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范文第1篇
一、复归古典：耐心讲一个好故事
虽然戏剧是有着无限可能性的综合性艺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都在探索着戏剧的可能性，但“讲故事”“讲一个好故事”“讲好一个故事”始终是话剧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而近年来的北京话剧舞台，好故事一直比较稀缺。什么是好故事？粗略地要求，它应当是合逻辑的，并且是动人的。然而，以此为标准，我们会看到：近些年，逻辑上漏洞百出、情感上虚假矫情的粗制滥造之作甚多。浮光掠影表现城市病的、鸡零狗碎纠缠于婚恋纠纷的、小情小调无病的、呵痒洒狗血搞笑的、情绪高亢但假大空的，虽然讲了不少故事，也为北京话剧市场增了温，但年终岁尾点数佳作时，却大多成了浮云。
事实上， 2014年北京话剧舞台原创剧中，出现了很多好故事和好故事素材：《枕头人》《离去》《公民》《往事只能回味》《理发馆》《罗密欧与朱丽叶》《让我牵着你的手》《海鸥》《山楂树之恋》《语文课》《红色》《长夜》。但是，上述作品有的为我们提供了好故事，有些却浪费了好故事素材。这是因为，要成就一个好故事，除了故事本身的精彩，观念、讲法、讲述者的情感态度等，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值得庆幸的是，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舞台到底留下了几个可圈可点的好故事。
在耐心、真诚讲故事的作品中，首先当被提及的是《枕头人》。这部由英国剧作家马丁 ・麦克多纳创作、中国导演周可执导的作品，于2014年4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首演。一经观众检验，马上获得“思辨者童话”、“高智商话剧”等赞誉。《枕头人》讲述的是作家卡图兰因创作系列儿童被虐的黑暗童话，而被卷入现实中效仿其童话的谋杀案的故事。在对谋杀案的追查中，不但卡图兰作品中那些冷酷的故事获得再现，而且四位剧中人的生活故事也都一一被讲述。 2013年，赖声川的《如梦之梦》曾经为北京观众带来一席讲故事的盛宴。在赖声川的连环套叙事中，可以无限循环的故事构筑了近 8小时的超长故事会，如果赖声川愿意，这个故事会可以 10小时、 20小时地延续下去。因为故事的生动、舞台的奇幻、演员表演的精湛，使观众沉浸在《如梦之梦》提供的再现人生、宿命的故事中，完全不知疲倦。如果说，《如梦之梦》已经在追求讲故事技巧上令人叹为观止的话，《枕头人》则再次突破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在故事的心理深度、机巧性、多义性与风格的一致性上，《枕头人》创造了新的极致。除了卡图兰童话之中的故事，剧中人物的故事同样黑暗惊悚：包括卡图兰和哥哥迈克尔被父母作为不同试验对象的童年故事，卡图兰杀害父母的故事，迈克尔效仿童话杀害儿童的故事，执警埃里尔童年受虐的故事，警探图波斯基失去过孩子的故事等。从文学构思角度，这样一个与童年记忆、仇怨心理、谋杀行为等要素相关的故事，无疑会非常富于戏剧性;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讲述方法，又有着天然的巧妙，在作者缜密设计下，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剧作家对这个讲故事过程的沉醉与享受。讲故事，在《枕头人》是第一要义，因为提供的是有趣味、有意味、有情感冲击和智力含量的故事，这部剧作才回到构思、回到语言、回到演员，回到了这些单纯的戏剧要素，并获得了成功。
《离去》也是一部忠实于讲故事的作品。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年度重头戏， 2014年 5月，王晓鹰导演了这部改编自美国剧作家奈戈 ・杰克逊原作的剧作。从《萨勒姆的女巫》到《哥本哈根》，王晓鹰导演的外国剧作历来以选剧本的眼光和准确解读见长。《离去》是一部有情感温度的戏。长年演绎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并获无数殊荣的演员埃略特 ・布莱恩，临老患上了阿尔斯海默症，常常在生活中的“我”与戏剧角色之间迷失。因为同样有三个女儿，他常常错把自己当成李尔王。而因为父亲的病，三个女儿需要在家庭生活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角色。她们虽然因此产生了一些矛盾，也暴露了某些私心，但小女儿最终选择守护父亲，却是一个温暖明亮的结局。事实上，这部作品与其叫“离去”，不如叫“归来”。因为它讲述的是情感回归的故事。作为一部传统现实主义话剧，《离去》采用的是顺时推进的叙事方法，舞台上发生的故事完全按照自然时序节奏进行，没有间隔、没有插入、没有中断。这是因为，剧作并未致力于结构创新，而是以人物、情感为重心，力求发挥戏剧的动情力量。通过故事打动人，是《离去》耐心讲故事的起点，也是其目标。
此外， 2014年底，国家话剧院两部跨年戏，也都表现了对讲故事的尊重。其中，王晓鹰导演的美国当代著名编剧约翰 ・洛根的作品《红色》，虽然不以情节结构为最大看点，但有着与《哥本哈根》相似的“解谜”意图。剧作家试图通过历史假想走进主人公罗斯科的精神世界，解开西格拉姆壁画毁约与罗斯科自杀之谜。李宝群编剧、查明哲导演的《长夜》则更为全心全意地讲故事。本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故事结构方法，围绕嫂子召集亲朋聚会、虎子出狱、八年前事故问责、 “月儿楼”的卖与留，嫂子的情感选择等，《长夜》严格遵循“三一律”原则，圆满完成了对以嫂子为主人公的进城务工人群生活经历、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的再现。
我们知道，“三一律”能够保证矛盾冲突的集中、尖锐，便于完整故事的展开与完成，但同时它对一天、一地、一事的限制，有时会妨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因此而成为一种艺术桎梏，在现代主义戏剧反古典主义进程中，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枕头人》、《离去》、《红色》、《长夜》等致力于讲述完整故事的作品，却在创作方法上不约而同向“三一律”复归。虽然《枕头人》的故事环境依次为审讯室和囚室，但地点都在警察局内;虽然《红色》的故事并非一天之内完成，从人物对话中我们获知它有两年的时间跨度，但人物、地点的一致与矛盾的惟一，让观众几乎忽略了故事时间，从而产生“两年如一日”的心理认同。无论出于相似的初衷还是仅仅缘于巧合，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这些精心讲述完整故事的作品，都表现出向古典主义美学回归的倾向。事实上，只要艺术家在真诚地经营一个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追求情节的完整、矛盾的集中、主题的明确、节奏的紧凑。
在一个娱乐至上、动人的好故事相对匮乏的戏剧时代，这些复归故事、复归古典主义美学方法的剧作格外令人惊喜。它们是浮动中的稳定、喧闹中的安静，以一种踏实和坚定守护着话剧的魅力。
二、聚焦潜台词：传达一个好观念
除了经营完整故事， 2014年的北京原创话剧中，还有很多讲述散点故事的作品。北京人艺的《理发馆》《公民》，总政话剧团的《兵者，国之大事》、台湾剧团的《往事只能回味》、黄盈编导的《语文课》等。这些作品或以时代精神为重点，或以特殊人物为中心，或以集体记忆为着眼点，试图通过故事传达一个观念。虽然从整体上看，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以表达观念为目的，所有的故事也都会服务于某种观念的表达，但秉持不同艺术理想和审美术风格的艺术家，在对于观念与故事、观念与人物的关系的处理上，难免存在差异。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中，经营完整故事的剧作，故事多大于观念或与观念并行;而讲述散点故事的作品，则多表现出观念大于故事、大于人物的倾向。
通常，每部剧作都由表层和深层故事构成。那些隐含在表层故事之下的深层故事，就是它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情怀或意义。而“戏剧永远是一种对意义的寻找，又是一种能使意义变得对别人有意义的手段”。[2]
一般来说，一个有意义的观念首先源于问题意识。
就“问题意识”而言，出现在 2014年 10月北京话剧舞台上的，由王宏、李宝群、肖力编剧、宫晓东导演的《兵者，国之大事》，在当代军旅话剧发展历程上可谓是一次突破。因为题材的特殊性、鼓舞战斗精神的特殊作用，军旅话剧历来以“歌颂”见长，将铁血精神、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即便批评军营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也多和风细雨或打球，非常注意分寸的把握。《兵者，国之大事》一反军旅话剧常见的歌颂姿态，转向对军营现实问题的勇敢“暴露”。一场不设预案的多军兵种远程联合对抗演习，能否在未来战争中经受实战考验？和平时代“演习如演戏”的积弊，何时能够肃清？在我们高喊强国梦、强军梦的当下，是否该将实战能力作为出发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兵者，国之大事》不但以题材的当代性、现实性、新锐性见长，而
且以极强的问题意识，展现了当代军营中观念对立、情感矛盾、利益分歧的现实，提出了“忘战必危”、“真打实备”的警示。较之于同样聚焦“问题”的《“厄尔尼诺”报告》《这是最后的斗争》等，《兵者，国之大事》更为勇于直面现实。总政话剧团能够排演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又能够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代主流戏剧的戏剧观念更为开放的证明。因为好的观念，《兵者，国之大事》必将成为军旅话剧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作为精神产品，一部话剧的永恒价值往往体现在高于问题的情怀上。在此意义上，《红色》是 2014年最具情怀的作品。一如《哥本哈根》在讨论科学问题时超越了科学问题，《红色》在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中也远远不止于艺术本身。这部只有两个人物、充满智性辩驳的剧作，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丝毫不让人感到乏味，哪怕它争论的那些关于艺术创作法则、艺术家的悲剧精神、艺术品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等问题，离非艺术家观众的现实生活那么遥远。然而，这些讨论不但处处闪耀人类智慧的光辉、挑战想象力的极限，而且有关于困境中的挣扎、何留何舍、活着的意义的追问，它们严肃、深刻，超越一己之悲欢，站在了面向永恒的精神高度上。因此，在精神广度与思考深度上，《红色》成为 2014年北京原创话剧最重的色彩。
来自台湾的《往事只能回味》是 2014年一部值得铭记的戏。这部由谢念祖导演，王伟忠、田浩江主演的怀旧之作，是北京大院与台湾眷村两地孩子各自的成长记忆。通过讲故事、唱老歌等充满温情的回顾，剧作复现了特定时代的民间生活。虽然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北京大院的孩子与眷村的孩子成长路向不同，但是，无论政治斗争多么严苛、政治教育多么有影响，在那些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成长经历中，总有共通话题与相似记忆。那些收听“敌台”的趣事，对各自“哥哥”的追随与仰望，“”与“解放大陆”的理想，“当兵”的意义，对流行歌曲的理解无论在北京大院还是台湾眷村，都是孩子们每一个成长阶段中，相互对应的成长记忆。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既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也是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虽然作品没有着力于完成一个完整故事，但两位主人公轻松自然对谈的方式，回忆中复现的童年生活、少年时代、青春瞬间，无不充满生活情趣。它们散发着陈年老酒的醇香，温润厚重的气息令人沉醉。《往事只能回味》可贵之处在于：讲述这些富于趣味的故事，不完全出于猎奇的需要，也不仅仅沉湎于怀旧情绪，它们显现了人生和人本身面对的日常真理。一曲邓丽君的老歌“往事只能回味”，传递的是一笑一叹间只可意会的人生况味;而在规避政治话语后，童年、青春、责任、理想，这些关键词则殊途同归，在人类共通记忆的终点上撞出火花。《往事只能回味》的温情回眸，让我们看到了朴素、真切、深情以及超越，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情感和精神品质。
