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南区教委范文第1篇

11区团区委的正确领导下,2011年.区建委团工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拓进取,抓好本职工作,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切实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国发3号文件和市委三届三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团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最为区建委团工委负责人,努力工作,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2011年工作中取得不俗成绩,现将2011年度开展的工作情况述职报告如下: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我团工委响应团区委号召,把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在活动中全面提高团组织的服务能力,凝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努力把共青团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结合工作实际,采取"五强化,五到位"(即:强化组织领导,机构保障到位;强化主题载体,联系实际到位;强化学习讨论,宣传工作到位;强化调研活动,谋划工作到位;强化整改落实,服务发展到位)的方法和措施,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二)围绕建委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稳步推进宜居巴南工作.宜居重庆建设动员部署大会后,我委作为"宜居巴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研究部署会议贯彻落实工作,成立了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区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参与的"宜居巴南"建设领导小组,并抽调了7名专职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宜居巴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区委,区政府起草印发了《关于建设宜居巴南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按照宜居巴南建设总体规划,我区将以先期打造1—2个"宜居小镇"作为切入点,进而全面铺开"宜居巴南"的规划建设,提出了"依托交通,组团增长,强化核心,圈极推进,均衡发展"的思路.力争把"宜居巴南"建设成为"宜居重庆"的标杆和样板.目前,除已完成《宜居巴南研究报告》和《宜居巴南总体规划》外,为了整体推进宜居巴南建设,我们还同步编制了住房建设,居住区整治,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等14个专项规划以及宜居樵坪,宜居滨江,宜居小镇等三个重点区域规划编制.同时,围绕"宜居巴南"建设目标,扎实推进了居住品质提升工程,公共空间优化工程,服务设施完善工程"三大工程"建设,取得了良好开局,并圆满完成了市宜居办下达我区"宜居重庆"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2011年11月9日接受了市"五个重庆"评估考核组的检查,得到了检查组一行的高度评价.

稳步推进畅通巴南工作.在资金缺乏,引资困难的情况下,以大局为重,以发展为先,负重前行,通过建立层层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职责,定期考核督查,以"五加二","白加黑"的实干作风,全力抓好了"畅通工程"等项目的实施.主要是加速推进了渝南分流道一期工程建设,轻轨2,3号线延伸段(巴南段)工程;开工建设李家沱百年广场景观改造和人行天桥;完成了畅通工程停车港,鱼洞和界石城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等项目建设;新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别是轻轨2,3号(巴南段)项目,我委通过近一年多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于今年3月正式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同意于今年启动建设,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5年.目前,二塘至炒油场试验段工程已经开工,板田湾主变电站,道角停车场,简家岩枢纽工程的征地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简家岩PC梁厂已正式投产;鱼洞长江大桥二桥按计划推进,南引道二期已完成规划设计,即将启动拆迁工作;渝南分流道一期工程总投资4.5亿元,已完成投资2.5亿元,完成土石方工程155万立方米,铺设雨污水管网13000米,占工程总量的85%,年底将实现初通;渝南分流道二期和花溪大道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方案设计和规划审批,并已完成招投标工作,将于年底前动工建设;鱼洞滨江路整治工程已经完成工程方案设计,待审批后即可实施建设.

(三)通过学习见成效

结合科学发展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公仆意识和工作主动性,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把机关建设服务型创新型机关,切实为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好事.强化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体制和服务机制,积极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促进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2篇

2011年重庆市成人高考各区县报名点咨询电话及现场确认地址区县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渝中区 渝中区较场口85号附3号（大元广场旁） 63809590，63801693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文体支路42＃ 86192041，86192049 江北区 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江北区社会服务中心四楼）区教育考试院报名大厅 67854486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天星桥 86056023,86056006,86056007 九龙坡区 杨家坪兴胜路2号1幢2楼 68967500 南岸区 南岸区南坪金紫街169号 62839574转63,62839574转68 北碚区 北碚区光荣村199＃ 68862958，68289533,68863487 万盛区 万盛区勤俭路10号(万盛区实验学校内) 48271272,48280482 双桥区 双桥区双龙西路45号 43332268 长寿区 长寿区凤城街道向阳路33号 40253262,40244467 巴南区 巴南区龙洲湾龙海大道6号区行政中心1号楼6楼 66238003,66220200,66222800 綦江县 綦江县古南镇陵园路65号 48665536、48665118 渝北区 渝北区两路镇龙发街29＃ 67808040 江津区 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清平巷招生办公室 47521755，47524402 合川区 合川区瑞山路社稷69号（教委办公楼B211室） 42840790,42847594 潼南县 潼南县桂林街道办事处春阳街 44557382 铜梁县 铜梁县东城办事处民营街109号 45678040，45678040 永川区 永川区三圣街26号 49851360,49851362,49864071 大足县 大足县龙岗镇东北环路9号（大足县教委内） 64382170,64382169 荣昌县 荣昌县昌元街道宝城路196号（荣昌县县教委内102室） 46786479，46772576 璧山县 璧山县璧城镇县教委内 85284519 涪陵区 涪陵区乌宝路3号（教委小区） 72227102,72223716 垫江县 垫江县桂溪镇文化路79号 74669363,74512236 南川区 南川区公园路57号 71423175 丰都县 重庆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东段138号（教委二楼） 70714013 武隆县 武隆县巷口镇芙蓉中路50号 77722456 梁平县 梁平县名豪小区6幢四楼(县实验幼儿园旁) 53239322，53222650 城口县 城口县葛城镇土城路55号 59222301 开 县 开县教委办公楼三楼 85923600,85923603 忠 县 忠州镇红星小区四小对面大杨运业2楼 54240554 云阳县 云阳县双江街道大雁路170号（电教馆二楼） 55151832 奉节县 奉节县永安镇平湖街26号教委二楼 56521806 巫山县 巫山县巫峡镇广东路（县教委5楼） 57688719、57690809 巫溪县 巫溪县城厢镇马镇坝新教委大楼5楼 51522823 黔江区 黔江区武陵山路366号 79233722,79222200 石柱县 石柱县城男宾镇玉带河街26号 73332156 彭水县 彭水县汉葭镇商贸园县教委4楼4—4、4—5 78446520,78492798 酉阳县 酉阳县城 75552601,75532884 秀山县 秀山县中和镇凤栖北路教委5楼（新319线，电信大楼对面） 76662723 万州区 万州区白岩路256号（教委大楼三楼） 58222120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心-边缘；西康建省；族群与地方政治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34-08

本文原文“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边疆进程， 建省政治和民国时期康人治康运动），见L. Epstein编”Kham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Place，and Authority”（康巴历史：民众、地方和权力的视野），pp.57-84 Leiden： Brill，2000。本文的中文翻译和出版，获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的许可。

收稿日期：2013-09-11

作者简介： 彭文斌（1963-），男，四川双流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南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和康藏研究。

汤 芸（1978-），女，湖南耒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类学博士， 主要从事西南人类学研究。

Frontier Process，Provincial Politics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ies among the Khampa Elit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PENG Wen-bin TANG Yun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20th，Constructions of subjectivities or ethnicities by minority elite on Chinese frontiers revealed multiple，complex and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local，or center and peripheries in China’s modern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Based on three events of the Khams pa Tibetans in the Xikang Province building process in the 1930s，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rigid Western dichotomy of the state-local by highlighting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 hybridity in building the Khampa locality and identity，and a contested relation.

