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名言范文第1篇

1、美德与过恶，道德上的善与恶，都是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的行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代，为公益作出最大牺牲的人，都是人们称为最道德的人。—— 伏尔泰

2、发现新事物和作出新发现，是很大的满足。—— 伏尔泰

3、无论人类的哪个属类，都比懒怠的种族好。—— 伏尔泰

4、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 伏尔泰

5、劳动是快活的根源。—— 伏尔泰

6、友谊是心灵的结合。—— 伏尔泰

7、休息是好事，可怠倦是其兄弟。—— 伏尔泰

8、古人充满了对更遥远的古人的颂扬—— 伏尔泰

9、要当个无聊男人的秘诀就是把什么都讲出来。—— 伏尔泰

10、独创性并不是首次观察某种新事物—— 伏尔泰

11、自私是永远存在的—— 伏尔泰

12、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总向上腾，石头总是下落。对人来说，一无行动，也就等于他并不存在—— 伏尔泰

13、小人自大，小水声大—— 伏尔泰

14、爱情之中高尚的成分不亚于温柔的成分，使人向上的力量不亚于使人萎靡的力量，有时还能激发别的美德。—— 伏尔泰

15、人生来是为行动的，就像火光总向上腾，石头总往下落。—— 伏尔泰

16、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 伏尔泰

17、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希望，希望减轻了我们的苦恼，为我们在享受当前的乐趣中描绘出来乐趣的远景。—— 伏尔泰

18、平庸与天才是格格不入的—— 伏尔泰

19、生命在于运动。—— 伏尔泰

20、世界就是一座供奉不和谐之神的巨大神庙—— 伏尔泰

21、假如上帝确实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创造一个来—— 伏尔泰

22、对于亚当，天堂是他的家，而他的后裔，家就是天堂。—— 伏尔泰

23、真理是一个必须成熟以后才能摘下来的果实。—— 伏尔泰

24、不是事业为了思想，而是思想为了事业—— 伏尔泰

25、真理好比水果，只有熟透时才能采摘。—— 伏尔泰

26、做一个惹人厌烦的人的秘诀就是告诉别人一切。—— 伏尔泰

27、思想寓于躯体，但尽管如此，身体最健壮的人不一定就是杰出的思想家。—— 伏尔泰

28、偏见是愚民的君主—— 伏尔泰

29、人类通常像狗，听到远处有狗吠，自己也吠叫一番。—— 伏尔泰

30、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 伏尔泰

31、人使用思想仅仅是为了遮盖错误，而用语言则是为了掩饰思想—— 伏尔泰

32、国家的头号敌人是暴君，在他的统—— 伏尔泰

33、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远无穷尽，最短的也不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 伏尔泰

34、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 伏尔泰

35、当一个人无话可说时，一定说得十分拙劣。—— 伏尔泰

36、妄自尊大只不过是无知的假面具而已。—— 伏尔泰

37、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 伏尔泰

38、拜读名家大作，可造就雄辩之才。()—— 伏尔泰

39、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 伏尔泰

40、天赋的力量大于教育的力量—— 伏尔泰

41、祖国是我们心心向往的地方—— 伏尔泰

42、常识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见的东西—— 伏尔泰

43、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 伏尔泰

44、谨慎的人对自己有益，有德行的人对别人有益。—— 伏尔泰

45、电闪之后雷即鸣—— 伏尔泰

伏尔泰的名言范文第2篇

斯塔尔夫人曾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这话在今人看来殊为可怪，传统不是“封建专制”吗?“自由、平等、博爱”不才是现代的东西吗?更为可怪的还有呢――法国启蒙大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对今人可谓耳熟能详，曾深为美国的开国者所服膺，书中对三权分立的精湛阐释是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之一。可这么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在孟德斯鸠刚刚完成之际，他的诸启蒙哲人中的挚友却认为书中观点过于保守，甚至劝他不要发表。

奇怪，三权分立怎么成了“保守”的东西了?孟德斯鸠的观点怎么会为其他启蒙学者所反对?

