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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范文第1篇

有一阵子常常听到村上春树这个名字,我这个从来不看畅销书的人竟然也问我儿子:“村上春树哪一本书最有名?”我儿子说:“好像是《海边的卡夫卡》。”于是我就买了大陆林少华的译本,但一直摆在书架上,从来没有翻过。

去年北京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来台湾客座,在随便乱聊中,他提到了日本的左翼评论家小森阳一教授,说他写过一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我有一点意外,没想到这本书会引起这么著名的评论家的注意。不久我到北京,王教授介绍我认识本书的中译者秦刚先生,承他送我一本。我抽出时间来看,原本想大致翻一下,没想到欲罢不能,竟然一口气读完,一本文学评论的书籍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真是太神奇了。

小森阳一教授告诉我们,日本的政治宣传技术如何与商业媒体结合,运作出惊人的畅销纪录,并以此麻痹社会人心,让他们在充满问题与焦虑的情境下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这种做法,我以前在台湾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但看到小森教授的精细分析,我才恍然了解,现在的政治操作原来可以如此的精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这样严密设计的作品,要把它的每一点布置一一拆解,让它大白于天下,并让许多人看得懂,这实在是非同小可的工作。这需要极大的耐性、丰厚的学识,还有极清晰的文笔。要是我,我才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去仔细梳理这样一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然而,小森阳一却为它花了两年的工夫。他在中文版的序里说:

然而,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责任所在,并且令责任者承担了责任之后,才能得到不会令同样事态再次发生的确信。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人类近代社会中,难道不正担当了如此的职责吗?因此,我要对《海边的卡夫卡》进行批判。

这一段话让我深为感动。一个关怀人类前途的评论家,不只要推荐好书,还要指出蓄意欺骗的作者如何罔顾人类正义而玩弄读者。小森阳一这么义正词严地强调小说的道德性,真如空谷足音,让我低回不已。在文学已经成为某一形式的游戏与玩乐的时代,连我都不再敢于严肃地宣告文学的正面价值了。他的道德的诚挚性始终贯注在我的阅读过程中,让我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这种道德性之外,作为一个左翼评论家,小森阳一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任何艰涩的知识和复杂的小说,在他笔下都可以成为井然有序、易于阅读的文字,让我们好像在享受获得知识的欣喜。譬如在第一章里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第二章里他对伯顿译本《一千零一夜》里所蕴含的强烈东方主义色彩的揭露,第三章里对夏目漱石小说《矿工》与《虞美人草》的解说,都非常吸引人。在第五章里,他把《海边的卡夫卡》和战后日本社会联系起来,对一直企图逃避战争责任的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让我这个对历史不是毫无所知的人,都有突然憬悟之感。我第一次感觉到,小说评论是可以和知识传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海边的卡夫卡》的意识形态倾向,秦刚的译者序和小森阳一的两篇序都作了简要的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我想以小说中的一两个情节为例,以最简明的方式呈现小说想要把读者引导到哪个方向和哪些心态上。

小说的主角田村卡夫卡,四岁时母亲带着姐姐(养女)离家出走,父亲不理他,像个孤儿似的成长到十五岁,这时候他决定离家出走,独立生活。他从小被父亲诅咒,说他会“杀死父亲,同母亲和姐姐交合”,他一直身怀恐惧,但心中却又受到诱惑。离家后他到了高松市,找到了甲村图书馆,每天在那里看书。图书馆的负责人佐伯虽然已年过五十,但仍然容貌美丽,身材苗条,身上还可以觅出十五岁少女的姿影。田村少年既把佐伯看成他的母亲,又每天迷恋她的身影。终于有一天晚上,佐伯以沉睡状态来到田村的房间(也是以前佐伯和她的情人幽会的地方)和他发生了关系。后来,在田村的恳求下,佐伯以清醒的意识又和他同床两次。这样,田村就拟似“同母亲交合”了。

这件事发生后,佐伯就不再有生命意志,她在死前跟别人忏悔说:“不,坦率地说,我甚至认为自己所做的几乎都是错事。也曾和不少男人睡过,有时甚至结了婚。可是,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稍纵即逝,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唯有我所贬损的事物的几处伤痕。”

这样,这一桩拟似“母子交合”的责任就由佐伯承担下来(因为她贬损了事物,败坏了世界),她必须死,她也就死了。而那个从头到尾对佐伯充满性幻想的,又一直把她假设是母亲的田村少年却一点责任也没有。

另一个例子是田村少年和樱花的关系。樱花是田村在到达高松的旅途中认识的、比他年长的女孩子,像姐姐一样的照顾他。田村也一直对她充满了幻想,有一天在梦中了樱花。在小说结尾时,田村打电话跟樱花告别,这个情景以这一句话结束:“‘再见,’我说。‘姐姐!’我加上一句。”

最后加上去的“姐姐”这个称呼就是有意要坐实他“奸污”了姐姐。所以田村根本不只被诅咒要“同母亲和姐姐交合”,他根本就是有意要犯这个错。他认为,只有践行这个诅咒,他才能从命定的重担下解脱出来,获得自我与自由。很难形容这是怎样的逻辑。

这样的田村却被称为是“现实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并被劝告要“看画”、“听风的声音”,就是顺着感觉走。这样就是活着的意义,不然,你会被“有比重的时间如多义的古梦压在你身上”,怎么逃也逃不掉。这是劝告人要这样的成长:既然有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重担压在你身上,你就只能左闪右躲,就只能听着、看着、幻想着(特别是性),可以这样悠游自在,而你没有任何责任,因为这些都是别人“诅咒”到你身上的。这样的人生观,只能令人浩叹,怪不得小森阳一教授决定加以批判。

最后,感谢王中忱教授让我接触这本书,感谢本书的译者秦刚先生,他为了台湾的繁体字版又把译文修订了一次,同时他的译文还修正了林少华的误译、漏译之处。当然要感谢小森阳一教授,不论对大陆的简体版,还是对台湾的繁体版,他都无偿地提供出版权。

2012/5/23

(吕正惠将他的这篇文字,上传到“脸书”。他的学生,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的黄文倩读过之后,给吕正惠发去电子邮件,讲了她的“不同想法”。)

老师:

今天下午在FB上看到,您为“人间”(按指台湾的“人间出版社”――编辑者)的新书写的关于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批判小序。我忘了是否曾跟您聊过,我自己曾在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阶段,看过村上春树大部分的作品,《挪威的森林》、《听风的歌》、《舞舞舞》、《国境之南与太阳之西》、《地下铁事件》、《约束的场所》等等,无一不读。

到现在,那些书都还尘封在书库。《海边的卡夫卡》是近作,我倒是没再追踪。一方面是后来的论文写作很忙,二方面我觉得自己大概快三十岁(也就是四五前年了)的时候,才终于想通了他的限制与问题,所以觉得可以很彻底地离开他。但对于他的限制,与突破他的限制的理解,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您分享。您也可以借此参照思考文学青年或台湾青年的相关问题,应该不会完全没有意义。

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其实重复性很高,通常是某些在人生和社会中,不知道为什么受了奇特伤害的人,说他们是俄国小说式的零余者,又不能算是。因为事实上,村上几乎很少赋予他的人物完整的身世背景和跟社会化有关系的行动。以在台湾最知名的他的早期作品,赖明珠翻译的《挪威的森林》来说,里面的男女主角就是这样。年轻的女主角受了不知道什么伤,住进精神病院,男主角则是书念得很虚无,对性和精神的实践有理想的追求,但也可以同时脚踏另一条船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偶尔,他会去病院看这个他一直暗恋的女生,但又莫名其妙的跟里面另一个女性发生关系。他们好像莫名地被什么更大的主体宰制,这种性是抗拒那种宰制的手段。这些“情节”其实只是理解村上作品之所以虚无的症状之一,我们当然可以用情节的角度来批判他。但是,如果“右翼”的势力已经太大,这种批评方式,是否反而只会切中骨架,而无法渗透骨肉?他和他的书的社会效果,反而更容易在评论家大框架的讨论中,以其反作用力成全了他们更大的发展?

