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范文第1篇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译文

《水经》说：“鄱阳湖口有石钟山。”郦道元认为下面靠近深潭，微风振动波浪，水和石互相碰撞，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一般。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去探寻它的所在地，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打它们，听它们的声音，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余音慢慢地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这个(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个说法，我更加怀疑它。山石被敲打时能铿锵作响的，到处都这样，可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为什么呢?

石钟山记范文第2篇

[关键词]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成因；文化重建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古往今来，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畅游，并留下大量的旅游诗歌。宋代是江西文学最为璀璨的时代，也是鄱阳湖旅游诗歌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首先，诗歌的数量众多，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的数量超过了东晋以来至晚唐五代年间同类诗歌的总和；其次，作者名家辈出，两宋时期最富盛名的诗人如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姜夔、范成大等都写过鄱阳湖旅游诗歌；第三，诗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既有歌咏山水景观之美的，也有记录寻觅探幽之奇的，还有叙写民风民俗见闻的。

一、宋代诗歌中的鄱阳湖热点景观

宋代以前，鄱阳湖诗歌反映的大都是“水、风、洲、岛、野、岩、舟、鸟”等湿地湖泊的常见的形象，宋代时，一些热点景观逐渐凸显出来，其中代表性的石钟山、大孤山、落星寺三处已经具有品牌景观的性质了。

（一）鄱阳湖第一天下奇观——石钟山

石钟山位于湖口县鄱阳湖出口处的东岸，山体不大，山势不高，但它雄踞鄱阳湖通往长江之口，江湖回合之处。从水面仰视，危崖壁立，峰峦俊俏，雄奇秀丽；在山顶眺望，视野开阔，烟波浩渺，清浊一线，江湖分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石钟山很早就成为宗教胜地。从唐代开始，就开始有寺庙建筑，…宋代时已经形成了略具规模寺庙群，宋人诗歌标题中就出现了观音阁、石钟山寺、宝钟院等寺庙僧院的名号。

宋代以前，石钟山并没有引起诗家的关注。北宋元丰七（1038）年夏，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时，送其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径湖口，游览石钟山，作《石钟山记》。随着苏轼《石钟山记》问世和流传，石钟山逐渐成为鄱阳湖具有表征性的热门景观，吸引着无数的“苏粉”来此一游，赋诗作词。据胡迎建统计，宋人以石钟山和石钟山上的建筑为题的诗歌就有十七首。代表作家有坡、杨万里、刘过等。

宋代以后，歌咏石钟山诗歌更是日趋增多：元代虽然统治全国的时间只有89年（1279—1368），但元石钟山诗有6首以上。据《清同治十三年·湖口县志》所载，明代石钟山诗有近50首，清代石钟山诗近60首。

（二）中流砥柱、美丽遐想——大孤山

大孤山，位于湖口石钟山南面九公里的鄱阳湖中，因山形似鞋，故又名鞋山，亦有仙女掉鞋化成之传说。大孤山在南朝时已入诗，如梁释惠标《咏孤石》。唐代仅有顾况《小孤山》和自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窦七校书》两首诗提及。宋“大孤山”的诗有20余首，代表作家有黄庭坚、范成大、晁补之等。

大孤山影响的扩大，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石钟山品牌的辐射作用。大孤山离湖口不远，晴好的天气都能从湖口看见大孤山，如范成大《湖口望大孤》。第二是大孤山处在繁忙的宋代鄱阳湖水路必经之地，平湖突兀一座高耸的孤岛，有峻美之感，容易引起众多诗人的共鸣。第三则是大孤山美丽的民间传说令人神往。

（三）风光迤逦的星子县名片——落星寺

庐山南面星子县去二里许鄱阳湖中，有一座小石岛，高若数丈，总面积不过1800平方米，形如星斗，传为坠星所化，因名“落星石”，或“落星墩”，此湖湾亦称“落星湾”，这也是星子县之名的来由。唐末乾宁年问（894—898年），敕建禅寺于上，赐额为“福星龙安院”，又名“法安院”，俗称“落星寺”。

落星石出水不高，从湖上看去，亭台楼阁幽雅秀丽，清晰可辨，又处在星子县入鄱阳湖的航道上，登临游览非常方便。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982年），置南康军于星子，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诸县，进出星子水路尤为繁忙，落星寺自然成为星子县的标志性景观。宋代描写落星寺的诗词有30余首，除黄庭坚、王安石、曾巩、范仲淹、姜夔、陆游、杨万里等留下了游览落星寺的诗。

虽然落星石面积很小，但落星寺则造型独特，僧人云集，香火鼎盛。黄庭坚在“题落星寺四首”中形象的描述了落星寺的建筑结构的特点。一、依山凿岩，既可固定木梁房柱，又可利用空间，《题落星寺四首·其二》云：“相黏蚝山作居室，窍凿混沌无完肤。”二、梯形结构。为了尽量利用地形，落星寺的僧房是沿山坡由下向上逐级排列的，所以要沿着台阶上下。《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一》云：“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三、每个单元的面积都很小，这样就可以在不大的地方分隔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居民。《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三》云：“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黄庭坚“点铁成金”，借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的“蜂房”来形容僧房的密集和僧人众多的情景，生动形象而无斧凿痕，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经过黄庭坚诗歌渲染的落星寺，是当时鄱阳湖旅游的一大亮点。