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以自由

国人熟知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的“三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然而，为国人通常忽视的是，法国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运动，其中分有很多的流派，前述“三杰”的思想指向就差别极大。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派”，是伏尔泰以及追随他的重农学派和百科全书派，但这一派主要的政治理念却并非弘扬民主、平等，而是主张开明专制――对国人而言，似乎更奇怪的东西就出来了。

在伏尔泰一派看来，人类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蒙昧之中，理性被种种迷信所蒙蔽，导致了人类社会中种种不合理制度，法国在这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眼中的“不合理制度”包括：教会对精神的垄断性统治；法国国内各种稀奇古怪的、影响着国家统一的地方特权；传统的封建贵族为维护自己利益对法国政府的挑战；层出不穷的卖官鬻爵并由此而导致的官位的私有化与世袭化，等等。这多种弊端使法国实际上只是一块百衲布，最终沦为各种私利集团争夺利益的战场。

伏尔泰认为，应以理性为原则对社会进行改造，但由于生活在蒙昧中太久，一般人的理性能力并不足以为人类幸福开出方向，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社会变得更为合理。开明练达的只有少数人，应由这少数人――国王和他的顾问――掌权，建立起开明专制的政府。此种政府应当力排一切非议，贯彻实施启蒙学人的理性纲领，依照理性原则改造国家，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破除中世纪的种种陈规陋习，取消各种贵族特权与地方特权，促进物质和技术进步事业。伏尔泰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有光辉的未来。

只要政府是开明的，伏尔泰倒不在乎政府的权力有多大。可以说，伏尔泰最渴望的是给开明者以自由。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开明者的自由最终是要为人类带来自由。伏尔泰为此与多国君主保持通信以推进自己的理念，并在普鲁士宫廷住了3年力图影响腓特烈大帝；他的一些朋友，如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也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交往甚密。

说了半天伏尔泰，该孟德斯鸠出场了。

开明专制君主制对人类自由的窒息

孟德斯鸠自己似乎更喜欢被人称作“院长”――他当过波尔多高等法院的院长，后来他把这个由他祖父买来的院长头衔卖掉了，换了一笔钱到国外旅行和在巴黎居住、写作。白居易初到长安之际，顾况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想来巴黎居来也不易，以致孟德斯鸠要卖掉“院长”。而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立刻叹道“有才如此，居亦何难!”孟德斯鸠凭《论法的精神》，居巴黎自也不再艰难。也正是在《论法的精神》中，孟氏道明了自己何以重视“院长”头衔。

在孟德斯鸠看来，官职允许被买卖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允许买卖，他祖父便没有“院长”可买，他便也没得可卖，便没有原始积累……玩笑就此截止，言归正传。启蒙诸杰都关注着人类的自由，然而在如何获得及确保自由这一点上，却是人言言殊。如前所述，伏尔泰一派认为，为了使人类获得自由，就必须去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压抑人性与自由的古怪制度与习俗，由开明君主依照理性重新塑造一个新世界。这种理念在当时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事物皆有两面，孟德斯鸠注意的，却正是伏尔泰们鼓吹的开明专制君主制对人类自由的窒息。

伏尔泰极力推崇路易十四，他统治期间大力统一了法国，压制各种贵族特权与地方特权……是开明专制的一个典范。孟德斯鸠却忧郁地注视到另一个角度。他认为，原先“百衲布”似的法国，恰恰限制了国王对权力的滥用。正是种种特权的存在，使享有特权者拥有了一块不受国王侵犯的自由领域――孟德斯鸠将这视作自由的基础。而专制国王对这些特权的侵犯表面看来是统一了国家政令，使国家向现代转化，实际上却侵蚀着自由的根基，将带来更大的危险。“孟院长”发现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制度、习俗曾有效遏制了国王对自由的侵犯，孟德斯鸠由此过渡到了他的“分权学说”。