因为集中的矛盾冲突、提取的人生片段、浓缩的情绪情感，舞台上演绎的喜怒哀乐便在对日常生活的复现中同时实现了某种超越。观众走进剧场――这个与日常生活分离的场域，自然会有体验某些超常性经验、认知某种超越性价值的需求。而一部戏剧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观众相应启示，也是检验其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虽然有时我们很难断言在一部话剧作品中故事与观念孰轻孰重，因为它们都是成就佳作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时候，好故事易于包含好观念，《枕头人》、《红色》、《往事只能回味》等都是范例。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好观念未必总能找到好的故事载体，《理发馆》就存在这种遗憾。
2014年8月，北京人艺推出的由宋凤仪、李卫编剧，任鸣、王鹏导演的《理发馆》，就未能在故事和观念上获得统一。《理发馆》想要传达的核心观念是义重于利。为此，作品设计了老华侨倦鸟归林叶落归根、老邻里你谦我让互助互爱、年轻人情深意重自强不息等故事。显然，承继老北京的人文传统、弘扬新时代的北京精神，是剧作家的深意所在。在金钱至上倾向严重、人情道义淡漠的消费时代，《理发馆》的精神指向无疑极具价值，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因为缺乏一个好故事、缺乏具有生活实感的人物，《理发馆》的观念价值并未获得最大意义的发挥。
初听《理发馆》这个剧名，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茶馆》。一方面因为理发馆与茶馆同是三教九流出入之场所，易于描摹世态人情;另一方面则因为以北京人艺为基地的“京味儿话剧”，从《茶馆》开始便形成了写小人物、众生相的专长，《理发馆》亦当接续“以人带戏”的传统。《茶馆》为什么好？首先因为它有人物。老舍说：“不管灵感来自人，还是来自事，你必须写出人来。 ”[3]老舍笔下，人物不是时代符号，他们是活跃的、与时代变迁痛痒相关的、有生命疼痛、灵魂震颤的个体。并且，《茶馆》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虚设的，他们都是带着使命出场的。无论刘麻子、吴祥子、二德子、小丁宝，每一个人物的身份、经历都不可小视，都有着时代的、阶层的、生活的印痕。 “《茶馆》里的人物，有时只说那么两句话，观众觉得他们还像个人，就因为我知道他们一辈子的事情，而只挑了一两句话让他说。 ”[4]因此，《茶馆》里，没有人是“打酱油的”。
然而，对《理发馆》抱着《茶馆》式期待的观众失望了。因为《理发馆》将人物变成了观念符号，在观念笼罩下，牺牲了人物的性格光芒。剧中主要人物，既缺乏历史又缺乏现在，虽然他们似乎都有“历史”，也都活在“现在”。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没有对“现在”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他们的“现在”也不能成为“历史”的回应。他们的灵魂没有与历史和当下构成血肉关系。无论感叹“回家好”的朱比德，还是摆家谱的理发馆老板迷糊，抑或要通过选秀节目自我证明的盲人青年光明，都成了观念的代言人。他们的性格、心理缺乏现实基础，也缺乏艺术层次。我们说，一部好戏要有人有事、人是事中人、事是人的事。而《理发馆》由于人和事分离了，整个作品便松散零乱，只靠“北京精神”这一观念串连，有大帽子下跑小人儿的滑稽。
略晚于《理发馆》的《公民》，可谓北京人艺 2014年的重头戏。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冯远征主演，只看这强强联手的格局，便当有一场好戏，何况剧作聚焦于溥仪从末代皇帝到新中国“公民”的身份转换。好创意，好观念，好团队。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好故事了。据编创者介绍，他们想通过《公民》去面对溥仪的内心，呈现一个与以往影视作品中不一样的溥仪形象。但是，除了通过青年溥仪与老年溥仪的对话，显示老年溥仪对自己以往特殊身份的留恋外，《公民》更像一部个人秘史，让溥仪生命中的五个女人一一亮相，并多处说明溥仪性无能。即便有限的溥仪内心的自我辩驳，也流于轻浅。依托于类似个人秘史的故事，因为意欲更多呈现溥仪人生经历，对溥仪的生活只能给以走马观花的观照。因此，“公民”的好创意、好视角并没有为剧作带来应有的心理深度。剧作仅仅在青年溥仪对老年溥仪的嘲讽、周围群众对溥仪的好奇与旁观中，完成了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身份转换。而在很多值得玩味的情节上仅蜻蜓点水，譬如溥仪以公民身份参加选举投票、以游人身份参观故宫等，都是非常有戏、非常可以做戏的地方，但编创者在这里没有继续深入。于是，溥仪的精神蜕变就变得太轻易，少了时代转变时这个有特殊身份的个人所经受的灵魂撕扯。因此，《公民》虽有好创意，但故事过于散点，又不自觉钟情于生活“秘史”而非溥仪的 “心灵史”，只好缩略了大情怀。
仅就传达一个好观念而言， 2014年北京的原创话剧可谓有得有失。在故事与观念之间，很多作品未能做到水融，常常存在观念大于故事或者剧作意义未获得召唤的现象。
三、克服无聊：寻找一个好讲法
好故事、好观念自然是好的戏剧作品产生的前提，不过，作为需要从案头走向舞台的综合艺术形式，除了讲一个好故事，对于戏剧创作者来说，如何将故事讲好也是题中之义。比起好故事、好观念，好讲法与好呈现同样重要。 2014年的北京原创话剧，出现很多使用了好讲法或好呈现方法的作品，无论在青年导演的创新尝试中还是重释经典领域里。
黄盈的《语文课》是 2014年小剧场话剧中一部有趣味的作品。剧作没有提供完整故事，而是用拼图手法，将发生在语文课上的各种故事集合在一起，勾勒了中国语文教育的面貌。背诵古文、划分段落、总结中心思想、写范文、戏弄老师如何将这些冲突性较弱甚至没有冲突的零散故事变得有趣？《语文课》的故事“讲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剧作不但回顾了我们教育经历中若干有趣的故事，而且以有趣的方式完成了回顾。舞台极其简单，除了后方巨大的黑板和地面上 7个凳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布景;道具也有限，除了鼓乐队有限几样乐器，就是观众手里的铅笔、白纸，脚下的语文书。这个作品最重要的完成方式是：以游戏的形式，带领全体观众集体怀旧。观众参与是重要的戏剧环节，能否调动观众情绪是关键。事实上，儿童观众易于调动，但对成年观众来说，如果方法不当会适得其反。《语文课》开场之初，演员让观众背手而坐、朗读课文等，确有强迫意味，成年观众多出于理解与修养配合。但是，随着剧情展开，编导手段逐步高明，通过对学写偏旁部首的回忆、台上台下词语接龙等，观众的思维被调动起来，参与热情渐高，从被动到主动，产生了情绪情感认同。以致作品接近尾声时，在场观众都能配合演员要求写下“作文”，最后带着创作的快乐或失落离开剧场。从完成度上看，《语文课》是成功的，它保持了戏剧的活力，让讲故事、听故事成为一个愉快、活跃的过程。与那些姿态高冷、沉闷无趣的话剧相比，《语文课》的价值不证自明。
彼得 ・布鲁克说：“一本书可以有一些沉闷的部分，但是在剧场里，只要有一秒钟的节奏不对，观众就会感到没劲。 ”[5]的确，对于实时的、动态的剧场艺术而言，克服无聊即成功一半。这既是新作品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同样面临的问题，甚至经典作品为此经受了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等大家大作以及大歌剧等等往往是很危险的。这些作品的文化质量可以带来最好的效果，但也可以导致最坏的结果。当呈现和诠释没有达到与剧作同样的高度，往往是作品越伟大，演出反而越没劲。 ”[6]因此，选择经典、重释经典，既是创作者的梦想，也容易成为其梦魇。如何让经典焕发出当下活力，是所有重释经典的创作者在面对经典的大问题。 2014年，经典再现或重释依然是北京话剧舞台不可或缺的版块。在这个易于产生异议的版块，莎士比亚、契诃的作品的当代解读值得关注和记录。
201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 450周年，为纪念大师，国内外戏剧界都以排演莎翁作品表达敬意。仅《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即有国家话剧院田沁鑫的“中国版”、三拓旗剧团的形体剧、英国 TNT剧团的尊重原著版等同时在 2014年的北京舞台上演。其中，田沁鑫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本年度重释经典中最值得关注的作品。
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背景被置换到当下中国，罗密欧与朱丽叶变身为北京胡同、两个大院里有着摇滚味道的时尚青年，爱情悲剧以喜剧化方式呈现。这个设计过分大胆，难免不让人为田沁鑫这个喜欢创新的导演捏一把汗。因此，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受到一些质疑与诟病。但是，走进剧场，经典的当下价值却在闪光。简单的舞台，只有左右对称的代表不同院落的铁架和舞台后方的铁门。开场群架、音乐、热舞等，使舞台瞬间成为一个燃烧的小宇宙，辐射到、灼热着每个在场者。一个悲情的故事，因为加入当下流行元素而极具喜剧性，笑点无数。摇滚神父对于男女主人公爱情乃“生命科学”的解释、康花花乔装入罗家送信时使出浑身解数、欲脱衣时罗密欧对朱丽叶“怎么这么事儿呀”的责怪、婚礼游戏中未交换戒指便被允许“直接亲吻你的新娘”等片段，都是引起现场阵阵爆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部欢乐的戏剧。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燃烧爱。喜剧手法的运用淡化了家族宿怨的沉重与这场爱情的悲剧感。即便剧作尾声，两个殉情的年轻人并排躺在白色床榻上，也无法即刻将观众引至悲剧情境中。这恐怕是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大的不同。可见，悲剧感恐怕不是田沁鑫在这部经典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她要表现的应当是一种纯真与勇敢、一次承诺与担当。观众走出剧场，收获的不应当是悲情，而应当是钦佩，甚至向往，对一场真挚的、投入的、纯粹的爱情的钦佩与向往。而这种钦佩与向往就是最富当下意义的启示。当下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爱、怕伤害，以致纯情纯爱渐少，计算、衡量渐多，而剧场中，那些极易体察的电光火石、极易被打开的情感记忆、极易产生的心理共鸣，彰显了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价值。