所以,如果要真正“摆脱”村上,日本有日本的方式,台湾有台湾的可能。我自己觉得,像我这样曾经也算小沉迷村上的台湾读者,可能终究还是要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直接进入那些“右翼”或小文青们觉得很好的细节,或许才能达到另一种辩证效果。这些细节的吸引人之处是,提供一些非常特殊的个体和心灵的想象,不太用力的哀伤,轻如鸿毛的唯美,当然还有整天东想西想的哲学反省。这些东西对青年人都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当我们的时代,又没有确实的可供抵抗的威权与对象。这些“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又比看真正的文学作品与艺术电影,要来得容易体贴到某些脆弱的心。一方面可以轻易满足文青觉得自己也有一点内涵的自恋,二方面无论在感觉,在思考的探索可以点到为止,负担并不很大,很适合无事忙又还不懂得社会与爱的艰难的青年们,自然也包括我。

就说感觉吧,村上的作品其实不是简单的“跟着感觉走”,事实在于是跟着重复性很高的感觉走,而且还觉得自己的“感觉”与感性很多元。其实丰富的感觉,或“情感教育”,从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点王国维说过了两种类型,自不再谈。但现代社会的感觉生产其实应该更复杂,往往也要付出很高的现实代价,王安忆也讨论过,不是吗?否则马尔库塞就不会批判单向度的人了,我对这个问题有认真的思考,但在此也先不延伸。

回到村上。不要以为村上也不知道他的“问题”,他也会有严肃的时候。例如日本1995年发生举世震惊的地下铁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村上就专门为此写了两本书,从两造双方的立场,各自写了《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后一本还是纪实访问,很值得看。他企图思考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受伤了?而更关键的,那些伤害他人的“教徒”,个个高学历,又为何会采取那么极端的行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在他们的思想方式中,是如何说服自己成为一个“合理”的伤人行动者?这是真真正正的伤人肉体,没有什么精神诠释空间的,很唯物!作为一个台湾读者,我感觉,村上想借此思考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人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约束的场所》访问这些人接受教义的内涵与过程,里面也有很多并不很肤浅的哲学思考,令我印象极深。

台湾的《海角七号》,我觉得也受了一点村上的影响。男主角最后唱的歌,里面“国境之南”四字,其实正是点出村上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本小说在村上的作品中也很特别,应该可以说是极少数较有现实感的。一样是很文青式的男女主角,各自有各自活在人世中的莫名忧伤,女主角的脚有点问题,男主角则是孤独的长子。两个人是青梅竹马吧,男主角常常到女主角家去听音乐(应该是古典音乐),他非常欣赏女主角用纤细的手放入CD唱盘的样子。后来女主角一样莫名的闪人,失去了联系,男主角长大成人,开了夜店。一方面因其深懂中产阶级趣味而快速名利双收,二方面却又不断感到自己活着的毫无意义而一再自我损抑。他对家、孩子和妻子都是深爱的,但他一心念念不忘少年时那个CD女孩及其纯情时光。说到底他最终想望的,仍是生命里似乎更有精神质感与特殊性的那一面,但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呢?其实正如一路从《挪威的森林》以降,连村上自己都给不出来,连给一个象征他都不敢(当然也可以说他后现代所以不愿意给)。小说的结尾,他让这个女主人公再出现,莫名其妙地再跟男主人公谈心,仔细地观看他的身体并,再继续消失。小说最后男主人再度又陷入继续(这次是跟妻子),然而继续“反省”与“思考”自我的问题。

本来,村上的读者就不期待看到他笔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毕竟采用存在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精神及技术的村上,小说书写的意图本不在此。所以,有意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于,即使是处理的精神性、特殊性的细节,究竟精和细在哪里?感情的层次和丰富性在哪里?其实不难看出里面的破绽。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读者要“消费”他呢?在容易入口外,恐怕还有低威胁性、低变动性,一整个回应人们渴望安全感的人生吧?!

这样的文学从左翼来看,自然是落后的,但如果我们换另一种角度,想想在那样的世界里,是否有其救赎之道呢?(毕竟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够“右”了,如果人们确实因为某些社会和历史过渡,暂时“左”不起来,那能否有种再彻底先锋一点以求过渡?)我最近为了写骆以军的论文,也思考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论文还没处理完,还不能说。但同时兼读其他作品参照时,我惊讶地发现当年优秀的文青赖香吟的新作《其后》,可能涉及了回应这方面问题的视野――如果,有一些台湾人的灵魂,在历史的遗产内,就是要不断往内、往深掘,一个人的心灵内敛的视野究竟能够开展到何种程度?五月(邱妙津)是一种,赖香吟也是极独特的一种。《其后》让我对赖香吟深有好感,在长期的自伤、自省与承担本不该她承担的许多事后,她终于能对想象的五月再次谈太宰治,让五月明白太宰治也有这样的面向:

死了四五次之后,该失去的都失去得差不多了,经济上也已经不是贵族之子,租个阳春房间,自己煮饭过活,这时他三十岁,算是很迟地有了依靠写作活下去的严肃念头。带着纸笔到伊豆去写的情景,看来是连女侍也不尊重他了,但他已经能够顶住耻辱与羞愧,写出来的作品里,有这样的句子:“这回的写作不是当作遗书来写,是为了要活下去而写的。”(《其后》,页58)。

我想她想要告诉五月的,自然不是不要读书,不要心灵、感情、美、特殊性,也不是就一定要她也去上班,去变成经济人之类的,而是学习为了“活”而动到力,活绝对不只是前面那些,总该转到这样的一回合的。

村上春树曾经转折过,但他仍旧遇到了困境没能再走下去,他活了下来把事情搞成这样,自不应该,但我也并不认为,这只是村上春树一个人的责任。

文倩

(读了黄文倩的信,吕正惠有如下的回复:)

文倩:

你这封信对村上春树小说特质的描述非常精确,而这种小说对一般青年的迷惑之处也就包含在这一描述之中。虽然我只读过《海边的卡夫卡》,但正如你说的,村上小说主人公形象的重复性很高,我完全了解这种“模式”的吸引人之处。

小森阳一在书中已经指出,村上是为发达社会的青年而写的。发达社会的青年只要在成长期进入都会,都会感到十分迷惑,不知道如何面对,也不知道“自我”是什么。因此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受了奇特的伤害”,自己被抛入一个他们无法接受的“命运”之中。村上小说的“性”所以对青年有吸引力,因为青年都有性苦闷。村上小说的“性幻想”都有一点“不伦”,青年也喜欢,因为“不伦”就是反叛,他们借由“不伦之性”的幻想,一方面满足自己对性的渴求,一方面也可以在心理上“报复”他们所无法接受的这个社会。