自由的新庇护所

孟德斯鸠认为，在法国，国王和许许多多的“中间体”之间应该分权。

这些“中间体”包括高等法院、各省三级议会、有组织的贵族、持有自治特许状的市镇，甚至还有教会。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多半都是通过买卖官职而形成的“穿袍贵族”，买来的官职作为私有财产，是不可被随意剥夺的，这就给了法官们一个对抗国王的坚实基础。“孟院长”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以“院长”为豪。

同样，其他的传统特权机构也是分权得以可能的基础。比如教会，“孟院长”说，尽管他不相信教会的教义，但他认为教会可以用来抵消政府的中央集权。他对英国宪法大加赞赏，认为英国比其他国家都更好地继承发扬了中世纪初期的封建自由。他觉得，英国把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国王、领主和平民)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以及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分开，形成了了不起的三权分立。

从短期的政府效率上来说，开明专制政体往往远超孟德斯鸠所推重的分权宪制政体。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统治者的“开明”是无法得到永恒保证的，相反，如果有了条件，专制却是可以“保证”的。

在“孟院长”看来，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等级制度并不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只有对百姓的压迫，相反，中世纪任何人都享有附属于自己身份的特权，平头百姓也不例外，其他人不得侵犯。这种种特权曾使社会运作滞重难行，但另一方面，恰也有效地限制了国王的专制，保障了个人独特的身份性自由。伏尔泰等主张开明专制主义的启蒙学人们鼓吹取消这些“非理性特权”，意欲开创出一个现代的自由世界，但忽视了其中蕴含着专制的可能性。难怪斯塔尔夫人会痛呼“专制才是现代的”!

伏尔泰的名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赵氏孤儿》 《中国孤儿》 剧情 人物 异同

一、引言

《赵氏孤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走出国门的文学作品。无论中西，无论古今，人们对它的改编和研究的热情始终不变。诚如范希衡老先生所说：“迄今为止，它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享有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光荣。”①

在“赵氏孤儿”的各种改编作品中，以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影响最大。许多学者对二者进行了各种比较研究，但是主要倾向于探寻二者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剧情、人物两个方面着手，深入对比二者，试图在固有的不同之上找出它们一脉相承的地方，得以更好地认清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关系，读懂其内涵。

二、剧情的异同

早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其中尤以《左传》记载最为详尽。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对这个“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各方面的扩充，丰富了其情节，使其更完整、更具有戏剧性，但是其中不乏与前人记载相矛盾的地方。

当“赵氏孤儿”到了元朝，则被元杂剧作家纪君祥以元杂剧的形式改编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中的奇葩，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讲述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包括了“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锄奸”、“复仇”等基本情节。主要内容为：晋国大将军屠岸贾大权在握，但是“文武不和”，十分不满丞相赵盾，其后设法将赵家三百多人斩尽杀绝，而且连赵盾的儿媳庄姬公主刚诞下的婴孩也不放过。为了保住赵家最后的血脉，庄姬公主将他托付给府上的一名草泽医生程婴，后自缢而死。屠岸贾的属将韩厥良心未泯，亲手放走了程婴与赵氏孤儿后也自杀了。为了找到赵氏孤儿，残暴的屠岸贾不惜以杀掉全城半岁以下的婴儿为要挟。迫不得已，程婴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代替了赵氏孤儿。老臣公孙杵臼亦同情赵家，于是与程婴商议好后，由自己带着假赵氏孤儿躲避山中，由程婴去往告密。最后，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孩子都被杀死，而程婴则带着真正的赵氏孤儿拜入屠岸贾门下并被重用。二十年后，在魏绛的帮助下，赵氏孤儿杀死屠岸贾，终于为父报仇。②

《赵氏孤儿》最初是由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后传入法国的，并在1736年发表在《全志》第三卷上。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删掉了元杂剧中的曲文，只用“他唱”和“她唱”代替，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为了宣传其道德观念。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是根据马若瑟翻译的版本改编而成的五幕剧。

