万，是《梁书》、《南史》等书的作者放的一颗大卫星，除非现代的装甲车部队派到古代去，否则我很难想象如荥阳一战那样“三千对三十万甚至四十万”的胜利。

陈庆之传范文第2篇

患难相知

1901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与潘晋华等主张变法维新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安徽安庆组织成立了“青年励志社”。陈独秀利用从东京、上海带回的《时务报》等时政报刊，传播革命思想。“青年励志社”在陈独秀的倡议下，每周进行集会，讨论国事，提倡变革图新思想。也正是在“青年励志社”的集会上，陈独秀结识了房秩五。

房秩五，187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今、安庆市枞阳县)白湖公塥。他自幼读书勤奋，少年应试时就曾在县府名列第一。1902年春，为生活所迫，房秩五应邀到安庆蔡家教书。到安庆后不久，他便结识了鼎鼎大名的“皖城志士”陈独秀。

其时，陈独秀作为维新人士的代表在安徽甚至整个中国都已经小有名气。陈独秀经常在“青年励志社”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都让房秩五大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对教育事业很有见地的房秩五也给同样重视教育的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识后，两人往来频繁，常在一起抨击时弊，抒发人生感慨。

“青年励志社”的一系列活动逐渐引起清廷的注意，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视维新思想为“洪水猛兽”，更视陈独秀等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志士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安徽地方当局开始密谋逮捕陈独秀等“青年励志社”的骨干人物。在清廷爪牙的四处抓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2年秋离开安庆，转道前往日本。不久，房秩五也因曾在“青年励志社”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遂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考察学制的名义共同赴日。

到达日本后，房秩五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碰到了陈独秀。他乡遇故友，两人兴奋异常，当晚便“抵足而眠”，畅谈国事。从这以后，两人在日本过往更加密切。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内时局，积极寻找机会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4月，鉴于安徽反动当局对“青年励志社”事件的处理已经告一段落，陈独秀遂从日本返回安庆。不久，房秩五亦由日本回到安庆，在吴汝纶创办的桐城县学堂任学长。在日本的共同经历，让陈独秀与房秩五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两人在心中都把对方引为知己。

危难情真

陈独秀和房秩五回到安庆时，正值中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之时。事情起源于俄国对中国东三省的侵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趁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02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曾与俄国签订《东北三省交收条约》，商定俄国应在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将东三省交还中国。然而，协约时间到后，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反俄运动层出不穷。安徽也不例外，以省会安庆为中心，各地的反俄运动迅速高涨。

陈独秀十分挂念安徽反俄斗争形势的发展，他时常约房秩五等革命志士商讨进一步的行动。一天，潘赞化和房秩五等人应邀来陈独秀家里闲谈，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房秩五等人都表示赞同。

1903年5月17日，大雨倾盆。24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由姚家口匆匆插向拐角头的藏书楼。他到达时，藏书楼楼里楼外都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待大家稍微安静下来后，陈独秀便开始登台演讲，他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葛光庭等人也都发表了演讲。待诸人演说完毕，陈独秀提议“趁热打铁”，成立“爱国学社”，创办《爱国新报》。

台下300余青年学生听众均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桐城中学堂以及凤鸣中学堂等新式学堂，他们本身就是安徽的青年精英，平常满腔爱国热情，此刻有领袖人物引导，更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陈独秀提议刚罢，便欢呼一片，当场就有126人宣誓加入“爱国学社”，并推举陈独秀等7人立即起草社章，即“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房秩五也作为桐城中学堂的一员签名入社。陈独秀演讲的第二天，安徽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停止上课，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端方闻讯后大惊失色，急电安徽巡防营统领韩大武，谓“爱国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消息，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陈仲甫(即陈独秀)等学社的为首分子一体缉获，无任逃遁”。幸好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也是“爱国学社”的成员，他看到电文后，立即赶到房秩五家报信。房秩五听了吴汝澄的消息后十分吃惊，念及老友陈独秀的安危，他立即同吴汝澄通知陈独秀连夜转移。次日清晨，吴汝澄才将端方的来电呈送韩大武，待韩大武派出的侦骑来到陈独秀的住处搜捕时，陈独秀等人早已离开安庆，避往上海。后来安庆知府桂英在端方的电令下，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遂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陈独秀等人举办的藏书楼演说是安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安庆乃至安徽全省各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虽然爱国活动最终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镇压下去，但却在安徽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对这次救助陈独秀的行动，房秩五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他常以此为傲。而陈独秀对房秩五的这次救命之恩也念念不忘，无论是居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还是落寞寄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他都常常提及此事。虽然陈独秀与房秩五由于种种原因相隔甚远，不能相见，但每忆及此，一生珍视亲情和友情的陈独秀都会热泪纵横，对挚友的挂念与感激之情尽显无遗。