Key words： Center-Periphery；Xikang Province Building；Ethnic Group and Local Politics

近年来，在对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中国地方与省政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民族之建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学者们的研究不仅着眼于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多元化的地方性经济以及文化地方主义（cultural regionalism）的趋势[1]，也从历史上追溯了民国初年的联邦主义（the Federalist）与中央集权（the Centralist）的论争[2]。有关20世纪中国地方话语的历史或当代的研究，提供了中国民族与现代性的多维视角，对于探讨中国民族以及现代化的建构中的偶然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无疑具有启发性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多局限于中国的沿海区域，所关注的主要是汉区的地方与省政。它们似乎与另一条研究脉络没有多大的关系——后者以中国广袤的边疆地域为背景，关注的是族群与民族、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关系。[3]

本文借用族群边疆和（沿海）省政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民国时期的省政与族群政治的杂糅问题。作为具体的个案，本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藏区东部（康区）及比邻的少数民族地区演变成西康省的复杂过程①。这些案例彰显了在相应的历史时刻康巴认同政治怎样与西康省建省计划交汇，康区的地方和族群主体性又是如何在与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的碰撞与接触中得到强化。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康人治康”这一理念——勾连中央政府的边疆省政控制计划和康区精英的族群政治，如何将康巴藏族的社会实践演变成西康建省时期的三个地方性局部事变，包括1932年的“巴安（巴塘）事件”、1935年的“诺那事件”与1939年的“甘孜事件”。

本文对西康历史轨迹的梳理，目的在于揭示在地方空间里所展开的“族群-省政”（ethno-provincial politics）的复杂性。这牵涉到康巴知识精英阶层怎样通过运用国民政府的政策，来推进康区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所作的努力又是怎样被中央政府利用来牵制刘文辉的省军阀势力（provincial warlordism）和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将康区”自治”运动置于全球-国家-地方的认知框架之中，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在国际或国家政治的地方化过程中，地方既是这一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一、国家与边界的制造：中国的地缘政治

思维与边疆中心性的确立

杜赞奇认为，中国由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在政治意识中出现一个与过去的根本性决裂，由国家性的认同取代其他形式的认同（如省籍或乡土认同）[4]。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对中国疆域的一种新的想象，这种新的图示瓦解了数千年来主宰中国人地缘政治思维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

过去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大多强调清王朝的海防线被攻破后，沿海地区兴起的通商口岸所激发的中国人对国家疆域与国家认同的理解。[5]然而，在20世纪初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对于非汉族居住的少数民族广袤的陆地边疆的重新认知无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进程中，以往被中国腹地认为是蛮荒与边缘的区域，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中取得了突出的地位。[6]中国的边疆，现在由一些新的空间系数所标识，被想象成介于“内”“外”的“他者”之间的话语。②对外，中国的边疆宣示的是与列强相抗衡的国家，对内则在曾经模糊的边疆地带，建构起汉族与其他多民族群体间的“内在的原生谱系关系”。20世纪中国边疆话语于是被置于一个全球、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网络之中。下面将要探讨的西康建省工程正是折射出这一转型的过程，其社会政治影响已远远超出其省界，反映了近代中国史一个特殊的历史交点上“边缘”或“族群”对与国家-民族叙述的中心地位。

二、西康：全球政治、国家政策与

省军阀争夺的历史的地带

西康，从位于中国腹地与之间，本质上为一流动的边疆“空间”（space），演变成一个行政的“地方”（place），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③从1911年西康建省的官方条陈上奏清廷，至民国时期1939年西康省正式建立，前后经过了近30年的时间。然而西康省存在的时间很短，自创立起仅维持16年。到共产党执政后的社会主义阶段，西南边疆得到巩固，西康省也于1955年被废除。④正因为西康存在的时间很短，许多当代的研究者很容易就忽视这一在汉藏关系史中至关紧要的时期。例如，沃仁·史密斯（Warren Smith）就曾把西康建省称之为一种“幻像”，似乎它仅仅实现了民国时期某些汉民族主义扩张者的梦想，因此，他认为西康建省“本质上几乎完全是一种想象”。[7]然而，在对西康建省的复杂政治的评判上，这一种思路似乎有失公允。[8]西康省的建立曾与汉、藏地区的民族主义企划，以及康区早期的“自治”运动相联，并成为各派别争斗和利用的焦点。

“西康”这一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外国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渗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清王朝竭力以“中华之帝国主义抗衡外国之帝国主义”。为牢牢掌控边缘地区，清王朝开始鼓励“汉人对边疆地域的殖民，并在很多情况下限制非汉族群体以前所享有的地方自主性。”⑤

汉藏边疆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中国的边疆官员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深感焦虑。他们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弥补汉藏边疆的弱点，这些措施很快在赵尔丰的康区“教化工程”中得以实现，赵尔丰的“新政”措施包括了改土归流、移民、农垦、开矿和兴办教育。⑥1911年，赵尔丰的继位者傅嵩炑正式向清庭提议，划康为省，并以此来作为巩固汉藏边缘和筹措的跳板。然而，清王朝的覆灭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施。[9]

西康建省计划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重新采纳，国民政府同时还拟建其他四个新的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和青海。[10]北伐胜利后，中央认为，边疆省的兴建对于建设一个有稳定边界的、统一的国家至关重要。西康建省之时正值卫藏的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之时，卫藏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对康区发起一系列攻击，试图以此与中国内地划定边界，因此西康省的建立正可用于抵御卫藏的“国族计划”。⑦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对西康的建省计划并不热衷⑧，当时，他正忙于在统一四川的内战中，击垮竞争对手，以扩大自己的力量。⑨1935年，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成立，刘文辉出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其时，刘文辉已在与四川其他军阀（如刘湘、邓锡候、田颂尧）的战争中失败并且撤退到康区。⑩刘文辉此时对西康的兴趣就在于他想利用西康作为其24军残部的根据地，并且在条件容许的时候，以此作为在西南重振政治军事力量的基础。刘文辉当时对西康的热衷与的计划不谋而合——对刘文辉建省的支持，其目的有二：一方面在于控制刘湘在四川的军事力量及其野心，另一方面也想藉此稳定西南，作为抵御日本大规模进犯的大后方。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西康省正式成立，辖30多个县，总人口达150万，主要由金沙江以东的康藏地区所组成，也包括东南部彝族地区的一些县。

三、“康人治康”：政治事件、省政叙述

以及认同政治

《四川通史》的作者曾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对于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对于巩固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对于粉碎英帝国主义入侵康区与的阴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1]然而，《通史》中有关西康的章节，就象其他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康的“权威”版本一样，并没有具体涉及康巴人对当地建省的反映。在官方的历史文本中，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震撼康区政治图景的三个事变，在书写时则被简单地“遗忘”了。1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上的各种“文史资料”之中，我们仍能找到这些事件的有关记载12，这类非正式的出版物记载着未被“正史”纳入的一些史料，说明康巴人不仅对西康建省作出了回应，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西康建省蓝图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

（一）巴安事件（1932年）13

赵尔丰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巴安（巴塘）——一个位于汉藏边界上的康区南部的县境内进行的。近30年后，巴安又于1932年被重新推向康区政治的前台，但这一次则是由一位康区土著格桑泽仁（汉名：王天杰）所领导的“自治运动”所推动的。

格桑泽仁曾先后就读于赵尔丰创办的巴安公立小学和由传教士所办的华西小学。他在云南修完高中学业后，进入了西康屯垦使刘成勋创办的西康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4年，格桑泽仁加入，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回忆道，他是“第一位藏族党员，并作为康藏代表参加了第三至第六届全体大会”。[12]

1926年，当班禅的代表宫登扎西途经康区出使南京时，格桑泽仁任其翻译并陪同他到京。在南京逗留期间，格桑泽仁以其对汉、藏语的娴熟和对汉藏事务的精通，受到高官的高度评价。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一向热衷于边疆事务，对格桑泽仁颇为赏识，他向蒙藏委员会举荐了格桑泽仁。1927年，格桑泽仁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藏事处处长。[13]

1931年，中央委员会任命格桑泽仁为西康党务特派员，负责在康区筹建西康分部。鉴于刘文辉当时尚未处于南京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刘对中央政权也未完全臣服，这一任命明显带有中央政府削弱刘文辉权力的意图，14当然，这也符合格桑泽仁自己的西康改革计划。15

1932年，作为康区土著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格桑泽仁荣归故里，引起了巴塘的刘文辉手下的文武官员的猜疑与不满。16他们散布谣言，甚至刺杀了格桑泽仁手下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格桑泽仁抓住这一机会解除了刘文辉驻扎在巴安的军队的武装，并公布其“五点”改革政纲——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牧技术，以及发展康区的文教事业。同时他还成立了“西康省建省委员会”，由他本人出任国民革命军西康省防军司令。