二、宋诗再现了鄱阳湖独特湿地“风”文化

宋代鄱阳湖诗歌内容丰富，不仅有大量的诗歌吟诵鄱阳湖瑰丽的物态景观，同时，还有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鄱阳湖地域的特殊的人文生态，而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风”文化。

鄱阳湖是大风的集中地区。6—8月盛行南风或偏南风，其他月份均为北风或偏北风，星子湖域6级以上大风最多年份达86天，平均每年45.3天。风既是古代帆船动力，也是推波助澜，危害行船安全的罪魁祸首，人们对它是爱恨交加。在宋代鄱阳湖诗歌中，就再现了鄱阳湖与风有关三种活动：阻风、求风和禳风。

（一）“阻风”的无奈与情趣

航行遇到大风，船须在码头停泊，等待风消退，这种情况称之为“阻风”。宋代时，鄱阳湖水道繁忙，鄱阳湖区域刮大风的日子多，所以航船阻风的频次也高，宋代鄱阳湖诗歌中有十余首关于阻风的。

对于旅客而言，阻风是一件耗时又无奈的事情。如张弋《彭蠡阻风寄城中故人》：“欲行行未得，略日滞孤舟。月照山皆近，风吹水倒流。地名人不识，秋景客相愁。忆你惟成梦，遥知独倚楼。”张弋因阻风鄱阳湖惆怅不已，而有的诗人幸运多了。杨万里端午节前过鄱阳湖阻风滞行，不料碰上了鄱阳湖居民盛大的体育竞技活动——赛龙舟。杨万里在《端午前一日阻风鄱阳湖观竞渡》一诗中叙述了龙舟赛盛况和欣喜的心情：“恶风夜半阻归船，端欲留人作胜缘。千里携家观竞渡，五湖新涨政黏天。棹翻波浪山如雪，醉杀儿郎喜欲颠。得去更佳留亦好，吾曹何处不欣然。”

（二）宫亭庙祈风与求如愿

阻风是被动的等待，人们还希望能够通过祈祷，得到神助，获得需要的风力。在鄱阳湖北湖的庐山南麓的鄱阳湖岸，有宫亭庙。据郦道元考证，宫亭庙为庐山神的庙。《水经注·卷三十九·庐江水》载：“（庐山）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宋代时期，宫亭庙迁至星子县附近的鄱阳湖边，求风之事仍盛行。曾任监南康军盐酒税的宋人陈舜俞在《庐山记》中写到南康军附近的宫亭神庙“至今舟人往来犹祷焉”。宋诗言“分风”诗有十余篇。与宫亭庙相关的还有“求如愿”的传说。如晁补之《宫亭神甚灵云有婢名如愿以借客有所求叩如愿即获神又能于湖心分风》。

（三）大孤山歃血求平安

大孤山在东晋时就有寺庙祭祀活动，祭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禳风，因为大风浪会危害行船的安全。宋初时，大孤山庙的香火鼎盛。黄庭坚之父黄庶《大孤山》云：“……鸣鸱大藤树下庙，祭血不乾年世深。轴舻千里不敢越，割牲酾酒来献斟。”

可能是在北宋中期开始，大孤山民间信仰发生了变化：大孤山的女性水神，不仅要保佑旅人的安全，还开始兼有“送子娘娘”的责任。明清时，求子的人们，“在娘娘面前磕头许愿，离开时，在娘娘坐殿下面偷去一只绣花鞋，等到来年生了孩子，再来焚香还愿，并再做一双绣花鞋，放在娘娘坐殿下，招来后人求拜。”从此，大孤山庙拜神由单纯保佑航行安全扩大为祈求平安和求子的双重功能了。

三、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的成园

（一）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

宋代时，江西的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江西地区所上缴给朝廷的粮食和钱物仅次于两浙地区，位居全国第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北宋前期，晏殊以宰相高位首开宋词风气。欧阳修不仅是朝廷重臣，而且是北宋诗新的领袖。经过他的奖掖提携，宋代文坛新人辈出，盛况空前，’并出现了“三苏”、曾巩、王安石这样的大家。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北宋后期，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为中心，全国性的诗人群体。“江西诗派”不仅对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着南宋一代的诗坛。

当时，鄱阳湖地区是江西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学家的密集之地，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域，鄱阳湖湿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民风很自然地成为过往的文人墨客描写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欧阳修、苏轼、苏辙、梅尧臣、范仲淹、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林逋、姜夔、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等一百四十余位诗人写下了近两百余首有关鄱阳湖景观的诗词。

（二）名人对于旅游品牌有巨大的轰动效应

石钟山的奇特之处很早就有人知晓，但普遍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却是坡《石钟山记》发表以后的事。作《石钟山记》的本意是解开石钟山命名之谜，但坡的声望和石钟山之奇两项稀缺资源的叠加，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从此，石钟山成为了鄱阳湖旅游的品牌性标志。一直到今天，石钟山还是鄱阳湖地区接待游客最多，旅游收入最高的旅游地。石钟山诗歌代代增长的现象说明，名人对于旅游品牌具有经久不衰的推广作用，尤其是像坡这样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亲力打造的品牌，其后世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不可限量。