开馆办报

1903年底，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此时，房秩五所在的桐城中学堂也已正式

开学。桐城中学堂位于安徽抚署东侧的督练公所，往南经钱牌楼、大二郎巷、胭脂巷，便是陈独秀居住的培德巷东老宅子。因此，陈独秀几乎日日都到桐城中学堂，同房秩五“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当时，安徽的革命志士正在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共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展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创办报刊。鉴于此，常为“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没有俗话报”而慨叹的陈独秀，萌发了办报纸宣传革命思想的念头。一日，陈独秀同房秩五等人商量道：“安徽人多躲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张，大家在一起办一份白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房秩五当即表示支持。

1904年3月31日，一份32开，薄薄40页的《安徽俗话报》随上海至汉口的客轮，运抵安庆。报纸设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要件”、“来文”等栏目。房秩五为教育编辑，负责教育方面的稿件；吴守一为文艺副刊编辑，负责小说、杂文、漫画方面的稿件；其余栏目由主编陈独秀一人包揽。每期稿件由陈独秀汇齐寄往芜湖的汪孟邹，然后由汪寄至上海章士钊主办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就后再寄回芜湖由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来具体发行。

《安徽俗话报》创刊后，陈独秀以“三爱”、“由已”等笔名，在其上共发表文章近50篇，其主题一是爱国救亡，二是积弱溯源。陈独秀在文中指出：“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陈独秀的文章揭发了帝国主义在安徽掠夺矿权和清政府出卖国家的大量事实，激励了读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客观上为以后安徽的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房秩五认为办学校是育人才，强国家的主要途径，他在陈独秀支持下，也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上撰文：“近来有见识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房秩五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重视教育的思想，客观上也是陈独秀教育观的反映。

《安徽俗话报》的办报宗旨是“救亡图存，开通民智”，向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对华各种侵略的表现形式，激励群众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向读者广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抨击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又因其兼具新闻报纸和刊物的两种特点，内容丰富新颖，门类多样有趣，语言通俗生动，图文并茂，装帧考究，发行伊始便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一时间“洛阳纸贵”，购者无数。报纸也从开始的每期印刷1000份，主要在安徽安庆、芜湖两地销售，到后来每期3000份，除安徽外，上海、南京、武昌、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都有销售，“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报)之冠”。

同眠故乡

1904年秋，桐城中学堂在桐城的校址竣工，桐城学堂易名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吴汝澄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由桐城中学堂公派，赴日本选修师范。鉴于《安徽俗话报》的编辑同仁即将各自离去，自己又接到芜湖的安徽公学与赭山中学的任教聘书，陈独秀“便背了一个包，拿着一把雨伞”，于这年夏秋之际将编辑部从安庆迁到芜湖江城，由他一人主办。

来到芜湖后，陈独秀住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那时，虽“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但满怀革命激情的陈独秀并不以为苦。他白天到学校教书，晚上在小楼上伏案书写，每期刊物出版后还要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常常忙得不亦乐乎。陈独秀的坚持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蔡元培后来曾说过：“我对于陈君(指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房秩五由安庆去日本前，挂念老友陈独秀的身体及《安徽俗话报》编辑诸事，便到芜湖与陈独秀叙别。到芜湖后，天气转阴，陈独秀便对房秩五说：“你是天留客。”劝他在芜湖多留些时日。绵绵秋雨接连下了三日，两人也纵谈天下事，一连谈了三日。第四天，云开雾散，房秩五执意要走，陈独秀便帮他提着包袱，送他上船。船到江心，房秩五仍能看到衣冠不整的陈独秀立在岸边，向他挥手。一瞬间，房秩五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为能拥有陈独秀这样重情谊的朋友而感到幸福。

