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范文第1篇

偶翻史书,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这样一则故事:郑国民众到乡校聚会,议论执政者的施政措施。郑国大夫然明显然将此与“非法集会”或“不稳定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才建议主持国政的子产把乡校毁掉。子产认为,人们聚在乡校,只不过议论一下施政的好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赞成的,我们就推行;他们反对的,我们就改正。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他认为,只有尽力做好事才能减少民怨,从未听说依仗权势能够防止民怨的。

子产先生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些话很经典,与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要看“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的要求,竟然毫无二致。比子产稍晚一些的孔子,向来是倾向于维护统治秩序,主张等级森严的,但他听说子产的举措后,也不禁赞道:“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当今之世,没有哪一个地方当局不认为自己是“善政”的。然而,“善政”与否,并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标榜与宣传,只能取决于域内民众亲历身受的体会与经验。正是由于这一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才说,子产先生倾听民间舆论,重视民众意见的施政理念与执政实践,有其现代价值。郑国是春秋时的小国,正因为有子产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在晋楚两强的夹缝之中,在群雄逐鹿的动乱年代,保持了数十年稳定而无虞。

1300多年后,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仍然对子产先生这份“政治遗产”予以高度重视,他还专门写下《子产不毁乡校颂》,其中有云:“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他认为,如同江河不可壅堵,言论也是不可禁止的。禁止言论,必须导致“下塞上聋”,最终危及的是国家政权(“邦其倾矣”)。他以周王朝的兴衰为鉴戒,惋惜子产的执政方式只施之于郑之一国(“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赞赏他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措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子产不毁乡校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清末；宁波；反地方自治；民众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33-03

1908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各地开始兴办地方自治。①据现有史料，宁波一地清末时已有一批由民间发起的自治组织成立，如1906年慈溪陈谦夫成立慈溪西乡公益社，1907年奉化士绅创办奉化自治会等。此后，宁波府所属各地地方自治陆续展开。然而在地方自治发展之初，自治机构设置不完善，出现自治机构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增加捐税，自治运动实施的措施与民众传统信仰相冲突等问题。因此，地方自治运动伊始，地方社会就屡屡出现反对地方自治的事件，如民众抗交捐税，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仇视自治活动等。这些反地方自治运动的现象的出现，一则能够反映出开办地方自治运动之时各种制度的缺陷，二则通过对反地方自治运动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反映普通民众对早期地方自治运动的心理。为此，本文拟以宁波为例，对宁波地区反对地方自治的事件及其发生原因、民众心理加以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宁波地方自治运动的实施情况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

一、清末民初宁波地区民众的反地方自治事件

清末，宁波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民众反地方自治事件。1906年鄞县姜山举行礼拜会，仙岩寺内向有发给济米之例，但被学堂出面阻止，于是姜山行会众人拥入周家埭南津学堂，捣毁门窗什物[1]。同年镇海县霞浦地方有张兆泰等兴办学堂，借用张氏宗祠什物，被当地族人出而阻挠，并将什物捣毁[2]。1907年奉化县某乡，前由绅董庄景仲举办乡约，以禁赌为当务之急，有恶徒杨牢违禁聚赌，抽头渔利，乡约禁之不听，反而聚众反对乡约[3]。1907年3月，镇海县妙胜寺住持闻馥就曾率众抵制学堂，后县政府将闻馥拘押[4]。同年宁波江东明新小学堂，暂借朱桑都神殿为校舍，有乡民将学堂器皿搬运他处，激起公愤，乡民拥进殿内，捣毁学堂器具[5]。1907年余姚北乡根据膏捐局定章，应该只捐土浆，但近来又忽及杂物，乃至沙蟹一担须捐钱三百文，以致激成民变，北乡乡民聚众捣毁自治公所，乡民鸣锣聚集一两万人，至沙黄地方与官兵抵抗[6]。镇海各区联合会向有议决肉捐，每斤捐银二厘一，该乡自治公所曾函知本乡各肉铺，意拟照行，但东绪乡施公山、孙叶黄两家抵制不认，随后，施公山煽动市民，宣称自治公所现将肉每斤捐洋二分，今日来要捐猪肉，明日要捐鸡鹅鸭蔬菜及房屋椽柱人口，鼓动民众起而反之，杀尽自治诸人。于是施公山孙叶黄联合各村匪聚众千余人，焚毁捣掠公所学堂以及各议员家房屋多所[7]。1911年慈溪一地也曾出现僧众反对自治运动，阻扰自治活动，慈溪桃源乡开选民大会，先期订借方广寺为投票区，不料该寺住持僧智圆仗着僧教育会的袒护，不准选民入内，激成公愤[8]。

二、暴力反自治的原因

近代宁波地区民众出现暴力反抗地方自治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地方自治机构和普通民众双重作用的结果。就地方自治机构而言，由于没能正确处理自治机构与民众的关系而引起民众的不满；就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民众自身文化教育素质的欠缺，导致他们对地方自治认识不清，出现拒不配合和故意扰乱地方自治的现象。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自治公所没能有效处理公私关系。宁波地方自治公所在开办之初，地方自治场所多借用现有庵寺、宗祠作为办公场所。这本是为节约地方自治经费而实行的便宜之举，但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公所与私人、寺庙公私关系，以致出现僧侣和宗祠所有人阻挠地方自治的事件，如1911年鄞县自治公所经官绅协议后，将万寿寺作为地方自治的办公场所，但在与僧侣交涉时，自治公所违反了僧侣自愿原则，出现故意驱逐僧侣的现象，以致引起僧侣的普遍不满，于3月8日发生捣毁自治公所的事件[9]。自治场所财产关系如果没能有效处理，也会引起普通民众对地方自治场所的不满，如同年“镇海县霞浦地方有张兆泰等兴立学堂，因借用张氏宗祠什物，被张修槐出而阻挠，并将什物捣毁”[10]。地方自治机构没有政府划定的自治机关，只能依靠借助所谓的公款公产，而这侵犯了一向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僧侣群体的空间，他们也借口“宁波府僧立教育会呈请寺观并非公产，该邑以万寿寺等十余寺拨作自治公所请，饬县收回成命，或双方协议改拨为借等因[11]”反对自治。无物质补偿，开展的议会、提案等现代民主活动与传统僧侣、民众格格不入，触犯到僧人乡民的利益，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抵触和反感。