你说,村上的书“很有哲学反省”,这也是对的。有了不伦之性,再加上这些哲学,就显得有深度,可以让青年觉得,他们已看透人生,这样解决人生问题是对的。其实这种哲学只告诉青年,你不用努力,一切都是虚无的,你只要跟着感觉走就对了。这种话谁都爱听,因为努力找自己的路实在太辛苦了。以上这一切村上都能够把它们包裹在迷人的细节之中,如果没有这些细节,村上的小说也就不能吸引人了。他确实有写畅销书的本事。

三四十年前当我自己还是青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那一代人迷恋存在主义。那时候没有村上春树,如果有,我肯定也会迷上,因为那种东西确实掌握了青年心理的要害。我并不认为小森阳一的批判可以让青年从这种迷恋之中解脱出来。小森的书是写给成年人看的,他想让成年人知道,我们不但没有为青年解决问题,实际上还为了自己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而进一步戕害青年。当然,当青年已经成熟到不再能阅读村上春树而满足的时候,小森阳一的书也可以帮助他们思考。

现在整个发达社会(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也包括台湾,因为台湾是以美、欧、日为模范的)都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恐怕很难解决。美国金融大海啸、日本福岛核能外泄、欧洲经济危机等事件之后,这种情势更明显。成年人大都知道,即使想解决也解决不了。属于既得利益的成年人也知道,这些社会问题一旦总爆发,他们一定会很惨,因此他们一定要维持现状。要保持现状就需要欺骗、麻醉青年人,因为青年人一旦集体反叛,那就很可怕。1960年代末的大学生反叛全面波及西欧、美国和日本,(并且还引发台湾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反叛运动),这种历史经验是不会忘记的。

村上春树当然是了解日本现实的,小森阳一在书中说,他看到村上的《地下铁事件》等书时,以为他要面对现实,对他颇有寄望。没想到他后来竟然写出了《海边的卡夫卡》,让他非常生气。其实村上是很有意的与日本合作,很有意的写出《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用以迷惑日本青年。他的性格基本上是保守和软弱的,他不敢承担日本的历史与日本的现实。而小森阳一就不是这样。王中忱告诉我,小森阳一并不只是一个左派评论家,他还是一个全心投入的社会运动者,他在行动上所花的时间远超过他的写作。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一个人到了某种年龄,一旦醒悟过来,就会知道,人是要靠“信念”活着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和看法,并且坚持去做,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不然一定会陷入“虚无主义”,并且认为自己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我大约十年前就觉得,福柯是一个有深度的虚无主义者,他用自己的哲学说服自己,一切都可以无所谓。因此,他迷惑了发达社会许多知识分子。我觉得福柯那种活法未必胜过小森阳一。

除了福柯那种非常具有深度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是尼采传承下来的),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内心的挖掘。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说好听一点是重视心灵,说难听一点是丧失了生命的行动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心理分析(意识流等等)。佛洛姆说,人或者to be,或者to have。前者是人逐步从A变成B,这就是要有作为;后者就是不行动,而只是拥有。佛洛姆指的是,人以各种购买来满足自己,其实人也可以用想象自己是什么来满足自己。二十世纪的西方小说基本上是走to have这条路,这种小说看久了会让人觉得很腻。台湾现在的小说也都走这条路,你说的《其后》我只看了三分之一,就不想再看了,因为对心灵的挖掘实在太多了,而且太重了,我无法再忍受。相对来讲,村上会把这种挖掘“轻盈”化、“美学”化,从而让你有一种享受感,当然会流行一时。对于喜欢这种享受的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根本不用想要改变他。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子,那就是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又能怎么样呢?

村上春树的小说在大陆也很流行,但我认为,流行的原因和台湾不一样。大陆社会在最近二三十年内发展得太快,以致大家都适应不了,青年更是无所适从,所以他们也读村上。你说,你自己在十八到二十多岁迷村上,现在已经不迷,我想大陆青年大概也如此。他们只要一旦成熟,就会体会到,村上不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大陆社会如果在十年内能往好的方向调整和发展,也许可以减缓西方(包括日本)现在已经看到的种种危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好好把握。我觉得大陆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这一点,并且正在努力,我也往这方面努力。因为看到了这个方向,我们都觉得现在活得比以前更带劲。

正惠

村上春树范文第2篇

由于村上春树用与日本传统文学语言迥然不同的笔触从事小说创作,人们向来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西化的亚洲文学家。可是,当人们探寻一个人的思想源流时,怎么可以将他与他的民族及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剥离开来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春树是大和民族人,而日本自古以来都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覆盖之下。孙树林的视角很独特,为人们解读村上春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本文即从这个角度,阐释村上春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哲学性思考。

“卡夫卡”,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十五岁少年的名字。同时,为更多读者所知的是,它是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文学大师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在捷克语里,它的意思是“乌鸦”。村上春树以作家卡夫卡的名字给自己的小说主人公命名,并且还通过少年之口提及四篇卡夫卡的作品:《城堡》《诉讼》《变形记》《在流放地》,这是否是村上想特意表明他对卡夫卡的敬意人们无从得知。巧的是,作家卡夫卡曾经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尤其对老子的《道德经》深感兴趣。

奈谋纠纯矗《海边的卡夫卡》一书中的许多意象、人物形象和情节元素都有着村上春树从老子哲学中取经的影子,下面笔者将围绕着三个方面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一、渗透老子哲学的重要意象

(一)“非常道”

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它没有名字,也没形体,而“没有形体的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它首先赋形为卡内尔・山德士(美国肯德基炸鸡店的创始人),出现在第26章及以后的偶数章中。这个“纯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性客体”对自己给出的解释是:

“善也好,恶也好,都与我无关,我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彻底施展我所具有的功能。我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客体,或者说是中立性客体。”

“我的职责就是管理世界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就是理顺事物的顺序,就是让结果出现在原因之后,就是不使含义与含义相混淆,就是让过去出现在现在之前,就是让未来出现在现在之后……”

这难道不是“道”一般的存在吗?老子的《道德经》中对“道”的描绘是这样的:

“(25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可见“道”是个先天地而生,创造了万物,并以恒久的姿态主宰着万物运行的不可知、不可感的超然存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我们暂且认为小说中的这个重要意象至少是一种不简单的“非常道”,它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整个世界情况的变更,它是故事中大事件发生的最根本诱因。

(二)水流

有人说《海边的卡夫卡》有对村上春树之前小说中的许多元素进行重复使用的嫌疑,如佐伯的形象跟《挪威的森林》中直子的性格特点非常相像,连她和爱人青梅竹马,后来爱人在年轻时就自杀离世的情节,都跟《挪威的森林》中直子、木月的经历如出一辙;小说中对卡夫卡误入的“另一个世界”的描写几乎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的森林景象雷同;与《奇鸟行状录》重叠的部分最显著的就是“水流”的意象。