时尚元素的加入，也是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将经典当代化的重要特征。除了殷桃、李光洁等明星演员，舞台上的彩色公路自行车，朱丽叶的黑色蕾丝超短裙、大墨镜，罗密欧的长风衣、牛仔裤，几次唱响的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都将莎翁作品改换了当代中国封面。这些服装道具颇具刺激性，音乐则起到了适度煽情作用。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因此受到诟病。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时尚元素的加入，田沁鑫的经典改编才变得生机勃勃。
出于对经典的敬意，人们并不总是乐于接受经典改编，尤其大幅度改编。然而，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典改编已然成为当地话剧的一股潮流。这一方面源于原创的
着生命热力的年轻人，在不顾一切地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因为经典自身的多重阐释
空间。虽然无论林兆华改编的《哈姆雷特》《樱桃园》，还是孟京辉拼贴的《放下你的鞭子 ・沃伊采克》，或者李六乙重构的《雷雨》《俄狄浦斯王》，都曾引起争议，但是，他们面对经典的崭新视角再次生发了经典的多元价值，甚至也会产生卡尔维诺所说的经典重读时那种初读式惊喜。因此， “虽然有些传统剧场和导演仍然坚持演出博物馆藏品般的戏剧，完全依赖原始演出的选择，但到 21世纪初，这样的戏剧演出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7]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导演总要尝试寻找新的角度、新的指向来与当下时代精神进行对话。在这一点上，田沁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成功的。
较之于田沁鑫，赖声川 2014年的经典重释就显得乏力了。《让我牵着你的手》和《海鸥》是赖声川于 2014年初春带给北京的连台戏。《让我牵着你的手》是美国契诃夫剧本翻译专家、剧作家 Carol Rocamora，在整理契诃夫与妻子欧嘉 6年间 800封情书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与其把它看作 Carol Rocamora的作品，不如说是契诃夫的作品更合适。因为这个剧本完全是书信体对白，没有过多的情节，通信中甚至也缺乏戏剧冲突。赖声川以舞台朗诵本形式将《让我牵着你的手》推至前台，男女主角的表演功力因此大受考验。遗憾的是，演员的表演或者说朗诵并不成功，那些或许是为给平淡剧情添彩的夸张的舞台腔、歇斯底里的哭喊、大幅度肢体动作等，非但没有让这出戏生动，反而让人感到情感失真。这极易让我们想起 2013年同样来自台湾的书信体话剧《收信快乐》。也是男女两个演员，也是内心独白为主、舞台交流较少，但演员表演的朴素、自然，闲话家常的亲切、得体，情感流露的真诚、适度，都令人叹为观止。那是一场贴心的交流，是一次投入的倾听。或许出于对大师的敬畏，《让我牵着你的手》看不到导演的想象力和演员的自由度，舞台上呈现的只有呆板或过火。《海鸥》更为失败。为使契诃夫这部作品更易于为中国观众接受，赖声川将《海鸥》的故事移植到了上世纪 30年代上海市郊，将剧中人名字改成汉语发音，并在剧情和表演中加入了喜剧元素。然而，这样一种移植的目的何在？它与上世纪 30年代上海的地域文化、时代风貌的内在关联是否建立或是否存在？爱爆粗口的莎莎、天真以至于无知的妮娜、神经质的文学青年康丁，这些性格被夸饰的人物，虽然产生了喜剧效果，却没有显示与当下生活的关联，也未能抵达契诃夫式的悲喜圆融世界。“一个深思熟虑的导演会避免用简单的方法让一出戏显出价值，但会尽力设法让一出戏在当代观众面前显得生气勃勃。 ”[8]赖声川试图通过移植为《海鸥》带来勃勃生气，但是，由于这种移植割断了原著与当下之间的精神血脉，便成了一个既不像契诃夫也缺乏当代性的《海鸥》。
法国当代著名导演文森特 ・考林指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剧作家所探讨的东西不会过时。 ”[9]其实，只要在重释经典时抓住其中不过时的内在价值，任何讲述和呈现方法都有道理可讲。因为克服无聊的办法不止一种，它可以是风趣的游戏，可以是动人的独白，可以是激烈的争论，也可以是引人深思的静默。
即便我们面对的不是经典，只要有好故事、好观念，再加上好讲法，它便至少可以成为佳作。而今天的佳作，谁能确定它不会成为未来的经典呢？当然，对于有真诚艺术追求的创作者而言，是否成为经典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因为他们只想在剧本、潜台词以及演员的相互作用上经营一部好作品。因此，他们才耐心地去讲故事、认真地追寻意义、尝试好的讲法。虽然有时不能三者兼顾，但他们的努力，都留在了 2014年北京话剧舞台上。
注释：
[1][7][8][美]迈克尔 ・布鲁姆.像导演一样思考[M].李淑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28、64、64.[2][5][6][英]彼得 ・布鲁克.敞开的门[M].于东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7、15、 17.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范文第2篇
古典名著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承担着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当前中国古典名著在文化传播中存在一定的“失重”问题，本文试图站在文化传播的视角，从传播要素、传播特征和传播模式以及传播启示四方面入手，以《三国演义》为例，探索中国古典名著的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化传播；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是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同文人作家相结合的创作成果。《三国演义》作为通俗文学异军突起的里程碑式作品，既往学界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着眼于它的本事来源及其影响等，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如果将《三国演义》的研究引入文化传播视野之中，不仅将扩大三国研究的领域及其学术视野，形成对《三国演义》进行新的解读的可能性，而且势必在经典文学与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学传播领域引出诸多有价值的课题。下面是论者在传播学视野下对《三国演义》进行文化把握和理论阐释的一次积极尝试，抛砖引玉，旨在引起读者的进一步研究。
一、《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大都有一个由素材积累、逐渐加工和最后形成较高质量小说文本的过程。如《三国演义》就是由说话人的底本演化而来，再经由一些文人加以润饰、考证、整理而成的。[1]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被后人争相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有其独特的传播要素。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于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因为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而被视为传播学的独立宣言。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所以叫五W，是因为五大要素的英文表述中都各有一个以W开头的词。这个模式十分简明，勾勒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的共同特征，那就是都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即传播者）、传播内容（即讯息）、传播渠道（即媒介）、传播对象（即接收者）和传播效果（即效果）。[2]一言以概之，即谁在传播，他传播什么，他怎样传播，他对谁传播，传播的效果如何。在分析了传播的五个要素之后，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着谁即传播主体的研究称为“控制分析”，对应着说什么即传播内容的研究称为“内容分析”，对应着通过什么渠道即传播媒介的研究称为“媒介分析”，对应着对谁说即传播对象的研究称为“受众分析”，对应着产生什么效果即传播效果的研究称为“效果分析”。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传播活动的第一要素和最活跃的要素。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幺”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三国演义》源远流长的传播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既有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如宋代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时期赴泰商人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作为消遣的话题，引起泰人极大兴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马一世因而指示当时负责贸易与对外关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泰文从而丰富了秦国的文化。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明代的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提到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时：“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陈叙百年，概括万事。”由此可知，罗贯中根据长期以来累积的三国故事，并依据晋朝陈寿的正史《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加上自己的所学以及对生活的体验，将有关三国的故事加以整理熔铸，编成了这部历史小说巨著──《三国演义》。至于现今通行的三国演义，大部分是依据毛宗岗本为底本，毛宗岗依据明代版本加以修订成通行本，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就是毛宗岗修订的版本。由于毛本流传已久，文字亦有许多优点，较便于一般大众阅读。因此成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尽管毛本亦有一些缺失，但是仍不减其影响力。
传播内容的通俗化、传达精神的平民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过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但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而又这样广泛地揭露出这种斗争的复杂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书也是很少见到的。它通过对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于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三国演义》刘、关、张之间团结、平等和义气的关系及其处处流露的正统思想和忠义精神，是《三国演义》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为广大人民长期传诵和学习。如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就证明了这一点。[3]也正是其传达精神的平民化这一点，为我们探究现代香港黑社会争拜“关二爷”的文化底蕴，打开了一个研究的窗口。