房秩五在日本时，结识了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领悟了革命道理，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1905年夏，安徽公学增设“公立速成师范学校”，李光炯电邀房秩五回国主持，他遂由日本回到芜湖，着手兴办速成师范，同时继续参加《安徽俗话报》的编辑工作。孰料，房秩五再次参加《安徽俗话报》编辑工作不久，报纸便因登载外交消息，被中国官厅勒令停办。陈独秀此时亦因好友吴越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失败而牺牲的事情无法平静，忙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组织以“暴力清王朝”为宗旨的岳王会，在皖北进行革命联络活动，无暇顾及报纸的各项事宜，《安徽俗话报》遂于这一年8月宣告停刊。陈独秀和房秩五等人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短短23期，但却是当时安徽最早宣传革命的刊物，“对青年届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安徽俗话报》停办后，陈独秀便掀开了其革命生涯新的一页。他先是于1915年倡导发起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接着于1919年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1年他又同联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第一至第五届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房秩五则依然从事着自己的办报、办学事业，他先是于1911年春赴奉天(今沈阳)任《东三省日报》主笔，后于1912’年春到北平主编《司法公报》，又于1925年在桐城创办浮山小学，三年后创办浮山初级中学。他以自己的职业与声望支持革命工作。房秩五在浮山中学主持校政时，曾掩护地下党员进行革命工作，暗中支持校内的进步教师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使该校师生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王步文曾在浮山中学避难数月。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孙炳文在上海遇难后，其夫人任锐带着四个子女也在浮山中学避居两年有余。中共党员陈雪吾、章遂明以及朱蕴山、周新民等人，亦常往来于浮山中学。对此，说过：“浮山中学不同于一般学校，她是当时那个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这是对房秩五革命功绩的极大肯定。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噩耗传来，房秩五悲伤难抑，写下哀悼诗：“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往事苍茫谁与语?侧声西望泪滂沱。”失去挚友的痛苦之情，跃然纸上。对老友的后人，房秩五也甚为关怀，他于1950年以《感事》诗示陈独秀第三子松年，当时陈松年在安庆东门外种地数亩维持生计，房秩五在诗中慰勉：“独秀山前日影斜，几回惆怅故人家。西华葛帔孤儿泪，犹傍青门学种瓜。”

陈庆之传范文第3篇

古往今来的优秀书画艺术家和大师的艺术佳作，不仅仅显示出创造者精湛高超的书画技能和艺术功力及其享受生活、挚爱生命、热爱自然、积极向上、正直纯洁的品格，而且往往体现出一种代代传承，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民族传统和人文精神。正是这种艺术规律、艺术真理、人文精神赋予了书画家以无限的创造力，因而也赋予了书画艺术以无限的魅力和艺术生命力。

近日，有幸又一次拜读近代国画大师陈少梅先生之子陈长智、儿媳林庆萍夫妇即将出版的新作画集草稿卷，再次漫步于二位书画艺术家那些构思精巧、笔墨秀润、娴雅飘逸、经营缜密、古韵古味十足且开陈出新的艺术世界之中，再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规律和精神的存在，充分地领略到了这种被发挥和创造得淋漓尽致的艺术之无限的魅力。

陈长智、林庆萍，如今均为古稀长者，同为京城著名的国画家。二人均为书香世家出身，又同攻当代传统绘画。且人物、山水、花鸟、书法、诗词、文学皆精，这在当代中国画坛伉俪中确实并不多见。

陈长智，字小梅。陈少梅先生次子，祖籍湖南衡山，生于天津。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现居住北京，毕生致力于传统绘画的继承和发展。山水、人物、花鸟无有不精。工诗词，善诗文，风致超逸，书法由二王入古，四体皆能，颇有晋人不拘绳墨风味。绘画以其父陈少梅为宗，在母亲冯忠莲亲自指导下苦研陈少梅技法，乃至苦研“四王”、“宋”、“元”、“明”历代大师名家之绘画技能，尤其对元代王蒙、黄公望，明代周臣、文徽明、唐寅、仇英情有独钟。其画更以山水见长，兼攻人物，笔墨健俊清雅，古意韵味十足，有其父寓柔秀于阳刚之遗风。

林庆萍，字浮沉。生于北京，大学文化，陈长智之妻，陈少梅先生儿媳。自幼得家父林长青及京城著名画家陨石道人书画技法单传，有深厚的家学文化和国学文化修养。毕生从事绘画事业，长期研习传统绘画，尤其对宋、元、明、清传统名家山水、人物、花鸟的临摹，对陈少梅先生的绘画艺术思想和艺术精神，乃至绘画技法情有独钟，并得其精髓。擅画人物、花鸟、山水，工笔写意兼能。画风隽秀清丽而不乏张力，笔墨豪放自如而不失潇洒，章法严谨独到而别具新意。尤其工笔仕女、工笔牡丹、工笔金鱼，典雅优美、古风古韵、雍容华贵，在京城画坛堪称书画一绝。常与陈长智先生联袂作画，优势互补，珠联璧合。从而成为真正具有陈派艺术风格的代表性画家，其花卉得黄荃、徐熙、赵佶、恽寿平、于非厂、陈少梅之气韵，清雅脱俗，大雅大美，作品深得观众和藏家之喜爱。