（三）主要的旅游热点景观已具备现代文化旅游的基本要素

宋代鄱阳湖的几处热点景观已经现代具备文化旅游三要素：自然地理、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这些景观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游客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对于当时的文化人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石钟山记范文第3篇

――退休后最想完成还未完成的事，就是游历祖国的青山绿水、戈壁冰川。因为那能让你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在蓝天、白云下，在原始的森林、山川中，忘却你的恩怨、抚平你的创伤、净化你的心灵、陶冶你的情操。(童心)

童心(女)：1946年6月出生，1965年入伍，高级职称。

愉悦(男)：1944年10月出生，1964年入伍，高级职称。

2006年，童心和愉悦被评为北京市旅行生活家以及2006年度北京市草根榜样。

我和老伴儿都是军人，从相爱到相伴一路走来，其间我们曾多年天各一方，相距千山万水，在海岛和高原为部队服务。但每年的休假却为我们共同的爱好――旅游和摄影创造了条件，直至爱情的结晶到来，我们方长年厮守在一起。

今天，我们都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变成两鬓霜染的老年人。人老了吃饭不香，走路不远，上山无力，下海没劲，但我们共同的志趣却依然如旧，尤其是退休帮我们实现了自驾车游的多年之梦。2001年以来，每逢长假正好又是旅游和摄影的好日子，我们便会全家出动(我和老伴儿，还有在我家生活十多年的狗儿贝贝)，踏上自驾车游历的历程。这几年来，我们自驾车行程7万多公里，游历了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

远的不说，单是2007年的5月，我们就用了15天的时间，自驾车游历了福建、江西、安徽、山东等地的风景名胜，总行程5087.4公里。

在亲身经历后，你会更加喜欢大自然。当然，我和老伴儿也通过自驾车游，身体越来越健康，感情越来越亲密，日子越过越甜美。

山不在高有文则名

说到庐山，大家都知道在江西，更准确一点来说是在九江。九江是个市，在其南面十多公里处还有个九江县，庐山现在是九江市的一个区，而且更加靠近九江县。庐山周边的景点颇多，但是由于庐山的名气太大，致使其周围的许多景区不为众人所知，距九江市27公里的石钟山，便是其中之一。许多上过庐山的游客对石钟山也知道得不多，真可谓上庐山游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我们只知道石钟山与苏轼的《石钟山记》有关，要不是亲自上一趟石钟山，那对它的印象恐怕也只停留在书中研究了。

石钟山位于鄱阳湖出口与长江的汇合处，属江西湖口县双钟镇。位于镇南的叫上石钟山，位于镇北的叫下石钟山，相对落差约有四五十米。现在开放的即为下石钟山。这里海拔61.8米，面积仅0.2平方公里。关于石钟的来历民间神话传说称：玉皇大帝建造灵霄宝殿，用九华山白玉石雕刻了两口玉石神钟，命力士下凡搬运，力士腾云驾雾，肩挑双钟，途经鄱阳湖与长江汇合处上空时，因贪看景色，不觉神钟脱肩落地，一个落在鄱阳湖畔，一个落在长江之滨，因而才有上、下石钟山之分。相传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发现绝壁下都是洞穴和石缝，风浪冲击洞穴，发出钟鸣般的声响，苏轼为此而写下了千古名篇《石钟山记》，自此石钟山之名便流传千古了。

石钟山虽不高，但悬崖峭壁，突兀峥嵘，插湖锁江，气势不凡。山下风景更为秀丽，怪石林立而且石刻琳琅满目，虽经风霜侵蚀，战乱破坏，至今仍保存200余幅完好的摩崖石刻，其中宋朝王安石的“古仙洞”，明朝常遇春的“忘怀天地”等，都是石质翰墨中的珍品。在山顶的“江天一览亭”，既可凭栏远眺庐山烟云，又可近睹万里长江一泻千里。

据说如在月色之夜来此，便可见到“湖光影玉璧，长天一月空”的景象。唐代李渤、宋代陆游、元代文天祥、明代朱元璋、清代曾国藩以及现代的郭沫若等人均曾留诗于此地。如果说大自然造就了石钟山的奇特，那么人文历史遗迹便为石钟山披上了绚丽多彩的外衣。1996年，石钟山与庐山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石钟山从唐代起就有建筑， 经过历代兴废，现仍存在的主要名胜古迹有怀念坡月夜泛舟探石钟山的怀苏亭、纪念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弃官归田的归去亭，除此之外还有江天一览亭、半山亭、锁江亭、临江塔、绀园、船厅、报慈禅林、太平天国遗垒等，多数为清代重建。

石钟山地势险要，陡峭峥嵘，居高临下，控扼长江及鄱阳湖，进可攻，退可守，号称“江湖锁钥”。因此这里自古就是军事要塞，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大禹在此击败蚩尤征三苗，三国周瑜在此练兵并在赤壁大破曹兵，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太平天国石达开与曾国藩都曾大战于此，还有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湖口起义和人民渡江战役等都与此地有关。