第二，自治公所为筹集资金增加捐税，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自治机构在开展自治活动时基本上是没有国家财政的保障的，根据《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浙江省县自治征程议决案》的规定，县自治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公款公产、县税、杂捐杂税。《鄞县通志・财政》里可以看出清末除田赋外，杂捐名目繁多，分为学租、当税、牙税、契税、牛税等类别，在地方自治实行之初，民众就已经承担着名目繁多的税种[12]。为筹集自治经费，自治机构不得不加税于民，繁重的捐税激起了民众的反对。镇海县自治公所对商民征收肉捐，给商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镇海自治公所按照议会的决议，向商家征收每斤捐银二厘一的肉捐。商店为了抗议肉捐进行罢市。议会成员陈文华、施望枚视察邀请肉店照常营业，随后商户施公山、孙叶黄聚集千余人进入自治公所，砍死乡佐施望枚，又抢劫捣毁了议员陈文华、孙耀勋等人的家庭住所和沿街店铺，性质恶劣[13]。晚清时期，民众生活原本就比较贫苦，为兴办地方自治，创办学堂，又不得不向民众征收更多的捐税，地方自治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但没有使民众获得任何的好处，而是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于是民众群起而反对自治。

第三，自治理念与民众生活相冲突。寺僧、乡民民智未开，思想保守，当乡村旧俗受到冲击时，他们便起而反抗。在宁波江东地区，为兴办明新学堂，暂借朱桑都神殿为校舍。但是因为该处乡民想要在此举行朱桑都神会，于是将学堂器具搬运他处。堂董不允，以致激起公愤，于是乡民拥进殿内，将学堂器具捣毁[14]。这则材料说明民众对地方自治的其他举措，如兴办学堂加以抵制，体现了民众思想的守旧和保守，将寺宇神庙改为学堂和自治公所的办公地点，这样一种举措直接冲击和破坏了民众传统的信仰体系，使深信迷信旧俗的乡民万分愤慨。

乡民消息闭塞，对传言不加辨析，一旦流言传播开来便信以为真。奉化县王大令接到禁烟命令之后，让下属分赴各乡调查烟户，查禁烟馆，凡种植罂粟的地区悉令拔去，“乡民无知，以为此项禁令，皆由办学士绅向县禀请，故纷纷与学堂为难。日前上跸驻地方有顽民多人，拥至该处成志学堂喧闹，学董陈君与之辩解，竟被殴打”[15]。另有当时所属宁波的慈溪县，将城内的永明寺神像毁弃改设学堂，当时乡民已经对此很厌烦，在迎神赛会之际，乡民由乡入城，相约将该学堂捣毁殆尽，“哄聚数万人，蜂拥前往，持械击破门窗，后又以火油备浇教室，加以炮担所用之火药，纵火而焚，一霎时全校房舍悉毁无遗”[16]进寺庙参拜神像是乡民的长久以来的迷信风俗，但是由于开展地方自治，创办学堂，侵占乡民的宗法祠堂，不免为宗法观念所不容，势必引起乡民的愤怒，群起而反之。

第四，民智水平低下，民众对自治缺乏认识，参与热情不高。当时《申报》报道“阴人民知识幼稚，究竟议会成立后，比较未成立时，有何好处，多不明了，应请权衡缓急，兴办一二，如公众运动场，通俗图书馆，本省各县素称贫瘠之区，亦日成立，而吾独付缺如。虽有教育会新办之通俗书报社，然规模简单，不足以称图书馆，此两例外，其余应兴者正多，均属诸君之责，务使一般人民有认为议会必要之感悟方可。”[17]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广大的下层民众民智水平低下，地方自治的推行对民众文化素质的高要求与民众本身素质的普遍低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些巨大的反差导致了地方自治的一些政策很难在民众中普及，更不用说惠及广大民众了。并且广大民众对地方自治的推行漠不关心，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甚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动荡的年代，他们更多的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寻求安定的生活上面。正如费正清所说“对百姓来说，采取立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18]。也许是旁观者清，中国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外国传教士看得很明白，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中国人非常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士农工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每个人主要关心的是在任何即将来临的灾难中如何使自己活得好一点[19]。

第五，地方恶势力的煽动。在晚清民众反地方自治运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地方恶势力的煽动。民众反自治往往具有盲目性和易煽动性。定海已革武生徐仁依素不安分，对绅士劝办学堂，颇有微言，于是被收监，但是不法之徒捏称徐仁依冤，抑煽惑乡民纠集多人，于五月二十四日入城，先至厅署哄闹，继至中小学堂各处捣毁，将该厅钱增勋之二子及哨官张荣麟绅士丁中立一并掳去[20]。甚至还有一些僧侣乘机兴风作浪，颠倒黑白，对于自治公所占用寺庵一事，“也有寺庵住持侵占寺产，却蛊惑僧人寺产为自治公所侵占的情形”[21]。这些地方恶势力的煽动加上民众盲目的非理性思想成为地方自治开展过程中的一大阻碍。

三、小结

纵观西方各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历程，大都根植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真正的地方自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广大的民众，而不是地方士绅和其他有产者[22]。反观我国清末地方自治因缺少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民众基础，使得地方自治多流于形式。这次僧侣的大规模运动也是民众对地方自治淡漠的一个体现，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民众的抵触，从其源头上来说还是制度的不彻底，当时清政府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和内忧外患的处境而推行的地方自治，带有明显的集团利益目标和功利色彩，它最终目的是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而非真正的放权于地方。统治者官办色彩浓厚，没有把地方自治中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正理念展示出来，再加上当时民智未开，国民的民主意识与参政能力都极其低下，造成了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广大基层民众很少主动参与其中，而为了筹集地方自治的经费，又向民众征收名目繁多的税，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清末地方自治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处处遭遇到了浓厚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抵触和排斥，因而面临了极大的困境和挑战。地方自治空有其形式而没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不仅挽救不了清王朝的统治，相反由于制度不完善和措施不当导致民怨沸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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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集权而言的，由地方上的民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地方统治形式，是基于分权原理而设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地方自治的主要特点，即“本地方的人，用本地方的钱，办本地方的事”（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页。）

②近几年研究反地方自治的成果主要有：郭莹：《清末武汉地区地方自治》，见《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张海林：《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见《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见《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冯向辉：《清末浙江地方自治运动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捣毁学堂[N].申报，1906-04-02.