传播语言的口语化、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前提。《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演义，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加上一些夸大的想象，创造出虚实相参的故事。《三国演义》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三国演义》发根于正史，却更多地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能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其作品中的人物至今仍然通过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戏曲活灵活现地生活在他们原始发生的土壤里。在这一点上，世界杰出的文学巨著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同之处。《三国演义》的形成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歌德的文学巨著《浮士德》等一样，是在“行吟诗人”即民间“说唱艺人”表演传播的基础上，经由文人的整理加工才最后写就的，是由题材内容到体裁样式，广泛吸纳和多方借鉴民间“说唱艺人”传唱表演的口头传说故事的结果。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从话本戏曲到传说故事，人们对它说不尽，道不够；有关三国的历史遗迹、遗址、纪念性建筑物，均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地开发利用；有关三国的历史、故事、传说，以史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包括传记、小说、绘画、戏曲、影视等) 广为传播，起着教育和鼓舞人们的作用；有关三国的学术研究，以会议和各种书刊出版物的形式得以广泛交流，不断推动着研究的发展，并影响着一代学者；而与三国密切相关的三国旅游业也在日渐扩展，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国内外游客，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传播对象的内外拓展、彼此呼应是《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关键。受众是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接收者，是传播对象或“目的地”，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时又是传播者积极主动的接近者和反馈者。受众接受传播内容的动机是传播者首先要考虑到的，同时，受众对传播信息的反应也会传回传播者以供传播者参考。传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三国演义》的传播过程，充分体现了传播者对受众的重视。《三国演义》的读者，可以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直接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接受小说内容，其获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小说内容。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小说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版籍传播与曲艺传播，并进而对《三国演义》的文学面貌及社会地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国演义》国内的受传者人数众多，相对分散。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三国演义》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国演义》的传播者。早在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译成各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共达六十多种。各国学者都把《三国演义》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的明珠，给予高度的评价。《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第十卷“元朝白话小说”条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并认为《三国演义》是十四世纪出现的一部“广泛批评社会的小说”。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英治认为，《三国演义》是“世界古典小说中无与伦比”的作品。泰国文学学会于1914年把《三国演义》的泰文译本评为优秀小说，泰国教育部还曾明令把它作为中学作文模板。苏联学者帕纳休克翻译的俄文本《三国演义》序言指出“《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卓越的地位，它是最普及的作品之一”，“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这些权威人士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与认同在《三国演义》的国外传播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本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国演义》。
传播效果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检验和反思总结，对新的传播过程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得上，近300年来，向来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或“第一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演义》的地位却一向不是很受重视，可能是因为三国受限于历史事实，使其自由度受到局限，又因其为历史小说，故难免会有文白夹杂的情形。但不可否认，三国演义是最深入民间的传统小说，不论在戏剧、生活、宗教、甚至时下流行的漫画及电子游戏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见其历久弥新的价值。《三国演义》的价值，至少可分为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实用价值方面，由于三国演义大量描写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可说一字一句皆藏有玄机，因此有人将三国演义当作治世的兵书，商场竞争的宝典，熟读三国，不仅可以增长对人对事的应对技巧，若能活用三国，更能让人无往不利；涉世未深的青年读之，可多一分处世的圆融。因此古人有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因为三国到处都是谋略，老人的处世态度已然圆融，若再看了三国的谋略，将更加圆滑。这固然是凸显三国演义的谋略，也是着眼于其实用价值。
二、《三国演义》的传播特征
（一）《三国演义》的传播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极大。《三国演义》不仅是在传播一个故事，从深层次上来看也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因此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的“三国热”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频繁的亚洲地区，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一二十种，其中李文烈的评译本，销量已达数十万套(每套十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三国演义》也流传很广，并有多种马来文和印尼文的译本。在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三国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关羽崇拜至今还很普遍。新加坡、马来西亚曾分别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在湖南文山的《三国演义》日文译本出版后，新的日文译本不断出现，总计超过二十种，而且多次再版。如立间祥介教授翻译的《三国志演义》，1972年出版，到1988年已经印刷16次，几乎年年重印。各种译本加起来，发行量至少是几百万套。日本的《三国演义》改写本、新编本、连环画多达几十种。其中，仅横山光辉改编的《漫画三国志》，就有大小两种开本，印数已经超过三千万套，几乎等于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套，普及率之高，竟超过中国。日本的《三国》研究著作多达几十种。要论“本体研究”，应该说不及中国；但从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商战谋略等角度进行的“应用研究”则似乎比中国更活跃。日本的“三国迷”遍及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欧美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三国演义》的传播远不如亚洲那么广泛。
（二）三国人物广泛深入人心，《三国演义》传播的根基始终在民间。《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诈毒辣的事。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三）在传播内容上追求多元的典型，蕴涵丰富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三国的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已，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罗贯中要选取三国这一历史时段来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历史时段，如楚汉战争、隋末唐初的战乱、元末明初的战乱、明末清初的战乱等相对而言，都没有三国这样在多面具有典型性。在内容上有人们始终珍视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丰富的精神内容，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在相当程度上集中、融会了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后我们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识、观念心理，这正是《三国演义》数百年来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广泛接受认同，亦为最高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的原因。