结束浏览，我和老伴儿却惊叹只有我们两位游客。回眸这座俊秀神奇的名山，面对大自然鬼斧神工赠与人类的礼物时，我们不禁感叹万分！如果人类不好好呵护、爱之有加，是否受之有愧？如果地球继续变暖，江河湖水日渐减少，郦道元所言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石钟声还能千古不绝吗？如果千年以来，吸引无数的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赋的游览胜地如今游客寥寥无几，都浮躁地拥挤到各种人造的游乐项目中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又该如何传承，我们又如何侈谈进步？

出行必知

行前策划：出游前应设计整个旅行的计划，了解路途附近所有景点的情况，根据出行的时间要求拟订重点观景的路线图。

身体准备：长途出游前一个月不要参加体力消耗较大的活动，尽量避免到众多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以免染病而拖着病体出发或不能如期出发。应提前进行必要的体检，尽量保证出行前全身的健康或原有慢性病病情稳定。

衣装准备：除常规衣物外需带雨衣、雨伞和雨鞋，特别在五月乃是南方雨多的季节。

食品准备：带一些牛奶、纯净水、方便面、萨其马、巧克力、肉干、肉和鱼罐头，以便赶不上就餐时备用。

必备物品

半旧的旅游鞋、登山杖、水壶等。

近期出版的全国和各省市交通地图。

带个小电火锅和电吹风。

摄影器材：数码相机，摄像机，充电电池和充电器，数码伴侣，独角架和三脚架，多用途电源接线座等等。

必需药品：自身疾病的常用药、消炎药(阿莫西林，红霉素，先锋4号，痢特灵，黄连素，氯霉素眼药水等)、胃药(胃舒平，乐得胃)、感冒和咳嗽药(康泰克，羚翘解毒片，咳必清，必嗽平)、外伤用药(创可贴，碘酒，紫药水，伤湿止痛膏等)。为防水土不服要带上藿香正气丸或藿香正气水。

途中住宿

每天不必刻意在目的地的宾馆旅店预订客房。只要是县以上的城市，都能找到较为理想的宾馆旅店和住房。当地政府所属的宾馆和招待所是比较好的住处。

为了安全、卫生、方便和良好的休息，标准间是比较合适的。价位在60元～160元左右。

入住前注意检查：客房的设施是否完善，枕套被套床单是否清洁，卫生间上下水是否通畅，是否有热水，电视、电话有无故障，电源插座能否使用，空调是否能正常送风等等。

特别要注意宾馆旅店客房的安全通道位置。

途中就餐

途中以沿途观景为主，为了节约时间和身体的健康尽量不进餐馆就餐，只吃自带方便食品。

石钟山记范文第4篇

要想探究石宝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价值，首先要叩询的必然是古韵悠悠的石钟山石窟。它确切的开凿于何时？在什么背景下开凿?它向人们昭示着怎样的文化现象?而要弄清这一切，先要对这一区域的历史作一番了解。石宝山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南端，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辖区内。汉代，剑川先属益州郡，后属永昌郡。唐初，在云南洱海区域出现六个“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部落，即历史上的“六诏”。剑川地属最北边的施浪诏与吐蕃的交汇过渡地带。公元649年，地处巍山的蒙舍诏建立了大蒙国，开始了征伐兼并其他五个诏的战争，到第四代主皮罗阁，终于在公元738年完成了统一云南的大业，建立了称雄华夏西南的古国――南诏。我们翻阅唐以来关于云南的志乘图籍，得知南诏在完成云南统一霸业的八十九年时间里，来自印度的梵僧带着供养的阿嵯耶观音来到云南行化印度密教并终于战胜及融合了云南本土的巫教，酿就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独门一派――阿吒力教，即滇密（有的学者称为白密），并使阿吒力教成为南诏及继后的大理国的国教。滇密孕育、萌发与光大的时期，正值佛教的前弘期。在南诏之前的公元633年完成了统一霸业的吐蕃第三十二代王松赞干布及其后继者，在藏地大力推行以观音崇拜为主导的密教，也同样把密教作为吐蕃的国教，把观音尊为吐蕃的保护神，在佛教史上成就了另一蔚然大派――藏密。与天竺梵僧在云南行教的同时，藏密也通过滇藏通道流布到南诏，这段时间汉地佛教也开始回传云南，对滇密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藏密、滇密、汉密同根同源，其本质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在修行方法，义理仪轨，造像风格等各方面还是有着区别的。石宝山位于南诏北部边界，又可往东北方经丽江达四川、处在滇、藏、川佛教文化交汇区。有的学者提出石钟山石窟是南诏及大理国王室的重要的阿吒力教外道场①。这是对的，但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石钟山石窟(或者说它的主体部分)的造像参照系是藏密还是滇密、汉密?笔者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二者，主要理由有四：