故事的梗概为：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于临死前向大臣张惕托孤。蒙古占领者闻讯后四处搜寻孤儿，欲斩草除根。张惕为保大宋遗孤，决定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献出，冒名顶替以蒙蔽成吉思汗，却遭到其妻伊达梅的拼死反对。伊深爱丈夫，忠心不贰，但却无法接受如此违背母爱天性的行为，她终于向成吉思汗说出了真相。成吉思汗年轻时流落北京，曾向伊达梅求婚而遭拒绝。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意欲报复，但一见到昔日的情人却又立即旧情复燃。成吉思汗再次向伊达梅求婚，并以其丈夫、儿子及大宋遗孤三人的性命相逼。伊达梅在这紧要关头却利用自己的相对自由跑去救孤，事败后仍宁死不从，并决心与丈夫双双自刎来回答占领者的威逼。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成吉思汗，他终于赦免了张惕夫妇，收大宋遗孤和张子为义子，并令张惕留在宫中，以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教化百官，辅佐他治理国家。③

可见伏尔泰的《中》剧与纪君祥的《赵》剧在剧情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伏尔泰的《中》剧中只保留了《赵》剧中的“搜孤”、“救孤”两个基本情节。但是无论它们在剧情上有多大的不同，其核心内容――救孤，其核心思想――救孤精神，是没有也不会改变的。

三、人物的异同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不仅在剧情设置上与《赵》剧有很大不同，人物安排上更是完全不同。《赵》剧中的中心人物是代表邪恶的屠岸贾，代表正义的程婴，以及公孙杵臼、韩厥、魏绛等，而《中》中的中心人物从屠岸贾变成了成吉思汗，从程婴变成了张惕与伊达梅夫妇，他们无论是身份还是性别都有了改变。但是无论人物设置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负责宣扬儒家伦理。换句话说，他们是剧作者用以传递儒家观念的媒介。只是这种传递的方式和传递程度以及传递内容因主观需要而有所不同。

首先来看看程婴这个人物，他一出场便说道：“自家程婴是也，原是个草泽医人，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④不禁要想，为何赵氏孤儿会被托付给这么一个草泽医生？戏文第一折说，庄姬公主能想到的唯一能救她孩儿的人只有他程婴，因为“在家属上无他的名字”⑤，兴许能这样逃过屠岸贾的斩尽杀绝。于是唤来了程婴，程婴起初是不愿的，担心即使逃出去了，屠岸贾也会逼公主说出其行踪，这样不仅自家性命丢了，赵氏孤儿也活不成。为了让程婴去得放心，庄姬公主自缢而死。程婴就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他的悲剧人生由此揭开了序幕。他献出自己的孩子代替赵氏孤儿被屠岸贾杀死，忍辱负重养大了赵氏孤儿，在屠岸贾门下卧薪尝胆二十年。这是一种至仁至义的体现，更不用说还有公孙杵臼和韩厥这些与赵氏孤儿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牺牲是怎样的仁义。

到了《中》剧里，程婴的角色被张惕夫妇取代。张惕是大宋遗臣，伊达梅是他的夫人，除此之外，伊达梅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成吉思汗的旧情人。他们所保护的也不再只是一个大臣的遗子，而是大宋的最后一个王子。为了保住这个遗孤，张惕与程婴一般献出了自己的孩子。这里值得关注的也是与《赵》最大不同的就是张惕的夫人伊达梅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牺牲，而将真相告诉了成吉思汗。随后是这部剧感情与理性的冲突达到顶点的地方――伊达梅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实单单是张惕就已经足以表达伏尔泰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推崇。而伊达梅最后选择了理性，她为了忠于丈夫而拒绝了成吉思汗的求爱，她为了忠于自己的民族而愿意舍身救孤，这是伏尔泰对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绝对升华，是“以夫为纲”与“以君为纲”的绝佳体现。