（四）在传播方式上，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推动文学内涵的广泛传播。古代文学的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口头的，书面的。在古代主要是靠第一种方式，因为那时文字的使用不普及，甚至没有文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的普及和发展，书面的方式文化传播与继承，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特别是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代以来。明清小说主要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其传播对象便自然的被局限于有文化的受众群体之中。如《三国演义》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以民间艺人的口头文学形式的传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以其文字文采积极地走进文学的殿堂。进入信息时代，《三国演义》又较早与高科技结合，被传播者迅速搬上荧幕，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也能独领风骚。
三、《三国演义》的传播模式
纵观《三国演义》的传播过程，宏观上似可归为“高山流水式” 的传播模式。“高山流水式”的传播模式就是蕴含传播者思想内容的信息包括文学、音乐等作品从传播者流传开来，如泉水从山顶流下一般，其过程中吸纳百川汇成巨流，从而形成一种信息的洪流，致使传播的态势越来越顺畅并最终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的一种传播方式。而这一传播模式形成的基础就是其文本具有开放性。在它传播的过程中，众多的民间艺人得以参与进来，如参与《三国演义》传播的就有宋代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4]《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时期赴泰商人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作为消遣的话题，引起泰人极大兴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马一世因而指示当时负责贸易与对外关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泰文从而丰富了泰国的文化。
作品自身越成功就对受众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吸引读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二次创作，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充实爆满，而内容越厚重传播得就越顺利。由此循环往复，作品就逐渐成了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作品最初的成就固然重要，但更大程度是由小说本身以外的许多原因造成的。以《三国演义》为例，三国故事发生的东汉时期距罗贯中成书的元明之际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至关重要，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长年代中，人们在传述三国故事的过程中，又孳生和粘附了超过小说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内容，已经将各种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标准、人生价值观，统统熔铸在历史故事之中。到罗贯中成书时，围绕着《三国演义》已经粘附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5]这使得小说由于小说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阶层人士评价和解释三国史的意识积累，使其历史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道。
四、《三国演义》的传播启示
通过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和传播特征及传播模式的分析，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文学传播的有益经验：
首先，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象，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思索的精神食粮。三国历史给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后人从三国历史中得到的启迪是多方面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可以举个别人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诸葛亮这个人物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人也从诸葛亮的一生事迹中学到很多东西。诸葛亮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为历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称颂。唐太宗称他为“贤相”，治国“正直”，“至公”，要群臣学习。乾隆《五贤祠诗》说：“端称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说：观历代“秉事君之节，具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术”者，唯诸葛亮一人。唐、宋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都给予热情讴歌。杜甫诗称：“诸葛大名垂宇宙”。唐初名画家阎立本画诸葛亮像以后历代摹拟传瞻。至南宋摹拟像上有张栻赞、朱熹书。南宋理学家王柏仰慕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史可法等一批民族英雄，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品德无不受其影响。诸葛亮对国家对事业“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立身处事格言，影响了许多人。可以说，诸葛亮思想的积极面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它将永远昭示来者。
其次，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有利于推动文学的广泛传播。《三国演义》的顺利传播，依赖于作者采用当时人们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作，选择能使受众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众常接触的媒体等等。小说的以口语为传媒的改编传播，只在宋元时流行，之后虽延续不断直至今日的“评书”，但对于小说的传播只作为辅助方式存在，文字传播才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古代文学逐步传播开来的过程。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绘画传情、结绳记事，再到诉之于龟甲兽骨、铜竹绢帛，一直演变到纸的发明和应用，新的文学都会及时地表现在新的信息载体上。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古典文学的传播应该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
再次，传播的内容借助于鲜明的形象更容易深入人心。《三国演义》写人物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言语动作，人物精神自出，这是戏剧的手法。戏剧和电影只表现角色的言语及动作，但内心生活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度技巧。有些近代中国小说努力去学西洋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不但读来沉闷，人物的性格反而并不明确，这是不学习中国古典小说技法之故。形象一经固定就很难改变。《三国》故事的说书人，以及贯穿史事与民间传说而写成小说的罗贯中对蜀汉的偏袒有目共睹。武侠写得非常成功的金庸先生曾想过要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主角是周瑜和陆逊，次主角是孙策、孙权、顾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乔、小乔。然而当他想到这是和全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对，后果必定不佳，很快就放弃这个意图。
第四，文学的传播不仅仅通过传者及信息来实现，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有人在奏章中援引《三国演义》受到了处罚，但这部小说并未遭禁。究其原因，大概如章学诚所说：“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丙辰札记》）确实如此，演义讲史一类的小说被禁毁者显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还得到了封建政权的支持和宣扬。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类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除加强君主专制外，企图用儒家思想塑造超人的神的力量来维护统治。以关羽为例。关羽由人向神的转化，始于两宋之交，当时宋王朝岌岌可危，希望有像关羽这样“大义大勇”的神来保护它。北宋末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南宋关羽成为拯救民生劫难之神。明清两代对关羽的推崇达到极点。明政府封关羽为“武庙”的主神，与“文庙”的孔子相对应。清顺治时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后屡加晋封。同时关羽显灵保卫明、清王朝的神话不断出现，而且见于诏书之中。在封建王朝的提倡下，关羽“庙祀遍天下”。显然，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巩固和强化了人们对三国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关注。这就启示我们，作为古典文学的传播者，必须考虑到传播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如制度环境及文化背景等等，并充分利用其对古代文学传播积极推动方面的影响。