〔2〕族人阻学[N].申报，1906-03-15.

〔3〕棍徒反对乡约[N].申报，1907-05-07.

〔4〕寺僧阻学被押[N].申报，1907-03-03.

〔5〕乡民捣毁学堂[N].申报，1907-03-18.

〔6〕余姚乡民捣毁浆捐局续志[N].申报，1907-06-01.

〔7〕镇海反对自治大风潮详志[N].申报，1911-09-01.

〔8〕慈溪又有僧众反对自治之公愤[N].申报，1911-04-23.

〔9〕鄞县僧界捣毁自治公所纪闻[N].申报，1906-03-15.

〔10〕族人阻学[N].申报，1906-03-15.

〔11〕鄞县僧界捣毁自治公所纪闻[N].申报，1911-03-17.

〔12〕张传保修，陈训正纂.鄞县通志（政教志）[M].386.

〔13〕自治之难办如是[N].申报，1911-03-13.

〔14〕乡民捣毁学堂[N].申报，1907-03-18.

〔15〕顽民误会闹学[N].申报，1909-06-03.

〔16〕慈溪毁学之原因[N].申报，1910-04-27.

〔17〕县议会开幕[N].申报，1922-04-17.

〔18〕（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9〕（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上海：中华书局，2006.

〔20〕会奏查办定海乡民滋事情形[N].申报，1907-09-04.

子产不毁乡校范文第3篇

    一

    出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一个贫穷小山村的罗伟章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巴山成为“城里人”的,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真切地感受到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乡下人的穷苦命运,只有以读书的方式才能使走进城市的乡下人真正挺起胸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罗伟章以往创作的“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中就已经深刻表明: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仍然不能改变受歧视受侮辱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教育题材小说就有许多是反映民众特别是乡村的民众对读书的渴望,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认识和肯定。比如中篇小说《大嫂谣》的主人公大嫂虽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却对读书无比向往,她从小就渴望上学念书,深深懂得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作品中将大嫂求学的理想比喻为“乡村黑暗日子里闪现在她心里的一道光”。虽然家庭的贫穷剥夺了大嫂受教育的权利,但她心中却始终没有熄灭“那一道光”。这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自己不能接受教育,就把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她含辛茹苦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倾尽全力供养两个儿子以及丈夫的兄弟们上学读书。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对教育和知识心怀景仰、具有仁爱之心的当代农村妇女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罗伟章塑造的这一典型形象,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

    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一方面表现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肯定与礼赞,另一方面还深刻揭露了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反思这种不公平现象对教育神圣性的亵渎和玷污。在他的教育小说中,首先揭示出城乡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反映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教育资源极为匮乏,那些希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孩子只能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现实。从大巴山一个小乡村走出来、曾在城里一所中学任教的罗伟章,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的不平等有着切身体会,他深切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平等玷污了教育的神圣性,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揭示出这种不平等,表达对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苦难和不公的愤慨。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就描述了一所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乡村学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这所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和活动设施都没有,“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这所乡村小学不仅缺少基本设施,而且师资也严重缺乏,由于条件的艰苦,来这里任教的老师们都“一个个逃离了南山这个鬼地方”,只有身患残疾的老师王安一个人独自撑起这所学校。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深刻意识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稀缺使教育的神圣性遭到窒息的厄运。

    此外,罗伟章在教育小说中还揭示了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的功利化教育对教师和学生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为了保证升学率,一些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往往将学生按成绩编为“火箭班”和普通班,形成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培养体系,位于塔尖的“尖子生”与塔基的“普通生”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由此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普通中学教育中,‘重点中学' 和‘重点班'办学体制盛行。这种‘重点'办学体制是一种单纯追求教育GDP增长、把教育作为政绩工程来抓的行为,虽然造就了少数学生辉煌的前途命运,却使得绝大多数受教育者不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学校内部教学班之间教育质量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差异,践踏教育公平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2]罗伟章创作的中篇小说《奸细》和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这些作品中揭示了由于金字塔尖的“火箭班”学生能够为学校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成为学校争名夺利的工具。正如《奸细》中所描述的,教师教一辈子书还不及一个“尖子生”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学校出了一个省市高考状元或考上个清华北大,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至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树木花草浑身流油。”为了留住这些能为学校带来“巨大利益”的尖子生,学校对他们极为重视,甚至到了百依百顺、有求必应的程度。倍受宠爱的尖子生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享受到各种优待和特殊照顾,教室里的座位随便挑,吃饭有食堂专门开设的小灶,免去了排队的拥挤,而且饭菜既便宜又分量足、油水多。与此相反,那些数量更多的处在金字塔底层的普通班学生却不受重视,甚至还常常遭到学校的歧视和蔑视。在有些作品中还进一步揭示出一些学校为了留住尖子生而不惜牺牲教师的利益和尊严的可悲现象。如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就描述在锦华中学尖子生殴打老师、辱骂老师的事时有发生,钱丽老师被尖子生打后只有温言相向、委曲求全,伤心的泪水独自往肚里咽;孙志刚老师因“冒犯”了尖子生而被学校贬为初中教师。罗伟章的这类教育问题小说深刻表明:追名逐利的功利化教育体制使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被当作神一样供着,他们在老师和其他学生面前趾高气扬、为所欲为,无形中伤害了老师和大多数学生的利益,从而造成更为深重的教育不公平。罗伟章的这些作品体现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对基础教育现状的忧患意识与深刻反思