在《奇鸟行状录》中,如孙树林在文章里面写到的,“水流”是“道”的化身,也是指事物运行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同时,它又是有心人通过细心观察和理性推理可以发现和利用的,所以说,“水流”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很鼓舞人心的物象,它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和指引。例如:

“你的责任究竟始自哪里呢?你拂去意识视野的白雾,力图找出现在的位置,力图看清水流的方向,力图把握时间之轴。”

(三)风

风也是村上春树小说中常用的意象。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作者同样花大量笔墨描摹各种场景下的风,如卡夫卡在森林中感知到的风,卡夫卡梦见佐伯的风,佐伯站在窗边发呆所经历的风……那么“风”到底指什么?从一些小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风已止息,无任何声响传来耳畔,感觉上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死去。我死了,同少女一起沉入深深的火山口湖底。

我发觉空气中有一种与平时不同的什么膨胀开来。异质的什么正在一点一点然而决定性地扰乱着必须完美无缺的那个小天地的和谐。我在幽暗中凝眸细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夜风忽然加强,我血管中流淌的血开始带有黏糊糊的不可思议的重量。”

“风”隐喻现实环境的恶劣性。它始终伴随人们左右,是人们成长路上的一道道障碍,它不可消除,人们要学会与其友好共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且听风吟”,不喜亦不惧。当人们逐渐学会坦然接受并适应它的时候,逆境就变成顺境,再大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四)海

“海边的卡夫卡”是这部小说中最显见的道具,它可以是一首恋曲,也可以是墙上的一幅画,这是小说中比较独立的一个时空,过去和现在在这里轮番上映,理想与现实相互交融难以分开。除此之外,中田老人也与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什么一看海心里就会安稳呢?”

“大概是因为坦坦荡荡,什么也没有吧……一望无边、一无所有的确很妙。”

所以说,“海”也是“道”,大海与大道同样都是“虚极”“静笃”的,能抚慰人心。

二、浑身散透老子智慧的人物形象――“至人”中田

中田是小说偶数章的主角。他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曾在二战期间“木碗山事件”中意外丧失记忆,这件事情影响了中田的一生,他从此没有了学习的能力,被亲人、同学排斥,只能靠领政府的救济金度日。不过中田老人也有一项过人的本领,那就是跟猫对话,利用这种技能替别人寻找丢失的宠物猫也能为他挣得一部分酬劳。

事实上,整本书读下来,人们会觉得中田是个特别可爱的老人。他爱干净,穿戴整洁,会做料理甚至可以做得相当美味,他作息规律,睡觉、上厕所都按时按点,生活习惯非常好;他似乎深谙养生之术,每日都进行体育锻炼,空闲时经常闭目养神,还会指压疗法;他谦恭、大度、宽容,开口说话总是以“中田我”打头;他还是善良的、正直的,他结束了杀猫狂魔琼尼・沃克的性命,用意志力发动天降蚂蟥以惩罚偶然在路边看到的施暴行为;他心态平和镇定,遇事不慌;他无欲无求,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感动、快乐;他坦然地接受自己脑袋不灵光的事实,却在恍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具空壳之后立志改变。

中田这个形象,一方面是作者展示给人们的一个“试验品”。试看小说的第4章、第8章、第12章,在“木碗山事件”发生之前,中田明明是一个面相白净、性格温和、成绩优秀的讨人喜欢的小男孩,可是万恶的战争彻底摧毁了他的人生,从此中田几乎成为一具废物,他再也没有能力回w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社会地位。中田是人类战争的牺牲品,作者把中田悲惨的人生陈列在读者面前,这正是对战争的有力控诉。

另一方面,尽管中田无法拥有正常人的生活,可是他也给人们展示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中田意识到自己是一具空壳之后,他毅然决定要找回原来的自我,他最终为了守护“入口石”耗尽精力而离世。这种安排既是作者对想要新生的中田的鼓舞,也体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所抱的深刻同情,这是他赐予这个形象的善终结局。

三、渗透老子哲学的种种情节元素

(一)弱胜强

老子提倡“无为而无不为”。小说中企图扰乱世界秩序的恶势力,违背自然之道,倒行逆施,最终导致阴谋的破败,正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反倒是看似弱小的弱者,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规范,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步步为营,最后终于力挽狂澜,打败了强大的恶势力,恢复了世界的原有秩序,正所谓“不争而善胜”。这里正体现了老子哲学中的反战思想和守静不争的处世之道。

(二)深睡

“深睡”的情节是村上春树小说中一道常见的“风景线”,曾在《眠》《奇鸟行状录》《1Q84》等小说中出现过。这种情节元素的设置蕴含了作者的深意:这是对胎儿在母体内深睡的模拟。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人物通过深睡的方式使得自己与众多危险、威胁暂时隔绝开来,虽然说看似在睡梦中什么也没想,可是“深睡”的情节过后,故事的发展往往出现大的扭转,这类似母体对胎儿的保护,是自然赐予人们通过回到初始状态寻找解决方案的启示。

(三)“融入”

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融入”。村上春树所说的“融入”有很多层内涵:其一,物我交融,即“回归自然”。“森林”是村上春树小说中常见的意象,随着行文的发展,人们对森林的感情由恐惧逐渐转变,开始对其怀有好感。村上春树是一名善于书写都市孤独情怀的作家,他为人们指出的出路就是回归自然,找回原始的自我。其二,“你我相融”,意即有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体验,通过“非我”认识“自我”,在“非我”中找到“自我”。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省去很多障碍,互相沟通的畅快不“就像在天上飞”吗?

四、结语

村上春树范文第3篇

生于1983年。2000年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2002年推出成名作《北京娃娃》;2004年2月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被称为“新激进分子”。自称热爱摇滚、热爱朋克精神、热爱诗歌、热爱鲁迅,以“残酷青春”书写新生代1的代表人物。最新作品为《光年之美国梦》。

我和同样抽烟的春树在上海虹桥机场新航站楼一见如故。回广州后我向对春树一无所知的张海儿推荐了这个采访对象。采访分两个部分,我保留的当然是我们熟了后畅所欲言的那部分。春树的新书叫《光年之美国梦》,希望这个访谈对她的新书销售有帮助。对了,采访结束时,春树决定加盟《新周刊》。不是我强迫她的哈,是她主动提出的。

――封新城

封新城:你以前。在很长时间里,你是被当成符号在拍,懂吗?

春树:就是,他能接受我身上那种不同的美。他不像别人,说你这里美那里美,他看到的是细节的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摄影的感觉了。

封新城:你得跟张海儿喝一瓶红酒,才放你走哈,否则你对不住刚才他这么拍你。

春树:好啊好啊。

张海儿:是她成全了我,别搞错了。

封新城: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

春树;靠!那个出版社给我安排的,要“你觉得你身上哪儿最美”的一个照片,我说我屁股还行,他们就说,好,快过来拍屁股。

张海儿:哦,早知道我先下手为强了。

封新城:吱,我先读―下你的一条博客:“吃着早餐,听勃拉姆斯,一会儿,看《生于妓院》的影评,下午去天津散步,这差不多就是我想过的生活。”――你是不是已经过上了你想过的生活?

春树:基本上,基本上。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签证特别简单。

封新城:再给你说一个网友的,他的名字叫“晚安北京2009”,他说:“第一次知道她的时候,她还在读书,听打口盘,看地下乐队的演出,大声骂人,大口喝酒。现在我变了,不再抱怨,不再愤青,想问,她变了吗?”