伏尔泰被称为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大弟子。孟华写的《伏尔泰与孔子》一书，就是专门研究伏尔泰与孔子关系的。伏尔泰一生中曾在近八十部作品（包括悲剧、小说、诗歌、政治作品及史学作品）、两百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而在这其中，“孔子”和“儒学”都属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研究1940年后欧洲对儒学的接受时，伏尔泰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⑥而且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中国法律、风俗时这样写道:“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⑦可见他对孔子，以及孔子儒家思想的推崇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借张惕夫妇宣扬儒家的“仁义”思想。这一点与纪君祥的《赵》剧中体现的思想不谋而合。《赵》剧中没有的是伏尔泰将奸臣屠岸贾改成了元朝皇帝成吉思汗的这一设定所体现的内涵。

伏尔泰正是出于对当时法国笼罩在教会统治下，王权不断衰落，人们思想被禁锢的现实抨击，而将屠岸贾的角色设定为一名帝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作为一名蒙古君王，从最初打下江山体现的野蛮，到再见伊达梅的温柔含情，最后受张惕夫妇的感化而化身为一名以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这种转变过程无疑是在表达伏尔泰的启蒙思想。“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⑧他是希望法国的帝王能如君父般神圣不可侵犯，王权得以振兴，教会势力被狠狠打压。

所以，尽管《赵》剧与《中》剧在人设上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是肯定儒家伦理的。然而有一点值得关注，伏尔泰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存在主观意识上的误读，即片面强调中国封建君王的好。

四、结语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都在各自的地域甚至跨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产生都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都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都包含着极丰富的历史感悟。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也存在着一脉相连的内容，且各有所长，对比学习方才领悟更深。相信中西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将催生更多杰出的作品。

注释：

①范希衡.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中国比较文学（第四期）.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166.

②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6-1498.

③伏尔泰著.孟华译.中国孤儿（节译）.国外文学，1991，（02）.

④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8.

⑤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478.

⑥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1993：99.

⑦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53.

⑧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9.

参考文献：

［1］臧晋叔.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曲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2］伏尔泰.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孟华.伏尔泰与孔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伏尔泰的名言范文第4篇

1、生命在于运动是伏尔泰说的。

2、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1.21－1778.05.30)，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ois-Marie Arouet）提出了“生命在于运动”的格言。他喜欢散步、跑步、击剑、骑马、游泳、爬山、日光浴等运动。直到80岁高龄时，还和朋友一起登山看日出。

（来源：文章屋网 ）

伏尔泰的名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社会进步；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

中图分类号：B56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40-04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迫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相互间也存在着理论分歧。他们在摧毁旧制度和建构新国家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理论分歧，结成不同的理论阵营，其间又夹杂着个人偏好等私事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夹杂在一起，使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的理论表现异常充分，促进了法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从而使18世纪成为法国人的世纪。这场论争突出表现在卢梭与伏尔泰以及狄德罗领导的百科全书派相互之间的论争上。对此。美国学者萨拜因说：“法国启蒙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同让・雅克・卢梭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

随着牛顿力学的普及、洛克学说的传人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的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用数学和力学的观点观察一切的机械论思维方式，相信理性能够带来社会发展与进步也成了那个时期启蒙思想的主流。以“理性之子”伏尔泰为首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以理性精神对抗神性迷信，批判现存国家与社会中一切腐朽没落的方面，动摇着法国封建专制的根基，宣扬着理性会带来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正是在这个时候，“自然之子”卢梭以他特有的“善感性”开始了对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批判。正如沃特金斯所说，卢梭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最早批评者，他并不相信理性的能力。

理性自然法观念是近代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主流思想，格老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都是通过假想人之初的某种自然状态，自生出各种理性自然法观念，进而构想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发展进程。