最后，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受众的心理。其中移情作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非常重要。移情就是设身处地地体味别人的苦乐和际遇，从而产生情感上共鸣的能力。移情不仅在人际传播中非常有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发展移情有利于增强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互动。《三国演义》的人物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奸就奸得狠毒无比，读者一翻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立场分明，爱憎清楚。《三国演义》在民间主要依靠说书唱曲传播，传播者大都是粗俗不文的劳动人民。《三国演义》有别于正史，“七分写实，三分虚构”，但其对民间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正史。人们对三国时代的认知，大部分来自《三国演义》，而非正史《三国志》，例如小说叙述关公温酒斩华雄，神勇的形象深植人心，很少人会去探讨，其实斩华雄的并非关公，而是孙坚。另外，有关孔明祭东风之事，正史并未记载，应为小说虚构的情节。其它虚构或者夸大的情节更是不可胜数。这固然是因为三国演义具有通俗性、娱乐性的特色，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文学特性。例如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但老百姓更多的是依据《三国演义》来认识曹操的。《三国演义》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6]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使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成都；文化品牌；启示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4］［15］［16］［17］［18］［1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游戏 经典文本 三国 文化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第一款网络游戏“泥巴”(MUD)到如今上千款网络游戏的运作，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网络游戏已经成长为一种新锐的、独特的文化势力与传媒现象，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典文本的网游化。文学艺术是沟通文化产业不同领域的桥梁，而就经典文本网络游戏在数学技术上体现的文学与艺术的融合。相对于文学电视电影改编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这种文化样态，有着历史与传统、社会与人文、艺术与审美的多重结合。
一、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
那么，网络游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对于文化，传统的文化观认为。它是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根据这种“理想的”定义理解，“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当下人们通常对这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和记忆，视为是“严肃文化”、“高雅文化”或者“精英文化”。而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在此，他把“文化”与“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从这一理解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成了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呈现的意义或价值。网络游戏，作为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来说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完美”或“永恒”，它只是这个日益繁荣的网络时代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的生活策略。
理清文化的范畴，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理解更好地对其进行相应的文化分析与实践，而事实上，今天对一种文化的性质进行适当的介定已相当困难，当购物中心、酒吧、夜总会响起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当于丹把“论语”搬上电视荧屏时，当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时，当今我们已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别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因此，如果一定要对网络游戏作一文化的归类与界定，在避免意识形态与道德论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一种新媒介的、普遍的大众性文化，是利用网络创作与操作互动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流行于青少年上网人群中的“大众文化”。
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巾认为大众文化有四个主要的特征：首先是“许多人都喜欢的文化”，其次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再次是“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最后是“实际上它是大众自己创作的文化”。从这个层面理解，大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它直接产生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环境，并广泛地摄取其他文化领域的文化元素而由大众参与创造的文化。当代中同学者王一川也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给大众文化下了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
同时，网络游戏作为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快乐和休闲的日常娱乐活动，这种网络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现象，无论从游戏的生产者或是欣赏操作者来看。都与其他当下的流行文化一样，其中的精英、经典、大众、粗俗元素兼容并蓄、并行不悖。这种融汇和拼贴，使大众文化的普适性和流行性得到增强，也正是因为这一普适性，也使它在文化市场与商业经济中畅通无阻。但事实是。“大众文化”并非只是粗野简俗，“精英文化”也未必就是高雅精致。众所周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风”原是民谣俚曲，却成了后世的风雅之师；而曾一时受人推崇的宫廷诗歌、八股文章却成为历史文化的过客。
因此。网络游戏结合消费大众的需求而呈现出来的独特文化表现形式，不断地模糊着传统艺术的分类与雅俗文化的界限，挑战着现代性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观念，表现出其作为新媒介文化独特的文本叙述风格。
二、游戏的网络叙事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都与其载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文字之于纸张，影视文化之于荧屏。
传统的文本叙事严格地区分作者(创作者)、文本和读者(接受者)三者间的关系，其中作者提供完整的叙事文本――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而读者、听众和观众则被看做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直到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介受众从单纯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文本叙事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在此，网络游戏制作者只提供了文本叙事的可能性，叙事文本需要在玩家参与的过程中去完成，因而玩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作品的“创作者”。这种叙事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媒介叙事，是一种互动的超文本叙事方式。
网络游戏里讲述的故事一开始就要求游戏者积极地参与，共同完成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这种参与不仅要求心智的参与，也要求身体的参与。因为它与其他叙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是一种交互叙事。游戏制作者与游戏者共同进行了叙事行为，而且这是一种地道的个人叙事，不同的游戏者讲述的故事版本是不同的――这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这个示意图中(表1)，圆圈代表一些场景，表示如果游戏者到达这个场景时，将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些是由游戏制作者设定的；箭头代表玩家的游戏过程，他必须由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完成某一行为之后进入另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简单地认定，圆圈表示游戏设计者，箭头表示游戏者，网络游戏的叙事就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依次展开。
这种互动叙事的技术基础是由游戏引擎控制的，它决定了对游戏目标、游戏规则、角色以及角色任务的控制。然后通过电脑的输入系统、虚拟模型和输出系统展开游戏――游戏叙事由此开始。这种由玩家通过键盘和鼠标与所扮演角色展开的互动，带来的是许多在传统单向灌输式文化中所不能感受到的，包括高度的权力欲、暴力欲等一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
在网络游戏叙事中，当玩家沿着加粗的线索进行游戏时，游戏会将故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会对不同路径给予不同的回报和奖励，或是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限定游戏的故事链，这为游戏的叙事提供了多样性。在这个多样性的任务流程中，游戏者在一个人物失败后。不一定会导致游戏的立即结束，而是有可能被导向另一个游戏分支，遭遇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情节发展。