作为陈派艺术的重要传承人和重要的代表性画家，陈长智、林庆萍夫妇全面继承了父亲陈少梅先生的绘画艺术、文学艺术。早在1935年，刘海栗大师在《国画概论》里纵谈中国绘画史时就曾说：“唐伯虎‘意欲通南北而一之，不可谓非一代巨擘。’但他并没有完全做到，其后300年的陈少梅先生，不仅重现传统，重现沉寂300多年的北宗辉煌，且以北宗为体，南宗为用，推出了‘北骨南风’的独特面貌。”启功先生早年也曾在陈少梅先生的《钟馗醉酒图》上题云：“运豪何殊运斤，着墨即是明人。梅老已成千古，钟公铁面长青。此故人陈少梅先生遗作，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则三百年，所著者音徽往矣，百身何赎！”可见二位大师对传统的重视，对传承的重视，对创新和发展的重视，及对陈少梅先生艺术建树的认可和赞美。

在陈长智、林庆萍夫妇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是对其父精品的临摹。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陈少梅作为大师均不乏精品巨作，陈长智、林庆萍临摹大师其作，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体悟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绘画语言，是要潜心研究和学习继承陈氏艺术的精髓，以达到传承、发扬和突破，从而使他们的艺术既具有陈氏艺术高雅、简率、苍润、清丽、秀美的风格，又具有浓厚的古韵古意、文人书卷之气，更不失阳刚与劲健之美。从而达到继承和发扬的目的，并逐渐形成各自的风格和面貌。

在陈长智、林庆萍临摹其父的作品中，有一批精品巨作，无论是多年以前的《山居图》、《松荫染翰图》、《江南春》、《小姑山》这些山水，还是《桃花园图》、《寒林图》、《观云图》、《柳燕图》等近年新作，均能够做到画风规矩，笔意清简，水墨淡彩，爽洁而明快，既灵秀大方又质朴无华，既汲取了北宗画路的劲峭刚古，又弃其粗莽恣纵，并部分地吸收了倪云林恬静沉着、幽淡天真的韵趣，真正地遵循了古人和陈派艺术的仪规，悟透了陈派艺术的真谛。读来耐人寻味，令人心驰神往。

《仿郭河阳山水》是陈少梅先生1947年所绘的一幅精品，作品长68cm，横37.5cm，尺幅虽只有两平方尺之多，但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却极为丰富。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坛举足轻重的艺术大师，陈少梅极为重视综合文化素质和修养。而作为子女，陈派艺术的直接传承人，陈长智、林庆萍乃是诗、书、画、印均精的艺术家。如同父亲一样，其技艺上追古贤；也如同父亲一般，二人同样仰慕晋贤的“林下之风”，及元代文人避俗隐居的情操。一生低调，不与人争风，谦虚、和善、气节高亮。其人品对其艺品的影响是有力的巨大的。因而数十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地追求艺术，积数十载之功，从而每每落笔，便不同凡响。对《仿郭河阳山水》的临摹，该作是取宋元山水之意，且南北宗结合，作品郭洋河山水的笔意十分明显。写山用披麻皴、折带皴，节奏明快，疏密有致。写树用蟹爪、“个”字、“介”字法，大小混点、横排及多点，间或又取双钩夹叶点。苔草远树，则用纵横有别的墨点，坡石坪坂凸圆、起伏、坚韧、方折，笔性互见，房舍、木桥、石径，勾勒在繁密与工写之间，谨而不板，洲渚水涯横平抹出，淡而味永，皆丝丝入扣、“字正腔圆”，达和谐、高雅之境，深得郭河阳“三味”和其父陈少梅之精髓。

艺术的创造贵在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更没有创新和发展。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本身就是讲求立象尽意、气韵生动和情趣艺理的写意艺术。所谓写已心，抒已情，展已志，就是其重要的创造动机。而陈长智、林庆萍的绘画艺术中，正是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艺术的追求和艺术的思考，因而使其艺术更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陈派艺术代表者，重要的传承人和发扬光大者。