春树:我还是喜欢看现场演出,我喜欢过的那些乐队还是经常拿出来听,我有比较怀旧的一面,还有比较愤青的一面。偶尔我也抱怨社会,抱怨现实。

封新城:但是你到底变7没有?

春树:那要看哪儿了。我年龄当然变了呀,我的想法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是我不会认为刚才说的那样的改变是值得称颂的,也不觉得很自豪,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以前怎么就这么傻呀!这个“我”不是指我哈,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居然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在看摇滚演出上,或者是谈恋爱上,或者怎么着。过了一阵儿,觉得有进步的时候,他们走过去,又会怀念以前的生活。那种生活就像养料一样,是一条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喜欢,变了就变了呗。

封新城: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你谈的恋爱足够多吗?

眷树:不足够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我对爱情的理解,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我怎么能觉得足够呢?一个人对恋爱都觉得谈足够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封新城:你想过结婚吗?

春树:我会结的呀,但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还不够成熟呢。

封新城:这就是你们80后的特点,都多大了,还说自己不成熟。

春树:我内心不成熟嘛,这跟年龄没关系。“如果天使都像黑手党一样集合起来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了。”

封新城:把我们这期杂志拿出来,你把你那条微博读%然后给我解释一下。

春树:“当一个诚实善良有追求的成年人,在这个国家里危险极了。唯有让善的力量更强大,才能战胜恶。”――第一,因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单纯的人,被这个社会制度恨不得把你逼成坏人,比如说潜规则和送礼;如果你想一个人都不依靠,独立生活,非常难,除非你极其优秀。“唯有让善的力量更强大,才能战胜恶”――恶是有传染性和凝聚力的,他们为了追求目标不择手段;善良正好相反,善是分散的、个体的,如果天使都像黑手党一样集合起来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有希望了。《蝙蝠侠前传》里有一个人,他被蝙蝠侠选为接班人,因为他是律师,代表正义。他非常喜欢蝙蝠侠,虽然他不知道蝙蝠侠是谁,但他相信善的力量能战胜恶。但你知道吗?恶人只是给了他一个测试,一个残忍的测试,这个人立马扭头就变成了一个更坏的人。

封新城:哎,你像北京人多,还是像山东人多?

春树:我心里一直都有山东人的成分吧。我到现在都不习惯北京,我觉得老北京人讲究很多礼节,各种各样的,很多规矩,这是我最讨厌的。因为我最讨厌束缚,什么束缚我都讨厌。

封新城:山东人不讲礼仪吗?

春树:讲礼仪,但不是那种。他们讲的礼是粗放派的,喝酒啊,还有吃饭的礼仪,你帮我我帮你的;不像老北京人,有很多节日、很多规矩。你的面上得做足了,至于做足以后怎么着,那是另外一回事。老北京的这种东西。我不喜欢。

封新城:呵呵,但是生活在北京,不值得庆幸吗?

春树:不值得,庆幸什么呀!

封新城:你跟80后这些人都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吗?

春树:都认识。

封新城:大家互相喜欢吗?

春树;还行。

封新城:你觉得大家都是一路的吗?

春树:我跟你说吧,不要说我了,他们谁和谁都不是一路的,没有一个人跟对方是一路的,真的。

封新城:那你有最好的朋友吗?

春树:我有啊。

封新城,都什么性质的?

春树:与世为敌,有才华的。

封新城:什么叫与世为敌?

春树:就是他的某种价值观,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然后就是有才华。

张海儿: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嘛,嘿嘿。封新城:哈哈。那年龄上有区别吗?

春树:我没要求啊。

封新城:但实际上,你有很多好朋友年龄比你大嘛。也不一定?那好吧,从你父辈说起吧,你父辈多大年纪?

春树:50年代末呀。

封新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你最喜欢哪一个?

春树:我比较喜欢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

封新城;哦,70年代就彻底被你扔一边去了哈,说说原因吧。

春树:靠,我这一说话得罪一代人了。

封新城:怕什么啊,我要真觉得你说得过分的话,我就给你扔一边儿了,你干吗不说完呢。

春树:因为我觉得他们,排除少数精英哈,中国的大部分70年代的人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都摇摆不定,而且很虚伪,没法做到,叫什么,敢爱敢恨。

封新城:80年代敢爱敢恨?

春树:可以的,现在80后不都这样的吗?抛开这个不说,B0后很少会委屈自己。

封新城:目前来看,这几代人当中,就是80年代反而是最特别的一代,对不对?因为50、60年代很像,70年代给挤小了,90年代又还没出来,那可不就是80年代在目前最突出嘛。

春树:这都跟咱们国家的发展有关系,每个年代都太被这个东西制约了。

封新城:80后本身就是第一代全球化的人嘛。

春树:我觉得90后后生可畏呀,我特羡慕他

们。

封新城:这当然啦,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叫自我教育;过去叫什么呢?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张海儿:自我教育跟年代有关系吗?

封新城:当然有了。我们成长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构成的,那时的自我教育是什么?――自我的感悟能力!

春树:因为有压迫,所以有反抗,80后是最早反抗的一代。我认为前几代好的和不好的榜样也对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影响。

封新城: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小资是70后嘛,他们承载7这种生活方式。(问张海儿)哎,你应该有话问的,因为你应该对她更陌生,刚才她说她拍摄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俩是完全能说上话的。你说呀,接上去,或者谈你的感想,或者问几个问题。(张海儿支吾不语)

封新城:你现在最怕什么?

春树:最怕自己笨,最怕自己吸收不了新知识。现在发展太快了,就怕别人十分钟就能搞明白的东西,自己要搞十天,就是低效率嘛,就怕这个

封新城:你要效率干吗呢,你不是要生活吗?

春树:剩下的时间可以漫无目的地、心平气和地活着呀,搞成这些事情以后我再心平气和地活着呀。我特别急性子。

张海儿:你知道我刚才没办法在你那个上下文里面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很强烈的,从一开始就去概括,80年代如何如何,60年代如何如何;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关心一个人是属于哪一个年代的,它甚至不成为前提。

封新城:没有办法,我要把她拉出来,让她作为一个访谈对象,她的几个标签是完全抹不掉的。

春树:我跟你说吧,曾经有三年时间,我想抹掉,结果没抹掉。

封新城:你说。

春树: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下半年,我试图抹掉我的所有标签。

封新城:你做民什么努力?

春树:比如说不去看摇滚演出啊,比如说不再听我热衷的朋克音乐了。包括为人处事的时候,我试图让自己变得特别特别温和而淡漠,就是懂礼貌,我试着彻底融入人群,所以才找的工作――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可是后来我发现,靠,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彻底让自己存在的意义无效,也是件很难的事。还是这样吧,我就是我,也没必要抹。

封新城:你现在出来,还必须加这几个标签,大家才说,哦,是那个春树啊,否则就是村上春树了。

春树:村上春树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彻底超越他,真的,没办法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封新城:你看他的东西吗?

春树:看,以前他的书我都看过,但是《天黑以后》就没看过了。我并不讨厌他,也不恨他,但是媒体、各种朋友或者是读者,总是第一个想到他,这让我产生了总是有他在鞭策我的阴影。

封新城:你这个“春树”怎么来的?