不久，格桑泽仁与盐井的贡噶喇嘛发生了冲突，并引发了格桑泽仁与之间历时三个多月的持久战，战事从1932年四月中旬持续到七月中旬。尽管贡噶喇嘛遵从格桑泽仁的命令解散了刘文辉在盐井的驻军，但他拒绝上交收缴的武器。17格桑泽仁于是派兵攻打贡噶喇嘛。贡噶不敌，向藏军投靠。拉萨方面对格桑泽仁在西康的党派活动与改革措施早已有所警觉，于是派兵支持贡噶喇嘛，围攻巴安。占据巴安数月后，由于刘文辉的部队也开始进逼，格桑泽仁被迫交出他的指挥权。刘文辉以“违反中央政令”为由，声讨格桑泽仁，并出兵攻打巴安，同时他还致电南京要求召回格桑泽仁。1932年7月，格桑泽仁回转南京，巴安事件就此结束。但是，事件的平息并不意味着卷入该事件的各方对此事件描述上的争议的平息。

这些争执都围绕着该事件的合法性而展开。发生在巴安的这一反抗刘文辉康区统治的武装事件，在刘文辉的言辞中则成了格桑泽仁“煽动地方匪众”，“勾结拉萨藏军”“反对中央的阴谋叛变”。这一事件使得“本已极不稳定的康区边地局势”进一步恶化18，如果格桑泽仁不“对他所做作的错事悔过”的话，应对其进行“迅速彻底的镇压”。[14]

而对拉萨方面而言，巴安事件是阵营的内部或者地方的纠纷，严格说来，是汉人将卫藏地区纳入中国统治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然而，与先前的主要是由汉人自己（如赵尔丰、尹昌衡及刘文辉）所进行的尝试不同，这次侵蚀卫藏自主的事件，是由一位康巴土著中“前所未有的叛徒”——格桑泽仁所发起的。拉萨方面认为，格桑泽仁是中国的忠实信徒，他“宣扬危险的想法，鼓动一场所谓的‘革命’，将西康的僧侣及人民带入一场反对藏族军队的疯狂战争之中……”[15]

在格桑泽仁自己的陈述中，巴安事件只不过是他的省党部与巴安的四川省驻军之间的一次“冲突”。尽管他并没有否认他确实逾越了中央的命令，自行解散地方汉人驻军，并任命自己为西康省防军司令，但他的省党部“在与四川驻军的战争中，也得到了一些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人的支持”。[16]对于格桑泽仁而言，虽然难以作为与刘文辉争辩的论据，巴安事件的合法性恰恰体现在其发生的过程中。格桑泽仁完整地回忆了这一过程：虽然藏军频繁地派人拜访他，并不断用“同族同教”来拉拢他，但他仍坚决拒绝与卫藏合作。[17]他叙述了他如何领导军队打了一场艰难而勇敢的巴安保卫战，给藏军以沉重的打击。他在文中暗示，如此重大的贡献，如果说不能算超过，至少也是等同于刘文辉与马步芳联军将卫藏士兵驱逐出康区北部与青海南部的功劳。[18]

台湾的一位名叫青峯的历史学者，在对巴安事件的过程及其伴生事件进行评价时，认为格桑泽仁的失败在于他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对待中央政府在康区的渐进性的政治改革措施缺乏耐心。青峯认为刘文辉在西康的政绩缺乏，吏治腐败也是巴安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将格桑泽仁与刘文辉进行对比之后，青峯对格桑泽仁的“杰出领导才能与地方改革的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19]。青峯写道，真正的背叛者正是刘文辉自己，因为刘文辉后来让红军通过他的防区，并最终在1949年共产党再次回到康区时投靠了新的政权。[20]

（二）诺那事件（1935年）

1939年1月1号，在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就职演说上，刘文辉回顾了西康建省的艰难历程。对于西康省而言，1935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年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宣告成立：

是年，中央政府任命诺那为宣慰使至康区，以协助西康建省。但诺那却利用这个机会制造混乱，刺杀文官并解散驻军。这一混乱的局面直至1936年他去世才结束。19

诺那呼图克图（藏语：Mgar ba bla ma），为宁玛派类乌齐寺的转世喇嘛，在康区政治与历史上无疑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在1917年的汉藏冲突中，他曾帮助过彭日升将军驻扎在类乌齐的汉军与藏军作战。 次年，他被达赖喇嘛下令抓捕并判处终身监禁。后来，诺那成功地逃跑了，经几个月艰难跋涉，途经尼泊尔与印度，1924年他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20他向北京政府请兵收复察木多，但当时北京政府的执政段祺瑞没有答应。21

大约在1927年，诺那前往南京，这也成为他的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格桑泽仁的帮助下，诺那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据说，戴季陶曾就汉藏事务咨询过诺那。南京的官员们对格桑泽仁和诺那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牵制住康区的军阀，并将中央权威扩展至康区边地，并进一步拓展到。[21]

1935年，诺那被任命为西康宣慰使，负责组织和动员康区的地方力量阻止红军长征北上的进程。[22]他在康定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宣慰会议，参会者有土司、地方头人、喇嘛和康区贵族。除公开宣扬抵制红军外，诺那还举行了一些秘密会议，收集刘文辉军队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的证据。据说诺那给中央政府呈报了300份的书面控诉。另一方面，刘文辉也控告诺那已经超越了他作为宣慰使的职权范围，其所作所为反而使得这一地区更加不稳定。[23]

随着诺那在康区北部宣慰活动的开展，他与刘文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35年9月，诺那解散了刘文辉军队的一个团，并宣称康区“自治”，在康区北部他下令撤销了刘文辉委任的几个县长的职务，与此同时，他还派兵进攻康南的巴安。中央军第16军军长李抱冰是年也被派往康区攻打红军，他对刘文辉的军队也持轻视的态度，打算将其逐出康区，以便日后西康省成立他可以取代刘文辉出任省主席。因此他对诺那打击刘文辉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24]

1936年，得知红军长征要经过甘孜的消息后，南京中央政府命令诺那率领所部阻止红军北上，诺那的部队在道孚（藏语：Rta'u）和炉霍（藏语：Brag 'go）二次与红军交火，均被红军打败，诺那被迫逃遁。在途经瞻对至巴安的路上，诺那被巴登多吉（藏语：Dpal ldan rdo rje）俘虏，并把他交给了一队正向甘孜开拔的红军。22在囚禁期间，据说诺那多次拒绝红军领导的规劝，并抨击红军的政策与行为，以示自己对南京政府的忠诚。[25]1936年，73岁的诺那在甘孜圆寂，他的传奇一生也到此结束，他所倡导的康区“自治”运动也就此划上句号。23

《西康史拾遗》的作者冯有志认为，1932年格桑泽仁所领导的巴安事件历时仅半年，且局限于巴安，而诺那事件与巴安事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时间、空间与资源上所涉及的范围更广。诺那事件“从一九三五年四月，诺那受命入康开始，至一九三六年五月，诺那在甘孜病逝结束，历时1年多，影响遍及康北康南”，其爆发时“正是西康的政治环境，于诺那有利”之时，[26]而巴安事件则爆发于刘文辉政权的鼎盛时期——据说刘文辉当时指挥着一支由大约100个团组成的强大军队。而诺那事件发生之时，刘文辉的军队已于1933年与刘湘、邓锡候和田颂尧联军的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诺那事件中，除去李抱冰将军的支持，诺那还有一支由500多士兵组成的护卫队，分别由江安西、邦达多吉与秦伟琪率领，他们也为诺那在康区的使命提供了各种资源上的支持。24与此相反，格桑泽仁在整个巴安事件中，除了龙云为他返回巴安所提供的少量军火之外，没有其他可求助的资源。而龙云自己并无意直接干预西康事务，他并不认为格桑泽仁能在西康取得决定性胜利。[27]