《小姑山》、《仙山碧阁》、《松江行舟》、《江山春色》等精品，即是对父亲陈少梅先生精品的临摹，又加入了自己的笔墨，内容和手法均有所创新，有所发扬，尤其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和感受，乃至新的表达。《小姑山》是其父陈少梅先生创作于1953年的一幅以红色为主调的浅降山水，画面的构图与《江南春色》全然不同，表现了悠然恬静的辽阔与壮丽。取景的角度是上游向下游行进的船上，视点在江心移动。但见小姑山一峰独立，屹立于万顷碧波之中，半山有倚岩而建的小姑庙，层楼重檐，高低错落，其上有梳妆台遥峙于峰顶，颇有异彩奇情。画幅左侧是江南的彭浪矶，与主山相呼应，使观者自然联想到“舟中贾客莫漫狂，前年小姑嫁彭郎”的古代名句。

《小姑山》是一幅具有现代意义的传统中国画，而陈少梅先生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继承传统成就卓著美术界已有定论的艺术大师，早就有“唐寅以后第一人”的口碑。用陈长智、林庆萍二位艺术家的话说，父亲在继承古人时，历来强调去粗取精，历来是用发展的眼光，吸取、改革的态度来对待艺术的，继承是必要的，发展形成自家风格对于父亲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正是该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幅精品，怎样进行临摹和创作，必须首先对该作的这种构图形式进行认真的理解、学习和参照。而在临摹时，寻找参照物是更为重要的。彭浪矶，渐渐远去的帆影，两只弄涛的小舟，衬托出的是整个画面主体的巍然风姿，对这几个参照物进行精准的绘制，既掌握住了画面的核心内容，又同时使画面中充满动感，从而使作品达到原作境界高雅和旷远无比的立意程度。而山石以淡赭加朱膘罩染后，再用浓赭色加皴；丛树以花青及汁绿点出，并使其具有距离感，水纹以虚灵的淡墨勾出，做到有无相生，渺远迷茫，充分表现微风不兴，水天一色的画面感觉，达到全图明净、空灵、澄澈、静谧、和谐的艺术效果。

仕女图，也是陈派艺术的代表作，仕女图极具画俗、画媚。陈长智、林庆萍的仕女图，无论是对父亲和古人的临摹，还是自己的创作，均现一种清雅超凡之气，均能表现出一种极致的古典美。在他（她）们的笔下，《柳荫仕女》、《庭园仕女》、《梅中仕女》乃至《赏荷图》、《赏梅图》、《赏鱼图》等等，确能频频达到素手亭亭对夕阳，淡妆粗服也倾城的艺术高度。尤其《金陵十三钗》，不仅尊重父亲原作的艺术特色，而且如同父亲一样，匠心独运地塑造了符合《红楼梦》原著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的十二钗的生动形象，并在衣着、衬景、树叶、花卉、道具、线条、色彩、气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新的探索，加入了许多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表达和表现。如今《金陵十三钗》已成为陈长智、林庆萍作品中具有相当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乃至市场意义的代表性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对陈派艺术的发扬光大和做出的重要贡献。

除去仕女图之外，陈长智、林庆萍夫妇就整个人物画方面也有着较为全面的建树。诸如《南极仙翁》、《蕉下高士》、《松荫高士》、《柳下行图》、《诗圣》、《桃帘图》、《翠竹轻摇图》、《钟馗图》、《达摩像》、《福寿星》、《布袋和尚》、《风雪扁舟图》、《秋声赋》、《深谷樵翁图》，及《和靖先生梅下觅句图》等一系列作品，均是他（她）们数十年来临摹父亲陈少梅先生精作及自我创作的经常性题材。在这些题材的作品中，无论是布局立意、人物造型、内在表现、背景比衬，还是笔墨功力、书法题词、诗文跋赋，乃至用色用彩用章，均达到了一种完美和谐相得益彰的诗情雅趣的境界。尤其2003年父亲陈少梅那套1950年本的《二十四孝图》辗转流传港台多年回归故里后，使他（她）们夫妇二人又一次完备了系统临摹父亲宏幅巨制作品的极好机遇。