春树:还不是当初看他的书觉得这俩字儿比较不错嘛。可是你当年喜欢这个牌子的面包,不代表你现在还喜欢呀。

封新城:所以这个你也是抹不掉的了。春树:对,除非我比他更……等着吧,看我们俩谁活得更长。这事真的是,没完了;这事只有拿作品来说话了,真的,我看他很想拿诺贝尔文学奖。

封新城:做作家这件事,你有没有什么对自己的意义呢?是不是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作家。

春树:其实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诗人,作家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太装B了的一职业。

封新城:作家和诗人有什么很大区别吗?

春树:诗人才不管不顾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作家还是得顾着点儿吧,要不你写不完这本书你就死了。

张海儿:写不完一本书就死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春树:对自己来说,是个悲剧;对别人来说,是很酷的。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以后决不能让别人觉得很酷,而自己觉得很苦。

封新城:那你也要这样。

春树:对爱自己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自己也不公平啊,自己也不能变成这个地步啊。如果这是命运的话,还情有可原,你可以把自己搞得是一个传奇,但是不要是个悲剧传奇。怎么说来着?--虽然我热爱写作,但我仍然不要为写作奉献我的全部,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这跟写作没关。

写作其实是一种负面能量,在写的过程中你的身体受到了损害,你的精神受到了损害,你再碰到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理所当然对这个旧的世界是忽略的;写完之后,你头疼脖子疼肩膀疼,朋友们都疏远了。如果是极端点的国外作家,估计也酗上酒了。

所以说,我可以为写作付出我的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让一个人忘记他本身的存在,奉献出所有的热情――那就是魔鬼的交易。作家也是很重要的,除了你的作品,没有一个人会在乎你活得好不好,因为大家只看你的作品;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要不不但自己活不好,作品也写不好。所以我不写作的时候就尽量玩儿、放松,彻底弥补我写东西的时候对这个世界造成的误会。

“这个国家缺的不是高楼,而是理想。”

封新城:你的灵感从哪里来的,和你的成长有关系吗?

春树:我与生俱来,真的!好好好好,主要是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小学的时候来北京读书,上学第一年特别痛苦,因为我说不好普通话。但是我学习很好,我们那边教得比北京早。

封新城;你山东哪儿的?

春树:莱州。我们老家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表哥、表弟、表妹,我觉得我就像公主一样生活在我们村里,后面就是山,海也不远,我真的是无忧无虑,每天就疯玩儿。一来北京我就傻了,这城市这么残酷,这么沉重,这么男性化,你说不好普通话就得被嘲笑,那时候我真的不喜欢北京。按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话来说,生活在任何一个城市,最后都是自己塑造了自己。

张海儿:当然,当然,当然。

春树:还行。我感觉我有点儿像第二代移民,我爸我妈偷渡到了美国什么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一父母来到了首都,我作为第二代移民。

封新城:你看,如果不考虑她的背景,忽略她说话的北京腔,就看她的样子’我能看到山东人的样子;她那个作风,有山东人的作风,叮呤哐当的。因为我就是山东人,我知道山东人什么样儿。你就把她当一个北方姑娘看。

张海儿:我甚至不觉得她像北方的,我觉得她很南方啊。

春树:很多人说,只要我不开口,就很像南方人。山东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很好看啊,哈哈哈,这同时夸了咱们俩。真的,你看,身高最高的,就山东人和东北人。今年冬天我回老家,在火车站,目光所及,靠,全是帅哥美女。虽然穿得衣衫褴褛,可全是帅哥美女,当时我就恨不得拍照,偷拍。而且那种美跟南方人的美不一样,南方人的美,骨骼很清秀:北方人的那种美是特精神、特利落,你看着就觉得特放松、特信任。

有一个人分析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和以前年代的人的不同,说这年代的人其实也挺关心政治和时事的,但是他们第一是站在批评者的角度,第二,要是让他们去做,又往往会退避三舍;以前年代的人就恨不得自己冲上去当总理了。真的是,现在的人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封新城:看《新周刊》,1985年之前的,是有感觉的;1985年之后的,没感觉。

春树:这没错。曾经有个记者采访我,我看她年龄和我差不多,要不就比我小两岁,她问,你对生活有压力吗?我说有啊,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有很大压力。她说:啊?怎么会对生活有压力呢,我怎么一点压力也没有呢?我当时觉得,不是她疯了,就是我疯了。

封新城:她没你这么敏感嘛。

张海儿: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春树:多么荒诞的事情居然都是现实,它绝对比想象力更超脱,就包括富士康十几跳,那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我觉得能拍一个恐怖片了。

封新城:那应该是另外一个星球来拍的7。富士康的事情今天还在继续呀,我觉得这一定是启动了什么东西,哪个开关被打开了。

春树:《V》看过吗?我郑重推荐你看,你不得不看,看了一定会喜欢,我跟你说一句它的台词好不好:“这个国家缺的不是高楼,而是理想。”里边有一个人,戴着一个面具,是一个微笑的脸,像一个V字――我太喜欢那个电影了。你刚才说富士康,启动了一个程序,我觉得它就像《V》那个电影一样,不过这边启动的是一个死亡的程序、绝望的程序,那边启动的是一个大家要反抗的东西。村上龙我特别喜欢,他有一本书叫《希望之国》,说A41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希望,说的是日本。中国现在也有点儿像了,除了你们这些有识之士以外,你看我接触的那些富二代,我的妈呀!当然他们也谈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但是,天上人间一关,他们也没地儿去了。

封新城:不要跟既得利益者谈任何的……

春树:我没谈,他们自己的谈话,我在旁边听着。我跟你说吧,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也感觉到了问题。在中国任何人都没法逃脱,就像“”一样,前一阵子你打人,过一阵子人打你。

封新城:你说我们在中间,你丫是支持他呢,还是支持他?我们中间夹着呢,忒他妈烦了。春树:我们还在中下层呢,你已经在中间啦?哈哈!

封新城:我说的中间是什么?是个立场,我只坚持常识,没坚持任何东西。

春树:很早以前,萨特就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或者说有资格、有必要,为另一个人指明方向。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你指明方向,那些意见也不会对你造成实质影响,所以就不要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就让他去死,别来烦我们这些老师,有这些废话回家问你妈去,只有她才跟你休戚相关。你问我们干什么,我们有必要为你负责吗?更何况我们想为你负责也负不起。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在中国,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太磨练人性了。

封新城:你要好好开导一下蒋方舟。

春树:我跟她早就认识了。

封新城:我担……

春树:她又能干什么呢你告诉我。

封新城:最近她发言很过分,我告诉你,说一些挺过分的话。

春树:你像一个担心她的舅舅一样。

封新城:我本来就是……

春树:本来就是她的舅舅、叔叔、伯伯,监护人?

封新城:监护人。

春树:咳,没事儿,那么多人比她更那什么呢,更,没怎么着呀。

封新城:不是。

春树:哎呀,愤怒有助于血液循环,你说她又不谈恋爱,她能靠什么发泄呢,只能搞搞政治啦,哈哈。一个人要转变到另外一个方向,你是劝阻不了的,只有等她自己明白,那是她的选择。

封新城:蒋方舟前一段时间说,要退学,你会给什么建议?