第一，在范围约三平方公里左右共十六窟的石窟造像区内，石钟寺区的八个窟无疑是开凿年代最早，佛像地位最显赫，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正是这部分造像显示了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显著特点。我们研究和大理的佛教史，得知两地所尊奉的佛教同属大乘佛教之密宗，都把观世音奉为安邦佑国的保护神，但在观音崇拜的源流和特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根据藏文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的时间要早于传入南诏大理的时间。早在吐蕃第二十八代王拉妥妥日年赞时（公元333年），“天降佛法四宝”中就有专属观世音咒语的“嗡嘛呢叭咪恕绷字真言。到了吐蕃第三十二代王松赞干布时，创制了藏文，破译了“六字真言”。经过多年战争，统一了高原的松赞干布为了弥合战争的创伤，消除各部落间的仇怨，把藏民族从桀骜不训的原始状态引向文明和开化，明智地引进了大乘佛教慈悲为怀，济世利众的思想；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世音树为一面崇拜信仰的旗帜。为了强化推行观音崇拜的权威性和感召力，松赞干布让工匠仿照他的相貌，并用他的名字命名，雕塑了一尊十一面观音菩萨像。松赞干布也就是历史上第一位把佛教立为国教的“佛王合一”的君王。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及其后继者还大力推行被视为观音化身的多罗度母的崇拜。松赞干布的二妃（汉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就被视为度母的化身。剑川石宝山石窟的造像，因始创于吐蕃与南诏结盟的藏传佛教前弘期，首先它明显地演绎了藏传佛教“佛王合一”的思想。只不过南诏中前期，佛教尚未上升到国教的高度，南诏王阁罗凤还不能效法松赞干布，创制一尊用自己名字命名，按自己相貌雕制的观音菩萨。但阁罗凤也明显地突破了之前的中国石窟造像唯一的佛像题材，把他自己的形象以完全写实的手法放进了佛教石雕曼荼罗坛场中(即2号窟《阁罗凤出巡图》)。其次在石钟寺片区并没有留下滇密尊奉的阿嵯耶观音的雕像，至于整个石窟中雕工最为宏富精美的七号窟观音造像。明显地秉承了藏地度母造像丰腴、端庄、妩媚的风格，当然也溶进了汉地观音雕像的一些特点及白族工匠独特的艺术创造。可以说石宝山七号窟的雕像就是一件集白、藏、汉观音造像风格于一体的艺术杰作，题写在七号窟观音上方的虔诚至极的古藏文题记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信仰崇拜的认同。紧挨着七号窟的第八号窟更是一件集全世界母性崇拜之大成的，人人心中所有，人人手下所无的惊天杰作――被俗称为“阿(女央)白”的女性生殖器雕像。弥漫在石钟寺片区的石窟中这种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氛围，决非偶然巧合，而是刻意的营造，它是藏传佛教的女性崇拜与白族信仰中的生殖图腾和母尊文化交融与结合的产物。

第二，在藏地佛教的造像体系中，观音、度母的阴柔娴美与天神、明王的阳刚威猛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一特点在石宝山石窟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提出来辨析的是作为战神的毗沙门天王的雕像，在当年的南诏大理国版土上共有八处；其中属于早期南诏时的有五处，除有一处在现今的四川凉山而外，其余四处全在剑川(一处在金华山、三处在石宝山)。研究南诏史的人几乎都认为那是因为剑川是南诏的北部边疆，常与吐蕃有战事，故多造战神像以威慑吐蕃。人们往往忘记了剑川同时也曾是吐蕃的南部边防地。公元794年以前，剑川基本上是在吐蕃的掌控之下，而且与南诏第五代主阁罗凤有过长达四十三年的结盟，有学者研究证实，毗沙门原是古于阗国的保护神，松赞干布曾在七世纪中统一过于阗，毗沙门是经吐蕃道传入南诏的。②所以剑川早期的毗沙门雕像极可能是吐蕃或长期臣服于吐蕃的施、顺诸蛮所为。

第三，明王堂的造像显然是从藏地明王造像演变脱胎出来的。在整个滇密流行区，包括南诏所在地大理，在石钟山石窟之前并没有明王造像及画像；而藏地的明王造像在石钟山石窟之前就已有之，它无疑是石钟山明王造像的依据。有人说剑川石窟是受四川大足石窟影响的产物，非也；对此有学者作了雄辩的考证。③石钟山石窟的明王造像就其艺术风格更接近藏地造像而不是大足造像，就其造像年代而言，大足明王造像开凿于宋末元初，比石钟山明王造像至少要晚四百年。因此可以断定，密宗明王造像在中国流转的先后秩序是藏――滇――川，而不是相反。

第四，滇密、汉密不修无上瑜伽密法，而藏密修持的无上瑜伽密，由于摄入了印度教性力派(铄乞底派)的教义而带有很浓的性力崇拜色彩，通过“乐空双运”无上瑜伽双身修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达到“即身成佛”的目的。因而藏密造像中多有男女双身的欢喜佛。石钟山石窟造像虽以藏密为参照系，但它毕尽不是在藏地，其性力崇拜的特点不像藏地寺庙中的造像那样直露和浓烈，在石窟造像中没有欢喜佛，明王造像也没用明妃来对应，但石窟造像还是表现了性力崇拜的特点，只是用生殖器的直接供奉代替了男女双身造像。这只能说是藏密在南诏国地盘上的一种变化与适应。而且有一个历史事实有力地印证了石钟山石窟的藏密属性，那就是与石窟造像相伴了千年一直走到现在的石宝山集会。自古以来，石宝山会就是以性自由、男女在山林间野合媾欢为其原始宗旨的。这一现象与藏传佛教中的古旧派宁玛派所说的修持无上瑜珈密的环境以“山间、空谷、荒郊、野渚为妙”相吻合。不难想象，当年在石窟造像完成之际，肯定举行过一次法会和庆典。这个庆典无疑是按藏密的仪轨举行的，这正是传统的石宝山集会的起源。为此，石宝山会千百年来一直背着一个“宣淫坏俗”的恶名。至于石宝山会为何终究没有被封禁而一直传了下来，在后面的分析中笔者试图解开这个谜。