    二

    有过从教经历的罗伟章敏锐地感知到市场经济时代基础教育存在的种种病象,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教育的神圣性遭到亵渎,畸形的教育体制在维护教育应具有的非功利性方面显得软弱无力,甚而进一步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最突出地表现为对功利化教育体制和非人性化的应试教育的大胆揭露和强烈批判,深刻反映畸形教育体制对广大师生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扼杀,展现身陷其中的人们遭受的精神摧残和身心毁灭。

    中篇小说《潜伏期》就是讲述在畸形教育体制下一个天才数学教师被彻底毁掉的不幸遭遇。小说主人公杨同光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为了照顾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母,毅然放弃了留校和保研的机会,回到养母所在城市的一所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他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教学方法,能够将数学课上得既轻松又好玩,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仿佛既能闻到数学的气味,又能摸到数学的体温,因此学得轻松,而且成绩也相当好。”但是在僵化的教育思想和功利化教育体制下,杨老师富有创造性的独特教学方式却得不到认可,后来他在被校长寄予厚望的示范课上,因教学方式不符合示范课“规范化”的要求,平常那个在讲台上充满灵气的杨同光不见了,他上[第一论文 网 lunwen.1kEJIAN.COM]的这堂“示范课”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最终,由于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引爆了那枚潜伏在他身上的“炸弹”:杨同光得了抑郁症,被学校“动态组合”掉了。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也这样描述到:在课堂上教师不能讲授自己的独到见解,只能与“教参”上规定的“标准”一致。那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往往对这些标准提出质疑,不过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丢盔卸甲,打出白旗,俯首贴耳地退回到标准里去。”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刻板僵化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对教师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束缚与扼制。

子产不毁乡校范文第4篇

东临淝水，淮河中游南岸。西界淠河，南依江淮分水岭，北靠八公山。国土面积2986平方公里，辖32个乡镇，耕地184万亩，总人口1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7万人。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县受灾程度之深，省也属罕见。灾后，迅速恢复生产，加快建设，取得了抗灾史上的重大胜利。

一、年洪涝灾害损失惨重

淮河的洪水走廊”有“七十二水归正阳”之说，由于位处江淮丘陵地区。洪涝灾害频繁，被称为“水口袋”解放前1450年至年的500年间，共发生水灾122次。解放后的50年间，全县发生较大型洪涝灾害18次，几乎两、三年就有一次。全县50%耕地、60%人口和70%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长期处在洪患威胁之下。1954年大水，7月份的22天中，累计降雨量700毫米，正阳关水位达26.55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洪水位，全县淹没耕地114万亩，被水围困25.8万人；年夏，淮河地区普降暴雨，从5月18日到7月10日，降雨达到968.7毫米，历史同期的5倍，其中6月12日至14日三天降雨424毫米，为全省同期降水量最大值，超过200年一遇。与此同时，淮河上游及大别山区洪峰迭起，内湖外河水位暴涨，正阳关最高水位达26.51米，超保证水位0.51米。外洪内涝夹击，古城被水围困达3个月之久。全县32个乡镇有27个乡镇受灾，成灾人口85.2万人，特重灾民41.4万人，11.5万户43.9万间房屋被毁坏，46万灾民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9.8亿元，其中灾民固定资产损失达2.2亿元。农业受灾最重，损失达5.5亿元，全县复种面积315.6万亩，受灾266.1万亩，绝收110万亩，受灾面积占复种面积的84%因灾减产占预计产量的58%全县314个乡以上工业企业有254个受灾停产或半停产，经济损失8153万元。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毁，129处生产圩堤全部漫溃，水利、交通、电力、通讯、气象、文教卫等设施直接经济损失达9730万元。

二、抗洪救灾取得巨大胜利

防汛抗旱指挥部带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面对严峻的灾情。全力以赴抗洪救灾。经过全县人民艰苦奋战，创造了抗灾史上的奇迹，抗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线长，一是保住了城墙和淮、淠河大堤。淮、淠河堤防133公里。任务重。张马淠堤、正南淮堤、寿西淮堤全部超出保证水位的情况下，由于各防汛指挥所指挥得力，有关区镇乡的高度重视，5000多名干部民工的卓绝努力，终于克服了沙基沙堤、险工险段多的不利条件，及时处理险情和隐患600多处，战胜了三次洪峰，征服了有记录以来超保证水位最高的汛情，确保了淮淠河大堤的安全，创造了奇迹。县城保护着12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城墙溃破，损失将难以估计。县防指、城防所的精心部署下，加强了城防力量，提高警惕，严加防守，确保了城墙安然无恙。来我县视察指导的上级领导及我县人民都对保堤保城人员的成绩举手称赞。事实上保堤保城的干部民工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汗水，其功绩将永垂史册。

由于各级的高度重视，二是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如此巨大的雨情、汛情、灾情面前。采取了果断措施，积极抢险，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县共组织了大小船只1500多艘(4.7万个吨位)及时安全地转移了40多万灾民，使全县的防汛抢险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是广大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表现。

广大干部职工把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三是抢救了大量的国家财产。巨大的洪涝灾害面前。顽强与洪水作斗争，抢救国家财产。全县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2万人，284万元的防汛器材，共抢救了机电设备和原材料、成产品等价值2697万元。特别是县水产公司的干部职工，日夜奋战，以硬拼死保的精神，保住了价值300多万元的冷库及其设备，减少了国家的重大损失。农业部门抢运良种40万公斤，免受损失。

上游水库、干渠超历史的泄洪，四是维护了大局利益。连续长期的强降雨中。淹没了县大片土地，广大干群毫无怨言，保护了大局。瓦埠区接到县防指调船的通知，区委、区公所连夜组织，提前送船30艘。隐贤镇还发动群众给外县围困群众送干粮送日用品。这种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赞扬。