春树:退学干吗?退学了干什么,有想法吗?她退学的理由是什么呢?

封新城:她就是说…--

春树;学不到东西,是吧?那想退就退呗,只要能跟她妈达成协议。

封新城:就是选不成协议,她家里吓坏了。

春树:说实话,退学能造成她神话的延续。我觉得她可以继续上学,这个神话也会延续。只是两种神话而已。

张海儿;我对她指出了两点:第一,退学作为一种姿态,当然不错……

春树:她有可能不是姿态,这你要搞清楚,她是真的这么想的。

张海几:第二,在场的人,包括你也劝她,不要退学,怕这会成为一种姿态,是不是?我当时说了一句,如果怕由于退学而成为一种姿态,这本身也是谄媚的一部分。我觉得,如果你留在里面,把它捣毁,不是更好吗?春树:我跟你说吧,人和魔鬼的搏斗过程中,也很容易会变成魔鬼。留在体制中不但不会把体制摧毁……哎呀就看她自己啦。张海儿:蒋方舟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她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她总会朝着那样一个向去。她不会走向反面,你知道吗?如果她在路上栽了一个跟斗,也很好嘛;如果她失去一些东西,也很好嘛;如果她痛不欲生,也很好嘛。 (录音整理/王斤)

春树六人谈

春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直接、本质,这么多年她变化不大。我非常喜欢她的诗歌。她的写作状态非常好,是那种可以一直写下去的作家。她非常有才华,大家往往认为她比较勇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其实春树比她传达给大家的要聪明,可能她自己也不想表现得那么聪明。从她的诗歌可以看出,她不是一般的女孩,不是一个很纯洁很勇敢的普通女孩,在北京认识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写了一些书――她不只是这样的。

――棉棉,作家

2002年初识春树,当时她抱着刚出版的《北京娃娃》,我要了一本来看,感觉触目惊心。当时中国还没有残酷青春文学,甚至青春文学一说,看完觉得80后居然已经活成这样了,那种放任、恣意,遍体鳞伤又奋不顾身地生活。这孩子算是把这种生活方式直白、不加描摹地展示出来的第一人吧?

春树成名后,一是背着舆论的争议,还有好多有相似经历的80后总会有意无意把她当成一个倾诉对象之类的,感觉她担子不轻。但她身上本质的东西没变,比如那种对社会的反叛和质疑,那种奋不顾身的劲儿。虽然文风日渐老练,但感觉她永远活在18到20岁之间,那种生气勃勃、能量充足,对一切都保持好奇心和怀疑,是一个人所能保持的最好年龄吧。

――朱步冲,记者 “我妈说要不是她们发现得早就都要给烧死了'但我发现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一点也不疼,也许我宁愿事情是这样。”《北京娃娃》这句话,让我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女孩,她是那种什么都可以聊的朋友,时装、时事,感情、写作、生活、理想,等等。她穿三四十块钱的淘宝货,也穿巴宝莉的风衣。她不是那种很“事儿”的女孩,不需要特别照顾她,所以和她在一起很舒服。她的正义感是众所周知的,在对待一些问题时有自己的认知和态度,同时她也是行动主义者,“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有些人可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需要其他人参与就能把自己的世界撑起来,这种担当,她就有。

――源远,85后作家

跟春树认识是1999年,当时我在“挂在盒子上”乐队,她告诉我有个乐队叫玻璃娃娃,她是主唱。她特好学,虽然唱歌不好听,五音不全,但还是很努力地学。她这几年变化挺大,成熟多了’也比较爱国。她第一本书写青春的那点事,对问题的看法不是很深刻。其实她的小说,一直有负面评语,有人不承认她是作家。但她始终很努力。

她特别勇敢,面对爱情,面对喜欢的男孩,非常直接。她是进攻型的,我是防守型的。她喜欢一个人,并不在乎人家喜不喜欢她,上去直接拿下。有一年中秋节,我陪她去找她喜欢的男孩,跑了很远去男孩的学校。这感觉太高中生了'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好像永远不会老。

――王悦,独立音乐人

春树这个孩子,走向文坛,多多少少有点游戏和偶然的成允但她成为作家却是必然的。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全国藏书第二,她经常来,拿着我的借书证,借各种各样的书、期刊。她经常问我:“这本书可不可以送我,不能送的诋可不可以借我看。”以至于馆里有人说,不要让那个女孩看到。她什么书都要。汶川大地震后,她自费跑到地震现场,之后有了大的思考,不再是小女孩,开始转型,关注更宏观、更辉煌的东西。能力不够,就充电,她爱学习、很谦虚,我很看好她。我看过她的短篇,但还没看过她的长篇。日本期刊上发表过她的短篇,同时还有一批中国青年作家的小说。日本最著名的作家(我就不说他是谁了)看到了,他说春树有未来,质比较好。我觉得春树和同龄人不一样,她夏成熟,更关心生活本质。她写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跟80后对城市的关注点不一样。

――许金龙,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我17岁那年认识春树,已经11年了。我在天津,她在北京,严格意义上是网友。春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文学理想,坚持写东西,坚持学英文,这是我很喜欢她的原因。我觉得照片和她真人有很大区别。照片上她很酷、很不羁,其实她在生活中是特别二的人,特别开朗。

村上春树范文第4篇

16岁的时候,我也想象过遇见卡夫卡,然后给那个世界上最坚强的迷途少年,送去他最需要的温暖。我希望他过得好好的,更希望自己能够快乐,所以我在海边大声呼喊,告诉那个去了森林深处的我,要坚持梦想,做个干净并且是自己的人。

而那时,我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面对高二的分班,我犹豫着是否要坚定自己的梦想。我喜欢画画,甚至可以说热爱画画,可是面对家里人的反对和老师的不理解,我最终放弃了去学美术。夹在梦想和现实之中,夹在自己和长辈之中,我动弹不得。

其实我多想告诉他们,我不是什么优等生,我最不擅长的,最讨厌的,也最害怕的,就是学习。我之所以能拿到这些成绩,是因为我多出别人十倍的努力!可是我累了,我真的很累!我喜欢的是画画,而我最终不过还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活,去为了对我而言一文不值的成绩去拼命,只有在听到梦想这个词汇时,背过身去抹去几滴眼泪。

从那以后,我开始疯狂地读村上春树的书,只有在他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安慰。我学着他去跑马拉松,去听爵士乐,去看西方文学,甚至去学日语,只为了看懂原汁原味的原著。在他的作品中,大部分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充满痛苦,却真实;一个是幻境,没有痛苦,也没有感情,而书中的主人公大都选择了留在现实中,背负起一切坚强地活下去。他描绘的世界,看似虚幻,却十分写实。他告诉人们,所谓的乌托邦,只是欺骗自我的东西,它是不存在的。世界必然存在不幸,我们不应该惧怕它,而是去克服它。只有如此,才能作为自己而活。