其实，我们回顾唐初的云南历史，就会明白石钟山石窟最早的造像之所以带有明显的藏密属性并不奇怪。从唐初贞观年间至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第七代主异牟寻归顺唐王朝之前，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诏在统一和统治云南的历史进程中，在比自己强大的唐王朝及吐蕃王朝两大势力间左右摇摆，朝秦暮楚，而其中早期六诏中的施浪诏一直就是吐蕃的盟友。这个时期，吐蕃凭着自己的实力，在金沙江上架设了铁索桥，在滇西北设立神川都督府，还在临近洱海的漾水和濞水两条河上架设了铁索桥，沿着点苍山背后的黑江河谷，开辟了直达南诏腹地的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吐蕃在向洱海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的同时，藏地密宗也必然传入南诏。坐落在黑江西岸的石宝山恰恰就在当年滇藏交往的这条通道上，所以在这里出现藏密风格的石窟造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南诏第五代主阁罗凤在位的鼎盛时期，出于维护最高利益的需要，南诏与吐蕃曾结成最亲密的联盟并取得了抗击唐王朝军队的“天宝之战”的显赫胜利。石钟寺第二窟阁罗凤造像的画面上出现的那把来自吐蕃王室赠送的曲柄杠伞，昭示着吐蕃与南诏的亲善关系。这窟造像那一派旌旗猎猎、威仪赫赫的场面，显然是阁罗凤为庆祝“天宝战争”胜利而雕凿的，之所以把雕像选在石宝山，就是因为这里的密宗曼陀罗石雕神坛早已存在，蒙氏的造像祝捷庆典是按照密宗的仪轨举行的。长时间来，由于在石钟寺造像区没有留下文字的造像题记，只是在沙登箐的第十六号窟留下一处南诏第十一代主劝丰佑天启十一年的造像题记，于是普遍的就把石宝山石窟开凿的上限确定在劝丰佑天启十一年，时为唐宣宗大中四年，即公元850年。这显然是错误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假如石窟造像的上限是公元850年，早在此之前的公元794年，异牟寻就与唐王朝结盟修好，并发誓要把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贻诫子孙”，怎么可能在这之后还会精心雕造表达与吐蕃亲善关系的阁罗凤造像呢?作为石钟寺区一号窟的异牟寻造像无疑也是南诏附唐大破吐蕃后举行祝捷庆典而雕造的。此窟造像与阁罗凤造像显然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其艺术水平比阁罗凤造像要逊色得多。况且有个细节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微妙变化，那就是在异牟寻造像的画面上没有了吐蕃赠送的曲柄伞，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唐王朝册封异牟寻为归义王的金印盒。石钟寺片区的异牟寻造像及阁罗凤造像恰好为我们注解了南诏附藏(吐蕃)与附唐两个历史事件，同时两窟造像本身就是两款形象生动的造像题记。至于说石钟寺片区的石窟造像是在阁罗凤执政期间或阁罗凤之前就已存在，因没有确切的造像题记，我们不好妄断，但有一则史料却记得非常明确――《万历云南通志》载：“石钟寺，在石钟山，石宝之南支也。蒙诏细奴罗游猎至此，见岩龛刻诸佛天王像甚伟怪。频岩一巨石，状若覆钟，遂建寺，因以名之。”《重修石钟寺碑记》亦称：“石钟创自盛唐也。”细奴罗是南诏第一代主，生于公元617年，公元649年正式建国即位，在位二十五年，按上述史料记载，石钟寺石窟早期造像在细奴罗游猎到石宝山之前即已存在，可推到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唐贞观年间，而石钟寺也就是云南最早的观音寺，比昆明园通寺前身的补柘落观音寺(公元800年)要早一百五十年。这么说来，剑川石钟山石窟的上限年代比四川大足石窟的上限年代也就至少要早二百年。诚然，大足石窟的规模比剑川石窟宏钜得多，又是在汉族地区，在习惯于汉族一定比少数民族先进的思维定位者看来，大足必是先生，剑川必是学生。但在石窟造像这一现象上，历史事实不得不使我们向传统的思维定位提出挑战。近年来关于中华佛教源于印度，始于云南的论断在学说界已被认可，那么剑川石窟是先生，大足石窟是学生的定位也未必不能成立。有传说大足宝顶山石刻的创建者阿吒力僧赵本尊(赵智凤)很可能是剑川石宝山下的沙溪人也不是没有根由的。