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环境受到保护，五是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主要是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秩序、交通秩序、市场秩序。稳定了民心，稳定了大局。

三、取得抗洪救灾胜利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抗洪工作能够取得巨大胜利。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总书记、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一是抗洪救灾斗争始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的关键时刻。先后来到视察灾情，慰问灾民，指导抗灾救灾工作。月7正当汛情处于最紧张的时候，总书记亲临灾区视察，明确指出了振奋精神、加强领导、团结协作、战胜灾害”指导思想，原国务院总理同志乘坐直升飞机抵达被洪水围困的县城。冒着39度的高温，来到城外东津村、花园村灾民住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总书记，向受灾群众表示亲切慰问。看到灾民情绪稳定，灾区秩序安定，对当地干部说，当前我要解决好灾民们吃饭、住宿、医疗三大问题。要告诉大家，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有灾区群众的努力，一定能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央40多家部、委及省委、省政府对的特大洪涝灾害也十分关注，主要领导纷纷亲临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带来了温暖和支持，给了广大干群抗灾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各级党组织经受住了考验，二是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次抗御百年不遇的灾害中。坚强的战斗堡垒。各级领导班子在大灾面前，指挥有方，决策果断。广大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次大灾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的不顾年老体弱深入灾区，为灾民解决实际问题；有的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战斗，指挥战斗；有的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有的不怕苦不怕累，坚守岗位，日夜奋战；有的乡村干部和党员，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冲锋陷阵，首先抢救困难户。全县上下涌现出许多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

不怕牺牲，三是人民群众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参加保堤保城抢险抗灾斗争的40多万民工。无畏无惧。宁愿不要小家，誓死确保大堤，日夜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有的民工家庭房倒屋塌，有的不知妻儿去向，有的连续两、三天饿着肚子，但仍众志成城，坚持不懈，奋力拼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一心跟党走，坚决夺取抗洪救灾胜利的凯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抗洪救灾的主力军。

人民的一千多名官兵，四是人民子弟兵的无私救援。抗洪抢险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日夜兼程，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与干群同唱抗天歌。视灾区为故乡，视灾民如亲人”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有险情哪里上。除直接参加的保城保堤外，还为当地灾民送来了帐蓬等急需的救灾物品。人民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激励全县人民的抗洪救灾斗争。

全国各地人民以“一方有难，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洪涝灾害发生后。八方支援”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积极支援受灾人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全县人民度过难关，战胜灾害的信心。据不完全统计，灾后共收到上级拨给的救灾款700多万元，救灾粮1400万公斤，救灾煤6000多吨，接受各地捐赠、援助款1000多万元，衣物23537件，各种熟食5万公斤，捐献药品价值逾万元，帐蓬300顶，还有一大批搭庵棚的毛竹、油毡、铅丝等。县区镇乡干部职工及轻灾区群众也积极向灾区捐款捐物。

四、灾后灾民生活得到保证

全县几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大水给人民带来了来顶之灾。几十万灾民严重缺粮。面对困难以及将来临的雨雪关、春节关和春荒关，县委、县政府把安排灾民生活、确保灾民安全度过“三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做到四个确保”

全县共发放救灾粮6833.94万公斤，一是确保灾民有饭吃。年月至年月。保证灾民每人每天至少有1斤口粮；下拨救灾煤7010吨，安排钱煤配套款218万元，保证灾民不断炊。

其中棉衣21万件，二是确保灾民有衣穿。全县共发放衣物95万件。棉被4万床，重点是五保户、军烈属、特困户和“三光户”保证了灾民有过冬棉衣和过冬棉被。

投资3186万元建起过冬庵棚10.6万间；同时开展建房试点，三是确保灾民有房住。年月底前。建造17处3500间两层楼房。年底，建成永久性房屋2.71万间，安排灾民1.44万户。

组织87个医疗队和350个消毒小组深入灾区治病发药，四是确保灾民有病能医。全县设立56个医疗点。监测疫情病情，保证灾民有稳定的情绪和足够的体力，搞好生产自救，确保了大灾之年无大疫。

五、灾后恢复和发展进展顺利

千疮百孔，大水过后。百废待兴。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抗洪精神，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以满腔的建设热情，去重建美好的家园，去谱写振兴的创业之歌。提出了一年医治创伤，两年恢复元气，三年进入发展快车道“建设目标。

当年就打了五场硬仗”一是作物补种硬仗。从月日至月日，按此目标。及时补种各类作物35万亩；二是秋种硬仗。战胜百日无雨的严重干旱，播种小麦90万亩，油菜67万亩，为来年午季丰收打下了基础；三是工业复产硬仗。用3个月时间，通过自力更生，使全县254个因灾停产的县办工业企业及乡镇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四是水利冬修硬仗。从10月至来年2月用5个月时间，出工30万人，投入劳动积累工1200万个，完成土石方1100万立方米，及时修复水毁水利工程4640处；五是水毁设施恢复硬仗。及时修复水毁的教育、交通、通讯、电力、广播等方面的水毁设施，共修复和新盖校舍8000余间，使118所水毁的中小学于9月1日都按时开学。修复水毁公路313条512.3公里。架设电力线杆5283根，广播线杆5992根，供电恢复正常，广播重新接通。仅用8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灾后恢复，医治了水灾的创伤。

紧紧抓住“八五”期间有利的发展机遇，此后。立足县情，深刻反思，突出重点，加快建设，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年，国内生产总值由年的4.5亿元增加到28亿元，年递增24.8%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1993年甩掉“讨饭型”财政帽子，1994年消化历年赤字实现收支平衡，1995年成为亿元财政县，年财政收入达到2.3亿元，比年增长6.7倍，年递增31.6%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3.7%提高到年的8.2%位列全省第14位。农民人均收入由年的176元增长到年的1782元。县级经济综合实力由全省41位上升到34位。贫困人口由年的65万人减少到年的5万人。八五”期间，成为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此间，重点抓了四个方面：