此外，尽管格桑泽仁擅长南京的政治，但在西康的政治舞台上，他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因而在巴安事件中，他所能寻求的地方支持非常少。而在诺那事件中，情况却并非如此。作为一个转世喇嘛，作为康区一个有着超凡宗教能力的政治人物，诺那能组织相当规模的地方武装力量，就正如1917年与卫藏军队的战争中，他便动员了地方势力。在诺那事件期间，他还联合到了几位重要人物的军事力量，如德格的夏格刀登（Bya rgod Stobs ldan），以及上瞻对的甲日·多吉郎加 （Rdo rje rnam rgyal） 等。25

（三）甘孜事件（1939年）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这三个事件具有突发性的特征，但它们并不真正是“偶然的，或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事件”。[28]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反对刘文辉的斗争[29]。这三个事件， 或明或暗，都受到“中央”的支持，其主旨在于削减省军阀势力、阻止民族主义在康区的扩张26。但在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乡党与族群的成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康区的政治舞台，并在这三个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都是巴安的土著，如格桑泽仁（巴安事件）27、江安西（诺那事件）以及刘家驹（甘孜事件）。28

刘家驹（藏语：Skal bzang chos 'byor）曾就读于巴安小学与“华西学校”。1917年，刘家驹任四川边军文书，在一场与军队的战斗中受伤。1929年，刘家驹应格桑泽仁之邀赴南京共事。刘的才能很快得到承认，由雇员跃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他在戴季陶的推荐下，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1934年，刘家驹被推荐荐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建省委员会于1935年在雅安正式成立。

1939年的甘孜事件，有时也被称为“甘孜班辕事件”，使刘家驹和班禅行辕成为了西康政治的亮点。1937年，九世班禅圆寂后，29中央政府允许保留班禅行辕。1938年班辕从青海玉树迁至康区北部的甘孜。301938年8月，戴季陶率一个代表团前往甘孜致祭班禅。刘家驹提议建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域作为班禅行辕的基地，这一区域包括八个康区北部的县。同时，他与班禅行辕的其他高级成员鼓动班辕的警卫队长益西多吉（藏语：Ye shes rdo rje）迎娶德钦汪姆（藏语：Bde chen dbang mo），德钦汪姆是康北最有势力的家族甘孜孔萨家的土司。

刘文辉当然十分明了这一联姻的政治含义，以及班禅行辕想掌管康北的企图，他认为这将对他的建省计划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此之前，刘文辉也曾与孔萨家族结盟，以巩固他对康区北部政治的控制。他首先将德钦汪姆收为干女儿，并借“父辈的角色”安排她与自己在甘孜的一个汉族官员结婚。31但让他失望与愤怒的是德钦汪姆和他的下属军官都不愿接受这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各自以“民族与宗教的差异”为托词加以回绝。[30]

当刘文辉得到报告说德钦汪姆要与班辕的益西多吉结婚时，他决定干预，于是下令甘孜驻军团长章镇中以及甘孜县长章家麟将德钦汪姆囚禁起来，以阻止她的婚姻。德钦汪姆被告之，如果她为她的“不顺从”行为悔过，并取消她与益西多吉的婚事，就立即释放她。孔萨家族多次恳请刘文辉将她释放，但均被拒绝。

孔萨家族的头人被激怒了，决定出兵攻打甘孜的驻军。班禅行辕与孔萨家族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由刘家驹主持商议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以“康人治康”的口号来反对刘文辉的军阀统治，并推举刘家驹为这次行动的指挥。战斗于1939年10月25号开始，共持续了4天。班禅行辕与孔萨的联军夺得了甘孜，解救出德钦汪姆，并且囚禁了甘孜驻军的团长和甘孜县县长，委派康区北部的一些县的县长，同时宣布康区“自治”。[31]

1939年12月，刘文辉军队发动反击，夺回了甘孜。班禅行辕与孔萨家族于1940年初溃退至青海。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刘文辉的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康北，但他原来的计划却失败了，刘本想通过延请班辕驻扎康区，可以“借用”已故班禅的宗教影响支持他在西康的统治，[32]结果事与愿违，这一错误估计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段时期内在康区的地方政治中出现两个争夺治权的“中心”。

四、权力的视野：

国家整合与地方自治之间的省政

西康兴起的一系列针对刘文辉的政治事件，让刘倍感挫折。刘文辉曾向西康省参议会议长胡恭先说道：“我对西康政务已感厌倦。想培养一些西康人来接替，我则去外地开拓局面。”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评价的，“这些话虽不一定是刘文辉的肺腑之言，但当时感到处境困难，可以想见。”[33]

刘文辉常宣称，不论是西康省的建立或其治理，他都功不可没。而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是：他本人的出生地在四川的大邑，而大邑县并非西康省的辖区，这使得他无法在西康宣称一种“土著”身份。由于与新建的西康省缺乏一种“祖籍的关系”，刘文辉的省主席的身份常常受到一些“西康人”的挑战，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雅安地区的汉人，他们曾在西康省的筹建过程中，坚决反对将他们的家乡纳入西康的行政区划，而现在却意识到成为西康省的一员，赋予了他们在省权争夺中的一种“天然的”优势。[34]如果说西康省的康巴“自治”运动的锋芒是指向刘文辉在康区残暴的汉族沙文主义政策，当地汉人对西康”自治”的诉求则是为了作为“外省人”的刘文辉在西康的统治。

与上述有关，而更让刘文辉烦恼的是，在30年代反对他的三次事件中，中央政府对其在西康的合法性不仅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实际上还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刘文辉认为这些事变都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均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机构发动；

二是事变过程中都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来挑唆康区的民众；

三是事变的组织者均宣称效忠中央政府，只反对地方政府与驻军。因此，中央与地方民众都不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叛变。[35]

刘文辉抱怨得最多的，是他在解决这些事件中所经历的“省际断层”（“provincial dislocation）现象。刘文辉发现他在西康省的权威常常处于中央与康巴地方政治的夹层之间，并且他同时成为二者公开或秘密的目标。因此在甘孜事件中，为确保官方任命的地位，刘文辉说他不得在康区厘清谣言，否认班禅行辕的“自治”运动得到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认可，同时，对孔萨家族的德钦汪姆也需要及时“提醒”谁是她在西康的直接上司，并且让甘孜的驻军对其加以规训与“惩戒”。[36]

南京的中央政府，对于康区的“自治”运动，即便缺乏真正的意愿让其实现，但对康区诸种事变中所释放出的爆炸性力量却有真正的兴趣。对于康区发生的“可控性”混乱情形，中央的关注程度并不像刘文辉那样深刻：康区的民变会侵蚀刘文辉在西康的权威，这正是刘文辉所极力想避免的，但却是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刘文辉拥兵自重，且控制着一个省，对国家的整体安定的威胁远远超过了30年代康区发生的事变。毕竟，刘文辉在西康的长期统治对的统一蓝图是一大障碍，时刻提醒他自北伐以来削弱中国边疆军阀的未竞的事业。

对民国时期康区的”自治”运动的探讨，可以加深我们对巴洛（Barlow）所说的“符号的地方化”（localization of the sign）的理解。“符号的地方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来自一种“强势的”语言的知识信息（“符号”），在“特定的、自主的与地方政治的语境中”，被纳入到一种“弱势”语言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同样的符号或许会拥有“一种与其以前所属的语境完全不同的话语力量或权力。”[37]

康区“自治”运动所植根的历史环境是非常动态的，它处于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在中国西南所萌芽的地方化运动潮流之中。张兆和曾就这方面做过开创性研究，他描述了民国时期贵州的本土化运动的发展。与康区不同的是，康巴的本土运动走的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苗族的精英分子在争取官方对苗族的认可的斗争中，是利用民族志的话语，以及对各苗族分支的历史的梳理，来追求其诉求的合法性。[38]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南的本土运动突显于20世30年代，而与此同时，曾在20年代兴盛于中国各省的一种“地方自治”的政治与思想潮流，在汉族省份中已经消褪。32