让我们继续来扫描肇始于藏密前弘期与滇密初始期的石宝山集会。作为密教的集会，石宝山会的命运始终相系于它的宗教附体。明代以后，云南佛教的基本状况是汉地显宗的大举入滇，阿吒力教则被朝庭认为是“非释非道，足以惑众”的“土教”遭到封禁，许多阿吒力教的寺庙被当作“淫祠”被拆毁。作为性力崇拜为宗旨的石宝山会当然在封禁之列。但事实是它却没有被禁绝，依然活了下来，究其原因，不能不令人叹服白族人民的聪明与妙曼，他们用“弹弦唱曲”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对石宝山会进行了改造与包装。大概是从明代中期起，石宝山会真正演变成了石宝山歌会。清人赵怀礼的《朝山曲》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石宝山会的盛况：“香烟喷作雾迷漫，彻夜僧寮不掩关。明月乍来还乍去，可怜佳节与名山。三营浪子土三弦，靡漫山歌断复连。菩萨低眉弥勒笑，无遮大会奈何天。宝岩久息八关斋，无复人间大辩才。高顶慈云殊Γ并头犹覆野鸳来。一筏凭谁渡爱河，盲风孽海正生波。中岩清静真抛得，欲问开山诺巨罗。”④白族祖先们没有料到，他们对石宝山会的这一改造与包装，成就了白族文学史上一桩功德无量的伟业――培植了白族民歌创作的一个经天纬地的大摇篮。追根溯源也得感谢带有性力崇拜色彩的藏密在南诏故地的介入。因为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体的人，假如没有男女为基础，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情深意笃、撼人心魄的情歌。普天之下，男女何处没有，但普天之下能酿成这种情歌创作大摇篮的传统民间集会又有几处?这显然不能不归功于石宝山会的原始宗教发端。

构成石宝山会顽强生命力的另一社会原因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白族青年男女为了争取恋爱与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把石宝山会作为一种寄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这种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性力量具有压不跨、摧不倒的顽强生命力。石宝山歌会上产生的情歌，有许多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四咬恩，鹰还没放雀就惊。我们两人才相好，是非说纷纷。／要讲要说随人去，只要我们心合心。就是把头砍下来，热血流一坑。／四咬恩，刀子虽快不在心。刀子不过两三寸，皮子比它厚十分。／奈何桥上你等我，九曲桥上手拉紧。阎王面前我去说，死也做情人。”还有如：“金身打烂作花柳，锣锅打烂做铜钉。就算今世没姻缘，夫妻盼来生”。⑤同样是封建礼教的抗争，同在滇西北的一隅之地，纳西族的青年男女采取的是殉情，而白族青年男女则采取了一年一度的相约感情大宣泄，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心理上的差异。当然，不同的习俗同样可成就民族的艺术瑰宝，纳西族的殉情习俗酿就了灿烂的爱情长诗《玉龙第三国》；白族的相约感情大宣泄则酿就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价值珍贵的白族民歌。

推导石宝山会另一个流向的是中老年人(主要是妇女)。他们通过到石宝山礼佛、敬香、还愿、唱曲。弘扬着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文化。白族民歌中很多劝善、劝孝一类的民歌就源于中老年人的创作，如五更曲《报答父母养育恩》里唱道：“一更我劝弟兄们，报答父母养育恩。十月怀胎千般苦，费尽了艰辛。/一到分娩又蒙难，天大痛苦母来承。只隔阎王一张纸，谁晓其中情。/二更我劝弟兄们，报答父母养育恩。儿女落地常牵挂，费尽了苦心。/捂干床铺儿女睡，尿湿之处归母亲。一口一口亲手喂，下田背在身。……”

对于石宝山会性力崇拜的本质，年轻人把它演化成“靡漫山歌断复连”的情歌宣泄大舞台，而中老年人则把它演化成生殖崇拜，进而将它升华为尊母敬母的母性崇拜，赋予它一道神圣的光环。据传，自古以来在石钟寺的所有窟龛中，香火最旺、接受人们跪拜频率最高的不是佛、菩萨，也不是威慑天下的王者，而是“阿(女央)白”，以至年深日久，龛前跪拜者手掌和膝盖着地的石板上竟磨出了四个凹坑。(公元1961年，石钟山石窟列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女央)白”被锁了起来，人们无法再去膜拜，否则时至今日，凹坑一定又增大了些许)这种惊人的历史痕迹明白告诉我们：在此跪拜的远不止是婚后求嗣的妇女和祈求顺产的孕妇。“阿(女央)白”实际上已成了母尊文化的神器。导源于藏传佛教及白族信仰中的母性崇拜在这里被推衍到至高无上的绝顶，使石宝山成了人类母性崇拜的一处圣地。