伏尔泰继承了西欧尤其是英国政治哲学所宣扬的理性自然法观念，即人的行动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历史是人的本质作用的结果，有特定目标的自然或理性意图贯彻于历史的进程之中，神赐给人类的永恒理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支配性力量。但伏尔泰抛弃了自然状态的假想，认为人最初就生活于社会之中，最初没有足够的正义制定好的法律，那就要靠遵从理性的自然法则，然后约定俗成，认真搞好契约。作为牛顿和洛克所开创的哲学的拥护者与积极传播者，伏尔泰不喜欢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哲学、理性的攻击，反对原始状态中孤独的人的说法，并以此批判卢梭：“有些不高明的笑虐者曾经滥用他们的悟性，以至于企图侥幸地提出惊人的似是而非之论，说人本来是被创造出来独自过活的，是社会剥夺了他们的本性。”1756年8月，巴黎正上演狄德罗创作的独幕喜剧：《孤独者》。幕起处，一个状拟卢梭的滑稽小丑跌滚出场，伏尔泰当即叫好：“卢梭吗?只不过是个浑身脓疮的乡巴佬。”

伏尔泰一生都在运用理性同封建专制、神学、迷信进行着战斗，同时也和非理性主义者进行着较量。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只能靠惟一的理性来证明，人的理性是神所赐予的，并且神给了每一个精神健全人理性自然法的观念，使人知道公正的本能。他说：“哼!谁能阻拦上帝把那种感受、知觉和思想的能力――我们明之为人类理性――赋予我们更敏锐的器官呢?不论你们转向哪一边，你们必须承认你们的无知和造物主的广大无边的权能。所以你们不必再反对洛克的贤明和谦虚的哲学了。在他看来，洛克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就是被上帝赋予理性的人的化身，哲学和不同于普通人的哲学家代表理性，代替上帝指导着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且，谁要反对理性、哲学、哲学家，他就要与之开战，他说：“现在是理性当政了。”

伏尔泰相信理性能够带来人类道德的进步，以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借口与笔，使人们更文明更善。”18世纪，科学技术采用了新的方法而发展起来，伏尔泰自然热衷于一切科学技术，推崇由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进步。他坚决反对厚古薄今，认为古人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不如今人，并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称为“反人类的新书”。针对卢梭原始状态的美好构想，伏尔泰在1755年8月30日致卢梭的信中讥讽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牲畜。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开创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也有论争。伏尔泰对《罗马盛衰原因论》评价最低，说得一无是处。他说这部书充满了隐喻，与其说这是一部书，不如说这是一本用怪异的风格写成的就事论事的“资料堆砌”。当伏尔泰有可能被选为法兰西院士时，孟德斯鸠曾这样写道：“伏尔泰若当选上院士，将是法兰西学士院的耻辱；而伏尔泰终将因未当过院士而感到耻辱。”盂德斯鸠尽管从不掩饰他对伏尔泰的厌恶感，但他也并不否认伏尔泰是个天才。但孟德斯鸠同样倡导理性――法的精神，赢得了伏尔泰的赞誉，称《论法的精神》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

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虽不同意人的理性是上帝所赋予的，但和伏尔泰一样，也认为人之初便是社会性动物，尊崇理性和哲学，相信理性作用于自然产生的科学技术会带来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他说：“如果我舍弃了理性，我就再也没有引导者了”，“研究哲学的真正方式，过去和将来都是应用理智于理智；应用理智及实验于感觉；应用感觉于自然；应用于自然工具的探求；应用工具于技术的研究及完善化，这些技术将被掷给人民，好教人民尊敬哲学。”狄德罗也相信理性的自然法则会教导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给人类带来自由。他说：“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没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

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霍尔巴赫，受到笛卡尔和洛克的双重影响，和伏尔泰、狄德罗等一样同意当时流行的理性自然法观念。他不同意某些哲学家把社会状态同自然状态对立起来的说法，认为人始终生活在社会之中，自然状态是虚幻的、违背人性的。他也相信理性和科学技术会带来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他说：“只有科学、理性和自由才能促进人们的改造和幸福。”他还相信理性会教导人们美德，他说自己写作《自然的体系》这部书的目的。就是引人重新回到自然，把宝贵的理性还给他，把遮盖着确实能引人走向他所祈望的真福之唯一路途上的重重暗影驱散。他还看到卢梭对哲学、理l生责难的又一关键之处，“责难哲学，仿佛是它养成了人民漠然的处世态度，是它削弱了人民为祖国服务的才能。”因此，他对卢