与张兆和的个案研究中的几个苗族精英人士一样，康巴事件中的主导者（从格桑泽仁到诺那与刘家驹），也是通过在教会学校或汉文教育机构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边疆政治的参与，对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思潮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应该看到的是，康巴”自治”运动的理念与实践都与20世纪20年代的汉区的”自治”运动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别。汉区的”自治”运动是将地域差别作为其政治理念的一部分，而康巴事件所推动的建省运动，却是注入了族群的理念，并以“康人治康”的口号与汉族军阀在康区的统治针锋相对。这一“省的民族化”过程是通过重构康巴的认同而进行的，通过新颖的与“衍生”33的“自决”与“自治”概念（这正是20世纪前半叶流行全球的两个概念），重构处在藏汉边缘的康人的“久远古老的中心意识”34。在康巴事件的领导人看来，对中国的国家与边疆政治的参与，是实现康巴““自治””和建构康巴“主体性”的一个策略，尽管他们有时也认识到这种“自治”或主体性的获得具有不完整性和矛盾性。35

康巴民族省份企划的实现，有赖于地方与中央之间建立了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以肃清康区的省军阀统治。康巴事件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的建省计划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利益，也代表了当地康巴藏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是二个方面的代言人。在他们看来，既然他们的建省运动与中央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他们与中央之间就没有必要划分明确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康巴”自治”运动与汉区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不同的。在汉区，中央是权力争夺的焦点，各省都通过意识形态的与武力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五、结论

能动性（Agency）与地方性（locality），是本文对西康省建省进行历史人类学考察的两个主要焦点。如瑟图（Certeau）所界定的，能动性指的是“对权力关系的谋划（或掌控）”[39]，它将不同的行为者置于一种相互协商、论争或调和的过程。西康建省所处的历史背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涉及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派别及其不同的政治运作规划。对这些政治图景，本文有的作了详尽的介绍，有的只是简单提及。归结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或过程：

一是英国殖民势力威胁下的晚清帝国扩张计划；

二是汉藏地区的民族主义过程；

三是刘文辉的省军阀策略；

四是康巴土著”自治”的愿望，以及与民国中央政府的互动关系36；

五是“苏维埃联邦”构想下的红军有关藏族”自治”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效果仍存在争议，有待另做文章来探讨）。37

探讨西康是如何被话语构建的，以及它是如何在民国时期进行抗争的，能引导我们反思“地方”的政治；这一话题越来越受到人类学领域的重视。正如本文所想表明的：“地方”的概念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无历史时间性的，而是在一些相关的历史力量中建构而成的，体现于西康省的构建中全球、国家与区域间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康区的地方政治，本质上是将康区边疆的流动“空间”转变为西康省的“地方”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力量。对20世纪30年代康巴”自治”运动的深入探讨，可以进一步揭示地方的运作机制，其复杂性既不能简约成一种完全被动的形式，也不能被浪漫地看成一种纯粹的抗争性场域。事实上，地方性中既有其困境，同样也有“增势”（empowerment）的可能，[40]这种辩证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藏边界的认同政治中的流动与模糊的本质。

注释：

①西康省，建于1939年1月，以康定（打箭炉）为省会，由金沙江（Bri chu）以东的一些县组成，其范围包括康巴藏区、宁远的一些彝族县（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所管辖），以及川西南雅安地区的几个汉族县。

②“内部的他者”（Internal Others）、“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或“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之说法，常被一些研究中国民族的学者所借用，如歇恩（Schein），2000。然而，笔者认为，用“内部”一词是一种非历史性的讨论。使用“内部”一词使得现居住于中国国界的少数民族似乎是永久定居于此的，忽视了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建构的过程。笔者在此用引号是为了强调这一说法的复杂性。

③“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二词间的微妙区别，见瑟图（Certeau），1984：177ff。

④西康省于1955年11月被正式废除，其金沙江以东的行政区划，成为西康藏族自治区，后来被归入四川，1956年建甘孜藏族自治州，直至今日（蒲孝荣，1986：57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西南的政治整合的详细论述，见松林戈（Solinger），1977。

⑤莫斯里（Moseley），1969：21。另一方面，在18世纪与19世纪，清也将的版图翻倍。如米华键（James Millward）较为准确的论述，这一时期经历了“人口增长与领土扩张的结合”，其戏剧性的结果类似于同时期美国西部的扩张（1996：113）。

⑥见斯伯林（Sperling），1976：10-36；Lee 1979：63-68。赵尔丰对当地叛乱的残暴镇压，让他在康区有“赵屠户”之名，据传，康区的人常用他的名字作为妖怪的代名来恐吓顽皮的孩子。正如打箭炉（Dartsendo，后称康定）最后一位领事路易斯·金（Louis King）所观察到的，除了炮制出一个西康省的建省蓝图之外，赵尔丰的臭名昭著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汉族沙文主义）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见梅拉（Mehra），1978：185。

⑦见董恩强，1996。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独立”，并派兵攻打一些康区县城，但受到川滇联军的阻拦。1917年，卫藏军队攻占11个县城。1930年，拉萨再次派兵协助大金寺的僧侣与四川军队抗衡，并占领了甘孜与瞻对（今新龙），但1932年又被四川与青海联军赶回金沙江以西。

⑧刘文辉对康区的控制要追溯到1927年，是年他将四川的另一个军阀——刘成勋赶出了康区，然后自任川康边防总指挥。

⑨温贤美，1994。当时，另四个省已建立。关于政府如何决定在西康建省，人们所知甚少。在1928年的“统一”中国的行动并未结束四川的混乱，四川仍处于军阀分割状态。四川各系军阀，包括刘文辉及其对手刘湘，与南京政府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只是象征性向输诚。见卡甫（Kapp），1973。

⑩关于中华民国早期四川军阀的详细分析，见卡甫（Kapp），1973。

11这种省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后的历史书写中的一种断裂——国家与革命间的话题很难整合的问题。从所有反抗在康区的汉族沙文主义的斗争，以及反对康区的开发和康区的腐败的抗争来看，这些政治事件或许能被称为“革命性起义”。然而由于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是的忠实追随者，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因此而变得复杂，在革命历史的评判标准中，他们的“进步性”也大打折扣。此外，1949年后的建国方针十分重视通过打击国内各种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来巩固民族边疆，实现国家统一，在这样的方针下，这些以“康人治康”为名义的武装运动，在主流历史中就显得“不合体例”。

同样，在的“国族”话语中，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康区”自治”运动也未进入其正统的历史记载之中。这些“自治”的版本被认为过多地受到中央政府在康区的国家主义进程的侵袭，以至于它们无法和，以及达赖喇嘛新近期主张的藏区“真正自治”相契合，于是在的国族叙述中，这些运动显然被从“根基性的传说”中删除了。

12“文史资料”的书写是由不同级别的政协所资助的。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为赢得非共产党精英（包括他党派的精英）的支持，即为“统一战线工程”所创办的组织。文史资料通常被视为一种为官方历史收集原始资料的总汇，包括历史上一些特别事件相关的一些广泛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间文学。大部分记录民国时期政治事件的文史资料，都是以记录当事人亲身经历的叙说为主要形式。

13在历史文献中，“巴安”与“巴塘”常交替使用。但严格来讲，只到1951年，“巴塘”一词才成为官方的县名。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1931-1950），这一县城一直被称为“巴安”（蒲孝荣，1986：488，578）。我因而在此使用“巴安”一名以保持其时代性。

14见江安西和来作中，1982：104。刘文辉自20世纪20年代就是的政治敌人。1929年，刘文辉加入了 “中国革命大同盟”。同盟由内的改组派和陈公博所组建，其成员还包括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何键以及石友三，组建目的是为了的统治。1929年，刘文辉两次联合唐生智给发电报要求蒋退位。1930年，刘文辉再次致电，公开支持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共同发起的倒蒋战争（刘文辉，1979：4-5；谢本书和冯祖贻，1994：117）。