以石宝山为标志的云南早期密宗道场的形成，酿就了剑川城乡浓厚的密教文化氛围。尽管明以后阿吒力教遭到官府的一再打击，尽管佛教显宗从内地大举进入云南，石宝山也修建了宝相寺、金顶寺、海云居、灵泉庵等一批显教禅宗寺庙，还修建了道教神祠玉皇阁；在县城也修建了报国寺、崇真寺等显宗寺庙，但密宗在剑川仍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明永乐十三年修建的沙溪兴教寺，它的佛堂上供奉的仍然是密宗尊奉的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⑥世袭阿吒力僧人虽然在官府那里丧失了合法地位，但他们植根于民众之中，为老百姓做佛事，超荐死者升天，为生者祈福禳灾。他们的存在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认可。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形象，迎合统治者的胃口，他们在做佛事时，除了祈求传统的“大十二愿”而外，还增加了符合王法、天理、人心的“小十二愿”(一愿皇图巩固，二愿风雨应时，三愿士农清洁，四愿干戈永息，五愿五谷丰登，六愿寿命延长，七愿七祖升天，八愿长随佛学，九愿九品升天，十愿共登十地，十一愿共种长生果，十二愿共乐太平年。)⑦时至今日，就是当年南诏大理国的心脏地带，阿吒力密教与阿吒力僧人也已黯然消逝，唯有剑川、洱源还能见到阿吒力僧人活动的身影，只是他们的人数正日趋减少，与纳西族的东巴师一样，正处在失传的濒危状态。有的学者对阿吒力教及其僧人发出抢救的呼声，这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不是在抢救某一物质的人，而是在抢救一门有上千年历史的独特文化。我们姑且不去深究阿吒力教的经籍中有多少合理正确的东西，光就它在艺术方面传承下来的遗产就弥足珍贵，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现今流传在剑川、洱源一带的阿吒力音乐舞蹈，虽然免不了揉进一些显宗、道教、巫教的成分，但无论怎么说，阿吒力僧人毕尽是一千三百多年前传入南诏的天竺、骠国音乐舞蹈的正宗传人。追根溯源，阿吒力乐舞正宗是云南这块土地上的唐代遗韵、异国梵曲。它比明代才传入云南的道教洞经音乐要早七百多年，比“元人遗音”的丽江“白沙细乐”要早五百多年，它是云南这块土地上当之无愧的音乐舞蹈活化石。

在云南的佛教名山中，石宝山远没有鸡足山及昆明西山的宏钜，但它是云南最早播下佛教种子的地方之一。它与佛教的结缘比鸡足山、昆明西山要早数百年；它是云南唯一的佛教密宗石窟所在地；它在一个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滇密、藏密、显宗于一地，堪称白、藏、汉佛教文化交融的金三角。与天下所有名山一样，石宝山还留下了历代高人韵士登临的足迹，蕴积了历代名人，如杨升庵、李元阳、徐霞客、赵藩等留下的楹联、诗词、记游等文学作品，所以石宝山又是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导、兼有儒、道、巫及民俗民间等多元文化的堆磊复合地。而在它的所有文化积淀中，最值得人们注目的就是它基于佛教密宗的性力崇拜、生殖崇拜并对其进行改造而弘发光大的母性崇拜和母尊文化，它吻合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及世界妇女解放的进步潮流，具有合理进步的社会历史意义。

说到此，笔者认为石宝山的旅游文化定位已经凸现出来，它的品牌价值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香格里拉之门户；白、藏、汉佛教文化金三角；华夏母性崇拜圣地。这既是石宝山的旅游文化定位，当然也是剑川的旅游文化定位。过去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一些不着边际的提法，有的是对剑川的历史文化缺乏深入研究，有的则是空洞的无实际内容的溢美之词。当然，具有“文献名邦”之称的剑川是个有着多元旅游文化资源的地方，但在整个多元结构体系中，石宝山的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无疑是主与从，纲与目的关系。唯有石宝山的佛教文化积淀才是剑川旅游文化资源中历史最悠久、最独特、最具深刻内涵、最耐人寻觅、耐人探究、又最能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产生感召效应的文化现象；只有举起了这个纲，才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也才能为如何搞好剑川旅游资源的宣传、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一个科学的思路和决策依据。

注 释：

①见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1999年4月版。

②见王海涛《云南佛教史》。

③见剑川县文化局编《石宝山》，傲蕾文《激怒的慈悲》。

④见赵联元《丽郡诗征》。

⑤见云南《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3期羊雪芳文《剑川石宝山歌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⑥见杨延福《漫谈兴教寺》，《大理文化》1983年第1期。

石钟山记范文第5篇

奉化市锦屏中心小学五年级七班

五一节这天，我和爸爸又来到了奉化中山公园。

到了山脚下，老远就望见高悬公园大门顶上的三个大红楷书“中山公园”，非常醒目。走上台阶，只见门口两边卧着两尊大石狮，一尊张开血盆大口，令人不寒而悚；另一尊努视远方，仿佛能看透人世间的好人坏人，真是公园的称职“守护神”。

信步踏进园中，我们悠然踩在用精致鹅卵石拼成的山间小道，别有一番情趣。五彩的石子拼出可爱的兔子；细长的青蛇；逗人的松鼠......细腻逼真，令人叹为观止。不远处的山腰中，筑有一座供游客休憩的石亭，亭角耸立，远看非常像一对牛角，亭边是一个池塘，池中用大石头雕出一条大鲤鱼，口喷一股激扬的泉水，旁边还有一只小石龟，好似正和大鱼嬉戏呢！听老人说，龟鱼自古就是东海“一家人”，在此也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