梭提出的哲学有害的观念也进行了回击，认为哲学有益于政治。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主流的一个特点是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研究自然，鼓吹进步，从崇尚理性到崇尚理性社会。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把人类进步的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在第十个时代里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是必然的和不变的，最后，理性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暴君、教士等。“因而，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这个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样为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他对人道的热爱以最纯洁的欢乐精工细做出来的。”

伏尔泰等主流启蒙思想家所勾画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作为他们社会政治哲学基石的自然法理论体现的就是理性原则。18世纪法国封建特权泛滥，哲学家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在18世纪启蒙思想主流高扬理性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在反封建、宗教迷信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怀疑理性并认为感觉是骗人的。卢梭继承了蒙台涅对理性的批判精神。但不同于蒙台涅对感觉的怀疑，他相信感觉。卢梭在与理性主义者论争的过程中，激烈地批判了理性，阐发了自然情感理论，使他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卢梭夸大感觉经验。怀疑、拒斥人的理性及其滥用。他在哲学上被称为感觉主义者。或反理性主义者，这是因为他相信人的感觉直接反映自然，而自然不会错误，感觉也不会有错，错误在于人类的主观判断上，即在理性上。

被称为“自然之子”的卢梭认为自己有超强的感受能力，他在《对话录：卢梭评判让一雅克》中说：“我觉得让一雅克拥有相当强烈的身体感受能力。”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肯定，在曾经和他有过交往的、也非常重视感性的休谟那里得到了认可，尽管是带有些讽刺性的：“他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我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尖锐的感觉。他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卢梭用心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并相信全知上帝的存在，而尘世的任何人都不具备上帝那样的整全理性。因此，卢梭借助一个萨瓦省的牧师之口讲出了自己的信仰，以及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面对着那至高的智慧，我竭力消除我的理性；我对自己说：‘你是什么人，竟想衡量那无限的全能?”不论是唯理论的代表笛卡尔，还是实证科学的典范牛顿都无法用理性来回答、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请笛卡尔告诉我们，是什么物理的法则在使他的旋涡体旋转；请牛顿给我们指出，是谁的手把行星投到它们轨道的切线上的。”卢梭以“我感故我在”的感觉主义，对抗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他说：“感性是所有行动的起源，”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对我们来说，存在就是感觉”，“良心的作用并不是判断，而是感觉”，“我们先有感觉，而后有观念。”在卢梭看来，观念源于感觉，道德也类似休谟所说的源于感觉，发动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他主张青年人多游历、切身感受，特别强调通过切实的生活来认知人与事物。