15龙云，有名的彝族军阀，当时统治着云南，他预见到格桑泽仁返回康区的潜在利益。龙云在昆明与格桑泽仁会面，并任命格桑泽仁为“滇边宣化使”，并为其提供枪支与军火护送其经云南回巴安。龙云为格桑泽仁提供的帮助，反过来也有助于龙云巩固其在滇北和康南的统治（江安西和来作中，1982：105）。由于在争夺云南省统治权的斗争中，刘文辉曾协助过龙云的政治敌人，二人素来不和。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龙云对格桑泽仁的支持可以理解为龙云通过给刘文辉树立一个潜在敌人，以此报复刘文辉。（青峯 ，1975：45）。

16另一方面，格桑泽仁在巴安的党派活动在当地藏民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眼见了格桑泽仁倡导的“政治仪式”（如在孙中山遗象前鞠躬，念国父遗嘱，在总部唱党歌）之后，当地藏民误认为其党务活动与巴安传教士的传道一样，是与藏传佛教相抵触的外来宗教。为安抚藏传佛教的信徒们，格桑泽仁不得不在省党部的孙中山遗象旁边挂一幅佛像。但这又引起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不快，他拒绝在佛的面前鞠躬，但作为一种礼节性的拜访，他还是在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象前鞠躬（格桑泽仁，1974：4-5）。

17据说贡噶向拉萨求助之前，曾给刘文辉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没收的驻军的武器并没有落入格桑泽仁之手，他将在刘文辉的军队到达盐井时还给驻军。（青峯，1975：47）。

18在刘文辉与格桑泽仁给南京发的电报中，并未夸大康区边地的严峻局势。20世纪30年代由“大白事件”引发的藏军与汉族驻军在康区北部的战争时断时续，并随着1932年爆发于康区南部的巴安事件而激化。1932年5月，刘文辉与青海马步芳联军挫败藏军，并将其赶回金沙江以西。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见劳伦斯·爱博斯坦（Lawrence Epstein）在荷兰莱顿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研讨会上提交的《20世纪30年代的甘孜战争》一文。

19冯有志，1992：225。诺那显然有理由不支持刘文辉的建省计划。他与格桑泽仁都有各自的西康蓝图。格桑泽仁倾向于傅嵩炑的建省模式，西康省由四川、云南、青海的一些县组成，并以他的家乡巴安为省会。诺那则有着更大的计划：他建议取消西康省，而分别建康定与昌都二个省。昌都省将包括他的家乡类乌齐。而他自己则希望成为昌都省的省主席。（任乃强，1993：70-80）。

201918年诺那被囚禁在南部的Lho brag Bva yul后，于1923年逃跑。其逃跑的故事有两个版本：据诺那及其追随者们经常的追述，在囚禁的六年间，不断有人对诺那下毒，但他每次都凭其超凡的勇气与智慧幸免。1923年的一天，诺那诈死，囚禁他的山洞被下令封死，他挖了个洞逃了出来。另一种说法则简单说成是诺那通过贿赂看守而被秘密释放。（胡吉庐，1971：112；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08）

21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08。据说诺那受李公度所邀于1926年到达重庆。李公度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时为刘湘驻北京的代表。诺那在重庆的弘扬佛法，刘湘及其许多高级官员都在其影响下成为佛教信徒。刘湘是刘文辉的侄子，也是其在四川省政治斗争中的对手。诺那1935年在康区的时候，刘湘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作为诺那的护卫队，试图以此消解刘文辉在西康的独断。（冯有志，1992：144；江安西，来作中和邓俊康，1982：110）。

22若在此深究巴登多吉捕获诺那的原因会脱离主题。可以这么说，在争夺瞻对控制权的斗争中，有其他的一些竞争力量与巴登多吉相抗争，甲日（Rgya re）家族就是其中一个。甲日家在诺那的康区政治运动中与其结成联盟，而成为巴登多吉的敌人。参见：爱博斯坦（Epstein）与彭文斌，1998；脚注54条。

23诺那在甘孜去世后不到一月，红军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藏族”自治”模式。1936年6月，由与领导的红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红四方面军在康区停留了一年左右，创建了不同形式的藏族”自治”政府，但这些”自治”政府“大多有名无实”（，引自斯伯林，1976：15）。但在甘孜的博巴政府似乎还有一些支持者。甘孜的格达活佛曾担任过苏维埃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支持红军长征，并在1950年全力协助中国人民进藏。有趣的是，格桑泽仁似乎对新兴的博巴”自治”政府也有兴趣。德格的夏格刀登曾经参与过甘孜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他曾经给格桑泽仁讲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历程。当格桑泽仁提议将“藏族”改回为藏人的自称“博”（Bob）时，他以红军建立过的“博巴政府”为引证，认为即便没有实质意义，但至少名称上是对的（格桑泽仁，1978：13-14）。

24江安西（Blo bzang don grub），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辕别动队的政治指导员，他被指派率80名士兵护送诺那回康区。刘湘也任命自己军队的一个旅长秦伟琪率两个连作为诺那的护卫队。带有200名士兵的邦达多吉 （Pangda Tobgye）被任命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组长。在诺那事件中，他也是夺取巴安，解散驻在巴安的汉军的关键人物。（冯有志，1992：144-146，153-156）。

25夏格刀登加入了诺那反对红军的阵营，在甘孜战役中被红军活捉。后来，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军事部部长。多吉朗加 及其女儿却麦卓玛（Chi med sgrol ma）曾率领甲日家的军队攻打刘文辉与红军。在诺那的支持下，却麦卓玛解散了刘文辉在瞻化的驻军，处决了瞻化县县长。（冯有志，1992：151）

26赵尔丰的“格言”——“治藏必先安康”，折射出康区的重要性，无疑符合在康区的实践，而且也延续到了1949年后。虽然康区“民改”的过早推行，引发了康区的动荡，并波及到卫藏。但其实施的背景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对卫藏进行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之前，必须先转化与稳固康区。

27江安西是诺那的藏文秘书和护卫队队长。在解除刘文辉的康北驻军武装的行动中，以及对巴安的攻击中，江安西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据说他率20名卫兵出奇不意地袭击了刘文辉的一个阵营，并在一夜之间解除了200士兵的武装。（冯有志，1992：147-148）

28三个事件都被“有的人认为是巴安三杰制造的。”（冯有志，1992：140）同样，而且他们还于1929年创建了“巴安青年（联谊）会”（李明忠，1991：73）。格桑泽仁在南京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开办了西康训练班，招募来自西康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追随他回巴安从事党务活动（江安西和来作中，1982：104）。此外，1929年，格桑泽仁还在在南京创建了“西康青年精神促进会”。刘家驹到南京后，也积极参与了该会的活动（李明忠，1991：74）。

291937年12月1日，班禅在返藏途中，在青海（藏语：skye rgu mdo）玉树圆寂。由于拉萨与南京在派遣卫队护送班禅进藏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班禅的返藏日程被一再耽搁，最终未能成行。中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班禅返藏来分化达赖喇嘛的权力，班禅的过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来作中与邓俊康，1982：123-125）。

30班禅行辕决定从穆斯林集中的青海，迁往以藏传佛教信徒为主的康区时，也考虑到刘家驹与康区的祖籍联系，以及刘家驹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的的身份。另外，刘文辉也表示对班辕迁康的欢迎。按照他的想法，班禅的灵柩迁至康定后可以成为一个朝圣的中心，有利于巩固他在康区的统治。后来，班禅行辕决定避开康定驻于甘孜，以免受刘文辉的控制。（冯有志，1992：331）

31显然，区域或中央的政治，都是依赖于地方政治，反之亦然。戴季陶访问甘孜时，也将德钦旺姆 （Bde chen dbang mo）收为“义女”，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以便最终铲除刘文辉的省军阀势力。据说，戴季陶曾秘密告知德钦旺姆，如果甘孜要“自治”，她可以直接与他联系，这样中央就可以出面干预。（洛家泽等，1996：19）

32费约翰（Fitzgerald），1994：39-42。联邦主义者所提倡的地方“自治”观念，从20世纪20年代的末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逐渐弱化。集权论者对联邦主义进行了攻击，认为联邦主义是一种军阀分裂主义，等同于封建主义（是国家与革命的大敌），并且与帝国主义相联系。集权论者的观念，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一系列针对省军阀势力的战役而逐渐占据上风；这一系列战役包括1922年平定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战役，及后来的北伐战争。