另一方面，当游戏者选中地图上的某一路径或场景中的某一线索时，其他路径和线索便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就相应地延缓了下来。这样，游戏的地图结构就成为无限开放的并且是物理上存在的“意指链”，从而创造新的文本空间，并在这文本空间上又创造游戏的无限空间，玩家就有
可能会以令人惊讶的痴迷态度去重复玩某一个游戏。如在《三国策OLINE》中玩家进入游戏后，将与另七个玩家选择在一个地图上进行随机的君主，随机安排的城镇，随机出现的将领，使玩家的每一次作战的呈现都完全不同，这让玩家在同一张地图上重复无数次的游戏而不会感到厌烦。
网络游戏中，游戏者之间的联系既包括游戏者为展开游戏而进行的信息活动，也包括游戏者之间的其他信息活动，如进行商业交易、情感交流等。因此，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在提供语义网络、提供多重的信息体验的同时，也提供了对“主客两分”的质疑和对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审美的批判。
三、走近经典文本的网络游戏
中国文化，自古有道器之分。而作为“器”的网络游戏是如何担当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文本文化的平台?据统计，2005年在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倡导的旨在促进民族原创网络游戏的“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中，有41种网络游戏人选，其中以中国历史、神话和小说为题材的就占了28种，为68.3％(见表2)。这些文化题材的游戏或取材于中国历史。或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中国古典小说和经典武侠小说，其中涉及小说文本的就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纪》和《碧海情天》等。
什么是经典文本?“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就本文而言，“经典文本”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含义：“一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由此可见，经典文本不仅是指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存在形式上的文本，同时也代表着传统与权威的文化价值规范与力量，是一个民族、国家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
经典的文本游戏受到当下网络游戏创作者和广大受众的青睐和追捧，也是由于其作为大众文化和文化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可能性。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文化生产的商业运作等，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中得到发掘与拓展”。于是。为追求文化产品最大效益化，追求受众的“大众化”，就成了当代文化、文学在文学市场化中的必然趋势与选择。中国经典文学文本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元素，为网络游戏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短短几年时间，网络游戏制作从起先的模仿日韩到立足本土，文化产品创作的策略快速的转变，这都缘于经典文本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元素：
首先，经典文本历久弥新，内容包罗万象，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在互动媒体进入日常生活的今天(如卡拉OK、Flas制作、博客论坛等)。作为其中的网络游戏文化最根本的核心也离不开“互动”，这种互动参与感让深深留恋于经典文本的人们审美理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试想，当你在三国乱世间引领无数的英雄跃马于黄河激流。或在武侠的世界里与娇女红颜共同演绎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时，你是否有一种久违的满足和感同身受的呢?消费时代人们对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潜意识需要，和对欲望、梦想、幻觉的消费在此得到了释放。
其次，经典文本中蕴含的精神品质，深入人心，已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经典文本中所体现的“释”、“儒”、“道”精神，和其中的仁义情怀、武侠文化等均来自于厚重的民族文化沉淀，是几千年民族精神传承的最终呈现。应该说，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无法脱离于经典文本中的精神内涵而自行存在。网络游戏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选择。在泛道德化的今天。得到了人们内心某种共有同情感的认可。传统的文学研究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这种恒久文化价值取向不能被当下所解构，在市场化的今天它仍深深地蕴藏于一个民族的内心。于是，网络游戏人物与故事在游戏者的精神深处便有了真实的存身之处。
再次，经典文本是文学精英(大师)与民间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世事变迁，在经典文本不断地超越时代困圃的过程中，它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和历经了无数阐释范式后，已不再只是单纯从属于创作者个体化的东西了，这种文化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中经历着自然选择与升值(或贬值)的过程。经典文本是精英文化元素和俗文化元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它使两种带有明显阶层的文化划分主张得到了适当的融合。如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小说，其笔下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就借用了很多民间传说――“借东风”、“草船借箭”、“关公显圣”、“曹操七十二疑冢”等，而这些素材在历史传记《三国志》中都是没有的。也正因为网络游戏文化中包含着经典文本中“精”与“俗”的文化元素。人们往往能从其中更真切地领悟历史的述说、寻找到其对应的力量与智慧、体会着对既往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
最后，经典也意味着重复的合理性。经典文本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最终得以留存的文化精髓，在历经岁月之后它仍然保存了其独特的稳定性。经典文本克服了时间，在时间中持存。保持着跨越时代的相对同一。同时，网络游戏作为文化产品，需要不断地寻找其创作的新意与方向，而立足于经典文本能使网络游戏题材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一方面走出了因作品原创构思的难度所带来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因其行为的单一性而陷入的无意义状态。
四、为何偏偏是“三国”?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传奇时代，群雄并举，三足鼎立，一直以来让后人为之感怀神往――奔放的义气豪情、凄婉的爱恨忠叛、绵延的征战杀戮、不断的合纵连横。其中，武功与策略的碰撞交融，民族和疆土的分合变迁。跌宕起伏的三国历史构成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于是，作为媒介文化的网络游戏，自然不会忽略这个极好的素材。如今开发的“三国”主题网络游戏多取材于中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通过借助名著的资源，为网络游戏作品找到了一个“文化寻租”地。《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具有深层次的本土文化根基。因此，有关经典的故事与人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常识性东西。也就是说，“三国”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一般人对他们的理解已经固化；这些经典中的故事和人物成了人们意识之中的“刻板成见”，在日常生活中，它们通常成了我们进行相互交流的文化背景而存在，扮演着人们的“前理解”结构角色。这种“前理解”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桃园结义体现着仁义、温酒斩华雄展现的是英勇、吕布杀丁原是叛逆、貂蝉是美人计的化身、《出师表》表现
的是鞠躬尽瘁……三国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教育意义都已经固化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共同的意识形态。
从游戏设计的特质来看，“三国”的历史特点至少符合游戏设计的三个主要要素。一是混乱的世界，更易突出英雄般的主角。与凭空捏造的混乱世道来说，历史真实的乱世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二是历史文学范本提供了良好的人物原始模型。这些人物可以提供给游戏创作最直接的素材，以这些人物事迹来作为游戏的卖点。会比单独创作的事件更加吸引人。三是这一时期的时间承前性极强。与上古神话的连接可以给游戏很大拓展空间。针对网络游戏，这一历史时期还多了一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众多的经典战役和人物可以不断地在游戏中更新推出，这让游戏的更新设计变得更加的简单和直接。
在“三国”题材网络游戏的开发上，其价值倾向和表现方式趋于多样化，在角色扮演、策略、战棋等众多的游戏类别中，有两种游戏的创作风格比较明显。一是怀疑传统价值和权威，采取嘲弄、挖苦、颠覆、解构的态度戏弄一番的后现代解构主义风格。他们往往反映的是一个当下社会里时尚青年的人生态度和乐趣。“我一看到这些词就心烦”，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随笔上列举了一串名词――“崇高、精神、凡高、莫扎特……”这样的表达代表了社会中一部分人对于文化和娱乐的一种心态。如日本开发的三国志系列网络游戏――《office三国》，三国人物设计有漩涡鸣人、大蛇丸、鹿丸等，日本的名剑草剑、忍着护额也成了三国利器，而更离奇的是玩家有被UFO绑架、AV女求助等搞怪任务。而在《QQ三国》游戏中，有个道具的名字竟然叫三锅头，玩家可以穿着熊猫装和海盗装驰骋三国大地，而获得七夕情人节套装更可以让嫦娥爱上貂蝉。这里体现的仅仅是将经典作为文化的资源和文化记忆的基因库，作品与经典的相关性只是表现在框架和人物的符号层面，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事情节以及所叙述的故事的方方面面都与经典作品无关，或者处处表现与经典不同的嘲弄解构特征。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三国演义》;兴趣 ;哲理;语言;诗歌对联;评价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古典名着之一,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巅峰之作,被选为中学生必读的课外读物。如何引导学生爱上《三国演义》,真正走进《三国演义》是摆在中学语文老师面前的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引导。