卢梭以这样多的笔墨强调感觉，实际上也就是在否定理性之子伏尔泰等法国主流思想家所强调的理性，他说：“感性之人是自然之子；思辨之人是偏执之士；危险的是后一种人。”卢梭强调危险的是后一种人，也是在说思辨之人、倡导理性的人误用理性，以其自明的理性为害人类，为害社会。卢梭反对那个时代流行的重视书本知识的观念。他说：“读书读得太多反而会造成一些自以为是的无知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和伏尔泰又是直接对立的。卢梭也清楚地看到，他那个时代的人对理性的过分尊崇，已成了时代的错误。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之一，就是过多地使用了冷静的理智，好象人除了理智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了。”他认为，单单凭理性，是不能对培养伟大的心灵发挥作用的，不能鼓励人，只能约束人，不能实践，是心胸狭隘的人的癖好与方法，而心胸开阔的人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在《爱弥儿》中，他还批评洛克用理性教育孩子的原理会使“孩子更傻”，使孩子成为“老态龙钟的儿童”。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受感觉和自爱之心支配，绝不受什么理性的自然法支配。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借批判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批判哲学、哲学家，表明了他对霍布斯、洛克以及法国启蒙哲学主流所勾画的理性自然法观念的批判。他强烈地感到，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学会成为自己感觉和经验的主人，就接受那么多哲学、理性的教条，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成为哲学、理性的牺牲品。“这样看来，在未使人成为人以前，决没有必要使人成为哲学家。”在这里卢梭把哲学等同于理性而加以批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哲学、哲学家的批判都充满了对理性批判的意味。他要阐明：“如果单单通过理智而不诉诸良心的话，我们是不能遵从任何自然法则的：如果自然的权利不以人心自然产生的需要为基础的话，则它不过是一种梦呓。”“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的正义的本原。”卢梭看了洛克、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等人的哲学著作，“很快发现，这些作者的著作几乎总是相互矛盾，我妄想着将他们的学说统一起来，这可把我累苦了，而且浪费了我许多的时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教训来告诫后人，理性、哲学把他害苦了。通过与哲学家的交往，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他还发现，哲学家们自以为是、骄傲、武断，他们的道理有害于人，他们是为了争论才凑到一起的。他把伏尔泰的哲学视为“虚骄的哲学”。伏尔泰这个“精神贵族”心中充满了无知的“傲慢心理”，在嘲笑着老实人。他也发现了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哲学家使用的理性方法，他不使用这种无效的方法，而要使用观察法。

不同于伏尔泰对理性和现代科技的推崇，卢梭认为人类理性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进步。在古今之争这个问题上，伏尔泰视古代哲学为形而上学，视柏拉图为至善观念的空想者，要加以批判，而尊崇当时的科学家牛顿与哲学家洛克。卢梭是个厚古薄今者，他小的时候喜爱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等古籍，特别尊崇古代贤者的智慧。卢梭讲他在1757年以前，跟几位现代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生活在一起，发现他们不如古代先哲。他甚至把当时的哲学家比作狂热的无神论传道士、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专制的国王，甚至说：“如果把所有的国王和哲学家都除掉的话，在人民中间也不会觉得少了什么人，而且种种事务也不会因此就变得不如从前好。”

卢梭批判理性、拒斥理性主义，认为抬高理性的作用和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敏锐地观察到，“对卢梭来说，要与百科

全书派哲人计较的，便不在于反对这种理性，而在于反对理性的误用。”最令卢梭担心的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我完善化的能力、科学、技艺和知识等会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人性就会堕落为奴性，会成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因此之故，他虽不同意孟德斯鸠的理性原则，但他却赞同孟德斯鸠阐述的关于风俗和政府的必要关系理论。

18世纪整个百科全书派，全都是科学和艺术的殉道者与颂扬者。而卢梭则认为，科学与艺术不利于道德风尚的建设，古代政治家们不断地谈风尚和德行，现在的政治家们却只谈买卖和金钱，科学与艺术的诞生应该说是由于人的罪恶。他直呼伏尔泰大名而诘问道：“大名鼎鼎的阿鲁艾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矫揉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务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1756年8月18日，卢梭又在一封信中回击伏尔泰：“尽管您把我写的一本控诉人类、为人类辩护的书称为反人类之作。我知道应当把作者的意图和作者的主张可能导致的后果区分开来。”“我描写人类悲惨处境的动机是可以宽恕的，甚至值得称颂，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告诉人们他们如何造成了自己的种种不幸，因而如何避免它们。”实际上，卢梭并不希望历史倒退回到原始状态，他关于自然状态的构想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假定和推理。这正如涂尔干所理解的：“卢梭的自然状态概念，就像他有时所认为的那样，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感伤的幻想，一个对黄金时代的古老信仰的哲学复辟。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策略，尽管在使用这个方法时，卢梭可能会歪曲事实，使事实更符合他的个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