《桐下听琴图》、《太白观瀑图》、《溪山行旅图》均是陈长智、林庆萍近年来临摹和加入新的创意绘制而成的新的精品。如今他（她）们还清晰的记着，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作为著名的美术鉴赏家，苏加诺在北京饭店大厅里观赏陈少梅金碧山水大轴《溪山行旅图》时的那种情景。那是一位完全被艺术震撼了心灵的外国总统，那瞬间的激动、感慨、赞叹，顷刻间的妙语连珠、赞不绝口和完全被作品征服的表情，并指示属下定要高价买下该作的异常举动，不禁深深地打动感染在场的许多印尼朋友和中国朋友，很快也惊动了总理。于是，在其访华结束时，将《溪山行旅图》这副陈少梅先生的巨制，作为国礼郑重地赠送给苏加诺总统，从而使其成为见证中印尼两国人民友谊，新中国开展两国友好文化交流的使者和见证。

山水《蓝梦》、《雷尼尔雪山图》、《月下群峰图》、《岁月峥嵘图》、《山不在高》、借父亲陈少梅诗意的《青山无是非》等一批新的浓墨重彩山水，乃陈长智、林庆萍夫妇二人近年来经过写生过程，涉猎京津、江南、美国等异地、异域的生活阅历和体验，在传统笔墨、陈派笔墨语言的基础上，大胆地借鉴西洋绘画的构图、光感、用色，更重视绘画语言的表现力，挥洒自如地发挥色彩、笔触和水墨氤氲的自然美感，更加关注绘画的写意精神和画面意境的营造，而精心创作的一批现代山水。这批作品，不仅是自然概念的一种表达，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建构。其浓厚的时代意趣，“融会，创新，高标”的艺术主旨，起点很高的立意，尤其挥洒自如的笔墨，用色、用墨的别有新意，用水的独到，墨色因水而动，因动而变，有如古人一般“水法通时，八法通”，便有了其用水用墨用色三用，随性而发，随情而发的境界，便使作品具有了寥廓苍茫、萧疏清逸、恢弘气势、风雅大态、精微高贵等多种面貌。其笔下的山川、江河、草木、云雾、巨石、楼台绝不是孤立的符号，简易的画面，而是生命的存在，理想的存在，并使人的精神在多视觉的高境界的画面中不断地延伸和升华。

系列《金鱼图》、系列《牡丹图》，特别是金鱼系列中的《九如图》、牡丹系列中的《国色天香图》，乃最近几年他（她）们夫妇二人完全自立创作的一批新的花鸟精品。《九如图》，九条金鱼条条精致，细笔双勾笔笔到位，整幅作品无一滴水，却表达了水的情景和境界，无一纹波，却表达了轻波掠影的百般情趣。《国色天香图》则在创作上主张中西并存、兼收并蓄。他（她）们运用传统绘画手法绘制作品时，力求使所表现对象富有生动感，力求寻找一种情感的依托点。不仅发挥了传统工笔画的线描作用，使画面既富有层次感，又使画面显得丰满而极富骨力，颇具宋人法度。与此同时，画家又以诗人般的气质，运用娴熟的笔墨技能，将画面创造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两幅作品结合在一起，可谓时无水胜有水，此时无声胜有声。敏阅来，使观者情感激荡，真情流露，心灵净化。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一种清新洒脱，艳丽高雅，大雅大美的艺术感觉会一下子涌上心头。

当然，作为成熟的修养全面的文人书画艺术家，陈长智、林庆萍夫妇二人，不仅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学习、临摹古人古画，特别是临摹父亲陈少梅先生的名作的过程，而且是长时间的过程，母亲也是京津画派的重要代表画家、陈派的核心传人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院在冯忠莲的亲自指导和示范下学习和临摹，古画及陈派代表作的过程，并取得了非常突出和明显的成就，既使陈派的许多名作有了后继版，又在长期临摹的过程中，对许多作品加入了新的内容，在保持原作总体格局的前提下进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从而使一些作品有了新的面貌，形成了新的格局，成为了新时期陈派艺术临摹的代表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二位艺术家是在临摹父亲陈少梅的艺术作品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运用传统的笔墨技法，运用陈派特有的笔墨技法创作新的作品，开创新的艺术，并创作出一系列山水、人物、花鸟、工笔、写意、工写结合、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精品力作。从而使他（她）们不仅名符其实地成为传统绘画名家，成为陈派艺术的代表性画家、诗人，而且在京津乃至全国也成为了被广大观众称赞的知名画家。他（她）们不慕荣华富贵而固劳山林之志，低调生活，低调创作，极具孤山处土遗风的文人个性与风骨，被许多艺术界朋友所学习和效仿。尤其其坚持正灵和，缜密高妙艺格，坚守古人碑帖流韵，而无燥气和烟火之气，又能若高士操琴，令人心往神驰，抚慰可托的艺术追求和人格气质，均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诸多同道和读者。