我不再抱怨,而是珍惜每天的时光,不知不觉到了高三。好友桃桃说她已经不行了,她要放弃高考,那时距离高考还有150天。我怎么安慰她她都不听,她说她决定了,不改变了,她要是再努力下去会被自己逼疯的。我想起去年我们说好要一起考上北方的大学,然后一起看雪。我问她,你还想看雪吗?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我们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不顾一切地出发。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桃桃抱着我一直哭,她说她不想放弃,可是不敢坚持下去了。我安慰她说不要怕,我在这里。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有快乐,有悲伤,有得到,也有失去。再大的痛苦也伤害不到我们,只要我们足够坚强。我说了很多,也说了我的梦想,我的妥协。她的哭声渐渐减弱,最后变成均匀的呼吸声,像婴儿般一起一伏。

7天的假期,我们都在等一场雪,直到离开的前一个小时,我们都不能如愿以偿。就在我们都要放弃的时候,我们看到雪了,那薄薄的、成不了积雪的小雪花,像羽毛一样慢慢地落下来,很美很美。我想起一句话,雪为什么是白色的?因为雪忘记了它曾经是什么颜色。但我却想不起这句话是出自哪一部漫画。桃桃说,“谢谢你。”她的话跟雪花一起飘进我的心里。

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哲学并不是一堆空话,我可以抚慰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抚慰自己。

村上春树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存在;不存在;统一;矛盾;村上春树

一、存在的不存在感,不存在的存在感

有人曾经问村上春树,为什么他笔下的现实都显得那么奇幻。村上回答说“认为现实只能是现实的人抱的是一种呆板的形式主义态度。如果你聚焦于现实,并且将焦距越拉越近,你最后会发现现实开始失去现实硬邦邦的外壳,开始变得奇幻起来。”

这就是村上春树的写作特点,将现实写出不现实感,再将幻想写出现实的质感。这也与村上春树常常在小说中提到的主题――存在的不存在感有关。

因此村上春树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给了主人公初证明岛本小姐存在的证物,一张纳特・金・科尔的唱片《国境以南》与一个装着十万块钱的信封。岛本离开后,唱片和信封都不见了。初自己承认:“所谓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原原本本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认知为事实的事实’,实在不可能区分清楚。”

村上春树的写作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便是模糊存在与不存在的边界,打破所谓科学与现实对人的思想束缚,回复到科学之光尚未分开现实与非现实的黑暗中,让人心的黑暗膨胀为现实中的黑暗,直到给人以目瞪口呆的效果。

比如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眠》,一个家庭妇女在梦魇后,发现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她利用晚上家人睡觉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她发现停止睡觉之前的所有记忆似乎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飞逝而去,原来之前为家庭服务的自己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她在这些幻想中越陷越深,直到两个黑影出现并开始左右摇晃她的车,她最后是死了还是失去了意识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村上春树在现实背景的生活描述下对黑暗之域的一次突然袭击。

至于不存在的存在感,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称小说的真实性,比如,在村上春树为《旋转木马鏖战记》写的导言中写道“将这里收录的文章称为小说,对此我真是不无犹豫。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的小说……它们无一例外均有事实基础。我不过从很多人口中听来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将其笔录成篇。”直到1991年村上《全集》的第五卷出版,他才承认《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

另一方面,通过详细描述人们处于不现实的世界中的现实触感,将不现实的世界在读者心里从感官感受到心理感受都一点一点构建起来。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以最精确的细节描述一样压根不存在的事物的过程更让他享受的了。

讲述村上春树小说中不存在的存在感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短篇小说《穷婶母的故事》“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一切的一切中,独独穷婶母俘获了我的心。”“我”转向女友说:“想就穷婶母写点什么。”但在他就穷婶母沉思了片刻后,一个“真的”穷婶母突然在他背上成了形。“我”的朋友们离开了“我”,因为穷婶母令他们想起自己人生中令他们沮丧的人与事。媒体采访“我”,“我”甚至带着穷婶母去上电视。村上春树通过描述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带给我们以似曾相似之感,通过他的表达我们可以往穷婶母这个符号里填充以往给我们不愿正视的窘迫感的一切事物。

村上春树从容地完成小说中现实世界与奇幻世界的转换,展现了熟练地用语言锻造世界、扭曲世界的本领,但不管是锻造世界还是扭曲世界,对村上来说,笔下的故事永远都是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正如村上春树在《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描述一样“我在写小说时,先将各种各样的现实性材料――我是说假如有这类东西的话――一股脑扔进大锅里煮,一直煮到面目全非,而后切分成适当形式加以使用。所谓小说或多或少便是这样一种东西,现实性也是这样一种东西。”

二、讲述事物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

村上春树曾言到,将“存在”和“非存在”进行比照是他的癖性,亦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他喜欢在作品中并置两个平行的世界,其一显然是臆造的,另一个则较近于可知的“现实”。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为例。村上就创造出了虽巧妙相关却截然不同的两个虚构的世界。两个世界互相呼应,各种细节都向我们表明世界尽头就是冷酷仙境中的我的内心世界。但两个叙述者故意被分开,又在于村上认为个人无法探知自己的内心世界。村上认为如“世界尽头”那样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潜意识的世界,包含着更多帮助我们体认自我的真实。这里的真实是相对于个人的真实。

除了两个世界的并置,村上春树同样喜欢在故事中设置两个主人公,以《且听风吟》为例,他创造了一个“此一世界”的酷酷的“我”以及一个痛苦的沉溺于内心的作家“鼠”,两个人物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而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我”跟“鼠”则再也无法碰面,他们两个分居在两个平行的世界。正如前文提到,至于说为什么要在作品里出现两个自己,村上春树曾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所以出现两个自己,或者说出现两个世界的对话,都是想让“灵魂获得自由”的手段。

同样,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也并置了两个女主角,绿子和直子。“有血有肉的、温暖、活生生的”绿子不同,直子纯净美丽又脆弱。她们两个代表“我”的两种不同的爱情选择,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对生活可能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人总是处于抉择的困境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地选择而不是主动地选择。而且,即使我们主动地选择了,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对是错。人只有一次机会,只能这样或者那样,历史永远无法重来,我们也没办法比较,也无法知道自己选择的对错。人生就是由无数偶然堆积出来的必然,而每个人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因此,人生或青春永远笼罩着一种伤感、忧郁的情调。

另外,这种即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两个世界、两个人,还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分离的灵与肉。《寻羊冒险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讲自己小时候就是看鲸的长大的,感觉到上面漾出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有一段这样写道“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十七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我们不是鲸!’”这是一句看似坚定的反语,我们认为我们不是鲸,不会被彻底地分离,但实际上我们却常常像鲸一样灵肉分离,且其中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体现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性自由的事实面前,迷失的现状。

描写灵肉分离的还有《斯普特尼克恋人》,讲述了长到二十多岁都还没有爱过人的堇,在二十二岁那年,爱上了身为同性的敏,敏却因为十四年前的神秘的意外,灵魂中的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只剩下再也不会有的躯壳,头发也一夜变白。堇非常悲痛,并在一个夜晚出走,似乎也进入了敏的灵魂去的世界。村上春树用这样一种魔幻的写法阐释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很多人当他们麻木违心地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早已从身体撤离,只剩躯壳仍然在按照惯性运转生活着。

村上春树对事物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体察,大概可分为意识与潜意识,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灵与肉,选择与错过的选择等等,均涉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不管用魔幻还是现实的手法演绎,都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敏感以及对人生的关切。

【参考文献】

[1](美)杰・鲁宾.洗耳倾听 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日)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M].吕千舒,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