使得非旱即涝，一是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年九灾。通过年灾后反思，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兴寿之要，惟在治水”多年来，始终把治水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每逢冬春，都要组织40万大军会战在水利冬修第一线，县乡有重点，村村有工程，户户都出力。用工方式上创造出了推磨转圈”发挥综合效益上创造了塘口经济”几年来，书记、县长一张图、水利部门一本书、一任接着一任干”已连续多年被省、地评为水利兴修先进县。全县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水利是产出回报率最高的产业，兴修水利能够给群众带来实实在效益，富民工程”德政工程”每年都要坚持抓，一张蓝图绘到底，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据统计，从年至年，全县累计投入劳动积累工9811万个，资金9612万元，兴修各类水利工程5.49万处，完成土石方8455.9万立方米。通过兴修，县堤防防洪标准已提高到40年一遇，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141.77万亩，排涝自排能力达到1890秒立方米，新增蓄水能力1.5亿立方米。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的呢?除群众投工投劳外，作为沿淮贫困县。开辟了三个渠道，一是如期足额征收水利四项规费；二是每亩耕地征收2斤稻谷进行集资，建立水利发展基金；三是采取“以劳代工，以工折资，以资入股，以股分利”形式，全县广泛兴起股份合作制兴修水利热潮。年全县兴修的840口当家塘，40%都是以这种形式建成的

优势在农业，二是大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大县。希望在农业，潜力在农业。抓住了农业，就抓住了全县发展的根本。几年来，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践中，广大干群充分体会到只有变对抗性农业为适应性农业，遵循自然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促使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主要抓了三个方面，一抓大农业结构调整。种植业重在提高复种指数，变粮经二元结构为粮经三元结构；畜牧水产加大发展步伐，生猪饲养量由年的58万头发展到年的129万头，水产品捕捞量由年的7820吨发展到年的5.6万吨，林牧渔业比重达到49.3%二抓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年以来，先后推广10项农业新技术，并实行农业三师技术承包制度，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40%三抓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全县现已建成优质粮、油料、席草、林果、水产、棉花、蔬菜、生猪、白鹅、蚕桑等十大商品基地，形成粮油棉、畜牧、水产、果菜、席草、茧丝绸等六大支柱产业。建成安丰油脂、板桥草席等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得以增强。灾后几年，县的农业发展势头强劲，年实现农业总产值28.84亿元，年的6倍；粮食总产年递增8.5%年已达95万吨，与油料、水产一起，均跻身于全国百强县；畜牧生产、农机化生产等位居全省前列；林业荣获“全国造林绿化百强县”称号。

实现以工补农，三是大力发展县乡工业。农业大县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准农业与工业的最佳结合点。以工促农，提高农业的工业化水平。按照“主攻县乡工业，加快发展开发性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思路，实行县乡工业“一把手”工程。年以来共投入资金3.5亿元，新上技改项目87个，扶优造舰，重工强工，县乡工业和乡镇企业快速扩张，先后建成寿春水泥、寿州化工、安丰油脂、皖西机械、棉麻工贸等5家工业集团，有7家企业进入国有大中企业行列，拥有亿元企业4家。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36.4亿元，为年的近10倍，年递增37%乡镇企业实现营销收入38.9亿元，年的10倍，年递增43.5%

把村镇建设放在农村奔小康的突出位置来抓，四是大力推进村镇康居建设步伐。紧紧抓住灾后加大投入的机遇。将14个重灾乡镇17个重点村列为村镇规划建设示范点。规划上，田、林、路、渠综合考虑，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土地管理相结合，与土地调整相结合，与发展庭院经济、多种经济和乡镇企业相结合，与新农村远景建设相结合。资金筹集上，坚持“一个为主，五个一点”办法，即群众自筹为主，互助一点、贷款一点、保险赔偿一点、国家支援一点、减免一点，年底，全县灾民基本上都住上了安全、实用的住房。年后，陆续对17个建制乡镇进行改造和完善，提高64个小集镇的建设水平，建设100个中心村，全面改造农村居住环境。年底，全县已建成100户以上的康居点135个，50户以上的康居点630个，农村住房有了很大改善。年，农村80%草房；年，80%改变为永久性砖瓦房，新建住房达15.7万间6.3万户，灾后过渡性庵棚已基本消灭。与此相适应，1995年，实现了村村通电，新建和改造高压线路845.1公里；年，实现了村村通程控电话，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2.31部；年，实现了乡乡通油路，381个村实现晴雨通车，公路密度由年18.4公里/万平方公里发展为37.7公里/平方公里。

六、灾后恢复和发展带来的启示

也是机遇，水灾既是灾难。通过年以来灾后恢复和发展的工作实践，有以下几点启示：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增强，一是灾后重建家园要充分利用好五个有利条件。一要利用好群众空前的政治热情。经过抗洪救灾的考验。全县人民凝聚力得到增强，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二要利用好群众强烈的灾后重建意识。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灾后重建的强大内在动力；三要利用好灾后提供的农村治理的有利空间。不破不立，洪水冲了土房子、草房子，毁了破坛坛、旧罐罐，为高起点、高水平重整山河提供了有利空间；四要利用好灾后重建的政策机遇。中央和地方为了支持灾后的恢复和发展，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一定要将之用足、用好、用活；五要利用好灾后的市场机会。灾后的市场需求量大，必然有一个经济活跃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二是要制定一个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大灾过后，可以暴露出许多平时发现不了问题。因此，灾后各行各业都要抓好深刻反思，问一问，淹明白了没有。对于造成灾害的原因，抗灾避灾的措施，灾后重建应注意的问题等，通过反思得出结论，唤醒干部，唤醒群众，认识规律，激发斗志。灾后反思的基础上，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制定出适应本行业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规划，这样的规划才有针对性，才有新起点。如围绕抗灾避灾问题，面对作为淮河行蓄洪区的客观现实，提出灾后建房实行“四靠”即靠公路、靠庄台、靠集镇、靠岗地。靠庄台、靠岗地，有利于避开水灾；靠集镇有利于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抗灾能力；靠公路有利于行蓄洪时安全撤离。灾后重建和发展，必须拿出重整山河的大气魄，实行田、林、路、渠、园、镇、宅、厂、校、场“十位一体”综合治理，统筹规划，全面改造。田、林、路、渠、园治理，改造自然的需要；镇、宅、厂、校、场治理，改造社会的需要。