33查特吉（Chatterjee），1986。查特吉用“衍生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一词描述后殖民时期的国家运动与欧洲国家主义间的关系，这一词语对我们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康巴“自治”运动颇有益处。“衍生（derivative）”一词仅指的是理论输出的起点，而非一种“西方”国家主义观念的整体植入。查特吉断言，这一输入的过程“可以造成从西方理性主义中借鉴来的某些国家主义的观念发生裂变，旧的理论被摈弃，新的理念被采用，甚至被重新规划出来”（第42页）。在分析民国时期的康巴”自治”运动时，我们既不应将它们视为一种全球化政治潮流的机械再现，也不能归结于康巴人长期具有的“独立本性”的“爆发”。事实上，这些运动是康巴的历史认同与全球的数个“中心”输出的种种理念间交流的一部分。以这种分析角度看，边疆的概念不仅是指人口（土著居民、移民、商人、士兵、朝圣者等）流动的区域，也是指地方、历史与认同的观念接触与碰撞的动态性区域。

34阿里斯（Aris），见洛克（Rock），1922：13。在将边疆视为一种历史进程时，阿里斯曾提醒我们注意边疆有过的“颇具实力的地方治理形式”，如自古以来便管辖自己世界的“地方王子、部落头领、寺庙喇嘛”等。阿里斯同时认为，我们还应该关注“那些真正生活在边缘的人们的地方性观念”。在那里，也许并没有我们常认为的那种“一种边缘感或巯远感，而常见的是一种自信与古老的中心意识”，这也正是康巴藏人的特点。

35格桑泽仁，1974。虽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自治”很少有明确的定义，虽然对于康区“自治”运动的领袖们而言，“自治”的概念也是很模糊的，但它却被认为是解决边疆问题的“中间道路”。在这些事件的领导人中，格桑泽仁对政治问题的阐述最多。在倡导康区“自治”的同时，格桑泽仁也试图把握“独立”与“自治”间的平衡。他解释道，“坦白地说，我既反对边疆民族的独立，也反对汉族沙文主义”（第2页）。在给民国中央政府的不同提案中，他所言的“治”似乎是指自治区域的建立以及将治理权利移交给当地人。蒙藏地区的“自治”也是他最关心的，而其他计划（经济的、文化的与社会的）在他的“自治”蓝图中少有提及。

36但这并不表明所有20世纪30年生在康区的政治事件都是向一个方向发展，即或多或少都是支持民国中央政府的。1930年与1932年间在甘孜发生的“大白（Dargyas-Beri）事件”展现了边疆政治中更为复杂的场景。两个相互抗争的地方势力或与卫藏或与汉人驻军结盟，如大金寺的僧侣则站在拉萨一边。在整个事件中，刘文辉以及卫藏的军队对中央政府的调解都不太重视。

37藏族“自治”政府的计划，如红军在长征途中创立的“甘孜博巴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即便是对其设计者与参与者看来都是近乎空洞的计划（斯伯林，1976：15）。然而对于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些计划对于1935年8月在松藩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形成的精神而言却是重要与实际的一步。这次会议“第一次认识到民族事务能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6：349）；并且认为必须通过承认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力，并帮助他们组建自己的政府，才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

当然，正如金德芳（June Dreyer）（1976：67-69）所言，中共也从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遭遇中，在对少数民族政策中获得了相应的经验和教训，这其中也包括少数民族”自治”政府组建的经验，这也导致了后来对少数民族自决与脱离中国的权力的反思。这些早期民族政策在解放后被新的民族地区的”自治”观念和法律所取代。

参考文献：

[1]见弗肯豪森（Falkenhausen），1995；弗里德曼（Friedman），1994；古德曼（Goodman），1994，1997.

[2]见Leslie H. Dingyan Chen，1999；杜赞奇（Duara），1995；弗约翰（Fitzgerald），1996.

[3]见布朗（Brown），1996；高巴茨（Gaubatz），1996；郝瑞（Harrell），1995；里甫曼（Lipman），1996，1997； 李瑞福（Litzinger），2000；米华键（Millward），1996；歇恩（Schein）， 2000.

[4]见杜赞奇（Duara），1993.

[5][37]见巴洛（Barlow），1991：210～212.211.212.

[6]见莫斯里（Mosley），1969.

[7]见史密斯（Smith），1996：226，242.

[8]见爱博斯坦（Epstein）与彭文斌，1998；彭文斌，1998。

[9]见董恩强，1996：21.

[10]见莫斯里（Moseley），1996：309；温贤美，1994：340-341.

[11]温贤美，1994：345.

[12][15][16][17][18]格桑泽仁，1974：3.7.5.6

[13]见冯有志，1992：116；青莑，1975：45.

[14][19][20]青峯，1975：46.48.

[23][24][26][27][28][29][30][32][33]冯有志，1992：145.147.141.140.114.337.331.325.

[25]周锡银，1985：294.

[31]冯有志，1992：339-350；来作中与邓俊康，1982：128-132.

[34]黄启光与冯有志，1996：10-14.

[35]刘文辉，转引自贺觉非，1988：30.

[36]四川省档案馆，1990，461-469.

[38]张兆和，1996：70-113.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4篇

建立“云支部”破解流动党员管理不易到人难题

针对流动党员管理难这一老大难问题，巴南区运用“党建红云”多种终端优势，严格按照及党内有关规定，以镇、街为单位，建立流动党员“云支部”，使流动党员在国内国外、城市乡村、车间地头，都能利用手机、电脑、电视等终端，随时随地参加“云支部”生活，接受教育、管理和服务。目前，全区建立了22个流动党员“云支部”，1341名流动党员参与面达100％。通过“云支部”，巴南区在基层组织建设年中梳理突出问题25个，评出优秀流动党员20名，其中石滩镇流动“云总支”书记杨国铭被推选为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2012年3月20日，巴南区召开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在新疆打工的流动党员黎良均用手机收看会议视频后，激动地说：“以前‘鸿雁传书’十天半月未必收得到，现在红云传送瞬间即到。”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张新华评价说：“‘党建红云’适应了当今社会党员流动性、开放性、选择性、多样性增强的特点，以高效、快捷、多样、互动、便利的方式，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普遍欢迎。”

开展“云活动”破解“两新”党员开展活动无时间难题

巴南区通过有针对性地把党课、党内资料、党内工作要求、党组织活动内容等上传“党建红云”信息平台，开设“两新”党建功能模块，有效解决了“两新”组织党员开展活动无时间的问题。如宗申产业集团党委根据工作安排，让党员们利用工休、午休时间，在“云支部”上开展“云组织活动”，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党建工作水平，宗申集团的党建工作走在了“两新”组织前列。党委书记在今年3月20日参加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受到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目前，通过“党建红云”平台，巴南区对3353名“两新”党员实现了教育、管理、服务全覆盖。

实施“云服务”破解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党员管理不易入户难题

开通“党建红云”信息平台后，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党员在家里就可以运用手机、电视等终端开展组织生活，接受教育、管理和服务，党组织也可以在“云”上开展结对帮扶、亲情服务及谈心交心等活动。同时，运用“党建红云”上的党费缴纳、远程医疗、生活指南等服务平台，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党员足不出户，就可缴纳费用、看病问诊、学习技能等。如年收入100多万元的南彭街道花卉种植大户石崇伦，通过“党建红云”信息平台，帮扶了15名老弱病残党员。巴南区人民医院通过“党建红云”为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党员提供网上会诊125人次，帮助党员165名。姜家镇党员董胜春用手机在“云”上缴纳党费后感慨地说：“太方便了，以后不用出门就可以用手机缴党费了。”目前，“党建红云”信息平台，已使全区10853名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党员100％实现管理、教育和服务全覆盖。