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阅读兴趣是最好的语文老师,是学生持续、深入阅读的内因条件。《三国演义》这么优秀的文学名着吸引学生的眼球自然不难,但对于文言文基础较差的初中生来说,也并非易事。笔者认为可按照以下的原则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① “浅近”原则。即所选内容相对浅显,且为学生熟知。为此,语文教师可引导学生收集并演讲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如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这些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生爱讲,能讲,讲得相对会好些。②“直观”原则。让学生听听《三国演义》的相关音乐,看看《三国演义》的影视画面,更加直观地接触名着。③“悬念”原则。教师给学生讲三国故事时,要善于设置悬念,在学生面前卖点关子,这样往往能吸引学生对小说的关注。例如笔者给学生讲《火烧赤壁》的故事,讲到“周瑜万事俱备,可大冬天哪有东南风呀?”时,戛然而止,并说:“想知后事如何,自己去读《三国演义》四十九回。”第二天,大部分学生能通过阅读原着揭开悬念。
二.引导学生学会从哲学的角度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的向前发展如滔滔洪流,无可阻挡。《三国演义》的开篇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结尾句“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 前呼后应,形成一个整体。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站在哲学的高度把握三国故事情节发展的大趋势。例如第三十七回中写司马徽得知徐庶向刘备荐诸葛亮后,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言罢,飘然而去。对于这个细节,如果教师引导学生站在哲学的的高度来理解就一点也不难了。司马徽似乎已经预见汉朝大势已去,诸葛亮虽然能得到刘备的赏识,可惜他辅佐刘备逆历史潮流恢复汉朝,注定是徒劳。再如第一百一十九回写诸葛亮的接班人姜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与魏国大将钟会谋反失败,仰天大叫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身亡。笔者针对这个细节,给学生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姜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学生的回答各异。有学生说是姜维太大意;有学生说是司马昭太厉害,也有学生说是姜维逆天而行,注定要失败。这时,笔者不失时机地引入哲学的概念即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进行引导分析:姜维只是外因,而蜀国的君主刘禅才是事物发展的内因。姜维只能改变之,而不能决定之。这时就有学生附和:“刘禅是滩烂泥,扶不起墙的,姜维纵有天大的本事,有没法阻止蜀国灭亡。”可见学生已经能站在哲学的高度去认识三国的现象了。
三.引导学生欣赏其精美、简洁、形象的语言
《三国演义》的语言半文半白,明快简洁,雅俗共赏,而且善用比喻、夸张、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读起来琅琅上口,让人回味无穷。话虽如此,但也有不少初中生反应《三国演义》的语言很深奥难懂。分析起来原因有两个,其一,这部分学生的文言文基础较差。其二,学生没有真正发现其中的语言美。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应该采取如下对策。① 开展“读《三国》,品语言,学修辞”的学习活动。笔者曾让学生找出能体现《三国》语言精美、简洁、形象的选段,并从修辞的角度赏析。有学生就找到了第一回的两处人物肖像描写:“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该学生的赏析:两处的外貌描写都运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可表现的是两个不同人物的不同的性格:张飞的粗鲁、豪放以及关羽的稳重、儒雅。很明显,这个学生对三国比较熟悉,回答得也不错。还有学生找到了第三十九回的一处人物对话描写。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才,非可小觑。”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
四.引导学生欣赏贯穿全书的诗歌
《三国演义》的诗歌数量多,艺术水准较高。它们或叙事,或抒情,往往是一事一诗,一人一诗,有很强的概括性。因此,引导学生鉴赏穿插于小说之中的诗歌,对理解故事情节和把握人物形象帮助很大。如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该词语言凝练,意境开阔,对三国的故事作了概括与议论。其中的千古名句“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哲理深刻,给人启迪。相信只要老师适当点拨,学生一定能读懂,而且对读《三国演义》会有一定的向往。再如写诸葛亮南征的一首诗:“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此诗概括了诸葛亮南征一事,包含了两个典故:三顾茅庐,七擒孟获。看似平淡的几句,内涵却丰富。又如一首:“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这首诗的趣味性和隐喻性很强。司马懿父子三人正好就是三马,而“槽”谐音“曹”,“三马同槽”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最后三国归晋,果真应验。
五.引导学生收集并解读与其相关的对联
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中学生必须掌握的语文知识 。与三国相关的对联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如一副写关羽的对联:上联 赤面粟赤心,骑赤兔迫风,驰驱时无忘赤帝。下联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此对联应用了颜色重字对的技巧,四赤对四青,对关羽的外貌,坐骑、兵器、爱好以及品德,都做了全面的概括与评价,显得妙趣横生,回味无穷。三国对联如此有意思,语文教师怎能不充分利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途径:① 开展“讲故事,赏名联”的学习课。笔者使用了一幅三国名联:上联: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下联: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设计了几个问题:根据这幅对联讲两个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同时说说这幅对联的奇巧之处。对联一显示到屏幕上就深深地吸引了学生,他们都说这是一幅奇联。讲故事这一环节,学生很快就完成了。奇巧之处学生也能说到,只是说得不太完整,教师随即做了补充。其实,学生对对联的解读是否完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喜欢三国对联,走进《三国演义》。② 开展“读名着,对对联”的学习课。这个活动既训练学生对对联的技巧,更培养了学生读《三国演义》的兴趣,是一举两得的事情。笔者设计了这样的题目:请根据上联对出下联(使用三国的内容)。上联: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下联: 。学生讨论热烈,气氛活跃,学生的答案也丰富多彩。如:赵子龙万人救阿斗 , 汉寿侯万里寻大哥 等等。虽然对得不是很工整,但激发了他们阅读原着的兴趣,这正是笔者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六、指导学生排演三国课本剧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习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排演课本剧就是践行该要求的途径之一。《三国演义》是中学课本中最适合排演课本剧的小说之一。小说的历史名人很多,如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周瑜等数不胜数。小说的经典故事也多,例如《隆中对》、《走麦城》、《煮酒论英雄》、《义释华容道》等等,课本剧资源极其丰富。小说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让学生当一次演员,切身体会一下人物的思想性格,对学生更加深刻地把握小说人物形象帮助很大。笔者曾指导本班学生排演了课本剧《隆中对》,学生写剧本,挑演员,琢磨演出表情、动作,这一过程有助于他们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演出完之后,教师进行了一项调查,所有的演员对自己的角色人物思想性格有了更深的理解,同学们阅读《三国演义》的热情骤升。
七.引导学生跳出《三国演义》评价小说及其主要人物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学生对《三国演义》有一定了解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跳出《三国演义》,对该书及其主要人物发表议论,表明自己的见解。如:你如何看待蜀国的灭亡?你喜欢刘备还是曹操? 你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何评价?你觉得作者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是否带有感情取向?笔者曾经上过一堂“你我话《三国》”活动课,学生发言标新立异,十分热烈。有的学生认为诸葛亮太愚蠢,为什么不自立为王?有的学生认为曹操很伟大,不应被作者反面化。真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应把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跳出原着,发表见解,这样既可以激励学生深入阅读原着,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
笔者认为:“名着阅读要从孩子抓起。”被称为明朝“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是我们中学语文教师推广名着阅读的首选着作之一。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开始,不同角度,全方位的引导学生走进它,深入它,最后跳出它,并评价它。这需要我们语文老师坚持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