1945年，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沉淀，陈少梅先生成功地绘制做出自己的《西园雅集图记》，当时在京津绘画界可谓一件大事，作为一件崭新的精品，《西园雅集图记》在京津乃至全国画坛产生了震动性的效应。许多艺术同行和名家大师纷纷赞赏陈少梅先生的胆略气魄，更欣赏其艺术的成就，纷纷赞扬此作构思的精妙，主意的高雅，笔墨的精细，色彩的精美，表达了此作超越前人，大有冠盖古今的艺术效果。也为陈少梅先生的艺术修养和绘画技艺所深深的折服。

陈少梅属文人画家，《西园雅集图》属文人、雅士极度理想化的作品。他不但讲究美，且讲究追求极致的美，乃人的精神和理想能够达到那种极致的美。因此，理解父亲创作时的那种高远的境界，恬静安逸的心态，另辟蹊跷的构思，严谨合理又独特的立意及人物形象的表现，相互之间的照应，山水背景的映衬，笔墨间表达，设色的典雅等等，均称为临摹该作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和部分。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习，《西园雅集图》一幅完全还源于陈少梅原作精神的临摹精品终于在陈长智、林庆萍夫妇二人的笔下完成了。“神功迹化”、“超凡脱俗”、“高古”、“典雅”、“韵味十足”、“不同凡响”、“美不胜收”、音乐般的美妙，天籁之声般的纯正，观之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好一个“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身心皆醉”的艺术境界，好一幅无以完美和谐的诗情雅趣图画。萧森郁茂，苍莽幽邃、笔墨洒落、苔点精心、笔力苍劲、浑圆清润、高贵华美、声情并茂、流韵遗芳，实乃画风不变且艺术不断升华的陈派艺术。

当然，时光流逝，如今这些精美的作品，早已用无声的艺术语言生动地向我们昭示着陈长智、林庆萍夫妇那些瑰丽的艺术人生。宣示着他们携手并肩，继承和弘扬父亲陈少梅遗志，振兴、促进和推动陈派艺术的普及和拓展，乃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形式，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传承和发展陈派艺术精髓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孜孜求索、坚定追求。显然，他（她）没有辜负父辈的殷切希望，在其几十年辉煌的成就面前，与其众多陈派弟子一道共同努力，不仅使陈派艺术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而且他（她）们站在父辈们的高起点上，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走出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康德曾说：“自然之所以在我们审美的判断中成为壮美，不是因为它激起恐惧情绪，而是由于它能够唤醒我们自己的力量。”纵观和回味陈长智、林庆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系列的绘画作品，尤其这本新画集中的那些山水、人物的作品，抑或那些花鸟虫鱼、牡丹、花卉的作品，均具有这种强烈的召唤力量。古为今用，古典与现代的完美，人生与艺术的融合，继承与创新中的发展。在这部《陈长智、林庆萍画集》中，可谓无处不见，无所不有。

陈庆之传范文第4篇

无独有偶，安徽怀宁县秀山镇有一座山叫“独秀山”。独秀山矗立在怀宁县境中部，孤峰兀立，笑傲天穹，山绝水长，独具特色。康熙《安庆府志》、民初《怀宁县志》均记述，独秀山“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形势突兀，条干所为，明柝可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实际上，安庆四周皆名山，独秀山相对于安庆周边的名山，如东南的佛教圣地九华山、西南的小孤山、东北的浮山、西边的“古南岳”天柱山、北郊的大小龙山等，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山。这也是众人甚至包括今天的安庆市民只知道陈独秀而不知道独秀山的缘由，并由此造成了对陈独秀名字内涵及其与独秀山关系的种种理解。

事实上，自1914年11月10日当“独秀”这个名字出现在《甲寅》杂志上以后，种种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分别署名为“独秀山民”、“独秀”的《〈双杆记〉叙》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说他太狂。亚东图书馆经理、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看到这个名字时，曾跟他说，“仲甫，你太不客气了，似乎目中无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其他的都是‘莠’也!”