民心最齐，三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大灾之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好时期。这个时候。能够握紧拳头，集中力量，把各类资金捆起来使用，形成规模优势。如当年救济的1个亿资金，30%用来解决灾民吃饭问题，50%用来解决灾民住的问题，解决群众基本生活的前提下，用了17%资金投入到以前投入太小，而且今后政策上不可能短时间投入太多的公益事业上，如防洪、除涝工程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办一些过去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

灾区经济全面调整和大发展的机会。重点要抓好结构调整和水平提高。灾后也是科技推广的最好时期。如当年灾后秋种缺种子，四是灾后工作的落脚点要放在发展上。受灾就是一次机遇。由政府负责提供，全部实现了良种化；由于水灾，当年耕牛大量死亡，又为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创造了条件。灾后，群众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面对面指导生产，农民容易接受。总之，灾后重建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依靠科技，精心组织，不搞简单复制型恢复，真正把重建后的抗灾能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农民容易接受。总之，灾后重建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依靠科技，精心组织，不搞简单复制型恢复，真正把重建后的抗灾能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五、灾后灾民生活得到保证

全县几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大水给人民带来了来顶之灾。几十万灾民严重缺粮。面对困难以及将来临的雨雪关、春节关和春荒关，县委、县政府把安排灾民生活、确保灾民安全度过“三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做到四个确保”

全县共发放救灾粮6833.94万公斤，一是确保灾民有饭吃。年6月至年5月。保证灾民每人每天至少有1斤口粮；下拨救灾煤7010吨，安排钱煤配套款218万元，保证灾民不断炊。

其中棉衣21万件，二是确保灾民有衣穿。全县共发放衣物95万件。棉被4万床，重点是五保户、军烈属、特困户和“三光户”保证了灾民有过冬棉衣和过冬棉被。

投资3186万元建起过冬庵棚10.6万间；同时开展建房试点，三是确保灾民有房住。年9月底前。建造17处3500间两层楼房。年底，建成永久性房屋2.71万间，安排灾民1.44万户。

组织87个医疗队和350个消毒小组深入灾区治病发药，四是确保灾民有病能医。全县设立56个医疗点。监测疫情病情，保证灾民有稳定的情绪和足够的体力，搞好生产自救，确保了大灾之年无大疫。

七、灾后恢复和发展进展顺利

千疮百孔，大水过后。百废待兴。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抗洪精神，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以满腔的建设热情，去重建美好的家园，去谱写振兴的创业之歌。提出了一年医治创伤，两年恢复元气，三年进入发展快车道“建设目标。

当年就打了五场硬仗”一是作物补种硬仗。从月日至月日，按此目标。及时补种各类作物35万亩；二是秋种硬仗。战胜百日无雨的严重干旱，播种小麦90万亩，油菜67万亩，为来年午季丰收打下了基础；三是工业复产硬仗。用3个月时间，通过自力更生，使全县254个因灾停产的县办工业企业及乡镇企业全部恢复生产；四是水利冬修硬仗。从月至来年2月用5个月时间，出工30万人，投入劳动积累工1200万个，完成土石方1100万立方米，及时修复水毁水利工程4640处；五是水毁设施恢复硬仗。及时修复水毁的教育、交通、通讯、电力、广播等方面的水毁设施，共修复和新盖校舍8000余间，使118所水毁的中小学于月日都按时开学。修复水毁公路313条512.3公里。架设电力线杆5283根，广播线杆5992根，供电恢复正常，广播重新接通。仅用8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灾后恢复，医治了水灾的创伤。

紧紧抓住“八五”期间有利的发展机遇，此后。立足县情，深刻反思，突出重点，加快建设，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年，国内生产总值由年的4.5亿元增加到28亿元，年递增24.8%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1993年甩掉“讨饭型”财政帽子，1994年消化历年赤字实现收支平衡，1995年成为亿元财政县，年财政收入达到2.3亿元，比年增长6.7倍，年递增31.6%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3.7%提高到年的8.2%位列全省第14位。农民人均收入由年的176元增长到年的1782元。县级经济综合实力由全省41位上升到34位。贫困人口由年的65万人减少到年的5万人。八五”期间，成为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此间，重点抓了四个方面：

使得非旱即涝，一是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年九灾。通过年灾后反思，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兴寿之要，惟在治水”多年来，始终把治水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每逢冬春，都要组织40万大军会战在水利冬修第一线，县乡有重点，村村有工程，户户都出力。用工方式上创造出了推磨转圈”发挥综合效益上创造了塘口经济”几年来，书记、县长一张图、水利部门一本书、一任接着一任干”已连续多年被省、地评为水利兴修先进县。全县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水利是产出回报率最高的产业，兴修水利能够给群众带来实实在效益，富民工程”德政工程”每年都要坚持抓，一张蓝图绘到底，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据统计，从年至年，全县累计投入劳动积累工9811万个，资金9612万元，兴修各类水利工程5.49万处，完成土石方8455.9万立方米。通过兴修，县堤防防洪标准已提高到40年一遇，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141.77万亩，排涝自排能力达到1890秒立方米，新增蓄水能力1.5亿立方米。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的呢?除群众投工投劳外，作为沿淮贫困县。开辟了三个渠道，一是如期足额征收水利四项规费；二是每亩耕地征收2斤稻谷进行集资，建立水利发展基金；三是采取“以劳代工，以工折资，以资入股，以股分利”形式，全县广泛兴起股份合作制兴修水利热潮。年全县兴修的840口当家塘，40%都是以这种形式建成的