通过“云覆盖”破解城乡党建资源不均衡难题

在巴南区，随着“党建红云”信息平台互联网信号的“云覆盖”，填平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边远山区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可以通过“党建红云”共享城市丰富的党建资源，有效实现了城乡党建资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接龙镇荷花村村民王小玉感慨地说：“有了‘党建红云’信息平台，我感觉和城市的距离更近了。”目前，全区314个机关事业单位及“两新”党组织通过“党建红云”全覆盖帮扶198个农村党组织和1191名农村困难党员，真正实现了城乡优势资源共享，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其中29个后进村党组织，通过“党建红云”与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结对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在4月底进行的创先争优评议会上，全部被评为“五星”党组织。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计算技术研究所集成应用中心主任赵晓芳说：“‘党建红云’很好地整合了所有党建资源，通过移动终端或者其他手段，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员之间都能够随时随地沟通交流，对基层党建工作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巴南区安澜镇 林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文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云’上资源丰富，按键互帮互助，省掉赶车行路，实现共同进步。”

通过“云交流”破解党员群众诉求不够畅通难题

巴南区教委范文第5篇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

1908年，王瓒绪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王瓒绪中将军衔。

1938年，王瓒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9年王缵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在成都通电起义。

1949年，中共中央任王缵绪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诸多职务。

弃省主席之职，重返抗日前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出川抗战因病去世，围绕着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4月26日，行政院公布决议王缵绪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正式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致信王缵绪，信中写道：“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1938年，抗战局势最为紧张，我国一些省市已沦陷。四川省将定位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确保后方政局稳定。此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主席体念民苦，对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主席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同年“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主席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王缵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减征田赋。他制定了《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指示督办公署督办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1938年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省府，请求改善办法。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当时，王缵绪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他在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并支助慰劳金。

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川政已上轨道，治理完善有序，在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上，全面推进了抗建工作。当年媒体报道：“王主席在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库存增加余额1000多万现款。这组数字最能体现他的政绩。”

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原川系实力派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主席严肃地告诉他们：“现在拍捧不行了，不要来这套。当军人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五个去打日本。你们不去打日本还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三个师长怂恿七个师长联名“反王主川”。

1939年8月，正值全国的抗战转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一场“倒王运动”也进入高潮。王缵绪所治理后方各项工作都已让他满意，为保全抗战后方工作正常运行与安稳，他以挽救国难为重，主动恳请辞去省主席职务，要求出川抗战。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王缵绪致电所属：“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大洪山老王z推磨”

5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

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在湖北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侵略攻势。日军冈村宁次拟定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纵深的纰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为了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我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要求，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具体中，指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组成右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日军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猛烈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王缵绪率集团军奋勇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在该区攻防作战。就在此地，日军重兵两路向我军进攻，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王缵绪的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受敌猛攻。王缵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坚守大洪山西北要隘。他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向敌人做外侧包围，经过数日的激战，他率部奋勇收复了张家集并向后方流水沟之敌猛烈攻击，打开通路，歼灭日军5000余人。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5月15日，张自忠在战斗中殉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指挥第44军中将军长王泽溶（王缵绪长子）所部和第67军的第161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6月，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44军军长王泽小便濬尾击日军3个师并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向王缵绪（父亲）坚守的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南下的两个梯团，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率部顽强地固守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仅日军将校即有10人被毙伤。王缵绪也督战负伤，在经历了武汉保卫战后，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原有8万多官兵经过整编尚余5万多人（辖两个军、四个师、十二个团）。而且武器装备简陋，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多数是四川造，除161师有部分捷克式机枪外，其余是野炮、山炮、高射炮、平射炮，总司令部直属迫击炮营只有大炮四门，每炮仅配有炮弹十发；粮食补给更是十分困难，经常是“吃了这顿麦粒粥饭，不知下一顿吃什么”。由于军队现状和装备落后造成要隘失守，此后王缵绪利用山地隐蔽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转，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反扫荡战斗，夺回了阵地。至1941年秋，日军又派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青峰山，直人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采取斗智斗勇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日寇作战计划。王缵绪因此得名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轰动全国。

他创办的巴蜀学校是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盐商们对新上任的盐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缵绪用馈赠贺礼10万银圆购买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与创建巴蜀学校计划。

1933年2月，王缵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正式开学。他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他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所有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

王缵绪创办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经黄炎培介绍聘用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缵绪任董事长。共同制定“公正、诚朴”的校训，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目标，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法，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就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谱写了校歌。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礼堂挂起了大幅中国地图，书写着“国破山河在”，让全校师生警醒。

抗战期间，巴蜀校园曾是陪都重要的文化宣传教育中心，王缵绪在校内接纳和安置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有黄炎培先生主办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那段时期，曾到巴蜀学校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专题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巴蜀校园组织了数十场演讲；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等都曾先后在巴蜀学校作过演讲。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社会局命令市区所有学校于6月底以前迁出市区。重庆巴蜀校园连续三次被日机轰炸，毁坏了礼堂、教室、宿舍以及校园，曾有六名校警被炸死。但是，巴蜀学校从没有停止抗日救国活动，坚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组织军事训练，早操跑步时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学校将各班级全部以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提示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校董事长王缵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发挥了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尤以成渝两地为甚），日机轮番轰炸，无有宁日。校董事长王缵绪他明确指示“为保师生安全，避免无谓牺牲，迁校应当从速进行”。经校方决定将重庆巴蜀学校迁往四川省西充县——王缵绪家乡。据统计：学校转移物资有500多套校具（桌、椅、床）、2万余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又动员上千余人，靠人力一件一件搬运到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西充）完成了搬迁和重建，校址定在西充东门外大佛寺原西充县立中学所在地，9月正式开课。

1942年，抗日战争局势变化，校长周勖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缵绪通电商定，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保留西充巴蜀学校为分校继续开办。于是周勖成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携部分教师返回重庆。王缵绪将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缵绪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申报并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增办了高中。

1945年，巴蜀学校（包括西充分校）已发展成了（小、中、高）完整的教学体系，学校设有助学基金，资助孤贫学生，充实了学校图书、仪器和其他设施；又聘请了著名的教育家，集众多智慧共同谋划出严格的管理制度，确立了严格的招生制度和升降级制度，设有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经常组织各类竞赛，扩大知识境界；建立劳动观念和卫生习惯；并结合物理课学习的知识成立了无线电小组，装了一部矿石收音机，每天师生轮流值班，把电台的消息，抄写成大字报传达全校师生和民众，让他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的战况；并且将班级和重庆巴蜀学校统一，以当时沦陷的国土省区命名，有绥远级、宁夏级、热河级、哈尔滨级等，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

自1942年周勖成校长及教师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之后，很快在张家花园恢复了巴蜀学校正常开课。在此期间，王缵绪派请了军政商学各界知名人士到校作公开演讲，巴蜀校园仍保留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心的地位，解放前夕，重庆巴蜀学校经校方多年的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已占据四川教育的领先地位。新中国建立后，王缵绪将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巴蜀分校捐献给国家。邓小平为此发表过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民族英雄被消溶于“反右运动”洪流之中

1949年，王缵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他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的完整无损以及7000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12月24日，王缵绪以“治总”总司令名义致函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的改编调遣”。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1日，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早在1923年，王缵绪即在上海加入于右任等创办的“海上亭云书画社”，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他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主要以格律诗为主，而收藏字画是其最爱，其藏品品位在当年亦属首屈一指。1949年离开成都时，曾派蒋经国、俞济时到王缵绪家中，嘱其迅速收拾资财家小离开大陆，同飞台湾。王缵绪没有听从蒋的安排，坚持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因为当时他对政府已失去信心。而王缵绪的长女王泽瑜当时在香港，知其父极其珍爱自己的收藏，电告他“速携物去港”准备移民。他同样没有采纳女儿的建议，他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撇（孬）哟，这些文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带出国，最后落入洋人手中”。

1951年10月10日，王缵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分别（3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他捐赠的文物现藏四川博物院的有字画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据档案记载，1951年王缵绪曾先后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捐赠了文物，据当时接受捐赠的工作人员孔叔苑、何域凡在“捐赠目录”别注明“精品字画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