1953午2月，沿江视察首次来到安庆。他站在船头，默默注视着自己30年前因往返上海、武汉之间而曾多次路过的这座城市，突然想起了陈独秀这位的总司令。立即下令停船，上了岸，召见了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问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毫无思想准备的傅大章顺口回答：“怀宁独秀山下。”进一步又问：是独秀山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大章回答说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陈独秀为何对“独秀”一名情有独钟？它与独秀山到底有何关联呢?

当年，好友汪孟邹说他以“独秀山民”、“独秀”署名发表文章“似乎目中无人”时，陈独秀就为此作了解释。他回答说：“哪里！哪里！我们家乡安庆有座独秀山，秀气挺拔。我用这个名字，只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己，别无他意。”陈独秀自1913年8月安庆“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家乡之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1942年5月客死异乡。1947年6月，他的儿子陈松年想方设法，几经周折，才将陈独秀的灵柩隐名迁回安庆。陈独秀借用家乡山水之名作为笔名，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其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之情。由此可见，陈独秀因山而得名，而独秀山也因陈独秀而闻名。

此外，陈独秀选中独秀山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与他一身傲骨的个性和卓而不群的心志大有关联。安庆周围不乏名山大川，相对来说，独秀山名不见经传，山上没有一处景点，直到最近，怀宁县委党史办才在其山脚下树立了一块有关其与陈独秀关系的牌子。而且独秀山距离陈独秀的老家怀宁县城（今属安庆市区）也有大致40多华里的路程。1953年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回答说陈独秀的家在独秀山脚下是欠妥的。所以，说“独秀”二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心志，这显然是说得通的。

陈庆之传范文第5篇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深受其害的农民群众开始运用法律。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这样一个农民，他不仅与涉及自身利益的环境污染事件作斗争，而且面对看起来似乎“与己无关”、危害一方公共利益的环境污染行为，也要拍案而起，讨个说法。他就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农民陈法庆。

1967年出生的他，原籍是浙江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其“奇人”之举是，因环保问题屡次与当地政府对簿公堂，并首次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还因此荣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奖――阿拉善SEE生态奖特别奖。2005年10月8日，他又成为我国政府首次设立的环保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

陈法庆关心环保等公益事业超过了关心自己的钱袋，这位二级听力残疾，戴着助听器的普通农民持续不断地与周围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成为一名不是执法者的执法者。杭州市余杭区曾经有大量的石矿企业，粉尘污染相当严重。从1999年开始，陈法庆就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举报，但污染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2002年6月，陈法庆便以“行政不作为”的名义将余杭区环保局告上法院。在法庭上，陈法庆向法官递交了有关石矿企业造成严重粉尘污染的证据，他为了搜集证据，花8000元买了微型摄像机，冒着被揍的危险，偷偷在石矿企业周围拍了5天。法院的判决最终虽然确认了污染事实，但陈法庆依然败诉。官司虽然输了，但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他的呼吁下，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最终关停了污染严重的石矿企业。

2003年12月12日，由于“东苕溪污染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被陈法庆推上被告席。但法院裁定：由于污染和原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陈法庆不具备原告资格，不予受理。陈法庆认为，这起官司说明建立环保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刻不容缓。“只有将绝大多数的群众发动起来参与环保治理，污染企业才会像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为此，他撰写《环境污染、法律无奈――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立案审理的建议》，向全国人大法工委等五部门上书呼吁，已受到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的关注。

2004年5月23日，陈法庆只身来到北京，自费在《人民日报》上以自己名义刊登了“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农民陈法庆”的环保公益广告。此前，陈法庆已经在杭州电视台自费做了第一个画面非常形象的环保公益广告：鸟语花香的青山绿水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画面定格为一行大字；“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落款是“农民陈法庆公益传播”。

回顾保护环境之路，他曾遭人殴打，有人还猖狂地把威胁他的大字报张贴在家乡小镇的大路上。他的家里两次被不明身份的人纵火，还有人恐吓要打断他的腿。

2005影响力

2005年4月，陈法庆在全国31座省会城市推出环保公益灯箱广告；6月5日，“世界环境日”又开通了他的环保个人网站，网站的宗旨是“宣传环境理念。接受环保投诉”。他还想卖掉自己的轿车，再筹一笔资金，在全国几条主要高速公路上做环保公益广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花费在公益广告的钱就达到了47万元。由国家环保总局发起的我国首个环保人物大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陈法庆在网络投票名列前茅。今年7月9日，陈法庆收到了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组委会的邀请函，他将出任明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