优势在农业，二是大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大县。希望在农业，潜力在农业。抓住了农业，就抓住了全县发展的根本。几年来，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践中，广大干群充分体会到只有变对抗性农业为适应性农业，遵循自然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促使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此，主要抓了三个方面，一抓大农业结构调整。种植业重在提高复种指数，变粮经二元结构为粮经三元结构；畜牧水产加大发展步伐，生猪饲养量由年的58万头发展到年的129万头，水产品捕捞量由年的7820吨发展到年的5.6万吨，林牧渔业比重达到49.3%二抓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年以来，先后推广10项农业新技术，并实行农业三师技术承包制度，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40%三抓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全县现已建成优质粮、油料、席草、林果、水产、棉花、蔬菜、生猪、白鹅、蚕桑等十大商品基地，形成粮油棉、畜牧、水产、果菜、席草、茧丝绸等六大支柱产业。建成安丰油脂、板桥草席等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得以增强。灾后几年，县的农业发展势头强劲，年实现农业总产值28.84亿元，年的6倍；粮食总产年递增8.5%年已达95万吨，与油料、水产一起，均跻身于全国百强县；畜牧生产、农机化生产等位居全省前列；林业荣获“全国造林绿化百强县”称号。三是大力发展县乡工业。农业大县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准农业与工业的最佳结合点，实现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提高农业的工业化水平。县按照“主攻县乡工业，加快发展开发性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思路，实行县乡工业“一把手”工程。年以来共投入资金3.5亿元，新上技改项目87个，扶优造舰，重工强工，县乡工业和乡镇企业快速扩张，先后建成寿春水泥、寿州代工、安丰油脂、皖西寿勇、棉麻工贸等5家工业集团，有7家企业进入国有大中企业行列，拥有亿元企业4家。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36.4亿元，为年的近10倍，年递增37%乡镇企业实现营销收入38.9亿元，年的10倍，年递增43.5%四是大力推进村镇康居建设步伐。紧紧抓住灾后加大投入的机遇，把村镇建设放在农村奔小康的突出位置来抓，将14个重灾乡镇17个重点村列为村镇规划建设示范点。规划上，田、林、路、渠综合考虑，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土地管理相结合，与土地调整相结合，与发展庭院经济、多种经济和乡镇企业相结合，与新农村远景建设相结合。资金筹集上，坚持“一个为主，五个一点”办法，即群众自筹为主，互助一点、贷款一点、保险赔偿一点、国家支援一点、减免一点，年底，全县灾民基本上都住上了安全、实用的住房。年后，县陆续对17个建制乡镇进行改造和完善，提高64个小集镇的建设水平，建设100个中心村，全面改造农村居住环境。年底，全县已建成100户以上的康居点135个，50户以上的康居点630个，农村住房有了很大改善。年，县农村80%草房；年，80%改变为永久性砖瓦房，新建住房达15.7万间6.3万户，灾后过渡性庵棚已基本消灭。与此相适应，1995年，实现了村村通电，新建和改造高压线路845.1公里；年，实现了村村通程控电话，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2.31部；年，实现了乡乡通油路，381个村实现晴雨通车，公路密度由年18.4公里/万平方公里发展为37.7公里/平方公里。

八、灾后恢复和发展带来的启示

也是机遇，水灾既是灾难。通过年以来灾后恢复和发展的工作实践，有以下几点启示：

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增强，一是灾后重建家园要充分利用好五个有利条件。一要利用好群众空前的政治热情。经过抗洪救灾的考验。全县人民凝聚力得到增强，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二要利用好群众强烈的灾后重建意识。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是灾后重建的强大内在动力；三要利用好灾后提供的农村治理的有利空间。不破不立，洪水冲了土房子、草房子，毁了破坛坛、旧罐罐，为高起点、高水平重整山河提供了有利空间；四要利用好灾后重建的政策机遇。中央和地方为了支持灾后的恢复和发展，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一定要将之用足、用好、用活；五要利用好灾后的市场机会。灾后的市场需求量大，必然有一个经济活跃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

子产不毁乡校范文第5篇

时间定格在1999年春节，村里一名代课老师说自己和另一个同事都不想干了，问他能不能到村里任教。

这不是普通的村子，而是麻风村。直到1992年，村里才有了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这里工资微薄，而他外出打工每个月最高可以拿到2000元。代课老师怕他不肯，补充说：“如果你不去，学校就要关门了。”当时学校有三十多名学生，一想到这，他留下来正式成为代课老师，月工资138.5元。

家人并未劝阻他。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的后代，在她眼中，丈夫是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当老师后，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他都会去教委反映，每次答复都是“等等吧”。曾经别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他就默默地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风病，指不出，他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慢慢地，他赢得了别人的平等对待。这次，他想用学生的成绩来换取公平。学习上，他常常鼓励学生们“你们能行”，还常常拿外校的试卷来要求学生解答。

1999年，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夫妇在郭大寨乡建了马海德希望小学。他与郑用熙说了不到十句话就成为挚友，此后一直书信往来。郑用熙夫妇的来信多达两百多封，他都保存在黑匣子里。从此，麻风病村和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改变。

次年，在郑用熙夫妇的努力下，村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在希望小学读书。2003年，村里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统一的小升初考试。也是这一年，他被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录取，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脱产读书两年后，他接过毕业证书，鸣呜地哭了，“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他听到村里有人辍学，就会跑去做工作，他还常常带着读大学的侄子现身说法。他的行为引起一些人不满。有个年轻男子想带村里一个女学生外出打工，他听说后就劝女生复学。年轻男子责骂他坏了自己的好事，他嘿嘿一笑，继续劝说。

课余，他种核桃树、茶树以贴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他笑说：“等树长大，日子就会好过了。”后来，他的月工资提高到180元，一家基金会每月补贴他300元。早年种下的核桃树开始结果，他和妻子经营的茶园也年年丰产。拿到中专文凭的他再也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但仍选择在村里教书。2009年12月，他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